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计产业GDP的核算及其现实意义（论文文献综述）
蒋佳斌[1]（2021）在《我国环保支出统计核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全球资源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如何解决经济发展与环保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话题。正是由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环境治理工作日益受到关注,由于环保支出是衡量一个国家在环境治理方面投入的重要指标,因而环保支出核算问题开始引起了国内外政府部门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如何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环保支出核算体系成为了环境治理工作的关键。国际上,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环保支出核算的理论体系,各个发达国家也相继建立环保支出账户,有着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然而,我国还未建立系统完整的环保支出核算账户,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国的环保支出核算研究还未形成较为全面、完善的方法体系,存在着核算主体单一、核算内容不完整、核算原则不能与国际接轨等问题。作为环保支出核算体系,应具有清晰的定义界定、明确的核算范围、系统完善的账户表式。因此,为了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环保支出情况,需从环保支出相关概念界定着手,结合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构建我国环保支出的核算方法体系。根据当前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分析,本文提出的环保支出账户体系是社会对于环保投入的重要展示方式,是实现环保支出核算的有效途径。本文在全面梳理国内外环保支出核算的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系统探讨了关于环保支出核算的相关概念的界定及分类。结合国际环保支出核算经验,对我国现有的环保投资统计体系进行了解读,规范了我国环保支出的核算主体、核算口径、核算原则。根据国民经济核算原理,编制了专门性环保服务生产表、环保产品供给表、环保产品使用表、国民环保支出核算表、国民环保支出筹资统计表五类表式。最后对于环保支出账户进行了应用分析,提出环保支出的测算思路,对环保产业进行了关联分析。通过对环保支出核算研究,本文对我国环保支出核算体系构建过程中的数据收集统计、环保支出账户应用分析等几个难点做出总结,并对此提出建议与展望,希望吸引更多研究机构和学者展开更为全面而深刻的研究。
李强[2]（2020）在《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政府与市场的影响分析》文中提出新形势下,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从国外形势来看,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回流”和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双向挤压,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发达国家技术输出管制加强,加大了装备制造关键核心技术引进的难度。2020年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失序,加剧了装备制造企业发展的外部困境。从国内形势来看,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而装备制造领域具有产业关联度高、辐射性强的特征,亟需通过装备制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助力。本文以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研究主线,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界定,构建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以2008-2018年沪深A股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主客观组合赋权法确定权重并进行测度。在对新一代发展经济学等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政府和市场两个方面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理进行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促进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为:一是创建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测度及政府与市场影响效应实证分析的完整链条,有助于夯实高质量发展相关理论的微观基础。二是构建的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不仅考虑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丰富内涵,还考虑了装备制造企业发展面临的去全球化、疫情蔓延等新形势。三是在实证研究设计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将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聚焦于政府和市场,考察了政府补助、研发资助、基础设施、减少政府干预、金融市场化程度、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并构建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以检验影响机理,丰富了研究视角。本文研究工作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第一,对重要概念进行界定,并梳理相关理论。首先,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对装备制造企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等概念进行界定。其次,梳理相关理论。在高质量发展相关理论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质量问题以及社会再生产相关论述、熊彼特经济发展和创新理论,企业发展相关理论中介绍了竞争优势理论以及企业能力理论,政府与市场作用相关理论中介绍了亚当·斯密市场机制思想、斯蒂格利茨的政府经济职能思想以及演化发展经济学中政府作用理论。其中企业发展相关理论为构建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政府与市场作用相关理论为将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聚焦于政府与市场方面以及具体选取哪些指标提供了参考。第二,描述了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条件,对其面临形势进行分析,并介绍装备制造企业的发展现状,剖析其优势与不足,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基础。为了明晰研究思路,进一步阐释了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理论逻辑,在构建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时,不仅要借鉴经典理论,还应坚持新发展理念;在对新一代发展经济学等相关理论观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聚焦于政府与市场两个方面,并明确了实证分析的具体指标。第三,构建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以沪深A股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测度。在把握企业高质量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包括经营绩效、发展能力、抗风险能力、社会贡献、绿色发展五个一级指标的测度指标体系。基于主客观组合赋权法确定权重,对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为实证分析部分奠定基础。第四,对政府支出、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影响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选取2008-2018年沪深A股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3318个样本,构建模型对其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第五,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并给出对策建议。本文主要结论包括:首先,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状况在2010年后,整体呈先降后升趋势,且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和行业差异。其次基于全样本的研究表明,政府补助与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现阶段处于U型曲线左侧,表现为抑制作用,企业要素密度在政府补助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调节作用,政府补助还通过影响企业研发经费投入,间接地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研发资助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且这种影响因研发资助强度、地区、企业类型和规模的差异而具有异质性,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政府研发资助还通过影响企业研发人员投入、要素密度,间接地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不同类型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电信基础设施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而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并不显着,电信基础设施会通过提升企业要素密度以及研发投入,进而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即要素密度、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存在。市场化程度影响方面,减少政府干预、提升金融市场化程度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有助于促进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减少政府干预、提升金融市场化程度通过影响企业自生能力以及研发经费投入,进而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而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的提高可以通过影响企业要素密度以及研发人员投入,进而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最后,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加强创新引导激励、精准布局基础设施、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冯冬[3]（2020）在《京津冀城市群碳排放：效率、影响因素及协同减排效应》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城市作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70%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自城市能源消费。伴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建立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是中国坚持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的重要举措,因此分析城市群碳排放问题对于中国实现减排目标意义重大。