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上的锡林郭勒草原垦殖——兼论锡盟种植业区的形成(论文文献综述)
崔思朋[1](2020)在《气候与人口:历史学视域下“农牧交错带”研究基本线索考察及反思》文中研究指明以往有关历史时期农牧交错带及相关问题研究中,气候与人口因素是两条基本线索,但是通过对时空维度下农牧交错带变迁考察可以发现,气候与人口因素的影响各有偏重,且在不同时期影响程度也有差别。因而本文在考察气候与人口因素对历史时期农牧交错带变迁影响的基础上,认为有三个关键点应加以关注:(1)要区别对待气候与人口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响程度;(2)注重农牧交错带变动的核心区域"边界地带";(3)农牧业选择对农牧交错带环境景观变化与生态系统变迁的关系。
吴勇杭[2](2020)在《《察哈尔政务辑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察哈尔地区地处中国北部边疆,紧邻京畿,为天然军事要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明清交替之际察哈尔部归附后金,清朝历代统治者不断加强对察哈尔地区的军事治理,并将其逐渐纳入到清朝的军府系统之中,至乾隆年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都统管理体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历次对外战争中屡屡失利,签订了大量不平等条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淖里越陷越深。文人志士深感读书应当“经世致用”,纷纷着书立说。这一时期,大量史志书籍纷纷问世,其中既有介绍西方先进制度文化的书籍,又有记载地方人文地理的方志,还有记录典章制度沿革的政书和辑录大量原始资料的公牍档案汇编,兴盛一时。然而,察区经济、文化长期滞后,有清一代,方志无几,体例完备的政书更无一部。民国初年,察哈尔地区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如区域变动,机构调整,制度更易等,还经历了张勋复辟、朱成章部叛乱和巴布扎布残部窜扰锡盟、卢占魁匪帮窜扰察区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一时期,在察区产生了诸多重要的公文档案,为《政务辑要》的编纂提供了充足完备的第一手资料。从1916年6月9日到1919年12月26日,田中玉两任察哈尔都统。治察三年间,他深感时局艰难,为政治理多有缺憾,遂命都统署有关人员辑录重要公文档案编成《政务辑要》一书,用以反躬自省。是书以军政、民政为纲,共分十三类,属军政者有军事、军需、军法、军牧四类,属民政者有疆域、考绩、财政、垦务、警察、教育、实业、司法、旗务九类,涵盖民初察区各个方面的情况,极富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然而,当前国内学术界有关领域对该书进行研究的论着十分少见,相关利用也远远不够。故本人试图结合相关文献史料就《政务辑要》的成书缘起、版本体例、格式内容等问题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以期进一步推动相关领域研究。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首先介绍察哈尔都统署的沿革和田中玉的生平;其次详述是书之编纂缘起,并对其版本、体例作简要介绍;接着,对书中的公文格式和主要内容进行介绍分析;最后,阐明该书的文献史料价值及其不足之处。
魏宝成[3](2019)在《北方农牧交错带土地覆被变化对地表温度的反馈作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土地覆被变化作为人类活动对地表影响的重要载体,已经从局地、区域和全球尺度上,对气候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全球变暖的背景中,分离出土地覆被变化对气候变化的反馈,并且厘清土地覆被变化是如何通过生物地球物理过程来影响区域气候变化,将有助于科学的认识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从而在更大尺度上研究土地覆被变化产生的气候效应以及为未来全球战略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作为世界四大农牧交错带之一的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是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和气候变化敏感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和草原畜牧业生产基地,也是中东部平原区的天然生态屏障。然而,受人类活动的干扰,特别是自1999年以来实施的一系列生态恢复工程,已经使得研究区土地覆被状况发生了剧烈改变。而这种改变对于区域气候变化产生的反馈作用至今缺乏定量的研究,亟需开展深入研究和分析。本文首先以时序MODIS-NDVI作为主数据源,采用优化后的动态时间规整算法,提出了适合研究区的土地覆被制图方案,实现了20012017年土地覆被状况的空间制图,并根据经过多次检查的样本单元对2010年的制图结果(LC-2010)从传统方法和空间一致性(与GlobLand30-2010进行比较;GL-2010)的角度分别进行了全局精度验证。同时根据在20152017年三次毛乌素沙地野外考察采集的样本点进行土地覆被制图结果的局部验证。在此基础上,从年际尺度揭示了研究区土地覆被变化的演变特征。然后,以MODIS-LST作为主数据源,在对其进行数据质量分析、高质量数据重建以及精度验证的基础上,从空间、时间和趋势三方面,系统分析了研究区LST在年际/季节/月尺度以及白天/夜间的演变特征。最后提出了借助土地覆被数据对LST进行线性变换,以消除或者削弱背景气候对LST影响,并选用日较差作为衡量LST变化的指标,详细分析了3种土地覆被及其变化、草地恢复和退化对日较差的反馈作用以及土地覆被变化是如何通过生物地球物理参数(主要为Albedo和ET)影响LST变化,本研究得出的认识可以为研究区土地资源管理策略的制定,人类土地利用行为的科学调控,以缓减与适应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提供借鉴和参考。论文得到以下几点结论:(1)基于时序MODIS-NDVI数据和优化后的动态时间规整方法的土地覆被制图方案,可以实现较高精度的土地覆被信息提取。在进行MODIS-NDVI时序重建时,采用谐波个数为4和拟合容忍误差为0.08谐波参数组合,重建结果最优。真实的缺值模式,会使得高植被覆盖区的均方根误差和最大绝对偏差显着增加;而中-低植被覆盖区,短时间的缺值对重建精度的影响较小。LC-2010的制图精度为77.89%,kappa系数为0.71。不同覆被类型的生产者精度介于69.83%100%;用户精度介于58%86%。LC-2010与GL-2010的总体空间一致性为64.44%。不同的土地覆被,空间一致性表现为草地>水体>耕地>林地>裸地>建设用地。在毛乌素沙地地区的局部验证结果表明,土地覆被制图精度达到了82.16%,kappa系数为0.75。(2)研究时段里,草地和裸地面积呈减小趋势,其中草地以低-中覆盖度草地的面积减小为主,而高覆盖度草地呈增加趋势。耕地,林地(以混交林增加为主),水体和建设用地面积总体呈增加趋势。耕地与草地的交替演化是研究区最主要的土地覆被变化过程。在17年里,耕地以1.93%的年际变化率增加了61173.18km2,表现为一年一季耕地和一年两季耕地的同时增加。在年际尺度,耕地面积经历了20012003年增加,20032008年减小和20082017年的缓慢增加过程。