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宪派与辛亥革命（论文文献综述）
董俊[1]（2021）在《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末,梁启超追随康有为以戊戌变法正式拉开了改良救国运动的序幕。在以后的三十余年间,梁启超积极投身救国大业,他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言论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以梁启超的领袖评传为中心,结合不同时期梁启超的个人经历、政治主张变化和救国行动,通过考察他笔下刻画的不同类型的近代领袖形象,从国际视角出发挖掘梁启超对近代领袖的塑造与其思想演变的内在联系,梳理出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展脉络,探讨在各个时期梁启超心目中理想领袖的特质,论述近代领袖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以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关系。引言部分对于近代领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参考狭间直树教授对梁启超一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结合近代领袖评传的写作时间,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分期。对梁启超研究的基本资料和与本论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论述了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意义。第一章为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通过《圣德光绪记》中梁启超所塑造的光绪皇帝和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归纳这一时期梁启超对于国家领袖的基本认识;以梁启超对《仁学》的理解为切入点,分析谭嗣同的《仁学》中蕴含的启蒙精神和世界意识,结合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对“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的评价,归纳梁启超对于平民领袖的初印象。从国际因素的角度考虑,这一时期是梁启超已走出“天下观”的传统思维,将中国放置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对,寻找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近代领袖的开端,其对光绪皇帝领袖担当素质的描述,以及对谭嗣同启蒙思想和献身精神的宣传,构成了其早期近代领袖观的雏形。第二章为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这一时期梁启超接触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并以日本为媒介学习了西方近代政治理论,思想发生激烈变化,对于导师康有为的认知和对政治宿敌李鸿章的看法都较之前更为客观和全面。本章围绕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中对康有为时代地位和政治观点的论述,结合由于政见分歧而引起的康梁矛盾的变化,分析康有为在梁启超心中的领袖形象;集中探讨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给予李鸿章正负两方面的评价,阐述梁启超在中江兆民影响下产生的对“新民”领袖的期待,以及其近代领袖观在西式政治理论引导下的辩证发展。第三章为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思想激变拓宽了梁启超的眼界,他开始关注国际范围内的领袖人物,并对领袖与国家、领袖与国民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强调领袖个人力量与国民群体力量相结合的近代领袖观。本章对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和他塑造匈牙利民族解放领袖噶苏士、意大利建国三杰、法国罗兰夫人及英国克林威尔等人领袖形象的目的进行了论述;考察他对《松阴文钞》翻译、批注和在诸多文章中对吉田松阴的推崇,阐明领袖意志对于救国事业的作用,论证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的关系;通过剖析梁启超对于“英雄”和“无名之英雄”历史作用的认识,论述其中外英雄说对近代领袖观的发展与形成的影响。第四章为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本章主要论述由于受到时代和主观的局限,在民国从政时期梁启超的近代领袖观发生演变,经过对局势的权衡后,他开始在领袖人选问题上导入了权宜选择维度。通过他对袁世凯先支持后反对的态度变化,分析他基于立宪的政治诉求和救国大局,做出如此选择的内外因素,揭示其近代领袖观的终极属性。回溯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政治交往和对于救国路径的意见分歧,论述梁启超在近代领袖观上的理论极限和最终回归学者身份的原因。结论部分对正文的内容进行总体上的概括总结,进一步理清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育历程,归纳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论述不同时期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特点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李唐[2]（2020）在《爱国民主人士陈浴新先生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爱国民主人士陈浴新先生的生平和爱国思想为线索,研究其在辛亥革命、抗战以及新中国建设中所作出的贡献。无论是在哪个时期中,陈浴新的人生始终以民族觉醒和国家复兴为最高目标。现根据其人生经历可以分为以下三段经历。第一段经历为陈浴新参加湖南辛亥革命运动的时期。文献资料则以陈浴新回忆录为主,结合地方志以及学者研究探寻湖南辛亥革命时期政局变迁。他在这时期的主要活动是围绕湖南会党与革命政党为中心。他人生目标的制定是在这一时期而形成的,并受到湖湘文化的积极影响,是近代湘人探索民族救亡道路的一种尝试。第二段经历则为民国时期陈浴新抗战救亡、追求民主的时期。以陈浴新的军旅生涯为主线,探索陈浴新抗战军事思想形成、发展及其思想来源。陈浴新在北平陆军大学求学期间,编撰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丛编》和《宣传战》两书,以宣传总体战理论。陈浴新毕业后回湖南主持军事教育,多次以总体战理论教育湖南基层官兵和民众。在对总体战理论的认识过程中,陈浴新逐渐完成以精神国防为主向以提倡建立国防经济为主的转变。