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对其碳排放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具体研究内容与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对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2008年至2017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效率进行了测算并构建考虑公平性与效率性原则的减排潜力指数分析了其减排潜力。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各城市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差异明显,从总体表现来看,京津冀城市群总体二氧化碳排放效率呈现波动上升变化,京津冀城市群二氧化碳减排潜力呈现出相对平稳且略有增长的态势。从个体来看,北京、保定两个城市减排潜力指数较低,减排空间较小;唐山的减排潜力指数最高,减排空间巨大,考虑减排潜力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原则,可以将京津冀城市群13个城市分为四类。根据上述结果对未来京津城市群碳减排工作提供相应对策建议。（2）基于STIRPAT理论模型,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对京津冀城市群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将其与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进行对比。根据回归结果,城镇化发展水平与碳排放之间呈现出“正U型”的曲线关系,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曲线关系,人口总量与碳排放存在着显着的正相关关系,产业结构对于碳排放的影响相对较小,能源强度对于碳排放呈现出显着的正相关关系,相较于产业结构,能源强度是影响碳排放的主要因素。（3）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京津冀城市群碳排放空间网络及关联关系进行探讨,并通过构建协同碳减排效应模型对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减排效应进行测度。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出典型的“中心——边缘”结构形态,北京、天津在碳排放空间网络中处于网络中心位置,而其他城市在碳排放空间网络中则处于弱势地位。京津冀城市群的碳减排协同效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态势,整体协同水平仍存在着很大提升空间。在此基础上,对京津冀城市群协同碳减排机制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应的协同减排实施路径。
刘锦怡[4]（2020）在《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由统收统支的高度集权模式逐步转向分级管理的分权模式,尤其1994年分税制改革标志着我国财政分权体制的正式确立。与西方财政联邦主义不同,中国式分权的鲜明特色是经济适度分权与政治高度集权并存,其被认为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安排,但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尚存在一定争议,尤其缺乏从理论和实证层面系统分析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机理和机制。中国是世界农业大国,无论是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看,还是从中国农业弱质性特征看,或是从农业的准公共品属性看,研究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分权体制,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涉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建立责权清晰、财力匹配、区域均衡的“央地关系”,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鉴于要素禀赋是决定农业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而技术进步是决定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本研究围绕财政分权如何影响农业经济增长这一核心问题,按照财政分权如何改变农业要素禀赋,进而如何引致技术变迁,最终如何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逻辑脉络,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财政分权与农业要素禀赋演变、农业技术进步偏向、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因果关联,揭示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及作用机制。首先,对财政分权、农业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偏向的时空演变趋势分析发现,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分权程度不断提高,农业要素禀赋呈现出明显的资本深化趋势、农业技术进步路径向节约劳动力和土地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演进。其次,以要素禀赋为逻辑起点,对财政分权与要素禀赋演变之间的因果关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是推动我国农业要素禀赋演变,促进农业资本深化的一个重要制度动因。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促进财政支农支出和工业化,推动农业资本积累;另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用地非农转化,从而驱使要素禀赋呈现明显的资本深化趋势。从时间维度看,随着分权化改革的推进,其对农业要素禀赋的影响作用不断增强;从空间维度看,对中、西部的影响作用强于东部地区。然后,根据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要素禀赋变化会诱导技术变迁,本研究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资本-劳动力要素相比,还是资本-土地要素相比,财政分权显着促进了农业技术进步路径向节约土地和劳动力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演进,且对中、西部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更强,但影响作用有所减弱。最后,将财政分权、要素禀赋和技术进步偏向纳入到农业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分权通过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偏向两条路径影响农业经济增长。一方面,在“分税制改革”阶段,由于资本要素相对稀缺,资本深化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但在“税费改革”阶段,随着资本深化程度提升,劳动力转移加快,土地要素约束趋紧,受资本-劳动（土地）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影响,资本深化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显着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技术进步资本偏向路径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强于资本深化路径的抑制作用,从而使得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为正,且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更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建议:第一,细化中央与地方涉农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以“共担”为主将粮食安全等体现国家战略的事务确定为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适度提高中央财政支出责任;加快省以下涉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深入推进“省直管县”改革,实行涉农资金省对县的直接管理,提高县级政府发展农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二,构建涉农资金整合长效机制,优化支出结构,提高支农效率。在资金规模上按照“以事定支”与“以支定事”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动态调整投入机制;在支出结构上重点加大农业科技创新投资力度;在资金使用上推进预算编制环节的整合,对性质相同、用途相近的相关资金进行统筹安排,提高支农效率。第三,提高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适配性,依据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适时调整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的发展方向,推动政策导向下的强制性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升级的诱致性技术进步同向发展,畅通劳动力转移与双创人才返乡下乡双向流动渠道,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
姚莎莎[5]（2020）在《中国省区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生活用能已成为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居民生活领域具有巨大的减排潜力。但要实现低碳发展,还需协调好“扩大消费”与“节能减排”之间的矛盾。居民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的改变,有利于减少碳排放量。因此,研究我国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的现状和变化特征以及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可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提供科学基础和政策参考。本文利用排放因子核算法测算了中国30个省区1997～2017年的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量,根据测算结果分析了中国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的规模、结构和变化趋势,并进行了城乡对比分析和区域对比分析。基于以上测算结果,本文运用扩展的STIRPAT模型对中国整体人均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考察了家庭户规模、城镇化率、居民消费水平、碳排放强度变化对人均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是人均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量增加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其次是城镇化率;家庭户规模的扩大会导致人均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量的减少,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也会导致人均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量的降低。由于中国不同区域的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差异较大,本文根据经济水平和地理位置这两个指标,将30个省区划分为4类区域,进一步研究居民消费水平和年平均气温对不同区域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对所有区域而言,居民消费水平都是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北方地区居民受年平均气温的影响,气温较高的地区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量较低,而年平均气温对南方地区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的影响不显着。根据以上分析,分别从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角度得出有关居民生活用能方面的政策建议。
