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汉画像砖石器物图案的艺术构图

一、南阳汉画像砖石物象图案的艺术构成（论文文献综述）

夏燕靖^[1]（2021）在《汉画像砖、画像石艺术的历史寻迹与研究理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汉画像砖、画像石是一个历史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间艺术的综合写照。这一艺术样式的出现绝非偶然,既不是某一区域或某些民间工匠的奇思妙想,也不是某一区域艺术形式的特有表征,而是具有广泛性、适应性、表现性和审美性的多种体现。因而,对其研究不可能只局限于某一区域或是某一砖石画作本身就事论事,需要有开放的历史眼光,再加上考古实证、文献辅证及历史社会学和艺术人类学等形成的综合探究。事实证明,有关汉画像砖、画像石艺术研究,从金石学到考古学,再到民间艺术领域的拓展研究,尤其是伴随着近现代考古发掘与实证研究的推进,对于汉画像砖、画像石从民间艺术视角进行认识和探究越来越被重视:一方面对于从事画像砖、画像石生产的工匠群体认知度有所提升,使其研究从样本分析逐步推至综合多元;另一方面针对其呈现的汉风民俗价值的挖掘,又有了更深层次更加多样多元化的揭示。此外,根据汉画像砖、画像石表现的内容与形式,从中析出的艺术生产的历史形态及规律又有新证。特别是结合民间艺术的综合探究视角,对汉画像砖、画像石的推进研究,从金石学到民间艺术,从考古求证到民间艺术特色的再认识,从题材表现到审美形式的融合生成等,可谓又有更加全面的剖析与解读。