在他军事理论中,无论是总体战构想还是实际战术理论,其最终目标是为了抗战救国。第三段经历则为建国之后陈浴新在文化事业上的工作经历。以建国后陈浴新主持的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简称湖南省文管会）的工作为脉络。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开始主持湖南省文管会的主要工作,对建国初期湖南文化事业做出较大贡献。从1950年到1957年的时间里,他主持下的湖南文管会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初期建设的文物保护工作,为湖南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正文[3]（2020）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的嬗变》文中研究指明“中华民族”观念,是20世纪初产生的用以凝聚全体中国人的认同符号。它蕴含着近现代中国人之整体认同的政治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走向,更开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构建的新起点。本文通过溯源“中华民族”观念的萌芽、解析“中华民族”观念的发展过程和考究“中华民族”观念最终确立普及等三个方面,考察其内涵演变的思想论证,具体探讨中国近代史上“中华民族”观念及其社会化的过程。本文从文化哲学的视角研究“中华民族”观念在近代社会嬗变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影响,重点研究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及“中华民族”观念酝酿的历史背景,梳理“中华民族”观念认同在历史上的演化过程及梁启超对“中华民族”观念形成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详细分析了清末立宪派及革命派的民族观念及对“中华民族”观念的阐释,并通过对比辛亥革命前后社会舆论的变化探讨“中华民族”观念初步形成的历史语境。以孙中山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倡导、国民政府对“中华民族”观念的促进以及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认同三个方面,探讨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观念的发展及普及。从“中华民族”观念所应有的内涵,对“中华民族”观念的最终形成和确立作观念史分析。鉴古知今,研究“中华民族”观念的演化及其意义,能为当前遏制内部极少数分离主义倾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民族交流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
方秋梅[4]（2018）在《有关辛亥革命时期城市社会史研究的一点认识》文中研究说明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还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革命。它既是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产物,又是引发近代中国社会持续酵变的动因。因此,我们将其作为政治史进行研究固然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题中之义,但过度局限于政治史,则未必能够获得我们对这场革命的整体性认识。诚如桑兵教授所言,辛亥革命正"走向摸高探深的成熟期","单纯从革命的角度立论,辛亥时期历史整体性的失位,不仅全局上往往漏洞百出,而且具体上容易捉襟见肘。辛亥时期革命当然处于无可争议的重要位置,但不是仅仅有革命的历史,整体把握不当,革命史的认识也难以适得其所"。为此,我们应将辛亥革命放到历史时空联系的脉络之中,应该进行贯通式的考察,用整体的历史眼光探究辛亥革命,（在时间维度上）注重古今连贯性,（在空间维度上）注重内外关联性。①这自然是切中肯綮的大家宏论,
马晨莲[5]（2019）在《《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学”是晚清以来中国文化思潮中与“中学”相对的一个概念。在近代中国,西学的传播是伴随着西方国家的强势入侵和国人被迫主动学习的过程进行的。这种传播是一种具有侵略性质的文化殖民主义侵入,其影响范围广泛而深入,由表层器物文化层面到中层制度文化层面直至深层精神意识文化层面。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之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社会变革运动,成为近代西学传播过程中的始点与拐点。《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从1904年创刊到1948年终刊的近45年间,在不同的重大历史时期,其办刊宗旨和方针始终紧随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不断革新变化,从创刊时,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到关注时政与发表言论的“舆论前沿阵地”“舆论的顾问者”,再到“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最终以“阐明学术为主旨”,始终坚持传播世界新知的初心,为改变国家与民族命运而努力探索。《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涉及领域广且专。不仅记录和传播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变化与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还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人文社会思想。通过对《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其西学传播进程总体呈现:初创期（1904-1911）积极与开放;发展期（1912-1926）反思与争鸣;成熟期（1927-1938）构建与传播;衰退期（1939-1948）失色与衰落等阶段性特征;逐渐形成审慎理性,温和渐进;开放自由,兼容并蓄的思想性特征。在西方社会思潮、文化思想与近代中国知识界激烈碰撞的时代。《东方杂志》在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西方新文化、西方新式教育、西方自然科学和西方宗教等各个方面都站在时代最前沿发声,始终是引领风潮,针砭时弊、建言献策的先锋。择取若干问题专题研究,以点为中心全面关照。一方面将《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置于历史背景中纵向分析,另一方面将《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置于时代背景中横向考量,进行历史反思与现代意义思考。