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政府实施价格政策的效果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郭向东[1](2021)在《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它不仅关系粮食安全问题,也关系到广大农民的民生问题,还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在全球经济放缓并受疫情冲击影响这一大背景下,在“十三五”收关、“十四五”开局的关键时期,在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面临新的诸多挑战的情况下,研究农业经济发展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如何有效平衡推进农业现代化与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的关联性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为研究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内在影响与作用机制,以中国农产品价格、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及宏观经济运行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运用VAR、非线性MS(M)-AR(p)、非线性MS(M)-VAR(p)等模型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及宏观经济的运行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中国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波动率时间序列都呈现出显着的长期记忆性特征。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时间序列对其不确定性的冲击反应较为显着,但是,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不确定性对其价格指数的冲击反应都较为微弱。农产品价格指数在四种滞后阶数具体情况下,可以在方向和程度两个维度影响宏观经济增长。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对GDP增长率时间序列的冲击响应维持在正向水平;方差分解表明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时间序列对GDP增长率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往往较小。中国农产品的生产价格指数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在四种滞阶数具体情况下,也对中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的影响作用在方向和程度两个维度上产生影响。方差分解发现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对我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很大。中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对中国种植业、畜牧业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往往较小,而对中国林业、渔业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较大。对中国农业经济以及宏观经济的增长周期路径研究表明,中国农业经济较难由“低速增长区制”向中高速增长区制转移,由“中速增长区制”攀升至“快速增长区制”的转移概率相对较高,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可以充分发挥资本及技术优势。当中国农业经济步入“中速增长区制”与“快速增长区制”后也不易发生大幅下降,即具有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中国农业经济处于各区制时维持概率均较高,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最大,处于“中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最小,处于“快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居中,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需通过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促进快速发展。中国农业总产值和中国GDP增长路径并不完全同步,农、林、牧、渔四部门经济的增长路径也各不相同。中国农业经济处于各区制的维持概率均较高;而转移概率都相对较低,因此中国农业经济具有一定的惰性特征,不易改变所处的增长状态,农业经济发展需要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而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成功步入高速增长状态,会倾向于维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但一旦落入低速增长状态,将面对十分严峻的经济复苏挑战。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时变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低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快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而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中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却具有微弱的负相关关系。“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中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微弱负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最小,持续性最弱,而“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低速增长区制”或“快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更大,持续性更强。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低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中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同样具有正相关关系,这一点与“农业与经济”系统中的结果不同;而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高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高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最强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最小、持续性最弱,而“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中低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更大、持续性更强。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如下:(1)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农产品价格时间序列和农产品价格波动率时间序列都具有长记忆性特征,这一研究成果丰富完善了相关学术体系。(2)本文关于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中,以农、林、牧、渔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作为样本,排除既往研究仅选取个别种类农产品作为研究样本的局限性,补强了既往研究,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具有一定的创新性。(3)本文使用马尔可夫转移模型将中国农业经济及宏观经济的增长周期路径区分为低速、中速和高速三种区制,并计算了不同区制间的转移概率、平均持续期和具体转移时间,以此分析判断中国农业经济和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创新性。(4)本文将研究金融问题的研究思路引入到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使用MS(M)-VAR(p)模型分析了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处于不同运行状态和不同波动状态中的关联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5)本文使用前述方法研究所得的结论,即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处于三中不同运行状态及三种不同波动状态中的关联作用,丰富和完善了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内在影响与作用的学术体系。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政策的制定者在实施农产品价格调控时应首先考虑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性,避免价格不确定性的增加而增加社会成本,减损社会福利;同时由于农产品价格的长记忆性特征,实施价格调控时要考虑政策的周期性和有效性。第二、由于农产品价格水平能够影响宏观经济增长,而且农产品价格周期成分对宏观经济增长周期成分影响较大,政府应关注并监测“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农产品价格非正常波动情况,采取有效措施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避免影响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第三、由于农业经济的弱质性特征及农业政策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强烈相关性,中国政府应当继续实施2004年以来的农业扶持政策,特别加强除渔业以外的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的支持力度。第四、由于农业经济发展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及其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强烈正相关关系,政府应强化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意识,特别是农业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亚于出口贸易的这一重要意识,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一方面可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解决中国特有的“三农问题”;另一方面为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增加新的推动力,解决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驱动力问题。本文包括图66幅,表46个,参考文献328篇。
王薇[2](2021)在《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指出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了居于主导地位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存在显着缺陷。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均侧重于对利率和汇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调控,往往忽视了银行信贷因素对实体经济发展及经济波动的影响。党的十九大要求我国金融体系建设应服务于实体经济,同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增长。一方面尽力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另一方面最大程度地降低金融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基于此背景,本文在推导信贷供给对宏观经济的微观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总量调控、结构优化、价格传导、风险累积四个维度展开实证分析,最后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探究了信贷监管政策对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三大目标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本文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微观视角探究了信贷供给波动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传导机制,发现信贷供给增加能够短期内带动投资水平迅速上升并促进资本存量的长期积累,信贷供给对投资存在扩张性影响,但会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使得短期内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在长期主要依靠消费拉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应用基于GAS过程的时变转移概率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回归(MS-GAS-TVTP)模型对我国信贷供给波动和产出波动进行阶段性变迁识别和时变转移分析发现,在经济衰退初期,信贷供给波动表现出强烈的“顺周期”特征,经济环境恶化会在短期内导致信贷紧缩,但随着信贷扩张政策的逐步实施,信贷供给对产出的引导效应逐渐显现。