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墨子的姓名与命名之旨(论文文献综述)
郭强[1](2021)在《《荀子》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荀子》是先秦时期说理散文的集大成者。相对于哲学思想的研究,《荀子》整体性的文学研究较为薄弱。基于此,本文从“文学是一种刻意书写以及对这种书写的‘回顾’”的视角,尝试对《荀子》的文学特色进行探讨。第一章考察《荀子》文本的生成问题,此为《荀子》文学的存在基础,是考察《荀子》文学特征的起点。对于先秦典籍而言,文本的生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主体层面上,《荀子》经过了初始作者、辑录者、定本者三种角色的创造才最终使得文本趋于定型,此亦显现了先秦子书从创作到定本的复杂性与历时性;文本构建层面上,《荀子》不单是对传统的重复,更有传统基础上的衍变。传统的重复主要体现在文本书写的述古鉴今、前人篇章的效仿以及公共材料的重复运用;传统基础上的衍变具有情境的转变、简洁的寓言和对话人的消解等特点。重复与衍变揭橥了文本的规范性与流动性。第二章论述《荀子》的文体形态,此为《荀子》文学的呈现形式,主要从荀子的论辩体散文、杂言诗以及隐体三个方面作了论述。议、论、非、解作为《荀子》论辩体的四种重要文体,虽有相似之处,但不能等同视之。议体起源于朝廷商议,其特征是就事言事、枢纽经典和义显辞正;论体继承了议体的某些功能,更注重条理言说,其特征为精研道理、辨证是非、直观申说;作为对旧有观点的违背、讥刺,非体以消解差异为目的,具有言必立仪、违旧讥弹的特点;说解体的特征则是解惑释疑和主于说明。四种文体与先秦时期的历史语境紧密贴合,体现了明确的文体自觉意识,战国文章的兴盛,促成了文体的发展。议、论、非、解具有重要的文体学意义。《成相》篇题的意义历来众说纷纭,仍未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成相》主要观点的提出多来源于《礼记·乐记》中的“治乱以相”,然“治乱以相”在历史上的理解是有歧义的。“治乱以相”之“相”乃《象》舞。“成”为奏乐,“成相”即是奏《象》舞之乐,而《成相》内容是《象》舞之辞。这在篇中“成相”词意、结构划分以及“治”与“乱”的特征等方面都得到了印证。《成相》体现了先秦时期诗、乐、舞不分的特点,是周代音乐文化的一部分。《成相》作为诗歌,在“叠句”韵律等方面也体现了与《诗经》的联系。参差的句式显现了与《诗》的差异,也昭示了其杂言的特点。从思想方面,荀子借助《成相》之辞以寄托自己的志向。隐体是先秦时期的一种特殊文体。“隐”的本义是借阜为依,依阜而隔,而阜是隐之所以成隐的关键因素。隐语是说隐者基于感知的有意构建,它是表达观点的一种预设性诠释。这种预设性诠释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如何言说的问题;二是认知场域的问题。正是出于这两个层面的考量,使隐语具备了固定的言说对象、特殊的言说结构以及隐含的劝诫特质,由此具备了成为一种文体的条件。荀子《赋篇》是其文学代表作品。“佹诗”部分非荀子作,系为西汉人的追记之文,故《赋篇》由五首隐组成。基于隐的本义及隐的界定,重新对《赋篇》五隐特征中有争歧和发而未尽之处作了论述,得出《赋篇》五隐的特征是伪立主客,假为问答;筑阜而隐,隔阜而见;感于时事,重在劝诫。隐体对汉赋的形成以及诗歌的隐晦用典、意境的塑造有一定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文体学意义。第三章是对《荀子》文本结构的分析,此亦为《荀子》文学的展现层次。语言层主要从字法、词法、句法方面作了叙述,《荀子》字法、句法的多变运用,形成了有别于他者的语言基调,亦为其所寓之象与意打下了基础。作为文本结构的中间层次,文学形象是语言未尽意状态下的一种转移书写,其中蕴含的作者独特的心理意识是文学创造的深层动力。审美意蕴层有内外之别。外是形式化的,具有审美性的;内则以内容言,趋于历史性的和哲理意味的。文学语言层、文学形象层和审美意蕴层的分别论述,可知三者是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而且各个层面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学文本的结构层次。《荀子》的篇章结构主要分为单一结构模式和多重结构模式。单一结构模式有递进式、并列式。多重结构模式有总分总——递进——并列结构、总分——并列结构、总分总——并列结构、总分——递进结构、递进——并列结构、分总——递进结构。《荀子》有些篇章无论在布局还是章法都颇为精致,可知荀子对文章的谋篇布局已有明确的自觉认识。《荀子》全书结构为修身、明分、王霸、人论、明分、人论六部分,总体呈现为一种递进且呼应的结构模式。第四章考察《荀子》中的文学形象。《荀子》中的人物形象,首先论述了受社会环境以及自身修为的影响,人物分途,荀子提出将“礼”作为人生的进阶之路。尊贤授能、爱民亲民、“刑简威流”共同构成了“比中而行”的圣王形象。这体现了“圣——王——圣王”渐进的圣王观。五霸可以和齐人心,能“入礼义教化之域”,但是未有“前行素养”。大臣形象则主要有态臣、篡臣、功臣、圣臣,体现了“从道不从君”、因“君”而异、“臣享其功”的臣道观。技艺者、隐士与普通民众也寄寓着作者的思想。基于“以近知远”的考察方法和“以说度功”的评骘方式,《荀子》中的人物书写呈现出详略有别、以理代叙和客观评价三个方面的特点。《荀子》中的动物形象可分为虫、鱼、鸟、兽。“走不若马”体现了荀子的积“学”思想,“朴马”“良马”“逃逸的马”蕴含着“礼”的内涵。《荀子》中的植物形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草类植物,一类是木类植物。“苇苕”“射干”“蓬”“兰槐”体现了君子的“假物”;《论语》中“松柏”语境的“缺失”到《荀子》中语境的“在场”,赋予了“松柏”君子之志的内涵。第五章从选评接受和创作接受两个方面探讨了《荀子》的文学影响。《荀子》选本大体呈现三种类型:散文选本、诗选本、赋选本。这三种类型选本的编选体现了历代选者对《荀子》文本的理解与接受。《荀子》评点本的文学接受主要体现在文法、说理、情感、风格、语言、叙述、文体等方面。创作接受主要以唐宋以来的文章为对象,重点考察了文本接续、文体接受、文法接受三种不同形式的创作接受。文本接续,是一种独特的创作形式,体现了后世作者对前文本意犹未尽的阐发。当然,不管这种创作形式是“正读”“误读”,还是“曲解”,皆为与前文本有密切关联的创作接受;文体接受,则主要考察了后世创作者在创作时会受到前文本的文体属性的规范,且保留了这些文体的部分特征;文法接受,从字法、句法、章法三个方面作了勾连,体现出唐宋以来的创作者古文家对于先秦散文文法的推崇与实践。综上,《荀子》作为先秦说理散文的典范不遑多让。此外,学界颇多论述的《成相》与《赋》,在各自的文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荀子》呈现了多种文学样式的灿烂绽放。后世读者突破“历史距离”,不断地对《荀子》的文学作出理解与创作。
张淘淘[2](2020)在《《四库提要辨证》探析 ——以经部、史部订补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四库提要辨证》是民国时期余嘉锡对《四库全书总目》进行集中匡谬、补证的学术着作。全书辨证篇数共四百九十篇,计八十余万字。其以《四库全书总目》为基础,对着录书籍的版本源流、学术价值、撰者生平等内容进行重新考订。对後人更好利用四库文献、重新评估《总目》价值、深入研究乾嘉学术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四库提要辨证》的成书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作者漠宋并重治学理念的渗入,使得此书不仅堪当民国四库考据着述之高峰,更因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而独树一帜;二是此书实自作者十七岁初读《四库全书总目》时开始考证、撰写,一直到辞世前几年才因沉疴所绊,不复更作,因而反映的既不是作者同一时期的学术思想,亦不可代表某一时期的学术水平,偶尔的疏忽在所难免。本文针对《四库提要辨证》这两个鲜明的特征,在前人相关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四库提要辨证》的学术价值与思想意义,并在余嘉锡本人对《四库提要辨证》以终其一生的精力进行增补、修订的基础之上,对其中一些由於作者时代条件限制而未可为定案的条目进行二次订补。全文分为三章:第一部分,即第一章,其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节立足於对余嘉锡前期开始撰写的《四库提要辨证》与後期两部理论着作《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的比较,探讨《四库提要辨证》中余嘉锡对於中国传统目录学思想以及古书体例理论的认识情况;第二、三节探讨余嘉锡辨证《四库全书总目》在考据方法、材料、思想等方面所具备的主观条件。第二部分对《四库提要辨证·经部》、《史部》进行订补,主要着眼於余嘉锡阙疑以俟再考之处,并按照《四库提要辨证》原有的四部分类法列次之。
