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的一些比较

一、儒家与马克思社会哲学的若干比较（论文文献综述）

张立洋^[1]（2021）在《先秦法家在近现代中国》文中研究说明

张爱丽^[2]（2021）在《鲁洁教育原点哲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时代的精神状况折射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教育也是如此。当下已有一部分教育学人关注教育的精神状况,认识到必须要回到教育的原点上来重新审视教育问题。鲁洁作为我国最早关注教育人学问题的学者之一,其教育人学的核心在于:教育的原点是育人。她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始终绽放着人性的光辉,是一个大写的“人”。顺着“人”这条线,探寻鲁洁对教育中的人的思考,梳理其教育原点哲学思想,对当下的教育现实,唤醒更多的教育工作者的“原点”意识,重回教育本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首先从鲁洁教育原点哲学思想的形成背景入手,对鲁洁的口述史、访谈录等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其思想的形成与其生活经历、时代背景、治学之路息息相关。其次,对鲁洁的教育原点哲学思想的主张进行分析,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其一,育人:教育的原点;其二,关系中的人:教育原点的展开;其三,人的超越与超越的人:教育原点的深化;其四,走向世界历史的人:教育原点的目标愿景。最后,针对以上四点主张,总结这一思想的现代价值意蕴,唤醒迷茫的教育原点,助推教育回归其本真样态,确立新时代下以人为本的教育,最终培养面向世界的新人。鲁洁对“人”的思考贯穿其思想始终,对时代的反思以及对本真教育的追问是其学术的意义所在。梳理鲁洁先生的教育原点哲学思想,以期让当代教育学人铭记教育姓氏和教育原点,并确立以教育原点为全部教育工作的基础和出发点,这也是教育原点哲学研究的教育价值意蕴所在。

王哲^[3]（2021）在《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样态及存在状态,是对其外在形象的描述与内在根据的揭示,是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和本质的统一。形态研究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有着重要而现实的理论和实践根据,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是什么”这一学科基础性、前提性问题的再认与反思,是一个学科“自我发现”的范畴。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既是对学科基础理论中一个重要但被遮蔽领域的探索与开拓,同时该问题也具有元理论性质,涉及到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本质、起源等问题的反思和批判,进而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走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创新和深化产生影响。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形态这一核心问题,论文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概念及其研究必须以一定的理论为基础和遵循。基于词源学方法对中西方语境下“形态”一词基本含义的考察,可知形态不仅是关于对象外在样态的描绘,而且是内部结构与存在状态的表征,是事物现象与本质的统一;借鉴、归纳既有其他学科形态学理论,可知形态学是对对象形态进行系统性、学理性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基于特定视角进行分析性结构考察与综合性历史考察是形态学研究的基本特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形态概念的出场语境和基本含义特别是社会形态理论为研究范例,为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提供了借鉴,即善于把握对象内核本质、分析功能要素与结构表征、注重发展性过程性研究,把握好具体与抽象、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概念界定,并引入视域概念,明确研究者的视域与研究对象的形态呈现具有内在统一性。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具有多维性、层次性、关联性等特征,同时与思想政治教育现象、本质、模式等概念既相互关联而又彼此区分。第二章,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问题的出场语境与研究逻辑。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问题研究的出场语境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丰富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深入研究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逻辑理路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该方法内含从具体到抽象的前提规定,从一个简单的抽象规定性出发,在历史与逻辑的互释生成中使对象“在思维的行程中具体地再现”。基于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理路对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具有过程和维度的双重契合性。这一逻辑理路的具体展开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逻辑架构,包括研究思路与叙述思路两个层面,是对论文结构与体系安排的主张与澄明。理论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是研究的逻辑起点,其依据在于划定研究边界、体现研究对象的基本矛盾和要素方面。第三章,结构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指在特定社会结构中具体教育实践活动的意义上来分解研究和系统解构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总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结构形态包括渗透在其他社会要素或活动中的潜隐形态以及以相对独立面貌呈现的显形态;后者按照由表及里的顺序,可分为要素构成、运作实现、内核本质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直观的现象层面,主要包括人的要素——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物的要素——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等方面;第二层次是要素间相互关联作用即运行层次,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时空场域（主要指具体的微观空间）,目标依据、过程环节等方面;第三层次是深层的内在核心,主张基于社会关系与秩序的建构和维系来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与这三个层次相对应,思想政治教育可划分为构件形态、运作形态、内核形态三种形态。构件形态可从主导性内容、教育方法、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划分;运作形态基于具体的空间环境、不同的目标导向、实现的方式依托、整体的过程环节等角度来区分;本质形态则依据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划分为若干亚形态。