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拟定核心任务

一、欧盟新主席国拟定核心工作（论文文献综述）

郑执浩,宋伟^[1]（2022）在《中小型国家缘何突出：预期收益、制度特征与环印度洋联盟的组织变迁》文中指出目前全球主要的区域合作组织或机制普遍以大国主导为核心,大国的发起、参与及调适是组织发展驱动力的主要来源,中小型国家的参与普遍被认为是"搭便车"行为。环印度洋联盟作为印度洋区域的重要合作组织,组织内中小型国家的突出表现蕴含着特殊的驱动因素和内在逻辑。以南非、毛里求斯、阿曼三国为代表的中小型国家在联盟中发挥了显着作用,体现在组织发源成立阶段和发展阶段中的倡导呼吁、议题设定和机制变迁等方面。预期收益和制度特征导致的组织内部空间相对宽松是这三个国家能够扮演突出角色的重要原因。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在环印度洋地区的国际参与,以助力国际话语权提升。

徐博,仲芮^[2]（2022）在《俄罗斯实用主义气候政策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气候变化议题在今天的全球治理中居于核心地位。俄罗斯的气候政策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合作的开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气候实用主义"是当前俄罗斯气候政策选择的核心。本文分析了近年来俄罗斯"气候实用主义"的内涵特征、政策特点、选择动因以及造成的影响。本文指出价值观、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是决定俄罗斯实用主义气候政策选择的三个关键变量。这些变量通过观念、利益和身份的路径影响了俄罗斯气候政策的理念框架、国内偏好以及国际合作参与。对于气候变化起源的"怀疑论"、对碳氢能源企业的重点保护,通过气候政策对内增强治理合法性,吸引投资和技术以缓解美欧制裁是当前俄政府实用主义气候政策的突出特点。俄罗斯的这种气候政策为国际气候变化合作的加强提供了新动力,也为中俄区域合作开辟了新领域。但却难以弥合俄罗斯与美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也不会对俄罗斯依赖能源经济的发展模式造成实质影响。

屠新泉,刘颖^[3]（2021）在《继续为多边贸易体制贡献中国力量》文中提出入世20年来,中国切实履行入世承诺,逐步从多边贸易体系的学习者、参与者成长为关键角色。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多边贸易体系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发展,中国独特的经济体制与结构,为WTO以及多边贸易体系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注入持久动能,为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多边贸易体系作出积极贡献。当前,经济全球化迈向新阶段,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而WTO本身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中国作为推动WTO改革进程、权力结构调整和利益分配的关键力量,在坚定自身立场的同时,应及时顺应全球化变化,积极响应多边贸易治理新需求,为WTO改革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推动多边贸易体系行稳致远。

王会花^[4]（2020）在《欧盟多年度财政框架谈判中的维谢格拉德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次区域合作是国际区域治理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本文将欧盟内的维谢格拉德集团作为考察对象,研究次区域与所在元区域的互动关系,以欧盟"2014～2020多年度财政框架"谈判作为切入点,对维谢格拉德集团如何发挥网络化、多层次的次区域机制的灵活性优势,融入欧盟制度政策框架,策略性地持续介入到谈判过程进行梳理。研究认为,维谢格拉德次区域合作在谈判的不同阶段动态调整介入策略,推动共同利益诉求的达成,对最终谈判方案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作用。维谢格拉德次区域合作的主体性以及它在区域内外的影响力也得到进一步加强。维谢格拉德集团与欧盟的互动关系正在开启中小国家介入区域事务的一种新模式。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尤其是"16+1"合作的过程中应注重加强对这种合作模式的深入研究。

