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教育产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论文文献综述)
崔婷婷[1](2021)在《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文中提出长期以来,劳动力和物质资本投入等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资源约束加强,劳动力红利不断减弱,中国经济增速出现回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众多学者开始强调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基于此,本文尝试以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为主线,并从技术创新的视角展开研究,对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中国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分别从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两个角度,对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进行较为全面的实证检验,以期为中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证支持。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结合人力资本理论、创新理论以及新增长理论等,首先分析了人力资本影响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对知识的获取和对技能的理解能力越强,可以更快速的掌握并倾向使用前沿技术。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具有的外部性特征,使其可以推动地区或行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进而促进技术创新。其次,分析了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技术创新过程看,技术创新可以选择垂直技术创新模式和水平技术创新模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从技术创新扩散角度看,技术创新成果的转移和溢出为落后地区或行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增长机会。再次,分析了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从直接机制看,人力资本具有生产性特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生产率。从间接机制看,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最后,基于Romer(1990)模型并借鉴相关经济学家的研究思路,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并进一步内生化人力资本,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内在传导路径。在实证检验中,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以及通过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并对异质性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通过构建门槛效应模型,检验在人力资本自身和技术创新的门槛作用下,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制。首先,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在地区层面(包括地区整体层面和分区域层面)和行业层面(包括工业行业整体层面和细分行业层面)检验了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异质性问题。结果表明:在地区整体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以及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着。检验结果支持人力资本既可以直接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作用,也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传导路径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分析。分区域层面上,主要对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异质性问题进行检验,东、中、西三大区域中,人力资本的提高同样可以推动本区域的地区经济增长,总效应显着,与地区整体层面的结论一致,其中,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解释力最强,其次是东部。此外,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具有显着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且直接效应均大于间接效应,在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着的间接效应。工业行业整体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总效应显着,说明人力资本的增加可以提高工业行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工业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下,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依然显着。因此,工业行业整体层面的检验结果与地区整体层面的检验结果一致,同样验证了技术创新在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细分行业层面上,进一步从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影响的异质性角度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行业而异,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三类细分行业的中介效应估计结果存在一定差别。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显着的影响,与行业整体层面的结论一致;当引入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后,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在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得到验证,并且直接效应均大于间接效应,但在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间接效应不显着。其次,构建门槛效应模型,在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两个角度,分别检验了基于人力资本自身和技术创新的门槛作用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当将人力资本设成门槛变量时,地区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值,且第二门槛区间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大于第一门槛区间,说明高水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强于低水平人力资本,即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着溢出的非线性特征。工业行业层面上,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存在单一门槛值,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其对工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增大。说明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的经济增长同样具有显着增强的溢出作用,与地区层面的结论一致。因此,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在未来将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当将技术创新设成门槛变量时,地区层面上,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第二门槛区间人力资本影响系数小于第一门槛区间的影响系数,说明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影响,且该影响表现出逐渐削弱的现象,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当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普通的人力资本已经无法满足地区高质量增长的需要,此时,人力资本结构不能很好的适应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另一方面,在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当科技发达到一定程度时,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会存在一个最优的区间,超过该区间后,可能存在其他更适宜的可以带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工业行业层面上,在技术创新的影响下,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同样表现出显着的正向作用,与地区层面不同的是,在考察期内,人力资本的影响系数在两个门槛区间内表现为逐渐增加的现象,说明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对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加强,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工业行业的人力资本指标从收入法角度衡量,与地区层面的方法有一定差异,并且收入可能还会受到其他方面的潜在影响,与教育法的衡量结果会产生一定的不同。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后期,人力资本在工业企业间的自由流动获得较大空间,当技术创新水平达到一定临界值,人力资本的有效供给可以及时得到补充和提高,从而减少企业所在产业升级造成的经济震荡,因此,在高技术创新水平下,人力资本对工业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增强。根据以上分析研究结论,本文从提高中国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水平这两个方面入手,最终得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解决经济发展不协调等问题的相关启示。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包括:首先,理论层面上,从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角度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借鉴相关理论文献,将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三者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并内生化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其次,研究视角层面上,从地区层面、行业层面等多维度检验了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对异质性影响进行检验;最后,方法层面上,不仅从线性影响进行分析,还研究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对相关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补充。