第四章,历史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指在宏观历史过程中作为人类社会一般文化现象意义上把握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从本体存在的角度考察其产生发展、过程状态与演进规律。通常来说,阶级社会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基本场域,阶级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属性,思想政治教育阶级形态是主张统治阶级利益与诉求、维系阶级统治的一种思想上层建筑。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视域看,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有其消亡的时刻;与之相应,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建构和维系方式,与阶级社会相适应的阶级形态也只是其宏大过程中的一种形式,由此生发出思想政治教育存在非阶级形态的逻辑推论,主要包括原始社会原发-形成中形态与共产主义社会自觉-本真两大形态,这二者是从存在论角度对阶级形态何以可能与终极走向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在人类社会整体视域观照下,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形态的完整序列呈现出一定的演进规律,主要表现为边界扩展、聚合统一、否定回归等;从更为深层的角度讲,这些规律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熔铸于并伴随人类自我超越自我确证的解放历程,是人自身本质力量的充分彰显和集中体现。第五章,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的问题归依与价值旨趣。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形态问题研究的落脚点与目的所在。就理论本身而言,对该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概念、本质等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实现“思维抽象”向“思维具体”的第一次跃升;从现实指向来看,在“思维具体”的基础上从理论回归现实,对当代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加以考量是思维行程的第二次跃升。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方位及特征,当下我国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处于一种过渡形态,对这种过渡形态的研究分析有助于实现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守正创新。守正创新意味着扬弃,意味着继承、批判与发展,在描述现状、分析问题和原因的基础上,探寻改进方向、谋划策略与方式,从而探索尝试构建出精准思政、日常思政、嵌入-融合思政、“非常态”思政等符合时代特征与发展趋向的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

毛连军^[4]（2020）在《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及其培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社会结构由传统的“熟人”社会转向公共空间不断扩大的“陌生人”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与人之间不友善、不和谐现象也不断出现。人们呼唤友善道德价值,但传统友善观已经不适应时代要求,亟需进行价值重构以建立新型友善关系。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将友善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范畴,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切回应,如何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成为重要课题。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出场正是时代需要和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但“差等之爱”的传统友善观需要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以“博爱”为核心的西方友善观由于其抽象性、虚伪性和超阶级性而必然是“浮于空想”,只能批判超越。为此,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友善的思想中汲取资源,立足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探求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建设,无疑十分必要。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建构的基本思路就是坚持友善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即既要凸显友善作为公共道德普遍性的本质（质）;又不能忽略其作为个体情感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应限定在友善的程度（量）方面。这样,友善既不会沦为抽象道德,也不会沦为伪善;既契合现代公共道德要求,又符合私人情感的内在特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友善作为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规范,是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根基之所在,起到基础性作用和原点意义。具体从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核心要素来看,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包括仁爱、尊重、宽容、互助四个主要方面,从层次和范围来看,包括人际友善、社会友善、国际友善和生态友善四个基本维度。这一友善价值观不是什么别的友善价值观,而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中华民族特色并富有时代性特征的全新友善价值观。当然,这样的友善价值观不是对所有人和所有事无条件的服从和满足,友善交往关系和助人行为应具有合理程度,必须遵循正当性和适当性原则,维护社会共同道德标准和伦理秩序,这是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内在要求。深入把握具体内涵的同时,本论文的中心议题就是要回答“为什么”,即我们为什么要培育这样的友善价值观?我们为什么要对陌生的他人友善?从马克思唯物史观视角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意识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人的道德意识归根到底是社会生活方式的观念再现,进一步而言,人们的生存方式和存在形式决定了人的社会交往方式,因此,人的社会存在是友善交往方式得以存在的依据,而当今中国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性向善的必然趋势。本论文试图通过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交汇和融合,以“关系主义”思维取代“实体主义”思维,建立“真实共同体”,从本体论视角寻找友善的理论依据;以“现实的人”取代“抽象的人”,立足于“人的需要”,从人性论视角寻找友善价值观的理论依据。最后,本论文尝试探索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培育的场域、路径、方法及其机制。原有社会有机体被打破,我们亟需重建社会有机体,特别是要大力充实社会基层生活空间,建构新的“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培育空间,为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的培育提供现实场域和实现路径。同时,为了确保培育落地见效,需努力建构媒体渗透法、文化涵养法、榜样激励法等培育方法和利益激励机制、制度保障机制等培育机制。

