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消化杂志2003年(第23卷)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李全平[1]（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指出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郑晓锋[2]（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张瑜[3]（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研究指明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徐子淳[4]（2020）在《清代的法律歌诀与法律图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传统律学远绍秦汉,近迄明清,历两千年而不衰,实为中国古代法文化苑中的一株奇葩。中国传统律学水平的高低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司法,而且与中国古代的立法及法律发展状况直接相关,故律学研究一直是中国法律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虽然律学在汉晋之际非常繁荣,汉晋的律学家们在律学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致到了唐代,推出了代表古代世界最高法律水平的《唐律疏议》,中国传统律学也由此达到了一个高峰。但若论律学的水准与完善程度,清代无疑是我国古代律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代表了中国传统律学发展的最高水平。清人曾自豪地宣称:“近人诗文制器,均不如古,惟有三事远胜古人:一律例之细也,一弈艺之工也,一窑器之精也。”清代律学达到很高水平的主要标志是:清代的私家注律非常活跃,律学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超前代,并且出现了种类繁多的注律方法与律学流派。“有偏重于注释律例的辑注派;有潜心于‘考镜源流、辨其原委’的考证派;有侧重于指导司法的司法应用派;有专门为司法实践提供直接参考的案例汇编派;有通过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律、评价各自优劣得失、为现行法律提供借鉴的比较注释派;有以便于检索、阅览及记诵为目的而进行注释的图表派、便览派和歌诀派;有以宣传清帝圣谕为主旨的宣教圣谕派,等等”。可谓流派纷呈,注家辈出,各有专长,相互推动,使清代律学取得了超越前朝的历史性成就。在清代的诸多律学流派中,人们对辑注、考证、司法应用等流派研究较多,因为这些流派一直位居法律史研究之要津,但对歌诀派与图表派则较少关注,很少有学者对之作过系统的专门研究。这大概与学者们认为法律歌诀与法律图表偏重于“术”,内容过于简略,无法表现中国传统律学的丰富内容有很大关系。其实,“术”虽小道,其中亦有可观者矣!正如晋代律学家刘颂所言,律学非“穷理尽性”之学,它以准确适用法律为旨归,故律学的主体应为“术”,而非“学”。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研究中国传统律学中的“术”至关重要。因此,本文将发扬中国传统律学中“术”的成分,即发掘清代的法律歌诀与法律图表,对之进行系统地整理与分析,探讨其产生的法律与社会根源,深挖其思维方式的根基,揭示其在立法、司法以及普法中的作用。法律歌诀朗朗上口,便于习者记诵;法律图表形象直观,便于用者按图索骥。若能将这两大注律系统、两种不同的注律方法结合起来研究,既可丰富中国传统律学研究,又能作为相关研究领域的参考。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有二:一是清代的法律歌诀,即清代有关法律知识以及法律适用经验的诗词、歌赋与口诀的总称,以乾隆年间程梦元的《大清律例歌诀》与梁他山的《读律琯朗》最具代表,此外还有程熙春的《大清律七言集成》、黄润昌的《大清律例歌括》,等等;二是清代的法律图表,即经过系统分类编辑的办案手册,能够为使用者提供法律检索工具,便于快速搜索法律条文,以沈辛田的《名法指掌》为首,后又涌现出万维翰的《律例图说》、曾恒德的《律表》、邵绳清（又名邵春涛）的《读法图存》,等等。此外,还将研究置于清律典卷首以及载于其它律着中的特殊法律图表,如“服制图”（又称丧服图）、“例分八字图”,等等。此类法律图表看似简略,但其背后的内涵却非常丰富。一方面,“服制图”透漏着中国古代法律观念的发展以及家族观念的变迁,另一方面,“例分八字图”展示着中国古代立法技术的发展以及法律的进步。本文除第一章绪论与第六章结语外,主体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二章,清代以前的法律歌诀与法律图表考释。首先重点探讨清代以前的法律歌诀。在中国古代,歌诀法源远流长,为社会各阶层所喜欢,这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具象性特点有很大的关系,法律歌诀亦不例外。法律歌诀最早的源头可追溯到晋代,张斐“注律表”中的某些论述可视为法律歌诀的雏形;唐代流传下来的法律歌诀仅《金科玉律》;至宋代,《刑统赋》成为雅语型法律歌诀的重要代表,相对地,通俗型的法律歌诀则以日用类书中的《事林广记》传播最广;明代的法律歌诀体例逐渐固定,对法律条文的归纳更加精炼和专业,部分律着以及日用类书中都载有各种类型的片段式法律歌诀,但仍属于业余型。以上各朝的法律歌诀为清代专业型法律歌诀的出现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据考古发现,汉墓出土的《丧服图》帛书为最早的服制图实物,也就是说,法律图表出现的时间早于法律歌诀。元代以前,法律图表多表现以《丧服图》为主的图谱或表格形式,较少发现其它类型的法律图表;至元代,法律图表的类型逐渐增多,《元典章》里就出现多个表格集,王元亮的《唐律纂例》则是一部完全以《唐律疏议》为注释对象的完整的表格集律着;明代吸收元代法律图表中的“五刑图”、“例分八字”等精华,将八个“服制图”、“六赃图”等图表置于律首,使《大明律》的体例更趋合理和简明。鉴于清代以前较少发现其它类型的法律图表,因此,本章只用较少篇幅对清代之前的法律图表作简单梳理。第三章,重点考释清代的法律歌诀。在清代律注型的法律歌诀中,成书最早的是乾隆年间由程梦元编的《大清律例歌诀》,不仅有歌诀还有办案经验的总结;流传最广的是乾隆年间由梁他山编的《读律琯朗》,全书除了歌诀以外再无其它内容,堪称清律歌诀派中的秀珍之作,后世的《大清律例精言辑览》、《法诀启明》、《律例精言辑览》等中的歌诀多由抄录《读律琯朗》而来;最长的歌诀是光绪年间由程熙春辑的《大清律七言集成》,歌诀部分几乎涵盖了《大清律》的所有罪名,不仅有律例歌诀,还包含尸检歌诀,且参考诸多前人成果,实为清代法律歌诀的集大成者。相较于明代,清代的法律歌诀逐渐演变为专业型的法律歌诀,传播的对象也由普通民众转变成以地方司法人员为主体的法律官员、讼师以及刑名幕友。利用歌诀法具有高度凝练、言简意赅、易读易诵的特点,对《大清律》中须格外注意的法律条文加以概括,化繁为简,重点突出,借助歌诀的概括性、精炼性与简约性能够明显增强记忆法律条文的效果。第四章,重点考释清代的法律图表。清代的法律图表主要有两类:一是置于《大清律例》卷首的、起着统括作用的法律图表,如“服制图”（又称《丧服图》）、“例分八字之义”图等。通过研究历朝“服制图”中服制内容的变化,分析我国传统家族观念变迁的脉络以及刑事政策的变化状况。再从宋、元、明、清律学家对“例分八字”的解释及其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的应用入手,探索中国古代立法技术与传统律学的发展历程;二是与律条相对应、可辅助使用者在司法审案中定罪量刑的律注型法律图表,以乾隆年间沈辛田的《名法指掌》以及万维翰的《律例图说》最具代表。本章重点研究律注型的法律图表。该类法律图表具有“条分缕析,纲举目张,切要简明,了如指掌”的特点,所列之表既具有索引功能,又能使阅读者快速检索、理解和掌握法律条文的重点内容。在清代图书检索技术的落后条件下,能做到按图索骥查找律例要点和相关解释,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这是对中国法律发展的一个很大丰富。