张圆[6]（2020）在《中国居民健康资本统计测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经济中,人力资本被公认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对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具有关键作用。教育资本与健康资本并称人力资本的两大核心要件,其分别由受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两个维度刻画人力资本投资带给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和获益能力提升。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教育资本做了广泛深入地讨论,而健康资本则长期被置于人力资本研究的边缘。究其原因,与可由教育年限等代理指标直观衡量的教育资本相比,对健康资本的有效统计测度面临更大挑战。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人口健康水平的普遍提升,健康资本的经济作用持续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对健康资本的数据需求也日益迫切。显然,对健康资本进行统计测度并识别其经济效应,不仅可对已有聚焦教育资本的人力资本研究进行补充完善,更有助于为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寻找新的支撑点。我国人口众多,总量上堪称人力资本大国,通过健康资本投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具有巨大潜力与经济价值。开展健康资本统计测算研究,有助于正确认识健康资本对国民福祉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而可为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与持续性发挥重要作用。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通过提高人民健康资本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可作为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为加快健康人力资源建设、促进健康产业发展、进一步释放健康资本的经济产能,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力图将健康这一关键要素纳入制定各项宏观政策的统筹规划。该战略的提出,为构建并完善我国健康指标体系、促进国民账户发展、推动健康资本研究提供了强大动力与良好契机。鉴于健康资本对我国经济发展与国民健康的重大意义,本文对我国居民健康资本统计测度开展专题研究,进而由其变化趋势与省际差异考察我国居民健康资本变化特征,最终揭示我国健康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与影响强度。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从健康资本角度推动经济统计与健康经济学理论的交叉研究。其现实意义在于,在“健康中国”视域下考察我国居民健康水平及人口老龄化情况,选取健康资本视角审视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基于健康资本测度这一经济统计路径为落实“健康中国2030”战略提供数据支持与决策参考,为我国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思路。论文共分七章,其结构安排如下:第1章,导论。作为全文的总体纲要,首先介绍论文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进而对健康资本领域的代表性文献进行系统性回顾与梳理。在此基础上,确立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给出整体研究框架,明确论文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最后,就研究难点与创新点进行说明。第2章,健康资本的理论基础。本章旨在构建健康资本研究机制的基本分析框架。首先,从微观个体视角阐述健康资本对个人效用、身体健康、劳动工作等方面的作用。介绍健康资本理论模型的关键参数,指出其对健康资本的影响。随后,从宏观角度分析健康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厘清其与物质资本、教育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关系。最后,结合二者之间的关系,从微观到宏观分析健康资本的经济作用机制,为后文健康资本测度及其经济效应分析提供理论基础与思路。第3章,中国居民健康资本存量与流量测度。本章以联合国包容性财富概念体系下的健康资本核算方法为基础,构建理论模型阐明健康资本的测度逻辑,给出健康资本核算方法的理论依据。进而,利用我国微观调查数据及疾病死亡风险数据,以统计生命价值法为基础并结合保险精算模型的生命年金理论,对我国居民健康资本的存量及流量进行测度,并讨论不同时期内健康资本变化模式与演进趋势。本章测算结果,可为后续章节分析提供有益思路与坚实的数据支持。第4章,中国居民健康资本内生折旧率估算及成因分析。健康资本折旧率是健康资本估算研究的核心参数,对确保健康资本测度结果至关重要。本章根据永续盘存法估算我国居民健康资本折旧率,深入剖析其各类影响因素,并利用折旧率估算结果外推2014-2018年度我国人均健康资本存量与流量,对第三章给出的健康资本测度序列进行必要的更新与扩展。第5章,健康资本的省际差异及空间关联效应。本章结合官方宏观统计数据估算各省区人均健康资本存量,据以比较健康资本省际差异。进而借鉴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理论,提出健康资本空间相关假说,结合统计生命价值法思想,建立健康资本空间理论模型。最终,基于该模型对健康资本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通过不同空间权重矩阵对健康资本空间相关效应进行分析。第6章,中国居民健康资本对经济发展影响研究。本章基于健康资本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健康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首先测算各类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考察健康资本与物质资本及教育资本之间的关系,计算各类投入要素间的要素替代弹性。进而,测算我国各省区健康资本生产效率,比较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下健康资本生产效率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并结合当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理念与“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要求,给出相应政策建议。第7章,结论与展望。本章总结归纳前述各章的研究结果,从理论与实证分析两方面进一步提炼主要结论,明确有关健康资本的政策空间,并对该领域未来研究进行展望。论文主要结论与认识:（1）近二十年来,我国居民人均健康资本呈缓慢增长,一方面是由于健康死亡风险率上升令“享乐主义”工资年龄提前,健康投入的边际产出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导致青年人群健康资本总量不足,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导致健康资本增长乏力。（2）我国居民健康资本折旧率受年龄、性别、健康投资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同龄男性折旧率高于女性;随着年龄增长,折旧率在中青年时期并无明显增长,但在高龄时期呈现快速上升;包含长寿风险因素后,健康资本折旧速率放缓,且折旧率表现出更显着的性别差异,女性长寿风险更高且折旧率更低。（3）我国各省区健康资本存在明显差异与空间关联效应:发达地区健康资本的市场潜能较高,吸引大规模人口流入和健康资本攀升,促进了该类地区的经济发展;然而,其同时给健康资本流出的欠发达地区带来负面影响。（4）随着我国经济逐渐转向高质量发展,健康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提升。尽管健康资本与教育资本很难相互替代,但其对物质资本的替代作用逐步增强。在包含健康资本的内生经济增长框架下,发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效率之间仍存在一定扭曲,经济产出效率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论文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推进健康中国战略,不仅要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等宏观方面入手,更要从个体角度提升居民健康的获得感与幸福感,综合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情况,集中治理土壤、大气、水资源等环境污染,拓展健康城市、健康村镇建设,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完善二胎政策,增加青年人口比重,以充分释放青年人群的健康经济产能。未来研究中,可在已有健康资本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健康资本同劳动力供给、收入分配、医疗卫生政策等方面的关系,深化各资本投入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健康资本视域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张健康[7]（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认为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董天宇[8]（2020）在《横向生态转移支付标准模型设计 ——以新安江流域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飞速,可由此带来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退化问题十分严重,而生态环境作为一项公共产品或者公共服务,具有跨区域性质,使得跨界污染成为制约两地政府环境保护工作开展的难题和痛点,也是阻碍我国环境保护目标实现的原因之一,因为环境保护的责任很难明确界定,缺乏合理的管理监督机制,各个地区在发展经济时只考虑自己利益,轻视乃至忽视环境问题。因此深化研究环境问题的根源及变化特征,严格明确各地区环境保护的责任,制定合理可行的生态转移支付的体系对解决环境问题、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综合运用文献法、比较分析法、案例演绎法等研究方法对横向转移支付补偿标准进行设计。首先在文献研究的分析基础上,对财政转移支付的作用目的和标准、生态补偿的意义方式和原则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理解横向生态转移支付对环境保护的作用机理。其次对国内外成功生态补偿经验的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进行归纳对比,分析现行补偿模式和效果,在趋于成熟的生态核算方法的基础上设计一个能普遍适用的模型框架。模型中,设置环境保护的上下限,考虑整体生态区域保护环境现状对补偿主体界定两次,使定性模型适用于两个及两个以上补偿主体参与的生态补偿案例。又通过对现有生态补偿效果的分析,从不同角度将补偿标准分为四部分,注重激励和保障机制的作用。最后将模型应用到新安江流域,得到更为合理的补偿数额,并分析其生态补偿模式。最后针对现状中国横向生态补偿现状提出政策建议。研究表明横向生态转移支付激励评价机制与补偿标准的结合能够给出更有力度的补偿数据,在理论上也能更有效地束地方政府对跨境生态的污染,加强地方政府生态保护投入,缓解生态补偿财政压力。