郭泓志[3](2020)在《出土文献与《庄子·天下》篇结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题目爲《出土文献与<庄子·天下>篇结构研究》。《庄子·天下》篇是先秦时代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史论文,清理《天下》篇的结构对《天下》篇的理解不无裨益。然而,《天下》篇涉及与关涉的一些学派着作多已亡佚,单纯依靠傅世文献较难对它的理路进行全面把握。本文即是要结合出土文献中新发现的相关子学材料,试图解决《天下》篇结构的理解问题,并爲《天下》篇结构的理解提供一种可能。本文第一章在对“数”、“度”分析的基础上,提供一种对《天下》篇开篇部分结构的可能的理解。《天下》篇开篇的“本数”、“末度”、“数度”、“数散”等词组涉及“数”、“度”两个概念。作爲体词之“数”具有天数、治术两个紧密相关的含义,兼具必然性与神秘性。“度”具有天之法度、人间法度两个含义,只强调必然性而不强调神秘性。《天下》篇以“数”爲“本”、以“度”爲“末”的“数”、“度”关系,与诸子时代“度”重於“数”的主流不侔。据文法结构,《天下》篇之“数”均指人之“数”,“本数”指人间的根本大法,“本数”与“末度”的关系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本数”、“末度”与“一”共同构成“道术”。“数度”概念的界定爲《天下》篇开篇部分框架的理解提供了参照。本文第二章探讨《天下》篇所论学派对应的“道”、“法”范畴及其过渡关系。《天下》篇论及学派关涉“道”、“法”两个范畴。《老子》最理想的人物形象是以权位爲前提、以永保“圣人”权位爲私心的“圣人”。由於“圣人”具有权位,因而,当“圣人”率先节制於他可有可无的小私小欲时,“百姓”一方面不会意识到“圣人”的存在使自己的私、欲受到损害,从而无损於“圣人”的大私大欲;另一方面,其民智也不会被开启。《老子》中“圣人”作爲“道”的人间化身、“道”作爲“圣人”的哲学支撑这一观念,从《天下》篇论关尹“建之以太一”中“太一”这一个能指却对应亦神、亦人、亦概念三个所指得到佐证。“道”通过衍生出“法”范畴而抛弃随时可能萌发小私小欲的“执道者”,“道”通过“法”直接降落到人间,“法”通过“道”获得存在的合理性。本文第三章探讨《天下》篇所论学派对应的“法”、“名”范畴及其过渡关系。《天下》篇论及的学派关涉“法”、“名”两个范畴。“法”需衍生出“名”范畴来循名责实、控名责寅,以达到它和“道”真正把握具体事物的目的。一方面,“道”依靠“名”能具体地把握一切事物,并通过“名”使“物”“自正”,“名”可以显“道”。另一方面,“道”与“名”的对立集中体现在国家征伐、上下易位过程中的“正名”行爲,“名”可以废“道”。“道”需要“名”进行自我反思并更加清晰地认识自身,因而产生了名家学派。在“个别——一般”、“特殊——普遍”、“具体——总体”的关系中,公孙龙子强调前者,惠子强调後者,然二者最终都走上以“名”废“法”的道路。本文第四章在二、三章勾勒的子学学术史“道——法——名”路向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天下》篇的持论立场和分论诸子部分的结构原则。《天下》篇评骘墨子学派时体现出“管乎人情”的倾向,评骘早期法家学派时体现出其持论立场并不在“道——法——名”路向之上,对六经及後世儒家核心观念的态度体现出作爲周代文化传承者的儒家的思想倾向。《天下》篇以“道术”作爲百家之学的逻辑起点,以继承周代文化的儒家学者之思想作爲评价标尺,以“内圣外王之道”作爲分论诸子部分结构的大原则;又以是否强调行动主体作爲分论偏重於“外王之道”学派的小标准,以如何对待对立属性作爲分论偏重於“内圣之道”学派的小标准。这些原则与标准共同构成《天下》篇分论百家之学部分的结构原则。
李婷婷[4](2020)在《清末民初中小学教科书中的先秦诸子》文中研究指明晚清时局丕变,诸子学复兴。诸子再次进入学术中心,带有“反经学”的思想资源的性质,旨在以旧的学说阐释当时的社会状况、应对社会危机。近代学人在诸子思想上的新探索成果,进入了教科书,通过教科书走进大众思想之中,因而教科书中的诸子及其学说,对于研究近代学术史、思想史,尤其是社会转型中精英-大众思想变迁的联动效应,有很高的价值。本文选择道、墨、法三家为代表,选择时间是1902-1927,选择文本为中小学历史、国文教科书。教科书中的先秦诸子反应了西潮东来、中西融合的背景下传统与启蒙的勾连。本文在中西融合、传统文化嬗变的框架下研究教科书中的先秦诸子。在中西融合的背景下,西来文化成为潮流,“以西释中”成为学术研究的特色,亦是重新评估先秦诸子思想价值的手段。在中国文化变革的背景下,先秦诸子学逐渐复兴,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在此背景下,教科书中的先秦诸子成为中西交流的桥梁,传统与启蒙的交汇。作为传统的先秦诸子被放置于历史教科书中周代文化部分,放置于上古史这一章节中;作为启蒙的先秦诸子在书中被赋予反抗儒学一尊的意义,致力于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中小学教科书中的先秦诸子,反应了时代思潮和学者观点,反之也被二者影响。传统的先秦诸子及其思想是整体的,统一的,但这样整体统一的传统却越来越无力应对现代社会危机。所以先秦诸子及其思想开始从整体分化开来,成为零散的,游离的,可附着在新的载体上的思想分子。这些思想分子和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民主自由、法治主义等载体相结合,发挥出作为整体的先秦诸子无法发挥的能量,使先秦诸子及其思想在近代完成创造性转化。而中小学教科书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了先秦诸子分化、重组、新生的场地和传播器,在某种程度上亦参与了对先秦诸子的塑造和重组。
张波[5](2019)在《《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1782-200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墨经》是中国第一部科学着作,其中蕴含丰富的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知识,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由《墨子》中《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大取》《小取》6篇组成,为广义《墨经》;前4篇为狭义《墨经》。本论文以《墨经》逻辑与数理知识学术史为研究对象,以1782年毕沅着手撰写《墨子注》、2009年张知寒主编《墨子志》重版为研究的起、止点,将这227年的历史划分为清中期(1782—1839)、晚清、民国、现代(1949—2009)四个时期,对180多位作者的近千篇着述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阐释、分析、评述:首先,中国古代有没有逻辑?晋朝鲁胜在《墨辩注序》中对概念“名”进行新的定义和具体说明。傅山在《大取篇释》中阐释是非、名实、同异逻辑思想,尤其重视对“名”概念的分析。清中期汪中研究语义的发展及“异名而同实”的问题。晚清时,孙诒让在《墨子间诂》中校注《墨经》逻辑文本,挖掘其中逻辑思想的因素;梁启超在《墨子之论理学》中,采用西方逻辑术语来比较分析《墨经》中的逻辑学知识,开创墨经逻辑义理研究和比较研究之先河。民国时西方逻辑学的引入,胡适、梁启超、章太炎、章士钊、杨宽、杜国庠等掀起研究《墨经》逻辑的热潮。胡适重点讨论《墨经》中的“说知”,并通过对中西印逻辑的比较来认识《墨经》的特点和优点;章太炎在论式上首次对中西印三大逻辑体系进行探讨;章士钊采用西方逻辑知识来比较解释《墨经》思维形式理论、思维规律。同时学者围绕旁行句读、名墨关系、牒经字、治墨经方法等问题展开讨论。现代研究《墨经》逻辑的学者,大陆有詹剑锋、谭戒甫、伍非百、汪奠基、温公颐、孙中原等,港台有严灵峰、史墨卿等,国外还有末木刚博、李云九、葛瑞汉、李绍昆等,都认可中国古代有逻辑学,这一逻辑就是“名学”“辩学”。第二,中国古代数学与西方数学有什么差异?自从晚清邹伯奇发现《墨经》有中西算法以后,孙诒让等始用《几何原本》来释义《墨经》“中”“厚”等数学概念。民国时,章太炎亦分析“平”“圆”等概念,但未涉及三角、勾股等形体,指出中西认识数学时存在差异:中国先应用,后解释原理,而西方与之相反。到现代,詹剑峰认为墨子心目中的点(端)、线(尺)等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梅荣照认为释义《墨经》“平”为“同高”,确切;如采用《几何原本》来释义“平”为“平行”,不妥。可见,梅荣照认为中国几何学不同于《几何原本》,中国古代算学也异于古希腊数学,即具有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第三,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清中期俞樾虽然否定、批判近代重学、光学源于《墨经》的观点,但至少能说明《墨经》有重学、光学萌芽。晚清邹伯奇最早认可《墨经》中有自然科学知识。陈沣用凹透镜、凸透镜等光学知识来解读《墨经》条目。尹桐阳用近代西方科学来阐释《墨经》中“力”“景”等知识。栾调甫从重力、光学等知识来阐释《墨经》中科学。现代学者方孝博、杨向奎、詹剑峰、姜宝昌、金秋鹏、钱临照、洪震寰、戴念祖等都认同《墨经》中有力学、光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如方孝博把狭义《墨经》所涉内容分为四类,第四类划归为自然科学及其在工艺上的应用;他还阐述《墨经》中的时空等10条物理基本概念、力学、光学各8条等。