王文灏^[2]（2021）在《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造型艺术的发展演变》文中认为根据考古发现汉画像石大约产生于西汉中期至东汉末年。汉画像石作为墓葬及墓前建筑内部主要装饰形式,无疑与视觉图像表达方式有着共通之处,它以独特的方式反映出中国两千多年前汉代的社会、文化与信仰的演进历程,揭示出其时代文化内涵及审美表达方式,对于探知与把握图像表达的未知世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山东地区则是全国四大画像石聚集地之一,其画像石分布密集且数量庞大,在全国范围内占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地位。本文中的山东地区,其地理范围指的是以鲁西南的济宁、枣庄、临沂等地为中心,东至胶东半岛,西至鲁豫交界处,向南到鲁苏皖三省交界区域,北至滨州、东营黄河三角洲地区。由于在上述区域内发现的汉代画像石具有共同的地域文化与艺术特征,因此学术界通常是把该地域的汉画像石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以与南阳地区、四川地区和陕北地区等相区别。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地域特点明显,并形成了自身特有的艺术风格,尤其是在画像石的造型艺术方面地域特色突出。事实上,汉画像艺术不仅体现出象征主义的审美思想,而且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整个两汉时期,汉画像都是作为统治阶及精英阶层为了统一思想、教化民众的一种手段,因此其具体的表现内容与表现方式,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文化和信仰,同时也体现了时人采用多样的造型艺术将上述内容进行艺术化表达的独特方式。纵观汉画像石的造型艺术,其特点主要表现在造型处理、构图处理、装饰处理与材料处理四个方面。首先是造型形象的变形处理,也就是剪影法的运用。山东地区汉画像石大多采用剪影的平面形式来表现造型的典型动态。其次是构图的处理即分割法的应用。汉代匠人对于画像石的画面常常通过分割法的处理而使得画面具有秩序的美感。再次就是装饰的处理,也就是填充法的大量运用。画像石的人物造型之间,通常会用其他的造型来填补形与形之间的空白,以达到充实丰满的效果。第四是对材料的处理,汉代匠人常常使用减地法。这是一种为了保留主体造型而剔去造型以外的空间的雕刻方法,以达到主题突出的效果。减地法早在战国时期高端玉器上就已经被采用,汉代匠人将其大量运用到画像石雕刻艺术上,并对后世的各种雕刻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山东地区汉代石匠们采用了具有上述特点的工艺技术,才有了本地区汉画像石雄浑大气、舒朗有度、繁而不呆的艺术特征。本文在对两汉之交的汉画像石造型艺术的发展演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除了对雕刻技法特征的剖析与商榷之外,还将从现象深入本质深入探究其相对应的社会、思想、审美内涵。本研究将山东汉画像石创作题材归纳为四大类。第一种是日常生活题材。在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日常生活题材最为常见,其中的乐舞百戏在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出现的数量较多,反映的是两汉时期官宦富贾宴饮乐舞场景与风俗习惯的具体体现;与此相关的庭院庖厨,反映出墓主人生前生活的真实场景,也是画像石题材中的世俗生活题材;另一日常生活题材是汉代统治阶级的狩猎活动,这时的狩猎已经不单纯是人类生存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娱乐健身活动,因此成为常见题材。第二种是历史故事题材。历史故事题材在整个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占有比较大的比重,此类题材在画像石中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目的性,起着“以德为教、惩戒后世”的作用。这些历史故事题材可分为王侯类、名臣类、义士类、孝子类、烈女类及圣贤类等。从这些分类里可以看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宣扬明王先贤、义士孝子们的品德及儒家伦理思想。第三种是战争类题材。战争题材的画像石表现内容一般集中在胡汉战争方面,具体内容有献俘、交战、胡王等固定内容。第四种是神仙祥瑞类题材。在神仙祥瑞类题材中较常见的是伏羲女娲、西王母东王公、神异怪兽等形象的描绘。从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题材分类中,可以看出两汉时期的画像石墓葬及墓前祠堂,其造型结构深受所表现的各类题材的影响,人们通过把墓主人放置到世俗与神仙两界并存的同一个空间维度,并希望由此达到在时空观上存在着的生前死后的递进关系。这是两汉时期统治阶级所教化的死后升仙这一思想观念的反映,是死者再现生者世界的理想化图像表达。上述创作题材的表现方式往往造型特点突出,成为汉画图像中风格发展演变的重要载体。两汉时期,为强化封建依附关系,统治阶级不断鼓吹天人感应论及符瑞说,标榜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这可以看做是画像石墓大量出现的重要社会原因,也是汉画像石图像中出现有大量的历史人物故事、神仙异兽等形象的依据。除了社会原因,笔者还认为这些造型形象的来源与原始社会以来形成的艺术观念以及中外文化的密切交流相关。除了受到儒家孝道思想观念的影响之外,这些造型形象还与汉代重厚葬之风的盛行,以及灵魂永生观念与来世信仰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作为汉代墓葬重要组成部分的汉画图像中的造型艺术,必然也是这一观念和信仰的产物。山东地区的画像石早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就已产生,东汉中后期则成为其鼎盛时期,产生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画像石作品,也成为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典型代表。中国古代的艺术形式与神话传说与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画像石亦不例外。古代中国社会人们常常会把统治阶级所崇尚的思想作为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决定要素,从汉画像石的题材中亦不难窥见这一影响的具体存在。汉画图像中的历史人物形象主要有古先圣贤、忠臣模范、列女孝子、传说人物等,来源于汉代的历史记载和人物传说,目的是“明劝诫,助人伦”,行使图画的教育功能。统治阶级的神仙思想,对于汉画像造型的表达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神仙思想根植于人类的求生本能,对死亡的恐惧与对长寿的期盼是人们的一种普遍心理。对于不死的追求,在先秦的王公贵族那里已经表现得尤为强烈,因为他们是政治和经济的既得利益者,具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和占有欲,希望长生不老,想把自己在现实中享受的富贵生活永远延续下去,可见求仙思潮在汉代已经达到鼎盛且有其阶级统治的基础,画像石的形象表达也就深受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民间祥瑞造型形象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与发展折射了彼时人类社会的时代背景、思想意识以及审美追求,也体现了华夏民族延续存在的信仰追求。随着汉代与西域以及中亚西亚地区诸国陆路、海路联系的增多,异域的人物与各种动物组合的形象也随之传播到中原地区,使东汉时期的画像石中出现了诸如多髯长毛的人物形象,更有多种不同组合的形象出现,如人头马、九头蛇、鸟头怪、饕餮组合等。这些造型形象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了汉代中原地区与西域,中亚西亚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密切。山东地区画像石的造型形态产生的原因,可以围绕统治阶层的统治方式、民间祥瑞思想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地域造型形态的产生必然有社会、思想及文化方面的源流与根源,两汉社会统治阶级把儒道思想作为教化民众的工具,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进行说教,进而巩固其阶级地位,而两汉对外交流所带来的社会文化的融合,也是画像石造型形态产生的重要根源。齐鲁之邦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紧邻鲁南的苏北地区以及巫风盛行的荆楚之地,前者为画像石创作提供了思想基础,后者则成为画像石造型艺术上的源泉。因此,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题材内容十分丰富,造型形像更是千变万化且多姿多彩,兼具细腻与雄壮之风。在此背景下,山东地区的汉画像石的造型风格演变与审美形态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一致性,是我国汉画像石造型艺术的宝库。

