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险行为因素对出入境人员健康影响的调查（论文文献综述）
莫晓彤[1]（2021）在《消除阶段中国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为在消除疟疾阶段开展风险评估,构建县域水平疟疾风险评估模型,在浙琼滇三省六市开展实证研究,从而进行疟疾风险分层,为消除疟疾阶段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运用文献调研界定疟疾风险的概念、探索与疟疾风险有关联或因果关系的因素并构建消除阶段疟疾风险评估理论框架,根据疟疾风险评估理论框架对疟疾风险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汇总,建立初步的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运用德尔菲法专家咨询法收集专家对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专业意见,对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进行筛选和优化以形成最终的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对指标评分进行主成分分析、克朗巴哈系数等方法检验专家咨询问卷的信度与效度。通过问卷调查、现场走访调研、文献调研、公开统计数据查询等方式,收集2015-2019年期间浙江省、海南省和云南省各2个城市的县域水平的疟疾风险评估指标的资料,将指标区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再以一定的赋值规则对指标进行赋值,在完成数据清洗整理工作后形成疟疾风险评估指标数据库。为适应本研究多方案多准则、无因变量、属于评价类研究的特性,将主观和客观多种综合评价方法如德尔菲法、熵权法、层次分析法、TOPSIS法以多种策略进行组合,来对指标进行赋权和赋值,并以加权相法计算得出得分即疟疾风险值总值,同时计算疟疾风险值在细分风险上的分值。对所得的多种策略下疟疾风险评估结果,以秩和比法对各方法所得结果进行组合评价。结果:基于“可接受性-易感性”理论与疟疾再传播过程,疟疾风险是指区域内疟疾发生、再传播甚至重新流行的可能性,疟疾风险可细分为“高危人群感染疟疾风险”、“输入风险”、“未及时发现疟疾病例风险”、“未有效处置疟疾疫情风险”、“未维持与保障消除能力风险”。最终形成的消除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由6个一级指标和29个二级指标组成。指标覆盖人员流动、媒介、人群疟防知晓水平、卫生工作指标、卫生资源配置等方面。德尔菲法专家咨询结果符合一致性要求。以多个综合评价方法以及多种组合策略所得各研究地区的疟疾风险值结果显示,层次分析法（AHP）、AHP与TOPSIS组合法（A-T法）所得疟疾风险值排序结果一致,德尔菲法与TOPSIS组合法（D-T法）与前两者所得排序结果较为接近,在前三者所得排序结果中,义乌、孟连、腾冲三个地方的疟疾风险值排前三,青田、儋州、万宁则排列于后三;德尔菲法与熵权法组合（D-E法）与前两者所得排序结果不如D-T法接近,在D-E法结果显示义乌、万宁、孟连依次为疟疾风险值排前三的地区。从研究地区的角度看,义乌的R2、R4、R6相对较高,儋州、万宁的R5相对较高,孟连的R4相对较高,腾冲的R2相对较高。从细分风险种类的角度看,高危人群感染疟疾风险在各地区之间差异不明显,输入风险较大的地区是义乌、腾冲两地,媒介可接受性风险较大的地区是儋州、万宁、孟连,未及时发现病例风险较大的地区是孟连,未有效处置疟疾疫情风险较大的地区是儋州、万宁,消除能力维持与保障风险较大的地区是青田。组合评价结果显示,义乌、孟连、腾冲为“疟疾风险中等偏大”,儋州、万宁为“疟疾风险中等偏小”,青田为“疟疾风险较小”。结论:疟疾风险评估需要综合多方面因素。不同地区在的疟疾风险特征互不相同,陆路边境地区与非陆路边境型跨境交往地区的疟疾风险相对其他地方更高,本研究中消除阶段疟疾风险评估模型能较好地反映地区间疟疾风险的相对大小关系。
陈朔[2]（2021）在《埃塞俄比亚中资企业员工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我国每年有大量海外务工人员赴非,出国劳务人员属于心理脆弱的群体,其心理健康状况容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本研究旨在了解身处埃塞俄比亚的中资企业员工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心理健康状况并分析影响因素,从而为改善海外员工心理健康状况提供策略建议。方法:本研究分别于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的2020年6月27～28日和12月27～28日两个时间节点选取仍在埃塞俄比亚境内的共825名中资企业员工纳入本研究。通过各企业负责人向所在企业员工发放网络问卷进行调查。调查工具为自行设计的一般情况调查表和标准心理健康量表GHQ-12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情况、个人态度和行为、当地防控措施的主观感受、新冠肺炎知识了解情况、心理健康状况。其中,心理健康状况以GHQ-12标准心理量表进行自评,以总分3分作为切分值,即GHQ-12总得分≥3分为筛查阳性,说明受试者心理健康水平较低、疑似存在心理健康问题;GHQ-12总得分<3分为筛查阴性,说明受试者心理健康状况较好。本研究基于问卷星收集数据,通过SPSS 22.0和SAS 9.4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使用Kolmogorov-Smirnov法检验正态性,前后两次调查心理健康阳性率的比较、员工心理健康状况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采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二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1.共有825名员工完成调查。其中第1次调查了671人,有38.75%（260/671）的员工疑似有心理健康问题;第2次调查了 154人,有48.70%（75/154）的员工疑似有心理健康问题。员工调查时间段前2周内的焦虑、抑郁情绪最为突出。2.第1次调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员工回国计划受到疫情影响[OR=3.293（95%CI:1.897～5.714）]、员工担心身处非洲而无法照顾国内家人[OR=2.329（95%CI:1.198～4.528）]、所在公司在疫情期间未采取过任何防控措施[OR=4.697（95%CI:1.080～20.435）]是员工心理健康状况的危险因素;而员工最近1个月内身体未出现任何症状[OR=0.305（95%CI:0.171～0.543）]、疫情期间正常上班[OR=0.517（95%CI:0.322～0.831）]、一天查看1次或隔几天查看1次埃塞确诊病例数变化[OR值分别为0.598（95%CI:0.387～0.923）、0.225（95%CI:0.095～0.533）]、感觉少数民众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OR=0.419（95%CI:0.234～0.750）]、认为当地口罩供应少量或充足[OR值分别为0.484（95%CI:0.242～0.968）、0.375（95%CI:0.206～0.680）]、公司保证生活必需品供应[OR=0.609(95%（CI:0.371～1.000）]、公司进行过新冠肺炎知识宣传[OR=0.335（95%CI 0.183～0.614）]为员工心理健康状况的保护因素。3.第2次调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局势动乱[OR=13.46（95%CI:1.62～111.99）]、员工回国计划受到疫情影响[OR=24.41（95%CI:1.57～380.23）]、埃塞俄比亚累计工作年限在2年及以下[OR=14.88（95%CI:1.12～111.99）]、担忧收入减少[OR=38.61（95%CI:4.90～304.00）]、总是、经常和偶尔按照网上所述症状怀疑自己患上新冠肺炎[OR值分别为30.92（95%CI:1.19～806.09）、125.29（95%CI:5.65～2780.12）、31.80（95%CI:3.98～253.98）]是员工心理健康状况的危险因素;而认为非洲生活环境较为艰苦和一般[OR分别为0.03（95%CI:0.00～0.39）、0.02（95%CI:0.00～0.28）]、疫情期间正常上班[OR=0.02（95%CI:0.00～0.80）]和在家办公[OR=0.00（95%CI:0.00～0.44）]、公司分散就餐[OR=0.02（95%CI:0.00～0.28）]、公司提供心理健康支持[OR=0.10（95%CI:0.01～0.74）]和公司发放洗手液[OR=0.07（95%CI:0.00～0.92）]是员工心理健康的保护因素。4.中资企业员工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知识知晓率很高,前后两次调查知晓率均超过90%,但知晓率的高低与心理健康并没有统计学上的关联。结论: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埃塞俄比亚中资企业员工心理健康状况较差,随着疫情加重,员工心理健康状况更加严重。有社会局势动荡、主诉有身体症状、回国计划受到疫情影响、在埃塞工作年限在2年及以下、担忧家庭和收入、所在公司未采取充分防控措施、怀疑自己感染新冠肺炎和对疫情过度关注的员工是需要关注的重点人群,应采取多种心理健康干预措施减轻其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