对当今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路径及增加中国文化的世界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介入,《东方杂志》站在中西社会性质差异比较的视角上,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理性、客观的态度评判东西文化,认为历史和生存环境不同与社会性质的差异导致文明的差异,东西文明一“动”一“静”,各有所长又各俱不足。主张保守中国“旧”传统文化自身特色,吸纳借鉴西方“新”文化精髓,并进行调和互补,温和改良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反对盲目激进。认为“新旧”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新旧”相续,以成调和。应根据客观事实“拣择”调和。对传统文化持一种接续主义和保守主义态度。《东方杂志》认为欧西近代文化是一种“物质文化”,而传统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调和统整西方“物质”文化的流弊,是中国增强国力和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将中国“国粹”摒弃而输入西方之“物质文明”,会将东方“精神文明”的根基毁灭无存。如能将西洋文明融合成功,不仅可以改善中国文化,还可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绳”,统整全世界文化。《东方杂志》调和、协统的文化思想。具体表现为中国文化优越论、精神救国论、新旧调和论、动静调和论、精神物质协力调和论、互助论、第四种文化观等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和思想主张。在社会政治及思想的传播方面,《东方杂志》不拘泥身份与派别,广纳百家言说,既推崇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潮和政治实践,也刊译社会主义思潮的言论和主张。以平民色彩的民主思想表现和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广泛传播西方社会制度,译介各种社会思想和思潮。它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媒介之一,以客观译介、学理分析、积极传播为特征,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主义等24个社会主义流派都有大量译介和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高峰期,客观上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基础。其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及思潮的传播,起初是心态的自然流露。《东方杂志》创刊人之一张元济曾是“维新变法”参与人,始终坚持“革除弊政”“变法求新”的观点。希望通过“辅助教育为己任”循序渐进启导国民,开化民智,达到国富民强的理想。张元济的变革思想与清末立宪派内的开启民智、和平改革、避免流血的主张正相契合。主办者们一开始就对《东方杂志》寄予了言论救国的政治期待,使之成为晚清立宪派主要的舆论阵地。持一种“立宪救国论”的态度对宪政制度及思想进行译介与“鼓吹”,这也是《东方杂志》办刊期间唯一的一次政治立场激进倾向。然而《东方杂志》对宪政的传播也由“鼓吹”到失望,最终转向批驳和抨击的态度。“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政体,也结束了进行中的君主立宪政体,开创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政体。前车之鉴与本身理性和审慎的办刊理念,使得《东方杂志》政治传播思想和主张趋于理性和成熟。虽然后来它逐渐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平台,积极传播民主共和制及联邦主义等西方民主制度和思想,但多以学理分析和知识传播为主流。近代史上西方传教士大批量来华进行传教活动,中国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五大宗教并存的社会状态。《东方杂志》创刊于西方基督教在中国迅速发展及因中西观念差异而引起的“晚清教案”频发时期。创刊号上便设置了宗教专栏,对西方基督教和其引起的“晚清教案”问题进行传播与探讨。知识性译介西方宗教概念、历史和文化,学理性探讨和研究西方宗教学术成果,全面客观反映“晚清教案”问题。不仅启蒙了国人对西方宗教及宗教文化的认知,同时也为知识群体提供了发表对宗教问题、社会问题自由言论的平台。尤其关于“晚清教案”问题,《东方杂志》所刊载的文章和言论始终处于社会最前沿。凭借其时代敏感性和客观译介与学理分析的传播思想,引发了国人寻求解决宗教问题,探索中国宗教前途的热议与思考。东方学人用言论和文章传达着对中国宗教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关注,可谓是当时社会中仅有的传播媒介。《东方杂志》这种临历史风潮变幻而独具的审慎理性、自由开放、兼容并蓄的思想传播态度,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温和渐进、借鉴吸收的文化改良主张,值得当今中国文化的发展、创新和文化振兴借鉴与思考。
董文超[6]（2019）在《清末立宪派的组党活动 ——以宪友会为例》文中指出宪友会是清末立宪运动中组党活动的结果,它的成立时间虽短,但其酝酿时间却很长,几乎贯穿了整个立宪运动时期。宪友会的成立对于聚合全国立宪派的联系,加强各省立宪人士的团结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宪友会的成立推动了清末宪政改革运动的步伐,影响了民初政党的建设。本文主要是对宪友会作一个完整性的研究,将宪友会的发展放到清末立宪运动的大潮中进行考察。以此来分析清末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轨迹和历程,并探索清末民初中国政党乱象频生的根源所在。本文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政党观念传入中国的背景和宪友会产生的诱因。立宪派是宪友会的发起者和组建者,他们在三次国会请愿运动中逐渐掌握了组建政党、引导社会舆论、联合各省核心代表的政党政治经验,为宪友会的成立进行了一次政治实践活动。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宪友会的宗旨、纲领和组织章程。宪友会作为中国第一个被清政府承认的合法政党,在党纲党规、组织章程、支部建设上都有着代表性的作用,对于民初政党的建设有着极大的参考意义。第三章分析了宪友会的性质和内部的派系矛盾纠纷。不论是从成员构成来看,还是从宗旨纲领上分析,宪友会在当时都是影响全国的民党代表。但由于宪友会内部成员复杂,政治观点很难做到一致,因此在内部又分为了三大派系,素有“三头政治”之称。第四章阐述了宪友会积极参与宪政活动。宪友会成立后适逢边疆危机、干路国有政策出台、皇族内阁官制的颁布、中英禁烟条案的争执问题等等,宪友会以此为契机,借助谘议局联合会向清政府提交了数道议案。第五章主要论述了宪友会的分裂和消亡,同时介绍了宪友会的成立所带来的影响。宪友会由于内部矛盾和分歧的扩大,在辛亥革命后迅速分为南北两大派系并分别组党。宪友会也在完成自身使命后淹没在历史之中。