草地面积以-0.48%的速率减小了35401.12km2,主要以低-中覆盖度草地面积的减小为主,而高覆盖度草地以3.16%的年际变化率增加了77877.02km2,增加区域主要分布在黄南-甘南高寒草地、锡林郭勒盟典型草原以及大兴安岭-阴山山脉的高山草地区。在年际尺度上,草地的变化趋势与耕地恰好相反。林地面积以14.61%的年际变化率增加了55111.94km2,以混交林的增加为主,增加区位于西南部的莲花-太子-积石山山脉、中部的吕梁山-燕山和东部的大兴安岭山脉沿线。在年际尺度上,林地的面积呈波动上升趋势,其面积分别在2001年和2014年达到最小值和最大值。水体和建设用地面积分别以0.34%和14.87%的年际变化率增加249.47km2和4290.28km2;而裸地面积以-4.97%的年际变化率减小81955.62km2。(3)LST在年际/季节/月尺度上的空间/时间/趋势变化特征各异。空间特征:年际尺度,LST的低值区、高/低值过渡区和高值区与植被覆盖密切相关。低值区主要位于植被覆盖度较高的高山/高寒草地区、林-草过渡带以及生产力较高的传统耕地区;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低覆盖度草地区、沙地区以及生产力较低的耕地区;其它区域为高/低值过渡带。季节尺度上,受到太阳辐射、日照时数和下垫面性质等影响,LST均值的空间分布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白天,LST在春季和夏季的空间格局相似,秋季和冬季相似;夜间,LST在春季和秋季分布格局相似,而夏季和冬季LST空间分布格局差异较大。时间特征:年际尺度,LST均值波动幅度为7.259.82℃,多年均值为8.92℃,相对变率介于-18.73%10.01%。夜间的相对变率变化远大于白天。季节尺度,LST的均值夏季>春季>秋季>冬季。相对变率在整个季节尺度和季节尺度白天的变化表现为冬季>秋季>春季>夏季;夜间相对变率变化表现为春季>秋季>冬季>夏季。月尺度,LST在年内呈单峰变化模式,在11月2月,LST均值全部小于0℃;其它月份均在0℃以上。趋势特征:在年际尺度上,LST总体表现为降温趋势,降温速率为-0.002℃/a,降温区面积比例为50.71%。白天,LST总体表现为降温趋势,降温速率为-0.037℃/a,而夜间呈增温趋势,增温速率为0.032℃/a,增温区面积比例达到了85.99%。季节尺度,春季和夏季总体表现为增温趋势,速率分别0.031℃/a和0.02℃/a,增温区面积比例分别为67.41%和61.82%;而秋季和冬季呈相反趋势,降温速率/面积比例分别为-0.056℃/a,-0.004℃/a,75.38%和50.83%。(4)在植被生长旺季,耕地、草地(包括低/中/高覆盖度草地)、退耕还草(耕地转为草地)以及草地退化(草地转为裸地,中覆盖度草地转为低覆盖度草地和高覆盖度草地转为中覆盖度草地),趋向于增加日较差。Albedo减小产生的增温效应大于ET增加产生的降温效应,引起Tmax的升高,是日较差增加的原因。退耕还草后,Albedo和ET同时减小,使得Tmax显着升高是日较差增加的主要原因。(5)在植被生长期,林地、植树造林(草地转为林地)、农田开垦(草地转为耕地)和草地恢复(裸地转为草地,低覆盖度草地转为中覆盖度草地和中覆盖度草地转为高覆盖度草地)趋向于减小日较差。其原因是,由于ET显着增加产生的降温效应大于Albedo减小产生的增温效应,引起Tmax减小所致。而Albedo和ET共同增加引起Tmax显着减小,是导致植树造林区(草地转为林地)日较差减小的原因。在非植被生长期,林地和植树造林,由于Albedo显着增加产生的降温效应大于ET减小产生的增温效应,引起Tmax减小,是二者日较差减小的原因。
崔思朋[4](2019)在《历史时期北方农牧交错带范围波动驱动因素的考察及反思》文中研究说明历史学中农牧交错带研究是对自然科学领域概念的转用,但农牧交错带却精当的反映出历史时期中原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互动,同时也反映出两类不同性质民族的经济与文化在地域空间范围内的碰撞、交流与融合。自农牧交错带被引入历史学研究领域后,气候与人口因素始终是左右农牧交错带范围波动及相关问题研究的两条基本线索。考察发现,气候因素在人类社会早期是影响农牧交错带出现及范围分布的主要因素,但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增强了人对农牧交错带范围分布的控制能力。尤其是历史上农牧交错带范围出现多次逆气候波动规律的变化,是受到人口因素几近决定性的影响。
翟夏杰[5](2019)在《农牧交错带主要生态系统的功能特征及演变研究》文中指出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生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的基础,地球上的多数生态系统已经被人类影响和改变,其发展和演变机制是生态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以能值理论为主要方法,集合北方农牧交错带的主要陆地生态系统类型,探讨了相同环境条件下,不同生态系统的功能特征与能值代谢特征;以我国玉米、小麦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阐述了不同环境条件下,同一生态系统的能值代谢规律。通过上述研究,进而分析生态系统的演变机制。野外试验与调查问卷于2015年6-8月完成,以国家草地生态系统科学研究观测站为中心平台,在河北省沽源县境内进行。.试验样地包括天然草地、人工草地与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四种当地主要的生态系统类型。其中天然草地为割草地和自由放牧地;人工草地包括燕麦(Avena sativo)、羊草(Leymus chinensis)和青玉米(Zea mays);粮食作物有莜麦(Avena chinensis)、胡麻(Linum usitatissimum)和小麦(Triticum aestivum);经济作物包含大白菜(Brassica rapa pekinensis)和马铃薯(Solamum tuberosum)。共计十个生态系统。另外,全国玉米、小麦生态系统的能值代谢分析基于我国2014年的相关统计数据。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大白菜、青玉米、马铃薯和燕麦生态系统的生物量较高,天然草地最低,氮素添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天然草原的生物量。大白菜生物量的鲜干比达到24.2,含水量最高,为155.4 t/hm2,马铃薯、青玉米和燕麦的含水量较高,分别为72.4、66.3和37.0t/hm2。地下水是关系生态安全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资源,在干旱地区尤为明显。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含有大量水分的蔬菜和马铃薯在当地大面积灌溉种植且主要销往外地,因此可能对当地地下水资源和生态安全构成威胁。2.不同生态系统中,植物组织的全氮(TN),全磷(TP)含量和氮磷比(N:P)差异显着(P<0.05)。马铃薯0-30cm 土层的平均土壤有机碳(SOC,8.01gkg-1),TN(1.05Skg-1)和TP(0.33g kg-1)含量显着低于其它生态系统(P<0.05)。0-30cm土层的平均碳氮比(C:N)在10个生态系统之间没有显着差异(P>0.05);马铃薯土壤的碳磷比(C:P)比大白菜略低(24.64 vs 33.17,P>0.05),两者均低于其它生态系统。九个生态系统的N:P值之间没有显着性差异(P>0.05),但都高于马铃薯生态系统(P<0.05)。总的来说,N是当地生态系统生物量生产的限制因素。土壤的C:P和N:P随土地利用强度的增加而显着下降。适当增加氮肥的使用,保护土壤有机质将有利于当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3.