当今国内学界以至科学史界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技术而无科学”,对此观点,戴念祖等认为,中国古代虽缺乏阿基米德的数学方法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推演,但我国先人经验理论也是科学。另外,为深入分析、印证《墨经》中含有逻辑与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本论文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分别对《墨经》中的“名”“端”“力”等3个概念进行再认识、再研究,从而证实它们实际蕴含着逻辑学、数学和物理学等知识的萌芽。最后,本论文概括、总结出180多位学者在长达227年间研究《墨经》逻辑与数理知识时,所取得的3方面的显着成就,证实中国古代不仅有逻辑和科学,而且也有异于西方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独特数学体系。同时也指出研究《墨经》时,在校本、方法、主体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阐释了在研究《墨经》时所得到3个启示:自由度、质疑和创新。本论文分析新时期《墨经》研究概况,展望《墨经》研究的未来远景。
沈传河[6](2020)在《清代墨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墨学兴盛于先秦,秦汉以降趋于长久地衰微,直到清代才逐渐复兴,并于清末民初达到高潮。墨学作为中国轴心时代富有原创性的文化成果,虽然历年久远,但至今仍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清代墨学成就空前,影响重大,它是中国墨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至今,其诸多方面仍值得研究,值得借鉴,以服务于当代的墨学研究,服务于当代的学术文化建设。清代以前的墨学亦值得关注,值得探究。中国墨学史的构成值得辨析与区分。中国墨学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墨家之学(墨学),一类是对墨家之学的研究(墨学研究)。与之相应,中国墨学史也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墨家学术发展史(墨学史),一类是对墨家学术的研究史(墨学研究史)。这种区分对于阐释中国墨学史、解释墨学的消亡与复兴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孟子辟墨与韩愈的“孔墨相用”说,同样是中国墨学史上值得关注的问题。本论文主要以清代墨学即清人治墨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清代墨学的宏观考察、各期重点个案研究、对清代墨学的批评与评价等。对清代墨学的总体考察,主要考察清代墨学的分期、基本特征、研究方法嬗变等。整个清代墨学史,可分为前期(1644—1735)、中期(1736—1820)、后期(1821—1911)三个阶段。清代墨学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以文本校释为主,以义理阐释为次;研究方法以传统的朴学方法为主,但新兴的理论阐释的方法亦非常重要;治墨的目的,从使《墨子》可读易读到以墨学经世致用;实际儒墨关系的变化影响着清代墨学的起伏兴衰。清代墨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编选之法、朴学的方法、来自西学的理论阐释方法,而每种方法又各有其历时的嬗变过程。清代前期,为清代墨学较为艰难的发轫期。治墨学人主要有傅山、马骕、陈梦雷等。傅山首开清人治墨之风气,对墨学多有研治,既有文本的校释,亦有义理的阐发,总体上体现出融会通活的特点。傅氏现存的治墨着述主要有《墨子校注》、《墨子大取篇释》、《墨子经简注》、《墨子小取篇简注》等,其中以《墨子大取篇释》尤为着名。马骕撰《绎史》,其中辑有《墨翟之言》。该篇编选包括《墨子》在内的先秦两汉典籍中的部分涉墨篇章,以展现墨子等人的言论思想。更为重要的是,编选之中,编选者对儒家辟墨有所回避,而对墨子、墨学实际上有所辨正、有所袒护甚至是有所褒扬。陈梦雷等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其中有《墨子部》一部(亦称《墨子汇考》),它分类编纂历代墨学资料,并于编纂中蕴含着编纂者个人的思想倾向,如对儒家批墨的倾向有所规避,而对学界挺墨的倾向有所支持等。清代中期,为清代墨学十分重要的发展期。治墨学人主要有毕沅、汪中、王念孙、张惠言等。毕沅集众人之力而撰成《墨子注》,成就很大,影响很大。《墨子注》以明《道藏》本《墨子》为底本,校注全书,使《墨子》初步可读,并撰有《原目》、《篇目考》、《佚文》等。毕氏还发现了《墨经》的旁行读法,推动了对《墨经》错简的整理。汪中治墨尤勤,曾前后三遍校勘《墨子》,撰成《墨子校本》,并撰有《墨子表微》,惜皆亡佚,今仅存《墨子序》、《墨子后序》。汪氏推崇墨学,积极倡导墨学,反对孟子辟墨,大胆为墨子辩诬,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论争。王念孙父子低调治墨,只治《墨子》文本,不涉墨学义理。王氏以朴学治墨,对《墨子》多有校释,用力精审,创获甚多,对《墨子》文本校理贡献很大。张惠言是一位坚持辟墨的治墨者。张氏主要研治《墨经》四篇,撰成《墨子经说解》一书。该书“引说就经”,各相比附,使文本朗然可视,其中的校注亦颇多精见,多有创获,成果后多为《墨子间诂》所吸收。清代中期,墨学日益兴盛,围绕孟子辟墨引发了一场较为激烈的学术论争,有人抑孟挺墨,有人辟墨挺孟,论争一直延续到清代后期。其中以汪中、翁方纲的冲突尤为尖锐。这种学术论争,反映了传统儒墨关系的新变化,反映了清代文化启蒙的一种趋向。清代后期,为清代墨学全面繁荣的高潮期。治墨学人主要有苏时学、俞樾、孙诒让、梁启超等。清代后期的墨学,明显沿着两条路径在不断地展开与发展:一是乾嘉以来的朴学式研究继续推进与拓展,相关着述很多,其中以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成就最大;二是新兴的理论阐释式研究日益兴盛,渐成主流,实为中国现代墨学的开端,梁启超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苏时学亦是清人治墨之一大家,他勤力治墨,撰有《墨子刊误》一书。该书分条校注《墨子》,多有所得,孙诒让《墨子间诂》对之采用甚多。俞樾踵武高邮二王,积极治墨,对墨学亦有所推崇,撰有《墨子平议》一书。该书逐篇摘引《墨子》文句,或校正文字,或训释字句,或辨正前人旧说,皆多有创获,颇有成就。孙诒让集前贤治墨之大成而撰成《墨子间诂》,成就卓异,影响重大,于墨学界享有盛誉。孙氏治墨,涉及墨学的诸多方面,主要有《墨子》文本校释、墨学义理批评、墨学资料汇编、相关墨学考证等。其中尤以对《墨子》的校勘成就最大。孙氏以毕沅校本为底本,广泛借鉴吸收已有的治墨成果,博采众长,集其大成,历三十年之久,终于撰成墨学名着《墨子间诂》。梁启超的一生,与墨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热爱墨学,推崇墨学,勤力研治墨学,积极倡导传播墨学,力求发掘墨学的现世价值。他不仅以传统的方法治墨,更以新兴的西学方法治墨,实为中国现代墨学之开端。梁氏的墨学着述主要有《墨学微》、《墨经校释》、《墨子学案》等。中国近代墨学的复兴,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墨学研究的复兴,而墨学本身并没有得到多少复兴或发展。这种现象值得分析与批评。清代墨学取得了空前卓着的学术成就,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清人以朴学治墨,精心校释,终于校理出一个几乎人人可读的《墨子》文本。其中以孙诒让的《墨子间诂》贡献最大。其二,清人对历代墨学资料的搜辑与汇编,成就显着。其中以孙诒让成就最大,详见其《墨子间诂》附录部分。其三,清人治墨、崇墨、倡墨,对传统尊儒抑墨的关系结构渐趋解构,至清末民初完全解构。这对于中国近代的思想解放、文化启蒙有着重大的影响。其四,援引西方近现代的思想方法来治墨,开创并确立了墨学研究的新范式,实际上也就开启了中国现代墨学研究的新历程。清代墨学对于中国墨学的发展、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乃至实际社会人生的演进,均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孙峻华[7](2019)在《基于文本质量的公文写作要素与控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公文是统治阶级展现其意志、维护其利益的工具,公文的工具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公文文本的质量,而公文文本的质量则与公文写作活动密切相关。