潘苏楠[2](2021)在《中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文中指出人力资本是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以及身体素质的总和,是一种高质量型创新要素。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中国的人力资本结构也发生了显着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呈现出低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比重不断下降,与此同时,高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比重持续上升的整体态势。而由低教育程度人力资本逐步向高教育程度人力资本进行动态演进,是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一个典型表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是指通过调整和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实现初级人力资本向中级人力资本过渡,并逐步向高级人力资本进行动态演化,在演化进程中,要保障各类人力资本的互补匹配与协调发展,以此来满足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需求,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面对劳动力人口数量连续下降的人口红利瓶颈以及经济增长新常态的双重挑战,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问题已备受关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具有知识外溢效应,是构建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最为关键的要素,通过创新驱动加快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化、高知识化和高附加值产业进行转移,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着力点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稳固基石。那么,以初级人力资本向高级人力资本动态演进为特征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是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是通过什么机理、哪些路径作用于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协调效应?以及协调前景如何?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思考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规范分析、模型构建、实证检验等方法的综合运用,深入探讨分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围绕主要研究内容,具体的行文结构安排如下:第1章,绪论。首先,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并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阐述本文的研究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内容,并明确本文具体的结构安排;之后,介绍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所应用到的研究方法,并规划出本文详尽的技术路线图;最后,概述几点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及理论贡献。第2章,相关理论与研究综述。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比较系统的搜集、梳理与归纳,深入了解人力资本、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理论的产生背景、思想内涵和发展脉络,以期能够明晰已有文献所取得的研究进展,进而识别出相关领域有待深入挖掘的研究方向,同时,也为后续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第3章,概念界定及指标测度。首先,通过对相关研究的追本溯源,界定本研究中所涉及的核心概念;然后,参考借鉴已有研究并结合发展实际,选取各个变量的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应的数学模型,对变量进行具体的测算,为后文的实证研究做好最基础的铺垫。第4章,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驱动机理研究。通过对相关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和归纳,部分文献已经认识到了,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桥梁效应,但是,目前鲜有文献对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及传导机制进行深入探究。本章节在文献调研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及理论模型,并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对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和估算,继而进一步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探讨。第5章,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机理研究。在前文验证产业结构升级是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经济发展重要路径的基础上,本章节以期能够进一步打开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作用黑箱”。通过文献调研与理论梳理,从而提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通过自主创新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对自主创新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和估算,并对其实证结论进行总结探析。第6章,基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经济发展路径探究。在上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的基础上,本章节采用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研究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和冲击轨迹,并进一步地运用Bootstrap技术,对链式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以此构建出,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为源动力,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又以经济发展反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可持续生态圈。第7章,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前景研究。在全球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和我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下,人力资本作为知识与技能的主要载体,是一种高质量型创新要素,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理论分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机理,构建协调度测度模型,得出二者协调效应的时间序列,在此基础上,分别运用BP神经网络和ARIMA模型,对其协调发展前景进行预测,也相当于对这两种预测方法进行互证检验。第8章,结论与展望。本章节首先对全文的主要研究结果及结论,进行归纳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启示,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局限,展望未来的改进方向。综上所述,本文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实践观察-提出问题-理论分析-实证检验-结论探讨”的科学研究逻辑和解决问题思路指导下,深入分析和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并探究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效应,对其协调发展前景进行预测。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之处和理论贡献。一是基于整体刻画和动态演化的视角探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拓展和深化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人力资本是知识与技能的主要载体,具有知识外溢效应,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源动力,因此,人力资本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进展。但目前,鲜有文献从整体角度去刻画和描述,以初级人力资本向高级人力资本动态演进为特征的人力资本整体数量、质量状况及其结构演进的全貌。本文尝试拓展和深化已有研究,界定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概念及内涵,构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测算模型,从整体角度去考察中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程度。