王国梁[7]（2019）在《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1413-1911年的贵州士绅为研究对象。用长时段的宏观视野梳理贵州士绅的形成和发展脉络,同时以微观叙事的方法重点讨论清末政治变局中贵州士绅的转型。明代建省以后,贵州逐渐从“异域”转变为“旧疆”,在“内地化”的过程中,伴随着儒学教育的发展和科举制的推行,贵州的士绅群体得以初步形成。清代前期,贵州士绅进一步发展,他们兴办学校,参与地方文化事业,关注地方慈善,虽然清廷限制士绅的权力,但在参与地方事务的过程中,贵州的士绅群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咸同起义之后,伴随着地方秩序的失控,士绅逐渐将权力渗入军事领域。但整体而言,清末之前贵州的士绅群体始终与皇权保持一致,并利用其居于官民之间的特殊地位,兴学育才,促使儒家文化逐渐成为贵州的主流文化,在这一进程中,贵州士绅的权力也逐渐扩大。清末科举制废除之后,贵州士绅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桥梁,沉积于地域社会,开始近代转型,成为地方精英。士绅在转型的同时开始分化,部分士绅在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成为贵州革命的先驱,但更多的士绅则选择推动地方自治运动,以谘议局为主战场,同贵州地方官相抗衡,最终在辛亥革命中实现贵州地方自治。革命之前,贵州谘议局、自治学社、宪政预备会等各种政治力量已经达成妥协,形成合力。这些政治势力都以士绅群体为依托,由传统士绅转变而来。因此,贵州辛亥革命是士绅权力发展到极致后水到渠成的结果。相较于江南、长江中下游、华南等地域士绅研究的成就斐然,很少有学者关注贵州高原上的士绅。同时,以长时段的宏观视野和微观叙事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贵州士绅,能进一步拓展士绅研究的宽度和广度。不同于立足“宪政派”和“革命派”对立模式的贵州近代史研究,本文以长时段的宏观研究为基础,将视野聚焦于清末贵州的政局,从士绅转型的角度分析清末贵州政局的变化和贵州辛亥革命,为贵州近代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韩梦丽[8]（2019）在《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的原因探析》文中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研究着述不计其数,本文从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的原因着手,跟随前人的脚步,探究一二。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从晚清这个被攻击对象的角度,通过指出晚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揭露晚清岌岌可危的衰败局面,评估革命成功的可能性。清政府自身的衰败是辛亥革命能够成功推翻它的主要原因。第二章反清潮流,从改良势力与民众这两个对象分析。反清潮流分散了清政府打击革命派的力量,这也是革命成功的一大因素。第三章,是本文重点论述的章节,主要论述发起攻击的革命派的革命过程,分析其采取何种策略,发动武昌起义而后成功推翻清政府,赢得最后的胜利。革命派的武装斗争是推翻清王朝的决定性因素。
杨乐[9]（2018）在《高中历史教学与史学研究成果结合 ——以辛亥革命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普通高中历史课程立足于历史发展和历史教学,根据历史史实的发展脉络,探究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培养学生充分的学习和借鉴能力,架构历史时空观念,提升学生的历史素养、人文社会的思悟意识,达成借古识今的智慧。当前课程标准注重培养学生的“史学意识”,也希望课程的表述内容更能体现历史的多样性和时代性。高考命题越来越强调培养学生的历史解释能力,侧重考查史学思想和方法,甚至知识拓展到大学教学内容、学术热点以及科研前沿的成果。但是高中教科书的一贯性和稳定性,导致历史教科书观点的相对滞后性和片面性。我们非常需要将高中历史教学与史学研究成果结合。“辛亥革命”这一历史内容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颇得史学家的青睐,涌现了大量的相关史学研究成果。同时,在高中历史课程中“辛亥革命”一课亦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中之重。本文以辛亥革命为例从高中历史教学与史学研究成果结合的必要性,史学研究成果在辛亥革命历史教学中的运用,史学研究成果在高中历史教学运用中的问题和建议等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在辛亥革命历史教学过程中我们非常有必要引入史学研究成果,并希望在将来历史教学过程中更好地实现整个高中历史教学与相关史学研究成果的结合。
肖建东[10]（2018）在《汤化龙宪政思想及其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选择及其演变,历经了从预备仿行立宪、君主立宪到共和宪政的全面展开等重要历史阶段,这个过程波澜曲折,最终归于失败,留下了及其深刻的经验与教训。本文从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选择及其演变的角度对汤化龙一生的宪政思想与宪政实践进行系统考察,总结其丰富的宪政经验,尤其是借鉴他失败的深刻教训,为当代中国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服务,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非常深远。在汤化龙早年时期,正值清末新政和预备仿行立宪时期,家庭、旧学、仕途与国家危难、维新思潮的综合作用促使他留学日本,深受日本君主立宪的影响,撰写了《议会论》,系统阐述了君主立宪思想,成为坚定的君主立宪派骨干。汤化龙在清末预备立宪运动中回国,他利用担任湖北咨议局议长的身份,在湖北乃至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君主立宪运动,并在保路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中冲锋陷阵,非常激进,却在绝望中收场。在清末国会请愿运动中绝望的汤化龙恰逢武昌首义爆发,毅然转向共和革命,积极参与组织武昌首义和推动辛亥革命向全国发展,在制定军政府条例与共同制定《鄂州约法》中成就斐然,为民国初年的共和宪政做了非常重要的铺垫。在民国初年,汤化龙全力投身于全新的共和宪政事业,醉心于政党政治与议会政治,先后担任共和建设讨论会会长与民主党、进步党、研究系的党魁,同时还先后担任北京临时参议院的副议长和民初第一届国会两次常会的众议院议长,全面创建了“国家重心力”理论与“调和论”宪政思想,在创建共和宪政与运行共和宪政方面努力奋斗。在保卫共和宪政方面,汤化龙始终冲在前面,他领导进步党参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并取得胜利,还率领研究系骨干帮助段祺瑞粉碎了张勋复辟,两次参与再造共和宪政。依据“国家重心力”理论,他把创建共和宪政的希望先后寄托在袁世凯和段棋瑞身上,但袁世凯不走共和宪政正轨,段祺瑞政府却抛弃了汤化龙,而他的“调和论”理论与实践也遭到了南北各方势力的反对,最终陷于“四面楚歌”的地步,最后被国民党人暗杀。本文的结论:在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选择及其演变中,汤化龙适应各时期宪政的需要,先后依据君主立宪思想、“国家重心力”与“调和论”的共和宪政思想,积极促进各时期的宪政建设,是政党政治与议会政治的激进派与骨干力量,其积极进取的精神与积累的各种宪政经验都可为后人做借鉴。他始终热衷于西式宪政的形式,对中国的国情虽有一定的认识和关注,但这种关注严重不够,导致西式宪政因不合乎国情而不断流产,他本人也为社会多方面所不容而陷入“四面楚歌”境地,最终惨遭暗杀,教训极其深刻。