张文康[3]（2021）在《德宏州缅甸籍人员HIV主动检测意愿的现况研究》文中认为目的:了解德宏州缅甸籍人员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社会网络情况、以及性行为情况,分析影响德宏州缅甸籍人员HIV主动检测意愿的因素,为德宏州制定缅甸籍人员艾滋病防治政策提供参考。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非概率抽样方法对研究对象展开调查。参考既往研究,结合相关领域专家以及德宏州疾控中心现场工作人员建议,确定本研究样本量为400人。选择瑞丽市人力资源劳动局、姐告口岸、珠宝街、工业园区、瑞丽市海关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招募点。采用设计的调查问卷,对调查对象展开面对面、一对一调查。问卷主要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社会网络情况、性行为情况、HIV检测相关内容等。χ2检验进行组间比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OR值（95%CI）和P值推断影响因素与结果之间的关联强度。α=0.05为检验标准,双侧检验。结果:1 人口学基本情况:本次研究共调查422名缅甸籍人员,剔除不合格问卷29份,有效问卷393份（93.1%）。男性241人（61.3%）,平均年龄30.5±9.7岁,缅族256人（65.1%）、傣族96人（24.4%）,接受文化教育1-4年137人（34.9%）、接受文化教育5-7年96人（24.4%）,会使用汉语的有45人（11.5%）,已婚226人（57.5%）,来德宏州的主要目的是打工的273人（69.5%）,在德宏州累计居留2年以上有273人（69.5%）,确定今后继续在德宏州长期居留的有 353 人（89.8%）。经χ2分析结果显示,做过HIV检测的缅甸籍人员与未做过HIV检测的缅甸籍人员的缅甸籍人员相比,在年龄（χ2=10.27、P=0.01）、接受文化教育（χ2=12.41、P<0.01）、德宏州居住情况（χ2=5.96、P=0.02）、德宏州生活时间（χ2=12.42、P<0.01）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 艾滋病知识知晓: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75.6%,最近6个月接受过艾滋病知识宣传教育的有172人（43.8%）。经χ2分析结果显示,最近6个月接受宣传教育与未接受宣传教育的缅甸籍人员相比,艾滋病知识知晓（χ2=56.23、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 社会网络情况:研究对象社会网络成员中有家人的有279人,占71.0%;有朋友/同事的有307人,占78.1%。95.0%（265/279）的研究对象曾遇到困难向家人求助;86.6%（266/307）的研究对象曾遇到困难向朋友/同事求助。在393名研究对象中,325人（82.7%）自述若自身感染HIV希望得到家人的理解与支持。从不参加社交活动（聚餐、互助会等）的有214人,占54.5%。每天在社交软件上花费1小时以内的有232人,占50.9%;每天花费1-3小时的有118人,占30.0%。经χ2分析结果显示,男性缅甸籍人员与女性缅甸籍人员相比,在社会网络成员缅甸籍较多（χ2=62.89、P<0.001）、社会网络成员人数（χ2=25.60、P<0.001）、每天花费在社交软件时间（χ2=15.93、P<0.01）、参加社交活动情况（χ2=10.29、P<0.01）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 性行为情况:在393名研究对象中,246人（62.5%）自述发生过性行为,其中60.1%（165/246）的研究对象自述最近6个月发生过性行为。自述最近6个月发生过性行为的165名研究对象中,与商业性伴侣发生性行为的有4人（2.4%）;发生同性性行为5人（3.0%）;发生性行为的对象是中国籍的有73人（44.2%）;使用助性物品（酒、rush等）的有12人（7.3%）。最近6个月发生性行为的165名研究对象中,71.5%的研究对象发生性行为时从未使用安全套。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最近6个月从未使用安全套与男性（与女性相比,OR=4.24,95%CI:1.34-13.42）有关。5 HIV主动检测意愿:22.9%的缅籍人员自述在发生同性性行为、注射吸毒、无套性交等无保护行为后,会有主动寻求艾滋病检测的意愿。185人（61.1%）是因为害怕花钱、139人（45.9%）语言交流不便而不愿意主动检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HIV主动检测意愿与女性（与男性相比,OR=2.05,95%CI:1.09-3.85）、“接受文化教育5-7年、8-10年或者10年以上”（接受文化教育 1-4 年相比,分别为 OR=3.07,95%CI:1.27-7.39;OR=8.93,95%CI:4.08-19.51;OR=3.07,95%CI:1.27-7.39）、最近6个月接受过艾滋病知识教育（与未接受相比,OR=2.17,95%CI:1.21-3.89）、艾滋病知识知晓（与不知晓相比,OR=7.17,95%CI:2.60-19.76）、自述有过性行为（与没有过性行为,OR=2.67,95%CI:1.40-5.10）有关。结论:1德宏州缅甸籍人员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低,最近6个月接受艾滋病知识教育对艾滋病知晓具有促进作用。最近6个月接受过艾滋病知识教育的缅甸籍人员回答HIV传播途径知识条目正确率更高。2德宏州缅甸籍人员社会支持来源种类较少,家人是获得的理解与支持最理想的的来源。社会网络成员人数少,参与聚餐、互助会等社交活动的主动性低。3德宏州缅甸籍人员安全套使用率低。存在商业性行为以及男男同性性行为,特别是已婚、使用助性物品、发生高危性行为时不坚持每次使用安全套的缅甸籍人员有感染传播HIV的风险。4德宏州缅甸籍人员HIV主动检测意愿低,HIV检测知晓率低。语言不通和担心检测费用是其发生高危行为后不愿意主动做检测的原因。
叶莉[4]（2020）在《空气质量对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入境旅游发展速度放缓,从2012年起,经历了由下降转为微弱增长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我国的空气污染问题备受关注,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影响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视域。现有的基于问卷调查的研究表明,空气污染通过游客健康、旅游资源、旅游交通、游客体验、旅游地形象等方式对入境旅游起到负向影响。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建设语境下,生态环境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空气质量是生态环境的核心组成部分,其质量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生态环境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因此,在改善空气质量和发展入境旅游双重目标语境下,基于空气质量的影响评价探讨我国入境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空气质量对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主要从以下五方面展开:第一,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我国入境旅游规模与空气质量的时空演化进行量化分析,以期挖掘入境旅游和空气质量时空分布演化特征和规律,为后续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提供经验支撑;第二,基于入境旅游发展的视角,通过运用旅游推-拉理论、旅游吸引物理论和旅游竞争力理论对空气质量是入境旅游的阻力因素还是引力因素的属性特征进行理论辨析,在此基础上,从风险感知、媒体信息影响、空气质量偏好、时间演化、地区差异等路径对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机理进行系统理论分析;第三,以我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2004-2017年的面板数据为观测样本,以PM2.5、PM10、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重等指标作为空气质量的代理变量,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即期效应、调节效应和滞后效应进行全样本的实证检验;第四,在全样本实证的基础上,分别从游客类别、时间演化、地区分类异质性视角对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即期效应、调节效应和滞后效应的差异性特征进行实证检验;第五,基于既有研究成果和本文的实证结果,运用系统动力学分析范式归纳总结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动力机制。通过以上的研究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第一,入境旅游和空气质量状态在时空分布上具有一定的“高—低”或“低—高”对应的时空分布特征。第二,全样本数据表明,在即期影响中,除了PM2.5的负向影响未通过统计显着性检验外,二氧化硫排放强度、PM10的负向效应以及达标天数比重的正向效应均较为显着,空气污染越严重,其作为“阻力”的属性将放大,对入境旅游的抑制作用就越明显,反之,空气质量得到改善,其“引力”作用就越大,对入境旅游的促进作用就越显着;PM10、PM2.5和二氧化硫排放强度通过旅游资源条件、交通条件、人力资源条件对入境旅游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负向调节效应,达标天数比重则表现为正向调节效应;滞后效应结果表明,二氧化硫排放强度、PM10、PM2.5和达标天数比重变量滞后一期对入境旅游的负向或正向影响并不显着,以往持续大规模的媒体报道并未明显地影响当期入境旅游者的旅游行为,空气污染对我国入境旅游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即期负向效应。第三,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游客类别的异质性特征。在入境旅游市场和国内旅游市场的比较中,即期效应表明,入境旅游市场对PM10和达标天数比重指标更加敏感,PM10污染或者空气质量改善都将引起入境旅游市场规模较大幅度的减少或增加变化;在影响的调节效应中,存在空气污染对旅游的负向或达标天数比重正向调节效应在入境旅游市场更加显着的特征;在滞后效应方面,空气质量对入境旅游影响的滞后效应小于国内旅游,空气质量对入境旅游市场没有产生明显的滞后效应。在外国旅游市场和港澳台旅游市场的比较中,总体而言,空气污染对外国旅游市场的负向影响更明显,表明外国旅游市场对空气污染的风险感知更敏感;但空气质量的调节效应在港澳台旅游市场更加明显,也即港澳台游客对空气污染作用于旅游资源、交通和人力资源的危害风险更加敏感;在滞后效应中,空气质量对两个市场的影响均主要体现在即期效应,并未因以往持续大规模的空气污染舆情报道宣传影响当期旅游决策。第四,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时间演化的异质性特征。把研究时期划分为2004-2007年、2008-2012年、2013-2017年三个阶段,从各个空气质量指标结果看,尤其核心指标PM2.5作用于入境旅游的结果,无论是即期效应、调节效应,还是滞后效应,均是在2013-2017年这个时间段的负向影响最明显,体现出了2013年雾霾天气爆发且备受关注后,空气污染的舆情报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第五,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地区差别的异质性特征。在东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中,尽管各个空气质量的指标影响有所差异,但是总体看,东部地区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在即期效应、调节效应和滞后效应都更加明显;在南北方地区的比较中,总体而言,北方地区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影响在即期效应、调节效应和滞后效应更加明显,空气质量的“引力”作用在南方地区更显着。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空气质量具有“阻力”和“引力”双重属性,在空气污染已对我国入境旅游产生负向影响的背景下,本文从加强空气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构建完善包括优质生态产品在内的旅游产品体系、围绕“美丽中国”国家形象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营销推广体系、全方位修炼提升入境旅游吸引力等方面有针对性提出化空气质量“阻力”为“引力”以提振入境旅游之策,以期增强入境旅游的国际竞争力,并促进入境旅游可持续发展。