基于时变协整模型对信贷供给与产出的动态联动关系进行检验发现,我国信贷供给与产出之间同向动态联动,信贷扩张能够带动我国经济增长,信贷收缩会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衰退程度,信贷供给对产出的时变影响系数在长期基本趋于稳定,二者趋于长期均衡。其次,考虑到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和收缩对宏观经济可能存在非对称影响效应,本文进一步从产出增长和物价稳定的角度出发应用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展开探究。研究发现,在经济衰退期,可以通过扩张信贷的方式增强企业投资积极性、促进实体经济恢复平稳增长;在经济扩张期,信贷扩张对产出的带动效果会随着产出总量的不断积累而逐渐减弱,并加剧通货膨胀;信贷收缩虽然能够降低通货膨胀水平,但无法完全抵消信贷扩张带来的通胀风险,并且会对经济增速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期限结构视角应用SV-TVP-FAVAR模型探究了推动我国产出增长和通货膨胀水平上升的信贷供给根源。研究发现,我国中长期信贷供给增加虽然能够显着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但同时对通货膨胀也具有强烈的促进作用,非金融企业中长期信贷供给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未能占据优势;相较于中长期信贷,我国短期信贷供给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不具优势,我国短期住户消费信贷供给增加对经济增长存在逐渐减弱的负向影响,并且不会引起强烈的通货膨胀效应,证实了扩大内需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降低通货膨胀损失的可行路径之一。随后,本文进一步基于价格传导视角运用贝叶斯估计的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ST-BVAR)模型分析了不同经济状态下信贷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并探讨不同时期我国信贷价格政策的有效性。结果发现,在经济衰退期,信贷价格下调能够引导第二、三产业投资和消费增加,进而从需求侧驱动经济增长,信贷价格政策的传导渠道基本畅通,政策基本有效。在经济扩张期,我国利率市场化尚不完全且居民储蓄率水平相对较高,存在“金融抑制”和“消费抑制”双重抑制现象,因此我国信贷价格下调仅能通过促进第三产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传导渠道均存在梗阻,极大地降低了信贷价格调控政策的有效性。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基于风险累积视角运用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分析了信贷风险累积对我国宏观经济及信贷调控有效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信贷风险累积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对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均呈现出抑制效应,但影响强度随经济下行程度加深逐渐增强,并且信贷风险累积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最为强烈。信贷供给对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的影响效应在不同信贷风险累积程度下表现出显着的异质性。当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的经济目标时,信贷风险累积水平应当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既不能为了追求低不良水平过分惜贷,也不能为了投资扩张过度放贷。当以“稳定物价、促进货币流通”和“金融稳定”为主要目标时,应全力避免过度放贷和过度负债,同时加强贷款发放前后的审慎监管,尽量减少非理性的竞争行为和代际遗忘,尽可能降低银行资产中的不良资产规模,并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流程。最后,本文基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运用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探究了信贷监管政策对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三大目标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为更好地完善“双支柱”框架提供参考。研究发现,在经济下行期,流动性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能够显着增强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调控效果,但会形成通货膨胀问题,因此,需要在“促增长”和“稳通胀”目标中进行取舍。在经济平稳期,价值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数量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但信贷监管政策的动态调整不会对数量型货币政策有效性产生显着影响,二者可以各自调控,能够同时实现“稳增长、稳通胀、稳金融”三大目标。在经济过热期,价值类的信贷监管政策与价格型货币政策存在“政策冲突”,二者难以在动态调控中同时实现“金融稳定”与“价格稳定”。流动性类的信贷监管政策能够增强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抑制效果,两政策配合能够同时实现“稳金融、降通胀”的目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增长”,是经济过热期最优的政策协调模式。除此之外,货币政策在金融稳定目标的调控上不具优势,维持金融市场稳定还是应以信贷监管政策为主。
丁辉[3](2021)在《双碳背景下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与发展研究》文中提出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已经成为我国“十四五”发展时期乃至今后长期低碳转型发展的战略方向。实现“双碳”目标,要以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低碳发展目标为坚实导向,以系统化的政策标准、政策体系为支撑,创新模式、勇敢实践,大力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发展,引导金融产品、工具和服务有序进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开拓新市场、设计新机制、完善标准,逐步建立起以能够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源、产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因此,本文从针对我国气候投融资发展评价研究出发,采用因果推断和问卷调研的方法对现有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市场主体参与气候投融资的动因和障碍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根据一手的调研资料总结了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的政策需求框架,总结了金融机构在政策层面所需求的准入机制、信息机制、绩效机制、激励机制等多种要素机制。研究在梳理国内外气候投融资发展演进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政策评估发现尽管我国气候投融资发展处于早期阶段,但相关政策举措已经在试点范围内对碳减排工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针对政策发展,由于我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尚在建设中,相关研究还没有形成成熟、一致、系统的结论,对于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构建的讨论尚不充分。本文进而梳理和总结大量国内外气候投融资政策研究和政策体系建设经验,结合调研结果,本文对系统化研究政策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进行归纳,明确了分析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的理论框架;在总结和提炼有关政策体系要素分解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归纳了对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进行建构的六个要素机制并详细阐述了政策体系建设发展的方向和内容。最后,本文借鉴已有的政策体系结构化评价的理论方法,从六项要素出发设计了针对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进行评价的指标和方法,并具体讨论了其适用的范围和场景,以实现对我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构建的过程和效果进行总体评价。通过上述研究,通过对大量国内外气候投融资政策经验和思考的梳理和总结,提出了我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的具体路径和内涵,为发展我国气候投融资工作、形成气候投融资长效政策保障机制提供科学建议。
杨化龙,杜松华,詹宝强,李展尧,于秀丽[4](2021)在《组合保护政策对双渠道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期间,在线医疗优势凸显,众多患者开始使用线上诊疗服务,在线医疗平台已成为医疗机构有效的补充就医渠道。在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背景下,合理制定政策来引导在线医疗平台的发展是解决"看病难"问题的关键。本文构建双渠道(线上线下)医疗服务供给模型,研究单项保护政策和组合保护政策对在线医疗平台的影响,同时探究能够提升在线医疗平台利润、患者的服务效用并降低政府财政支出的政策设定和实施条件。研究结果表明,当在线医疗平台和线下医院的医疗服务质量比值较低时,实施组合保护政策比实施单项政策干预的绩效更高,既拓展在线医疗平台的市场需求,也保障患者的服务效用。相反,当双渠道医疗服务质量比值较高时,单独实施价格补贴政策比实施组合保护政策的绩效更高。本文将组合政策拓展到空间竞争模型的研究中,用于探讨政府实施组合政策对于保护在线医疗平台的影响绩效,研究结果丰富了双渠道服务供给背景下组合政策干预的相关研究,也为我国医疗改革和在线医疗平台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建议。
张子健[5](2021)在《新时期制造业资产配置机理的实证研究 ——基于行业特征与企业行为的双重视角》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产能过剩现象日益严峻成为中国经济久治不愈的顽疾。政府多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限制投资限制产量淘汰落后产能的产业政策对市场进行干预,但产能过剩的治理未能达到如期的效果,政府化解产能过剩陷入了越调控越严重的困境。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治理产能过剩的理念从行政性手段转变为市场化治理,如何促进市场与政府的相互协调是当前亟需思考的问题,新时期市场传导机制与政策效应作用下制造业资产配置机理的研究对于有效预防及治理产能过剩问题有着重要意义。而结合行业数据与企业数据,基于行业特征和企业行为双重视角进行研究与比较分析,不仅能够发现行业层面研究与企业层面研究各自的特征,丰富资产配置机理的研究,还能够发现行业数据研究与企业数据研究可能存在的不足,为更加全面地揭示新时期制造业资产配置机理提供参考和借鉴。基于行业特征与企业行为双重视角,新时期市场传导机制和政策效应下的制造业资产配置机理研究对于更好把握企业行为选择与行业市场规律,促进市场与政府的协调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基于行业特征与企业行为双重视角,对新时期市场传导机制和政策效应下的制造业资产配置机理进行实证研究与比较分析。首先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需求波动与政策效应影响下的制造业资产配置机理以及企业资产配置行为与行业特征的差异;基于行业数据对市场需求影响下资产配置的总体特征进行实证研究;基于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行业市场需求与企业层面需求对企业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机制;结合制造业行业数据与企业数据对行业波动下企业资产配置行为进行实证研究,比较分析行业特征与企业行为的相似特征与差异,并进一步探究了行业波动下不同发展阶段企业资产配置行为特征;在市场传导机制下制造业资产配置机理的分析基础上加入政策因素,基于行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场传导机制与财政政策效应对资产配置机制的作用差异;基于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补贴政策与企业层面需求对企业资产配置行为的作用机制,以及补贴政策在行业波动下对不同发展阶段企业投资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比较分析政策效应作用下的行业特征与企业行为。主要研究内容与相关结论如下:第一,本文从企业与行业两个层面对产能过剩形成背后的制造业资产配置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对企业配置行为与行业配置特征差异进行了统计分析。基于理论分析发现,产能过剩是市场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现象,但是在市场机制和政策效应的共同作用下更易引发产能过剩。在经济繁荣时期,在市场需求扩张和政策效应的刺激下投资与产能过度进入;在经济衰退时期,政策效应无法缓解市场需求下滑时的产能退出刚性,并且过度的政策刺激容易引发投资与产能再次过度进入,加剧产能过剩风险。