俄罗斯邮政报刊发行的有益探索

一、俄罗斯邮政报刊发行工作的有益探索（论文文献综述）

刘钧^[1]（2021）在《个体灵魂的时代印记 ——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肖像绘画研究》文中提出俄罗斯的肖像艺术在世界画坛具有独树一帜的地位,尤其是到19世纪下半叶更是达到了顶峰阶段。在这一时期俄罗斯民族肖像画派逐渐形成,不仅出现了像克拉姆斯柯依、列宾、苏里科夫和谢洛夫等耳熟能详的肖像画大师,还有一大批优秀的肖像画家也创作出十分精彩的作品,正是当时所有艺术家的合力作用之下,才创造出俄罗斯肖像画领域的辉煌成就。这种艺术现象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社会进程的必然结果。本文把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肖像艺术的发展与时代进程相结合,从艺术发展规律、文艺思潮和社会背景的深层次角度来解读肖像绘画,并且从被描绘对象的社会身份和阶层属性分别进行研究,主要分为公众知识分子阶层和平民阶层。他们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主角。首先,在俄罗斯肖像艺术传统当中有着英雄人物情结,对为民族历史作出伟大贡献的人群极为崇拜。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社会最为耀眼的群体当属公众知识分子阶层,他们用自己的思想和文艺作品作为武器,改变了陈旧的观念,推动了社会变革,为时代发展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所以当成批量的描绘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肖像作品出现时,正是艺术家顺应了时代的呼唤。这种艺术现象在世界肖像画领域也极为少见,也成为了俄罗斯肖像艺术的独特标志。其次,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农奴制改革的推进,俄罗斯平民阶层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底层的劳动人民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俄罗斯肖像艺术家群体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变化,在创作中开始大量出现描绘农民工人的肖像作品,预示着一个崭新的历史帷幕的拉开。最后,在这一时期的俄罗斯肖像艺术家为自己创作了大量的自画像,这些作品既是个体灵魂的自我审视,也是时代意志的精神投射,充满了动人心弦的艺术魅力。俄罗斯的肖像艺术对近现代中国肖像绘画发展影响深远,直到今天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其产生环境和发展脉络与中国肖像艺术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本文通过对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肖像绘画的深入研究,希望找到其演化发展之规律,为中国肖像艺术的繁荣发展带来一定参考和借鉴的意义。

LEE W00NG^[2]（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李梦玲^[3]（2020）在《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岭南报刊小说中有着一定数量的翻译小说,与近代其他地区的报刊翻译小说一样,这些刊于岭南报刊的翻译小说同样是近代翻译小说大潮中的一抹别样的浪花。据统计,近代岭南地区刊载翻译小说的报刊多达34种,共刊有101篇翻译小说,1部寓言故事集（《伊索寓言》中译本,82则）,翻译小说单行本也有至少40种。可见,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具有一定的规模,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本文将其作为研究对象,除去绪论和余论外,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对其兴起背景进行探究,涉及小说界革命、岭南地域文化、译者来源以及读者与市场这四个因素。并梳理其发展脉络,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繁荣期和衰落期这四个阶段。第二章对其艺术特色和文化价值进行挖掘,既有与近代报刊翻译小说相似的一般特征,即在呈现传统小说特色及文化观念的同时,也蕴含着西方小说特色及文化观念,又彰显了岭南地域文化色彩,如粤方言、岭南风物与民情、岭南画派以及岭南革命风潮等特色。第三章对突出刊物与名篇译作进行个案研究,不同报刊有着不同的办刊理念和编辑队伍,这对所刊翻译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关注世界名着在近代岭南报刊的译介情况,着重考察译作与原着之间的关系,探析译介手法。第四章考察其对自着小说产生的影响,如观念的革新、题材的拓宽以及小说叙事手法的突破等。最后对其成就与缺陷进行总结,并评价其在岭南小说史和翻译小说史上的地位。