闫文娟^[5]（2020）在《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文中认为恩格斯说:“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1）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各种民生问题的突出迫切要求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相关的民本资源,重新评价并结合时代特点发掘新的价值。孟子作为继孔子之后着名的思想家,他的民本思想不仅把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推向了高峰,而且把我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推向了高峰,对后世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深入分析孟子民本思想的形成、主要内容和发展,探究其应对变革的思想资源、凝聚民心的价值体系,对于当代更好地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积极而深刻的意义。本文从唯物史观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和新时代民生问题的突出出发,在寻找唯物史观基本观点和孟子民本思想之间关联的基础上探索重评和发扬孟子民本思想的时代价值。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资源,整合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需要与现代化建设的理念相结合,才会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论文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在分析战国时期经济发展、政治变迁和意识形态领域百家争鸣文化现象的出现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结合孟子之前民本思想的发展和孟子的性善论分析了他的民本思想的形成。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群众观的角度分析了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民贵君轻思想的积极意义在于认识到了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对民贵君轻思想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影响,认识到其中蕴含的朴素民本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的思想有契合之处。接着,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论述了孟子的仁政思想,深刻分析了仁政对于改善民生的具体措施。孟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君权神授的观念,提出治民者的权利表面上来自于天,实质上则来源于人民的寄托。井田制和制民之产的提出,体现了孟子对土地重要性的肯定和认识。推恩在仁政中的应运表达了孟子对统治者的期望和要求。省刑罚和薄税敛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深耕易耨和重教化体现了在保障人民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对民生的改善和对人民整体素质提高的重视。本质上,仁政思想看到了生产发展之于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意义,而且意识到阶级斗争和国家权利的争夺都是通过人民来实现。也就是,仁政思想认识到了改善民生之于社会发展和安定的重要性,但却受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而未能全面实行。然后,论文从实践的角度分析了孟子的王道思想。孟子在区分王霸之辩的过程中表达了对王道思想的认同,王道也成为他对当时理想治国模式的探讨。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道路具有三种社会形态理论,孟子所处的时代显然属于社会发展的第二形态。在这一阶段,王道思想能够就治国模式进行有关社会发展和治国理论的探讨,体现出了他对社会发展的独特洞察。同时,他的王道思想试图构建君民和谐向前发展的理想政治模式。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社会批判精神。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对孟子的民本思想进行批判和继承中,我们发现他的民贵君轻思想肯定了民众在国家存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对民意的表达中表现出了原初的民权观念,蕴含着民主思想的萌芽。但本质上,民贵君轻思想并没有摆脱君本位的封建阶级基础。仁政思想不仅为当时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方案,而且也从社会道德方面提出了教育设想,力图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发展社会生产的基础上,通过提升人民素质来巩固社会稳定。这一思想虽然表现出了朴素的民生观念,却只把民生的改善寄希望于君王自身的觉醒上,并没有认识到人民才是国家权利的真正主体。王道思想一方面提倡君主要向圣王先贤学习以仁义行仁政,通过得民心来治理国家。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君与民之间存在的阶级矛盾,主张在解决民生问题的基础上通过教民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防止社会危机的产生。然而,王道思想在具体的实施中并没有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也没有相应的制度、法律的保障,因而表现出了空想的重民主张。近现代以来,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对孟子民本思想的汲取,再到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主人翁地位的深刻体现、群众路线的深入以及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实践,这些思想中对孟子民本思想的关注部分都体现了这一思想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能动作用。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对待我国的传统文化应当积极探索其中的正面因素,同时也要尽量避免其消极因素,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弃之。通过对孟子生活的时代和新时代社会背景的分析,我们发现孟子民本思想中的民贵君轻思想认识到了人民的重要性,体现出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对于我国当下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有着积极的意义。