基于统计分析发现在现实市场中企业数据与行业加总数据存在明显差异,行业特征是市场内所有企业行为选择加总后的结果,行业数据是所有企业数据的总和,消除了企业之间的偏差,基于行业层面的研究可能无法反映企业个体行为选择,结合行业数据与企业数据展开研究对于更加全面揭示新时期制造业资产配置机理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二,基于行业数据对市场需求影响下资产配置的总体特征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将市场需求划分为市场扩张与市场下滑两个时期探究了市场需求扩张与下滑对行业投资和产能利用率的影响规律发现,市场需求扩张与市场需求下滑对产能利用率和投资具有非对称影响,市场需求扩张能够显着拉动投资进入并且改善产能利用率,而市场需求下滑不能引导产能及时退出,同时导致产能利用率大幅下滑。其次,通过使用门限模型将市场需求冲击划分为三个阶段对市场需求快速扩张下的行业投资与产能配置特征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市场需求扩张在不同阶段对产能利用率与产能投资水平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市场需求水平的快速扩张,需求水平对投资的拉动作用成倍增强,而对产能利用率增长的作用则逐渐减弱直至不再影响,产能出现过度进入现象。这意味着产能退出困难是在市场需求下滑时市场机制失灵,市场需求无法引导产能及时退出导致的结果,因此仅通过市场自身调节机制无法引导产能退出;投资过度进入是由于市场需求快速扩张对投资的拉动作用增强导致的结果,说明高速扩张的市场需求更易引发企业投资热潮导致产能过剩。第三,基于企业数据实证检验市场需求对企业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机制,并与基于行业数据发现的资产配置特征进行比较分析。首先,基于制造业行业数据以及上市公司数据,构建资产存量与资产增量双方程,将企业划分为衰退期、发展期以及高峰期三个状态,探究了企业层面需求与行业市场需求对资产配置行为的作用规律发现行业市场需求与企业层面需求对企业资产配置行为具有非线性影响。其次,比较分析行业资产配置特征与企业资产配置行为发现,行业市场需求扩张对行业投资与企业投资的影响具有相似特征,行业市场需求随着状态的提升对投资的作用明显增强;行业市场需求对行业投资与企业投资的非线性影响与企业层面需求对企业投资的非线性影响存在差异,行业市场需求在高峰期对企业投资的作用明显强于发展期,而企业层面需求在发展期的作用明显强于高峰期。第四,基于企业与行业数据对行业波动下企业资产配置行为进行实证研究,比较分析行业市场需求对行业配置特征与企业配置行为的非对称影响差异,并进一步探究了行业波动下不同发展阶段企业资产配置行为的差异。研究发现,第一,行业市场需求不仅对企业资产配置行为具有直接和间接影响,还在市场扩张与下滑时期具有非对称影响。比较发现行业市场需求扩张与下滑对企业和行业投资水平具有相似的非对称影响,而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非对称影响与对行业产能利用率的非对称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第二,行业市场需求与企业层面需求在行业波动下对不同企业作用机制不同。行业市场需求扩张是导致企业发生过度投资的主要原因。行业市场需求扩张对企业投资行为与行业投资水平的拉动作用是一直有效的,企业在面对行业市场需求扩张时的行为选择具有一致性特征。行业市场需求一旦扩张,行业内所有企业都会选择增加投资扩大产能;行业市场需求下滑所导致的产能退出刚性仅在行业市场需求与企业层面需求同时下滑时有效;当行业市场需求与企业层面需求增长趋势相反时,企业资产配置行为受行业市场需求的影响更大,但是由于企业个体差异的影响,行业市场需求对不同阶段企业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第五,进一步基于行业数据视角实证研究市场传导机制与财政政策作用下的资产配置特征。通过构建MS-VAR模型将钢铁行业市场状态划分为繁荣期和下滑期,对行业供求变化和财政政策下的行业资产配置特征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不同市场状态下,市场传导机制与财政政策对资产配置存在非对称效应。在市场扩张时期市场需求与财政政策都能够促进投资的进入与产能的提升,但是市场需求对投资与产能的诱导作用要远强于财政政策的刺激作用;在市场下滑时期财政政策对投资的调整作用要强于市场需求萎缩的抑制作用,行业市场需求对投资的影响不显着,而财政支出能够促进行业市场投资,但引导过剩产能退出。上述结果表明产能过剩是市场快速发展过程中市场传导机制导致的客观结果,投资的大规模进入以及产能的快速扩张主要是行业快速发展阶段市场需求的持续扩张造成的,而财政政策进一步促进了投资与产能的过度进入。第六,基于企业数据对企业层面需求与补贴政策下的企业资产配置行为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实证研究了补贴政策与企业层面需求对企业资产配置行为作用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是否实施补贴政策对企业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以及不同发展阶段企业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补贴政策对企业投资与产能利用率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补贴政策的实施能够直接促进企业投资的提高导致产能利用率下滑,还能够增强企业层面需求对企业投资的诱导作用,抑制企业层面需求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拉动作用。其次,引入行业波动与企业发展状态探究了行业波动与企业状态变化下企业投资行为的补贴政策效应发现,补贴政策在行业市场波动下对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实施效果存在明显差异。最后,比较分析市场需求与政策效应作用下的行业特征与企业行为发现行业市场需求波动下行业特征与企业行为的政策效应具有一致性,但补贴政策在行业波动下对处于上升期企业投资行为的非对称影响与财政政策对行业投资水平的非对称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周杨[6](2021)在《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与农户生产行为响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和粮食供给不足,但随着技术进步和农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粮食生产逐渐由总量供给不足转向结构性供给冗余。突出表现在2003—2015年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但种植结构扭曲的问题也随之显现,即玉米面积的快速增加、大豆面积的快速减少。为了缓解种植结构扭曲问题,我国2016年开始施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在次年探索大豆收储制度改革,即2017年将大豆目标价格制度改为实施与玉米相同的生产者补贴政策。统筹大豆、玉米的补贴机制,兼顾大豆、玉米的比价关系,通过远高于玉米补贴标准的方式实现“增大豆、减玉米”的目的。然而,我国大豆没有比较优势,基于新时代粮食安全战略的长期考虑,大豆生产面积不能过度增加,应将更多的土地份额提供给口粮作物。所以从长期来看,我国大豆的振兴还是应在有限的土地上提高产出效率。那么,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能否改善大豆、玉米的种植结构(短期目标)和提高大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长期目标)?其背后的影响机制又有哪些?如何促使当下及未来的大豆政策发挥积极的“种植结构调整效应”和“生产率效应”?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现行的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以及推进大豆振兴计划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农户行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等理论,构建了“政策激励—行为响应”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背景下,农户种植结构调整和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并从农户视角出发,考察了农户对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回应性。具体而言,首先,对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调整的思路与效果进行了梳理,对大豆目标价格制度到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变迁逻辑进行了分析,并对这两个政策进行了比较,为后文的研究做了基础性工作;其次,基于政策原理的均衡分析,使用2013—2018年446个县域宏观面板数据,构建倾向得分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具体沿着“政策激励——比较收益变化——种植结构调整”的分析思路,考察了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并讨论了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局限性;第三,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使用2013—2018年446个县域宏观面板数据,构建超效率数据包络模型(SE-DEA)和倾向得分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具体沿着“政策激励——要素配置变化——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分析路径,考察了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检验了直接和间接两条影响路径;第四,基于2018—2020年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微观调研数据,构建超效率数据包络模型(SE-DEA)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模型(IVQR),对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影响农户生产行为进行了再检验,并对不同种植结构水平、不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不同经营主体进行了异质性考察;最后,以豆农对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认知为切入点,构建了政策认知—期望与现实偏差—政策满意度的分析框架,并利用多元有序Probit模型和多元有序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对政策满意度的评价。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目标价格制度的弊端。从政策构想与设计上而言,其政策初衷更多地表现为扩大大豆种植面积、调整大豆、玉米种植结构,且在市场机制之外可以提高农户的种植收益,降低市场价格造成扭曲,符合我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市场化转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大豆振兴等诸多时代发展要求。(2)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可以显着促进农户种植结构调整,但持续性不强。由于种豆预期相对收益的提高,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可以促进农户调整种植结构,但受限于农户对种植玉米的路径依赖、补贴错位、地租的不合理增长以及大豆、玉米相对价格不理想等原因,调整效果持续性不强。(3)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促进了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提升,但存在显着的时间异质性。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可以显着改善2017年的大豆全要素生产率,但对2018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效果不佳。产生异质性的原因在于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未带来有效的收益激励,财富水平和市场扭曲不利于提高豆农改善生产要素配置状况的积极性。(4)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优化种植结构和改善大豆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同农户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而言:农户家庭种植大豆的比重越低或越高,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越不利于激发该家庭增种大豆的积极性;生产者补贴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低位和生产率处于高位的农户作用更大;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仅能促进普通农户和家庭农场Ⅰ型调整种植结构,而对家庭农场Ⅱ型的效果不佳,并且随着土地规模的扩大,政策调整种植结构的作用程度在减小;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仅能够改善新型经营主体的大豆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对家庭农场Ⅰ型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程度显着强于家庭农场Ⅱ型。此外,研究中还发现,引起家庭农场Ⅰ型种植结构调整的原因不是大豆种植比重的增加,而是总经营规模的减少,现行的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可能不利于大豆规模化发展。(5)豆农对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认知程度较高,但对政策目标认知程度较低。