公文写作是一项发文主体们为完成机关工作目标与任务,通过撰写公文来实现政令与意图的通达而进行的行为活动,这个活动表现为一定的行为过程,整个活动实质是大大小小的主体们围绕着社会实践而进行的思维活动,是对社会实践的认识、分析、结论,并最终在尊重实践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主体对社会实践的能动改造,使整个社会达到良性、有序、和谐、高效的国家与社会的治理目标。公文写作质量的高与低决定着最后的精神产品——公文文本的质量,公文文本质量的优劣则与社会管理者的目标能否实现、社会是否良性运行都密切相关,因此对公文写作活动本身的监控与评价,对其中涉及到的诸要素的分析及通过构建相关模式来体现对要素的要求是本文写作的动机,其最终的目的都是确保公文写作活动有一个高质量的文本的产生。公文写作质量控制问题的提出,即结合公文实践中出现的诸种不如人意的问题,针对公文写作活动中涉及到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对每一个因素从实践与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从具体的写作角度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要求与措施,最后再予以整合,使公文文本的出世便具有高质量,以利于官方政令的下达与执行,以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本文分为九章,内容简要如下:第一章为绪论,其中论及本文选题的背景、国内外公文写作研究的状况、研究的内容、方法、思路、意义及目的。第二章对文本中所涉及相关概念,公文、公文写作、公文文本质量、公文写作涉及的相关要素及相关理论基础进行了界定与论述。第三章为当前公文实践领域内的问题及与公文写作间的关系,首先对公文实践进行调查研究,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对政府公文网络式跟踪调查,从网上来了解公文的基本状况;二是走访式加问卷式调查,前后两次以机关单位中从事公文写作的文秘人员为对象进行公文相关内容的问卷调查,同时与之进行关于公文活动的交流,取得第一手数据;三是参考政府机关自己对公文的调查,如2013年国土资源部组织文秘从业人员、高校专家等对国土资源部下属单位的公文进行的评估。从正反两方面观察与分析公文在实践中的效果,在肯定其作用的同时重点分析公文在实践中的不足,归纳、总结诸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问题、“红头文件”问题、“朝令夕改”问题、公文过度解读问题、公文文风不良问题、“有法不依、有令不行”等写作实践及运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第四章从公文写作角度分析公文实践中诸问题产生的原因,分别从公文写作的语境角度、公文写作的系统论角度、公文写作中矛盾论的角度、公文写作主客体统一论角度、公文写作相关规律角度等来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第五章为原因分析与写作要素分析与控制的过渡章节,论及公文写作要素控制的原则及相关框架,为下文论证打好基础。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分析影响公文写作活动的诸要素,具体分析诸要素在公文写作中的作用及要求,并将诸要素与整个公文写作活动的质量高低联系起来,与公文在现实中诸种问题产生联系起来,目的即把好公文写作的关,使其活动产生的成果——文本是满足要求的成品,以避免其在实践中的问题的产生。这些要素包括了写作主体(三个主体)、收文主体、公文所揭示客体、以及文本客体(包括文种、格式、主旨、材料、结构、语言、文风),当然还包括了诸如语境这样对公文写作有重要影响的要素。重点放在分析构成公文写作诸要素的特点要求,如何协调与控制使整个公文写作高效,从而保证所产生公文文本的高质量。第九章对论文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论文的基本观点、创新点及存在的不足以及对未来公文写作问题的研究展望。
封闪[8](2019)在《李宗瀚《静娱室偶存稿》点注与研究》文中认为李宗瀚,祖籍江西临川,其祖父迁居广西,遂为事实上的广西桂林人,进士,官至工部侍郎,清中期着名书法家、文学家。晚年自定其所作为《静娱室偶存稿》,其子李联珂于道光十六年将之付梓刻印。《静娱室偶存稿》内容包括题咏诗、唱和诗、酬赠诗、咏物诗、行旅诗、记游诗和其他,其中题咏诗和酬唱赠答两类占据大半篇幅。艺术风格显着,有以下特点:第一,多五言、七言和杂言古体长篇;第二,多作自注;第三,多用瘴气、榕树、苍梧、湘江等粤西和湖南地域特色意象;第四,喜欢用典、余味悠长;第五,语言清远、结构谨严。时人邓显鹤赞之曰:“其为诗寄托遥深,酝酿古厚,浏然以清,悠然以远,沉思孤往,余味曲包。”诗歌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本文分为上、下编,上编为前言,主要介绍李宗瀚的生平及诗歌内容、艺术特色等,下编是对《静娱室偶存稿》作断句标点注释。《静娱室偶存稿》一书,仅有清道光十六年刊本孤本传世,现今诸丛书所收者,均为此版本,故无法采用不同版本校勘的研究方式。本研究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所编纂的《清代诗文集汇编(第四九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版)所收《静娱室偶存稿》为工作底本,对原文作断句标点,并借助工具书和其他相关文献,对诗中的词语、典故、人名、地名等作注。
黄睿[9](2018)在《山东滕州“墨子故里”之文化传播现状研究》文中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学术自由,百家争鸣,造就了一大批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等。他们的思想文化历经数千年发展,渗透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成为现代人的文化基因。九十年代以来掀起“国学热”,重视中华传统文化,学习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经过多年的发展,国学热度持续升温,但它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传播的文化与社会制度的发展相适应,因此国学侧重学习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注重对人的道德伦理教化。在现代,名人故里作为文化空间概念,对思想家思想的传承应该尽可能降低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回归思想家的历史叙事资源,正确认识墨子思想,理解墨子思想构建的社会蓝图,沟通其思想与现代社会建设的联系,以便更好地传播我国的传统文化。名人故里作为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部分,是文化的象征,肩负着传承与传播思想文化的重任,开发名人故里也是在打造各地城市名片。但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使名人失去了独特个性,我国的名人故里开发出现同质化的现象,滕州墨子故里也是如此。近年来,滕州市修建了多处墨子纪念地,不仅主要纪念场馆的建造模式和各地多数名人故里雷同,而且当地不同的景区采用相同的设计思路,墨子故里失去了个性,墨子思想也未进行完整、有效的表达。这与墨子思想被曲解有关。墨家后世“墨离为三”,之后便没有正统的墨学传承人,历史上的各个阶段习惯于把墨子思想理解为符合意识形态的解释,在不断地择取中,弱化了墨子思想之于国家社会发展层面的意义。同时,墨子思想与其他学派长期掺杂,忽略了墨子关于社会普适性思想的构拟。墨子故里是除了高校或专门的研究机构外,传播墨子思想最有自觉性的区域,所以研究墨子故里的文化传播策略,是在思考学院派的研究之外,关注社会基层对墨子思想的主流诠释和呈现面貌。本课题采用文献资料、实地调查和意识形态分析的方法,研究分析滕州墨子故里传播墨子思想的方式以及效果。从收集到的墨子文本资源入手,尝试恢复墨子在思想层面的整体形象,梳理墨学不断被取舍的过程并分析其原因,以此观照墨子故里的文化传播,研究墨子思想被呈现和被弱化的现状,总结反思影响墨子故里文化传播的因素,为墨子故里打造提供些许启发。本课题以期通过分析墨子故里的文化传播策略,探讨当地在传播墨子思想时有选择地截取或弱化其思想内容的原因,总结墨子故里文化传播的目的追求,为墨子故里的建造提供理论上的启发,同时为国内开发名人故里提供一定程度上的参考,尤其是对思想家故里的打造,展示思想家独特的文化气质是故里文化传播中最为核心的原则。