吕光^[3]（2020）在《集安高句丽五盔坟5号墓四神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以集安高句丽五盔坟5号墓室壁画中的四神图造型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其形成以及特点,并且对同期同造型不同地域比较的专题研究。本研究从美术史角度,借助美术考古资料,利用美术研究方法对集安高句丽四神壁画墓研究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对同期中原及朝鲜地域四神壁画墓进行对比和分析。利用图像学、调查法、对比分析法、文献法等方法进行研究,站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和高句丽壁画区域的不同视角,探讨集安高句丽五盔坟5号墓四神图造型的缘起、造型发展与变化、图像配置、特点及变化原因分析等问题。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绪论,扼要阐述研究集安五盔坟5号墓四神图造型的目的及意义、中外学术界对本论文相关研究成果。第二章以高句丽四神图造型缘起为切入点,从高句丽人在文化与信仰角度,揭示了四神作为信仰文化根植于生活与信仰中,梳理与总结出四神图作为墓室壁画内容在高句丽墓室形制、主题形成过程、发展及嬗变的过程。第三章以五盔坟5号墓考古发掘资料、中外美术考古研究过程为切入点,梳理四神造型形象渊源、四神图谱系、研究成果等方面进行多角度考证研究。第四章从四神图造型与空间配置入手,进一步对五盔坟5号墓四神图造型、表现技法、空间配置对四神图为主题墓室壁画进行研究。通过中原地域、高句丽集安地域墓室壁画在题材、主题、壁画绘画技艺、设色工艺对比进行分析研究,本文总结出高句丽晚期壁画绘制技艺在传承中原基础上五大创新,即壁画创作载体创新、绘制技艺创新、题材样式创新、图像空间营造创新和四神文化及造型艺术表现的创新,形成“传承中的嬗变”。第五章是五盔坟5号墓四神图造型演变成因分析。基于历史、文化环境的背景,从统治阶级矛盾内因,到文化趋同环境外因的双重作用下,本文总结了五盔坟5号墓四神图造型壁画在继承中原,结合本民族文化与艺术的渊源的动因,成为古代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经典艺术的必然。第六章为结论部分,是对本文观点的总结和提升。五盔坟5号墓四神图造型的专题研究充分表明,作为高句丽《世界遗产名录》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墓室,展现出高句丽时代独具特色的经典断代艺术。其墓室四神图造型艺术在古代中华艺术宝库中,作为北方地域形成的“独立”一体又体现了多元的复合体,在美术史中的历史方位。

王兴蓉^[4]（2020）在《滕州汉画像石建筑图像研究》文中认为汉画像石是汉代祠堂、墓葬中的建筑构石,是墓室中特别的装饰材料与陪葬品,内容题材丰富,长期以来受到学者的重视。滕州画像石始于汉武帝时期,止于东汉末年,它的出现代表了滕州地区汉代人民的丧葬观、审美观等思想观念。在滕州画像石中有为数不少的建筑题材画像石,是研究汉代建筑不可多得的资料。本文以调查、搜集到的四十八幅滕州汉画像石建筑图像为研究对象,对画像石建筑图像中的建筑类型结构进行研究。画像中的建筑有阙、厅堂、楼阁、亭榭和桥五类,可见的建筑构件主要是屋顶、斗拱和柱子。体现出汉代多高层建筑、多礼制建筑,建筑群庭院式布局等特点。汉画像石艺术是民间墓葬艺术形式之一,画像中的创作必然融合了汉代人的艺术技巧和审美观念。通过分析,滕州建筑画像石采用阴线刻、弧面浅减地浮雕、平面浅减地浮雕等雕刻技法,运用了透视、对称等艺术手法展现了汉代先民的生活场景,蕴含着汉代人尊重自然、强调中和、规范的思想观念。滕州画像石建筑图像中也蕴含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因此本文又运用图像学方法对建筑图像中蕴含的汉代文化进行了解读,获得了滕州画像石中建筑的象征意义。画像石中的建筑与其附加图像所创造出的语境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和现实生活意义,除此之外又都蕴含着升仙观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滕州画像石墓的墓葬规模较小,墓主身份较低,但出土的画像石中所见的建筑都是豪宅华府这一现象,除因墓主人财富丰厚外,还有重孝和升仙观念的影响。