二、立宪派与辛亥革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立宪派与辛亥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1）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概念的界定及研究分期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和内容 |
| 第一章 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近代领袖观的萌生 |
| 第一节 圣德光绪与领袖的担当素质 |
| 一、“舍位忘身”的国家领袖 |
| 二、决策能力和执政风格 |
| 三、勤政态度和人格魅力 |
| 第二节 谭嗣同与领袖的献身精神 |
| 一、《仁学》中的启蒙精神 |
| 二、舍生变法的献身精神 |
| 三、“天下大同”的世界意识 |
| 第三节 皇帝与平民——近代领袖观的初萌 |
| 一、被“理想化”的国家领袖 |
| 二、平民领袖的最初印象 |
| 三、国际化考量下的近代领袖观雏形 |
| 第二章 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近代领袖观的过渡 |
| 第一节 康有为与领袖理想 |
| 一、“先时人物”康有为的大同理想 |
| 二、康有为世界主义的当下性意义 |
| 三、国家思想的介入与认知转变 |
| 第二节 李鸿章与领袖的历史局限 |
| 一、相互态度:暧昧与仇视 |
| 二、李鸿章功过的三种局限 |
| 三、中江兆民的影响与“新民”领袖的召唤 |
| 第三节 矛盾与妥协——近代领袖观的辩证发展 |
| 一、保皇与革命之争 |
| 二、“保教”与“教不必保”的冲突 |
| 三、对“豪杰”态度与民国从政的非议 |
| 四、西式政治理论与近代领袖观的发展 |
| 第三章 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近代领袖观的形成 |
| 第一节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从噶苏士到克林威尔 |
| 一、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 |
| 二、塑造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形象的目的 |
| 三、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 |
| 第二节 吉田松阴与领袖意志 |
| 一、梁启超心中的松阴形象 |
| 二、日本阳明学与梁启超对松阴思想的“误读” |
| 三、《松阴文钞》的核心:领袖之“诚” |
| 第三节 英雄与无名之英雄——近代领袖观的完善 |
| 一、对英雄与时势关系的早期认识 |
| 二、隐迹在个体崇拜下的群体期待 |
| 三、海外政治活动对近代领袖观发展的影响 |
| 第四章 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近代领袖观的演变 |
| 第一节 袁世凯与领袖选择 |
| 一、“恨袁·挺袁·讨袁”的经过 |
| 二、失望的批判与希望的表达 |
| 三、立宪夙愿之上的领袖选择 |
| 第二节 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擦肩 |
| 一、救亡意识下的短暂认同 |
| 二、政治分野下的长久对立 |
| 三、对孙中山的评价与“三种革命”的意见分歧 |
| 第三节 学者与领袖——近代领袖观的主观局限 |
| 一、民国局势下的权宜之计 |
| 二、孙、梁身份差异的成因 |
| 三、国际视域下近代领袖观的理论极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爱国民主人士陈浴新先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 |
| 四、创新之处和不足 |
| 第一章 辛亥时期的陈浴新先生及其所涉辛亥史事考证 |
| 第一节 陈浴新先生参与湖南辛亥革命的基本史实 |
| 第二节 陈浴新先生所涉若干辛亥史事的考证 |
| 一、1964年陆丹林对陈浴新先生回忆的质疑 |
| 二、“岳麓山游山会”事件真实性的考证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的陈浴新先生及其军事思想 |
| 第一节 陈浴新先生在民国时期的军旅生涯 |
| 一、陈浴新先生在谭延闿主政湖南时期的军旅经历 |
| 二、陈浴新先生在北伐战争时期的军旅经历 |
| 三、陈浴新先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军旅经历 |
| 第二节 陈浴新先生的军事思想及其价值 |
| 一、“总体战”战略理论 |
| 二、以步兵为主体,多兵种配合的战术理论 |
| 第三章 建国初期的陈浴新先生及其在文物保护上的贡献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的湖南文物管理委员会 |
| 第二节 陈浴新先生主持下的湖南省文管会所做工作 |
| 一、曾国藩藏书的接收 |
| 二、四羊方尊的收集及修复 |
| 三、长沙地区古墓葬的保护和发掘 |
| 四、市场收购古籍图书 |
| 五、文管会接收他人捐献的情况 |
| 六、文管会的文化遗址保护工作 |
| 第三节 陈浴新先生个人的古籍收藏与捐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的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研究综述 |
| 一、 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研究 |
| 二、 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对“中华民族”观念嬗变作用的研究 |
| 三、 “中华民族”观念整体历史的探究 |
| 第一章 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及“中华民族”观念的酝酿 |
| 第一节 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
| 第二节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的演化 |