第五章,综合探讨法律歌诀与法律图表在定罪量刑、法律传播等方面的功能与作用,并指出其存在的局限之处。歌诀法与图表法是我国古代独特思维方式的集中体现,是古代法律人实践智慧的结晶,对我国古代法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当今的普法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更可作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本土资源发挥作用。清代的法律歌诀与法律图表更是直接为提高司法人员法律素养服务的,这两种方法在产生的时间上虽有先后之分,但在运用上若能相互配合,可取得很好的效果。研究清代法律歌诀与法律图表,不仅有利于弘扬中国传统法文化,还有利于突出中国古代法律人对世界法律文明做出的贡献。最后,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传统法文化的特点出发,探讨法律歌诀或法律图表在中国传统律学中的作用,评价其在世界法律文明史上的地位,思考其现代价值。本文结构呈“总-分-总”的形式,即首先是一般性的总论,其次以历史为序,分别探讨法律歌诀与法律图表（包括图谱）的源流,最后综合探讨两者的功能和作用、局限之处以及现代价值。当然,本文虽主要研究清代的法律歌诀与法律图表,但又不局限于此。例如,本文深入探讨了我国古代法律歌诀与法律图表之“源”;还从不同朝代《丧服图》在内容上的差异入手,探讨了我国传统家族关系的变迁情况;再如,本文通过对不同朝代律学家对“例分八字”的解释及其在法律中的应用进行分析,总结出了中国古代法律与传统律学之间的内在关系。因此,本文能起到裨补缺漏的作用,即可丰富中国传统律学研究,亦能作为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这也是本文最大的研究价值。
徐霞[5]（2020）在《《中华健康杂志》与民国医学知识的传播与建构（1939—1949）》文中研究说明民国以来,西医传播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接受过西医教育的中国知识精英逐渐取代传教士,成为医学传播的主力。医学报刊的宗教色彩明显减弱,文化与教育功能更趋鲜明。1939年8月15日,由中华医学会主办的《中华健康杂志》正式刊行,公共卫生委员会主席黄子方担任该杂志主编。《中华健康杂志》作为近代通俗性医学刊物的典型代表,不仅是这一时期医疗社会状况的历史见证者,同时也是西医传播历程中的长期践行者,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目前学界对《中华健康杂志》尚未进行细致研究,本文以《中华健康杂志》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该杂志的创办始末及人员变动情况,全面把握其刊行状况。同时围绕杂志内容展开分析,探究这一西医科普类杂志的传播方式及特点。本文重点关注杂志中的群体表达,剖析医师作为知识中介者在传播过程中的构建面向,考察民众作为知识接收者的医疗看法与疾病认知,同时思考《中华健康杂志》的社会意义,展现医师群体在战争与经济困难的大环境之下所做出的改变与调适。本文对《中华健康杂志》的研究表明:该杂志的栏目设计与知识呈现,实际上是一系列包括专业与通俗、教育与乐趣、普及与利益等诸多因素之间相互协调、补充的结果,医学知识的专业化与通俗化贯穿杂志发展的始终。在战乱的情势下,预防医学得到重点提倡,医师群体依据社会状况进行调整,提出了健康而又经济的生活方式,为民众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健康指导。另外,医师作为杂志文章的创作主体,在进行医学知识传播的基础上,也试图借助杂志这一宣传平台为自身“正名”,他们一方面着意强调西医的“科学性”特征,为其学科正当性辅以证明,同时从自身角度出发辨析医患纠纷、维护医护人员的合法权利,为塑造现代化的病人而努力。此外,杂志也并没有隐去民众的声音,一系列读者栏目的开设,为民众提供了反馈渠道与发声平台,医患双方相辅相成,最终展现并丰富了民国医学社会化进程的时代内涵。
黄秋硕[6]（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研究说明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王伟[7]（2019）在《《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文中提出《科学》杂志的创刊发行在近代中国的科学发展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1915年1月到1949年5月,35年间《科学》杂志共出版31卷,合计350期,留下了约3000万字的宝贵思想财富。从20世纪90年代起,对《科学》杂志的相关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时至今日,关于它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均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从传播学的视角剖析其科学传播理念形成、内容变迁和特色效果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研究基于1915-1949年的《科学》杂志的传播活动和发刊内容,将其置于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与时代变动及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之下,运用科学传播最新理论,从传播主体自身行为和社会行为的角度,在梳理杂志自身科学传播活动的基础上,分析多元化的传播主体社会角色的形成和变迁,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和演化路径,科学传播内容与实践的互动变迁关系,以及科学传播采用的方式和策略,最后对科学传播的效果进行考察。本研究主旨是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过程、传播主体、传播理念、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策略以及传播效果的全方位考察,力图展示中国近代科学传播活动从知识价值传播到科学文化建构演变的一个缩影,为当代科学传播活动提供思想指导和历史借鉴,既具一定的历史意义,又具一定的现实意义。具体研究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本课题研究的选题背景、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理论概念、思路方法和观点内容,进而指出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第2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以《科学》杂志基于中国社会现实的传播目标入手,通过对杂志不同时期传播发展过程背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因素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活动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经历了一个传播观念表达、传播范式形成、传播优先解谜、传播危机反应和传播理念转型的发展过程。第3章,《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通过选取《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编辑部长群体和撰稿科学家群体中的代表人物,对其在科学传播实践过程中的教育背景、发刊情况、发刊内容和传播特点进行量化分析,指出《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是一场由留美学生为主体的自然科学家群体发起,由政治家、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共同参与并推动的一场致力于科学启蒙的传播实践活动。