程思[5]（2020）在《广州市外籍人员网络社交情况及HIV检测行为调查》文中研究指明目的了解广州市外籍人员人口学、网络社交行为特征及HIV干预服务接受情况;探讨广州市外籍人员网络社交行为与临时性行为间的关系;深入分析影响广州市外籍人员HIV检测行为的主要因素。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方法进行横断面调查,分别利用线下招募和线上招募两种方式,收集2019年10-12月期间在广州市工作、学习和（或）居住的外籍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在取得知情同意后,分别对其进行线下问卷调查或网络问卷调查其基本人口学特征、网络社交行为特征、性行为特征、HIV检测行为特征、干预服务接受情况等。线下调查采用面对面的方式;网络调查采用社交软件与在线调查平台问卷星相结合的形式。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连续性变量采用均数及标准差,分类变量采用频数分布进行描述,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多因素分析,探究影响因素与结局变量之间的联系强度。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所有统计检验均为双侧检验,检验水准α=0.05。结果1.社会人口学特征本研究共包括434名研究对象,其中线下问卷调查241人,网络问卷调查193人。其中男性297人（68.4%）,女性137人（31.6%）;年龄分布集中于18-61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1.0±8.8）岁;主要来自非洲的有343人（79.0%）,亚洲83人（19.1%）;职业为来广州经商的有202人（46.5%）,学生209人（48.2%）。2.HIV干预服务接受情况42人（9.7%）最近3个月在中国接受过HIV知识宣传,11人（2.5%）最近3个月与朋友讨论过HIV预防知识,163人（37.6%）了解广州HIV检测场所。142人（32.7%）认为在华外籍人员进行HIV检测有困难,23人（5.3%）觉得自己感染HIV的风险高,17人（3.9%）表示有朋友告知其HIV感染状况。3.、网络社交行为及性行为特征251人（57.8%）在中国有网络社交平台认识的朋友,272人（62.7%）社交圈中有自己国家的朋友,198人（45.6%）社交圈中有中国朋友,225人（51.8%）社交圈中有其他国家的朋友,248人（57.1%）在中国密切联系的朋友数<10个,337 人（77.6%）经常使用微信,322 人（74.2%）经常使用 WhatsApp,191 人（44.0%）经常使用Facebook,51人（11.8%）经常使用Twitter,137人（31.6%）经常使用Instagram,188人（43.3%）平均每日花费在网络社交软件的时间在1-3小时。外籍人员中363人（83.6%）曾经发生过性行为,181人（49.9%）最近3个月与配偶/固定性伴发生过性行为,55人（15.2%）最近3个月与临时性伴发生过性行为,160人（44.1%）最近1次性行为时使用了安全套。4.网络社交行为与最近3个月临时性行为的关联性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平均每日花费在社交网络的时间>6小时比<1小时者更有可能发生临时性行为（OR=3.63,95%CI:1.31～10.08）。5.HIV检测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最近3个月内接受HIV检测的有170人（39.2%）,自报HIV阳性0人;若发生无保护性行为,208人（57.3%）愿意主动寻求HIV检测;257人（59.2%）认为进行HIV检测的原因是想知道自身的健康状况。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累计居留时间在4-12个月者（与累计居留时间<3个月者相比,OR=3.65,95%CI:1.87～7.15）,最近6个月内做过健康体检（与最近6个月在中国未做过健康体检者相比,OR=2.77,95%CI:1.69～4.55）,了解在广州可以做HIV检测场所（与不了解在广州可以做HIV检测场所者相比,OR=2.54,95%CI:1.54～4.18）的外籍人员更有可能进行HIV检测。结论本次调查中来自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外籍人员艾滋病知晓率较低,网络社交行为较单一,健康需求较大,HIV宣传干预服务水平有待提高。近六分之一的研究对象与临时性伴发生过性行为,花费在网络社交软件上的时间越长者更有可能发生临时性行为。累计居留时间4-12个月、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并且了解HIV检测咨询服务的更有可能进行HIV检测,需加强宣传,采取综合性措施,促进其进行HIV检测。
汪晓波[6]（2020）在《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研究》文中指出外来移民是困扰俄罗斯转型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问题,受到俄罗斯政府乃至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世纪,受战争和社会动荡影响,俄罗斯人口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人口数量下降呈常态化趋势。面对人口危机形势,俄罗斯政府把外来移民作为化解人口危机,弥补人口减少,缓解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短缺的重要手段,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俄罗斯根据不同时期外来移民特点制定、出台和调整外来移民政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大致经历了调整时期、积极治理时期、发展新动向与再调整时期三个阶段。外来移民政策制定的目标是从人口危机现实出发,在严格遵守宪法、国际条约及其他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本着地缘政治和人口经济原则,更多地引进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族居民、国际高技术人才、投资移民和留学移民,制定外来移民管理措施,进行外来移民管理机制改革,促进外来移民社会融入,为外来移民的永久定居创造条件。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总体发展呈现良性互动,也带来多方位冲击。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总体发展良性互动体现在,外来移民弥补劳动力数量不足,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和灵活度,激发企业发展活力;推动俄罗斯政治进程、对外关系和公共外交的发展;为文化注入新活力,丰富俄罗斯多元文化。外来移民是把“双刃剑”,为俄罗斯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也引发系列问题。外来移民滋生“影子经济”、冲击俄罗斯就业市场和外汇市场秩序;对俄罗斯合法性政治认同弱化、引发民族问题、“三股势力”威胁国家主权完整;加重社会公共卫生负担;给俄罗斯文化带来不利因素。基于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总体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多方位冲击,俄罗斯加大对外来移民政策的调整力度。经过博弈,俄罗斯摸索出适合国情发展的外来移民政策。总体来看,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思路更加清晰、移民规划更加完善、管理重点更加明确,外来移民治理取得良好成效。未来,在国内人口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加大外来移民的引进力度的总方向不会改变。在引进外来移民的类别上,俄罗斯以吸引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俄罗斯族居民、高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为主;打造软环境,促进外来移民一体化进程;根据国内外形势,对外来移民政策进行动态调整;分阶段、按步骤完善外来移民的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弥补外来移民的社会融入、信息采集、专项政策及非法移民治理的措施上存在诸多不足。最终实现其外来移民发展的战略构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来移民数量大幅度增加。外来移民中不乏有来自于发达国家的高技术移民。如何能使这类移民进得来、留得住、用得好是对我国外来移民政策的考验。我国现行的移民政策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如外来移民政策缺乏前瞻性,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完善,对外来移民特别是对移民的准入和居留制度管理严格,操作性不强。这些弊端制约了高层次的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的进入。研究其他国家外来移民政策的经验,为完善我国外来移民政策提供参考。俄罗斯作为世界第二大外来移民目的地国,外来移民结构具有特殊性。经过近30年的发展,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的法律制度不断健全,管理水平大幅提升,外来移民的社会贡献率增加,但是社会舆论导向,信息统计体系、非法移民治理措施等措施有待完善。总结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的正反经验,为我国外来移民政策的完善提供重要启示。