王凯博[10](2018)在《出土文献资料疑义探研》文中认为出土文献字词考释是理解文本内容的基础,这既是出土资料研究的本身课题,又是相关学科利用出土材料开展深入研究的外在要求。字词考释如有歧误,不能爲相关学科研究提供成熟的文本依据,出土资料的重大价值就难以充分体现,所以出土资料疑难字词考证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性研究工作。本文前三章内容主要涉及出土资料研究中字形、语音通假与用字习惯、词义三大方面问题。第一章对字形问题分类例举,着重探讨形体释读与辞例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提示据後世文字释读古文字时应提高警惕。第二章对出土文献中一形表示多词、一词用多形表示的复杂字词关系及疑难、特殊的语音通假关系分别例举,新考订了同声、异声通假共20组。第三章以词义研究爲重,是本论文颇有特色的部分之一,先探讨了出土文献注释歧误现象,对一些特殊词义作分类例举,关注新词义与语源义的考证,提示了简帛文献语词考证与中古汉语的密切关联,最後新考证、辨析了10则疑难词义。其後三章关注出土文献研究中除形、音、义外的其他方面问题。第四章对出土资料异文、对读研究分类说明,同时提示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阐述了作者对四组异文的不同解释。第五章涉及出土文献的校勘与语法、虚词问题,主要举误字、衍文方面的例子以说明校勘对出土文本研究的重要性,出土文献研究中语法、虚词往往不被重视,举典型例证以说明语法、虚词知识的学习、运用的重要意义。第六章提示注重“比较互证”研究方法的运用,这是考证出土资料疑难语词的一种重要方法。这六章以典型例子的类举爲主,不过也有一些是作者自己的发明,比如将“兴”读爲“孕”,对“濩(护)”具有御止义的解释等。
二、论墨子的姓名与命名之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墨子的姓名与命名之旨(论文提纲范文)
(1)《荀子》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文学”的界定与本文的研究思路 |
一、“文学”概念的界定 |
二、《荀子》文学研究综述 |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 |
第一章 《荀子》文本生成论 |
第一节 作者与文本:《荀子》生成的多种主体 |
一、初始作者 |
二、辑录者 |
三、定本者 |
第二节 重复与衍变:文本构建的多种指向 |
一、重复 |
二、衍变 |
第二章 《荀子》文体形态论 |
第一节 议、论、非、解:荀子论辩体渊源、特征及文体学意义 |
一、议体 |
二、论体 |
三、非体 |
四、解体 |
五、议、论、非、解的文体学意义 |
第二节 杂言诗:《成相》的篇题、界定与特征 |
一、《成相》篇题考 |
二、《成相》的文体界定 |
三、《成相》的文体特征 |
第三节 隐体的界定、特征及其文体学意义 |
一、“佹诗”非荀作 |
二、“隐”之本义及文体界定 |
三、《赋篇》五隐的特征 |
四、《赋篇》五隐的文体学意义 |
第三章 《荀子》文本结构论 |
第一节 递进的言、象、意结构 |
一、语言层 |
二、形象层 |
三、审美意蕴层 |
第二节 《荀子》的篇章结构 |
一、单一结构模式 |
二、多重结构模式 |
第三节 《荀子》的全书结构 |
一、《荀子》全书结构概述 |
二、递进且呼应的全书结构 |
第四章 《荀子》文学形象论 |
第一节 《荀子》中的人物形象 |
一、人之分途 |
二、《荀子》中的圣王形象 |
三、《荀子》中的霸主形象 |
四、《荀子》中的大臣形象 |
五、《荀子》中的技艺者、隐士与民众形象 |
六、《荀子》人物书写的特点 |
第二节 《荀子》中的动物形象 |
一、《荀子》动物形象分类 |
二、《荀子》中的“马”意象及其意蕴 |
第三节 《荀子》中的植物形象 |
一、《荀子》植物形象分类 |
二、植物意象与“君子”品格 |
第五章 《荀子》文学接受论 |
第一节 《荀子》的选评接受 |
一、《荀子》选本及其类型 |
二、《荀子》评点本的文学接受 |
第二节 《荀子》的创作接受 |
一、对《荀子》文本的接续 |
二、对《荀子》文体的接受 |
三、对《荀子》文法的接受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四库提要辨证》探析 ——以经部、史部订补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四库提要辨证》总论 |
第一节 《四库提要辨证》与《古书通例》、《目录学发微》学术思想之比较 |
第二节 《四库提要辨证》之考据特色 |
第三节 《四库提要辨证》之道德批判色彩 |
第二章 《四库提要辨证·经部》订补 |
第一节《易》类 |
第二节《书》类 |
第三节《诗》类 |
第四节《孝经》类 |
第五节 小学类 |
第三章 《四库提要辨证·史部》订补 |
第一节 正史类 |
第二节 纪事本末类 |
第三节 别史类 |
第四节 杂史类 |
第五节 杂史类存目 |
第六节 传记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出土文献与《庄子·天下》篇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提要 |
SYNOPSIS |
导言 |
一、研究历史 |
二、研究思路 |
三、研究意义 |
第一章 “数度”与《天下》篇的结构 |
一、“数” |
二、“度” |
三、“数度”与“度数” |
四、“数度”与《天下》篇的总体框架 |
第二章 《天下》篇所涉及的“道”与“法” |
一、《老子》中“圣人”的第一前提在於具有权位 |
二、《老子》中与民争利的“圣人”会丧失权位 |
三、《老子》“圣人”之治的人欲根基及其对人欲的限制 |
四、《老子》之“道”向法家之“法”的生成 |
第三章 《天下》篇所涉及的“法”与“名” |
一、“法”向“名”的过渡及对名实相应的要求 |
二、以“名”显“道” |
三、以“名”废“道” |
四、从以“名”显“法”到以“名”废“法” |
第四章 《天下》篇的思想倾向与篇章结构再检讨 |
一、《天下》篇评骘墨子学派“管乎人情”的倾向 |
二、《天下》篇评骘早期法家学派的非“道——法——名”路向 |
三、《天下》篇儒家的地位及文化传承者的倾向 |
四、《天下》篇的结构原则拟测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後记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清末民初中小学教科书中的先秦诸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范围 |
第一章 清末民初教科书中的老庄 |
第一节 主义与诸子:社会思潮影响下的老庄 |
第二节 学界与诸子:梁胡文章影响下的老庄 |
第三节 教科书与出版社:中小学教科书中的老子叙述 |
小结 |
第二章 清末民初教科书中的墨子 |
第一节 从经世致用到社会思潮 |
第二节 从忠君尊孔到回归学术 |
第三节 从异端之学到儒墨并提 |
小结 |
第三章 清末民初教科书中的法家 |
第一节 法家思想的流传与阐释 |
第二节 法家和儒道墨的关系 |
第三节 教科书中的法家叙述 |
小结 |
结语 |
附录 清末民初中小学教科书中有关道、墨、法的内容 |
参考文献 |
后记 |
(5)《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1782-2009)(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1.2 研究时间的选取、分期及概念界定 |
1.3 文献综述 |
1.3.1 清中期(1782—1839):阐释《墨经》逻辑研究的学术史 |
1.3.2 晚清(1840—1911):阐释《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的学术史 |
1.3.3 民国(1912-1948):阐释《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的学术史 |
1.3.4 现代(1949—2009):阐释《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的学术史 |
1.3.5 墨学相关文献分析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创新点 |
第2章 墨子和《墨经》 |
2.1 墨子其人 |
2.1.1 墨子姓名、生卒年 |
2.1.2 墨子籍贯、出身 |
2.1.3 墨子生平 |
2.1.4 《墨子》版本 |
2.2 《墨经》其书 |
2.2.1 《墨经》着者、成书年代 |
2.2.2 《墨经》思想渊源 |
2.2.3 《墨经》体例价值 |
第3章 清中期(1782—1839):《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研究 |
3.1 清中期《墨经》逻辑研究的学术概述 |
3.2 傅山、毕沅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3.2.1 傅山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3.2.2 毕沅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与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3.3 清中期《墨经》逻辑研究评点 |
第4章 晚清(1840—1911):《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研究 |
4.1 晚清《墨经》研究的学术史概述 |
4.2 俞樾等人研究《墨经》数理的学术成果 |
4.3 孙诒让、王闿运等校勘、研究《墨经》逻辑与数理的学术成果 |