十个生态系统中,购买能值投入从3.53到147.67×1014seJ/ha/yr不等分布,雨水能是最高的可更新自然资源能值投入,为4.78×1014seJ/ha/yr。地下水对于需要灌溉的生态系统来说是最重要的不可再生资源。马铃薯(27.81)和大白菜(19.03)的能值投资率(EIR)均高于其它生态系统,但割草地和人工羊草地有较高的能值自给率(ESR)。天然草地、人工羊草草地、青玉米和传统粮食作物具有低环境负荷和高的可持续性,而马铃薯、大白菜和燕麦生态系统相反有高的环境负荷和低的可持续性。从环境负载率和初级生产力的角度看,雨养人工草地在当地具有较高的发展潜力。4.就玉米生态系统而言,可更新自然能值(R)投入从新疆的0.62×1014seJ/ha到广西的6.34×1014seJ/ha不等变化;不可更新自然能值(N)投入从河南的3.95×1014 seJ/ha到吉林的9.46×1014seJ/ha不断改变;可更新购买能值(PR)投入,从黑龙江的2.97×1014seJ/ha到甘肃的26.14×1014seJ/ha逐步增加;不可更新购买能值(PN)投入最低的是四川的14.89×1014seJ/ha,最高的是甘肃的33.00×1014seJ/ha。小麦生态系统的R值投入从新疆的0.53×1014 seJ/ha到湖北的3.91×1014 seJ/ha不等变化;N值投入从河南的3.42×1014 seJ/ha到黑龙江的7.61×1014 seJ/ha不断改变;PR值投入从黑龙江的3.90×1014 seJ/ha到宁夏的21.63×1014 seJ/ha逐步增加;PN值投入最低的是黑龙江的9.90×1014seJ/ha,最高的是内蒙古的31.34×1014seJ/ha。此外,玉米生态系统中,黑龙江的环境负载率最高,其次是内蒙古(4.79),吉林(3.95)和辽宁(3.52),拥有相对较低环境负载率的是贵州,重庆,广西,云南和四川。同样,我国南方省份的能值可持续性指数也高于其它地区。多数省份的玉米、小麦生态系统属于发达的经济生态系统,但是也具有高的环境负荷率。5.玉米生态系统的自然和购买能值投入占比从新疆的13.65%vs 86.35%到黑龙江的33.70%vs 66.30%不断变化。区域尺度上分别接近于30%vs 70%(中国东北),25%vs75%(中国西南),22%vs78%(黄土高原),20%vs80%(黄淮海平原)和15%vs 85%(中国西北)。此外,小麦生态系统自然能和购买能的投入占比分别接近于40%vs60%(中国东北),27%vs73%(中国西南),23%vs77%(长江中下游),18%vs82%(黄土高原),15%vs85%(中国西北)和14%vs86%(黄淮海平原)。玉米、小麦生态系统中自然能量的投入影响了购买能量投入的数量和比例。总的来说,自然能量是维持生态系统发展的基本力量,人为能量投入是生态系统发生演变的直接原因。自然和购买能值的不同组合可以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维持同一种生态系统的存在和发展。一般情况下,一定的自然资源对应特定的自然生态系统,人为能量的干扰下,自然生态系统脱离原有的系统发展模式,形成新的生态系统。
路冠军[6](2014)在《生态、权力与治理 ——H旗草原生态治理实践模式变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草原生态治理成为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本文将1982年以来的草原生态权力分为“制度型权力、“强制式权力”、“策略型权力”。制度型权力主要表现为草畜双承包制的实施,强制型权力主要表现为围封转移战略的实施,策略型权力主要表现为一系列生态奖补政策的推行。上述治理方式变迁反映出国家草原生态治理权力的日益集中,政策措施的实施产生了一系列意外后果,地方政府、基层社区和底层牧民这些草原生态治理的相关利益群体日益被边缘化,但是,他们作为能动的主体,仍然具体作用于草原生态治理过程,其间展现出来的一系列“生存性智慧”,需引起我们的反思和借鉴。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为:(一)草原产权制度的嵌入性启示我们必须尊重非均衡草原生态的自然特征,契合现实的制度型治理应是现代草原生态治理的根本保障。目前,“个人本位”的草原产权制度面临诸多困境,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集体本位”的草原产权制度应是未来发展方向。(二)围封转移战略的实质是一种运动式治理。转型期运动式治理是集权式治理逻辑的延续,体现了国家视角简单化、标准化与牧民生计持续性、草原生态复杂性之间的深刻冲突。地方政府和基层牧民之间的复杂博弈过程,使得围封转移战略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三)补偿型的生态治理反映了后禁牧时代国家生态治理权力的策略性运用,只不过是国家生态治理的战略、策略与技术发生了变化,即正在从一种身体治理走向技术性治理、从全能型控制走向选择性控制。当然,生态补偿机制也代表着“制度型生态权力”的尝试。(四)与国家将特定时间的草产量作为衡量草原恢复情况标准不同,本文认为,对国家生态权力绩效的衡量应该偏重于长时段、多主体的考察,应该将牧民这一利益相关群体纳入进来,同时,要侧重于考察生态权力的具体实践过程以及造成的政治社会影响,这些都将是影响生态治理持续性的重要因素。正是基于上述多元视角的考察,本文得出国家草原生态治理权力内卷化的结论:国家投入巨大的生态治理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强化了草原的一系列生态风险,未来的草原生态治理出现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五)以生态治理能力和生态治理体系现代化为目标,实现生态治理转型应是未来草原生态治理发展的方向。生态治理转型并非要求国家权力的全面退出,而是在于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具体过程,加强基础性权力的构建,使运动式治理和策略式治理逐渐转向制度性治理。同时,要增加牧民的社区认同感,强化草原生态治理的“信仰型权力”,激发地方政府和基层牧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才是草原生态治理持续推进的根本所在。
万政钰[7](2013)在《我国草原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草原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巨大的自然价值,而且还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在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今天,草原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不容忽视。早在1987年世界资源研究所就曾指出,全世界已有60%以上的草原存在严重的恶化问题,而我国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状况更令人担忧。据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存在不同程度退化、沙化、盐渍化、石漠化问题的草原已经占到了全国草原总量的90%,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引发了草原生态功能减退、沙尘暴频发、湿地面积缩减、生物多样性减少和草原文化丢失等一系列生态和社会问题。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人为因素导致的草原破坏,其二是自然因素引起的草原退化。其中前者是人类自身有能力改变的,而且是主要的;后者则是人力目前所难以扭转的。