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在推进中国近代科学传播发展的同时,在共同具有的“精神特质”的指引下,自身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得以确立,并普遍经历了一个从科学传播、科学研究、科学教育到科学管理的多重社会角色变迁历程。第4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通过对《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及发展过程分析,指出“求真致用”的科学传播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特征与科学文化价值特征的融合统一。《科学》杂志在推进科学传播理念的实现过程中,通过栏目体裁和内容编排等外在的表现形式,客观展示了科学名词本质观念和科学社会兴趣的变迁过程;通过传播思想和传播内容等具体的实践,“求真”理念推进了科学本质观念在社会的变迁,“致用”理念推进了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具体实践。第5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以1915-1949年《科学》杂志的发刊内容为基础,按照科学传播实践与社会互动的不同阶段,将其分为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四个不同的时期,在对发刊概况、出刊内容等进行详细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在发刊内容变迁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思想、“抗战救国”下的传播思想和“科学建国”下的传播思想等不同特征。第6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和策略选择。通过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探讨、“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传播和科学的“科学”的思想传播,推进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通过积极回应社会热点、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创设科学传播机构,推进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通过推进科学在共同体内部传播、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和科学与国际传播交流的实践,实现科学传播在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第7章,《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从当代科学与传播实践中面临的“危机”入手,通过对《科学》杂志在传播实践中产生的“科学主义”特征进行分析,指出“科学主义”忽视了传播作为人的社会活动现实,从而使科学自身与传播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的必然。这种内在的冲突启示当代科学传播既要遵循科学原则,更要遵循传播原则,应该走一条科学与人文发展的实践道路。最后,在对第2-7章研究结论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对本研究做出整体的评价,并提出下一步的研究设想。
黄清莉[8]（2019）在《《闽大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闽大记》五十五卷,是明代万历初年,由侯官（今福州）人王应山以私家之力编纂完成的一部专记福建历史的志书。该书主要以《八闽通志》等方志文献和《史记》等正史文献以及文集笔记、个人游历见闻等为依据,对相关资料运用简化缩写、全文照录、增添补益、考证阙疑等处理方式而撰成,分为序、述记韵语、义例、图经、记、表、考、世家、传首、列传、行事、外传等十二个部分,对明代及其以前的福建历史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记载,对后人研究福建的历史文化、人物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因其有些内容缺略甚至存在不少讹误、大部分征引文献未注明出处,也给后人利用此书造成了不便和误导。该书现存版本有国家图书馆藏万历旧抄本残卷、上海图书馆藏万历十年传抄本残卷、福建省图书馆藏万历传抄本、陈寿祺手抄本残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抄本和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本,现以点校本为对象对其进行研究。
马晨莲[9]（2019）在《《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学”是晚清以来中国文化思潮中与“中学”相对的一个概念。在近代中国,西学的传播是伴随着西方国家的强势入侵和国人被迫主动学习的过程进行的。这种传播是一种具有侵略性质的文化殖民主义侵入,其影响范围广泛而深入,由表层器物文化层面到中层制度文化层面直至深层精神意识文化层面。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之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社会变革运动,成为近代西学传播过程中的始点与拐点。《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从1904年创刊到1948年终刊的近45年间,在不同的重大历史时期,其办刊宗旨和方针始终紧随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不断革新变化,从创刊时,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到关注时政与发表言论的“舆论前沿阵地”“舆论的顾问者”,再到“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最终以“阐明学术为主旨”,始终坚持传播世界新知的初心,为改变国家与民族命运而努力探索。《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涉及领域广且专。不仅记录和传播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变化与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还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人文社会思想。通过对《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其西学传播进程总体呈现:初创期（1904-1911）积极与开放;发展期（1912-1926）反思与争鸣;成熟期（1927-1938）构建与传播;衰退期（1939-1948）失色与衰落等阶段性特征;逐渐形成审慎理性,温和渐进;开放自由,兼容并蓄的思想性特征。在西方社会思潮、文化思想与近代中国知识界激烈碰撞的时代。《东方杂志》在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西方新文化、西方新式教育、西方自然科学和西方宗教等各个方面都站在时代最前沿发声,始终是引领风潮,针砭时弊、建言献策的先锋。择取若干问题专题研究,以点为中心全面关照。一方面将《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置于历史背景中纵向分析,另一方面将《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置于时代背景中横向考量,进行历史反思与现代意义思考。