豆农对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补贴标准的认知程度越高,则其对政策的满意度越高;豆农对优化种植结构意愿越强,则其对政策的满意度越高;倾向于提高大豆生产要素配置水平的农户几乎与政策的满意度无关,这就意味着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对农户改善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激励作用不足;豆农对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了解较多,但对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具体内容了解较少,黑龙江省豆农对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了解程度明显好于吉林省;当大豆/玉米的补贴标准提高时,相较扩大大豆面积,豆农更愿意将资金用于提高大豆产出水平。黑龙江省农户扩大大豆面积的意愿明显强于吉林省,而农户提高大豆产出水平的意愿,除四平市外,其它地区均相差无几;样本农户种植大豆最主要的三个原因是:轮作倒茬、种植习惯和政策支持;豆农对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补贴标准、补贴发放时间、申报方式和发放方式相对较为满意,而对政策宣传相对不够满意;除生产者补贴政策外,豆农最主要的三个政策需求为:金融信贷支持、农业信息和技术推广以及土地流转服务。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政策目标应以粮食安全目标为前提,尤其要保障口粮绝对安全。虽然短期内恢复大豆生产、促进粮食品种的种植结构调整仍然是政策的必然选择,但长期来看,大豆种植面积不应过度增长,应将大豆“扩面”目标逐步转为“增效”;其次,对大豆的支持方式应以新型经营主体为重,发挥新型经营主体种豆的示范作用,促进大豆的规模化生产;第三,单纯的依靠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对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和改善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有限,未来对大豆的支持方式,应由单一化的补贴激励转向多元化的政策支持;最后,较长期的结构失衡固化了农户的农业生产模式,加大了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调控难度,因此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尤其是对老龄化的农户而言,应使其充分理解政策精神。
闫星燕[7](2021)在《甘肃省农业补贴政策的内容结构及其演变路径 ——基于2004年-2018年农业补贴政策的文本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农业是提供国民经济发展与支撑的基础产业,归属国民经济行业划分的第一产业。在我国,农业的发展状况与农产品市场是否开放息息相关,不断影响着我国国民经济和民生的发展,特别关系到经济的总体发展。尤其对我国农村人口的生产、生活和农村社会的稳定产生较大影响。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迅猛发展,我们的物质和精神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但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与迅猛发展的国民经济相比,农业生产力薄弱、农民受益较低,农户种粮积极性不高等现象不同程度上制约看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在我国国际化进程加快以后,农业补贴政策一直持续不断被调整,但仍与农业发达的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2008年后的十余年间,我国粮食的总产量曲线不断上升,但是未知性始终贯穿农业生产活动过程中,我国每年都在面临各种不同的新问题,农业问题必须提至新的高度,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稳定刻不容缓。本文笔者通过分析甘肃省2004年-2018年农业补贴政策的相关措施入手,从农业补贴政策的实施的背景、存在的意义和演变路径进行深入剖析,概括整理出我国农业补贴政策中主题的结构和强度,清晰甘肃省农业补贴政策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的农业补贴政策更加适合本国国情,并在促进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与传统的近距离阅读方式不同,本文采用远距离阅读,即从大量政策文件中中找出甘肃农业政策内容结构的变化及其演变路径,这不仅反映了甘肃农业供给的强度的影响。同时,它也反映了甘肃农业政策主题和重点的变化。这项研究不仅需要验证甘肃农业发展全过程中地方政府实际政策供给的特征,而且还需要验证该特征背后演变路径。它反映了甘肃农业补贴政策内容和结构的转变,也验证了甘肃农业补贴政策的变化路径。本文以甘肃省2004-2018年农业补贴政策的部分选题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该政策的内容,系统地梳理了该政策的主题结构和主题强度,并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分析,试图把握政策主题变动脉络。研究发现,在农业补贴政策持续影响下,甘肃省出现第一产业业总产量持续增长、农业种植面积有效确保了,农产品生产量逐步增加、农业现代化水平显着提升、农民收入有效提高等现象,农业补贴政策实施效果显着。但是如何完善和修订当前农业补贴政策,制定出更有利用促进农业生产、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农业奖补政策仍是一项长期工作。
白同舟[8](2021)在《交通与城市互动机制下的轨道交通价格优化研究 ——以北京城市轨道交通为例》文中指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进入大规模发展阶段,轨道交通已逐渐成为大城市交通系统中的主体和骨干。随着轨道交通规模的持续增长,巨大的建设及运营成本使城市财政承压,但与此同时轨道交通运行效能并未充分发挥,与城市空间发展和土地利用也存在脱节,轨道交通的投入产出效率亟待改善。城市政府作为城市公共政策制定的主体,其管理模式及重心近年来正逐渐由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转向依靠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综合施策,经济政策将成为未来政府治理的重要方式,其中价格杠杆是调控运输服务市场供需关系的一种有效手段。北京市于2014实施的票制票价改革,为实施更加灵活的价格机制提供条件,此后尽管已连续数年达到调价启动条件但并未实施,表明轨道交通价格制定涉及因素复杂,仍有待深入研究。交通是城市的基本功能之一,二者存在密切的协同互动关系。轨道交通所面临的问题根源在于城市活动所产生的出行需求与轨道交通供给资源之间存在错配,在供给水平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从需求侧着手通过制定差异化价格策略进行精细化需求管理,促进供需适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有效途径。本文研究内容包括:(1)基于交通与城市互动机制,分析轨道交通价格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在政府规制定价影响下的局限性。(2)从空间、时间和群体等多个维度分析轨道交通客流特征的差异性,并依据客流量、出行距离和时耗等指标进行轨道交通需求聚类分析,识别细分市场需求成分。针对各细分需求测算价格弹性,分析价格弹性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空间集聚特征,全面认识轨道交通差异化需求特征。(3)在交通-城市互动机制框架下,从短期和长期影响视角分别分析轨道交通价格对交通方式选择行为和居住/就业地选择行为的影响,为轨道交通客流的价格弹性寻求行为机理解释。(4)以提升交通系统供给与城市出行需求匹配程度为目标,建立轨道交通供给时空资源利用效率模型、基于价格弹性的细分需求调控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基于供需适配的城市轨道交通价格多目标规划模型,从政府、企业、出行者三方面提出将轨道交通线网交通供需比、轨道交通客流网络均衡度、轨道交通日均票款总收入(运营成本不变前提下)和平均单次出行费用作为目标函数,进行轨道交通价格优化。(5)以北京市为例,从空间、时间和群体等多维度针对细分需求测算最优价格方案,并综合对比不同维度价格优化方案的优缺点。本研究在理论方法上从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视角明确了政府在交通-城市协同机制和价格政策制定中主体定位和利益诉求,建立了基于空间、时间和群体多维度市场需求细分、客流特征分析与差异化价格政策分析框架,分析了轨道交通价格弹性的短期和长期微观层面行为机理,在运输经济政策研究中拓展了空间视角研究方法,可为交通运输服务价格优化研究提供参考。在实践层面可以为城市政府从空间、时间和群体维度有针对性地开展多元化、差异化价格政策改革实践提供参考。论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1)轨道交通价格通过影响运营企业票款收入,进而影响企业运营收支以及政府财政收支,但受公益性属性和补贴机制影响,运营企业对价格变化并不敏感,而政府作为定价主体,从财政收支和社会公平等角度出发对轨道交通价格变化更敏感,需要采取审慎的定价方式。(2)轨道交通客流特征在空间、时间和群体维度均存在显着差异;群体维度出行需求价格弹性高于时间维度,高于空间维度,工作日价格弹性小于月度日均价格弹性,小于休息日价格弹性。空间维度OD层面客流价格弹性与出行时耗、距离、费用、出行次数(客流量)、出行总周转量等因素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且与客流成分因素(各时间分组比例、各群体分组比例)紧密相关;相比之下,空间维度站点层面、时间维度、群体维度客流价格弹性与上述因素相关性较弱。轨道站点价格弹性系数具有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并且工作日空间集聚特征大于休息日。(3)在空间、时间、群体维度针对细分需求成分实施差异化价格策略,可以有效提高轨道交通系统供给时空资源的总体利用效率(交通供需比)和均衡度,同时显着提升轨道运营企业收入,增强可持续经营能力,但也意味着出行者的单次出行成本将会增加;基于不同维度的差异化定价效果存在差异,空间维度对轨道供给时空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均衡度效果不显着,时间、群体维度下总体利用效率会降低。如维持现状价格总体水平不变并实施细分需求差异化定价,仍然可以起到提升轨道交通系统供给资源利用效率和企业可持续经营能力的效果;并且相比于价格总体水平不设限的情况,政府、企业和出行者多目标同步优化的效果更好。
乔永璞[9](2020)在《绿色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 ——基于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文中提出能源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约束力。在能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稀缺性不断加剧的当下,围绕能源生产与消费引发的诸多问题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长期来看,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能源支撑,而能源过度开发和消耗将导致环境污染进而造成经济损失,在破坏经济持续增长基础的同时也将引致经济增速的下降,即能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辩证”关系。在此“辩证”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实施绿色财税政策促进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政府和学术界的普遍共识。因此,深入研究和探讨绿色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能源消耗对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影响,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运用3SLS计量方法对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污染排放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将资源税、环境税、绿色研发补贴等政策手段纳入到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模拟分析了不同政策目标下绿色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和解释不同类型绿色财税政策对经济增长、污染累积、社会福利的影响机理及效果差异。得到的研究结果如下:(1)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不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表现出曲线形状的差异。经济增长水平越高的地区,出现拐点时的能源消耗量越少,单位能耗带来环境污染越大、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也越大;(2)就资源税和环境税两种绿色税收来看,以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经济增长最大化为政策目标时,资源税的最优税率低于环境税的最优税率,且最优资源税税率下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高于最优环境税税率下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水平,但污染排放水平同样较高;(3)就绿色研发补贴政策来看,相对于无补贴政策和严格补贴政策,动态补贴政策有助于经济增长水平的提升,同时抑制污染排放;(4)就绿色研发补贴政策的时点选择与经济增长、污染排放水平的关系来看,晚实施研发补贴在短期内有助于经济增长,而早实施研发补贴则有助于经济长期增长且污染累积水平最低。对上述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已经跨过、正在逼近、尚未跨过倒U型曲线的拐点,继续增加能源消耗对经济增长分别表现为抑制、小幅促进、促进作用;(2)资源税和环境税的实施在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污染排放等方面的效应不同,政策选择因目标而异,以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为政策目标时,资源税的实施更有助于实现能源优化配置;以污染排放更低为政策目标时,环境税的实施更有助于实现能源优化配置;(3)从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长远目标来看,早实施绿色研发补贴政策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水平提升和环境污染下降的双重红利。本文的创新点有以下三个方面:(1)基于绿色财税政策收入与支出的视角,将资源税、环境税、绿色研发补贴纳入到能源节约与环境保护当中,构建了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不同政策目标下绿色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2)界定了资源税和环境税的概念和功能定位,并通过分析两者对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和污染累积的影响,发现实施资源税能够更好地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而实施环境税则能够更好地实现污染排放最小化的目标;(3)对能源企业实施绿色研发补贴进行深入推演,从无补贴、严格补贴和动态补贴三种情景分析发现动态补贴政策更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且环境污染积累最少,越早实施越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提速和环境污染下降的双重红利。