过去我国关于草原的保护主要集中于自然科学技术领域,近年来才逐步认识到,草原的保护既需要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修补”,又需要社会科学制度的保障,特别是法律制度的保障。法律具有其他社会制度所无法比拟的强制性,与此相比,政策、经济、教育等均属于“软”手段。由于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来自于人的行为,而法律又是调整人的行为的更为强有力的手段,所以适用法律规范人的行为以保护草原,应当是人类明智的选择。回溯我国草原法制的发展历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相对完整的草原立法,这一点在早期的历史朝代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草原保护的法律规范主要依附于畜牧业的相关法律,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西夏时期的《天盛律令》,时至元朝时期才出现了全国性的草原立法,即成吉思汗颁行的《大札撒》。此后的明清时期,草原立法多为地方性法规且内容较为松散。新中国成立后,草原立法才进入了萌芽、发展、逐步完善时期,1985年《草原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草原保护结束了无法可依的局面,2003年《草原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草原保护真正步入了法制化时代。2003年《草原法》堪称我国草原法制的核心,该部法律较好地反映了我国草原保护和合理利用的基本要求,明确了草原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职责,增强了草原法律责任追究的可操作性,增加了草原建设的专项规定,扩展了草原保护和利用的内容。然而,2003年《草原法》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主要表现为没能完全彻底的落实“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这是导致人的行为成为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的根源;草原立法内容不够完整,缺少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草原生态补偿和草原保护公众参与等方面的具体规定;草原立法技术略显粗疏,表现为刑事责任适用性差和行政责任范围狭窄等;草原立法与《环境保护法》等部门法的规定存在冲突。由此,我国草原立法尚需完善。由于法制的完善离不开实证调研,所以本文选取了内蒙、新疆、四川、云南、宁夏和吉林六大省区作为调研区域,这些区域涵盖了我国南北方的主要草原省份。通过对草原破坏的行为及其主体、草原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草原犯罪构成与刑罚裁量等方面进行调研,得出的结论与上述理论分析具有实质的一致性,例如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主要来源于人的行为和草原犯罪立法可操作性较差等。综上,我国现行的草原立法已初具规模,草原法制保护也初见成效,然而草原的总体状况仍然是“局部改善,总体恶化”,这种局面的形成尽管是多种原因所致,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国的草原法制还不能完全满足草原保护建设的实际需要,实证调研也佐证了这一观点。正是基于对我国草原立法的理论分析与草原法制保护的实证调研,并借鉴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域外国家在草原立法理念和立法内容等,特别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补偿和草原有效监管等方面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本文对我国草原立法提出以下完善对策:其一,转变草原立法理念,包括确立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理念,坚定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目的,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全面彻底地融入草原立法、司法与执法的全部进程。其二,健全草原立法内容,包括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的强化、生态补偿以及公众参与制度的补充与增设,增加《宪法》、《环境保护法》、《草原法》中相关内容,同时出台相应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法》等专门立法;其三,提高草原立法技术,包括细化草原保护相关法律责任规定,实现草原立法技术的规范化;其四,增进草原立法与相关立法的协调性,协调草原立法与相关法律的关系,同时提升地方草原立法的具体适用性,包括增强地方草原立法的先行性和可操作性,尊重草原地区民族习惯等。
王烨[8](2013)在《中国北部边疆边境城市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二连浩特为例》文中提出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表征当今世界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学术界对于城市发展的研究日渐深入。由于历史原因与现实因素的制约,我国边疆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长期落后于中东部发达地区。边境城市作为边疆地区的行政单元之一,具有带动区域整体发展的重要作用,与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息息相关。而且,由于边境城市自身地缘位置的特殊性,其发展还直接影响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因此,研究边境城市的发展历程及其对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的边境城市为对象,依据城市化的基本理论,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从历史原因、经济发展、区位条件、人口构成、自然资源等城市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其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城市发展的基本模式,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的特殊社情,从边疆地区地缘安全的战略视角,探求边境城市发展与边疆地区稳定的关系。论文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第一章。边境城市隶属边疆的地域范畴,是构建于边疆基础之上的地理区位概念,其形成与边疆地区的整体发展紧密相关。因此,本章以时间为线索,系统分析了从先秦至民国时期的北部边疆变迁脉络与城市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北部边疆领土问题的梳理以及对中央政府应对边疆危机措施的分析,揭示出从古代模糊可变的“边疆”到近代随着国家边界的确立而在两国相邻区域间出现相对固定的“边境”的演化。伴随着较为清晰的国家边界形成,边境城市随之兴起,进而发展成为边疆地区的核心。