对当今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路径及增加中国文化的世界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介入,《东方杂志》站在中西社会性质差异比较的视角上,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理性、客观的态度评判东西文化,认为历史和生存环境不同与社会性质的差异导致文明的差异,东西文明一“动”一“静”,各有所长又各俱不足。主张保守中国“旧”传统文化自身特色,吸纳借鉴西方“新”文化精髓,并进行调和互补,温和改良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反对盲目激进。认为“新旧”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新旧”相续,以成调和。应根据客观事实“拣择”调和。对传统文化持一种接续主义和保守主义态度。《东方杂志》认为欧西近代文化是一种“物质文化”,而传统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调和统整西方“物质”文化的流弊,是中国增强国力和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将中国“国粹”摒弃而输入西方之“物质文明”,会将东方“精神文明”的根基毁灭无存。如能将西洋文明融合成功,不仅可以改善中国文化,还可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绳”,统整全世界文化。《东方杂志》调和、协统的文化思想。具体表现为中国文化优越论、精神救国论、新旧调和论、动静调和论、精神物质协力调和论、互助论、第四种文化观等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和思想主张。在社会政治及思想的传播方面,《东方杂志》不拘泥身份与派别,广纳百家言说,既推崇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潮和政治实践,也刊译社会主义思潮的言论和主张。以平民色彩的民主思想表现和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广泛传播西方社会制度,译介各种社会思想和思潮。它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媒介之一,以客观译介、学理分析、积极传播为特征,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主义等24个社会主义流派都有大量译介和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高峰期,客观上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基础。其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及思潮的传播,起初是心态的自然流露。《东方杂志》创刊人之一张元济曾是“维新变法”参与人,始终坚持“革除弊政”“变法求新”的观点。希望通过“辅助教育为己任”循序渐进启导国民,开化民智,达到国富民强的理想。张元济的变革思想与清末立宪派内的开启民智、和平改革、避免流血的主张正相契合。主办者们一开始就对《东方杂志》寄予了言论救国的政治期待,使之成为晚清立宪派主要的舆论阵地。持一种“立宪救国论”的态度对宪政制度及思想进行译介与“鼓吹”,这也是《东方杂志》办刊期间唯一的一次政治立场激进倾向。然而《东方杂志》对宪政的传播也由“鼓吹”到失望,最终转向批驳和抨击的态度。“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政体,也结束了进行中的君主立宪政体,开创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政体。前车之鉴与本身理性和审慎的办刊理念,使得《东方杂志》政治传播思想和主张趋于理性和成熟。虽然后来它逐渐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平台,积极传播民主共和制及联邦主义等西方民主制度和思想,但多以学理分析和知识传播为主流。近代史上西方传教士大批量来华进行传教活动,中国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五大宗教并存的社会状态。《东方杂志》创刊于西方基督教在中国迅速发展及因中西观念差异而引起的“晚清教案”频发时期。创刊号上便设置了宗教专栏,对西方基督教和其引起的“晚清教案”问题进行传播与探讨。知识性译介西方宗教概念、历史和文化,学理性探讨和研究西方宗教学术成果,全面客观反映“晚清教案”问题。不仅启蒙了国人对西方宗教及宗教文化的认知,同时也为知识群体提供了发表对宗教问题、社会问题自由言论的平台。尤其关于“晚清教案”问题,《东方杂志》所刊载的文章和言论始终处于社会最前沿。凭借其时代敏感性和客观译介与学理分析的传播思想,引发了国人寻求解决宗教问题,探索中国宗教前途的热议与思考。东方学人用言论和文章传达着对中国宗教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关注,可谓是当时社会中仅有的传播媒介。《东方杂志》这种临历史风潮变幻而独具的审慎理性、自由开放、兼容并蓄的思想传播态度,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温和渐进、借鉴吸收的文化改良主张,值得当今中国文化的发展、创新和文化振兴借鉴与思考。
胡小京[10]（2019）在《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清末民初,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广学会,该会于1912年4月,为启迪女性新知,专门针对社会中上层受过教育的家庭女性及女学生群体创办了《女铎》杂志。在基于基督教指导原则之下,该刊重点围绕女性的家政事务管理、儿童教养、婚恋、教育、职业、自身权益及社会服务等相关问题,给予女性全方位的引导和帮助。《女铎》发行近四十年,是与时代互相适应和选择的产物,其选载文章时而保守、时而偏激、时而激进、时而反复,对女性角色定位在情感上错综复杂,恰恰真实地呈现了这一时期女性角色建构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在刊行基调上,《女铎》对女性角色的定位选择了一条温和而保守的“新”路线,试图在培养家庭新式“贤妻良母”与社会新女性之间达到一种有序过渡和平衡,这种平衡是近代中国转型中传统与现代融合的一种体现。虽然在近四十年的发刊中,《女铎》始终将重心落足于家庭,但其在女性家庭角色、社会角色的引导、规训及处理这二者平衡之间的努力和尝试,推动了家政科学化及社会现代化进程。因此,本文拟通过对《女铎》文本的解读,以“女性角色”为连接点,探究民国时期社会历史变迁与报刊媒介之间建立的密切关系,充分阐释女性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功能性内涵和时代性特征,并对二种角色的平衡进行理论分析。在研究女性角色建构的历程中,不仅可以透视出民国时期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期待与定位,也从中显露出以知识女性群体为代表的,来自女性自身的自省和自言,凸显了女性角色从被动受男性社会精英倡导到女性自身主动诉求的历史性转变。
二、中华消化杂志2003年(第23卷)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华消化杂志2003年(第23卷)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 第六章 余论 |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3）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清代的法律歌诀与法律图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
| 1.4 研究主旨与研究方法 |
| 2 清代以前的法律歌诀与法律图表考释 |
| 2.1 清代以前的法律歌诀 |
| 2.1.1 晋唐:文学体 |
| 2.1.2 宋代:雅俗并存 |
| 2.1.3 明代:业余型 |
| 2.2 清代以前的法律图表 |
| 2.2.1 由汉至宋:释五服为主 |