二是深入剖析并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及传导路径。探究解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内在影响机理和“作用黑箱”,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及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对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和估算。从理论分析上建立起变量之间的有机联系,在方法应用上丰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经验研究。三是研究分析变量之间的冲击效应和作用路径,构建基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经济发展可持续生态圈。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纳入到同一个系统分析框架中,采用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研究变量之间的作用轨迹和冲击效应,并进一步地运用Bootstrap技术,对链式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同时建立起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有机联系和传导路径。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为源动力,激发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同时,又以经济发展反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可持续生态圈。
陈苗[3](2021)在《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环境规制是实现经济绿色增长的重要途径,在我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转变,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控制污染排放的传统绿色增长模式已经不能应对我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现阶段绿色增长更强调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的目标,亦即促进社会平等、改善居民福利与实现环境可持续都将成为绿色增长的重要指标,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具有相似环境和福利目标的条件下,能否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经济绿色增长?二者间的关系如何?环境规制如何促进绿色增长?这些极为紧迫的现实问题需要从理论和政策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对此,本文借助对国内外经典理论与文献的梳理和评述,以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的测度为基础,将环境、经济福祉和社会平等纳入本文的分析框架,采用多种计量模型,系统地分析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影响的内在逻辑,并从具体的环境规制政策出发,考察我国环境规制对经济绿色增长的真实影响。论文具体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本文在回顾经典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理论、明晰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的理论内涵和阐明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增长机理机制的基础上,立足于环境治理的源头,采用环保投资度量环境规制;借助工业废水处理率、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工业烟(粉)尘去除率和一般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计算的综合指标表示污染减排强度,从环境治理末端测度了环境规制水平;同时,基于环境规制类型,采用环保法规数、排污费征收额和环境信访数分别衡量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的规制效果;进一步,将社会福祉纳入绿色增长的评价体系,从经济增长、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平等三个层面测度了绿色增长现状和水平。结果发现:样本期间内,我国环保投资、环保法规数、排污费征收额和环境信访数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且东、中和西部的环境规制强度呈现“高-中-低”的分布格局;而我国东、中和西部地区污染减排强度呈现“西部>中部>东部”的格局,并且中西部的污染减排强度明显高于东部。绿色增长水平的测度结果显示,样本期间内我国绿色增长水平总体表现为上升趋势,且地区之间的经济绿色增长水平差异明显,东、中和西部表现为依次降低的态势。第二,依据前述环境规制和绿色增长水平的测度结果,我们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环保投资和污染减排强度对绿色增长水平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水平影响的空间特征差异。SD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我国环保投资和污染减排强度能够显着提高各省域的绿色增长水平,并能通过溢出效应显着提升邻近地区的绿色增长水平;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本省和邻近省份的绿色增长水平均表现出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与命令型环境规制相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水平的空间溢出特征则有所不同,表现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不利于本省绿色增长水平的提升,且对邻省绿色增长水平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可见,在环境规制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影响的差异化特征。第三,实现绿色增长的基础之一是保证环境的可持续,提高绿色经济效率是我国未来发展的目标。本文补充环境可持续的绿色增长维度,采用DEA-Malmquist模型测度我国绿色经济效率,并通过构建面板平滑转移模型(PSTR),研究环保投资、污染排放强度、以及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结果表明:环保投资、命令控制型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始终表现为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均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强而不断减弱;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方面,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强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而污染减排强度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呈现“倒U”型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多数省份均没有越过环境规制强度的门限值;中部地区约一半省份越过环境规制强度的门限值;而西部多数省份已经越过该门限值,说明我国在环境规制强度方面存在省际间的不均衡特性。第四,绿色增长从属于包容性经济增长范畴,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体现社会充分平等的要求。本文基于社会平等维度,借助熵权法计算了绿色增长进程中我国的社会福祉,并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居民健康和就业在环境规制影响社会福祉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并进一步对比了该类效应在地区之间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居民健康支出和就业率的中介作用在环境规制影响社会福祉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从全国范围看,环境规制并未显着促进社会福祉的提高,原因在于环境规制通过降低居民健康支出进而提升社会福祉的正向中介作用被环境规制降低第二产业就业率进而降低社会福祉的负向作用抵消;从分地区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通过减少居民健康支出、提高第二产业就业率,显着地提升了社会福祉,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居民健康也在环境规制影响第二产业就业率的过程中具有显着的中介作用;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显着降低了社会福祉,居民健康支出未起到明显的中介作用,而第二产业就业率在环境规制对社会福祉的影响过程中起到了显着的中介效应。第五,为了客观地反映我国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真实影响,我们以2007年实施的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分析了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大气和水污染层面的污染减排整体效果、动态持续性效果以及该制度对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的实施显着降低了我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工业氨氮排放量,即样本期间内该制度在污染减排层面呈现有效性;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对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化学需氧量存在持续的减排作用,但对工业氨氮的减排作用仅表现在制度实施初期,表明相比于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水排污权交易的减排效果有限,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对废气和废水治理方面应更加具有针对性;现阶段排污权有偿使用与交易制度的实施并未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表现出显着的促进作用,表明该制度对于短期内实现绿色发展目标并不显着。客观评价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影响,是现阶段我国合理制定环境治理政策、提高居民福祉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就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影响展开了一定的理论探索和系列的实证研究,补充了我国环境规制和绿色增长的相关研究。本文认为,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了“绿色”竞争时代,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积极发展绿色技术、打造“绿色软实力”、在环境变化过程中动态调整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增长的协调统一、加强环境保护信念并构建新发展理念下的绿色增长体系、注重环境保护与社会平等,才能走出一条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新绿色增长道路。