赵健哲^[5]（2020）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下的差异性一体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差异性一体化是一系列经欧盟条约规范所认可的,针对成员国合作权利与义务的差异化安排。随着欧盟成员的增加与共同政策的拓展,欧盟各主要政策领域内均出现了差异性一体化的表现。基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特殊性,本文聚焦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下的差异性一体化现象,试图通过分析该领域差异性一体化具体措施的提出与实践过程,以了解该领域差异性一体化的现状、形成过程及影响,并判断该领域的差异性一体化是否具有特殊性。本文认为,欧盟差异性一体化的形成逻辑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基本成型。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的差异性一体化现象,是该逻辑被迁移至欧盟新兴政策领域的表现。由于,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合作性质与合作基础有别于该逻辑产生时的共同体合作性质与合作基础;因此,本文认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差异性一体化可能在三个方面显示出与既有差异性一体化的不同:第一,差异性一体化的根本原因主要为成员间合作意愿差异;第二,差异性一体化的决策较少受共同体因素的影响;第三,差异性一体化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且难以判断二者之间的强弱程度。通过分析例外选择权、建设性弃权以及永久结构性合作这三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差异性一体化的具体表现,本文发现,例外选择权,作为欧盟在该领域内最早提出的差异性一体化措施,它的提出与应用过程与上述逻辑推论基本相符。在此后的建设性弃权实践中,虽然塞浦路斯启用该措施的动因与逻辑推论一致,但该国的决策过程受其欧盟成员身份的影响明显,并且此措施的启用对于欧盟共同政策的积极意义略高于负面影响。而在最新出现的永久结构性合作中,该措施与逻辑推论的三个特点之间均存在较大的区别:永久结构性合作的启用动因混合着宏观层面的合作能力差异与微观层面的合作意愿差异;它的决策过程与欧盟成员国对于共同防务政策的整体性合作意愿提升关系密切;该合作实施后对于欧盟防务合作的促进作用远高于此前两类差异性一体化措施。上述发展演变过程表现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差异性一体化的两个发展趋势:第一,随着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该领域差异性一体化决策过程受共同体与共同政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第二,随着差异性一体化的发展,差异性一体化措施的促进一体化作用越来越强。受此影响,差异性一体化在未来有望成为欧盟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的一种长期性建设方式。但是,由于差异性一体化应对成员间异质性矛盾的方式是适应矛盾而非解决矛盾,因此,欧盟及其成员国在未来仍需谨慎使用该措施,并注重防范差异性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分化合作的潜在风险。

王会花^[6]（2019）在《维谢格拉德集团与欧盟互动策略框架研究 ——基于次区域合作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次区域介于国家和区域之间,是区域研究中一个经常被忽视的研究层次。本研究把欧盟内的次区域力量——维谢格拉德集团（V4）作为研究对象,从次区域合作的视角以历史演进和案例研究的方法考察V4与欧盟的互动环境、互动过程及互动成效,旨在探究次区域如何策略性地运用合作机制参与或影响区域合作与区域治理的进程。V4由位于中东欧地区的四个欧盟中小国家组成,它们之间的合作以地缘关系为联系纽带,以议题合作为导向,以全方位的协商会议为主要运行模式,以在欧盟区域框架内和国际舞台上谋求共同利益为主要合作目标。这一次区域合作机制的运行模式主要包含一个网络化的内部对话磋商机制、一个“V4+”拓展性对外合作形式以及轮值主席国制度、国际维谢格拉德基金两个支撑性保障机制。V4合作机制在运行中体现出内外两对主要特征:一是合作机制的内部是一个松散耦合的互动结构,形式上虽然较为松散,但在政府和民间各个层面都能找到对接的点;二是在合作机制外部,V4在与欧盟的互动中体现出相互黏连的独立性与依赖性。这两个特征决定了V4与欧盟的互动模式必然遵循利益共容性、欧盟规则前提以及灵活性三个基本原则。时间上的阶段性演进以及空间上的拓展与深化构成了V4与欧盟互动关系的结构定位。为了更为直观地展现两者互动的过程,本研究考察了V4加入申根区和参与“多年度财政框架”谈判两个典型案例,并深入探索了互动的过程、因果关系以及背后的逻辑。基于互动结构、互动过程和互动案例的分析,本研究归纳并搭建起由互动策略目标体系、互动能力结构体系和互动内容体系三个部分构成的V4与欧盟互动的基本策略框架。策略目标体系为为V4明确与欧盟开展互动的方向,内外强化的能力体系为双方交互提供动力机制,制度—领域双层互动的内容体系保障互动实践的有效实施。综上,本研究认为,次区域合作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必然产物,是区域内中小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现实选择,有其存在的理论上的合理性,并具备一定的解释力,但也存在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次区域合作的理论和实践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