| 2.2.2 由元至明:由“一”到“多” |
| 2.3 清代以前法律歌诀与法律图表之特征 |
| 3 清代的法律歌诀考释 |
| 3.1 歌诀律着的代表之作 |
| 3.1.1 《大清律例歌诀》:成书最早 |
| 3.1.2 《读律琯朗》:流传最广 |
| 3.1.3 《大清律七言集成》:集大成者 |
| 3.2 其它类型的法律歌诀 |
| 3.2.1 通俗型的法律歌诀 |
| 3.2.2 专业型的歌诀律着 |
| 3.2.3 司检型的尸检歌诀 |
| 3.3 风格特点与进步之处 |
| 4 清代的法律图表考释 |
| 4.1 置于律首的统括图表 |
| 4.1.1 “服制图”:表格之中存伦理 |
| 4.1.2 “例分八字图”:撑起法律的骨架 |
| 4.2 律注型的法律图表 |
| 4.2.1 《名法指掌》:指掌之间藏乾坤 |
| 4.2.2 《律例图说》:法律原是一幅画 |
| 4.2.3 其它类型的律着代表 |
| 4.3 风格特点与进步之处 |
| 5 法律歌诀与法律图表之功用、局限与价值 |
| 5.1 功用分析 |
| 5.1.1 法律素养的养成 |
| 5.1.2 定罪量刑的助手 |
| 5.1.3 普及法律的手段 |
| 5.2 局限之处 |
| 5.3 价值探讨 |
| 5.3.1 丰富了传统律学的内涵 |
| 5.3.2 中国特有的法文化遗产 |
| 5.3.3 以史为鉴,古为今用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大清律例》“服制图”及“服制”卷 |
| B “例分八字”及“释十六字”之义 |
| C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D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5）《中华健康杂志》与民国医学知识的传播与建构（1939—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2 学术史回顾 |
| 2.1 医学史研究 |
| 2.2 近代医学观念研究 |
| 2.3 近代医疗卫生社团、杂志研究 |
| 2.4 关于《中华健康杂志》的研究 |
| 3 资料使用情况 |
| 4 创新之处与研究方法 |
| 4.1 创新之处 |
| 4.2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华健康杂志》概况 |
| 1.1 《中华健康杂志》的创办背景及缘起 |
| 1.1.1 西医群体与近代医学知识的传播 |
| 1.1.2 医学社团与专业医刊的发展 |
| 1.1.3 中华医学会与《中华健康杂志》的创办 |
| 1.2 《中华健康杂志》的创刊与宗旨 |
| 1.3 《中华健康杂志》的发行概况 |
| 1.3.1 酝酿与发展:初创时期的《中华健康杂志》 |
| 1.3.2 责任与担当:沦陷时期的《中华健康杂志》 |
| 1.3.3 复兴与坚持:战后的《中华健康杂志》 |
| 1.4 《中华健康杂志》编撰群体介绍 |
| 1.4.1 杂志主编群体介绍 |
| 1.4.2 杂志作者群分析 |
| 1.5 《中华健康杂志》的经费来源 |
| 1.6 出版环境对杂志定价的影响 |
| 第二章 《中华健康杂志》的营销策略与编辑特色 |
| 2.1 杂志的营销与设计风格 |
| 2.1.1 杂志的宣传营销手段 |
| 2.1.2 封面的设计与变化 |
| 2.1.3 杂志广告的刊登情况 |
| 2.2 杂志传播的内容特征 |
| 2.2.1 医学知识的通俗化传达 |
| 2.2.2 医学内容的专业化保持 |
| 2.3 杂志中的故事文本探析 |
| 2.3.1 多样化的故事形态 |
| 2.3.2 故事中作者的价值倾向 |
| 第三章 《中华健康杂志》的健康关怀 |
| 3.1 聚焦热点:为社会“开药方” |
| 3.1.1 备受关注的传染病防治 |
| 3.1.2 妇婴健康的着重强调 |
| 3.1.3 工人疾病与社会保障 |
| 3.2 立足实际:经济视域下的健康生活建构 |
| 3.2.1 预防医学:社会生活中的经济考量 |
| 3.2.2 困难条件下的营养问题 |
| 第四章 《中华健康杂志》中的“医患”表达 |
| 4.1 文化的中介者:医师的塑造与表达 |
| 4.1.1 “伪科学”的中医与“科学”的西医 |
| 4.1.2 塑造“合格”的病人 |
| 4.1.3 维护神圣的医护形象 |
| 4.2 文化的接收者:杂志读者的反馈与建议 |
| 4.2.1 《中华健康杂志》的读者特征 |
| 4.2.2 读者栏里的社会镜像 |
| 4.3 何为“健康”:医患群体共同的“健康”塑造 |
| 4.3.1 医师的专业化建构 |
| 4.3.2 病患的经验性传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6）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中外学者关于美国早期汉学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
| 1.美国“早期汉学”起始于何时？ |
| 2.美国“早期汉学”结束于何时？ |
| 3.美国“传教士汉学”何时向“专业汉学”过渡? |
| 4.笔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史分期之思考 |
| 二、当代中外学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家成就的总体评价 |
| 三、当代中外学者对丁韪良汉学研究的总体论述与评价 |
| 四、国内学者关于丁韪良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 |
| 五、国外与丁韪良有关研究成果综述 |
| 第二节 本论文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学术创新 |
|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 |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丁韪良来华前后的美国汉学界 |
| 第一节 裨治文与美国汉学之起源 |
| 一、裨治文来华前的中美关系与来华美国人 |
| 二、裨治文来华与创办《中国丛报》 |
| 1.裨治文来华与初期的汉语研习环境 |
| 2.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最初目的 |
| 3. 《中国丛报》由宗教性向世俗性转变 |
| 4.裨治文与美部会的分歧 |
| 三、裨治文的主要着述 |
| 四、裨治文创办学会与教育机构 |
| 1.裨治文等创立美国东方学会 |
| 2.裨治文创立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
| 3.裨治文创办其他学会 |
| 第二节 卫三畏来华经历与汉学研究 |
| 一、卫三畏汉学研究之历程 |
| 1.第一阶段:以传教身份研究汉学 |
| 2.第二阶段:以外交官身份研究汉学 |
| 3.第三阶段:以学者身份研究汉学 |
| 二、卫三畏汉学研究成就与特点分析 |
| 三、卫三畏与马礼逊、裨治文、丁韪良之关系 |
| 第三节 丁韪良来华前后美国汉学之演绎趋势 |
| 一、美国早期汉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二、早期美国汉学家“中国观”类型之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丁韪良宣教经历与汉学研习 |
| 第一节 丁韪良来华与汉学初步研习 |
| 一、丁韪良来华前的教育背景 |
| 二、丁韪良初到广州、福州的社会观察力 |
| 三、丁韪良宁波研习汉语三步骤 |
| 四、丁韪良发明宁波话拼音 |
| 第二节 丁韪良宣教作品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天道溯原》 |
| 1.写作缘由、内容与材料来源 |
| 2.《天道溯原》与附儒之传教策略 |
| 3.《天道溯原》之影响 |
| 二、丁韪良的其他中文宣教作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家与汉学研究之转型 |
| 第一节 丁韪良的教育改革实践 |
| 一、同文馆总教习 |
| 二、赴欧美考察与汉学交流 |
| 三、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 |