仁政思想中对民生改善的具体措施对于当下我国提倡的精准扶贫、科教兴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孟子对王道思想的肯定对于尊贤使能、廉政爱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以及国际关系的处理有着启发作用。同时,在重评孟子民本思想的过程中,我们也更加深刻地领悟到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重要性和其中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张津梁^[6]（2020）在《从“中和位育”到“明伦” ——潘光旦儒家自我主义的现代建构》文中研究说明关于“差序格局”和“自我主义”的争论,就是儒家自我去向的问题。为了回应这一问题,从近代思想史中古今中西之争出发,考究儒家自我去向,在近代思想争鸣中儒家自我日趋扑朔迷离。同时,儒家自我去向也是社会学领域关注的命题,潘光旦融合优生学、人类学、社会学、儒家思想传统等,系统检视中西方各种思潮之流弊,建构了“儒家自我主义”的思想体系。他将儒家思想中的两个概念“中和位育”和“明伦”,放置在现代西方诸种思潮中去反思和检视,从儒家“贯通”角度给出了儒家自我的现代去向,即通过“明伦”来达至“中和位育”。本研究首先考察近现代思想史中的三种思潮: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社会改良派和马克思主义,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分别以“启蒙”和“救亡”为关怀点,塑造了近现代中国独特的思想及政治生态。个人主义不断解构“家庭主义”,试图重塑中国人的“自我观”;民族主义者以国家政权制度建设来拥抱“国民”;社会改良派和马克思主义者把乡村建设、平民教育和社会革命纳入到中国社会再造中。三种思潮焦点都集中于儒家自我的去向,正是在三种思潮争鸣中潘光旦重新诠释了儒家“中和位育”的思想。他将优生学和演化论与儒家“中庸之道”相结合,给出了儒家自我的最终目标——“中和位育”。在“中和位育”的感召下,潘光旦融合了儒家思想的四个维度（人文思想）和五个“古今中西学派”,在儒家“通天地人”基础上实现了“中和位育”的新汇通——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并不是儒家自我主义的归宿,潘光旦以儒家修身工夫为考察对象,从“明伦”的角度给出了儒家自我回归的方法。

刘倩^[7]（2020）在《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探析》文中指出上世纪70年代末,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两场轰轰烈烈的解放运动,一场是思想领域的解放,即从当时封闭、僵化的思想桎梏中脱离出来,重新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另一场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即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笔者以为,由邓小平领导的这两场改革和运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意义与影响。首先,在“人事实上应当如何生活”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忧患意识的感召下,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重大历史转折,拉开了中国现代性发育的大幕,从此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次,思想解放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与环境,为我国经济改革与现代化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更重要在于,其与这场经济改革之间形成了一股特殊的张力,指出了人的文化、人的思想与人的价值的建设问题的迫切性。这一点,与中国着名思想家唐君毅于上世纪70年代所发出的,通过对人文思想的重建反哺政治经济的呼唤一脉相承。因此,在这一历史转折所引发的中国现代性发育和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研究与探析,在以下双重维度上彰显了其存在的重要价值与意义:一是从反思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至今所显示的特点和历史质料的存在,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整个世界历史发展中所具有的不间断的历史进步性这两个方面,对马尔库塞的精神财富进行重新考察与评估;二是不仅仅依赖于文化哲学批判的单一视角,而是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批判逻辑的高度对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进行评价,借鉴其所反映的“人文精神之沦丧”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为我国的现代性发展提供更好的理论资源与研究问题,从而实现真正的“人文主义之政治经济”。围绕“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马克思思想遗产的轴心原则,本文旨在系统性地探析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主要通过以下六个部分进行阐述。导论部分揭示了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预设。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马尔库塞的理论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比如将其归结为一种由卢卡奇等人开辟的文化批判,一种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支配原则的压抑性批判,以及一种反思技术文明的生产性破坏的技术理性批判等等。本文认为,虽然这些批判有其各自的阐释特点,但并没有全面地、深刻地把握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要义,也即没有揭示其与马克思理论的内在本质之间的关联,这一关联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本文认为,一方面,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以下三个方面延续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首先,它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相统一的哲学道统;其次,它一脉相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市民社会——国家”的批判逻辑;再次,作为一种针对社会各界面的总体性批判,它深刻反映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具有的社会复杂系统的批判功能。另一方面,在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中轴坐标的前提下,对社会历史重大思潮的高度敏感又使得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发展出与前者截然不同的鲜明特征,包括哲学追问的主题和话语的不同,批判逻辑的路径不同,对异化问题的理解不同,对阶级分析的读解不同,以及所借助的批判工具不同。导论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本质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主题的当下延续和问题域的不同转换。