徐文斌[9]（2020）在《基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两大部类结构不平衡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社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不平衡是经济运行中不可避免的现实性问题,不平衡现象的产生,对国家经济、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等方面都造成影响。从产业结构方面来看,不平衡现象在生产领域会直接导致生产与再生产效率的降低,阻碍经济良性发展。因此,研究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通过对产业生产部门的调整,为实现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延长经济繁荣、规避经济危机等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过程中,基于对社会生产部门的两大部类划分,进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理论建立。依据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从生产领域对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从而找到解决两大部类结构不平衡的影响原因,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也为市场经济的均衡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通过对现有文献整理,对两大部类结构不平衡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对两大部类结构平衡条件来进行研究;二是运用再生产模型从两大部类结构不平衡角度对政策进行解析;三是对两大部类结构不平衡问题解决途径的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两大部类结构不平衡现象,学界运用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模型进行了一定有意义、有深度的讨论。其中对两大部类的平衡条件研究,找到两大部类进行再生产交换的一些特征和规律;对政策解读方面,通过运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解读现有关于结构性改革等现实问题的分析;对不平衡问题的解决途径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关于现有研究中存在的研究空间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学者提出了满足人民需求成为解决当下我国经济生产的重要内容,但并没有在理论中做出进一步的分析。二是对马克思再生产模型的研究中,鲜少出现在两大部类可以实现交换的条件下,以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来进行宏观调节的分析。为此,本文尝试从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开始,对两大部类之间的平衡条件进行研究,以给出两大部类在再生产过程中实现长期稳定进行的条件。但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研究的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来进行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的交换并不是认为第Ⅱ部类的增长速度优于第Ⅰ部类的增长速度,并且在对这一假定前提进行分析后,得到了为使经济整体得到更好的发展,应调节使第Ⅰ部类的增长速度不低于第Ⅱ部类的增长速度。因此,从第Ⅱ部类着手,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寻找两大部类积累率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以此来调节生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平衡现象给出一定的理论依据。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以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模型为依据,以从满足人们需要来进行再生产规模的确定,进而得到两大部类在再生产过程中的积累率与增长率之间隐藏的规律。并通过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对这一规律进行现实分析,以得到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两大部类之间不平衡问题的理论依据及解决途径。围绕这一研究思路,本研究共分为六章,每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在绪论部分主要进行对本文所要研究内容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的说明,并对本文所应用到的一些理论概念进行界定。同时交代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以及对文章的结构安排,在整个研究框架中具有总括性和纲要性。第二章为国内外理论基础。首先从魁奈和亚当·斯密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建立的溯源进行整理;其次对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的形成逻辑进行梳理;最后对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并对其中重点学者的主要观点、核心结论等内容进行系统性介绍。整理得到相对完整的关于马克思不平衡理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及其相关研究理论体系和研究脉络。第三章是对两大部类结构不平衡分析的理论探讨和模型分析。在这一章节中,重点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图式,并在这一理论下,对再生产模型进行扩展性研究:在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的条件下,对第Ⅰ部类的积累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研究中得到,在实现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实现条件的基础上,依然会出现两大部类结构性失衡的再生产过程。其中,在利润平均化的条件下,若第Ⅱ部类的积累率水平高于第Ⅰ部类积累率水平,则存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虽然能够进行,但长期过程中,会出现第Ⅰ部类积累率随再生产不断进行而持续下降的现象。因此,通过积累率与增长率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得到两大部类之间,再生产过程中的协调约束条件,以调整部类生产,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第四章为实证分析。通过运用现实经济数据说明理论分析中所得到的结论。在这一章中,利用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我国上市公司的经营数据,用两大部类积累率差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在运用VAR模型对GDP增长率与两大部类积累率差来进行模型建立的过程中,得到两者之间显示出反向运动的结果。通过现实数据描述进一步佐证理论分析中得到的结论:第Ⅱ部类的增长速度若高于第Ⅰ部类的增长速度,则会出现总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倾向。第五章是为进一步的对本文所提出的规律进行现实研究,而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的部类扩展和现实应用做出现有研究的梳理并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和评述,以为本文接下来的研究做出理论基础。在现有研究中,存在很多对马克思两大部类拓展性的研究,包括将两大部类扩展为三部类、四部类甚至五部类,以使再生产理论更接近现实生产活动。本章对此类研究进行系统总结的同时,得到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不仅在理论层面上存在创新成果,同时也具有其现实意义,为今后基于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的研究,以及现实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关于部类之间经济发展路径提供理论依据。第六章是依照本研究得到的结论进行的政策建议。在这一章中,结合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和对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的现有扩展性分析,总结出一些存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并针对我国现实发展情况给出使经济可以健康、平稳发展可能性的政策建议。认为为实现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需要从生产消费品部门开始对生产失衡问题进行调节,进而实现经济的平衡发展。本研究在跳脱马克思再生产模型中以第Ⅰ部类为积累基础的研究方式下,结合经济发展追求的实现美好生活的基本目标,在对两大部类进行扩大再生产交换的过程中,以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的条件下,对马克思两大部类结构的不平衡问题进行再研究,进而找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可能原因。总结而言,本文的主要创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再生产模型进行再研究。通过引入利润率平均化的假定,在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的条件下,对马克思两大部类的再生产模型进行从数字到一般化的拓展研究。并且得到两大部类的增长率差额（第Ⅱ部类减去第Ⅰ部类）在非均衡状态下会随着再生产的进行而不断加剧。在对马克思两部类的再生产模型进行扩展分析时,在利润率平均化的情况下,假定第Ⅱ部类积累率不变,即增长率也不发生变化,若两大部类积累率不同,会出现两大部类间增长率之差不断扩大的情况。其中一种情况为,在第Ⅰ部类的增长率小于第Ⅱ部类增长率时,会出现从第二年（第二期）开始,第Ⅰ部类的增长率持续降低,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的放缓。这一研究同其它研究不同在于在对两大部类的扩大再生产进行模型化的分析中,是建立在给定第Ⅱ部类的积累率的条件下进行的,并找到两大部类积累率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得到第Ⅰ部类增长率不应低于第Ⅱ部类增长率的结论。二是对现实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在对所有企业进行初步的两大部类划分的基础上,重复剔除,进而对两大部类企业的积累率做差值,找到第Ⅱ部类积累率的相对不变基础,并找到两大部类积累率的差值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在进行一系列检验下,得到与本文再生产模型具有一致性的结论。在这一实证结果的支持下,为以第Ⅱ部类积累率给定的条件下,两大部类之间的积累率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性给出现实基础,并以此可以为政策调控给出一定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三是对现有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研究进行全面的整理,并对再生产理论中的模型研究进行重点梳理,试图通过找到两大部类再生产模型研究中的空缺,寻求符合现今经济发展条件下的研究空间。为今后对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研究基础,也为今后对再生产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可能空间。在现有的研究中,主要从两大部类再生产图式的分析、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讨论、现实政策分析的讨论、危机理论的讨论等方面展开。而在对两大部类再生产图式的讨论中,以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为假定条件进行两大部类的积累率关系的研究并没有细致的讨论,因此,从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为出发点,通过调节第Ⅱ部类的积累率或增长率为政策对象,会挖掘出可能的研究空间。