黄晋生[4](2021)在《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发展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在我国取得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的现阶段,扶贫工作的重点由消除收入贫困为核心的绝对贫困转向治理以多维贫困为特征的相对贫困问题。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之一,教育在治理相对贫困的过程中具有长期性作用,党中央与国务院也多次下文对教育扶贫的积极意义做出肯定。进入后脱贫时代,科学评价过去一段时期教育扶贫的政策绩效对后续的政策调整意义重大,也是深度挖掘教育扶贫之功能价值的现实要求。本文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经济学、管理学与教育学等多学科视角出发,结合新疆特殊区情,从效果、效率、公平性与满意度四个方面对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进行评价。基于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与脱贫攻坚的现实背景,本文提出了研究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阐明了主要研究目标、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进一步对能力贫困理论、贫困代际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与“3E”绩效评价理论系统梳理,并对贫困、教育扶贫、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为研究框架的构建奠定理论基础。在研究内容的主体部分,首先对新疆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现状进行概述,系统阐释了新疆的基本发展概况与贫困特征、扶贫政策的演进历程;进一步通过对教育扶贫的价值、绩效评价原则与评价指标内在关联的辨析,确定研究内容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从家庭与县域层面对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多维贫困水平进行测度,从静态与动态双重视角呈现新疆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的现实表征及区域差异。其次,基于“3E+S”绩效评价准则,围绕效果、效率、公平性与满意度四个方面对教育扶贫政策绩效综合评价,一是从人力资本的基本价值论断出发,基于资源投入视角,利用面板数据模型、系统GMM模型与分位数回归对教育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讨论政策效果的动态约束与边际收益特征,客观呈现教育扶贫政策对新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的影响效应。二是从资源稀缺性视角出发,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分析教育扶贫政策的效率问题,通过控制其他扶贫政策对地区脱贫的影响效应,实现对教育扶贫政策效率水平净值的测算,从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角度为政策效率变化寻求合理的解释机制。三是基于差异测度理念分析新疆教育扶贫政策的公平性问题,利用泰尔指数分析方法,构建以资源投入为基准,多维贫困水平为权重依据的测算公式,从南北疆及地州市层面讨论教育扶贫政策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公平性问题,根据县域资源供给规模与贫困水平的匹配程度,判断政策资源配置的公平与否,围绕政策目标的基本要义,对公平与效率的政策选择进行理论分析。四是从精准扶贫的基本内涵出发,构建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与精准考核四要素的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评价模型,基于新疆深度贫困地区11616户家庭调研数据,验证满意度评价模型的有效性,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分析不同贫困程度家庭对教育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情况。最后,根据实证分析得出研究结论,提出政策优化建议与不足之处。通过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新疆的温饱问题已经全面解决,但是多维贫困问题并未根除。第二,从多年以来教育投入与脱贫进度的动态关系来看,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脱贫成效显着,并且表现出稳定性与长期性、短期效益与动态约束并存的特征,在前期综合扶贫效果偏弱的情况下,当期的教育投入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扶贫效应,充分发挥了其在阻贫、抑贫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全疆层面的教育扶贫政策效果服从边际收益递减的经济规律,随着综合扶贫效果的提升,教育扶贫的积极作用呈现出先增后减趋势。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北疆的贫困县,而在经济基础条件较弱的南疆地区,教育扶贫政策不仅在静态层面显着促进了地方脱贫,还表现出明显的动态减贫效应,教育减贫的积极作用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第三,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的政策效率呈现出减弱趋势与区域差异并存的特征。规模效率不足是导致总体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而高效的组织管理体制抑制了效率衰退,即意味着地方政府在扭转效率衰退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需要从更加长远的角度审视教育扶贫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人才供给及拔出穷根方面的积极作用。第四,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教育扶贫政策实现了总体公平,存在明显的拐点特征,教育扶贫资源总体上在向多维贫困程度更深的地区倾斜。相对于全疆的贫困县而言,教育资源在区域内部的配置差异是导致扶贫政策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区域间差异的持续扩大也制约着政策公平性的提升;这一现象在南北疆与地州层面的表现形式具有相似性;相对于财力资源与物力资源,师资力量在贫困县及地区间的分配更加公平。第五,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居民对教育扶贫政策有着较高的满意度评价,这一现象在不同贫困程度的家庭中普遍存在,地区间及不同健康状态的群体对政策满意度评价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整体上来看,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推行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符合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
瞿连贵[5](2021)在《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发展教育以摆脱贫困是各国反贫困的普遍做法。然而,在普及基础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何种教育更适合于贫困者的需要也更有利于他们摆脱贫困则与经济发展、文化观念等因素密切相关。职业教育直面贫困群体发展能力不足这一根本原因,专注于开发贫困群体的职业能力、促进贫困群体就业、依托就业摆脱贫困。由于这一特性,职业教育已成为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状态的教育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渠道、低收入群体增收致富的长远之计。为此,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作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旨在从学理上阐明职业教育为何能反贫困?职业教育反贫困又是如何实现的?可以从国内外的历史实践中汲取什么经验?职业教育如何在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中更好地发挥功能又如何发挥?可以提供何种行动方案?为探究以上问题,研究围绕以下思路和方法展开。第一,借助文献和理论分析,确定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第二,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揭示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脉络及蕴藏的对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理解和认识的演进;第三,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展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图景及其实现路径;第四,采用比较分析法,梳理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典型做法及其背后对作用机理和实现路径的理解和认识;第五,运用归纳法,提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具体的研究内容和步骤如下:首先,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梳理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演进动因及政策治理的基本逻辑。