| 第三节 梁启超与“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 |
| 第二章 清末“中华民族”观念的争论和阐释 |
| 第一节 立宪派对“中华民族”观念的阐释 |
| 一、 满清皇族的民族观念 |
| 二、 督抚重臣的民族观念 |
| 三、 开明士绅（谘议局）的民族观念 |
| 四、 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主义知识分子的民族观念 |
| 第二节 革命派对于“中华民族”观念的阐释 |
| 第三节 革命派由“排满革命”到“五族共和”的转变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中华民族”观念的发展及普及 |
| 第一节 中华民国的建立及孙中山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倡导 |
| 第二节 民国政府对“中华民族”观念的促进 |
| 第三节 外部侵略与“中华民族”观念共识 |
| 第四章 “中华民族”观念的最终形成及确立 |
| 第一节 “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要素 |
| 第二节 “中华民族”观念最终形成及确立 |
| 第三节 “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确立的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有关辛亥革命时期城市社会史研究的一点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 一仍需重视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中国城市社会史研究 |
| 二尽可能地深入研究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城市社会组织发展的情况 |
| 三进一步挖掘辛亥革命时期城市社会史的相关史料 |
（5）《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西学传播的不解之缘 |
| 1.1 西学在中国传播的发展脉络及历史嬗变 |
| 1.1.1 西学释义 |
| 1.1.2 西学传播的阶段性特征及文化变迁 |
| 1.2 西学传播过程中《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及其变化 |
| 1.2.1 “清末新政”促生《东方杂志》较早创刊 |
| 1.2.2 西学传播过程中《东方杂志》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 |
| 第二章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量化分析及特征 |
| 2.1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量化分析 |
| 2.1.1 研究设计与方法 |
| 2.1.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量化分析 |
| 2.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特征 |
| 2.2.1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阶段性特征 |
| 2.2.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思想性特征 |
| 第三章 《东方杂志》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和主张 |
| 3.1 相对的传统文化保守主义 |
| 3.1.1 传统文化“优越”论 |
| 3.1.2 东方保守文化派与新文化派的文化论争 |
| 3.2 调和与渐进的文化改良主义 |
| 3.2.1 “新”与“旧”调和论 |
| 3.2.2 “动”与“静”调和论 |
| 3.2.3 “精神”与“物质”协力调和论 |
| 3.2.4 互助文化观与第四种文化 |
| 第四章 《东方杂志》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 |
| 4.1 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的媒体之一 |
| 4.1.1 《东方杂志》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第一个高峰期 |
| 4.1.2 《东方杂志》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第二个高峰期 |
| 4.2 《东方杂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观介译及推进 |
| 4.2.1 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 |
| 4.2.2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传播 |
| 4.3 《东方杂志》关于非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流派的传播 |
| 4.3.1 对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的传播 |
| 4.3.2 对法屛(费边)社会主义的传播 |
| 4.3.3 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传播 |
| 4.3.4 对法学的社会主义的传播 |
| 4.3.5 对于其它社会主义流派的传播 |
| 第五章 《东方杂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与思潮的传播 |
| 5.1 晚清立宪改良派的主要舆论阵地 |
| 5.1.1 君主立宪救国论 |
| 5.1.2 《东方杂志》对于宪政制度与思想的介译 |
| 5.1.3 由“鼓吹”——失望——批驳——抨击的态度转向 |
| 5.2 “不偏于政论之一方”的民主共和制及联邦主义的传播 |
| 第六章 《东方杂志》对西方基督教及“晚清教案”的传播 |
| 6.1 《东方杂志》西方宗教传播特征 |
| 6.2 全面关注与传播“晚清教案”的媒介 |
| 6.2.1 对“晚清教案”事件的客观呈现 |
| 6.2.2 引发了近代学人对中国宗教前途与命运的思考 |
| 第七章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启示 |
| 7.1 西学传播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失语”之殇 |
| 7.1.1 清初以前中西文化的平等交流 |
| 7.1.2 清末以后中西文化激烈交锋中话语地位的逐渐衰落与式微 |
| 7.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的“得义”之鉴 |
| 7.2.1 “审慎与自由主义,兼容并蓄”利于文化的交流与多元化发展 |