金星星[10]（2020）在《生态文明多尺度评价及其综合区划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这不仅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也是对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的重要体现。当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凸显,人地矛盾加剧,在对传统人地关系重新审视的基础上,生态文明应运而生,这是我国对当前形势作出的重要响应,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对生态文明内涵进行深度剖析,探究区域生态文明系统及其各要素的的空间分异特征和空间效应,以及有效识别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问题,以及对生态文明进行综合区划等系统研究。本论文在对国内外生态文明研究背景、相关研究概况和理论基础进行系统地梳理的基础上,基于基础地理数据、自然环境数据、社会经济数据等多元数据,以栅格单元、县域单元和流域单元多尺度研究单元,利用空间插值分析、核密度估计、可达性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等对福建省生态文明构成要素的空间差异、生态文明水平的空间效应、区域问题识别以及综合区划进行了系统分析。论文主要包含八个章节内容:第一章节为绪论,主要梳理和分析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明确研究目标并拟定了研究框架和内容。第二章节为研究综述和相关理论基础,梳理生态文明相关研究,并述评和展望生态文明的研究方向。第三章节确定了福建省生态文明评价研究的三大主题:生态文明空间格局分析、生态文明空间效应分析和生态文明区划研究,基于此构建了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第四章节分析了生态文明五大构成要素的空间分异特征。第五章节则基于五大构成要素分析的基础上,对生态文明综合集成及空间效应分析,并探究生态文明和区域发展的空间耦合关系。第六章节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将福建省划分为若干个生态文明大区和次一级小区。第七章节针对福建省生态文明评价结果和问题,探讨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化调控建议和实现途径。第八章节主要对研究结果的总结,未来研究的展望等。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为以下几点:（1）生态文明系统由资源承载、环境压力、生态资产、发展能力和零碳排放五大要素构成。资源承载力整体呈东部沿海和西部地区高、中部地区低的特点,承载力强区主要分布在西北部地区和沿海地区,它们构成福建省资源承载的核心区域。环境压力整体呈现东部沿海地区高、西部和北部地区低的特点,压力大区域主要集中在泉州市、漳州市和龙岩市的部分地区。生态资产总体价值量较高但空间分布不均衡,由西北向东南逐渐递减,与区域发展之间为负相关关系,即生态资产高值区多对应经济低密度区。发展能力适宜性的空间差异显着,呈现东部沿海明显优于西部内陆地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同时表现为以各市辖区为中心的环状扩散特征。区域碳排放总量呈“东高西低”的格局,而碳吸收量则表现出与碳排放量相反地空间分布特征,综合碳排放和碳吸收,福建省总体以净碳汇为主,大部分区域的碳排放生态承载系数较高,生态容量冗余较大。（2）福建省生态文明水平的空间异质性显着,高值区集中在南平市和三明市的部分县市,这两大地区也构成了生态文明空间格局的核心区;而低值区则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的永泰、仙游等地区,这些地区组成了生态文明的分布格局的边缘地带。不论是县域尺度还是流域尺度的生态文明水平均呈现不均衡的空间分布特征,同时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俱乐部现象。但县域尺度和流域尺度又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县域尺度的生态文明等级以高水平文明为主,这里包含极高和高度生态文明水平,涵盖的县域单元占全省的近一半,面积也占全省面积的接近一半;而流域尺度的生态文明水平整体以高度和中度生态文明为主,中度及以上等级的流域个数和面积约占全省的一半。（3）县域尺度的生态文明水平在空间上呈正的空间自相关,即县域生态文明水平在空间上具有集聚效应;流域生态文明水平也呈现正相关且相关性较强,即生态文明水平较高的流域趋于集聚,而生态文明水平较低的流域也呈现区域集聚分布;二者均表现为“热点区”和“冷点区”占比较小,且县域和流域两个不同尺度的局部空间关系存在较大的相似性,即在西北部地区形成规模显着的“热点”区,而在东南沿海形成规模显着“冷点”区。但两大尺度的生态文明水平在局部上也表现出显着的差异性,尤其是“热点”区的空间分布上,流域尺度的“热点”区的空间分布相较于县域尺度而言更为集中且连续性强,呈现集中连片分布的特征;同时,不论是“热点”还是“冷点”区域面积,流域尺度的均明显大于县域尺度的。生态文明水平不论是和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和人口的空间分布上都存在负相关,即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口密集的地区,多对应生态文明水平较低的地区;而相反地,生态文明水平高的西北内陆地区,实际上是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区域。（4）福建省生态文明综合区划是以生态文明要素定量评价为基础,综合考虑生态文明进程中的物质文明快变量和精神文明慢变量,将全省划分为不同空间层级、完整的、相互独立的生态文明单元。生态文明综合区划的过程中既全面地考虑反映福建省生态文明要素的空间分异,又考虑不同生态文明单元之间的有机联系,因此区划的结果能够为区域实施因地制宜的生态文明建设优化政策和措施提供科学支撑。按照生态文明区划方案,将福建省划分为5个生态文明大区和若干个生态文明次级区。其中,生态文明大区包括闽东生态文明大区、闽北生态文明大区、闽中生态文明大区、闽西生态文明大区和闽南生态文明大区。（5）基于对福建省生态文明现状的定量综合评价的基础上,深度识别出福建省区域生态文明现存的问题,包括生态文明水平与区域发展水平的不协调问题以及生态文明构成系统要素之间的不均衡问题,并针对区域生态文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别从分要素和分层级层面提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化建议。
二、统计产业GDP的核算及其现实意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统计产业GDP的核算及其现实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环保支出统计核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进展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点 |
| 1.5.2 本文不足之处 |
| 2 我国环保支出账户编制基础 |
| 2.1 环保支出相关概念界定与分类 |
| 2.1.1 环保支出 |
| 2.1.2 环保活动 |
| 2.1.3 环保产业 |
| 2.1.4 环保产品 |
| 2.2 环保支出核算的基本问题 |
| 2.2.1 核算主体 |
| 2.2.2 核算范围 |
| 2.3 我国环保投资统计 |
| 2.3.1 我国环保投资统计现状 |
| 2.3.2 我国环保投资统计存在的问题 |
| 2.4 构建我国环保支出账户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 2.4.1 构建我国环保支出账户的必要性 |
| 2.4.2 构建我国环保支出账户的可行性 |
| 3 我国环保支出账户总体框架 |
| 3.1 我国环保支出账户编制原则 |
| 3.2 我国环保支出账户的基本结构 |
| 3.3 我国环保支出账户核心表式编制 |
| 3.3.1 专门性环保服务生产表 |
| 3.3.2 环保产品的供给表 |
| 3.3.3 环保产品的使用表 |
| 3.3.4 国民环保支出核算表 |
| 3.3.5 国民环保支出筹资表 |
| 4 环保支出账户应用分析 |
| 4.1 环保支出总额测算 |
| 4.1.1 测算思路 |
| 4.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1.3 环保支出总额测算结果 |
| 4.2 环保产业的关联分析 |
| 4.2.1 后向关联分析 |
| 4.2.2 前向关联分析 |
| 5 总结与建议 |
| 5.1 总结 |
| 5.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政府与市场的影响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高质量发展内涵研究 |
| 1.3.2 高质量发展测度与评价研究 |
| 1.3.3 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3.4 装备制造产业及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
| 1.3.5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框架、内容及方法 |
| 1.4.1 研究框架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装备制造企业的概念界定 |
| 2.1.2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概念界定 |
| 2.2 高质量发展相关理论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关论述 |
| 2.2.2 熊彼特经济发展和创新理论 |
| 2.3 企业发展相关理论 |
| 2.3.1 竞争优势理论 |
| 2.3.2 企业能力理论 |
| 2.4 政府与市场作用相关理论 |
| 2.4.1 亚当·斯密市场机制思想 |
| 2.4.2 斯蒂格利茨的政府经济职能思想 |
| 2.4.3 演化发展经济学中政府作用理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条件和理论逻辑 |
| 3.1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条件 |
| 3.1.1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发展面临的形势 |
| 3.1.2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发展的现状 |
| 3.1.3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发展的优势 |
| 3.1.4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发展的不足 |
| 3.2 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的理论逻辑 |
| 3.2.1 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逻辑 |
| 3.2.2 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分析的理论逻辑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 |
| 4.1 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及形成机理 |
| 4.1.1 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4.1.2 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形成机理 |
| 4.2 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指标设定 |
| 4.3 基于主客观组合赋权法的企业高质量发展测度 |
| 4.3.1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3.2 测度结果及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政府支出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 5.1 政府补助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 5.1.1 政府补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1.2 政府补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3 政府补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5.1.4 基于企业要素密度调节效应的实证检验 |
| 5.1.5 基于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5.2 研发资助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 5.2.1 研发资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2.2 研发资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2.3 研发资助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5.2.4 基于企业研发投入和要素密度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 6.1 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 6.2 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3 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