卢岩[10](2020)在《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文中提出早在2002年《政府采购法》颁布之时,立法者就以禁止性规范的方式对于限制外地经营者进入本地市场、在采购活动中设置歧视性条件等限制竞争行为予以了否定。随后出台的《反垄断法》也将此类行为纳入其中。2015年颁布的《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更是以列举的方式将众多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逐一明确。近年来,随着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构建以及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实施,政府采购领域,尤其是地方政府采购活动中的限制竞争行为再次受到关注。2019年颁布的《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暂行规定》以及2020年推出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都把这一问题作为规制重点,对其重视程度由此可见。并可以据此认为,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是理论研究及其执法实践活动中的重点问题。政府采购是以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为代表的国家机关以及直接、间接接受政府控制的特定企事业单位、团体组织等,为实现政府职能或公共服务的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和程序,使用财政性资金和财政性资金相配套的单位自筹资金在市场上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依据主体范围的不同,政府采购可以分为中央政府采购与地方政府采购。二者的主要差异在于使用资金的来源不同,即中央政府采购使用的中央财政资金,所统筹的是全国性事务,地方政府采购使用的是地方财政资金,所针对的是地方性事务。由此导致二者在限制竞争时的表现存在较大不同,地方政府在采购时表现出强烈的本地采购倾向。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是指在地方政府采购过程中,采购人等凭借行政权力实施的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它因采购主体的行政性、采购资金的公共性等特征而满足一般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又因破坏了采购市场中特有的竞争秩序而成为行政垄断行为。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呈现出制度性地方保护主义倾向,有时具有歧视性抽象采购政策的指引,或表现对于采购程序规则的违反,或表现为对于采购实质规范的破坏,在本质上一种行政权力的异化。这种异化既可能源自行政权力的对于采购活动的不当介入,也可能是由采购人与供应商的恶意串通所致。其具体限制问题的表象在于规避公开招标、设立歧视性条款、构筑信息壁垒、倾向性评标、指定交易等个案中的限制竞争,而表象的背后则是地方利益集团、财政分权等深层的制度缺陷问题。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也是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直接破坏,割裂采购市场的统一性,背离财政资金的使用要求,导致提高采购效率、实现物有所值等经济性目标的落空,造成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保护环境等政策性价值目标的扭曲,更使得宏观经济调控、维护社会和谐发展等重大采购目标难以实现。此外,它还损害了包括外地经营者和本地居民在内的多方主体利益,并加剧了采购中的腐败问题。由此,需要以规制的手段对于其施以某种控制、约束和指引。而法律作为一种既定、统一、普适且具有强制力的社会行为准则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法律规制是基于法律规范对行为实施的控制、约束和引导。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作为一种规范性规制,是以正义、国家干预、公平竞争、政府采购市场规制、激励性规制等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根据《政府采购法》《反垄断法》等法律制度以及公平竞争审查、优化营商环境等政策中的相关规定为制度、政策基础,对于政府采购活动整个过程进行的规范和控制,而法律规制的重点在于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为了实现更好的规制效果,法律规制自身也在不断演进之中,并已从立法之初的笼统、模糊与概括到如今的系统、准确与规范,相对完整的规制体系业已初步建立并日臻完善,逐步形成了抽象采购政策与具体实施行为的规制、具体实施行为中的控权规制与执法规制等事前、事中、事后的规制,以及以《政府采购法》为主导,兼有《反垄断法》《预算法》《招投标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的规制模式。并具体表现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消除含有抽象采购政策中的反竞争因素;以采购程序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内部控制制度、专家评审制度等从事前规制的角度防止具体采购活动之中行政权力的异化,以质疑、投诉与后续执法制度等从事中与事后规制的角度对于个案中的违法行为予以纠正、救济。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严重性由此可见。然而,现行制度设计下的法律规制仍存在一些问题:法律竞合依然存在,《反垄断法》对于管辖权的让渡存在立法疏漏,导致其与《政府采购法》仍存冲突,且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实践中亦偶有越界之嫌;界定标准有待完善,程序规范对于实质违法的界定存在干扰,以“滥用行政权力”为构成的行为要件有时难以界定;责任设置有所失衡,财产责任只及于单位而不涉及个人,致使行为与责任缺乏对等,个人违法单位担责等现象时有发生;规制模式尚显不足,始终无法走出自纠式规制的困境;竞争模式存在局限,强调市场的开放性而忽略了对地方利益的合理保护,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地位不平等的问题有待深入解决,集中采购机构代理市场也亟待开放。因此,应对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予以完善。对于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完善,应以公平正义、秩序与调控的价值理念为指引,并融合国际法律的规制理念,构建国际与国内的双层法律规制制度体系,协调国内法律的适用冲突。在此基础上,采取控制式规制与激励式规制二元并立的规制模式。控制式规制是最传统的法律规制模式,也是现行法律制度在对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进行规制时所采取的主要手段,对其适用需要首先对相关制度予以完善。这种完善应沿着“主体——行为——结果”的基本逻辑进路展开,并表现为:就规制的主体而言,应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介入权,使其能够在财政部门拒绝依法履行职权时实现补充救济;就规制的行为而言,应实施结果导向型的行为界定标准,避免程序对于行为界定的干扰,并在必要时对于行为结果进行竞争分析;就规制的结果而言,应强化法律责任,以增加政治问责和实行“双罚制”的方式加强对采购人员的追责,同时,增设违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及内控制度的相关责任,以提高违法成本的方式对相关人员形成威慑和有效制裁。而激励式规制乃是控制式规制的重要补充,其侧重于通过奖励、扶持等刺激与鼓励手段,调动被规制者实施某些行为的积极性。对于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而言,激励式规制是一条全新进路,其制度的构建应包括:增加地方政府采购绩效激励制度,改变过去唯“GDP”论的官员政绩考核标准,将竞争秩序的影响因素纳入法治建设成效参考因子,以此削弱其与采购中的本地利益的联系;利用赋予特殊保护性采购合法性的方式抑制政府采购中的地方保护问题;建立集中采购竞争机制,削弱集中采购竞争机构与地方利益之间的联系;完善社会监督机制,调动舆论监督和第三方机构监督的积极性。对于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研究既有理论价值,又充满现实意义。在理论上,弥补了当前理论研究中的空白,且对于公平竞争审查、政府采购、行政垄断等相关理论的研究亦有裨益。在实践中,除了可以更好地实现规制外,还能为《政府采购法》《反垄断法》等法律的修订提供思路。
二、关于政府实施价格政策的效果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政府实施价格政策的效果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论文研究背景 |
1.1.1 论文研究的历史背景 |
1.1.2 论文研究的现实背景 |
1.2 论文选题的意义 |
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1.2.2 研究的实践意义 |
1.3 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创新点 |
1.3.1 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
1.3.2 创新点 |
1.4 论文的研究方法 |
1.5 论文研究的技术路线图与实证研究逻辑框架 |
1.5.1 论文研究的技术线路 |
1.5.2 论文实证研究的逻辑框架 |
1.6 相关概念界定及说明 |
1.6.1 概念界定 |
1.6.2 相关说明 |
2 文献综述 |
2.1 农产品价格的文献回顾 |
2.1.1 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相关文献 |
2.1.1.1 关于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特征研究的文献回顾 |
2.1.1.2 农产品价格长记忆性特征研究的相关文献回顾 |
2.1.1.3 其它有关农产品价格研究文献 |
2.2 农产品价格与宏观经济相互影响的相关文献回顾 |
2.3 农业经济发展的文献回顾 |
2.4 农业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2.4.1 关于农业金融与经济的文献回顾 |
2.4.2 关于农业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2.4.3 关于农(副)产品价格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2.4.4 关于农业总要素生产率(TFP)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2.4.5 农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方法的文献回顾 |
3 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
3.1 农业发展理论 |
3.1.1 农业发展理论概述 |
3.1.2 农业发展理论的历史演进 |
3.1.3 农业发展理论的内涵 |
3.1.4 农业发展理论在中国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运用 |
3.2 本文研究涉及的其它相关理论 |
3.2.1 农产品价格理论 |
3.2.2 经济周期理论 |
3.2.3 经济增长理论 |
4 农产品价格及其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与关联性检验 |
4.1 农产品价格及其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实证检验 |
4.1.1 长期记忆性分析方法 |
4.1.1.1 ARFIMA模型构建 |
4.1.1.2 FIGARCH模型构建 |
4.1.2 农产品价格的数据选择与描述 |
4.1.3 农产品价格及其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检验 |
4.2 农产品价格与其不确定性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
4.2.1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构建 |
4.2.2 单位根检验 |
4.2.3 Granger因果关系的计量检验 |
4.2.4 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 |
4.3 本章小结 |
5 农产品价格及其波动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 |
5.1 农产品价格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
5.1.1 农产品价格序列与中国经济增长序列的选取和描述 |
5.1.2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
5.1.3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构建与估计 |
5.1.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5.1.5 冲击响应函数估计与方差分解分析 |