| 7.2.2 “调和中庸,温和改良”利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6）清末立宪派的组党活动 ——以宪友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旨趣 |
| 二、先行研究 |
| (一) 关于宪友会的研究 |
| (二) 关于晚清政党的研究 |
| (三) 关于主要立宪团体的研究 |
| 三、研究重点、研究难点、创新点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难点 |
| (三) 创新点 |
| 第一章 宪友会成立的背景 |
| 一、20世纪初期政治家们对政党的阐释 |
| 二、国会请愿运动中的政党政治训练 |
| (一) 从松散联盟到全国联结 |
| (二) 发动各界以造声势 |
| (三) 各省谘议局议长的联合 |
| 三、资政院内争与政党的产生 |
| (一) “民党”和“政府党”的分化 |
| (二) “蓝票党”和“白票党”的产生 |
| 四、《结社集会律》与组党合法化 |
| 小结 |
| 第二章 宪友会的成立及组织分析 |
| 一、宪友会成立前的筹备工作 |
| (一) 组建政党规模大小的讨论 |
| (二) 关于党名的确定 |
| (三) 政党性质的讨论 |
| 二、宪友会的宗旨及组织建设 |
| (一) 宪友会的宗旨、政纲和会期 |
| (二) 宪友会的组织与人事 |
| (三) 宪友会的经费、戒约、支部建设 |
| 三、宪友会成立后的党纲争议 |
| (一) 注重地方分权引发的争议 |
| (二) 对时局被迫自卫的争论 |
| (三) 宪友会会员产生方法的争议 |
| 小结 |
| 第三章 宪友会的性质及派系纠纷 |
| 一、宪友会与辛亥俱乐部、宪政实进会的异同 |
| (一) 成员构成 |
| (二) 纲领宗旨 |
| (三) 地域分布 |
| 二、宪友会内部的派系之争 |
| (一) 宪友会的成员构成分析 |
| (二) 温和派和激进派的矛盾关系 |
| (三) 保皇派和温和派、激进派的关系 |
| (四) 激进派和革命派的关系 |
| 小结 |
| 第四章 宪友会参与宪政活动 |
| 一、宪友会创办《国民公报》以宣传立宪 |
| (一) 《国民公报》的政党舆论宣传 |
| (二) 《国民公报》解决财政危机 |
| 二、宪友会向清政府提交议案 |
| (一) 上奏推翻皇族内阁的议案 |
| (二) 要求政府宣布借债筑路的实施计划 |
| (三) 请废中英续订禁烟条件的议案 |
| (四) 积极要求参与宪法修订 |
| 三、宪友会在干路国有风波中的矛盾分歧 |
| (一) 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地区激烈反对干路国有 |
| (二) 浙江、江苏、直隶地区的对干路国有的模糊态度 |
| (三) 梁启超、徐佛苏等人对干路国有的中间态度立场 |
| (四) 宪友会总部对干路国有政策的犹豫不定 |
| 小结 |
| 第五章 宪友会的消亡及影响 |
| 一、辛亥革命与宪友会的消亡 |
| 二、宪友会的影响 |
| (一) 聚合士绅阶层的联系 |
| (二) 推动了宪政运动的进程 |
| (三) 对民国初年政党建设的影响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宪友会主要会员统计表 |
| 附录二: 辛亥俱乐部主要会员统计表 |
| 附录三: 宪政实进会主要会员统计表 |
| 致谢 |
（7）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明代贵州士绅群体的形成 |
| 第一节 贵州士绅的数量统计 |
| 第二节 贵州士绅群体形成的政治背景 |
| 第三节 贵州士绅群体形成的文化动因 |
| 第四节 贵州士绅群体形成的经济基础 |
| 第二章 清代前期贵州士绅的发展 |
| 第一节 清代前期贵州地方社会的发展 |
| 第二节 清代前期的贵州士绅与地方教育 |
| 第三节 清代前期的贵州士绅和地方公益 |
| 第三章 清末贵州士绅转型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咸同时期贵州士绅权力的扩张 |
| 第二节 清末贵州社会环境的变化 |
| 第三节 科举制的废除 |
| 第四章 士绅与清末贵州的新式教育 |
| 第一节 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背景 |
| 第二节 贵州新式教育的萌芽 |
| 第三节 清末贵州新式教育的发展 |
| 第四节 科举废除后士绅与贵州的新式教育 |
| 第五章 清末贵州士绅的转型 |
| 第一节 清末贵州士绅的观念转变与数量统计 |
| 第二节 “留日之风,进化之机”——士绅问学路径的转变 |
| 第三节 “倡学收材杰”——由士绅到学绅 |
| 第四节 “圣门货殖亦称贤”——由士绅到绅商 |
| 第五节 “英雄时事岂相违”——由士绅到地方政治精英 |
| 第六章 从“议绅”到“议员”——清末贵州士绅和地方自治 |
| 第一节 清末立宪和地方自治的背景 |
| 第二节 士绅与贵州谘议局 |
| 第三节 议事会——地方自治的探索 |
| 第七章 “公党之个人”——清末贵州政党中的士绅 |
| 第一节 清末立宪和自治背景下的贵州政党 |
| 第二节 贵州士绅和自治学社 |
| 第三节 贵州士绅和宪政预备会 |
| 结论 |
| 一、士绅研究视野下的贵州辛亥革命 |
| 二、贵州士绅和云南、湖南士绅的比较 |
| 三、贵州士绅的特点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的原因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晚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
| 一、政治危机 |
| 二、军队管控危机 |
| 三、财政危机 |
| 四、社会心理危机 |
| 第二章 反清潮流 |
| 一、改良势力转移清廷的注意力 |
| 二、各地民变助推革命成功 |
| 第三章 革命派反清斗争策略 |
| 一、宣传革命理念,造舆论之势 |
| (一)国内宣传 |
| (二)国外宣传 |
| 二、彻底推翻清政府的武装斗争策略 |
| (一)组织联络,聚集革命力量 |
| (二)筹措物资,为革命准备粮草 |
| (三)策反清军,拉拢敌方势力 |
| (四)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标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高中历史教学与史学研究成果结合 ——以辛亥革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 创新之处 |
| 一、高中历史教学与史学研究成果结合的必要性 |
| (一)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要求 |
| (二) 现行高中历史不同教材中辛亥革命的纵横对比分析 |
| 1. 现行高中历史教材关于辛亥革命的回避点 |
| 2. 现行高中历史教材关于辛亥革命的突出点 |
| (三) 近几年高考中有关辛亥革命的命题 |
| 1. 高考历史学科命题的趋势要求 |
| 2. 辛亥革命相关内容在高考中的反映 |
| 二、史学研究成果在辛亥革命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
| (一) 清末新政、预备立宪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