| 6.3.1 区域异质性分析 |
| 6.3.2 技术创新能力异质性分析 |
| 6.4 基础设施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机理的实证检验 |
| 6.4.1 基于企业要素密度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6.4.2 基于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6.4.3 基于企业研发人员投入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市场化程度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 7.1 市场化程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理论分析 |
| 7.2 减少政府干预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 7.2.1 减少政府干预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 7.2.2 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
| 7.2.3 基于企业自生能力和研发经费投入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7.3 金融市场化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 7.3.1 金融市场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 7.3.2 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
| 7.3.3 基于企业自生能力和研发经费投入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7.4 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对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分析 |
| 7.4.1 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机理分析 |
| 7.4.2 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
| 7.4.3 基于企业研发人员投入和要素密度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加强创新引导激励 |
| 8.2.2 精准布局基础设施 |
| 8.2.3 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 致谢 |
（3）京津冀城市群碳排放：效率、影响因素及协同减排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碳减排问题备受全球关注 |
| 1.1.2 国内低碳经济发展压力较大 |
| 1.1.3 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入推进 |
| 1.2 研究问题与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能源—环境—经济(3E)理论 |
| 2.1.2 低碳经济理论 |
| 2.1.3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 2.1.4 区域协同发展理论 |
| 2.2 概念界定 |
| 2.2.1 城市群 |
| 2.2.2 碳排放效率 |
| 2.2.3 环境协同治理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碳排放核算及分配研究 |
| 2.3.2 碳排放效率研究 |
| 2.3.3 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
| 2.3.4 碳排放空间特征研究 |
| 2.3.5 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研究 |
| 2.3.6 相关研究评述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发展及碳排放现状分析 |
| 3.1 京津冀城市群总体发展概述 |
| 3.1.1 京津冀城市群概况 |
| 3.1.2 京津冀协同发展历程 |
| 3.2 京津冀城市群经济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
| 3.2.1 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发展现状 |
| 3.2.2 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结构现状 |
| 3.3 京津冀城市群能源消费及碳排放现状分析 |
| 3.3.1 京津冀城市群能源消费现状 |
| 3.3.2 京津冀城市群碳排放现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京津冀城市群碳排放效率测度及减排潜力分析 |
| 4.1 相关研究基础 |
| 4.2 模型方法 |
| 4.2.1 DEA模型 |
| 4.2.2 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 |
| 4.2.3 碳减排潜力模型 |
| 4.3 指标构建及数据来源 |
| 4.3.1 投入指标 |
| 4.3.2 产出指标 |
| 4.4 测算结果分析 |
| 4.4.1 京津冀城市群碳排放效率分析 |
| 4.4.2 京津冀城市群碳减排潜力分析 |
| 4.4.3 京津冀城市群碳减排城市分类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发展中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
| 5.1 城镇化发展与碳排放关系分析 |
| 5.2 理论模型构建及变量说明 |
| 5.2.1 碳排放影响因素探讨 |
| 5.2.2 面板数据计量模型构建 |
| 5.2.3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5.3 计量检验及结果分析 |
| 5.3.1 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
| 5.3.2 面板数据协整检验 |
| 5.3.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京津冀城市群碳排放空间关联及协同减排研究 |
| 6.1 京津冀城市群协同碳减排必要性分析 |
| 6.1.1 协同减排效果将更加显着 |
| 6.1.2 协同减排更利于资源优化 |
| 6.2 研究方法 |
| 6.2.1 碳排放空间网络构建 |
| 6.2.2 碳排放空间网络特征指标 |
| 6.2.3 碳减排空间网络结构洞指标 |
| 6.2.4 碳减排协同效应模型 |
| 6.3 京津冀城市群碳排放空间网络特征分析 |
| 6.3.1 京津冀城市群碳排放空间网络总体特征 |
| 6.3.2 京津冀城市群碳排放空间网络个体特征 |
| 6.3.3 京津冀城市群碳排放空间网络结构洞分析 |
| 6.4 京津冀城市群协同碳减排效应分析 |
| 6.5 京津冀城市群协同碳减排机制框架分析 |
| 6.5.1 京津冀城市群协同碳减排机制总体框架 |
| 6.5.2 京津冀城市群协同碳减排形成机制框架 |
| 6.5.3 京津冀城市群协同碳减排运行机制框架 |
| 6.5.4 京津冀城市群协同碳减排保障机制框架 |
| 6.6 京津冀城市群协同碳减排机制实施的对策建议 |
| 6.6.1 地方政府之间协同减排策略 |
| 6.6.2 企业与政府间协同减排策略 |
| 6.6.3 社会与政府间协同减排策略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2013-2017 年京津冀城市群GDP数据 |
| 附录 B 2013-2017 年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结构数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4）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2.1 关于财政分权、政财支农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研究 |
| 1.2.2 关于制度变迁、要素禀赋与农业技术进步的研究 |
| 1.2.3 关于要素禀赋、技术进步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研究 |
| 1.2.4 关于财政分权、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偏向的测度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目标与思路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创新与贡献 |
| 1.6 概念与研究界定 |
| 1.6.1 核心概念界定 |
| 1.6.2 研究范畴界定 |
| 第二章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财政分权理论 |
| 2.1.2 要素禀赋理论 |
| 2.1.3 技术进步理论 |
| 2.1.4 经济增长理论 |
| 2.2 要素禀赋与技术变迁的驱动机理及其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 |
| 2.2.1 农业要素禀赋演变的驱动机理分析 |
| 2.2.2 农业技术变迁的驱动机理分析 |
| 2.2.3 农业要素禀赋和技术进步偏向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
| 2.3 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分析 |
| 2.3.1 财政分权改变农业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农业要素禀赋 |
| 2.3.2 财政分权改变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技术进步偏向 |
| 2.3.3 财政分权改变农业要素禀赋和技术进步偏向作用于农业经济增长 |
| 2.4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财政分权、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趋势 |
| 3.1 财政体制的改革历程 |
| 3.1.1 统收统支阶段(1949-1977 年) |
| 3.1.2 分灶吃饭阶段(1978-1993 年) |
| 3.1.3 分税制改革阶段(1994—2002 年) |
| 3.1.4 新一轮税改阶段(2003—至今) |
| 3.2 财政分权的演变趋势 |
| 3.2.1 财政分权的测度方法 |
| 3.2.2 财政分权的整体演变 |
| 3.2.3 财政分权的区域差异 |
| 3.2.4 财政分权的敛散性检验 |
| 3.3 农业要素禀赋的演变趋势 |
| 3.3.1 要素禀赋测度方法 |
| 3.3.2 数据处理 |
| 3.3.3 单项要素的增长趋势 |
| 3.3.4 基于资本深化系数的要素禀赋演变趋势 |
| 3.3.5 基于资源禀赋系数的要素禀赋演变趋势 |
| 3.3.6 基于要素结构指数的要素禀赋演变趋势 |
| 3.3.7 三大区域之间的要素禀赋演变趋势比较 |
| 3.4 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演变趋势 |
| 3.4.1 技术进步偏向测度方法 |
| 3.4.2 数据处理 |
| 3.4.3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分析 |
| 3.4.4 农业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特征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财政分权对农业要素禀赋的影响效应 |
| 4.1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要素禀赋的实证设计 |
| 4.1.1 实证分析框架 |
| 4.1.2 计量模型构建 |
| 4.1.3 变量定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4.2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实证检验 |
| 4.2.1 财政分权影响资本要素结构指数的实证检验 |
| 4.2.2 财政分权影响劳动要素结构指数的实证检验 |
| 4.2.3 财政分权影响土地要素结构指数的实证检验 |
| 4.2.4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稳健性检验 |
| 4.3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作用机制检验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财政分权对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效应 |