马晓云^[7]（2017）在《从“疑欧”到“脱欧”：英国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疑欧主义”是英国对欧洲一体化政策最重要的特征。2016年6月,英国全民公投决定“脱欧”震惊世界。英国外交讲究实用主义,从“疑欧”到“脱欧”,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遵循的逻辑是:首先、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冲击下,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以及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降低了英国加强与欧洲关系的压力,促使它去寻求新的国际介入。其次、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主要涵盖三个方面:在防务领域,英国曾主导欧盟防务一体化的建设,然而英国的基本原则是把它视为是北约的补充,加之该政策机制自身的缺陷,成员国对防务能力承诺的投入不足,以及成员国建设观念之间的分歧,使英国的立场发生动摇。卡梅伦政府对欧盟集体防务的主导性战略是脱离介入。鉴于英国在欧洲防务中举足轻重的地位,防务在“脱欧”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在经济领域,英国国内对欧盟成员国地位成本与收益的评估,存在激烈的争论。尤其是近年来,欧盟在英国贸易份额中比例的下降,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地位的上升,同时,成员国地位阻碍了英国与欧盟之外国家和地区签订更自由的协定,使得这一争论更加突出。卡梅伦政府迫切需要削减财政赤字、恢复经济增长。然而,欧债危机大大降低了英国对欧出口,加剧了英国银行业对欧投资的风险,尤其是危机突显的欧元区国家国际竞争力的缺乏削弱了英国人对一体化的功利性支持,助长了英国国内“疑欧主义”情绪的发展,迫使卡梅伦对欧盟采取强硬的立场,使英欧分歧公开化。支持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谈判是卡梅伦政府对欧经济政策的一大亮点。然而,TTIP通过“贸易转移”效应造成英欧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下降,进一步增强了其对欧盟的离心力。在政治领域,英国一贯反对向欧盟超国家组织让渡主权,反对欧盟朝联邦制方向发展。卡梅伦政府强烈反对欧盟为应对危机而加强政治一体化的努力。欧盟向财政一体化方向的发展与英国参与一体化的宗旨背道而驰,尤其是欧盟新签订的“财政契约”使欧盟内的权力从“法德轴心”向“德法轴心”转变,英国陷入孤立,坚定了它寻求调整英欧关系的决心。另外,由于欧盟拒绝给予伦敦金融城以特别保护,若英国继续留在欧盟,将必须接受欧盟不断趋紧的监管规则,例如:建立银行业联盟、征收金融交易税等,威胁其金融业的利益,使它不得不考虑退出欧盟。重要的是,卡梅伦否决欧盟修约并未缓解国内要求就欧盟成员国地位举行全民公投的政治压力。否决欧盟修约成为英欧关系的分水岭。综合经济、政治两方面因素考量,欧债危机无疑是英国“脱欧”的导火索,其中经济因素是基础性动因,而政治因素是重要的纽带。再次、基于对欧洲政策困境的认知,卡梅伦宣布将重新谈判英欧关系并举行“留/脱欧”全民公投。作为情势施动者,卡梅伦改变对欧政策传统旨在调和党内、党外和民众的诉求,缓和国内矛盾,稳固保守党的执政地位;同时,把“脱欧”作为筹码,迫使欧盟在英欧谈判中做出让步。随着英欧矛盾与分歧的进一步扩大,移民问题逐渐成为双方冲突的焦点。2016年2月,英欧重新谈判达成协议,欧盟对英国做出一定的让步。在此期间,欧洲的难民危机加剧了民众疑欧主义情绪和分离主义倾向,尤其是难民危机引发的恐怖主义威胁激起英国国内民粹主义思潮的爆发成为民众选择“脱欧”的重要推动力。最后、卡梅伦政府的政策目标是“留欧”,然而,“脱欧”这一结果反映出政治精英阶层战略上的短视及其对国民情绪的误判,突显了在社会纬度,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浪潮在普通民众与精英阶层之间形成的鸿沟,公投“脱欧”实际上是普通民众对精英阶层的政治反叛。从英国对欧政策的传统、历史、观念和情感等角度来看,英国“脱欧”是可以理解的;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英国“脱欧”的目的不是要抛开欧盟,而是要重新调整英国与欧盟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它是英国外交讲究实用主义的再次体现。从中、短期来看,“脱欧”这一政策后果带来的是巨大的不确定性,必将对英国自身、欧盟、欧洲一体化理论与实践乃至全球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长远来讲,目前还难以对“脱欧”的利弊做出进一步的评判。至于英欧关系的未来,双方最终能否达成“英国模式”的安排,让我们拭目以待。

叶江^[8]（2017）在《试析欧盟安全战略的新变化——基于对欧盟2003与2016安全战略报告的比较》文中认为本文通过考察欧盟安全战略环境的深刻变化,在比较研究欧盟2003与2016年两份安全战略报告的基础上,考察分析欧盟安全战略目标的发展演变,并对欧盟实践新战略目标的指导思想及路径展开讨论与评析。2016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全球战略》报告是欧盟在全球新形势下为应对日益严峻挑战而推出的,它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2003年《欧洲安全战略》所设定的安全战略和外交理念。其具体表现为:一、随着欧盟安全战略环境的深刻变化,欧盟安全战略的排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欧盟自身的安全被放在新安全战略目标的首位;二、欧盟不再将在其周边乃至全球范围推进民主化和政权更迭作为战略目标,而是强调在欧盟的小周边和大周边建构有韧性的国家与社会来保障欧盟的安全;三、欧盟新安全战略的核心指导思想转向了"有原则的务实主义"从而实现了对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某种回归;四、欧盟将通过提升自身的硬权力来实现自身的全球安全战略目标,并且在实现新安全战略目标过程中加强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团结和欧盟机构之间的协调;五、欧盟将更加强调加强美欧跨大西洋联盟,其中尤其是更为重视北约的作用。