接下来,以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为研究对象,着力分析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成效、运行特征和现实困境,呈现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然境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的组织使命与反贫困理念、职业教育反贫困主要实践、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最后,综合历史、现实和比较分析,归纳总结出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的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的优化建议。通过以上研究,得出以下七个结论:第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经历了六个阶段: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改变普遍贫穷落后的面貌(1949-1977);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激发农村经济活力和促进农民增收(1978-1993);面向成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增收和转移就业(1994-2000);面向贫困地区群众提升素质、加快解决温饱步伐(2001-2010);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助力脱贫攻坚(2011-2020);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开展终身职业培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2021-)。背后的演进动因为:政治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经济上把职业教育视为将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重要手段;政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文化上把职业教育视为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透过政策演变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政策逻辑为:与国家反贫困战略目标内在统一,融入国家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之中,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以及适时优化反贫困的实施方式。第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面向多维贫困和脱贫难度较大的贫困家庭学生,提供适合的学习机会和优质的资源支撑,实施长周期和系统化培养,最终实现综合赋能的目标。表现出以职业院校为主体、以国家贫困标准为识别依据、以能力开发与就业服务衔接为途径、以就业创业促脱贫促发展为目标、以学校和企业共同赋予贫困家庭学生发展权能为保障的运行特征。与此同时,职业院校在激活贫困家庭学生内源动力的意识、能力和方法,在开发贫困家庭学生人力资本的质量和针对性、在促进贫困家庭学生向工作过渡的制度建设,在支持贫困家庭学生生涯发展等方面,尚有较大空间。第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精准聚焦于农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展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从多维度激活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内源发展动力,成人贫困劳动力对职业技能培训的满意度较高,增进了成人贫困劳动力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些成效与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呈现出的以下运行特征密切相关,即政府统筹配置培训资源与引入市场竞争相结合以优化培训供给、技能培训与劳动生产有效衔接以扩充成人贫困劳动力发展权能、共同目标引领下政府与市场组织和贫困劳动力多向互动。面对国家治理的新形势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新诉求,职业技能培训面临供给主体适应市场化改革的能力不足、学员来源多样和需求多元与培训成本约束之间的内在张力、面对培训机构间合作难以实现、外在激励与内源动力不足的双重制约等现实挑战。第四,国际劳工组织面向非正规经济开展促进就业的综合项目,借助培训促进特殊群体人力资本开发,促进体面就业和创业以改变不利处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促进青年就业和创业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核心任务,将促进教育公平和性别平等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重要领域,将培养绿色技能促进绿色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发展方向,创新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以提升服务特殊群体的能力;世界银行从促进可持续发展出发、发展面向未来的全民教育,从可持续发展和减贫出发、实施人力资本项目。以上实践的启示在于,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据不同群体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以促进处境不利群体就业和体面工作为根本目标,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以创设能力建设与能力发展衔接的政策环境。第五,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可以概括为,专注于贫困家庭学生面向职业的能力开发、学校培养和企业培训紧密结合、促进就业创业以阻断贫困传递。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职业教育能否赋予贫困者内源发展动力、贫困者能否有效参与职业教育、参与主体之间能否有效配合、反贫困政策内部是否协调一致、能力开发能否与市场需求匹配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表现为:以面向成人贫困劳动力、开发劳动生产能力为起点,以提供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培训并促进转化为途径,以促进成人贫困劳动力与劳动产生和就业岗位匹配为目标。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技能供给的质量是否有保障,技能需求的个性化与培训供给的同质化的矛盾能否消解,培训资源能否支撑受训者多样化的诉求,技能培训变革能否顺应低收入群体的新需求。第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贫困对象的识别为起点,包括能力开发和精准赋能、促进就业和摆脱贫困、能力发展和增收致富,最终摆脱贫困和实现发展。现实中表现为三个向度:一是个体层面的教育培训、岗位就业、稳定收入和脱贫致富互相关联;二是区域层面的本土人才培养、区域发展的人才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区域脱贫与个体脱贫同步推进;三是社会层面的岗位创造、能力开发、促进就业、群体增收、社会稳定前后贯通。第七,面向新时代乡村振兴和低收入群体增收的现实需要,职业教育需要从以促进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为主体转向以服务低收入群体增收为重点,注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和终身职业培训的整合以提供终身发展的支持,从促进贫困群体就业转向服务低收入群体生涯发展,以为优化社会结构和社会融合贡献职业教育的力量。
王永仓[6](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提出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暴占杰[7](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减贫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中央在全国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历史性地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而这其中,中国共产党对西藏贫困问题的治理实践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原因在于,西藏地处青藏高原,集我国边疆地区、边缘地区以及少数民族落后地区于一体,加之和平解放前长期遭受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蹂躏,导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就贫困状况而言,西藏贫困人口多且分布广泛,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而且还存在严重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2011年,西藏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此外,作为国家战略安全屏障,西藏存在境内分裂势力和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威胁国家统一与安全的稳定问题。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将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高度来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体现了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解决西藏的贫困问题能够为推进西藏持续稳定和长足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综合上述因素,西藏在党和国家扶贫工作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关系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西藏的扶贫工作既在国家总的扶贫战略框架内开展,又有党中央、国务院超常规的特殊扶持政策的推动。长期以来,学术界偏重于在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下对西藏反贫困实践进行实证研究,而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纵向宏观考察我们党在西藏扶贫工作中的具体实践较为薄弱。2019年,西藏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2020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2021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不管是从学术视角来看,还是从时间节点来讲,研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对西藏乃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长足发展意义深远。