5.2 农产品价格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波动性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
5.2.1 ADF单位根检验 |
5.2.2 影响的方向及影响作用的程度分析 |
5.2.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5.2.4 冲击反应的时间变化路径刻画 |
5.2.5 影响的贡献程度判别 |
5.3 本章小结 |
6 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路径判别 |
6.1 非线性MS(M) –AR(P)模型构建 |
6.2 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数据选择 |
6.3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路径刻画 |
6.3.1 非线性MS(M)-AR(p)模型的参数估计 |
6.3.2 中国农业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增长的区制转移概率 |
6.3.3 中国农业经济及宏观经济处于各增长区制的平均持续期 |
6.3.4 中国农业经济及宏观经济不同增长区制间的转移路径刻画 |
6.4 本章小结 |
7 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的作用研究 |
7.1 非线性MS(M) -VAR(P)的模型设定 |
7.2 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及宏观经济增长率的时间动态轨迹的刻画 |
7.3 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检验与分析 |
7.3.1 非线性MS(M) -VAR(p)模型的参数估计 |
7.3.2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周期性变迁识别 |
7.3.3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区制转移特征测度 |
7.4 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波动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检验与分析 |
7.4.1 非线性MS(M) -VAR(p)模型的参数估计 |
7.4.2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波动作用机制的周期性变迁识别 |
7.4.3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波动作用机制的区制转移特征测度 |
7.5 本章小结 |
8 结论 |
8.1 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
索引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2.1 信贷供给总量的经济效应 |
1.2.2 信贷供给结构的经济效应 |
1.2.3 信贷供给价格的经济效应 |
1.2.4 信贷风险累积的经济效应 |
1.2.5 信贷供给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效应 |
1.3 主要研究目标、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
1.3.1 主要研究目标 |
1.3.2 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贡献 |
1.4.1 研究方法 |
1.4.2 主要贡献 |
第2章 信贷供给宏观经济效应的理论基础 |
2.1 信贷供求理论 |
2.1.1 宏观信贷供求理论 |
2.1.2 微观信贷供求理论 |
2.2 信贷价格理论 |
2.2.1 可贷资金理论 |
2.2.2 金融抑制理论 |
2.3 信贷风险理论 |
2.3.1 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
2.3.2 金融脆弱性理论 |
2.4 信贷配给与信贷传导理论 |
2.4.1 均衡配给理论 |
2.4.2 银行信贷渠道传导理论 |
2.4.3 资产负债表渠道传导理论 |
第3章 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与产出的动态关联分析 |
3.1 基于DSGE模型我国信贷供给的微观传导机制分析 |
3.1.1 模型设定 |
3.1.2 模型均衡 |
3.1.3 参数校准与模拟分析 |
3.2 我国信贷供给与产出的波动特征及动态关联性分析 |
3.2.1 MS-GAS-TVTP模型与TVP-VECM模型原理 |
3.2.2 我国产出与信贷波动的阶段性变迁识别及时变转移分析 |
3.2.3 动态关联性分析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我国信贷供给总量与期限结构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4.1 信贷供给总量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理论机制分析 |
4.2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宏观经济的非对称影响效应分析 |
4.2.1 非线性自回归分布滞后(NARDL)模型原理 |
4.2.2 变量选取、数据处理及平稳性检验 |
4.2.3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产出的非对称影响效应 |
4.2.4 我国信贷总量扩张与收缩对通货膨胀的非对称影响效应 |
4.3 我国信贷供给期限结构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 |
4.3.1 SV-TVP-FAVAR模型原理 |
4.3.2 我国信贷供给期限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4.3.3 我国信贷供给短期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4.3.4 我国信贷供给中长期结构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时变效应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我国信贷供给价格传导机制及其非线性效应分析 |
5.1 信贷供给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价格传导机制分析 |
5.1.1 投资渠道传导机制分析 |
5.1.2 消费渠道传导机制分析 |
5.2 ST-BVAR模型原理 |
5.2.1 ST-BVAR模型设定 |
5.2.2 ST-BVAR模型的非线性检验 |
5.3 不同经济周期下信贷价格对经济增长的两阶段传导效应分析 |
5.3.1 变量选取、数据处理与经济周期波动区制识别 |
5.3.2 第一阶段信贷价格对投资与消费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
5.3.3 第二阶段投资与消费对产出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信贷风险对宏观经济及信贷调控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分析 |
6.1 多元方向分位数向量自回归(MDQVAR)模型 |
6.2 不同经济周期下信贷风险对宏观经济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分析 |
6.2.1 理论机制分析 |
6.2.2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
6.2.3 分位数脉冲响应分析 |
6.3 不同信贷风险水平下信贷调控宏观经济有效性分析 |
6.3.1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
6.3.2 分位数脉冲响应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我国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效应分析 |
7.1 理论背景与影响机制分析 |
7.2 信贷监管的不同强度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异质性影响分析 |
7.2.1 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
7.2.2 经济增长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7.2.3 物价稳定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7.2.4 金融稳定目标下信贷监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
7.3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3)双碳背景下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英文摘要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方法 |
1.3.1 定性研究方法 |
1.3.2 定量研究方法 |
1.4 研究内容 |
1.4.1 气候投融资发展评价与政策绩效 |
1.4.2 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发展与演进 |
1.4.3 气候投融资政策需求与设计 |
1.5 研究难点和创新点 |
1.6 技术路线图 |
第2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及理论基础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气候投融资 |
2.1.2 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 |
2.1.3 面向低碳转型的气候投融资政策 |
2.2 气候投融资的内涵、测度和影响 |
2.2.1 气候投融资的内涵与概念演进 |
2.2.2 气候投融资的理论基础 |
2.2.3 气候投融资的管理 |
2.2.4 气候投融资的影响 |
2.3 气候投融资发展模式 |
2.3.1 气候投融资“自上而下”发展模式 |
2.3.2 气候投融资“自下而上”发展模式 |
2.4 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发展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气候投融资发展与评价研究 |
3.1 理论基础 |
3.1.1 气候投融资发展动因 |
3.1.2 气候投融资发展评价 |
3.2 研究方法 |
3.2.1 气候投融资政策评估 |
3.2.2 气候投融资活动问卷调研 |
3.3 气候投融资发展动因分析 |
3.3.1 金融机构开展气候投融资现状 |
3.3.2 金融机构绿色(气候)金融产品和服务现状调研 |
3.3.3 金融机构气候风险管理 |
3.3.4 金融机构气候信息披露 |
3.3.5 研究结论 |
3.4 气候投融资发展评价分析 |
3.4.1 数据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
3.4.2 计量模型和估计 |
3.4.3 假设检验 |
3.4.4 模型结果分析 |
3.4.5 稳健性检验 |
3.4.6 实证结论 |
第4章 气候投融资政策发展与演进 |
4.1 气候投融资政策的演进和研究现状 |
4.1.1 国外气候投融资政策的研究现状 |
4.1.2 国内气候投融资政策的研究现状 |
4.2 国际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发展现状 |
4.2.1 气候谈判下的资金机制 |
4.2.2 国际气候投融资体系现状 |
4.2.3 国际气候投融资政策评估制度 |
4.3 国内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现状概述 |
4.3.1 中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发展现状 |
4.3.2 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发展现状 |
4.3.3 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的管理体制 |
4.4 国内外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的经验对比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双碳背景下气候投融资政策需求与设计 |
5.1 总体政策需求 |
5.1.1 气候投融资政策需求量化分析 |
5.1.2 规范气候投融资准入的政策需求 |
5.1.3 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政策需求 |
5.1.4 气候投融资市场发展的政策需求 |
5.1.5 完善气候信息的政策需求 |
5.1.6 强化协同机制的政策需求 |
5.2 政策体系建设路径 |
5.2.1 基于准入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策略 |
5.2.2 基于绩效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策略 |
5.2.3 基于激励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策略 |
5.2.4 基于市场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策略 |
5.2.5 基于信息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建设策略 |
5.2.6 基于协同机制的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路径优化 |
5.3 监督评价体系 |
5.3.1 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评价思路 |
5.3.2 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评价的方法 |
5.3.3 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评价的应用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研究建议 |
6.2.1 加强气候投融资准入机制政策保障 |
6.2.2 强化气候投融资政策绩效和激励机制管理 |
6.2.3 优化气候投融资政策市场机制建设 |
6.2.4 完善气候投融资政策信息机制设计 |
6.2.5 打造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协同效应 |