| (二) 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作用 |
| (三) 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 |
| 1. 辛亥革命的积极评价 |
| 2. 辛亥革命的消极评价 |
| 三、史学研究成果在高中历史教学运用中的问题和建议 |
| (一) 高中历史教学与史学研究成果结合的矛盾 |
| 1. 史学界对一些历史问题尚存争议 |
| 2. 部分史学研究成果与高中教育相离 |
| (二) 高中历史教学吸纳史学研究成果坚持适度原则 |
| 1. 引入内容注意学生接收能力 |
| 2. 引入内容注重教学重难点 |
| (三) 二者的结合中要融合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
| (四) 高中历史教师坚持广泛阅读与关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汤化龙宪政思想及其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汤化龙君主立宪思想的酝酿与形成 |
| 第一节 早年维新改良思想的出现 |
| 一、楚文化对汤化龙的深刻影响 |
| 二、洋务运动和维新思潮的启蒙 |
| 三、早期维新改良思想的形成 |
| 第二节 留学日本与君主立宪思想的形成 |
| 一、自请留学日本学习宪政 |
| 二、力图仿效日本维新宪政思想 |
| 三、倡导君主立宪制度 |
| 四、君主立宪思想的形成 |
| 第二章 君主立宪的实践活动 |
| 第一节 参与筹办湖北咨议局 |
| 一、湖北咨议局的创设与斗争 |
| 二、积极参与湖北咨议局的筹办 |
| 三、湖北咨议局的选举与成立 |
| 第二节 主导并重组湖北咨议局 |
| 一、力争湖北咨议局的地位与作用 |
| 二、湖北咨议局议员素质与能力参差不齐 |
| 三、递补为湖北咨议局议长 |
| 四、大力培植君主立宪思想 |
| 第三节 在咨议局常年会中推动湖北宪政实践 |
| 一、实际主持湖北咨议局第一次常年会 |
| 二、正式主持湖北咨议局第二次常年会 |
| 三、在湖北咨议局议政活动的回顾与评价 |
| 第四节 积极参与湖北拒债保路运动 |
| 一、拒债保路风潮的缘起 |
| 二、积极投身于湖北拒债保路运动 |
| 三、对拒债保路方案的部分修改 |
| 第五节 国会请愿运动的激进派 |
| 一、汤化龙与三次国会请愿运动 |
| 二、汤化龙与反对“皇族内阁”运动 |
| 三、反皇族内阁的失败与对清廷的绝望 |
| 第六节 君主立宪宪政活动的回顾与评价 |
| 第三章 转向共和:汤化龙积极参与武昌首义 |
| 第一节 积极参与武昌首义并扩大革命成果 |
| 一、积极参与武昌首义 |
| 二、成为武昌首义骨干人物 |
| 三、维稳并全面扩大革命成果 |
| 第二节 倡导并积极向全国推动辛亥革命 |
| 一、发出麻痹清政府的电报 |
| 二、发动全国各地响应武昌首义 |
| 三、发出照会和主张让各国驻汉领事中立 |
| 四、策反清廷海军 |
| 第三节 创制《鄂军政府组织条例》和《鄂州约法》 |
| 一、创制《鄂军政府组织条例》 |
| 二、革命党人对《鄂军政府组织条例》的修正 |
| 三、与宋教仁共同草拟《鄂州约法》 |
| 第四节 为维护辛亥革命的大局面委曲求全 |
| 一、维护湖北军政府的权威 |
| 二、秘密出走上海 |
| 三、回避武汉革命党人的攻击 |
| 第四章 汤化龙共和宪政实践及其思想的全面展开 |
| 第一节 组织大政党的努力与效果 |
| 一、政党之预备:共和建设讨论会 |
| 二、做民主党的决策者 |
| 三、进步党的组建 |
| 四、政党政治活动的回顾与评价 |
| 第二节 汤化龙在民初国会中的表现与斗争 |
| 一、汤化龙与北京临时参议院 |
| 二、汤化龙与众议院第一期常会 |
| 三、在众议院处理善后大借款问题 |
| 四、制定宪法和选举大总统问题 |
| 五、熊梁内阁即“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出现 |
| 六、全力反对“二次革命” |
| 七、极力阻止解散北京临时参议院 |
| 第三节 汤化龙与袁世凯在民初宪政道路上的合作与决裂 |
| 一、权当教育总长,反击读经与复古逆流 |
| 二、为挽救共和宪政,汤化龙脱离袁世凯阵营 |
| 三、激烈反袁,积极鼓动与广泛策反 |
| 第四节 汤化龙共和宪政思想的全面展示 |
| 一、积极倡导并恢复民初临时约法和民初国会 |
| 二、不党宣言与研究系的组建 |
| 三、关于“国家重心力”与“调和论”的宪政思想 |
| 第五节 恢复民初国会后汤化龙的宪政活动 |
| 一、国会恢复后排斥汤化龙的风波 |
| 二、在府院之争中拥护段祺瑞内阁 |
| 三、在国会竭力维护段祺瑞内阁 |
| 四、国会制宪问题 |
| 五、国会有关对德绝交与宣战问题的讨论 |
| 六、汤化龙对国会的绝望与决裂 |
| 第五章 汤化龙共和宪政思想与实践的曲折和失败 |
| 第一节 张勋复辟前后汤化龙宪政活动走向 |
| 一、与国会决裂后仍然主张共和国体 |
| 二、反对张勋复辟并协助段祺瑞讨逆 |
| 三、汤化龙拒绝恢复旧国会,组建临时参议院 |
| 第二节 汤化龙共和宪政实践的最终失败 |
| 一、汤梁内阁“贤人政治”的出现 |
| 二、与段祺瑞皖系的矛盾全面爆发 |
| 三、组建临时参议院与筹办新国会的失败 |
| 四、“四面楚歌”与悲惨结局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立宪派与辛亥革命（论文参考文献）
- [1]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D]. 董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爱国民主人士陈浴新先生研究[D]. 李唐.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的嬗变[D]. 王正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0)
- [4]有关辛亥革命时期城市社会史研究的一点认识[J]. 方秋梅. 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 2018(00)
- [5]《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D]. 马晨莲. 河北大学, 2019(04)
- [6]清末立宪派的组党活动 ——以宪友会为例[D]. 董文超.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7]贵州士绅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研究（1413-1911年）[D]. 王国梁. 云南大学, 2019(09)
- [8]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的原因探析[D]. 韩梦丽.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9]高中历史教学与史学研究成果结合 ——以辛亥革命为例[D]. 杨乐.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2)
- [10]汤化龙宪政思想及其实践研究[D]. 肖建东. 华中师范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