张鞠成[7]（2020）在《现实与想象：赴泰旅游风险的社会建构》文中研究表明人类思想源于现实又不同于现实,因为人类思想不可避免受其社会背景意识形态化的影响。近年来,赴泰旅游活动如火如荼,涉旅危机事件也频繁发生。我国游客游前对泰国旅游风险的认知（“想象”风险）也是源于游客旅游行程中的游客感知风险（“现实”风险）,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这是因为游客对泰国旅游风险的认知,大多来源于社会“场域”的信息传递,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充斥着“虚假意识”。而游客一旦亲临泰国旅游,其所“感知”的旅游风险,往往能够跳出其“前设”的“虚假意识”,形成自己的判断。因而,本文基于社会建构理论、风险社会理论和风险文化理论的视角,运用内容分析法、话语分析和扎根理论,探究赴泰旅游风险的社会建构过程。结论如下:第一,中国游客对泰国旅游风险的游前认知以犯罪、社会文化和健康风险为主,游后感知以犯罪、交通事故和基础设施风险为主,并且犯罪风险内部两者也存在偏差。第二,泰国旅游风险在中国社会以场域的形式存在。官方媒体在场域中呈现出由恐怖主义风险为主向旅游业务、交通事故和基础设施风险并行演变,最终转变为交通事故和基础设施风险为主的话题演变态势。社交网络在场域中呈现为以环境、风险行为为主的基础设施风险和以爆炸、黄衫军等风险标识物为主的政治动荡风险。第三,泰国旅游风险的社会建构过程为游客感知风险（“现实”风险）经过外化、客观化和内化成为潜在游客认知风险（“想象”风险）。第四,泰国旅游风险的内化路径以心理认知、社交网络为主。
陈草惠（Jin Chohye）[8]（2020）在《政治互信对国际旅游市场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际旅游是各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是各国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的先导窗口和重要平台,是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重要渠道,是世界和平与发展之舟,有利于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国际旅游市场具有敏感性,影响其波动的主要因素有自然灾害、经济危机和社会事件等,其中政治互信对国际旅游市场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中韩建交始于1992年,自建交以来两国之间联系紧密,尤其体现在旅游业的合作发展方面,双方互为重要旅游客源国,游客互访量逐年增加。2016年由于“萨德事件”对中韩两国的政治互信产生了影响,抑制了双边国际旅游交流活动,使两国间游客互访量出现剧减,“萨德事件”导致中韩国际旅游发生巨大变化。本文拟从政治互信的视角,以中韩两国为案例,探讨政治互信对国际旅游市场的影响,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论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回顾并梳理了政治互信与国际旅游市场发展关系的相关研究文献。第二部分从中韩国际旅游市场变化、国民政治互信与旅游感知的两个维度,探讨了政治互信增强与政治互信降低对国际旅游市场影响特征。第三部分结论与讨论。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第一,政治互信强弱对国际旅游市场发展具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重影响。中韩建交至“萨德事件”前期,两国国际游客互访量逐年增加,互为主要客源国。第二,“萨德事件”发生后,导致中韩政治互信下降,并作用于中韩国际旅游市场,但对两国国际旅游市场变化的时间点、规模、影响不同。韩国决定部署萨德以后,访韩中国游客立刻开始减少,三个月后,由于访韩中国游客的减少致使韩国旅游经济形势恶化,进一步影响访华韩国游客减少。客源国的国际旅游市场占有率越高,此类事件对国际旅游市场的影响越大,“萨德事件”对韩国国际旅游市场的冲击力更大。第三,国民对政治互信与国际旅游关系的感知具有差异性。通过对韩国游客展开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政治事件、国家关系、旅游意愿反应敏感的感性群体,其访华旅游意愿度较低,而认为政治事件和国际旅游是两码事情的理性的人访华旅游意愿度受影响较小。政治互信对感性的人的影响相比于理性的人更加显着。当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下降时,前往对方国家的旅游意愿相应下降。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为今后中韩国际旅游市场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有助于推动中韩两国建立友好关系,促进国际旅游的相互合作发展。
张红梅[9]（2020）在《基于地缘环境视角的云南边境地区旅游安全评价研究》文中指出安全是各行各业稳定生产的基础环境,旅游安全既是区域行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居民出游的首要前提。边境旅游作为一种独特的区域旅游业态,担负着柔性外交、经济促进、社会发展、资源保护等诸多功能,同时因其具有地缘环境特殊、旅游活动丰富、关联行业众多等特点,在运营管理等方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旅游安全风险,因此边境旅游安全要兼顾边境安全和旅游安全双重考验,抵御风险、保障安全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工作。本文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西南陆疆边境跨境旅游发展空间格局、机制及模式研究”开展研究,选择云南边境地区作为研究案例点,在基于系统理论进行边境旅游安全风险特殊性、边境旅游安全风险的类型和影响因素等分析基础上,进行客观环境和主观感知两方面的旅游安全评价,并提出相应的保障旅游安全的对策建议。本研究的第一、二章在分析边境地区旅游安全研究背景的基础上,梳理分析国内外有关地缘环境、旅游安全评价、边境旅游安全等的研究成果,理清地缘环境、边境旅游、边境旅游安全、边境旅游安全事件等基本概念。第三章基于系统理论分析边境地区旅游安全风险特殊性分析,认为边境旅游安全与一般旅游安全相比在旅游主体、安全设施、旅游环境、安全管理等方面有其特殊性;同时,还进一步分析了边境地区旅游安全风险的类型和特征,认为边境地区旅游安全受自然环境、地缘文化、边境社会、旅游管理、网络管理等五方面因素影响;第四章基于离差最大化的组合评价方法,从边境地区旅游安全五大影响因素方面选取指标,建立云南边境地区旅游安全环境评价模型,并从时空分异角度分析云南边境市州旅游环境安全变化规律;第五章基于风险感知理论构建云南边境地区游客安全感知评价模型,测度游客对影响边境地区旅游安全不同因素的感知差异和空间差异;第六章依据事故因果连锁理论观点,将边境地区旅游环境安全与边境地区游客安全感知联系起来,从针对旅游环境和游客安全行为两方面提出了旅游安全管理的系列建议。通过上述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云南边境地区旅游环境安全兼具边境安全和旅游安全双重属性,旅游环境安全评价结果呈现出时空分异特征。从时空演化角度来看,随着时间推移,2013—2017年间云南边境8个市州的旅游安全状况越来越好;同时,不同边境市州的安全得分存在差异,从高到低依次为:红河、普洱、保山、德宏、西双版纳、文山、临沧、怒江;但是各边境市州安全得分的差异逐年缩小。从影响因素角度来分析,五类影响云南边境地区旅游安全的因素中,边境文化安全和网络安全两个因子的影响比重逐年增加。2)云南边境地区的游客主观感知评价是安全认知与安全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云南边境地区游客的安全评价,呈现出以下规律:除了婚姻这一变量之外,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收入等人口特征统计变量对边境旅游安全评价呈现出显着差异;从空间上分析,边境游客对不同边境市州的安全评价几乎没有表现出差异性;从影响因素上分析,游客对五类旅游安全影响因素的安全评价有如下规律:除了边境地区社会安全评价、网络信息安全评价、游后反馈行为等因素存在地域空间差异,游客对云南边境地区旅游环境安全感知评价呈现出一致性;从游客安全认知与安全行为一致性的差异性上分析,游客对云南边境地区安全环境因素的认知评价对其安全行为意向的作用呈现出如下规律:游客对“旅游管理安全”和“网络信息安全”的认知越高,游前准备行为越充分;游客对“网络信息安全”的认知越高,游中防范行为越明显;游客对“边境社会安全”、“旅游管理安全”和“网络信息安全”的认知评价越高,游后反馈行为越明显。3)云南边境地区旅游安全管理要从旅游环境安全和游客安全行为两方面着手。关于边境旅游环境安全管理的建议有:从旅游环境安全角度,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维护边境安全;加强旅游风险预警管理,提高应急救援水平;重视新型旅游安全问题,强化防范化解风险能力。关于边境游客安全行为管理的建议有:加强旅游安全宣传教育工作,提升游客自我保护意识;加强对旅游者行为管理,引导游客正确的旅游感知;疏通游客意见反馈渠道,重视网络舆情管理。