6.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气候投融资金融机构与能源企业领导调查问卷及结果统计 |
附录二: 调研问卷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致谢 |
(4)组合保护政策对双渠道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引言 |
模型描述 |
双渠道医疗服务供给模型 |
1、无政府干预的双渠道医疗服务供给 |
2、服务限额政策对双渠道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 |
3、价格补贴政策对双渠道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 |
4、组合政策对双渠道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 |
模型对比及政策影响分析 |
数值分析与数据仿真 |
结果讨论与管理启示 |
结论 |
(5)新时期制造业资产配置机理的实证研究 ——基于行业特征与企业行为的双重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相关文献回顾与评析 |
1.2.1 关于制造业资产配置及度量的文献回顾 |
1.2.2 企业视角下影响资产配置的市场因素文献回顾 |
1.2.3 行业视角下影响资产配置的市场因素文献回顾 |
1.2.4 影响资产配置的政府干预因素文献回顾 |
1.2.5 现有文献简要评析 |
1.3 研究思路与论文的基本结构 |
1.3.1 研究思路 |
1.3.2 论文基本结构和安排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1.4.1 研究方法 |
1.4.2 主要创新 |
第2章 制造业资产配置机理与特征分析 |
2.1 制造业资产配置机理 |
2.1.1 市场均衡条件下企业资产配置行为与行业加总特征分析 |
2.1.2 需求波动对资产配置的作用机理 |
2.1.3 财政补贴对资产配置的作用机理 |
2.2 制造业资产配置特征分析 |
2.2.1 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与行业加总数据特征比较 |
2.2.2 影响制造业资产配置的市场因素分析 |
2.2.3 影响制造业资产配置的政策因素分析 |
2.3 章节小结 |
第3章 市场需求影响下资产配置的行业加总特征研究 |
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3.2 市场需求扩张与下滑对资产配置的非对称影响研究 |
3.2.1 数据说明和相关检验 |
3.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设定 |
3.2.3 实证检验结果 |
3.3 市场需求快速扩张冲击对资产配置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
3.3.1 门限回归结果与状态划分 |
3.3.3 实证结果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市场需求影响下资产配置的企业行为特征研究 |
4.1 数据样本选择和变量选取 |
4.2 企业层面需求对企业资产配置行为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
4.2.1 企业状态划分与模型设定 |
4.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4.3 行业市场需求对企业资产配置行为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
4.3.1 模型设定与统计情况 |
4.3.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4.4 市场需求影响下行业特征与企业行为的比较分析 |
4.4.1 基于企业数据的市场需求非线性影响差异分析 |
4.4.2 行业加总特征与企业行为的非线性机制比较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行业波动下企业的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
5.1 数据样本选择和变量选取 |
5.2 行业波动下市场需求对企业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
5.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设定 |
5.2.2 行业市场需求与企业层面需求的影响差异研究 |
5.2.3 行业市场需求对企业资产配置行为的非对称影响研究 |
5.3 行业波动与企业状态变化下企业的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
5.3.1 状态划分与模型设定 |
5.3.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市场需求与财政政策作用下资产配置的行业加总特征研究 |
6.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6.2 数据说明、变量涉及和模型设定 |
6.2.1 MS-VAR模型的构建 |
6.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6.3.1 MSVAR区制划分结果 |
6.3.2 MSVAR系数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市场需求与补贴政策作用下企业的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
7.1 国内外研究现状 |
7.2 补贴政策与企业层面需求影响下的企业资产配置行为分析 |
7.2.1 数据样本选择与模型构建 |
7.2.2 企业层面需求与补贴政策的作用机制差异研究 |
7.2.3 是否获得政府补贴的市场传导机制差异研究 |
7.2.4 补贴政策对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作用机制研究 |
7.3 行业波动下企业资产配置行为的补贴政策效应研究 |
7.3.1 实证模型与变量设定 |
7.3.2 行业波动与企业状态变化下的补贴政策效应研究 |
7.3.3 行业波动下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补贴政策效应研究 |
7.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6)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与农户生产行为响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4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6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2 理论基础 |
2.3 理论分析框架:政策激励——行为响应 |
第三章 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实施分析 |
3.1 中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调整的思路和效果 |
3.2 大豆“目标价格”到“生产者补贴”的政策变迁 |
3.3 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与目标价格制度的比较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 |
4.1 问题的提出 |
4.2 机理分析: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如何影响种植结构调整 |
4.3 特征性事实:种植结构变化与特征 |
4.4 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
4.5 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影响种植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4.6 影响机制分析: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局限是什么? |
4.7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对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5.1 问题的提出 |
5.2 机理分析:生产者补贴政策如何影响大豆全要素生产率 |
5.3 模型设定、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5.4 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5.5 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影响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
5.6 生产者补贴政策影响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 |
5.7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异质性分析: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与农户生产行为——基于微观数据再检验 |
6.1 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
6.2 生产者补贴政策对不同农户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 |
6.3 生产者补贴政策对不同农户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6.4 生产者补贴政策对不同经营主体农业生产行为的影响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豆农对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回应性:认知、评价与期望 |
7.1 问题的提出 |
7.2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
7.3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
7.4 豆农对生产者补贴政策的认知及评价 |
7.5 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
7.6 豆农的政策需求 |
7.7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实施效果研究农户调研问卷 |
作者简介 |
致谢 |
(7)甘肃省农业补贴政策的内容结构及其演变路径 ——基于2004年-2018年农业补贴政策的文本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概念界定及其分类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4 研究内容与问题界定 |
1.5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1.6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2.1 国内有关农业补贴政策的研究 |
2.2 国外有关农业补贴政策的研究 |
2.3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甘肃农业补贴政策主题结构分析 |
3.1 甘肃农业补贴政策的内涵及其分类 |
3.2 构建分析框架、定义分析单元及目录 |
3.3 文本分析单元编码 |
3.4 “中央一号”文件主题内容与归类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甘肃农业补贴政策主题强度分析 |
4.1 甘肃农业补贴政策的现状 |
4.2 文本总量分析 |
4.3 甘肃农业补贴政策主题强度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甘肃农业补贴政策焦点的时序演变 |
5.1 甘肃农业补贴政策文本主题内容的时序比较分析 |
5.2 甘肃农业补贴政策文本主题强度的时序比较分析 |
5.3 甘肃农业补贴政策演变路径 |
第六章 政策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2 甘肃农业补贴政策发展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甘肃省2004年-2018年期间农业补贴政策文本数据库 |
致谢 |
(8)交通与城市互动机制下的轨道交通价格优化研究 ——以北京城市轨道交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1.2.1 问题的提出 |
1.2.2 研究的意义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1.3.1 总体研究思路 |
1.3.2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围 |
1.3.3 主要研究内容 |
1.4 技术路线 |
1.4.1 研究逻辑框架 |
1.4.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2.2 轨道交通与城市协同互动发展研究 |
2.3 轨道交通需求特征与价格弹性研究 |
2.4 轨道交通定价策略与优化方法研究 |
2.5 既有文献评述 |
3 基于交通-城市互动机制的轨道交通价格优化要点 |
3.1 交通-城市互动机制与面临问题分析 |
3.1.1 交通与城市的互动机制分析 |
3.1.2 交通与城市互动面临问题与解决途径 |
3.2 轨道交通价格的调节作用与局限性 |
3.2.1 轨道交通市场价格调节作用的基本原理 |
3.2.2 轨道交通价格在交通-城市互动机制中的作用 |
3.2.3 轨道交通的公共属性与价格调节的局限性 |
3.3 轨道交通价格改革实践效果与优化思路要点 |
3.3.1 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票制票价改革实践效果分析 |
3.3.2 其他典型城市轨道交通价格策略特征分析 |
3.3.3 城市轨道交通价格策略的优化思路要点 |
3.4 本章小结 |
4 城市轨道交通需求异质性及价格弹性分析 |
4.1 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特征异质性分析 |
4.1.1 客流特征的空间异质性 |
4.1.2 客流特征的时间异质性 |
4.1.3 客流特征的群体异质性 |
4.2 基于细分需求的城市轨道交通需求价格弹性分析 |
4.2.1 主要需求成分识别 |
4.2.2 需求特征的价格弹性分析 |
4.2.3 价格弹性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