有鉴于此,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基于西藏深度贫困这一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以探讨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为主线,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交叉学科研究法等方法。依托包括党和国家以及西藏地方历史文献、着作、期刊、报纸等各类文献资料,并参考相关会议纪要、政策文件、统计年鉴、地方志等材料,历史地、系统地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逻辑,进而总结经验,为今后更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和推动西藏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启示,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分为六章对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展开研究。第一章是绪论。回顾了关于西藏贫困问题与扶贫工作的研究现状,明确研究主题。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能从中把握学术界研究进展,找准研究角度,借鉴前人研究经验,趋避其研究不足之处。这样既可以做到查漏补缺,又可以避免重复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和述评,确立了从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贫困问题实践角度着手研究。第二章是关于西藏贫困问题的相关概述。对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念、贫困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进行了阐释。从西藏区情出发,结合当地经济、地理、社会、宗教、民族等特点探讨西藏面临的贫困问题。纵向梳理西藏不同阶段的贫困特征,同时横向对比西藏贫困问题与全国其他区域的差异。这既可以有效衔接下文中国共产党西藏贫困治理所做的有针对性工作,也凸显了西藏扶贫工作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同时还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何采取超常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开展西藏的扶贫工作。第三章是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在理论上系统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反贫困思想,借鉴中国传统反贫困思想和国外有益的反贫困理论,能够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贫困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从实践层面看,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西藏扶持、支援和建设为此后的扶贫工作奠定了实践基础。第四章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该部分主要梳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扶贫工作的具体实践。以中央和西藏地方扶贫政策和取得的成效为标准,将西藏扶贫工作细化为三个阶段,包括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扶贫攻坚阶段、扶贫开发深化阶段,分别论述中央政府以及西藏地方党委、政府都出台了哪些政策,如何具体开展工作,有什么特点,取得了哪些成效。第五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这一章节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具体阐述中央关于西藏的脱贫攻坚政策与西藏精准脱贫具体实践。本章与上一章节是文章的核心部分,这两章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藏扶贫工作的演进脉络,历史经验清晰地呈现出来,为总结经验和启示提供研究基础。具体来说,这一章主要探究中国共产党为推进新时代西藏发展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的战略规划,构建的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以及施策路径,并总结了脱贫攻坚阶段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所取得的工作成效。第六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本章在梳理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反贫困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解决西藏贫困问题的经验: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工作的强大合力,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的与时俱进,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在汲取经验的基础上还应该展望未来,明确今后推动西藏的扶贫工作和发展应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在脱贫攻坚基础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通过扶贫工作历史性地消除西藏绝对贫困问题,对西藏的发展和稳定意义重大,创造了中国减贫治理的“西藏样本”,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光辉典范。探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路径,总结经验和启示,以期对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有所裨益。
程宇[8](2020)在《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作为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培养重要组成部分的职业教育,承担着为国家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并发挥着持续深化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全民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在校生规模均为世界第一,初步搭建完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职业教育仍长期存在着供需失衡、政策实践异化、结构不尽合理、布局亟需优化、政府市场职责不清、企业主体缺位、整体办学条件薄弱和体制机制不通畅等问题,滞后的职业教育发展已经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落实的重要瓶颈。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面临新的环境和动能,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互联网技术应用背景下,职业教育所面临的宏观环境、生产方式、需求结构、技术环境都面临一些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都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冲击,亟需我们对职业教育的趋势、矛盾、功能和发展路径进行重新认识。同时,更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对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动效应做深入研究,以便为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和实践发展提供正确的改革思路。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从职业教育的属性特征出发,与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相对更加强调公益性属性的不同,职业教育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产教融合、工学结合,围绕产业社会需求办专业等方针,使中国职业教育带有更强烈的“经济属性”。职业教育属性的界定为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奠定了基础,决定了职业教育在供给上应当主要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重视供给效率,同时也要加强政府引导作用。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结合,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将是我国职业教育未来深化改革的方向;其次,从职业教育的内涵出发,结合已有文献成果,坚持问题导向,对职业教育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本文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就是指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在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双重作用下,能够确保合理配置职业教育的各种资源,优化职业教育结构,使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体系和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在与经济互动发展过程中形成职业教育自身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再次,从职业教育发展的轨迹出发,总结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变迁历程,借鉴国外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成熟模式和优秀经验,并结合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实际情况,将顶层设计和基层视野相结合,提出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原则和切实对策,对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发展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基于上述思路,本文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理论基础。