袁瑶^[5]（2020）在《汉画像中方相氏图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方相氏是傩仪和丧礼制度中的主体,在文献中首见于《周礼》,其形象、使用对象及场景为后代所沿袭并发生演变,主要在汉至唐和宋至明两个阶段,功能上则未有显着变化,以驱疫逐鬼为本。汉代人们将方相与（?）头等而划一,用于最高规格的傩仪（宫傩）;自北齐始对二者进行使用对象上的分级,可知其适用范围扩大,说明汉晋以后方相氏地位下移,礼仪开始民俗化。实物方相氏主要出土于墓葬,少量见于祠堂等遗址,以雕刻和绘画为主要表现方式,媒材多样。尽管实物所示同文献所述中方相氏形象不完全匹配,多种形象并存,但基本保留了蒙熊皮、戴假面、执兵器、舞手足这些核心特征。本文研究对象是全国范围内汉画像中的方相氏图像,涵盖画像石、墓室壁画、模印砖、彩绘砖及石（砖）刻雕塑等媒材。笔者立足图像学角度,根据文献对方相氏作以形象说明,并较全面介绍方相氏图像的分布情况,将形象呈现和图像程序作为辨析方相氏的主要依据,考察汉画像中方相氏的形象特征和图像内涵,对部分存争议者再作释读,最后探讨方相氏的功能在图像中以何形式反映。诸多事物经人们艺术创作,成为富有寓意象征的题材,方相氏即墓葬中具厌胜辟邪功能的典型形象,在汉画像中大量表现为熊形面貌,其他还有执兵器者、魌头假面者及神怪者形象,被装饰在墓门上及墓室内,不同地域对图像表现各有特征及位置上的侧重,既联系又区别。受材料所限,学界虽对方相氏的原型问题无法解决,但能对不同时代方相氏图像进行研判,并逐渐拓宽研究领域。在现象缘由的追溯中,笔者立足前人研究基础,以为方相氏及其使用源于狩猎时代,与黄帝传说有关,受黄帝同蚩尤战争的军事影响,是基于原始信仰、图腾崇拜及巫文化下的产物,汉代时直接承自楚文化。研究汉画像中的方相氏图像,为人们了解社会存在、思想崇尚及风俗面貌提供依据,从丧葬行为上反映出汉代人们信仰及价值追求,是一面具较长生命力的“铜镜”。