4.3.1 孙诒让校勘、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4.3.2 王闿运等人校勘《墨经》的学术成果 |
4.4 晚清《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评点 |
第5章 民国(1912—1948):《墨经》数理和逻辑学术史研究 |
5.1 民国时期《墨经》研究的学术概况 |
5.2 吴毓江等学者校注《墨经》的学术成果 |
5.3 谭戒甫等学者研究《墨经》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5.4 胡适、梁启超、杨宽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知识的学术成果 |
5.4.1 胡适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5.4.2 梁启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5.4.3 杨宽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5.5 20世纪20年代初《墨经》讨论 |
5.5.1 《墨经》旁行句读问题 |
5.5.2 《墨经》牒经字问题 |
5.5.3 名墨关系问题 |
5.5.4 治《墨经》的方法问题 |
5.6 民国时期《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评点 |
第6章 现代(1949—2009):《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 |
6.1 现代《墨经》研究概述 |
6.1.1 大陆的《墨经》研究 |
6.1.2 港台地区的《墨经》研究 |
6.1.3 国外的《墨经》研究 |
6.2 大陆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学术成果 |
6.2.1 汪奠基等学者研究《墨经》逻辑的成果 |
6.2.2 温公颐等学者研究《墨经》的逻辑成果 |
6.3 大陆学者研究《墨经》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6.3.1 方孝博等学者研究《墨经》数理知识的成果 |
6.3.2 钱临照等学者研究《墨经》物理知识的成果 |
6.3.3 钱宝琮等学者研究《墨经》数学知识的成果 |
6.4 港台地区学者研究《墨经》逻辑和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6.5 国外学者研究《墨经》逻辑和数理知识的学术成果 |
6.5.1 日本学者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6.5.2 韩国学者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6.5.3 欧洲学者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6.5.4 美洲学者研究《墨经》的学术成果 |
6.6 现代《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评点 |
第7章 《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专题研究 |
7.1 《墨经》逻辑知识“名”的再研究 |
7.1.1 对“名:达、类、私”的归类 |
7.1.2 注释《经上79》及《经说上79》 |
7.1.3 《经上79》与《经说上79》中蕴含的科学逻辑思想及其历史作用 |
7.2 《墨经》数学知识“端”的再阐释 |
7.2.1 《墨经》中涉及“端”字的代表性四条 |
7.2.2 《墨经》中“端”的阐释:一词一义与一词多义 |
7.2.3 对《墨经》中“端”释义的辨析 |
7.2.4 小结 |
7.3 对《墨经》物理知识“力”的再认识 |
7.3.1 学者对《经上》第廿一条目的阐释 |
7.3.2 对学者的解读、观点的分析 |
7.3.3 小结 |
第8章 结论 |
8.1 《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1782—2009)所取得的成就 |
8.2 《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1782—2009)存在的不足 |
8.3 本文从《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中所获得的启示 |
8.4 新时期《墨经》逻辑与数理研究的概况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6)清代墨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现状 |
二、本课题研究内容 |
第一章 清代以前墨学述要 |
第一节 先秦至两汉:墨学的兴盛与衰变 |
一、墨学的创立、传承与传播 |
二、墨学内容与墨家着书 |
三、先秦非墨家墨学 |
四、两汉墨学:衰落与隐变 |
第二节 魏晋至明代:墨学的衰微与复苏 |
一、魏晋至元代墨学:历史性的衰微 |
二、明代墨学:墨学复兴的先声 |
第二章 清代墨学的宏观考察与分期述要 |
第一节 清代墨学的宏观考察 |
一、清代墨学的分期 |
二、清代墨学的基本特征 |
三、清代墨学研究方法的嬗变 |
第二节 清代墨学分期述要 |
一、清代前期墨学述要 |
二、清代中期墨学述要 |
三、清代后期墨学述要 |
第三章 清代前期墨学研究 |
第一节 傅山:首开清代治墨之风气 |
一、傅山与墨学 |
二、傅山治墨的主要成就 |
三、傅山治墨之批评 |
第二节 马骕:《墨翟之言》的编选及其思想意蕴 |
一、马骕其人其学与其对墨学的接受 |
二、《绎史》中的墨学研究 |
三、马骕墨学研究的价值意义及启示 |
第三节 《古今图书集成·墨子部》:分类汇编历代墨学资料 |
一、《古今图书集成》简说 |
二、《墨子部》解读分析 |
三、《古今图书集成》墨学批评 |
第四章 清代中期墨学研究 |
第一节 毕沅:集众人之力而成就《墨子注》 |
一、《墨子注》其书 |
二、《墨子注》的墨学成就 |
三、毕沅等人治墨之批评 |
第二节 汪中:清中叶思想比较激进的治墨者 |
一、汪中及其诸子学研究 |
二、汪中的墨学研究 |
三、汪中治墨的学术史、思想史阐释 |
第三节 王念孙:谨守朴学方法的低调治墨者 |
一、王念孙与墨学 |
二、《墨子杂志》内容例说 |
三、王念孙治墨批评 |
第四节 张惠言:坚持辟墨的治墨者 |
一、张惠言与墨学 |
二、《墨子经说解》释说 |
三、张惠言墨学观辨说 |
第五节 清中期学人对孟子辟墨的回应与论争 |
一、关于孟子辟墨 |
二、毕沅刊刻《墨子注》所引发的问题 |
三、汪中治墨所引发的学术论争 |
四、其他相关的人事或论争 |
第五章 清代后期墨学研究 |
第一节 俞樾:继毕、王之后的治墨里程碑 |
一、俞樾与墨学 |
二、《墨子平议》内容例说 |
三、俞樾治墨批评 |
第二节 孙诒让:以《墨子间诂》集前人治墨之大成 |
一、孙诒让与墨学 |
二、《墨子间诂》研究 |
三、孙诒让治墨之批评 |
第三节 梁启超:墨学的转型与新构 |
一、梁启超与墨学 |
二、梁启超治墨的主要方面及其成就 |
三、梁启超治墨之批评 |
第四节 近代墨学复兴之批评 |
一、近代墨学复兴的学术评析 |
二、相关思维方式的批评 |
三、近代中国对墨学价值的发掘与使用 |
结语 |
一、清代墨学的主要成就 |
二、清代墨学的不足之处 |
三、清代墨学的价值意义 |
四、本课题研究总结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7)基于文本质量的公文写作要素与控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目的 |
1.4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4.1 国内研究述评 |
1.4.2 国外研究现状 |
1.5 研究内容 |
1.6 研究方法 |
1.7 研究思路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1.1 公文 |
2.1.2 公文写作 |
2.1.3 公文写作要素 |
2.1.4 公文文本质量 |
2.2 理论基础 |
2.3 小结 |
第3章 公文实践中的问题与公文文本质量的关系 |
3.1 公文实践状况调查 |
3.1.1 调查方案 |
3.1.2 调查实施 |
3.1.3 调查结论 |
3.2 从公文质量角度看公文实践中的问题 |
3.2.1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
3.2.2 “朝令夕改” |
3.2.3 “有法不依、有令不行” |
3.2.4 文件过度解读 |
3.2.5 “红头文件 |
3.2.6 公文文风不良 |
3.3 小结 |
第4章 从公文写作角度看公文实践中诸多问题产生原因 |
4.1 从公文写作系统论看当代公文问题产生之原因 |
4.1.1 从文本系统角度看公文写作实践问题 |
4.1.2 从发文系统角度看公文实践中问题存在之原因 |
4.2 从公文写作主客体统一论看当代公文问题产生之原因 |