本部分为全文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一方面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清晰界定职业教育、产业发展、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相关概念和内涵,是全文研究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梳理了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领域的基础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揭示了职业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内涵,现代产权理论延展了职业教育研究的边界,教育经济学理论为职业教育战略规划提供了动力支持,现代产业组织理论框定了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研究的理论框架。本部分为全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部分,现实问题。本部分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演进,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变迁逻辑和宏观发展特征,以及详细阐述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并深入探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中出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为后文的相关实证研究和政策建议提供问题导向和现实依据。第三部分,实证研究。本部分重点对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和现代职业教育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运用F?re-Primon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法对职业教育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进行估算,并使用2003-2016年面板数据对职业教育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一步的,运用灰色关联系统模、因子分析方法对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效应的综合评价进行测量。结果表明,应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和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市场主体共治能力,增加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程度,缩小职业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等方面促进职业教育健康发展,所得出实证结论为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第四部分,国际经验。本部分首先对德国、美国、日本的职业教育市场发展的基本情况、运营模式和成功经验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对这些国家的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模式都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总结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实践经验和不足之处。其次为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提供了经验借鉴和启示。第五部分,对策建议。结合国内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现实问题以及国内外职业教育发展经验,在职业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提出对策建议。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原则应当遵循以人为本发展、公益性与经济性兼顾、本土化与国际化融通、权责明确与多元制衡等相关原则。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的职业教育运行模式,不断提高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水平,增强行业组织指导的有效性,促进企业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再进一步强化学校具体实施的执行力,建立基于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人才需求导向的职业教育供给模式,并完善与之配套的职业教育保障体系。
曹楠楠[9](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坚持不懈的反贫困过程中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扶贫脱贫道路,创造了为全球减贫70%的“当惊世界殊”的瞩目成绩,这其中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对妇女在反贫困过程中的“半边天”作用的重视与发挥。伴随农村农业生产和经济结构呈现出鲜明的“农业女性化”结构性变化,广大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成为当前农村脱贫攻坚的主要对象和主体力量。无论基于妇女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视野,还是当前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现实需要及农村贫困家庭妇女作为主体的自我发展诉求,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更是当前脱贫攻坚全面决战阶段和2020年以后攻克相对贫困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为此,本文综合运用学科交叉、系统研究、比较分析、案例分析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等研究方法,着重从贫困现状、理论资源、历史进程、品牌项目、经验启示等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历史经验回应当前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困境,以求促进广大农村贫困家庭妇女尽快摆脱贫困并实现主体身份转变,在未来的反贫困事业中更好地发挥“半边天”的巾帼之力。具体来说,论文由六部分构成:第一章绪论部分。阐述论文研究依据、意义和系统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宏观介绍研究思路方法、基本内容、创新之处等,以阐释论文选题价值、把握论题研究动态、展现论文研究基本概况,为论文研究提供基本的逻辑起点。第二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概述。在对贫困、农村贫困家庭及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基于地理环境、制度设计、历史文化、社会参与等维度对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原因进行深度剖析,系统阐述农村贫困家庭妇女在贫困程度、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可行能力等方面的致贫表象及相应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影响,宏观展现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概况,为深入研究奠定基础。第三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理论资源。从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外相关理论及中国传统文化四个维度,对相应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妇女解放思想和共同富裕理论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可行能力贫困理论和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想、中国传统妇女观和中国传统贫富观等相关理论思想进行阐述,为整个研究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撑。第四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意义及进程。以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对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意义为出发点,历史梳理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历史实践过程,将其划分为通过体制改革、开发式扶贫、“两轮驱动”扶贫、精准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四个阶段,展现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历史脉络,从宏观视野为探索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经验规律提供实践性基础。第五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品牌项目。围绕健康、科教、金融、就业创业、社会五大扶贫领域分别对母亲健康快车、农村妇女“两癌”检查、“降消”项目等健康扶贫脱贫项目,春蕾计划、“双学双比”活动、巾帼科技致富工程等科教扶贫脱贫项目,母亲小额循环、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母亲创业循环金等金融扶贫脱贫项目,巾帼家政服务、手工编织、妈妈制造等就业创业扶贫脱贫项目,幸福工程、母亲水窖、母亲邮包等社会扶贫脱贫项目的发展状况、运行模式进行阐释分析,总结项目扶贫经验,从微观视野为探索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经验规律提供实践性素材。第六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经验启示。结合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历史实践,立足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主客体身份,从明确目标导向上要实现全面自由发展、推动脱贫致富、提升可行能力,重视主体能动作用上要激发主体意识、摆脱观念束缚、弘扬优良品质,增强综合脱贫素质上要提升科技文化水平、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保障平等发展权利,强化全方位扶贫格局上要坚持政府主导作用、发挥市场导向优势、加强社会联动参与四个维度揭示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经验启示,为新时代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事业提供经验遵循。