第一章梳理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动因。他一生经历了20世纪许多重大社会事件,其理论思想的生发与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俄国和德国革命的时代背景,促使马尔库塞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发生兴趣,试图为无产阶级革命在革命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之际却没能取得真正胜利的问题寻找理论上的解释。这一时期,马尔库塞的三篇重要论文《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论稿》、《具体哲学》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基础》,显示了他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底板,融合当代各种理论思潮,阐释人类生存境遇的最初尝试。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特殊历史现实使马尔库塞对法西斯主义的起源做了深入剖析。他认为极权主义是适应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产物,为抵御资本主义内在危机以及对该危机的各种反抗与革命提供了保障。通过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他呼唤着一种不同于传统理论的社会批判理论,它以唯物史观和辩证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宗旨,强调对现存秩序的彻底的批判、否定与超越。最后,战后资本主义社会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进入到“后工业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换方式与审美方式等方面的剧烈变化带来了资本与精神对立的新形式,从暴力冲突转向了对心理能量的压抑,引导马尔库塞转向了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研究,试图通过对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理论的融合探寻这一阶段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新特征。第二章阐释了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第一个层次,即对经济界面的本质抽象。针对后工业社会全新的历史世俗基础,马尔库塞以经济现实为切入点,对纷繁杂芜的经济现象的新趋势和新发展进行了深刻剖析,并由此抽象出三个本质特征:1、消费社会。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社会的剧变之一,乃是马克思时代的生产与消费的辩证统一关系转变成了消费对生产的牵引和驱动。消费成为一种主导的社会存在方式,其心理学逻辑预设从“内心世界的禁欲主义”变成了力比多释放的函数,消费异化的秘密则在于“虚假需要”对真实需要的替代。2、高度垄断的资本及其技术化趋势。消费之所以成为经济本体的重要范畴,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来自于高度垄断以及高度技术化资本构成的本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到高度发达阶段。作为这一转折的结果,垄断资本的运行方式相应发生改变,一方面是从帝国主义时期的海外殖民地转变为跨国公司,另一方面诞生了高端技术资本,即形成了以资本逻辑为驱动的技术逻辑,它通过建立起一套高度理性与权宜的生活系统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支配与操纵。3、剩余价值的新模式。马尔库塞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垄断及其高度技术化的资本逻辑的运行下,马克思意义上的剩余价值已经转变为“剩余意识”。它体现了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所导致的资本扩大化的剥削问题,表明剥削不仅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而是遍及其他一切领域的空间,深刻显示出人类解放所面临的新障碍与新困难。第三章探讨了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第二个层次:政治形式的新变化。马尔库塞对后工业社会经济界面新趋势的分析不单单反映了其经济领域的本质特征,更同时显示了政治领域的新变化,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从经济利益向政治利益的嬗变。第一个政治新形式是利益高度集中、权力高度垄断。资本逻辑的政治权力借助消费意识形态进行政治思想灌输与社会潜意识操控,通过技术理性、资本逻辑与政治理性的共谋构建起一种新“极权主义”。面对这一新的“意义之网”,剩余意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运动表现出二律背反的矛盾本质:一方面,它为发达工业文明维系其自身的剥削与控制的机制提供动力,另一方面,这种动力同时又对一种新“革命主体”的萌芽起到了催化作用。第二个政治新形式是革命概念的新内涵。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对立面一体化的背景下,马克思的革命概念的涵义从贫困和匮乏的暴力革命转变为由丰裕社会和过剩体制所导致的危机,由此终结了马克思主义对乌托邦的禁忌,革命变成如何在重构技术的前提下建立一个与现存完全不同质的非压抑性社会。第三个政治新形式是新“革命主体”。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物化趋势日渐加剧,传统的革命主体正在淡去,因而只有对现存秩序的彻底“大拒绝”,才能够为新的“革命主体”的孕育提供生长空间。马尔库塞认为,新“革命主体”就是那些在资本主义一体化趋势中艰难地生存着的边缘团体与少数派,他们本身的存在就意味着一种人类自治的新形式的可能。第四章揭示了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最后一个层次:物质丰裕与精神匮乏,展现了从经济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哲学批判的内在逻辑联系。其哲学追问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单向度的人”与单向度社会。马尔库塞认为,当代富裕社会的内在本质是一个矛盾冲突高度累积的社会,物质充裕带来的享乐与满足同时隐含着形形色色的痛苦与匮乏。这是因为人被裹挟进彻底由物欲宰制的单维界面,而精神向度的需要被压抑和剥夺了。对这一重大现实遭遇所带来的人类命运的深层忧虑与关怀,成为贯穿马尔库塞毕生研究的宏大主题。第二,“爱欲与文明”。对晚期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与单向度社会的本质的揭示,提出了人类如何实现真正的自由与解放的问题。马尔库塞认为,现实的革命问题不再体现为暴力的革命冲突与阶级斗争,而是显现为种种心理层面与文化维度的矛盾与冲突。所以,自由和解放首先意味着需要释放和升华由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压抑的心理能量,也即呼唤爱欲与文明在新时代的辩证统一。由此才能够塑造一种“新类型的人”,追求一种“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更加理想的社会形态。第三,审美救赎。马尔库塞晚年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美学境界,特别强调对美学意义上的哲学升华及其价值的完整追求。