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二章侧重从历史和现代两个阶段,研究北部边疆边境城市的总体发展特征。首先,通过分析内蒙古边境城市的形成起因与发展过程,揭示分处东、西部不同区域的边境城市在不同历史条件和地缘位置等因素作用下的形成规律。东部地区主要在沙俄侵略的外力冲击下,围绕边防卡伦设置而形成军事据点型的边境城市;西部地区则是在蒙、汉、俄贸易交往的内在经济因素推动下,沿商路而兴起市场中心型的边境城市。其次,分析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边境城市在自身区位特征与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双重影响下,东、西部不同区域的边境城市发挥涉外性经济优势,向口岸型边境城市发展的趋同特征,揭示出现代边境城市化发展与对外贸易的内在联系。第三章与第四章分别选取满洲里与二连浩特两座城市,作为内蒙古东部与西部的边境城市代表,对其城市化过程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通过分析满洲里与二连浩特的城市化发展动力机制、城市发展变化的基本趋向和方式,揭示出两座城市分别由军事据点型城市和市场中心型城市发展成为对俄、蒙贸易为主的口岸型边境城市的基本特征。同时,从中总结出两座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各自面临的主要问题,并相应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第三部分为第五章。侧重从民族学的角度,探讨城市化与北部边疆地区地缘安全的关系。首先,提出蒙古族与俄罗斯族在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三蒙统一”、身份认同等跨界民族问题。其次,针对北部边疆各民族间因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差异而强化的经济利益分配上的对抗性,以及由此导致的民族之间陷入零和博弈困境的现象,着重分析了边境城市经济发展作为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的基础,对边疆地区发展的巨大辐射和带动作用,以及在复杂的周边国际环境中,边境城市对于“和谐周边”构建的重要意义。
张振敏[9](2013)在《内蒙古牧区生态减贫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内蒙古响应国家发展经济的号召,加大了资源开发力度,大大满足了当地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牧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伴随着经济总量快速增长,草原的生态建设步伐也悄然加快,牧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但是,牧区也面临着更大的环境压力、发展压力和牧民增收的压力,草原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草原畜牧业发展缓慢、城乡差距加大和牧区两极分化严重,牧区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论文结合生态环境政策,通过统计调查数据对内蒙古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牧区减贫现状进行分析;通过调研数据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典型地区牧民成本效益、牧区生态环境状况以及环境政策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实证分析。论文从经济和生态两个角度进行具体研究,一是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经济社会各项指标的纵向变化,综合比较了四大牧区、内蒙古东中西三大区域、城镇农区牧区的横向差异,深入剖析内蒙古及其牧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沿革、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二是研究内蒙古牧区草原退化、植被破坏背景下的生态环境现状,阐述生态环境政策的内容并分析其对牧民收入的影响和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总结影响内蒙古牧区减贫的两个主要矛盾:一是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也在进一步恶化。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通过政策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是内蒙古牧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二是经济发展与分配不均衡的矛盾。内蒙古城乡居民收入高低悬殊,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会造成牧区资本和人力资源的进一步流失,对于牧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内蒙古牧区贫困的原因不尽相同,对于自然原因如干旱带来的草原退化、自然资源贫瘠等造成的贫困,国家应该通过政策帮扶为主。论文重点研究经济发展导向的牧区减贫,对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破坏以及执行生态环境政策造成的牧民收入减少的情况,国家在减贫中应该通过政策补偿为主。论文提出通过生态减贫的发展方式,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牧民增收。生态减贫和牧区经济发展导向减贫相对而言,它是指在包容性增长的理念下,以国家生态补偿政策为主导,充分发挥牧民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中的积极性,按照生态减贫的要求转变牧区牧民的生产经营方式,配合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相关政策措施,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增加牧民收入,协调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盖志毅[10](2011)在《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二、历史上的锡林郭勒草原垦殖——兼论锡盟种植业区的形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历史上的锡林郭勒草原垦殖——兼论锡盟种植业区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1)气候与人口:历史学视域下“农牧交错带”研究基本线索考察及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一、“农牧交错带”的提出及历史学转用 |
(一)农牧交错带概况及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二)农牧交错带概念的历史学转用 |
二、气候因素对农牧交错带变迁影响的考察 |
(一)对农牧交错带出现及自然意义上分布范围的影响 |
(二)对农牧交错带内农牧业生产的影响 |
三、人口因素对农牧交错带变迁影响的考察 |
(一)对实际农牧交错带范围的影响 |
(二)对农牧交错带内农牧结构的影响 |