张扬^[6]（2019）在《汉代画像石孝行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两汉时期崇尚厚葬风俗,修建了大量墓葬建筑,并运用刻有各种图案和图像的画像石或画像砖进行装饰。利用画像石孝行图进行道德教化和孝德标榜对传播孝道伦理起到重要的作用。汉代画像石孝行图出现的背景与汉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密切联系,是先秦至汉代孝观念发展的结晶,与汉代“以孝治国”的政策和“举孝廉”的选官制度密不可分。汉代的孝行主要表现在生时奉养、厚葬行为、祭祀方式上。由于汉代“家国”一体,孝行始于事亲,事亲与忠君并行,以孝德比配天地而得到强化。汉代画像石孝行图像集中出现在东汉中晚期,主要分布在山东、江苏、河南、四川,浙江一带也有部分分布。特别在鲁西南与苏北地区儒家文化发达地区,孝行图比较流行并逐渐影响到其他地区,到了东汉中后期,已被世人广泛接受。汉代画像石孝行图的艺术特征较近似,说明汉代画像石孝行图内容与形式的表现已经有了固定的样式,形成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对汉代画像石孝行图进行母题与主题的关联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孝行图是单幅图像,图像叙事对文本情节有意识地取舍或改造,以阐发孝亲伦理、忠孝合一伦理。在艺术形式上,汉代画像石孝行图往往选择一个故事的典型情景加以表现,并有题榜的文字提示,使故事的内容得以彰显。孝行图在墓祠阙中的位置及排列方式不同,其彰显的意义与功能有共性亦有个性。汉代画像石孝行图反映出孝亲的双向性已经改变为单向性,汉代中晚期更强调父母的权威和兄长对胞弟的忍让与关爱。对孝行图进行母题与主题的关联研究,纠正了前人对孝行图的误读,如丁兰、魏汤母题并非是为了表达汉代为亲杀戮的主题,反而是选择了拜亲、护亲的情节进行艺术表现,其目的在于传达消解社会矛盾的主题。汉代画像石孝行图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孝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画像石孝行图客观揭示了汉代思想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历史文化价值,具有图像证史的功能。两汉统治者汲取先秦时期的亡国经验,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道的孝行故事和刻绘形式,进行广泛的孝道思想宣传,为实现封建统治者“移孝为忠”的目的打下了坚实的社会思想基础。汉画像石孝行图是那个时代的图像表征,其中反映的孝道伦理有丰富的内涵,作为人性的存在基础,具有巩固家庭、国家伦理道德秩序的意义,含有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与艺术精神,同时也应看到其中的封建糟粕,有些过分的行为已经超越了人性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综观汉代画像石孝行图,可以说,一个时代的伦理观念可以通过艺术的形式加以巩固与传播,以至于形成一种时代风尚。

曹阳^[7]（2019）在《汉画天象图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站在宏观的视域下,以汉画天象图为研究对象,旨在从纵向即汉画天象图的流变,以及横向即汉画天象图的思想文化及图式系统这两个角度为研究思路,通过考古与文献、图像与符号、神话与历史等多维方法,在构建整体的图像志的基础上,进而解读汉画天象图的发展流变、文化内涵与艺术形式。天象图由来已久,其雏形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后经公元前30世纪的连云港将军崖岩画至战国时期曾侯乙墓衣箱漆画上的二十八星宿图,在三千五百多年的时间里,天象图虽然并未形成固定模式和体系,但在原始宇宙观念、观象授人时的实践经验,以及主体造型能力等方面都作好了准备。作为一种承载思想观念的文化载体,天象图最终形成固定模式,是在汉代完成的。汉代统治者的推崇、科学技术的进步,乃至社会文化观念的影响,都对汉画天象图的形成起着推动作用,使得天象图在两汉将近四百年的时间中不断演变,并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图像体系。汉画天象图包含图像丰富,分布也极为广泛。壁画、帛画、画像石、画像砖中的共359幅天象图各自分布的重点区域并不一致,各区域、各种类图像内容都有差异。但是,只要抓住了其中的基础符号和次要符号,那么,便能梳理出这些图像的共通之处。所谓主要符号,即包含日、月、星辰或其中之一的图像·,配有次要符号的天象图,即包括风伯、雨师、雷神等气象神,和初显道教思想的西王母、太一神,这些都是与天相关的神祗。还有一种经常作为背景出现次要符号,便是代表星占和气的云。文中从训诂学、神话学、图像学角度对主要符号和次要符号都予以解读。日、月、星三种天象图母题元素在汉画天象图中组合为五种模式:一是含有日轮、日神与阳乌;二是含有月轮、月神与相关图像;三是日月双悬图像,包含乌、蟾、兔、桂;四是日、月、星宿并现的图像,星宿常与四神配置出现,具有特定的含义;五是仅有星宿,不含日、月的图像,这时的星宿或作为装饰,或与其他天象神祗同现。这些不同的配置组合,使得天象图造型复杂多变,虽然图像内容多样,但基本都是布局有序,构成得当,包含着变化统一、饱满均衡、对称呼应等特征,形成了多种艺术风格。在其中,作为创作主体的工匠通过创作体验与创作构思,在不同艺术门类的天象图中,运用共通的表现手法,即以线塑形,或为雕刻,或为彩绘,使汉画天象图体现了极高的美学价值,代表着汉代造型艺术的最高成就。此外,汉画天象图与汉代人们对天的观念密不可分,在棺椁、室墓这种三维空间内,都能表达出这种思想。由于受到当时社会思想和文化风气的影响,汉画天象图还集中体现着人们的升仙愿望和星占思想。总之,汉画天象图综合了艺术学、考古学、天文学、神话学、社会学、符号学等多种学科因素,通过逐层分析,可以得到六种论点:一是汉画天象图在发展中含义不断明确并产生分化;二是四神常与天象图组合出现,被视为带有星占含义的神话图像,融客观天象与主观思想与一体;三是天象图与神灵瑞兽的组合,使得这类图像普遍带有升仙含义;四是汉画天象图的精致与否与墓主身份没有直接关系;五是汉画天象图富于造型之美,是创作主体（工匠）意志思想物态化的表达;六是天象图被广泛应用在墓顶、棺顶和四周,在天人之间产生了一种象征的同一结构,把自然、宇宙和社会融合进多样统一的结构图式之中。由于汉代文化源远流长,使得汉画天象图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影响。汉画天象图不但在艺术上被视作典范,而且对道教神灵图像的出现起了导向作用,并与人们的世俗生活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汉代之后,天象图并未消失,而是在升仙、星占、天体运行的表现等三个方面继续深化发展,从而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文化风貌。