付微明[10]（2020）在《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生物识别技术的产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对生物识别信息的开发利用不断加深,这种开发利用在为个人、社会和国家带来莫大利益的同时,也由于一些乱象的出现导致了公众的忧虑,引发了潜在和现实的风险,对生物识别信息的法律保护开始得到重视,本文以此为发端展开了对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问题的研究。本文对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问题的研究,以解决三个基本问题为目的:首先,什么是生物识别信息;其次,为什么要保护生物识别信息;最后,如何保护生物识别信息。由于目前国内外对本论题的研究论着还不丰富,本文十分缺乏可参考的研究着作和论文。本文的写作主要依赖于本文作者努力收集到的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文本;司法判例;相关事例。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理论与实证的结合,注重以问题为研究导向,并以历史研究、文献研究,比较研究等为论证方法。在具体内容上,首先,本文通过对生物识别信息概念和本质的理解,探讨了什么是生物识别信息这一基本问题。本文从生物识别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入手,对生物识别信息的内涵和外延,生物识别信息的其他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明确了生物识别信息的概念。从生物识别信息的概念出发,本文进一步探讨了生物识别信息的本质和独特性质。其次,本文通过对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的意义和目的的分析,探讨了为什么要保护生物识别信息这一基本问题。本文以生物识别信息的应用价值为切入点,阐明了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以及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的目的和基本要求,并以此为基点,从国外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满足基本要求的两种主要法律保护模式。最后,本文通过对生物识别信息的常规法律保护模式中的普遍原则及其具体适用,专门法律保护模式中对生物识别信息处理各方主体的特定权利义务设置,以及如何完善法律保护机制的研究,探讨了如何保护生物识别信息这一基本问题。本文通过对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基本模式和基本原则的研究,总结了生物识别信息常规法律保护的基本形式;接下来从生物识别信息的特殊性质着手,总结了生物识别信息应用中各类主体的特定权利义务和责任,分析了生物识别信息特定性法律保护的机制;通过对生物识别信息常规法律保护和专门法律保护的辨析,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我国当前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机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善这些问题的初步方案,得出了我国应该如何健全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机制的结论,并对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体系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二、危险行为因素对出入境人员健康影响的调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危险行为因素对出入境人员健康影响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消除阶段中国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1.1 疟疾防治现状 |
| 1.2 疟疾风险 |
| 1.3 疟疾风险评估研究进展 |
| 1.4 在消除阶段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的挑战 |
| 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2.1 研究目的 |
| 2.2 研究意义 |
| 3 研究内容 |
| 4 研究方法 |
| 4.1 文献评阅法 |
| 4.2 德尔菲法 |
| 4.3 其他综合评价方法 |
| 5 技术路线 |
| 第一部分 消除阶段疟疾风险因素分析 |
| 1 疟疾风险的内涵及理论基础 |
| 2 疟疾风险的分类及其影响因素 |
| 2.1 高风险人群感染风险 |
| 2.2 感染者输入风险 |
| 2.3 媒介可接受性风险 |
| 2.4 延迟发现疟疾病例风险 |
| 第二部分 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数据来源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统计分析工具 |
| 2 结果 |
| 2.1 构建疟疾风险评估理论框架 |
| 2.2 初步拟定的消除阶段疟疾风险指标体系 |
| 2.3 德尔菲法结果 |
| 2.4 德尔菲法权重 |
| 2.5 消除阶段的我国疟疾风险评估指标集的变化 |
| 3 讨论 |
| 第三部分 风险评估模型构建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数据来源 |
| 1.2 研究方法 |
| 1.3 主客观综合评价方法的结合策略 |
| 1.4 组合评价方法 |
| 1.5 模型优劣的判断方法 |
| 1.6 统计分析工具 |
| 2 结果 |
| 2.1 德尔菲法与熵权法结合的权重系数 |
| 2.2 层次分析法权重 |
| 2.3 TOPSIS法 |
| 3 讨论 |
| 第四部分 消除阶段疟疾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实证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研究区域 |
| 1.2 数据来源 |
| 1.3 统计分析 |
| 1.4 质量控制 |
| 2 结果 |
| 2.1 指标观测值的分析 |
| 2.2 各县市风险值总值与分值 |
| 2.3 多个综合评价模型所得结果的分析 |
| 2.4 组合多个综合评价模型所得结果 |
| 2.5 模型的优劣程度判断结果 |
| 2.6 疟疾风险因素调研 |
| 3 讨论 |
| 全文总结 |
| 1 主要结论 |
| 2 科学性、特色和创新之处 |
| 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1 指标值来源 |
| 附表2 指标观测值原始值 |
| 附表3 专家咨询表 |
| 附表4 疟疾知晓情况调查问卷 |
| 附表5 层次分析法专家的权重体系 |
| 附表6 层次分析法思想下疟疾风险值总值及排序 |
| 附表7 基于AHP-TOPSIS赋值结合的疟疾风险值总值及排序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 附件 |
（2）埃塞俄比亚中资企业员工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研究背景 |
| 1.1 非洲和埃塞俄比亚中资企业发展现状 |
| 1.2 我国在非劳务人员现状 |
| 1.3 海外务工人员心理健康研究 |
| 1.4 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与心理健康研究现状 |
| 1.5 非洲及埃塞俄比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进展 |
| 1.6 心理健康定义及标准 |
| 1.7 心理健康评估及量表 |
| 1.8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2 研究资料及方法 |
| 2.1 资料来源 |
| 2.2 资料收集 |
| 2.3 问卷设计 |
| 2.4 研究对象心理健康影响因素框架 |
| 2.5 开展预调查 |
| 2.6 资料处理与分析 |
| 2.7 技术路线图 |
| 2.8 质量控制 |
| 3 研究结果 |
| 3.1 第一次调查结果 |
| 3.2 第二次调查结果 |
| 3.3 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知识、行为及措施 |
| 4 讨论 |
| 4.1 埃塞俄比亚中资企业员工整体心理健康状况 |
| 4.2 埃塞俄比亚中资企业员工心理健康影响因素 |
| 4.3 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知识、行为及措施 |
| 4.4 疫情常态化下的海外务工人员心理健康促进对策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创新性 |
| 5.3 局限性 |
| 5.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心理健康状况研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GHQ-12效度分析表 |
| 附录2: 埃塞俄比亚中资企业员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问卷(第一次) |
| 附录3: 埃塞俄比亚中资企业员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问卷(第二次) |
| 附录4: Logistic回归变量赋值表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3）德宏州缅甸籍人员HIV主动检测意愿的现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常用缩略词表 |
| 一、研究背景 |
| 1.1 我国艾滋病流行特征 |
| 1.2 我国外籍HIV感染者流行特征 |
| 1.3 云南省外籍HIV感染者流行特征 |
| 1.4 德宏州缅甸籍HIV感染者流行特征 |
| 1.5 HIV主动检测的意义 |
| 二、研究目的 |
| 三、内容与方法 |
| 3.1 研究设计 |
| 3.2 研究现场 |
| 3.3 研究对象 |
| 3.4 样本量 |
| 3.5 研究内容 |
| 3.6 调查方法 |
| 3.7 相关定义 |
| 3.8 资料整理与统计分析 |
| 3.9 质量控制 |
| 3.10 伦理审查 |
| 3.11 技术路线图 |
| 四、研究结果 |
| 4.1 研究对象人口学特征 |
| 4.2 艾滋病知识知晓 |
| 4.2.1 艾滋病知识知晓基本情况 |
| 4.2.2 接受宣传教育与艾滋病知识知晓的比较 |
| 4.3 社会网络 |
| 4.3.1 社会支持来源 |
| 4.3.2 社会网络成员构成 |
| 4.3.3 社会交友情况 |
| 4.4 性行为 |
| 4.4.1 性行为基本情况 |
| 4.4.2 安全套使用情况 |
| 4.4.3 安全套使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5 HIV主动检测意愿 |
| 4.5.1 人口学特征的比较 |
| 4.5.2 艾滋病知识知晓的比较 |
| 4.5.3 社会网络的比较 |
| 4.5.4 性行为情况的比较 |
| 4.5.5 HIV主动检测意愿的多因素分析 |
| 五、讨论 |
| 5.1 艾滋病知识知晓 |
| 5.2 社会网络 |
| 5.3 性行为 |
| 5.4 HIV主动检测意愿 |
| 5.5 研究意义与局限性 |