四、讨论与反思 |
(2)《察哈尔政务辑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序言 |
(一)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内容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一、察哈尔都统署与田中玉 |
(一)察哈尔都统署之沿革 |
(二)田中玉的生平 |
二、《政务辑要》的编纂缘起、版本与体例 |
(一)《政务辑要》编纂缘起 |
(二)《政务辑要》的版本 |
(三)《政务辑要》的体例特点 |
三、《政务辑要》的公文格式与主要内容 |
(一)公文格式 |
1.呈、电呈 |
2.咨、咨呈、公函和照会 |
3.委任令、训令、指令、批等 |
4.电牍 |
(二)主要内容 |
1.军事 |
2.军需 |
3.军法 |
4.军牧 |
5.疆域 |
6.考绩 |
7.财政 |
8.垦务 |
9.警察 |
10.教育 |
11.实业 |
12.司法 |
13.旗务 |
四、《政务辑要》的价值和存在的问题 |
(一)《政务辑要》的文献价值 |
(二)《政务辑要》的史料价值 |
(三)《政务辑要》存在的问题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北方农牧交错带土地覆被变化对地表温度的反馈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2.1 土地覆被变化研究进展 |
1.2.2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
1.2.3 土地覆被变化对气候变化的反馈研究进展 |
1.2.4 北方农牧交错带界线变迁研究进展 |
1.3 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4 技术路线和章节安排 |
1.4.1 技术路线 |
1.4.2 章节安排 |
第二章 研究区与数据源 |
2.1 研究区概况 |
2.1.1 空间范围的界定 |
2.1.2 自然环境概况 |
2.1.3 社会经济概况 |
2.2 数据源 |
2.2.1 遥感数据收集与处理 |
2.2.2 非遥感数据 |
第三章 土地覆被制图与时空变化过程分析 |
3.1 NDVI时序数据重建和精度评价 |
3.1.1 时序重建方法 |
3.1.2 重建精度评价 |
3.2 重建误差的空间分布 |
3.3 土地覆被制图和精度验证 |
3.3.1 分类体系建立 |
3.3.2 动态时间规整(DTW) |
3.3.3 土地覆被制图 |
3.3.4 样点收集策略 |
3.3.5 数据预处理 |
3.3.6 分类精度验证 |
3.4 土地覆被制图结果分析 |
3.4.1 土地覆被制图精度验证 |
3.4.2 空间一致性 |
3.5 土地覆被时空变化过程 |
3.5.1 年际尺度上LCC趋势 |
3.5.2 2001 ~2017年LCC趋势 |
3.6 讨论 |
3.6.1 谐波参数选取和缺值序列的影响 |
3.6.2 参考样本选择和精度验证 |
3.6.3 土地覆被变化的可能原因 |
3.7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地表温度变化过程及其特征 |
4.1 LST时序数据的重建和验证 |
4.1.1 数据质量分析 |
4.1.2 LST时序数据重建 |
4.1.3 精度验证 |
4.2 地表温度变化特征分析 |
4.2.1 空间变化特征 |
4.2.2 不同时间尺度上地表温度变化特征 |
4.2.3 趋势变化特征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土地覆被变化对地表温度的反馈 |
5.1 研究方法 |
5.2 土地覆被变化对DTR的反馈作用 |
5.2.1 耕地及其变化对DTR的反馈 |
5.2.2 林地覆被对DTR的反馈 |
5.2.3 草地及其变化对DTR的反馈 |
5.2.4 不同植被覆盖度草地对DTR的反馈 |
5.2.5 草地退化与恢复对DTR的反馈 |
5.3 讨论 |
5.3.1 耕地DTR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可能的后果 |
5.3.2 林地DTR变化的影响因素及积雪的可能影响 |
5.3.3 草地DTR变化的影响因素及不同转化方式的内在机制 |
5.3.4 生态恢复措施的效果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6.1 主要结论 |
6.2 展望 |
6.3 创新点 |
参考文献 |
附图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5)农牧交错带主要生态系统的功能特征及演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缩写词表 |
第一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2.1 农牧交错带生态系统演变及其功能特征研究进展 |
1.2.2 生态系统能值分析研究进展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1.4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材料与方法 |
2.1 试验地概况 |
2.1.1 地理概况 |
2.1.2 气候、水资源背景 |
2.1.3 土壤、植被状况 |
2.2 研究方法 |
2.2.1 野外取样及调查方法 |
2.2.2 实验室测定及数据分析 |
2.2.3 能值理论的基本概念与分析过程 |
第三章 结果与分析 |
3.1 农牧交错带主要生态系统的功能特征 |
3.1.1 农牧交错带主要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力特征 |
3.1.2 不同浓度氮素添加对天然草地羊草生物量的影响 |
3.1.3 农牧交错带主要生态系统的土壤、植物化学计量特征 |
3.2 相同环境条件下,不同生态系统的能值评价 |
3.2.1 相同环境条件下,不同生态系统的能值代谢 |
3.2.2 相同环境条件下,不同生态系统的能值指标 |
3.3 不同环境条件下,同一生态系统的能值评价 |
3.3.1 玉米生态系统的能值代谢和能值指标 |
3.3.2 我国玉米主要种植区能值投入特征 |
3.3.3 小麦生态系统的能值代谢和能值指标 |
3.3.4 我国小麦主要种植区能值投入特征 |
第四章 讨论 |
4.1 农牧交错带主要生态系统的功能特征差异 |
4.1.1 农牧交错带不同生态系统对地下水资源的影响 |
4.1.2 农牧交错带不同生态系统土壤、植物化学计量特征的异同 |
4.2 农牧业生态系统的能值代谢特征 |
4.2.1 相同环境条件下,不同生态系统的能值代谢特征 |
4.2.2 不同环境条件下,玉米、小麦生态系统的能值代谢特征 |
4.3 生态系统的演进与发展 |
第五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历 |
(6)生态、权力与治理 ——H旗草原生态治理实践模式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相关理论综述 |
1.2.2 相关研究综述 |
1.3 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内容 |
1.3.3 分析框架 |
1.3.4 研究方法 |
1.4 区域概况 |
1.4.1 自然状况 |
1.4.2 资源利用现状 |
1.4.3 社会经济状况 |
1.4.4 生态环境现状 |
1.4.5 嘎查概况 |
第二章 草畜双承包:多主体博弈下的制度实践 |
2.1 草畜双承包制度实施的现实背景 |
2.2 内蒙古自治区草原承包制度实施过程 |
2.2.1 牲畜作价户有户养 |
2.2.2 “草原公有,承包经营” |
2.2.3 进一步落实“双权一制” |
2.2.4 以草定畜,草畜平衡 |