王垚琪^[8]（2019）在《中原地区画像砖石中所见汉代农业》文中认为黄河流域孕育了以农耕文明为代表的汉民族,汉民族不仅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更有图像呈现的历史,汉代画像砖石就是其中重要的表现。画像砖石多出现在墓葬墓室四壁面,制作方法为模印或是拍印,赋有装饰意义。中原地区自古便是我国农业生产最为集中的地区。秦汉时期,中原地区农耕经济发达,农业题材自然而然地反映在汉墓画像砖石上,其中所包含的农业生产图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当时的社会,反映了汉代农业社会中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生产方式、日常生活、祭祀防灾等多方面,让我们看到当时社会真实的农业风貌。汉代画像砖石广泛分布于黄河和长江流域,在广大的中原腹地出土发现较多。中原地区汉代画像砖石主要分布在以郑州、许昌为中心的豫中地区,以南阳、邓州为中心的豫南地区,以洛阳、偃师为中心的豫西地区和以商丘、周口为中心的豫东地区。汉代画像砖石题材类型多样。中原地区作为农业生产集中地区,出现了很多与种植业相关的农耕画像、收租交租画像、阉牛驯牛画像,与渔牧相关的罟鱼画像、放牧画像、乘象图像,与饮食相关的庖厨图像、酿造图像、宴饮图像和与农业祭祀相关的斗牛图像、女魃图像、神怪图像等,这些农业类题材的图像为我们研究汉代农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纵观前人的研究成果,大都为宽泛的通论性叙述。从图像史和考古学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从画像砖石中发现一些新的问题。耕作场景画像砖石中反映出的铁农具的演变,通过与出土实物、古文献的比对,可从中看出汉代冶铁技术与农业经济的相互影响;“旱魃为虐”和“虎吃女魃”汉代画像砖石中,利用神怪相斗的方式呈现出与其他画像砖石迥异的内容风貌,通过与古文献的比较,分析虎与女魃的形象,对其中反映出的汉代农业灾害与农业环境联系;“象人斗牛”画像砖石中,通过与古文献比较,象人与斗牛活动的内涵已经迥然不同,分析其形象,对其中反映出的汉代动物生存环境联系;反映汉代作物种植和酿造手工业的画像砖石中表现出的汉代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庄园经济的兴盛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中原地区的汉代画像砖石一方面反映出当时中原地区汉文化的真实形象,另一方面表现出汉民族人们的精神内涵,是我们了解、探究中原汉代社会文化的新的重要工具。

李佳桐^[9]（2018）在《河南汉代画像石中动物形象的艺术价值》文中提出画像石,通常是指古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物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它兴起于战国晚期,兴盛于两汉时期,画像石艺术发展的黄金阶段是汉朝。画像石是我国目前出土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图像内容最为丰富的一类艺术作品。画像石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手法,生动地记载、表现了当时的社会历史风貌和人文、民俗与社会意识形态。汉代的统治中心位于现在的河南,我国目前出土的汉画像石也多集中于河南。河南境内,特别是南阳地区的汉画像石的动物形象种类多,造型手法巧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从绘画角度出发,采用检索、研读画像石拓片与原石考察相结合的方式研究汉画像石图像,分析和比较画像石图像中的动物形象,从中找出其造型的艺术价值,总结出汉代画像石中对动物形象的艺术处理手法;对比传统绘画中动物形象的造型手法的相似点,意在通过梳理、提取画像石中的有效信息,为当代花鸟画创作提供积极、可借鉴的因素。