黄秋硕^[4]（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研究说明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王洪梅^[5]（2020）在《城市空间视域下兰州市邮政报刊亭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国内报刊亭发展步履维艰,昔日街头热闹的报刊亭逐渐从我们的视野远去。报刊亭除了销售报纸,在城市空间中是否还有其他功能?在报纸阅读量急剧下降的情况下,报刊亭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本文主要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对兰州市城关区和七里河区的邮政报刊亭进行田野调查,经过实地走访,对兰州市邮政报刊亭的亭主、读者、管理者进行访谈,并对报刊亭的实践活动进行参与观察,利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从城市空间视角讨论邮政报刊亭的价值与意义。借助西方学界“空间转向”所取得的跨学科研究成果,传播学界发现了媒介及其研究的空间转向,提出空间与媒介在传播本质上都与社会关系紧密相连。本文以报刊亭作为媒介形成的关系作为切入点,研究邮政报刊亭的空间规划、空间管理、空间延伸、空间再造以及蕴含其中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解释影响空间变化的诸多因素,从多个角度呈现报刊亭承载的不同关系。本研究通过报刊亭这一实体建筑的空间演进探讨人、报刊亭、城市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报刊亭不仅是城市空间中的微小建筑,还是信息流动的节点,货物交换的中间站,人与人相互信任的纽带,人与城市融合的中介。报刊亭的空间变化是政策、技术等多种元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本身又作为一个媒介,勾连着人与人、人与城市的特有关系。报刊亭承载着城市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体现着城市的阅读生态,是城市生活的公共空间,是城市提升沟通性的物理场所。报刊亭在城市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陈龙^[6]（2019）在《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文中研究表明五四以降,各种“主义”激荡角逐,孕育了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报刊作为凝聚早期共产党人与共产主义组织的精神核心,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中共报刊工作发源于城市,但1948年中宣部发布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提出“我们城市办报的经验还不多,望将经验与问题电告”,似乎忽视了建党以来中共在“城市办报”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聚焦1942年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和1948年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发布的前因后果,不难激发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整体转型的想象。这种转变的多次发生,揭示了中共办报模式主要不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线性发展,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振荡过程。现有研究表明,意识形态的变迁、地理环境的形塑、中心工作的转换、政党地位的演变是影响中共办报模式发展的主要因素,报刊与党派的关系、报刊与受众的关系、报刊的技术形态、报刊的经营管理及其相互关联与影响的方式是中共办报模式的主要内核。本文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模式”的意涵出发,全面系统地对1921-1949年中共办报模式的演变历程进行研究,对中共办报模式作如下历史分期与类型划分:1921年至1927年是“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上海模式”;1928年至1937年是“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瑞金模式”;1938年至1949年是“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重庆模式”与“延安模式”。通过对以上模式的符号化描述发现,中共办报模式的发展轨迹基本是以“党报姓党”为中心线,以“城市办报”和“农村办报”为两级上下波动,其发展存在三种逻辑:作为党派工具的报刊、作为社会公器的报刊、作为生产事业的报刊。时代在变化,报刊的使命任务也应随之变化。《红旗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当前报刊的主要使命是“以建设为自任”而非“炫众以导乱”,报刊发展必须兼顾三种逻辑,不可偏废。要解决“在新形势下办报党报,在保持党性的前提下不断增强党报的影响力”的问题,应当推动政治方向的引导、读者需求的满足、报刊事业的壮大的有机结合,这是中共办报模式在两级振荡中的曲折发展历程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指明了中共办报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季宇^[7]（2018）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员是党的肌体最基本细胞、党的活动最重要主体和党的方针政策最直接执行者,党员是否具备敏锐的政治意识、良好的理论水平和较高的党性修养,直接关系着党员能否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能否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与党的长期执政地位是否稳固。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与时代担当,并指明党的建设的总体思路,不忘初心,“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因此,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员思想政治教育,凝练出其中蕴含的历史经验,从中获取现实启示,进而推进新时代党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全面提高党员队伍的理论修养和政治素质,是当前党的建设的应然逻辑和现实诉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到强大、从幼年到成熟的重要时期,党中央审时度势,依据不同发展阶段革命的中心工作和根本任务,对党员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取得了彪炳史册的辉煌功绩,为党的不断发展壮大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坚不可摧的基础。时至今日,用生命与鲜血铸就、孕育于跌宕起伏的革命历程中的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经验,仍然历久弥新、熠熠生辉。因此,本文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员思想政治教育为课题,以中国共产党党员为特定对象,以思想政治教育学为理论观照,采用“论从史出”和“以论带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主要研究七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厘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涵与理论基础。二是以历史演进为序,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各历史阶段的党员队伍建设状况、革命发展态势、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主要形势和基本概况进行理顺。三是梳理和总结了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具体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党的政策和策略教育以及党员纪律教育。四是提炼出极具代表性的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即理论教育法、典型教育法、自我教育法和实践教育法。五是概述了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涵盖了以大众传媒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宣传载体、以党校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以在职党员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日常方式和以整党整风为主要方式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六是客观地评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挖掘和凝练出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征,即教育环境的特殊性、教育对象状况的多变性、教育内容的发展性、教育方法的针对性和教育载体的灵活性;将党员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的历史功绩诠释为:造就出一支坚不可摧的党员队伍、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进程以及创建党员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框架;将其局限性概括为“左”倾错误阻碍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和局部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流于形式。七是总结和诠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将历史经验阐述为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全党、以理想信念教育坚定党员革命初心与使命、加强廉洁自律教育以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多样化方法运用以精准提升教育的针对性以及多元化载体建设以有效增强教育的实效性;将现实启示提炼为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将政治教育摆在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首位、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以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之钙、加强反腐倡廉教育以构筑拒腐防变底线、实现教育方法的有机整合与重点突出并举以及坚持教育载体的历史延续性与时代创新性,从而完成了革命经验当代化与不断创新的过程,彰显了研究价值与作用。