| 六、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件一 知情同意书 |
| 附件二 调查问卷 |
| 综述 我国外籍人员HIV感染者概况及防治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空气质量对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概念阐释 |
| 1.2.1 旅游产业 |
| 1.2.2 入境旅游 |
| 1.2.3 空气质量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 2.1 空气质量对人类健康与行为的影响研究 |
| 2.2 空气质量对旅游影响的研究 |
| 2.3 入境旅游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研究 |
| 2.4 空气质量对入境旅游影响的研究 |
| 2.5 国内外文献述评和研究机会 |
| 第三章 我国入境旅游与空气质量时空演化特征 |
| 3.1 研究方法 |
| 3.2 入境旅游时空演化特征 |
| 3.2.1 我国入境旅游发展时空演化概况 |
| 3.2.2 入境旅游规模空间相关性及其时空演化特征 |
| 3.3 空气质量时空演化 |
| 3.3.1 空气质量时空演化特征 |
| 3.3.2 空气质量空间相关性及其时空演化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理论分析 |
| 4.1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属性分析 |
| 4.1.1 基于“推-拉”理论的分析 |
| 4.1.2 基于旅游吸引物理论的分析 |
| 4.1.3 基于旅游竞争力理论的分析 |
| 4.1.4 空气质量影响旅游的属性特征 |
| 4.2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系统构建 |
| 4.3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机理分析 |
| 4.3.1 风险感知影响路径 |
| 4.3.2 媒体信息影响路径 |
| 4.3.3 空气质量偏好影响路径 |
| 4.3.4 时间演化差异影响路径 |
| 4.3.5 地区差异影响路径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效应分析 |
| 5.1 研究方法 |
| 5.1.1 OLS混合回归 |
| 5.1.2 面板数据模型 |
| 5.2 模型构建 |
| 5.2.1 即期影响效应模型构建 |
| 5.2.2 调节效应模型构建 |
| 5.2.3 滞后效应模型构建 |
| 5.3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3.1 变量选取 |
| 5.3.2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即期效应 |
| 5.4.2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调节效应 |
| 5.4.3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滞后效应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的异质性评价 |
| 6.1 基于游客类别的影响异质性评价 |
| 6.1.1 模型构建 |
| 6.1.2 入境游客和国内游客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
| 6.1.3 外国游客和港澳台游客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
| 6.2 基于时间演化的影响异质性评价 |
| 6.2.1 模型构建 |
| 6.2.2 时间差异分析 |
| 6.3 基于地区分异的影响异质性评价 |
| 6.3.1 模型构建 |
| 6.3.2 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分析 |
| 6.3.3 南北方地区差异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 |
| 7.1 旅游发展动力机制要素构成 |
| 7.2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构建 |
| 7.2.1 入境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 |
| 7.2.2 空气质量影响入境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传导路径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主要结论和对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入境旅游和空气质量分布具有一定的“高-低”或“低-高”对应特征 |
| 8.1.2 空气污染已对我国入境旅游产生较为明显的负向影响 |
| 8.1.3 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游客类别的异质性特征 |
| 8.1.4 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时间演化的异质性特征 |
| 8.1.5 空气污染对入境旅游的负向影响存在区域差别的异质性特征 |
| 8.1.6 控制变量对入境旅游发展的正向影响在不同区域间存在差异性特征 |
| 8.1.7 空气质量的双重属性是入境旅游发展动力机制的重要构成 |
| 8.2 政策启示 |
| 8.3 对策建议 |
| 8.3.1 多举并措加强环境空气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 |
| 8.3.2 构建完善包括优质生态产品在内的旅游产品体系 |
| 8.3.3 围绕“美丽中国”国家形象进一步完善入境旅游营销推广体系 |
| 8.3.4 全方位修炼内功助力入境旅游吸引力提升 |
| 8.3.5 实施更加积极开放的对外政策促入境旅游发展 |
| 8.4 创新之处、不足以及研究展望 |
| 8.4.1 创新之处 |
| 8.4.2 研究的局限性 |
| 8.4.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广州市外籍人员网络社交情况及HIV检测行为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对照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1 研究现场 |
| 3.2 研究设计 |
| 3.3 研究对象 |
| 3.4 样本量计算 |
| 3.5 研究内容 |
| 3.6 调查方法 |
| 3.7 相关定义 |
| 3.8 资料整理与统计分析 |
| 3.9 质量控制 |
| 3.10 伦理审查 |
| 3.11 技术路线图 |
| 四、研究结果 |
| 4.1 研究对象基本特征 |
| 4.1.1 人口学特征 |
| 4.1.2 健康状况 |
| 4.1.3 医疗保险情况 |
| 4.1.4 干预服务接受情况 |
| 4.1.5 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 |
| 4.2 研究对象网络社交情况分析 |
| 4.2.1 社会支持基本特征 |
| 4.2.2 网络社交行为基本特征 |
| 4.3 网络社交行为等与性行为的关联 |
| 4.3.1 性行为基本情况 |
| 4.3.2 安全套使用情况 |
| 4.3.3 网络社交行为等与最近3个月临时性行为的关联性分析 |
| 4.4 HIV检测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4.1 HIV检测行为的单因素分析 |
| 4.4.2 HIV检测行为的多因素分析 |
| 五、讨论 |
| 六、结论 |
| 七、创新性与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件一 知情同意书 |
| 附件二 调查问卷 |
| 综述 在华居留外籍人员艾滋病防治工作现状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6）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 三、概念及理论阐释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理论基础阐释 |
| 四、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五、主要创新和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俄罗斯的人口形势与外来移民发展 |
| 一、俄罗斯的人口危机 |
| (一)俄罗斯人口危机的形成 |
| (二)俄罗斯人口危机的表现 |
| (三)俄罗斯人口危机的冲击 |
| 二、俄罗斯的人口政策及未来人口状况 |
| (一)俄罗斯的人口政策 |
| (二)俄罗斯未来人口状况 |
| 三、俄罗斯外来移民发展 |
| (一)苏联解体引发人口迁移潮 |
| (二)俄罗斯外来移民发展现状 |
| (三)俄罗斯中国移民进程及现状 |
| 第二章 俄罗斯的外来移民政策与管理机制改革 |
| 一、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的变迁 |
| (一)苏联解体前的外来移民政策 |
| (二)1990 年—2000 年:外来移民政策的调整时期 |
| (三)2001 年—2010 年:外来移民政策的积极治理时期 |
| (四)2010 年以来:外来移民政策的新动向与再调整时期 |
| 二、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的制定 |
| (一)外来移民政策制定的基本目标 |
| (二)外来移民政策制定的主要原则 |
| (三)外来移民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 |
| 三、俄罗斯的外来移民管理措施 |
| (一)发放临时居留许可证 |
| (二)规范登记程序 |
| (三)签发邀请函和签证 |
| (四)分类管理外来移民 |
| 四、俄罗斯外来移民管理机制改革 |
| (一)改组外来移民管理部门 |
| (二)加强外来移民环境建设 |
| (三)开展外来移民国际合作 |
| 第三章 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总体发展的互动 |
| 一、外来移民与俄罗斯人口发展 |
| 二、外来移民与俄罗斯区域发展 |
| (一)区域环境与外来移民 |
| (二)外来移民对俄罗斯区域发展的影响 |
| 三、外来移民与俄罗斯经济发展 |
| (一)外来移民促进俄罗斯的宏观经济发展 |
| (二)劳务移民推动俄罗斯劳动力市场发展 |
| (三)经济增长是外来移民进入的先决条件 |