4.2.1 在公文写作语用活动中主客体的对立表现 |
4.2.2 主客体对立的解决之道即主客体的统一 |
4.3 从公文写作矛盾论看当代公文问题产生之原因 |
4.3.1 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
4.3.2 主体与客体的矛盾 |
4.4 从公文写作语境论看当代公文问题产生之原因 |
4.4.1 忽视社会大环境造成的语用失误 |
4.4.2 忽视情景语境导致语用失误 |
4.4.3 忽视篇内语境导致语用失误 |
4.4.4 忽视话语范围导致语用失误 |
4.5 从公文写作规律论看公文问题产生之原因 |
4.5.1 从定向性规律看 |
4.5.2 从转化性规律看 |
4.5.3 从实践性规律看 |
4.5.4 从创新性规律看 |
4.5.5 从历时性与共时性规律看 |
4.5.6 从对立统一规律看 |
4.6 小结 |
第5章 公文写作要素控制的原则与框架 |
5.1 公文写作要素控制的原则 |
5.2 公文写作要素控制的框架 |
5.3 小结 |
第6章 公文写作的主体要素分析及控制 |
6.1 写作主体 |
6.1.1 “大主体”(发文机关) |
6.1.2 “中主体”(领导或领导群体) |
6.1.3 “小主体”(文秘写作人员) |
6.2 收文主体 |
6.2.1 收文主体的特点 |
6.2.2 收文主体的公文写作理念 |
6.2.3 收文主体在公文写作中的控制措施 |
6.3 小结 |
第7章 公文写作的客体要素分析及控制 |
7.1 揭示客体 |
7.1.1 公文所揭示的客体的作用 |
7.1.2 作为文本所揭示的客体的条件 |
7.1.3 作为文本已揭示对象的控制 |
7.2 公文文本客体 |
7.2.1 公文文种 |
7.2.2 公文格式 |
7.2.3 公文主旨 |
7.2.4 公文材料 |
7.2.5 公文结构 |
7.2.6 公文语言 |
7.2.7公文文风 |
7.3 小结 |
第8章 公文写作的语境要素分析及控制 |
8.1 语境概述 |
8.2 公文写作语境的类别 |
8.3 语境对公文写作的制约 |
8.4 公文语境失误的控制措施 |
8.4.1 篇内语境语用失误之对策 |
8.4.2 情景语境语用失误对策 |
8.4.3 话语范围导致语用失误之对策 |
8.4.4 忽视社会大环境造成的语用失误之对策 |
8.5 小结 |
第9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9.1 研究贡献与创新点 |
9.1.1 主要观点 |
9.1.2 创新之处 |
9.1.3 本文的不足之处 |
9.2 研究展望 |
附录: 公文写作调查问卷 |
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致谢 |
(8)李宗瀚《静娱室偶存稿》点注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上编 |
引言 |
第一章 李宗瀚的生平与成就 |
第一节 由临川迁桂的李氏家族 |
一、祖父迁桂,家道始兴 |
二、父亲重教,斯文日隆 |
三、三代四代,更有名家 |
第二节 李宗瀚的生平及思想 |
一、李宗瀚生卒年 |
二、李宗瀚履历 |
三、儒道释的融合——李宗瀚其人思想 |
(一)学而优则仕 |
(二)事亲纯笃,骨肉情深 |
(三)行道以自隐 |
(四)学禅以自怡 |
第三节 李宗瀚的文学、书法和收藏 |
一、文学得与失 |
二、书法名重一时 |
三、收藏家 |
第四节 《静娱室偶存稿》版本及李宗瀚研究现状 |
一、《静娱室偶存稿》版本 |
二、李宗瀚相关研究现状 |
第二章 《静娱室偶存稿》题材内容 |
第一节 题咏之作 |
第二节 行旅之作 |
第三节 咏物之作 |
第四节 记游之作 |
第五节 酬赠之作 |
第六节 唱和之作 |
第七节 其他 |
第三章 《静娱室偶存稿》的艺术特色 |
第一节 多古体长篇 |
一、多古体的原因分析 |
(一)古体长篇平仄相对自由 |
(二)古体长篇对仗要求不高 |
(三)古体长篇用韵比较宽松 |
二、《静娱室偶存稿》各类古体长篇分析 |
(一)五言古诗 |
(二)七言古诗 |
(三)杂言古诗 |
第二节 多作自注 |
一、自注的位置 |
(一)标题自注 |
(二)诗中自注 |
二、自注的作用 |
(一)解释相关时间节点 |
(二)解释写作对象 |
(三)解释写作地点 |
(四)解释相关写作背景 |
(五)解释所用典故、史实 |
(六)解释所涉古诗文 |
第三节 多用粤西、湖南地域特色意象 |
一、苍梧 |
二、榕树 |
三、瘴 |
四、湘江 |
第四节 喜用典,富余韵 |
第五节 语言清远,结构谨严 |
下编 |
《静娱室偶存稿》点注 |
凡例 |
静娱室偶存稿 |
卷首行状 |
《静娱室偶存稿》卷上 (古今体诗一百四十四首) |
次韵胡雒君征士《正月十八日晨起登南薰亭看雪》 |
送沈秋渠之广州 |
哭徐临谷同年五十韵 |
汤平庄招游铁佛寺小集华景洞 |
吴兰雪有“鹤意似听诗”句,项道存为画图,同人赋诗 |
乙丑七夕 |
秋海棠[10] |
题孔云谷刺史《松壑流泉图》 |
望衡岳 |
衡山吟 |
仲冬登岳阳楼,时岳州试罢将赴澧州 |
晚泊洞庭 |
次韵景忆山中丞游岳麓 |
过桃源 |
辰阳船溪驿行馆对紫荆感怀 |
二鸟吟 |
黔阳道中雨行 |
偶展《家园娱稚图》及旧题句,长儿联璧忽亡三岁矣,感书四十字寄痛 |
永顺试院夜作 |
澧州吊宋玉墓 |
楚江怀古 |
楚中吊古三首 |
屈平 |
宋玉 |
贾谊 |
游岳麓寺敬和家大人作 |
湘江夜泊迟友人舟不至 |
君山僧赠斑竹 |
雪后过重湖时将按试澧阳 |
夜宿湖心忆同行诸君子 |
舟居 |
常德试竣赠别应孺华孝廉,时其弟未堂太守留主讲朗江 |
江夜怀陶丈季寿 |
久不得黄立之消息因寄 |
念妹 |
人日送别朱让泉内弟 |
过耒阳感赋即赠常誉堂明府并序 |
永州途次遇钱氏妹归宁 |
重过浯溪 |
邵阳黑田驿趁凉夜行即事 |
秦小岘侍郎得告归里,同人饮饯于陶然亭,赋诗为别 |
题朱勋楣编修《鹭塘耦耕图》 |
英煦斋司农同年得独孤兰亭及赵十三跋烬余残字,属余为编次付装,并见示自摹赵迹响拓本,即题其后 |
书斋小桃忽得一花,诗以赏之 |
唐镜海编修为其外姑杨孝妇金淑人征诗 |
题法梧门祭酒《诗龛五家图卷》 |
题梧门先生《西涯图》 |
近见刘文清公所藏褚黄庭,品为褚书第一,并题绝句,敬和其后 |
题陈钟溪侍郎同年《书贽图》 |
次韵王春城明府《招游叠彩岩》 |
叠前韵 |
树根虎歌 |
再作 |
子鹿 |
我园晚菊 |
濡滞洞庭道中作 |
酬翁覃溪先生见赠《会稽内史银印歌》 |
奉和覃溪先生《恩加二品衔重宴琼林诗》 |
六月十日雨中携家集尺五庄观荷,并约吴兰雪、家子佩及蓝又航、杨飞泉、张鲤堂三生同游,是日为内子初度 |
《新城陈氏南昌旧园图诗》为石士侍御作 |
题董小槎编修《秋镫对读图》 |
七月七日朱虹舫学使、叶琴柯方伯、祝与亭廉访、宋梅生观察、梁接山太守小集桂隐山斋,因泛舟杉湖 |
题宋梅生观察《借园八景图册》 |
杉湖烟雨 |
榕寺霜钟 |
竹渚垂纶 |
松亭坐月 |
尧山积雪 |
独秀晴岚 |
渔市春声 |
莲舟晓渡 |
中秋前二日梅生观察招同人泛月杉湖,分韵得星字 |
九月望日庆蕉园中丞招饮因而园,即席分韵得菊字 |
次韵答梅生观察除日泛舟过湖西庄访余不值见赠 |
程任斋廉访出示《太夫人教子图》,奉题册后 |
倦飞亭看菊 |
正初我园新楼赏雪 |
人日集湖西庄次王老圃韵 |
再次前韵题湖西庄 |
慈乌啼 |
铜鼓歌 |
五十初度书怀 |
题家黼之《乞食图》黼之为恭毅公孙 |
蒋小榭《小红雪楼图》小榭为心余先生曾孙 |
汤雨生骑尉《秋江罢钓图》 |
咄咄 |
敬次家大人《感事》原韵 |
次韵中秋湖西庄待月 |
登越王台次曾宾谷先生题壁韵 |
雨后壶山看桃花已过半矣 |
饯送叶琴柯同年入都即次留别原韵 |
送宋梅生观察罢职归南昌 |
余北上入中州界,日在秋霖泥潦中,时兰阳河决,南北岸冲漫多处,匪徒行路之忧矣,感喟成篇 |
由武陟绕小道至获嘉 |
九日宿邯郸县驿 |
过黄鹤楼遣怀 |
浯溪作 |
岁除前三日零陵令曾生石友出湘口远迎兼载酒食相饷即赠 |
新正入粤界作 |
喜陈文恭公元孙哲臣以解元掇会状因寄 |
园居秋咏 |
重阳前一日朱楚亭龙山书屋看桂同邓湘皋孝廉作 |
湘皋次余看桂诗韵赋芙蓉且邀同赋 |
哭凰台令陶丈季寿 |
同湘皋对菊作 |
展九日湖西庄赏菊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分韵得篱字 |
独秀山 |
前诗意未尽次日复得一首 |
题湘皋《松荫堂图》堂为其祖松堂先生读书处 |
庚辰秋杪同邓湘皋、孙冶山、家弟小松步出城北至虞山,小憩南薰亭 |
游中隐山 |
仲冬十九日邀同邓湘皋、家东涵游七星山,寻龙隐月牙弹子省春诸岩至栖霞洞,薄暮而还 |
屏风山寻范石湖所题空明洞壶天观慨然有作 |
寒食日过栖霞寺次壁间陈文简公诗原韵 |
湘皋见示再叠文简韵诗复叠韵奉答 |
次韵答湘皋《湘江月夜》见寄 |
题湖东楼壁 |
题五弟《小松山房图》后 |
素心兰 |
与诸子游隐山六洞 |
《静娱室偶存稿》卷下 (古今体诗一百三十八首) |
春日同人过壶山看桃花即踰七星山背出补陀岩至栖霞寺小集 |
蚕豆花和陈莘园 |
次韵答莘园三月七日过饮湖西庄见赠 |
韶音洞后看菜花 |
再作 |
又咏菜花二首 |
题桂隐山斋牡丹 |
静娱室八咏 |
汉淳于长夏承碑 |
隋丁道获书启法寺碑 |
唐虞世南书夫子庙堂碑 |
唐魏栖梧书文荡律师碑 |
文与可《晚霭横看》 |
李迪《牧牛图》 |
晏元献所藏铜雀瓦砚 |
陆放翁砚 |
过云林山馆赠湘皋 |
次韵湘皋《索旧所赠龙鬒席》 |
夏日偕湘皋易无咎家东涵游白龙洞刘仙岩 |
答湘皋见示近什 |
题徐春粼《放鹇图》 |
蝇 |
白燕 |
白雁 |