胡斌^[9]（2016）在《欧盟温室气体《减排分担决议》研究》文中提出欧盟为实现其减排目标,率先在欧盟内部进行了地区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分解实践,在政策及法律层面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于2009年颁布了欧盟温室气体《减排分担决议》。《减排分担决议》作为欧盟内部一种自上而下的、具有一定法律约束力的统一减排框架安排,具有较强的协调性,它的总体目标、分阶段目标和时间进程表得到普遍认可和追求,并规定了共同遵守的规则机制、严格的进度报告和核查机制以及履约机制。因为《减排分担决议》覆盖的行业领域相较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覆盖的行业领域而言更为广泛,因此它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欧盟的减排目标和减排承诺能否实现。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巨大的示范意义。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本论文以《减排分担决议》作为研究对象,对它的立法背景、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与论述,并且针对该决议的实施情况及实施效果分别从行业部门和国别两个角度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及评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该决议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议。最后,论文论证了该决议的重大意义及其制度原理的适用性,并特别指出了该决议对我国开展减排目标地区分解工作的借鉴意义。本文的具体章节共分为七章。引言部分主要论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梳理和介绍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现有文献,通过厘清全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规范全文的研究体系。第一章介绍了《减排分担决议》的立法背景。重点介绍了《减排分担决议》的前身《负担分担协议》及“三部门法”的出台背景和过程,并对其运行效果做出了客观评价。随后,从国际背景及欧盟背景两个维度,阐释了《减排分担决议》的出台过程,剖析了欧盟选择第四种减排任务分配方案（基于各成员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各国设立有区别的减排目标）的原因。为了凸显两者的优劣,本章还对《负担分担协议》和《减排分担决议》这两者做了一个概括的比较分析。为保持研究内容的时效性,本章还进一步介绍了《减排分担决议》出台后国际及欧盟形势的发展及变化,特别是针对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的《巴黎协定》对《减排分担决议》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第二章主要聚焦于《减排分担决议》的法律框架和内容。笔者从介绍欧盟指出《减排分担决议》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法律文件,而是由多个法律文件构成的一整套法律框架。其核心是2009年4月23日通过的欧盟委员会第406号文件（即《减排分担决议》）,此外,还包括《登记条例》、《监督及报告条例》、《欧盟委员会执行决议》等多个配套法律文件。本章对《减排分担决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前言、正文及三个附件）做出了一个全面的说明。概括出了它的主要特点并提炼出《减排分担决议》的三项调控机制一一各成员国的最大排放配额的确定、灵活性机制、履约机制。第三章讨论了《减排分担决议》在欧盟气候变化法律框架中的地位。笔者指出,在温室气体减排领域,虽然减排分担是一个可以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相提并论的欧盟两大主要减排机制之一,但《减排分担决议》的法律层级和效力还是偏低。在研究《减排分担决议》对成员国国内政策及立法的影响这一问题时,从国内气候变化立法与履约义务间的衔接问题、成员国对灵活性条款的依赖所造成的影响、《减排分担决议》对国家政策决策的节制三个方面展开了论述。而在研究《减排分担决议》与其他相关政策法律的关系时,不仅列举分析了减排分担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土地利用和农业领域等之间的相互关系,还重点阐述了《减排分担决议》与其他欧盟政策法律以及它与《京都议定书》和欧盟2020年气候和节能目标的衔接问题。第四章对《减排分担决议》立法所体现的原则进行理论分析,通过论证该决议所体现出的公平性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展权原则、辅助性原则及比例性原则等多项立法原则,夯实《减排分担决议》这部法律文件在理论上的正当性。第五章则是重点考察《减排分担决议》的实施情况和实施效果。在介绍《减排分担决议》的行动计划和实施框架的基础上,分别从分部门实施和分国别实施两个方面,通过分析研究大量的实例和数据,对欧盟及其成员国为实施《减排分担决议》所采取的后续政策、法律和举措及其效果做出了一个详实的分析和研判。从中得出结论,即欧盟及欧盟各成员国在实施《减排分担决议》的过程中表现得相当积极,在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部门行业（包括交通、建筑、工业、农业等）中,《减排分担决议》的实施对欧盟的减排和节能都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同时,本章也对实施中出现的不足问题也进行了剖析。在分国别实施方面,主要是对奥地利等六个国家可能无法实现减排目标的原因做出了类别化分析。在分部门实施方面,指出了交通、建筑、工业、农业等行业部门在温室气体减排上所面临的主要困难。第六章首先指出了《减排分担决议》的重要意义,即体现了欧盟的积极的减排态度、促进了欧盟气候及能源政策的集中化和一体化、弥补了欧盟在温室气体减排管控上的短板。随后,针对《减排分担决议》的相关法律条文和实施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了探讨。论文指出,《减排分担决议》的主要问题在于实施效率不高、减排目标设置得过低、灵活性机制缺陷明显等。在此基础上,论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具体包括提升《减排分担决议》的法律层级、改进灵活性机制、建立基于项目的机制、改进拍卖制度等。第七章对该决议所体现的制度原理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区域性组织气候谈判以及国家层面的适用性进行了探讨。本章的落脚点和本文的落脚点在于,在充分学习借鉴《减排分担决议》的不足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在开展温室气体减排分省区责任分担这项工作时,应当着重解决提升减排目标分解方案的科学性、增强减排分解方案的可操作性等方面的问题。