| 四、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政治发展 |
| (一)外来移民推动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 |
| (二)外来移民扩大俄罗斯对外政策影响 |
| (三)教育移民促进俄罗斯公共外交发展 |
| (四)外来移民受到阻隔的政治因素分析 |
| 五、外来移民与俄罗斯文化发展 |
| (一)外来移民与俄罗斯的多元文化 |
| (二)外来移民为俄罗斯文化注入新元素 |
| 第四章 外来移民对俄罗斯的多方位冲击 |
| 一、俄罗斯的非法移民问题 |
| (一)俄罗斯非法移民的现状 |
| (二)俄罗斯非法移民的类别 |
| (三)俄罗斯非法移民的成因 |
| (四)俄罗斯非法移民的影响 |
| 二、外来移民的经济冲击 |
| (一)对就业市场的冲击 |
| (二)非正常汇款的影响 |
| (三)“影子经济”的滋生 |
| 三、外来移民的政治冲击 |
| (一)对俄罗斯政治合法性认同的弱化 |
| (二)对俄罗斯主权认知及维护的影响 |
| (三)对俄罗斯处理国际关系的影响 |
| 四、外来移民的社会冲击 |
| (一)外来移民所引发的民族问题 |
| (二)外来移民加重公共卫生负担 |
| 五、外来移民的文化冲击 |
| (一)对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冲击 |
| (二)对俄罗斯政治文化的冲击 |
| 第五章 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走向及其启示 |
| 一、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调整的总体成效 |
| (一)政策思路更加清晰 |
| (二)移民规划更趋完善 |
| (三)管理重点更为明确 |
| 二、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许可证制度问题较多 |
| (二)法律有待进一步完善 |
| (三)负面性舆论导向问题 |
| (四)信息统计体系不健全 |
| (五)专项政策实施不明显 |
| (六)非法移民治理有阻碍 |
| 三、未来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走向的研判 |
| (一)加大引进外来移民力度 |
| (二)战略规划外来移民政策 |
| (三)促进外来移民政策落实 |
| (四)加快外来移民一体化进程 |
| 四、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
| (一)中国外来移民的现状与特点 |
| (二)中国外来移民治理的新动向 |
| (三)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7）现实与想象：赴泰旅游风险的社会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社会建构理论 |
| 2.1.2 风险社会理论 |
| 2.1.3 风险文化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风险 |
| 2.2.2 旅游风险 |
| 2.2.3 跨文化交往中的旅游风险 |
| 第3章 中国赴泰旅游市场发展概况 |
| 3.1 泰国概述 |
| 3.1.1 区位、沿革与旅游资源 |
| 3.1.2 中泰关系概况 |
| 3.2 中国赴泰旅游市场的发展与演化 |
| 3.3 中国游客赴泰旅游时空分布特征 |
| 3.3.1 中国游客赴泰旅游的时间特征 |
| 3.3.2 中国游客赴泰旅游的空间特征 |
| 3.4 中国游客赴泰旅游安全事件类型与特点 |
| 第4章 “场域”视角下的泰国旅游风险 |
| 4.1 研究设计 |
| 4.2 泰国旅游风险图景 |
| 4.2.1 官方媒体之话语分析 |
| 4.2.2 社交网络之内容分析 |
| 4.3 泰国旅游风险的“场域”视角 |
| 4.3.1 场域与泰国旅游风险 |
| 4.3.2 官方媒体建构的泰国旅游风险 |
| 4.3.3 社交网络建构的泰国旅游风险 |
| 第5章 中国游客赴泰旅游风险的游前认知和游后感知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数据收集与处理 |
| 5.1.2 扎根理论的多元路径化分析 |
| 5.2 中国游客赴泰旅游风险的游前认知 |
| 5.2.1 要素分析处理 |
| 5.2.2 认知风险结果分析 |
| 5.3 中国游客赴泰旅游风险的游后感知 |
| 5.3.1 要素分析处理 |
| 5.3.2 感知风险结果分析 |
| 5.4 中国游客赴泰旅游风险的认知与感知差异 |
| 第6章 中国游客赴泰旅游风险社会建构的表征 |
| 6.1 旅游风险的外化 |
| 6.1.1 惯习化 |
| 6.1.2 制度化 |
| 6.2 旅游风险的客观化 |
| 6.2.1 实体化 |
| 6.2.2 合法化 |
| 6.3 旅游风险的内化 |
| 6.3.1 内化路径 |
| 6.3.2 旅游风险的初级社会化 |
| 6.3.3 旅游风险的次级社会化 |
| 第7章 结论与进一步的讨论 |
| 7.1 结论 |
| 7.2 进一步的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政治互信对国际旅游市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研究进展综述 |
| 2.1 国际旅游市场相关研究 |
| 2.1.1 国际旅游市场现状 |
| 2.1.2 国际旅游市场特征 |
| 2.2 国际旅游市场影响因素研究 |
| 2.3 政治互信相关研究进展 |
| 2.4 中韩国际旅游市场研究进展 |
| 2.5 旅游本底线法(TBCM)研究进展 |
| 2.6 萨德对旅游市场的影响研究进展 |
| 2.7 研究评述与启示 |
| 第三章 中韩国际旅游市场变化分析 |
| 3.1 中韩出境旅游市场发展概况 |
| 3.1.1 中国出境旅游市场发展概况 |
| 3.1.2 韩国出境旅游市场发展概况 |
| 3.1.3 中韩关系发展概况 |
| 3.2 中国的韩国入境旅游市场变化及特征 |
| 3.3 韩国的中国入境旅游市场变化及特征 |
| 3.4 中韩国际旅游互动市场变化的比较分析 |
| 3.5 萨德事件对中韩两国入境旅游市场的影响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政治互信感知对国际旅游市场影响 |
| 4.1 政治互信对旅游市场的作用分析 |
| 4.2 政治互信感知问卷调查 |
| 4.2.1 问卷设计 |
| 4.2.2 问卷调查样本分析 |
| 4.3 政治互信感知对国际旅游市场影响分析 |
| 4.3.1 政治敏感性分析 |
| 4.3.2 政治与旅游关系分析 |
| 4.3.3 政治事件与旅游意愿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主要创新点 |
| 5.3 讨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硕士期间取得的主要成果 |
| 附录二 :政治互信对韩国游客的影响研究调查问卷 |
| 致谢 |
（9）基于地缘环境视角的云南边境地区旅游安全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研究背景 |
| 一、云南边境旅游发展如火如荼 |
| 二、边境地区旅游安全问题亟待重视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地缘环境研究 |
| 二、旅游安全评价研究 |
| 三、边境旅游安全研究 |
| 四、目前还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 |
| 第五节 研究区域选择 |
| 一、研究区域范围 |
| 二、研究对象确定 |
| 第六节 主要研究内容 |
| 第七节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地缘环境 |
| 二、边境旅游 |
| 三、边境旅游安全 |
| 四、边境旅游安全事件 |
| 第二节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风险评估理论 |
| 二、风险感知理论 |
| 三、事故因果连锁理论 |
| 四、安全系统理论 |
| 第三章 边境地区旅游安全风险分析 |
| 第一节 边境地区旅游安全的特殊性分析 |
| 一、旅游主体特殊 |
| 二、旅游安全设施特殊 |
| 三、旅游环境特殊 |
| 四、旅游安全管理特殊 |
| 第二节 边境地区旅游环境安全风险识别 |
| 一、边境地区旅游环境安全风险类型 |
| 二、边境地区旅游环境安全风险特征 |
| 第四章 云南边境地区旅游环境安全评价 |
| 第一节 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
| 一、评价指标选取依据 |
| 二、指标体系的建立 |
| 三、评价指标体系内涵 |
| 第二节 评价方法及模型选取依据 |
| 一、变异系数法 |
| 二、熵值法 |
| 三、基于离差最大化的组合评价方法 |
| 第三节 云南边境地区旅游环境安全模型构建 |
| 一、基于变异系数法的旅游安全评价 |
| 二、基于熵值法的旅游安全评价 |
| 三、构建离差最大化组合评价模型 |
| 第四节 云南边境地区旅游环境安全综合评价 |
| 一、云南边境地区旅游环境安全时间演化分析 |
| 二、云南边境地区旅游环境安全各市州变化分析 |
| 三、云南边境地区旅游环境安全动态评价 |
| 第五章 云南边境地区游客安全感知评价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研究分析 |
| 一、问卷设计过程 |
| 二、问卷调查情况 |
| 三、问卷信度效度检验 |
| 四、问卷的修正与确定 |
| 第三节 基于回归模型的边境地区游客安全感知评价研究 |
|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
| 二、基于人口统计学特征的边境地区游客安全感知评价 |
| 三、基于空间分析的边境地区游客安全感知评价 |
| 四、边境游客安全认知—行为回归分析 |
| 第四节 分析结果讨论 |
| 第六章 完善云南边境地区旅游安全管理建议 |
| 第一节 边境地区旅游环境安全管理的建议 |
| 一、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维护边境安全 |
| 二、加强旅游风险预警管理,提高应急救援水平 |
| 三、重视新型旅游安全问题,强化防范化解风险能力 |
| 第二节 针对边境地区游客安全行为管理的建议 |
| 一、加强旅游安全宣传教育工作,提升游客自我保护意识 |
| 二、加强对旅游者行为管理,引导游客正确的旅游感知 |
| 三、疏通游客意见反馈渠道,重视网络舆情管理 |
| 第七章 主要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10）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论题缘起与研究范围 |
| (一)论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范围 |