2.3 草畜双承包制度实施导致的“后果”与“困局” |
2.3.1 加剧草原生态风险 |
2.3.2 强化牧民生计风险 |
2.3.3 基层社会的治理风险 |
2.4 实践导向的社区应对策略 |
2.4.1 发展集体社区力量 |
2.4.2 流动式经营的继续 |
2.4.3 牧户兼业化 |
2.5 强力推动的草场确权 |
2.5.1 草场确权的社会背景 |
2.5.2 草场确权的意外后果 |
2.6 本章小结:草原治理制度的嵌入性分析 |
第三章 “围封转移”:国家意志主导下的生态治理 |
3.1 国家入场的话语构建 |
3.1.1 “围封转移”话语的构建 |
3.1.2 “围封转移”政策措施的出台 |
3.2 围封转移策略的实施 |
3.2.1 生态治理权力进入 |
3.2.2 权力实施过程中的动员与博弈 |
3.2.3 种草还是种树 |
3.3 围封转移效果分析 |
3.3.1 奶牛移民区的兴衰 |
3.3.2 被迫远走他乡 |
3.3.3 城镇转移就业 |
3.3.4 相对成功的移民搬迁 |
3.4 返回家乡:多主体间利益博弈 |
3.4.1 遭遇非议的监管 |
3.4.2 对峙后的坚守 |
3.4.3 无奈的妥协 |
3.4.4 再起波澜 |
3.5 路在何方 |
3.5.1 地方政府的双重角色 |
3.5.2 牧民行动认知 |
3.6 本章小结:运动式草原生态治理的绩效反思 |
第四章 生态奖补:权力边界模糊与策略化治理 |
4.1 草原生态奖补机制实施缘起 |
4.1.1 禁牧政策实施僵局 |
4.1.2 草原生态资本化运营 |
4.1.3 大规模工矿开发 |
4.2 草原生态奖补项目内容分析 |
4.2.1 草原生态保护奖补机制 |
4.2.2 牧民培训与教育补贴 |
4.2.3 牲畜出栏补贴 |
4.3 生态奖补机制的政治社会影响 |
4.3.1 生态奖补机制的综合评价 |
4.3.2 奖补机制背景下的地方政府 |
4.3.3 奖补机制影响下的基层社区 |
4.3.4 奖补机制渲染下的牧民心态 |
4.3.5 奖补机制背景下的复杂博弈 |
4.4 水权之争:奖补背后的暴力掠夺 |
4.4.1 水资源短缺的现实表征 |
4.4.2 竞争性用水格局的形成 |
4.4.3 第三水源地工程的修建 |
4.5 本章小结:草原生态治理权力的策略性运用 |
第五章 草原生态治理“内卷化”:权力维度的反思 |
5.1 草原生态治理“内卷化”的现实呈现 |
5.2 “内卷化”怪圈的权力类型学阐释 |
5.2.1 草原生态治理中的权力类型 |
5.2.2 三种权力类型的区别和联系 |
5.3 权力运行视域下的“内卷化”怪圈 |
5.3.1 非均衡的草原生态 |
5.3.2 简约化的权力主体 |
5.3.3 被忽视的“权力文化网络” |
5.4 本章小结:如何走出草原生态治理“内卷化”怪圈 |
第六章 草原生态治理转型的现实分析 |
6.1 治理转型视域下的国家生态权力 |
6.1.1 草原生态权力转型的逻辑 |
6.1.2 草原生态权力转型的动力 |
6.2 增强地方政府生态治理能力 |
6.2.1 地方政府生态治理行为创新的现实分析 |
6.2.2 地方政府生态治理行为创新的动机分析 |
6.2.3 地方政府生态治理行为创新的策略措施 |
6.3 草原生态治理的社区基础 |
6.3.1 多重力量作用的草原社区 |
6.3.2 社区能动作用发挥的反思 |
6.4 生态治理的文化逻辑 |
6.4.1 重建牧民草原生态信仰 |
6.4.2 激发牧民内心文化自觉 |
6.5 本章小结:走向草原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个人简历 |
(7)我国草原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现状 |
三、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
四、主要思路与研究方法 |
五、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我国草原资源概述 |
一、我国草原概况 |
(一)草原的概念 |
(二)我国草原概况 |
二、我国草原恶化状况 |
(一)草原恶化现状及其危害 |
(二)草原恶化原因及其保护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我国草原立法沿革 |
一、建国以前相关草原立法 |
(一)《大札撒》之前相关草原立法 |
(二)《大札撒》之后相关草原立法 |
二、建国以后相关草原立法 |
(一)1979 年《环境法》之前相关草原立法 |
(二)1979 年《环境法》之后相关草原立法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我国草原立法评析 |
一、我国草原立法亮点 |
(一)单列专章规定监督检查 |
(二)加强草原法律责任规范 |
(三)补充增加草原建设章节 |
(四)扩展草原利用自成一章 |
二、我国草原立法不足 |
(一)草原立法理念相对滞后 |
(二)草原立法内容不够完整 |
(三)草原立法技术略显粗疏 |
(四)草原立法与相关法律存在冲突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我国草原立法调研 |
一、调研情况概述 |
(一)调研目的与范围及其对象 |
(二)调研方式与过程及其问卷 |
二、调研统计分析 |
(一)草原破坏行为与行为主体反映的问题 |
(二)草原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反映的问题 |
(三)草原犯罪构成与刑罚裁量反映的问题 |
(四)草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反映的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我国草原立法完善 |
一、转变草原立法理念 |
(一)确立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理念 |
(二)坚定可持续发展的立法目的 |
二、健全草原立法内容 |
(一)强化草原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度 |
(二)补充明确草原生态补偿制度 |
(三)增设草原保护公众参与制度 |
三、提高草原立法技术 |
(一)细化草原法律责任相关规定 |
(二)实现草原立法技术的规范化 |
四、增进草原立法与相关立法的协调性 |
(一)协调草原立法与相关法律的关系 |
(二)提升地方草原立法的具体适用性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在学期间参与导师科研工作 |
在学期间参与学术活动 |
致谢 |
附录 |
(8)中国北部边疆边境城市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二连浩特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相关研究要素的界定 |
(一) 城市 |
(二) 城市化 |
(三) 边境城市 |
(四) 北部边疆 |
三、基本资料 |
(一) 地方志及文史资料汇编类 |
(二) 游记类 |
(三) 调查资料 |
四、研究现状 |
(一) 城市化相关研究 |
(二) 边境城市相关研究 |
(三) 内蒙古相关研究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六、难点与创新之处 |
(一) 难点 |
(二) 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北部边疆边境城市兴起背景 |
第一节 “大一统”观念下的中国古代北部边疆与城市发展 |
一、古代北部边疆变迁 |
二、古代北部边疆城市沿革 |
第二节 近现代意义下中国北部边境形成 |
一、清末“大一统”重塑中的北部边疆 |
二、民族国家构建下的边境观念的出现 |
第二章 北部边疆边境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 |