但他的美学具有比单纯的审美艺术更深层的内涵,即将整个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哲学升华的一种质料进行艺术加工,从而使其焕发出新的人性的光辉,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最高意境的显现。第五章主要分为两部分内容,一是评价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作用与意义,另一个是试图分析其所存在的不足与缺憾。本文认为,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值得肯定的地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向20世纪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过渡的标志性人物之一,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为这一过渡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第二,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有着强烈的“追求行动哲学”的特征,始终以追求人类自由与解放的全面复归为旨向,密切关注当代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的发展,具有强烈的精神意向性。第三,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拓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研究视域,为中国的现代性发育与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与思考的理论资源与理论启示。同时,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资本与精神的关系的分析缺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系统性与深刻性,二是仅仅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危机与冲突的特征,但未能深入把握资本在当代对人的精神“再次异化”的实质。所以,对他的精神遗产需要批判性地继承。总之,通过探析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本研究主要解决了以下三个重大问题:一是丰富了现有的马尔库塞学术研究成果,为填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考察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一空白做出有限的尝试。同时,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轴心重释马尔库塞的理论思想,开创了马尔库塞理论研究的新路径与新内容,扩展了国内学术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视域。二是通过将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理论置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中查审,补充与完善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史研究的学术链条,为其后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素材。三是对一直以来伴随中国现代性进程不断发展变化的重要问题,即如何平衡物质利益的解放与感性精神的需求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积极探索,从而为中国下一步的现代性发育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与理论问题。

董波^[8]（2020）在《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选题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视角,试图以艾思奇哲学思想为切片,去观察唯物辩证法论战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时代变迁。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同时期经历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论战（方克立先生语）。唯物辩证法论战是对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总结,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唯物辩证法论战研究,也有利于进一步深化艾思奇早期哲学思想研究,也有利于应对新时代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挑战。当前一股新的反唯物辩证法的浪潮袭来,公开挑战辩证法,不仅仅限于学术争鸣,而且渗透到网民大众之中。新挑战的特点是新平台、新话语、新包装。国内反对势力用互联网上的隐蔽身份作掩护,对唯物辩证法展开了新的更加恶毒的攻击,他们“戏侃马克思”、虚无辩证法、贬低辩证法、恶搞辩证法,在大众中传播唯物辩证法有害论、无用论。面对挑战,我们应当从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获取力量和智慧,以新大众化策略反击妖魔化唯物辩证法,在青年中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国内外学者对唯物辩证法论战的关注和研究并不丰富,在一些基础性问题或关键性问题上还颇有争议。本选题旨在通过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中的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以论战中的艾思奇为纵线,以相关论题为横线,以若干理论问题为暗线展开论述。本课题主要采取了文献研究方法、比较与归纳方法、分析与综合方法、系统研究方法等。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其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混乱不堪,思想界分化严重,对马克思主义能否救中国的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其二,苏联的哲学论战在外部对中国唯物辩证法论战产生影响。艾思奇参与论战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哲学论战的准备阶段（1933.5-1936.1）,第二阶段是通俗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6.1-1937.10）,第三阶段是中国化、现实化运动中的哲学论战（1937.10-1943.8）。本选题从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在世界观方面,艾思奇通过反对迷信、反对庸俗的唯物论、反对观念论、反对“哲学消灭论”和“心物综合论”、反对机械的唯物论、反对黑格尔的观念论等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通过真理问题的辩论、与直观主义论战、对意志自由问题的探讨、反对实用主义、反对经验主义和通俗化劳动观、反对凭头脑里的空理论下判断,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方法论方面,艾思奇通过批判一面化孤立化观点、批判取消论循环论和一盘散沙论、批判叶青关于“静”的逻辑,在论战中强调了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观点;通过论战澄清内外因的辩证关系、澄清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批判折衷主义、批判只抓表面的方法,辨清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环节;通过论战澄清对立统一律、否定之否定律和质量互变律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值得一提的是,艾思奇与叶青关于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形式论理学）关系的论战给我们一些启示,包括要善于综合运用辩证思维方法,要认清叶青用形式逻辑取消唯物辩证法的实质,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辩证法唯物论。