王云艳^[10]（2016）在《论捷克疑欧主义的发展及对其欧盟政策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来,中东欧国家纷纷抛弃以往僵化的共产主义体制开始向民主化转型。在此期间,欧盟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显着上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因此,此时的中东欧国家急欲加入欧盟大家庭并分享随之而来的诸如统一市场、人员与资本的自由流动等好处。为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东欧国家引发了“重回欧洲”（Return to Europe）的浪潮。欧盟也与这些国家开启了入盟谈判,并于2004年造就了欧盟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扩张。然而,与刚入盟的急切态度和对欧盟的全力支持相比,入盟十多年后,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对欧盟的批评开始不断增加。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捷克自2004年5月1日加入欧盟以来,其从欧盟一体化得到大量的利益。然而,捷克却成为中东欧国家中具有强烈疑欧主义倾向的国家,并且也是唯一一个最后阻碍里斯本条约生效的国家。有鉴于此,本文将在介绍疑欧主义的兴起、内涵与分类的基础上,重点研究捷克疑欧主义兴起的根源、表现特征,并以捷克疑欧主义为自变量,研究对其捷克欧盟政策的影响。

二、欧盟新主席国拟定核心工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欧盟新主席国拟定核心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1）中小型国家缘何突出：预期收益、制度特征与环印度洋联盟的组织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2）俄罗斯实用主义气候政策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3）继续为多边贸易体制贡献中国力量（论文提纲范文）

（4）欧盟多年度财政框架谈判中的维谢格拉德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下的差异性一体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维谢格拉德集团与欧盟互动策略框架研究 ——基于次区域合作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7）从“疑欧”到“脱欧”：英国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试析欧盟安全战略的新变化——基于对欧盟2003与2016安全战略报告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9）欧盟温室气体《减排分担决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论捷克疑欧主义的发展及对其欧盟政策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四、欧盟新主席国拟定核心工作（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小型国家缘何突出：预期收益、制度特征与环印度洋联盟的组织变迁[J]. 郑执浩,宋伟. 国际观察, 2022(01)
• [2]俄罗斯实用主义气候政策探析[J]. 徐博,仲芮. 东北亚论坛, 2022
• [3]继续为多边贸易体制贡献中国力量[J]. 屠新泉,刘颖. 开放导报, 2021(06)
• [4]欧盟多年度财政框架谈判中的维谢格拉德合作研究[J]. 王会花.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20(06)
• [5]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下的差异性一体化研究[D]. 赵健哲. 外交学院, 2020(08)
• [6]维谢格拉德集团与欧盟互动策略框架研究 ——基于次区域合作的视角[D]. 王会花.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1)
• [7]从“疑欧”到“脱欧”：英国卡梅伦政府对欧盟政策研究[D]. 马晓云. 南京大学, 2017(05)
• [8]试析欧盟安全战略的新变化——基于对欧盟2003与2016安全战略报告的比较[J]. 叶江. 学术界, 2017(02)
• [9]欧盟温室气体《减排分担决议》研究[D]. 胡斌. 武汉大学, 2016(01)
• [10]论捷克疑欧主义的发展及对其欧盟政策的影响[D]. 王云艳.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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