4.2.4 价格弹性的空间特征分析 |
4.3 本章小结 |
5 轨道交通需求价格弹性的行为机理分析 |
5.1 轨道交通价格对交通方式选择行为的影响 |
5.1.1 影响机理分析 |
5.1.2 实证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
5.2 轨道交通价格对居住/就业地选择行为的影响 |
5.2.1 影响机理分析 |
5.2.2 实证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
5.3 本章小结 |
6 基于供需适配的轨道交通价格优化模型构建 |
6.1 轨道交通系统供给时空资源利用效率模型 |
6.1.1 模型构建 |
6.1.2 参数标定 |
6.2 轨道交通客流需求价格调控模型 |
6.2.1 模型构建 |
6.2.2 参数标定 |
6.3 基于供需适配的城市轨道交通价格多目标规划模型 |
6.3.1 模型构建 |
6.3.2 参数标定 |
6.4 本章小结 |
7 轨道交通价格优化模型应用实证:以北京市为例 |
7.1 实证模型构建与情景设计 |
7.1.1 实证模型基础参数 |
7.1.2 情景分析方案设计 |
7.2 情景分析结果与主要结论 |
7.2.1 情景分析1:基于空间维度的价格优化 |
7.2.2 情景分析2:基于时间维度的价格优化 |
7.2.3 情景分析3:基于群体维度的价格优化 |
7.2.4 情景分析结论与建议 |
7.3 本章小结 |
8 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主要创新点 |
8.3 存在不足与进一步研究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轨道交通价格对出行行为影响调查问卷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绿色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 ——基于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问题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1.3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对象的界定 |
1.2.1 能源与环境 |
1.2.2 可持续发展 |
1.2.3 绿色财税政策 |
1.3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 |
1.5 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
2 文献综述 |
2.1 研究现状 |
2.1.1 能源资源的跨期优化配置与最优开采路径 |
2.1.2 能源开发利用的负外部性 |
2.1.3 能源、环境与经济增长 |
2.1.4 促进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财税政策 |
2.2 文献评述与研究空间 |
2.2.1 文献评述 |
2.2.2 研究空间 |
3 能源与环境优化配置理论与绿色财税手段分析 |
3.1 能源与环境优化配置理论及分析 |
3.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3.1.2 可耗竭资源理论 |
3.1.3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
3.1.4 外部性理论 |
3.2 能源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 |
3.2.1 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中的作用 |
3.2.2 政府、市场与企业的关系 |
3.2.3 政府介入能源市场的必要性 |
3.3 政府纠正外部性的手段之一:绿色税收 |
3.3.1 绿色税收的作用机理 |
3.3.2 绿色税收对资源配置、环境改善与社会公平的影响 |
3.3.3 以资源税和环境税为例的绿色税收手段 |
3.4 政府纠正外部性的手段之二:绿色补贴 |
3.4.1 绿色补贴的作用机理 |
3.4.2 绿色补贴对相关主体的影响 |
3.4.3 以研发补贴为例的绿色补贴手段 |
3.5 本章小结 |
4 研究设计: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 |
4.1 动态一般均衡框架的演进 |
4.2 模型概述 |
4.3 模型设定 |
4.4 参数校准 |
4.5 模型在具体领域的应用 |
4.6 本章小结 |
5 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悖论”研究 |
5.1 模型设定 |
5.2 数值模拟分析 |
5.3 能源消耗的经济效应实证分析 |
5.3.1 计量模型设定 |
5.3.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5.3.3 能源消耗的经济效应 |
5.3.4 稳健性检验 |
5.4 能源开发的长期经济效应实证分析 |
5.4.1 能源资源开发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测度模型 |
5.4.2 能源资源开发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估计与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6 绿色税收的经济效应模拟分析 |
6.1 模型设定 |
6.2 绿色税收的经济效应模拟结果 |
6.3 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状态下的绿色税收政策选择 |
6.4 本章小结 |
7 绿色研发补贴的经济效应模拟分析 |
7.1 模型设定 |
7.2 鞍点路径求解 |
7.3 绿色研发补贴的经济效应模拟结果 |
7.4 动态补贴政策的时点选择和效果评估机制分析 |
7.4.1 动态补贴政策的时点选择分析 |
7.4.2 动态补贴政策的效果评估机制分析 |
7.5 本章小结 |
8 完善中国绿色财税政策的思考 |
8.1 强化绿色税收政策设计,策略性地实施绿色税收政策组合 |
8.2 政府主导和市场化运作手段相结合,激励企业绿色研发创新 |
8.3 完善能源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合理分配资源收益 |
8.4 加强财税手段的协同,形成政策组合拳 |
8.5 完善配套支持保障措施,实现政策效应最大化 |
8.6 本章小结 |
9 结论与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10)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方法 |
1.3.1 比较分析法 |
1.3.2 价值分析法 |
1.3.3 实证研究法 |
1.4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1.4.1 国内研究的文献综述 |
1.4.2 国外研究的文献综述 |
1.5 本文结构安排 |
1.6 创新与不足 |
1.6.1 创新 |
1.6.2 不足 |
第2章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一般界定 |
2.1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相关概念界定 |
2.1.1 政府采购概念理论解析 |
2.1.2 地方政府采购概念厘定 |
2.1.3 限制竞争行为概念辨析 |
2.1.4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概念界定 |
2.2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垄断性分析 |
2.2.1 地方政府采购两类相关限制竞争行为分析 |
2.2.2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市场表现 |
2.2.3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垄断特征 |
2.3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具体判断 |
2.3.1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主体要件 |
2.3.2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行为要件 |
2.3.3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结果要件 |
2.4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考量 |
2.4.1 规制与法律规制内涵 |
2.4.2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意义 |
第3章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实证研究 |
3.1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案例研究 |
3.1.1 案件概览 |
3.1.2 案例评析 |
3.2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问题归纳 |
3.2.1 制度缺陷问题 |
3.2.2 具体限制问题 |
3.3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危害分析 |
3.3.1 采购目标虚置 |
3.3.2 采购市场失衡 |
3.3.3 多方主体利益受损 |
3.3.4 腐败问题突显 |
3.4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问题成因 |
3.4.1 行政权力的不当介入 |
3.4.2 不正当竞争现象的存在 |
3.5 实证小结 |
第4章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依据 |
4.1 理论依据 |
4.1.1 法学理论依据 |
4.1.2 经济学理论依据 |
4.2 制度依据 |
4.2.1 《招标投标法》对市场的规范 |
4.2.2 《政府采购法》对公平竞争的维护 |
4.2.3 《反垄断法》的反行政垄断理念 |
4.2.4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及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中的相关规定 |
第5章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研判 |
5.1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方案 |
5.1.1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
5.1.2 采购程序制度 |
5.1.3 信息披露制度 |
5.1.4 内部控制制度 |
5.1.5 专家评审制度 |
5.1.6 质疑、投诉与后续执法制度 |
5.2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难点 |
5.2.1 法律适用竞合 |
5.2.2 界定标准掣肘 |
5.2.3 自纠式规制不足 |
5.2.4 责任设置失衡 |
5.2.5 竞争模式局限 |
第6章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完善 |
6.1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价值取向 |
6.1.1 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 |
6.1.2 秩序与调控的工具取向 |
6.2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制度选择 |
6.2.1 国际法层面:以非歧视原则为导向 |
6.2.2 国内法层面:明确法律适用的优先规则 |
6.3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控制式规制模式的改善 |
6.3.1 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介入权 |
6.3.2 实施结果导向型法律标准 |
6.3.3 强化法律责任 |
6.4 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激励式规制模式的构筑 |
6.4.1 增加地方政府采购绩效激励制度 |
6.4.2 给予特殊保护性采购合法性 |
6.4.3 建立集中采购机构竞争机制 |
6.4.4 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
研究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关于政府实施价格政策的效果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D]. 郭向东.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我国信贷供给传导机制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王薇. 吉林大学, 2021(01)
- [3]双碳背景下中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与发展研究[D]. 丁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1(02)
- [4]组合保护政策对双渠道医疗服务供给的影响研究[J]. 杨化龙,杜松华,詹宝强,李展尧,于秀丽. 管理评论, 2021(07)
- [5]新时期制造业资产配置机理的实证研究 ——基于行业特征与企业行为的双重视角[D]. 张子健. 吉林大学, 2021(01)
- [6]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与农户生产行为响应研究[D]. 周杨. 吉林农业大学, 2021
- [7]甘肃省农业补贴政策的内容结构及其演变路径 ——基于2004年-2018年农业补贴政策的文本分析[D]. 闫星燕. 兰州大学, 2021(12)
- [8]交通与城市互动机制下的轨道交通价格优化研究 ——以北京城市轨道交通为例[D]. 白同舟.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9]绿色财税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 ——基于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视角[D]. 乔永璞.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2)
- [10]地方政府采购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D]. 卢岩. 辽宁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