| 四、湖广仕学院总教习 |
| 五、中文教科书编译与与汉学研究 |
| 第二节 中文期刊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 |
| 1. 《中西闻见录》办刊宗旨与主要撰稿人 |
| 2.丁韪良作品分析 |
| 二、丁韪良与《新学月报》 |
| 1. 《新学月报》创办原因与主要内容 |
| 2.《新学月报》与汉学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丁韪良与汉学研究机构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初创 |
| 一、创设北京东方学会之目的与经过 |
| 二、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早期会员之关系 |
| 三、早期《北京东方学会会刊》之特点 |
| 第二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发展 |
| 一、丁韪良对北京东方学会的持续影响 |
| 二、1886—1898 年会刊中的丁韪良作品 |
| 三、北京东方学会学术争议与丁韪良之态度 |
| 四、北京东方学会之局限性 |
| 第三节 丁韪良与其他研究机构 |
| 一、丁韪良与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 |
| 二、丁韪良与《教务杂志》 |
| 三、丁韪良与美国东方学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丁韪良中外比较视野下对儒释道之新解 |
| 第一节 比较宗教视野与儒教之认知 |
| 一、关于性善性恶论问题 |
| 二、关于伦理与道德问题 |
| 三、其他方面问题 |
| 第二节 中西哲学比较与儒学之解读 |
| 一、孔子与西方圣哲之比较 |
| 二、“最典型的哲学时代” |
| 第三节 比较视野与佛道之新解 |
| 一、丁韪良与佛教研究 |
| 1.丁韪良研究佛教之学术背景 |
| 2.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成员对佛教的研讨 |
| 二、丁韪良与道教研究 |
| 1.比较视野中的老子 |
| 2.从“科学史”角度论道教之贡献 |
| 三、丁韪良论“三教”之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丁韪良论中国历史 |
| 第一节 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因与方法 |
| 一、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个出发点 |
| 二、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古代史 |
| 一、丁韪良论中国历史分期 |
| 二、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 |
| 三、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
| 四、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技 |
| 五、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
| 第三节 丁韪良论中国近代史 |
| 一、裨治文、卫三畏与丁韪良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缘起 |
| 二、丁韪良论中国近代五次战争 |
| 三、关于太平天国 |
| 四、关于晚清改革 |
| 五、丁韪良之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丁韪良与中国文学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中国诗歌 |
| 一、丁韪良欧美诗歌之修养 |
| 二、丁韪良重视中国诗歌之缘由 |
| 三、丁韪良对中国古代诗歌之推崇 |
| 1.丁韪良翻译中国诗歌的大体过程 |
| 2.丁韪良对中国诗歌的译介与评论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寓言与民间传说 |
| 一、关于中国寓言 |
| 二、关于民间传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丁韪良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及其影响 |
| 附录1 .丁韪良中文教科书编译述略 |
| 附录2 .丁韪良《中西闻见录》署名文章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7）《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本课题背景、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1.3 研究评述与意义 |
| 1.2 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思路和方法 |
| 1.2.1 理论概念 |
| 1.2.2 基本思路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本课题研究主要观点及内容 |
| 1.3.1 主要观点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1.4.1 重点难点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实践历程 |
| 2.1 以“科学救国”为价值信念的缘起 |
| 2.2 以“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为解谜的实践 |
| 2.2.1 传播观念表达阶段(1915-1918):首倡“科学”和“民权” |
| 2.2.2 传播范式形成阶段(1919-1927):“科学家”与“革命家”联姻 |
| 2.2.3 传播优先解谜阶段(1928-1937):中国科学化运动的实践 |
| 2.2.4 传播危机反应阶段(1938-1945):为“抗战救国”服务 |
| 2.2.5 传播理念转型阶段(1946-1949):“科学建国”的观念表达 |
| 2.3 小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未预料到的结果 |
| 第3章 《科学》杂志的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社会角色变迁 |
| 3.1 《科学》杂志的组织管理者群体评析 |
| 3.1.1 理事会会长(社长)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 3.1.2 董事会会长群体代表评析 |
| 3.2 《科学》杂志的编辑部长(主编)群体社会角色评析 |
| 3.2.1 首任编辑部长杨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2 任职最长编辑部长王琎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3 首个专职编辑部长刘咸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4 代理编辑部长卢于道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2.5 “最后一任”编辑部长张孟闻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 《科学》杂志的撰稿科学家(编辑)群体代表评析 |
| 3.3.1 胡明复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2 秉志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3.3 李俨在传播实践中的角色评析 |
| 3.4 小结:多元化传播主体的形成与“精神特质” |
| 3.4.1 作为职业的自然科学家群体的社会角色的形成 |