王香波^[8]（2017）在《苏俄文艺与文化政策演变研究》文中提出作为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历经了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执政时期,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建立俄罗斯联邦,进入了一个全面反思、批判、否定苏联,从社会制度到大政方针的重建时期。在近一个世纪的苏俄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文艺和文化政策也表现出极大的不同。苏联时期虽然不同的执政者对政策有所调整,但由于斯大林模式的深刻影响,在根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根源于革命极端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苏联文艺和文化政策在指导、推动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失误。苏联解体以后,叶利钦针对当时文化事业存在的困惑与危机,一方面对苏联时期极左思潮进行彻底的反思与清算,另一方面制定一系列符合俄罗斯发展现状,并于世界接轨的新的文艺和文化政策,从而使俄罗斯的文化事业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本论文细致梳理了自列宁至叶利钦时期苏俄的文艺和文化政策发展,以及其社会政治背景,探讨不同时期苏俄的文艺和文化政策对其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影响。在文化艺术领域,无论是苏联时期的历史经验,还是叶利钦时期的改革,亦或是普京总统执政时期“俄罗斯新思想”视阈下的文化大国形象重树、国际强国新形象重塑,都对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程小玲^[9]（2016）在《公共外交视野下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力研究 ——以新华通讯社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公共外交从根本上体现了一国政府对于增进不同国家之间文化相互理解的自觉努力,是进行国家营销的系统性规划。公共外交的核心载体是国际传播,传播能力决定了国家影响力,现代媒体的介入促成了内政外交一体化。公共外交与媒体国家影响力塑造,正发生强烈互动与融合。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以和平崛起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际地位逐步提高。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却明显存在短板,对外传播明显“大而不强”的问题较为明显,国际舆论环境中“西强我弱”的被动局面依然存在。作为国家的耳目喉舌、身兼官方和民间背景的天然优势,以新华社为代表的中国主流媒体,正在通过外宣、外交、外销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国际传播,不断在公共外交领域中取得重要成果。本论文在公共外交的视野下,对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力进行考察,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并结合西方媒体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发展策略和建议。首先,论文对公共外交、主流媒体及国际传播力的内涵、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作了阐述。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渠道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公共外交是主流媒体开展国际传播的重要手段。事实证明,在公共外交的背景下主动设置议题,通过文化交流、信息项目等形式,可以灵活、深入地建立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有效影响外国受众,提高本国国际影响力,加强国际话语权。其次,论文对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力现状进行了梳理,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前对外报道稀少、国际新闻报道基本无存在感的封闭期；努力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开拓期；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9年以来,以国家为主导的全面布局、促进主流媒体结构优化的战略转型升级期。其中,笔者重点以新华社为例,系统介绍了这个世界性的国家通讯社,在我国国际传播中的地位、作用、渠道,以及议程设置的框架、组织机制、受众定位。并对其特有的国际传播历史沿革、外宣报道平台流变、媒体外交活动开展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新华社是中国最重要的官方主流媒体,也是我国对外宣传的缩影。通过对这个典型案例的深入剖析,论文分析了我国际传播力建设中的主要优势、突出问题、影响因素和未来走向。此外,论文还对西方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建设进行梳理和横向比较,总结对我国有积极借鉴的内容。最后,在综合上述各方面研究的基础上,论文从公共外交的角度,针对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建设,提出包括制定总体战略、提高议题设置能力、增强国际化叙事能力、加强传播渠道建设、创新传播手段等方面的建议。