第一节 内外因作用下的北部边疆边境城市兴起 |
一、外力强势冲击下的军事据点型边境城市萌芽兴起 |
二、内部经济发展下的市场中心型边境城镇的出现 |
第二节 当代北部边疆边境城市化发展 |
一、内蒙古边境城市发展地缘优势 |
二、北部边疆边境城市城市建设 |
三、边境城市涉外性经济的发展 |
第三章 满洲里城市发展个案研究 |
第一节 满洲里概况 |
一、满洲里自然地理环境 |
二、满洲里历史沿革 |
第二节 满洲里从军镇型据点向对俄口岸城市的转型 |
一、满洲里城市发展萌芽时期 |
二、铁路修建与满洲里军镇型城市的形成 |
三、满洲里半殖民商埠兴起 |
四、满洲里对俄口岸城市的正式形成 |
第三节 满洲里城市发展动力与功能分析 |
一、满洲里发展动力机制 |
二、满洲里城市功能定位 |
第四节 满洲里发展问题及其对策 |
一、满洲里口岸贸易发展不利因素 |
二、满洲里口岸贸易发展解决 |
第四章 二连浩特城市发展个案研究 |
第一节 二连浩特从市场中心向对蒙口岸城市的转型 |
一、二连浩特自然地理环境 |
二、二连浩特盐业开发带来的城市发展机遇 |
三、“外蒙独立”提升二连浩特贸易地位 |
四、二连浩特对蒙口岸城市的转型 |
第二节 二连浩特城市发展动力机制 |
一、改革开放前二连浩特市形成动力 |
二、改革开放后成立后二连浩特城市发展动力机制 |
第三节 二连浩特城市发展问题及其对策 |
一、城市文化与移民城市 |
二、旅游业与城市经济发展 |
第五章 边疆地区边境城市发展与地缘安全 |
第一节 边境城市发展对跨界民族问题的抑制 |
一、我国北部边疆跨界民族 |
二、北部边疆跨界民族问题 |
第二节 边境城市经济发展是边疆稳定的基础 |
一、内蒙古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
二、边境城市促进边疆经济发展 |
第三节 边疆地区城市发展与构建和谐周边 |
一、北部边疆周边国际环境基本情势 |
二、北部边疆跨界民族跨国性特征 |
三、和谐周边的构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9)内蒙古牧区生态减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4 研究内容、理论基础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1.4.3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1.5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创新之处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1.5.3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内蒙古牧区生态减贫面临的发展现状 |
2.1 内蒙古牧区的界定 |
2.2 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
2.2.1 内蒙古经济发展状况 |
2.2.2 内蒙古牧区社会发展状况 |
2.2.3 内蒙古和新疆、西藏、青海经济发展的横向比较 |
2.2.4 内蒙古经济的区域不平衡状况 |
2.3 内蒙古牧区牧民收入差异分析 |
2.3.1 牧民总体收入水平及城乡对比 |
2.3.2 牧民收入水平的地区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 |
2.4 内蒙古牧区贫困人口分布 |
2.5 小结 |
第三章 生态环境政策在内蒙古牧区减贫中的效果分析 |
3.1 生态环境政策的引入 |
3.1.1 草原生态明显恶化 |
3.1.2 草原具有独特的生态功能 |
3.1.3 草原退化的原因 |
3.2 生态环境政策及存在的问题 |
3.2.1 草畜双承包制 |
3.2.2 生态环境政策与生态补偿结合 |
3.3 生态环境政策对牧区的影响 |
3.3.1 草畜双承包制与牧民收入的变化 |
3.3.2 生态环境政策对畜牧业发展的影响及牧民收入变化 |
3.4 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和牧业补贴政策的比较分析 |
3.5 小结 |
第四章 基于锡林郭勒盟牧区生态减贫的实证研究 |
4.1 牧民成本效益分析 |
4.1.1 收入基本情况 |
4.1.2 收入影响因素 |
4.1.3 收入差距分析 |
4.1.4 支出与负债 |
4.2 生态环境状况 |
4.2.1 生态环境基本情况 |
4.2.2 生态环境保护意愿模型 |
4.2.3 草地生态保护政策的重要性比较 |
4.2.4 采矿业对牧区环境和牧民收益的影响 |
4.3 小结 |
第五章 内蒙古牧区生态减贫实现方式研究 |
5.1 生态减贫提出 |
5.2 包容性增长理念 |
5.2.1 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 |
5.2.2 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定义 |
5.2.3 包容性增长的基本要义 |
5.2.4 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内涵 |
5.3 生态减贫的具体实现方式 |
5.3.1 实现生态减贫的几种发展方式 |
5.3.2 生态减贫实现的发展方向 |
5.3.3 基于包容性增长理念完善其他配套政策措施 |
5.4 小结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2.1 推进包容性增长 |
6.2.2 加大生态补偿力度 |
6.2.3 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
6.2.4 加强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投入 |
6.2.5 推进城镇化发展 |
6.2.6 加大牧区金融支持力度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作者简历 |
四、历史上的锡林郭勒草原垦殖——兼论锡盟种植业区的形成(论文参考文献)
- [1]气候与人口:历史学视域下“农牧交错带”研究基本线索考察及反思[J]. 崔思朋.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5)
- [2]《察哈尔政务辑要》研究[D]. 吴勇杭.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3]北方农牧交错带土地覆被变化对地表温度的反馈作用研究[D]. 魏宝成. 兰州大学, 2019(02)
- [4]历史时期北方农牧交错带范围波动驱动因素的考察及反思[J]. 崔思朋. 青海民族研究, 2019(03)
- [5]农牧交错带主要生态系统的功能特征及演变研究[D]. 翟夏杰. 中国农业大学, 2019(02)
- [6]生态、权力与治理 ——H旗草原生态治理实践模式变迁[D]. 路冠军. 中国农业大学, 2014(03)
- [7]我国草原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D]. 万政钰. 东北师范大学, 2013(05)
- [8]中国北部边疆边境城市发展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二连浩特为例[D]. 王烨. 陕西师范大学, 2013(07)
- [9]内蒙古牧区生态减贫研究[D]. 张振敏.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3(12)
- [10]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研究[D]. 盖志毅. 北京林业大学,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