| 3.4.2 多元化传播主体的“精神特征” |
| 第4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理念的形成与演进 |
| 4.1 理念与科学传播理念 |
| 4.1.1 理念 |
| 4.1.2 科学传播理念 |
| 4.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和演进 |
| 4.2.1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传统价值源泉 |
| 4.2.2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科学价值源泉 |
| 4.3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表现形式 |
| 4.3.1 内容的编排:科学名词本质观念的变迁 |
| 4.3.2 栏目的体裁:科学名词社会兴趣的变迁 |
| 4.4 “求真致用”科学传播理念的演变与实现路径 |
| 4.4.1 “求真”理念下推进科学本质观念的演变 |
| 4.4.2 “致用”理念下推进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演变 |
| 4.5 小结:科学传播理念与科学主义 |
| 第5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变迁 |
| 5.1 《科学》杂志的传播内容概述 |
| 5.2 传播观念表达到范式形成转变的《科学》杂志(1-6 卷) |
| 5.2.1 出刊概况 |
| 5.2.2 出刊内容 |
| 5.2.3 传播特点:全面的科学普及思想 |
| 5.3 传播范式形成到优先解谜转变的《科学》杂志(7-18 卷) |
| 5.3.1 出刊概况 |
| 5.3.2 出刊内容 |
| 5.3.3 传播特点:中国科学化和科学中国化的传播实践思想 |
| 5.4 传播优先解谜到危机反应转变的《科学》杂志(19-25 卷) |
| 5.4.1 出刊概况 |
| 5.4.2 出刊内容 |
| 5.4.3 传播特点:“抗战救国”下的传播实践思想 |
| 5.5 传播危机反应到理念转换的《科学》杂志(26-31卷) |
| 5.5.1 出刊概况 |
| 5.5.2 出刊内容 |
| 5.5.3 传播特点:“科学建国”思想的全面表达 |
| 5.6 小结:“全方位”的科学普及与启蒙 |
| 第6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方式与策略选择 |
| 6.1 科学传播社会行为的合法性建构 |
| 6.1.1 对“中国有无科学”问题的多维度解答 |
| 6.1.2 对“整个科学”本质观念的全面传播 |
| 6.1.3 对科学的“科学”思想的传播 |
| 6.2 科学传播社会地位的权威性确立 |
| 6.2.1 积极回应社会热点,建构话语权威 |
| 6.2.2 推进科学信息交流,建构知识权威 |
| 6.2.3 创设科学传播机构,建构体制权威 |
| 6.3 科学传播社会实践的渐进性拓展 |
| 6.3.1 推进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交流 |
| 6.3.2 推进科学向共同体外部传播交流 |
| 6.3.3 推进科学向国际社会的传播交流 |
| 6.4 小结:科学传播的方法学派特征评介 |
| 第7章 《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效果评析 |
| 7.1 当代科学传播实践的双重危机 |
| 7.1.1 “科学”的危机 |
| 7.1.2 “传播”的危机 |
| 7.2 科学传播实践中对科学的重构 |
| 7.2.1 从传统传播理论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 7.2.2 从现代传播媒介视角审视《科学》杂志传播下的“科学” |
| 7.3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与融合 |
| 7.3.1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冲突 |
| 7.3.2 科学理念与传播理念的融合 |
| 7.4 小结:科学传播实践,回归“科学”与“人文” |
| 结语及下一步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科学》杂志第1卷索引详目(示例)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闽大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章 《闽大记》的作者、撰写背景和条件 |
| 第一节 《闽大记》的作者 |
| 一、王应山的生平 |
| 二、王应山的其他着作情况 |
| 第二节 《闽大记》的撰写背景、条件 |
| 一、《闽大记》的撰写背景 |
| 二、《闽大记》的撰写条件 |
| 第二章 《闽大记》的编纂体例与不同版本 |
| 第一节 《闽大记》的编纂体例 |
| 一、《闽大记》的体例结构 |
| 二、《闽大记》的体例特点及其价值 |
| 第二节 《闽大记》的不同版本 |
| 一、国家图书馆藏万历旧抄本残卷 |
| 二、上海图书馆藏万历十年传抄本残卷 |
| 三、中共中央党校旧抄本 |
| 四、福建省图书馆藏1962 年传抄本 |
| 五、陈寿祺手抄本残卷 |
| 六、台北故宫博物院清抄本 |
| 七、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本及丛刊本 |
| 第三章 《闽大记》的史料来源及其处理方法 |
| 第一节 《闽大记》的史料来源 |
| 一、方志类 |
| 二、正史类 |
| 三、文集笔记等 |
| 四、王应山亲历见闻与采访 |
| 第二节 《闽大记》处理史料的方法 |
| 一、简化缩写 |
| 二、照录原文 |
| 三、增添补益 |
| 四、考证阙疑 |
| 第四章 《闽大记》的史料价值 |
| 第一节 提供了丰富的福建人物史料 |
| 第二节 提供了福建的书籍着述史料 |
| 第三节 提供了福建的物产资源及日常生活史料 |
| 第四节 提供了福建的社会风俗史料 |
| 第五节 提供了福建自然状况及自然灾害史料 |
| 第五章 《闽大记》的不足及其讹误 |
| 第一节 《闽大记》的不足 |
| 一、篇目设置繁简不一 |
| 二、内容多有缺载 |
| 三、史料出处欠缺 |
| 四、对讹误史料缺乏考证 |
| 第二节 《闽大记》的讹误 |
| 一、人名讹误 |
| 二、地名讹误 |
| 三、时间讹误 |
| 四、记事讹误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西学传播的不解之缘 |
| 1.1 西学在中国传播的发展脉络及历史嬗变 |
| 1.1.1 西学释义 |
| 1.1.2 西学传播的阶段性特征及文化变迁 |
| 1.2 西学传播过程中《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及其变化 |
| 1.2.1 “清末新政”促生《东方杂志》较早创刊 |
| 1.2.2 西学传播过程中《东方杂志》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 |
| 第二章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量化分析及特征 |
| 2.1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量化分析 |
| 2.1.1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2.1.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量化分析 |
| 2.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特征 |
| 2.2.1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阶段性特征 |
| 2.2.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思想性特征 |
| 第三章 《东方杂志》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和主张 |