谢双悦^[10]（2016）在《《时代邮刊》的办刊特色及发展对策研究》文中认为作为社会文化类综合期刊的《时代邮刊》创刊于1999年,以“独家策划”“时代观察”等旗帜性栏目来铸造核心竞争力,彰显自我风骨,被业界和读者誉为“中国的《时代》周刊”,是湖南期刊的名片。《时代邮刊》经历了筹办创刊、全面改版和改制运作三个阶段,已从最初的迷茫震荡期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当前定位明确,实施“一体两翼”发展战略:以《时代邮刊》的精致内容为“一体”,以纸媒出版和数媒服务为“两翼”的双向发展战略,在现有60万份期发量的基础上,积极扩展纸质发行网络布局,力争达到“百万大刊”的发展目标。文章通过对其内容方面超前的选题、真实犀利的文本风格、真实独到反映社会问题的封面专题等内容进行期刊内容特色分析,探析该期刊以文化资源为核心竞争力的成果,解答该期刊吸引读者的内因。结合《时代邮刊》大方清楚的版面叙述、艺术化夸张的封面特点、自成一体的整体形式风格三个因素,体现《时代邮刊》内容与美学设计相结合打造出期刊的整体风格。《时代邮刊》取得今天的成绩得益于其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转型,在经营上采取实打实的发行方式,敢于想舍得跑,并开辟第三方订阅方式创新营销增大订阅量。通过准确的分析受众消费能力来进行广告营销,让《时代邮刊》品牌增值,通过先进的管理机制作为其后盾,发挥骨干编辑作用,形成团队凝聚力和战斗力,全员加速向“百万大刊”冲刺。同时,时代邮刊面临着投资回报不高、受众定位过于广泛制约市场开发等现实问题,在新媒体发展势头良好的大环境下,《时代邮刊》通过拓展品牌发展,树立品牌营销力,全面把握自身品牌和内容价值优势,找准全媒体平台发展的方向,从单一的纸质出版到努力建成覆盖全国的融纸媒、网媒、移动资讯媒体端、微博微信类新媒体矩阵、电商服务等自营以及整合资源为一体的品牌传播与运营的综合数字媒体服务平台。对《时代邮刊》的分析研究是具有一定普遍性与个性的。它独特的风格定位、邮政为主的发行渠道,让它是特别的,而当前纸媒销量严重下滑,新媒体时代为趋势的现实问题,又是所有期刊面临的困境。笔者期望通过研究《时代邮刊》的个性,通过探讨《时代邮刊》在打造“时代+”全媒体平台建设上的现有成果,以及在适应新媒体过程中是如何发挥潜力,以规避风险,为社会综合类期刊研究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是笔者以期达到的研究目的。

二、俄罗斯邮政报刊发行工作的有益探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俄罗斯邮政报刊发行工作的有益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1）个体灵魂的时代印记 ——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肖像绘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5）城市空间视域下兰州市邮政报刊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论文提纲范文）

（7）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苏俄文艺与文化政策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公共外交视野下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力研究 ——以新华通讯社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时代邮刊》的办刊特色及发展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俄罗斯邮政报刊发行工作的有益探索（论文参考文献）

• [1]个体灵魂的时代印记 ——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肖像绘画研究[D]. 刘钧. 中央美术学院, 2021(08)
• [2]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3]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研究[D]. 李梦玲. 暨南大学, 2020(04)
• [4]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5]城市空间视域下兰州市邮政报刊亭研究[D]. 王洪梅. 兰州大学, 2020(01)
• [6]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D]. 陈龙. 暨南大学, 2019(08)
• [7]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 季宇. 东北林业大学, 2018(02)
• [8]苏俄文艺与文化政策演变研究[D]. 王香波. 黑龙江大学, 2017(06)
• [9]公共外交视野下我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力研究 ——以新华通讯社为例[D]. 程小玲. 武汉大学, 2016(01)
• [10]《时代邮刊》的办刊特色及发展对策研究[D]. 谢双悦. 湖南师范大学, 2016(02)

标签：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