罗启龙^[10]（2017）在《秦汉林业若干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前人对先秦两汉时期的林木的分布、种植、利用等,都有相应的研究成果。但目前仍有一些问题未能厘清。本文结合先秦两汉时期出土文献、考古资料及传世文献,对这一时期天然林木的分布及其变迁、人工植林的发展、林业职官的设立、社树崇拜以及林木在生活中的运用等方面进行研究。考察内容涉及先秦两汉时期自然史、历史地理、科技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社会史等领域。孢粉、考古及历史文献等资料显示,先秦秦汉时期,我国林木分布广泛,种类繁多。春秋以后,我国多数地区气温有所波动,树种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春秋至东汉期间,东北地区受气候变凉的影响,乔木植被中针叶林比率有所增加,落叶阔叶林减少,同时森林分布范围缩小;黄淮海平原地区针、阔叶乔木随气候变化互有消长;黄土高原塬区未有森林生长,河谷及山地植被以阔叶木占优的混交林为主。西北草原与荒漠区植被随气候逐渐变干,耐旱类草本植被覆盖范围有所扩大,乔木植被随之减少。云贵地区受气候变凉的影响,常绿林逐渐减少,而四川地区的常绿及落叶林则均有增长;岭南地区的常绿林一直处于主要地位,广西地区受温度降低的影响针叶林也有所增长;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波动剧烈,常发生常绿阔叶林与针叶、阔叶林的混交林交替演变。除气候因素外,人类活动也影响着天然植被的变化。受秦汉时期经济、政治、军事的影响,除东北地区天然林木保存较好外,其余北方地区林木破坏严重。但这一时期南方地区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不高,人类影响相对较弱。加之该地区气候相对温暖湿润,植被易于再生。因此,南方广大地区的天然林木在秦汉时期得以较好地保存。先秦两汉时期生产技术较快发展。林木的生产技术涵盖了栽培、采伐与运输等方面。这一时期,人们总结了各类树种的物候与生长习性,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提高林木的栽培技术。此时人们已能够依据不同树种的自身特性确定合理的种植时间及栽种地点。除播种种植林木外,已开始使用扦插、嫁接等无性繁殖技术培育树木。在定植之后,时人对保熵、霜冻害、病虫害的防治以及整枝等护林工作亦提出了严格细致的要求。在林木种植技术趋于成熟的前提下,当时民居周边、私人园林、皇家苑囿、道路旁以及军事区均植有大量的人工林。而不同区域树种的选择,则受当时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此外,秦汉时期,随着铁器的普遍使用,采伐林木的效率也得以提高。在林木采伐的时机的选择上,则需要考虑木材质量、国家政策以及民俗禁忌等多种因素。至于采伐后林木的运输,则主要以水运为主。另外,这一时期,官方与私人中的林木买卖现象亦较为普遍。先秦两汉时期并未设立专门的林业管理机构,林业的相关事宜是由不同部门的职官兼理。殷商时,管理农业、田猎及手工业的官员均涉及到林业的管理,但当时不同部门官员的林木管理权的划分尚未形成定制。至周代,管理林木的官员更加多元化,其职权也更加明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均设有林官。秦国林木主由“吴人”与“少府”负责,随着六国逐渐统一,“吴人”之权渐减。秦至西汉,山林川泽管理权由中央设“少府”与“木官”管理,其所出物产归于皇室及诸侯王。至东汉,山林川泽的管理权及物产改由地方政府负责;秦汉苑囿先后由少府及水衡都尉掌管,其下设有“苑丞”及“禁圃”等兼管苑中林木事务;当时的林木种植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宫室、陵寝内的树木则由“将作大匠”主管;此外,秦汉时所设的“将作大匠”、“司空”以及中央与地方所辖的各类工官主要管理林木的开采与利用。树木自古与社密切相关,先秦两汉时期亦不例外。根据考古及文献资料显示,远古时期的社即立于丛林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丛社逐渐成为传统。至殷商时,它已在国家社祭当中占有重要地位。降至周代,情况发生改变。受当时礼仪制度的要求,各阶层社的大小、形制以及设立地点均有限制。在此情况下,丛社已无法符合礼制要求,其地位有所降低,人工所立树社随之兴起。但由于传统惯性作用,丛社在西周时仍占有重要的地位。至秦汉,人们立社已不完全出于宗教的因素,更多的情况是将社视为土地与政权的象征。在此情况下,统治者对官方所立社的规模与形制均有严格细致的要求。因而“丛社”在这一时期已不再属于官方的祭祀体系之中,其地位大不如前。与此同时,受时人树神崇拜与生殖崇拜等观念的影响,“树社”逐渐成为“社”的主要形式。树本身生命力与生殖力强盛等特质,乃是树社广泛形成的主要原因。先秦两汉时期,木材已普遍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当中。其中建筑与葬具为消耗木材的大宗,而乐器当中,使用木材的情况也愈加普遍。关于建筑,早在远古时期就已出现带有榫卯的木构结构。至夏商周三代,木构架技术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大叉手”式结构。春秋战国时期梁架及木柱的稳定性进一步提高,并且可能出现了两榀梁架组合的复合梁架,技术进一步的完善为这一时期宫室建筑大面积兴起奠定了基础。至汉代,高台阁楼式的木构建筑盛行,反映出汉代建筑大木作技术已较前朝有所进步。我国古代之所以选用木材作为建筑材料,应当和其便于运输、稳定性高、易于修缮、替换等特质有关。乐器方面,远古时期的大鼓多为木质,但由于音质不佳,至后世为铜鼓所代替,小鼓仍用木质,但仅作为大鼓的辅助乐器。西周及其后世常用的礼制乐器——“柷”与“敔”亦多为木质,二者用于音乐演奏的开始与结束。此外,筑、琴与瑟等弦乐器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兴盛,由于当时粘合技术不够理想,三者多用独木斫成。由于其音色较好,秦汉时期弦乐器逐渐成为乐器当中的主流。关于葬具,棺形成的初期,并未使用木材。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木质棺使用逐渐普遍,并成为一种身份地位象征。且随着椁的产生,木质葬具的使用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在木种的使用上,亦有等级限制。降至西汉,出现黄肠题凑等形式,标志着木质棺椁的使用规模达到了顶峰。但由于当时林木破坏严重,至东汉时棺椁制度衰落,木质椁逐渐被石质椁代替,但使用木棺的习俗则一直被延续。木材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起着支持作用。