四月十一日唐藿君、邓湘皋、晏筠塘诸君过拓园泛舟至湖西庄小集,答筠塘见赠 |
敬和家大人《移韦石作》 |
姑妇双节行 |
烈女冯秀琼吟 |
题费新桥廉访《泛海图》 |
长句谢煦齐参政寄赠自用端石砚并所制墨 |
偶述 |
西城上看李花感怀 |
同唐藿君、杨环溪、晏筠塘隐山看桂,因集湖西庄 |
南山鸱 |
泊梧州 |
哭殇儿敏生 |
题王石谷《载竹图》 |
张蒙山《守梅图》 |
送思恩太守家兰卿二兄 |
题郭兰石编修所藏唐颜升《瘗琴铭》并其妻庄清卿《阴心经》后 |
悯忠寺后新立谢文节公祠 |
书陈石士学士《八贤剩墨图》 |
又题《寒闺访梦图》 |
雪后过斌少仆笠耕即赠 |
舒铁珊舍人《章林惜别图》 |
又题《吟香山馆图》 |
侯叶唐编修堂上三世苦节诗 |
题史忠正公遗札后 |
送廖春泉南归 |
题杨鉴泉明府《抱经草堂图》 |
题徐晴圃方伯《拈花图》 |
晴圃又以《从军陕右图》索题 |
陆忠宣公从祀孔庙诗 |
邓湘皋孝廉属题其仲兄云渠先生《松园听雨图》 |
松园旧有连床约,要听萧萧夜雨声。 |
湘皋又见示《南村耦耕图》,并题其后 |
大兴朱笥河学士典学闽中,士相见者令各贡一石勒名充贽,凡得石三百三十有三,因作亭以名之,韩树屏中丞继使是邦,倩幕客黄君绘《三百三十有三士亭图》,写真并及其少子焉 |
送韩树屏少空致仕归里 |
《密县超化砦景贤祠图》为邑侯杨蕉雨炳室题 |
题黄树斋太史《思树芳兰图》 |
陈石士学士倩朱野云橅余所得十洲《东坡笠屐图》,为题长歌 |
题朱兰嵎临李伯时《坡公笠屐像》 |
潘绂庭《秋林琴趣图》 |
《孤舟泛海图》为周少帆太守题 |
《拯鸡行》为朱野云山人作 |
书潘芝轩同年所藏《仙瀛雅集图卷》后 |
又题芝轩《枌社奎光吟卷》 |
题潘星斋(曾莹)《莲塘消夏图》 |
家海帆太守《海上钓鳌图》 |
顾晴芬司农《木竹柴门图》 |
滇南黑龙潭有唐梅二株,陈望坡尚书抚滇时,顾南雅学士适视学其地,花时每同游赏,学士为尚书图作巨幅,因题其后 |
题谢佩禾《青山别墅图》 |
质邸画娑罗木花奉题二绝 |
顾南雅学士属题其弟苹洲《三兄竹趣图》 |
顾南雅为潘绂庭临杨补之《梅横卷》 |
题李曦古所画《黄文节公庐山观瀑图》 |
腊月十九日兰雪邀为坡公作生日,适值大雪,因写《东坡雪堂图》,使各赋之 |
消寒集分赋近畿名胜,拈得黍谷 |
宾谷先生消寒席上观黄尊古《长江万里图》歌 |
书朱芝圃同年《瀛馆集仙图》后 |
题沈饴原学士《郊居图》 |
钱深庐广文属题其曾祖文端公《直庐问寝图》 |
题常润斋观察《秋圃观弈图》 |
曹玉水舍人藏其祖济寰给谏遗瓮,其父剑亭先生继入台垣, |
两世谏草焚其中,因绘图征诗以记其事 |
杨飞泉《焚香小照》 |
题成兰生太守《西湖镜影图》 |
谭菊农将之官四川,画《且泊图》寄意属题 |
殳积堂《桐阴觅句图》 |
奉题王珠潭夫子《松桂读书图遗照》 |
题杨北樵明府《黄叶村人图》 |
丹徒杨子坚(铸)《载酒前缘册子》 |
《雁宕探奇图》为张芥航河帅题 |
有持归安章翁《昆季四皓图》乞题者,漫书一律 |
题潘功甫舍人《宣南诗会图》 |
陈芝楣太守《棠芝图》 |
梁茝林方伯见示《小山丛桂图》,感而有作 |
茝林重修沧浪亭绘图纪事为赋一诗 |
齐秋颿观察有《桐阴观奕图》并《青灯有味似儿时》卷子,各赋一绝 |
题天台张明府(如梧)《三谷种梅图》 |
《春波洗砚图》为杭州徐协镇(庆超)题 |
九日台州校士馆得丹桂一枝供几上 |
感衰 |
仙居王节母诗 |
雨中过天台不果游 |
再过天台阻雨不得登,作长句遣兴 |
过石门洞观瀑 |
游雁荡吟 |
重阳后十日游雁荡诸胜,中途杨紫卿独往大龙湫[10],予与同人遂至灵岩寺[11],紫卿以诗见投因答 |
卷末跋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9)山东滕州“墨子故里”之文化传播现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及目的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墨子生平与思想概貌 |
第一节 墨子前沿研究成果综述 |
一、关于墨子研究的学术成果 |
二、“墨子故里”及相关研究 |
三、《墨子》校注研究及相关着述 |
第二节 姓名里籍考概要 |
一、墨子姓名考 |
二、墨子里籍考 |
第三节 《墨子》思想概要及当代价值概述 |
一、爱无等差的社会观念 |
二、“尚贤”与“尚同”的政治治理观念 |
三、“两节一非”的社会消费观 |
四、“天志”“明鬼”的宗教观 |
五、基于逻辑的科学思想 |
六、“非攻”止战的军事思想 |
七、“材”“能”相合的教育观念 |
第二章 墨学历史传播与“墨子故里”文化传播现状比照 |
第一节 墨子思想的早期传播方式 |
一、墨家初创时期的组织传播方式 |
二、墨家后学传承 |
第二节 墨学的后世传播 |
一、对墨家典籍的不同时期评判 |
二、社会底层的无意识沿袭 |
第三节 “墨子故里”的文化传播现状 |
一、墨子故里文化历史遗迹 |
(一)目夷亭 |
(二)目夷墓 |
(三)目夷桥和墨子井 |
二、“墨子故里”的现代打造 |
(一)墨子视觉形象设计 |
(二)纪念性公共设施 |
(三)主题性文化景观 |
(四)学术会议与文化节 |
(五)当地学校墨子特色教育 |
(六)文艺传播 |
(七)当地网络文化传播方式 |
第三章 “墨子故里”文化传播现状总结与分析 |
第一节 对“墨子故里”传播状况的总结 |
一、注重乌托邦社会构想的当代共鸣 |
二、完善“墨子故里”文化空间的整体性 |
三、注意因“国学”理解偏狭的误导 |
四、地方政府为主导之利弊 |
第二节 对“名人故里”打造策略的思考 |
一、商业化思维带来的同质化现象 |
二、对思想家之思想个性追求不够清晰 |
三、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呼应关系不够生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出土文献资料疑义探研(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意义 |
二 本文的主要内容和结构安排 |
三 本文的主要创获 |
壹 字形方面问题 |
一 字形问题类举 |
(一) 不识字形,或本可识而误释 |
(二) 字形漫漶、残损 |
(三) 形体相似而误释 |
(四) 字形本身写法变异 |
二 字形、辞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
(一) 释读) 字 |
(二) 形近字、同形字辨析 |
(三) 释读残文 |
(四) 释读省文 |
三 据後世字形释读古文字多误 |
贰 字词关系、通假习惯 |
一 复杂的字词关系 |
(一) 一字可表示多词 |
(二) 一词可用多字表示 |
二 疑难通假关系的考证 |
(一) 出土文献中首见、罕见,不易辨识 |
(二) 语音关系较远,不易确认 |
(三) 一形两用,通假关系难辨 |
三 特殊的语音通转现象 |
(一) 幽、觉与微、物、文韵部通转 |
(二) 蒸、侵与真、文韵部通转 |
叁 词义问题 |
一 出土文献词语解释的歧误现象 |
(一) 据字面以常义训解,而不顾及词语在句中的含义 |
(二) 不明通假关系、用字习惯,找不出所表示之词 |
(三) 以今律古,不注意词义的时代性 |
(四) 偷换概念,语句串讲时意义与实际词义不合 |
二 出土文献中的几类特殊词义 |
(一) 词义以往仅见字书,後来出土文献中出现用例 |
(二) 文献实际使用中的生僻义 |
(三) 方言词语 |
三 出土文献中新词义的考证 |
四 出土文献词义的词源解释 |
五 与中古汉语的结合:以“倚”、“行”等爲例 |
肆 异文、对读 |
一 出土文献异文解释 |
(一) 考释字形 |
(二) 沟通语音 |
(三) 同义换读 |
二 出土文献对读研究 |
(一) 与传世文献的对读 |
(二) 与出土资料的对读 |
三 异文、对读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 |
(一) 毋以误字爲据立说 |
(二) 毋将义近换用解释爲语音通假关系 |
(三) 趋同、立异 |
(四) 注意利用间接材料 |
伍 校勘、虚词、语法 |
一 校勘 |
(一) 误字 |
(二) 衍文 |
二 虚词 |
三 语法 |
主要参考文献 |
四、论墨子的姓名与命名之旨(论文参考文献)
- [1]《荀子》文学研究[D]. 郭强.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2]《四库提要辨证》探析 ——以经部、史部订补为中心[D]. 张淘淘. 山东大学, 2020(09)
- [3]出土文献与《庄子·天下》篇结构研究[D]. 郭泓志. 山东大学, 2020(09)
- [4]清末民初中小学教科书中的先秦诸子[D]. 李婷婷.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5]《墨经》逻辑与数理学术史研究(1782-2009)[D]. 张波.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9(07)
- [6]清代墨学研究[D]. 沈传河. 扬州大学, 2020(01)
- [7]基于文本质量的公文写作要素与控制研究[D]. 孙峻华. 南京大学, 2019(08)
- [8]李宗瀚《静娱室偶存稿》点注与研究[D]. 封闪. 南宁师范大学, 2019(01)
- [9]山东滕州“墨子故里”之文化传播现状研究[D]. 黄睿. 山东艺术学院, 2018(01)
- [10]出土文献资料疑义探研[D]. 王凯博. 吉林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