| 5.1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实证设计 |
| 5.1.1 实证分析框架 |
| 5.1.2 计量模型构建 |
| 5.1.3 变量定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5.2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实证检验 |
| 5.2.1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技术进步的资本-劳动偏向实证检验 |
| 5.2.2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技术进步的资本-土地偏向实证检验 |
| 5.2.3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稳健性检验 |
| 5.3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进一步讨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 |
| 6.1 我国农业经济增长趋势的基本特征 |
| 6.1.1 整体增长趋势 |
| 6.1.2 区域增长趋势 |
| 6.1.3 增长趋势敛散性 |
| 6.2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设计 |
| 6.2.1 计量模型构建 |
| 6.2.2 估计方法与内生性问题 |
| 6.2.3 变量定义、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
| 6.3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 |
| 6.4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7.1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实证设计 |
| 7.1.1 实证分析框架 |
| 7.1.2 计量模型构建 |
| 7.1.3 变量定义与估计方法 |
| 7.2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实证检验 |
| 7.2.1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资本深化路径检验 |
| 7.2.2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偏向路径检验 |
| 7.2.3 资本深化路径与技术进步偏向路径的比较分析 |
| 7.3 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进一步解释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完善涉农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8.2.2 整合涉农资金与优化支农支出结构 |
| 8.2.3 提高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适配性 |
| 8.3 研究不足与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5）中国省区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际背景 |
| 1.1.2 国内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及分析 |
| 1.3.1 碳排放相关理论研究 |
| 1.3.2 碳排放核算方法研究 |
| 1.3.3 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
| 1.3.4 居民生活碳排放研究进展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中国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的测算和分析 |
| 2.1 数据来源 |
| 2.2 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的测算方法 |
| 2.3 测算结果和分析 |
| 2.3.1 中国整体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现状以及变动趋势分析 |
| 2.3.2 中国城乡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的对比分析 |
| 2.3.3 中国各省区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现状及变动趋势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1 STIRPAT模型简介 |
| 3.2 STIRPAT模型指标选取及构建 |
| 3.2.1 数据来源 |
| 3.2.2 指标选取 |
| 3.2.3 模型构建 |
| 3.3 模型估计 |
| 3.3.1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3.3.2 面板协整检验 |
| 3.3.3 Hausman检验 |
| 3.3.4 模型估计结果 |
| 3.3.5 回归分析结果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分区域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1 数据来源 |
| 4.2 区域划分及特征分析 |
| 4.3 模型估计与结果 |
| 4.3.1 第1类区域模型估计 |
| 4.3.2 第2类区域模型估计 |
| 4.3.3 第3类区域模型估计 |
| 4.3.4 第4类区域模型估计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政策建议 |
| 5.1 政府方面 |
| 5.2 企业方面 |
| 5.3 居民方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中国居民健康资本统计测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健康资本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1.2.2 健康资本的测度 |
| 1.2.3 健康资本的影响因素分析 |
| 1.2.4 健康资本的经济效应研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内容与重点难点 |
| 1.4.1 研究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重点 |
| 1.4.3 研究难点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健康资本的理论基础 |
| 2.1 健康资本需求理论 |
| 2.1.1 理论介绍 |
| 2.1.2 基本模型 |
| 2.2 健康资本经济增长理论 |
| 2.2.1 健康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
| 2.2.2 理论模型 |
| 2.3 健康资本的微观-宏观联系 |
| 2.4 简要总结 |
| 第3章 中国居民健康资本存量与流量测度 |
| 3.1 健康资本测度基本原则与理论逻辑 |
| 3.1.1 健康资本测度的基本原则 |
| 3.1.2 健康资本测度的理论逻辑 |
| 3.2 健康资本测度的方法选择 |
| 3.2.1 健康资本测度研究回顾 |
| 3.2.2 统计生命价值法概述 |
| 3.2.3 统计生命价值法的分类 |
| 3.2.4 跨期健康资本模型下的统计生命价值法 |
| 3.3 统计生命价值法下的健康资本测度 |
| 3.3.1 计量模型 |
| 3.3.2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
| 3.3.3 存量测算结果 |
| 3.3.4 健康资本服务流量测算 |
| 3.3.5 健康资本序列 |
| 3.4 简要总结与启示 |
| 第4章 中国居民健康资本内生折旧率估算及成因分析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健康资本内生折旧率作用机制 |
| 4.3 健康资本折旧率估算 |
| 4.3.1 估算方法 |
| 4.3.2 数据说明 |
| 4.3.3 估算结果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4 健康资本内生折旧率的影响因素比较 |
| 4.5 内生折旧率下的健康资本推算 |
| 4.5.1 人口加权法下的内生折旧率 |
| 4.5.2 基于永续盘存法的健康资本推算 |
| 4.6 本章结论 |
| 第5章 健康资本的省际差异及空间关联效应 |
| 5.1 各地区居民健康与健康资本差异 |
| 5.2 我国健康资本的空间关联效应 |
| 5.2.1 理论模型 |
| 5.2.2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5.2.3 模型设定 |
| 5.2.4 实证分析 |
| 5.3 总结与认识 |
| 第6章 中国居民健康资本的经济影响研究 |
| 6.1 健康资本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
| 6.2 健康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
| 6.2.1 计量模型 |
| 6.2.2 数据来源与方法说明 |
| 6.2.3 实证分析 |
| 6.3 健康资本与其它资本间要素替代弹性估算 |
| 6.3.1 要素替代弹性模型选择 |
| 6.3.2 健康资本要素替代弹性估计 |
| 6.4 包含健康资本要素的我国省区经济产出效率比较 |
| 6.4.1 方法选择与模型设定 |
| 6.4.2 结果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理论结论 |
| 7.1.2 实证结论 |
| 7.2 政策空间 |
| 7.3 研究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金融发展模式时面临的约束条件 |
| 第一节 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遗产:国家垄断金融体制 |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政府严格控制金融系统 |
| 第二章 从市场金融体制到计划金融体制 |
| 第一节 新政权对金融业的整理 |
| 第二节 有管理的金融市场的短暂繁荣 |
| 第三节 金融系统功能的初步回归 |
| 第四节 计划金融体制的基本确立 |
| 第三章 金融机构财政机关化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
| 第二节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率先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业务边缘化与机构被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四章 金融机构日常业务财政化 |
| 第一节 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 |
| 第二节 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财政预算的有效补充 |
| 第三节 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 |
| 第五章 对1953-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的评估 |
| 第一节 存款动员能力评估 |
| 第二节 资金配置效果评估 |
| 第三节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
| 第四节 产品流通促进能力评估 |
| 第五节 企业治理能力促进价值评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横向生态转移支付标准模型设计 ——以新安江流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技术路线 |
| 1.3 本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研究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外部性理论 |
| 2.1.2 公共产品理论 |
| 2.1.3 区域发展与财政横向平衡理论 |
| 2.1.4 生态价值论 |
| 2.1.5 环境保护博弈论 |
| 2.2 研究综述 |
| 2.2.1 关于转移支付的文献综述 |
| 2.2.2 关于生态补偿的文献研究 |
| 2.2.3 关于生态横向转移支付的文献研究 |
| 2.2.4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横向生态转移支付模型设计 |
| 3.1 我国横向生态转移支付模型构思 |
| 3.1.1 横向转移支付标准设计思路 |