二、南阳汉画像砖石物象图案的艺术构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南阳汉画像砖石物象图案的艺术构成（论文提纲范文）

（1）汉画像砖、画像石艺术的历史寻迹与研究理路（论文提纲范文）

（2）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造型艺术的发展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3）集安高句丽五盔坟5号墓四神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滕州汉画像石建筑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汉画像中方相氏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汉代画像石孝行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汉画天象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原地区画像砖石中所见汉代农业（论文提纲范文）

（9）河南汉代画像石中动物形象的艺术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10）秦汉林业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南阳汉画像砖石物象图案的艺术构成（论文参考文献）

• [1]汉画像砖、画像石艺术的历史寻迹与研究理路[J]. 夏燕靖. 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 2021(04)
• [2]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造型艺术的发展演变[D]. 王文灏. 山东大学, 2021(10)
• [3]集安高句丽五盔坟5号墓四神图研究[D]. 吕光.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4]滕州汉画像石建筑图像研究[D]. 王兴蓉.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5]汉画像中方相氏图像研究[D]. 袁瑶.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6]汉代画像石孝行图研究[D]. 张扬.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 [7]汉画天象图研究[D]. 曹阳.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8]中原地区画像砖石中所见汉代农业[D]. 王垚琪. 郑州大学, 2019(07)
• [9]河南汉代画像石中动物形象的艺术价值[D]. 李佳桐. 清华大学, 2018(04)
• [10]秦汉林业若干问题研究[D]. 罗启龙.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6)

标签：画像石论文;  汉代建筑论文;  建筑文化论文;  汉朝论文;  文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