| 3.1 相对的传统文化保守主义 |
| 3.1.1 传统文化“优越”论 |
| 3.1.2 东方保守文化派与新文化派的文化论争 |
| 3.2 调和与渐进的文化改良主义 |
| 3.2.1 “新”与“旧”调和论 |
| 3.2.2 “动”与“静”调和论 |
| 3.2.3 “精神”与“物质”协力调和论 |
| 3.2.4 互助文化观与第四种文化 |
| 第四章 《东方杂志》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 |
| 4.1 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的媒体之一 |
| 4.1.1 《东方杂志》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第一个高峰期 |
| 4.1.2 《东方杂志》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第二个高峰期 |
| 4.2 《东方杂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观介译及推进 |
| 4.2.1 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 |
| 4.2.2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传播 |
| 4.3 《东方杂志》关于非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流派的传播 |
| 4.3.1 对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的传播 |
| 4.3.2 对法屛(费边)社会主义的传播 |
| 4.3.3 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传播 |
| 4.3.4 对法学的社会主义的传播 |
| 4.3.5 对于其它社会主义流派的传播 |
| 第五章 《东方杂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与思潮的传播 |
| 5.1 晚清立宪改良派的主要舆论阵地 |
| 5.1.1 君主立宪救国论 |
| 5.1.2 《东方杂志》对于宪政制度与思想的介译 |
| 5.1.3 由“鼓吹”——失望——批驳——抨击的态度转向 |
| 5.2 “不偏于政论之一方”的民主共和制及联邦主义的传播 |
| 第六章 《东方杂志》对西方基督教及“晚清教案”的传播 |
| 6.1 《东方杂志》西方宗教传播特征 |
| 6.2 全面关注与传播“晚清教案”的媒介 |
| 6.2.1 对“晚清教案”事件的客观呈现 |
| 6.2.2 引发了近代学人对中国宗教前途与命运的思考 |
| 第七章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启示 |
| 7.1 西学传播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失语”之殇 |
| 7.1.1 清初以前中西文化的平等交流 |
| 7.1.2 清末以后中西文化激烈交锋中话语地位的逐渐衰落与式微 |
| 7.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的“得义”之鉴 |
| 7.2.1 “审慎与自由主义,兼容并蓄”利于文化的交流与多元化发展 |
| 7.2.2 “调和中庸,温和改良”利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10）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近代女性角色研究 |
| (二) 近代女性报刊研究 |
| (三) 《女铎》杂志研究 |
| (四) 近代基督教女刊研究 |
| 四、概念的界定 |
| (一) 《女铎》 |
| (二) 女性角色 |
| 五、研究理论和创新点 |
| (一) 研究理论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女铎》杂志 |
| 一、合力兴办,顺势而为 |
| (一) 依托宗教平台 |
| (二) 借助上海地势 |
| 二、主办得力,女性合聚 |
| (一) 主编 |
| (二) 撰写人员 |
| (三) 读者 |
| 三、编排精良,取材适宜 |
| (一) 编辑要旨 |
| (二) 栏目内容 |
| 四、宣传有方,名声远播 |
| (一) 布道征文 |
| (二) 编读互动 |
| 第二章 女性家庭角色的重塑 |
| 一、树立科学的家政生活理念 |
| (一) 衣食住的科学搭配 |
| (二) 家庭常见疾病的防治 |
| (三) 家政经济能力的培养 |
| 二、培养新型的育儿观念 |
| (一) 优生优育的筹划准备 |
| (二) 幼童饮食的科学哺育 |
| (三) 幼童卫生保健的推广 |
| 三、注重科学的家庭教育 |
| (一) 严于律己的母教典范 |
| (二) 遵从规律的育儿策略 |
| (三) 自幼规范的礼仪教育 |
| (四) 教导得法的金钱观念 |
| (五) 科学引导下的性教育 |
| 四、建立新型的内外关系 |
| (一) 夫妻关系 |
| (二) 亲子关系 |
| (三) 婆媳关系 |
| (四) 主仆关系 |
| (五) 新式社交 |
| 第三章 女性社会角色的新构 |
| 一、谋求女性教育的发展 |
| (一) 倡导女学的时代背景 |
| (二) 重视女学教育的教会力量 |
| (三) 强调女学教育的多渠道推广 |
| 二、培养自食其力的经济能力 |
| (一) 近代女性职业的溯源 |
| (二) 女性经济自立的倡导 |
| (三) 女性职业教育的推广 |
| (四) 育儿后顾之忧的应对 |
| 三、倡导因时而易的参政立场 |
| (一) 创刊之初的保守规避 |
| (二) 时代呼吁下的主动诉求 |
| 四、推动社会角色的外延 |
| (一) 启迪女性社会服务意识 |
| (二) 倡办女性特色的服务团体 |
| 第四章 《女铎》视域下女性角色的平衡 |
| 一、两性角色关系之平衡 |
| (一) 男女两性之有别 |
| (二) 男女两性之平等 |
| 二、中西文化融合之平衡 |
| (一) 家庭角色的固守与微变 |
| (二) 社会角色的渐变与生成 |
| 三、主办与时局之平衡 |
| (一) 宗教与世俗兼顾 |
| (二) 角色引导与重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一) 附表1 1912-1948年《女铎》“家政”专栏文章统计表 |
| (二) 附表2 1936-1950年《女铎》其他专栏家政文章统计表 |
| (三) 附表3《女铎》定价变更表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四、中华消化杂志2003年(第23卷)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2]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3]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4]清代的法律歌诀与法律图表研究[D]. 徐子淳. 重庆大学, 2020(02)
- [5]《中华健康杂志》与民国医学知识的传播与建构（1939—1949）[D]. 徐霞. 河北大学, 2020(08)
- [6]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7]《科学》杂志的科学传播研究 ——基于1915-1949年发刊的文本分析[D]. 王伟.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8]《闽大记》研究[D]. 黄清莉.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9]《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D]. 马晨莲. 河北大学, 2019(04)
- [10]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D]. 胡小京. 河北师范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