| 3.1.2 横向转移支付标准制定原则 |
| 3.2 相关指标解释 |
| 3.3 横向转移支付定性分析 |
| 3.4 横向转移支付定量分析 |
| 3.4.1 基本补偿责任 |
| 3.4.2 基本受偿权利 |
| 3.4.3 纵向资金分配 |
| 3.4.4 重大事故项 |
| 3.5 横向生态转移支付模型及补偿资金分配 |
| 第四章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模式案例分析 |
| 4.1 新安江流域补偿模式 |
| 4.1.1 新安江流域补偿方案 |
| 4.1.2 新安江流域补偿模式推广 |
| 4.2 新安江模式案例应用 |
| 4.2.1 指标计算 |
| 4.2.2 定性定量分析 |
| 4.3 新安江流域补偿模式分析 |
| 第五章 政策建议 |
| 5.1 补偿方式市场化、多元化 |
| 5.2 完善生态补偿制度 |
| 第六章 全文总结与展望 |
| 6.1 全文总结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9）基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两大部类结构不平衡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 |
| 一、不平衡、结构不平衡 |
| 二、马克思的再生产概念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五节 研究内容框架安排 |
| 第二章 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及其相关研究 |
| 第一节 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的理论溯源 |
| 一、重农学派中的思想渊源 |
| 二、古典经济学中的思想来源 |
| 第二节 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的形成逻辑 |
| 一、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的提出 |
| 二、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 |
| 三、马克思关于再生产不平衡问题的思想 |
| 第三节 对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的相关研究 |
| 一、列宁、卢森堡等对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的研究 |
| 二、中国领导人有关两大部类再生产问题的思想 |
| 三、近年来对两大部类再生产的研究 |
| 四、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基于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的积累与增长 |
| 第一节 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图式 |
| 一、简单再生产 |
| 二、扩大再生产 |
| 第二节 两大部类再生产的平衡条件及积累原则 |
| 一、基于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对平衡概念的说明 |
| 二、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的原因 |
| 第三节 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的两大部类再生产模型 |
| 一、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的数字模型分析 |
| 二、给定第Ⅱ部类积累率的一般化分析 |
| 第四章 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结构不平衡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定性描述 |
| 一、变量选取 |
| 二、两大部类积累率差(第Ⅱ部类-第Ⅰ部类) |
| 三、两大部类积累率差与GDP增长率关系的定性描述 |
| 第二节 定量分析 |
| 一、模型设定 |
| 二、检验 |
| 第五章 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的拓展 |
| 第一节 对商品细分化的拓展 |
| 一、奢侈品的三部类拓展 |
| 二、军工品的三部类扩展 |
| 三、服务业的三部类拓展 |
| 四、其他划分方式 |
| 第二节 引入非商品因素的拓展 |
| 一、引入资源环境的拓展 |
| 二、引入政府、贸易的拓展 |
| 三、其他划分方式 |
| 第三节 马克思两大部类再生产理论的应用拓展 |
| 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应用 |
| 二、在结构调节、宏观调控等方面的应用 |
| 第六章 尾论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10）生态文明多尺度评价及其综合区划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解决已成为世界共识 |
| 1.1.2 生态文明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和实践 |
| 1.1.3 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性与优越性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目标和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数据来源、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4.1 数据来源 |
| 1.4.2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第2章 研究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文明的进程 |
| 2.2 生态文明的研究概况 |
| 2.3 主要研究动态 |
| 2.3.1 基于理论视角的生态文明研究 |
| 2.3.2 生态文明在社会经济中的应用研究 |
| 2.3.3 基于评价视角的生态文明研究 |
| 2.4 研究述评与展望 |
| 2.5 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 |
| 2.5.1 人地关系理论 |
| 2.5.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5.3 文化生态理论 |
| 2.5.4 复合生态系统论 |
| 第3章 福建省生态文明评价的主题与方法 |
| 3.1 生态文明评价的基本思路框架 |
| 3.1.1 内涵 |
| 3.1.2 内涵解析 |
| 3.2 生态文明评价的指标体系构建 |
| 3.2.1 构建原则 |
| 3.2.2 内容框架 |
| 3.3 生态文明评价的测度方法 |
| 3.3.1 综合评价模型 |
| 3.3.2 空间统计分析评价模型 |
| 3.4 研究区域的识别 |
| 3.4.1 研究区概况 |
| 3.4.2 研究区识别 |
| 第4章 福建省生态文明构成要素的空间格局分析 |
| 4.1 资源承载的空间格局分析 |
| 4.1.1 资源承载指标体系构建与方法 |
| 4.1.2 资源承载评价方法与模型 |
| 4.1.3 资源承载单因子空间分异规律 |
| 4.1.4 资源承载空间格局特征 |
| 4.2 环境压力的空间格局分析 |
| 4.2.1 环境压力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2.2 环境压力因子选取依据及计算方法 |
| 4.2.3 环境压力单因子空间分异规律 |
| 4.2.4 环境压力空间格局特征 |
| 4.3 生态资产的空间格局分析 |
| 4.3.1 核算指标体系与方法 |
| 4.3.2 研究方法 |
| 4.3.3 福建省生态资产空间格局与构成分析 |
| 4.3.4 福建省生态资产与区域发展的关系分析 |
| 4.3.5 小结 |
| 4.4 发展能力的空间格局分析 |
| 4.4.1 发展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
| 4.4.2 发展能力因子指数选取依据及计算方法 |
| 4.4.3 经济活力及其各因子空间关联格局分析 |
| 4.4.4 基础设施可达性空间分异规律 |
| 4.4.5 社会服务便捷度空间分异规律 |
| 4.4.6 发展能力空间格局特征 |
| 4.5 零碳排放的空间格局分析 |
| 4.5.1 核算指标体系与方法 |
| 4.5.2 零碳排放核算方法与评价模型 |
| 4.5.3 福建省碳排放及其空间特征分析 |
| 4.5.4 福建省碳吸收及其空间特征分析 |
| 4.5.5 零碳排放及其空间格局特征 |
| 4.5.6 小结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福建省生态文明综合集成评价及其空间效应分析 |
| 5.1 综合集成评价 |
| 5.1.1 评价模型的构建与方法 |
| 5.1.2 生态文明综合指数评价 |
| 5.1.3 分尺度生态文明综合指数评价 |
| 5.2 空间效应分析 |
| 5.3 生态文明水平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分析 |
| 5.3.1 生态文明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
| 5.3.2 生态文明水平与人口分布的关系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福建省生态文明综合区划研究 |
| 6.1 福建省生态文明综合区划的意义 |
| 6.2 福建省生态文明综合区划的原则与方法 |
| 6.2.1 基本原则和依据 |
| 6.2.2 综合区划的方案 |
| 6.2.3 类型区命名原则和方法以及边界问题处理 |
| 6.2.4 空间聚类法 |
| 6.3 福建省生态文明综合区划结果 |
| 6.3.1 福建省生态文明大区的划定 |
| 6.3.2 福建省生态文明次级区的划定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途径和对策探讨 |
| 7.1 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优化整体构想 |
| 7.1.1 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则 |
| 7.1.2 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 |
| 7.2 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优化的对策 |
| 7.2.1 生态文明构成要素的优化建议 |
| 7.2.2 不同等级类型的生态文明区的优化建议 |
|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讨论 |
| 8.3 创新点 |
| 8.4 问题和展望 |
| 附录 A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一、学术论文 |
| 二、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四、统计产业GDP的核算及其现实意义（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环保支出统计核算研究[D]. 蒋佳斌.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2)
- [2]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基于政府与市场的影响分析[D]. 李强. 吉林大学, 2020(03)
- [3]京津冀城市群碳排放：效率、影响因素及协同减排效应[D]. 冯冬. 天津大学, 2020(01)
- [4]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D]. 刘锦怡. 湖南农业大学, 2020(01)
- [5]中国省区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姚莎莎.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02)
- [6]中国居民健康资本统计测度研究[D]. 张圆.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7)
- [7]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8]横向生态转移支付标准模型设计 ——以新安江流域为例[D]. 董天宇.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20(03)
- [9]基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两大部类结构不平衡分析[D]. 徐文斌.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10]生态文明多尺度评价及其综合区划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D]. 金星星.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