| 二、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
| (一)国内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
| (二)国外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
| 三、研究资料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资料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学术创新与主要学术观点 |
| (一)学术创新 |
| (二)主要观点 |
| 第一章 生物识别信息的概念和本质 |
| 第一节 生物识别信息的概念 |
| 一、生物识别技术 |
| (一)生物识别技术的产生 |
| (二)生物识别技术的发展 |
| 二、生物识别信息 |
| (一)生物识别信息的内涵 |
| (二)生物识别信息的外延 |
| 三、生物识别信息的其它相关基本概念 |
| (一)个人数据、档案、信息、资料 |
| (二)生物识别标识、数据、信息 |
| 第二节 生物识别信息的本质 |
| 一、生物识别信息是个人信息的新类型 |
| (一)生物识别信息必须经过“特定技术处理” |
| (二)生物识别信息是个人“数字身份”的核心内容 |
| 二、生物识别信息不同于一般个人信息的两种特殊性质 |
| (一)生物识别信息具有“惟一性” |
| (二)生物识别信息具有“不可变更性” |
| 第二章 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的意义和目的 |
| 第一节 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的重要意义 |
| 一、生物识别是与个人权利密切相关的重要产业 |
| (一)生物识别信息与个人权利密切相关 |
| (二)生物识别产业具有广阔发展前景 |
| 二、生物识别是新型社会管理方式 |
| (一)生物识别提高社会管理效率 |
| (二)生物识别信息是国家大数据整合基础性资源 |
| 三、生物识别信息关系国家安全 |
| (一)生物识别信息应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 |
| (二)生物识别信息应用关系国家整体安全 |
| 第二节 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的目的 |
| 一、实现生物识别信息应用中个人权利与产业发展利益的平衡 |
| (一)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应以调控平等主体利益关系为重点 |
| (二)生物识别信息产业发展必须受到严格规制 |
| 二、实现生物识别信息应用中各方利益的协调与平衡 |
| (一)通过法律平衡生物识别信息应用中的公私利益关系 |
| (二)通过法律保证国家安全与社会管理对生物识别信息应用的需要 |
| 第三章 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的要求及保护模式 |
| 第一节 实现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目的基本要求 |
| 一、充分保护生物识别信息权利主体的信息自决权 |
| (一)生物识别信息权利是个人信息权的组成部分 |
| (二)以“禁止处理”保护个人生物识别信息自决权 |
| 二、明确禁止未经个人同意处理生物识别信息 |
| (一)禁止以买卖等为目处理生物识别信息 |
| (二)禁止经个人授权而买卖生物识别信息等行为 |
| 三、以生物识别信息处理的“法定必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管理需要 |
| (一)生物识别信息处理“法定必需”的必要性 |
| (二)生物识别信息处理的“法定必需”事项 |
| 第二节 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立法模式 |
| 一、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综合立法模式 |
| (一)生物识别信息综合立法保护模式的发展路径 |
| (二)生物识别信息综合立法保护的主要内容 |
| 二、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专项立法模式 |
| (一)以生物识别信息隐私法案实行民法保护 |
| (二)以防止身份盗窃对生物识别信息进行专项立法保护 |
| 第四章 生物识别信息的常规法律保护 |
| 第一节 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原则在生物识别信息保护中的应用 |
| 一、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原则与生物识别信息的常规保护 |
| (一)域外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常规原则溯源 |
| (二)我国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常规原则溯源 |
| 二、个人信息保护原则在生物识别信息保护中的应用 |
| (一)域外个人信息法律保护原则在保护生物识别信息中的应用 |
| (二)我国个人信息法律保护原则在生物识别信息保护中的应用 |
| 第二节 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的具体原则 |
| 一、正当、合法、透明原则 |
| (一)正当、合法、透明原则的重要性 |
| (二)正当、合法、透明原则的内涵 |
| 二、目的明确、相关和有限、必需、适当原则 |
| (一)目的明确、相关和有限、必需、适当原则的必要性 |
| (二)目的明确、相关和有限、必需、适当原则的内涵 |
| 三、安全、准确、机密原则 |
| (一)安全性、准确性和机密性是生物识别信息保护的要旨 |
| (二)安全、准确、机密原则的内涵 |
| 第五章 生物识别信息的专门法律保护 |
| 第一节 生物识别信息权利人的特定权利 |
| 一、生物识别信息权利人及其权利的性质 |
| (一)生物识别信息权利人 |
| (二)生物识别信息权利人的权利性质 |
| 二、权利人对生物识别信息处理的严格授权是信息自决权的体现 |
| (一)生物识别信息处理中“权利人明确表示同意”的内涵 |
| (二)权利人对生物识别信息的访问权与获取权 |
| (三)权利人对生物识别信息的整改权与删除权 |
| (四)权利人对生物识别信息的处理限制权与反对权 |
| 第二节 生物识别信息控制者的特定法律义务和责任 |
| 一、生物识别信息处理与生物识别信息控制者 |
| (一)生物识别信息处理 |
| (二)生物识别信息处理控制者 |
| 二、生物识别信息处理控制者的特定法律义务 |
| (一)生物识别信息处理特定安全保障义务 |
| (二)生物识别信息处理特定“单独充分明确告知”义务 |
| (三)生物识别数据处理政策透明公开特定要求 |
| 三、以保护生物识别信息自决权而确定违法处理法律责任 |
| (一)公法上保护生物识别信息的特定罪刑条款 |
| (二)私法上保护生物识别信息的侵权责任条款 |
| 第六章 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机制的完善 |
| 第一节 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现有机制存在问题 |
| 一、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整体上仍待加强 |
| (一)生物识别信息保护总体立法存在疏漏 |
| (二)缺乏针对生物识别信息特质的信息权保护内容 |
| 二、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具体措施严重不足 |
| (一)行政立法滞后于生物识别信息处理监管及保护需要 |
| (二)保护生物识别信息隐私权的民法进路存在缺陷 |
| (三)刑法对伪造买卖生物识别信息行为缺乏规制 |
| 第二节 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机制的完善 |
| 一、完善生物识别信息特定行政法律保护机制 |
| (一)建立专门化生物识别信息处理行政监管机构 |
| (二)建立生物识别信息保护行政执法机制 |
| (三)建立生物识别信息权利行政诉讼救济制度 |
| 二、突破生物识别信息民事法律保护困境实现制度优化 |
| (一)完善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类诉讼”制度 |
| (二)解决生物识别信息作为个人新型权利地位问题 |
| (三)确定生物识别信息处理侵权“损害”认定标准 |
| 三、解决生物识别信息刑事法律保护特定问题 |
| (一)伪造生物识别信息行为的定罪问题 |
| (二)非法获取、盗窃、使用生物识别信息行为的定罪问题 |
| (三)买卖交易生物识别数据行为的定罪问题 |
| (四)代为人脸识别行为的刑事定性问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四、危险行为因素对出入境人员健康影响的调查（论文参考文献）
- [1]消除阶段中国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研究[D]. 莫晓彤.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2]埃塞俄比亚中资企业员工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 陈朔.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3]德宏州缅甸籍人员HIV主动检测意愿的现况研究[D]. 张文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4]空气质量对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D]. 叶莉. 广西大学, 2020(07)
- [5]广州市外籍人员网络社交情况及HIV检测行为调查[D]. 程思.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03)
- [6]俄罗斯外来移民政策研究[D]. 汪晓波. 吉林大学, 2020(08)
- [7]现实与想象：赴泰旅游风险的社会建构[D]. 张鞠成. 华侨大学, 2020(01)
- [8]政治互信对国际旅游市场的影响研究[D]. 陈草惠（Jin Chohye）. 南京大学, 2020(03)
- [9]基于地缘环境视角的云南边境地区旅游安全评价研究[D]. 张红梅.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
- [10]生物识别信息法律保护问题研究[D]. 付微明.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