而在看待艾思奇不给形式逻辑留地盘的问题上,我们应当以“部分的错误”或小错看待之,它是可以改正的而且已经被艾思奇自己改正了;还要认识到,艾思奇将形式论理学视为形而上学和非科学,的确是论战期间的立场使然,他在不同程度还是肯定了和使用了形式逻辑的,不然,他不可能在1950年公开承认关于形式逻辑的两点错误。在历史观方面,艾思奇通过驳斥分割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唯武器论”、批判“国情论”、批判“一盘散沙论”、批判生物学主义与调和论、批判汉奸投降理论调和论、反对空讲大众化、揭露叶青的汉奸嘴脸、驳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冲突的观点、批判“例证主义”等理论斗争传播了革命思想,坚定了抗战意志;通过批判“群众被利用说”和“盲目服从论”的英雄崇拜主义、运用阶级分析法批判胡适等的忍让主义、反对从理想口号出发、坚持理论宣传中的大众路线,批判了英雄史观,坚持大众路线;通过反驳张东荪的“未来不可测”论、批判马达救国论科学救国论、批判社会不变论和历史循环论、在论战中总结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批判欲望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唯心史观、理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原理,理清了社会历史发展基本规律,使唯物史观在论战中革命化。《大众哲学》等是艾思奇在论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三化理论成果。《矛盾论》《实践论》等是毛泽东的对论战的阶段性总结,毛泽东与艾思奇的哲学交往积极影响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个“艾本”哲学教科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立的标志,初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众化。

邵琪^[9]（2019）在《智慧教育史论》文中指出智慧教育是人的教育的根本存在方式。首先,自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以来,旨在培养知识人的知识教育大行其道。但知识与知识教育远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尤其是关涉价值判断、伦理道德与意义建构等方面的问题,因此需要智慧教育。其次,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使人类拥有更多闲暇,但同时也会加剧人的异化与片面发展,因此呼唤智慧教育。再次,智慧具有本体论价值,智慧教育可以使人成就智慧人生、走向美好生活。因此,教育要从培养知识人转向培养智慧人,要超越知识教育追求智慧教育。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理论是本研究重要的理论基础。智慧伴随着人类实践的诞生而诞生、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科技发明、制度变革、文化创新等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因此,智慧和智慧教育都是具有历时性的概念。智慧教育随着人类智慧的发展而发展,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样态与阶段特征。根据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智慧是人基于个体的需要,在自然、社会和人本身三个领域内达到真、善、美相统一的实践活动。智慧教育是指教育者从人的需要出发,通过启迪与影响受教育者,使其能够在自然、社会和人本身三个领域中求真、求善、求美,从而培养人的智慧,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践活动。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通过深入考察与分析古代学校、家庭和社会中智慧教育的诸多典型案例,归纳出古代的智慧教育更加关注人的道德修养、人文情怀,强调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从深层根源上讲,这是由于传统小农经济制约下的匮乏经济、官僚政体下的专制政治统治以及儒家文化主导下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造成的。古代的智慧教育充满了浓郁的人文精神,但在实践中也面临着道德要求过于理想化、压抑人的个性自由与创造性的问题。同理,通过深入考察与分析近现代学校、家庭和社会中智慧教育的诸多典型案例,归纳出近现代的智慧教育更加关注国计民生、富民强国,注重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从深层根源上讲,这是由于近现代商品经济体制下经济的蓬勃发展、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以及以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为中心的多元文化造成的。近现代的智慧教育倡导科学精神,但也应该避免走向标准化、机械化和极端功利主义的极端化倾向。展望未来,在对马克思主义否定之否定规律和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理论的认识的基础之上,本研究提出,未来的智慧教育将走向引导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和谐发展的智慧教育,即和谐的智慧教育。和谐的智慧教育既要培养人的实践技能与生存能力,又要致力于人的精神成长与境界提升,既强调人生的物质性与现实性,又重视生命的精神性与价值性,既要满足与丰富人的物质需要,又要满足与提升人的精神需要,从而使人在天地间更好地安身立命,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现。总之,古代的智慧教育关注人的道德修养、人文情怀,强调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近现代的智慧教育更加关心国计民生、富民强国,注重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未来将走向引导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和谐共生的智慧教育,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智慧教育发展的历史规律与演变逻辑。

郭友兵^[10]（2019）在《黑格尔自由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由是人类的永恒理想与普遍追求,黑格尔关于自由的思考构成人类自由理论的重要一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体系性质与文本特征,国内外学界关于黑格尔自由思想的大量研究一方面具有多领域、多进路等优点,另一方面存在离散性、片面性等缺点,对黑格尔自由思想进行一种系统全面又准确彻底地理解诠释显得尤为必要。为此,本研究旨在基于黑格尔之哲学观以及文本诠释、形上分析、“经验”还原等方法,对黑格尔自由思想本身做出一种有据可循的系统性诠释。首先,直面“自由是什么”的问题,研究发现黑格尔的自由具有如下形上规定。其一,“在他物中即在自身中”的思辨定义构成黑格尔自由的基本公式。它表明自由本质上是一种“他我关系”,“他物”“自身”构成自由的两大前提,“在他物中即在自身中”构成自由的关键要义,其反面则是无自由或不自由。其二,“在他物中即在自身中”具有自我实现、相互承认、主客统一、“主体-实体”等四种主要实现模型。这四种模型相应地构成黑格尔自由思想之本体论、伦理学、认识论、存在论四种主要诠释进路。其三,自由具有具体性、必然性、无限性以及统一、和解等特性,且作为他我关系的合理解决构成价值本身及最高价值。然而,黑格尔所言自由的主体是精神,其自由主要指精神自由,因此,如何理解精神构成理解黑格尔自由的枢纽,对黑格尔自由思想的具体诠释必须深入考察其精神理论。考察发现,黑格尔具有一种成熟而复杂的精神理论,精神构成黑格尔哲学的标识并存在多种解读面向,精神自由的核心要义则在于人类自由。文本显示,精神具有“知自己本身的现实的理念”之一大定义、“观念性”与“显示”之两大规定性、“运动”“统一”“自由”以及“非自然”“理性”等多种特性,本身代指“思维-概念-理念-精神”之内在逻辑经验与“存在-定在-理念-精神”之外在历史现象相统一的“事情本身”的存在过程。同时,这一过程在形式上展现为“圆圈”之往复进展的结构,在内容上体现为“观念性-显示”或“思维-意志”之一体两面的结构,在本质上呈现为“观念性-显示-事情本身”或“思维-意志-理性”之“知-行-在”的三位一体结构。由此可见,黑格尔的精神具有认识论内涵与本体论内涵相统一、一般精神与作为人的精神相统一的基本内涵,而且,精神的本体论内涵以认识论内涵为基础、一般精神以作为人的精神为模型,因此,黑格尔的精神主要指人类,其精神自由义在人类自由。根据精神“知-行-在”的本质结构,黑格尔精神理论包含一个以“思维自由”“意志自由”“理性自由”为基本主题、以《小逻辑》《法哲学原理》《历史哲学》为主要文本、以“理论理念”“实践理念”“历史实存”为重要形态的自由理论体系。根据黑格尔的哲学观,黑格尔哲学本质上是一个思维与对象、内在与外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关于事情本身的“解释-规范”体系,“精神自由”一方面构成黑格尔解释世界的根本性概念,另一方面同时具有旨在人类自由的规范性内涵。本研究在此两大前提下详细诠释黑格尔自由思想的具体内容。第一,“思维”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具有“知”“普遍性”“辩证性”“真理性”“自由”等特性。“思维自由”是逻辑学的重要主题,《小逻辑》思辨地揭示了思维自由的具体道路,本身包含“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三大环节。思维象征着“思维着的人”,思维自由具有相应的规范性内涵。一方面,它蕴含着有关“如何思考”的思维方法的规定,具体为“‘概念’地思考”,亦即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重要来源的黑格尔之“概念思辨法”,包含五大原则:矛盾的原则、发展的原则、具体的原则、历史的原则、总体的原则。另一方面,它蕴含着“成为一个人”的“主体性自由”的规定,主要为“超越自然性”“扬弃分裂性”“遵循总体性”。第二,“意志”是法哲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具有“行”“能动性”“层次性”“客观性”“自由”等特性。“意志自由”是法哲学的根本主题,《法哲学原理》理性地构筑了意志自由的具体道路,本身包含“抽象法”“道德”“伦理”三大环节。意志代指着“行动着的人”,意志自由包含重要的规范性内涵。一方面,它蕴含着有关“如何行动”的行为原则的规定,具体为“‘伦理’地行动”,人与物、人与自身、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人与国家构成黑格尔的“五伦”,法哲学系统理性地阐述了五伦的具体规定。另一方面,它蕴含着“与他物共存”的“实体性自由”的规定,主要为“追求‘实体性’事业”“超越原子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三,“理性”是历史哲学的灵魂,本身具有“在”“实存性”“阶段性”“具体性”“自由”等本性。“理性自由”是历史哲学的重要命题,《历史哲学》大致地描绘了理性自由的实现历程,本身包含“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尔曼世界”等阶段。理性意味着“存在着的人”,理性自由包含着对应的规范性内涵。一方面,它蕴含着有关“如何存在”的存在方式的规定,具体为“‘精神’地存在”,其以“自由”为根本目的、以“知”“行”为内外道路、以“理性”为基本原则、以“调和”为重要方法。另一方面,它意味着具有质、量、度之具体规定的“实存的自由”,并具有如下启示:“自由是人类存在的永恒理想”,“实存的自由永远是具体特殊的”,“‘思辨逻辑’构成自由实现的实践智慧”。总之,以“知-行-在”为本质结构的精神表明人是“有思维”“有意志”的“历史性”的存在者,黑格尔的精神自由理论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系统而独特的人类自由理论,而黑格尔自由思想本身则构成一种重要的自由理论范式。

二、儒家与马克思社会哲学的若干比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儒家与马克思社会哲学的若干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2）鲁洁教育原点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及其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6）从“中和位育”到“明伦” ——潘光旦儒家自我主义的现代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7）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8）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智慧教育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10）黑格尔自由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儒家与马克思社会哲学的若干比较（论文参考文献）

• [1]先秦法家在近现代中国[D]. 张立洋.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2]鲁洁教育原点哲学思想研究[D]. 张爱丽. 贵州师范大学, 2021(11)
• [3]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D]. 王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社会主义友善价值观及其培育研究[D]. 毛连军. 东南大学, 2020(02)
• [5]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孟子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D]. 闫文娟.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6]从“中和位育”到“明伦” ——潘光旦儒家自我主义的现代建构[D]. 张津梁.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0(06)
• [7]马尔库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探析[D]. 刘倩.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5)
• [8]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D]. 董波.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9]智慧教育史论[D]. 邵琪. 浙江大学, 2019(04)
• [10]黑格尔自由思想研究[D]. 郭友兵. 东南大学, 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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