韩小伟[10](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研究》文中提出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我国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一项重大举措。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中央单位立足部门资源优势,结合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连片特困地区实际,通过各种渠道方式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对于践行党的宗旨、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群众、培养锻炼干部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对于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改善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论文运用实证研究、系统研究、综合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立足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以国家有关政策文件为指导,参考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视角,对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政策理论、重大意义、历史进程、工作实践、基本经验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总结,并对2020年以后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进行了前瞻性思考。具体来说,文章由六个部分构成:第一章是绪论,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论文的创新及不足之处等问题。第二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概述,主要阐释了中央单位、社会扶贫、定点扶贫、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等相关概念;揭示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重大意义,即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是“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的组成部分,是加大对老少边贫地区扶持力度的举措,是帮扶单位贴近基层、了解民情的途径;系统梳理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历史进程。第三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理论基础,主要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视角,对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理论基础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阐述。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主要包括反贫困理论、公平正义理论和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主要包括共同富裕理论、共享发展理论和扶贫开发理论。第四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主要领域及案例,主要从基础设施建设扶贫、产业扶贫、技能培训扶贫、教育科技文化扶贫、健康扶贫和网络扶贫等六个领域,对中央单位在各个领域开展定点扶贫的由来、内容和典型案例等进行了归纳和举例。第五章是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经验,主要从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干部培养相结合等5个方面,全面总结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要求和实践经验。第六章是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对策思考,主要是基于2020年以后中国反贫困工作重心转向治理农村相对贫困的背景,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强调要发挥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部门优势,即发挥中央单位的政策、资源、规划、人才和技术等优势;强调要构建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即构建由党委领导机制、政府主导机制、群众参与机制、组织协调机制、资金投入机制、考核评价机制等内容构成的长效机制。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历史进程划分为起步阶段、展开阶段、深化阶段和完善阶段等4个阶段,分析了每一个阶段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宏观背景、政策依据、主要任务和基本特征;二是全面总结了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经验,即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与扶智扶志相结合、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与加强干部培养相结合;三是对2020年以后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进行了前瞻性思考,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强调要发挥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部门优势,构建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二、发展教育产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发展教育产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论文提纲范文)
(1)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2.3 本文的技术路线图 |
1.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2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与分类 |
2.1.1 人力资本 |
2.1.2 创新 |
2.1.3 技术效率 |
2.2 文献综述 |
2.2.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衡量方法研究 |
2.2.2 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
2.2.3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2.2.4 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 |
2.2.5 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2.2.6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2.3 理论基础 |
2.3.1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2.3.2 人力资本理论 |
2.3.3 内生增长理论 |
2.3.4 创新系统理论 |
2.4 本章小结 |
3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 |
3.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地区层面 |
3.1.1 地区人力资本发展现状 |
3.1.2 地区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
3.1.3 地区经济增长现状 |
3.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现状——行业层面 |
3.2.1 工业行业人力资本发展现状 |
3.2.2 工业行业技术创新发展现状 |
3.2.3 工业行业经济增长现状 |
3.3 本章小结 |
4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理论模型 |
4.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4.1.1 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 |
4.1.2 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
4.1.3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
4.1.4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小结 |
4.2 多部门内生增长模型 |
4.3 本章小结 |
5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中介效应的检验 |
5.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地区层面 |
5.1.1 模型构建 |
5.1.2 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
5.1.3 实证结果与分析——地区整体层面 |
5.1.4 实证结果与分析——分区域层面 |
5.1.5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5.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行业层面 |
5.2.1 模型构建 |
5.2.2 变量说明与数据处理 |
5.2.3 实证结果与分析——工业行业整体层面 |
5.2.4 实证结果与分析——细分行业层面 |
5.2.5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5.3 本章小结 |
6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 |
6.1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人力资本门槛效应检验 |
6.1.1 地区层面分析 |
6.1.2 行业层面分析 |
6.1.3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6.2 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技术创新门槛效应检验 |
6.2.1 地区层面分析 |
6.2.2 行业层面分析 |
6.2.3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
6.3 本章小结 |
7 结论、启示与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相关启示 |
7.3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2)中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创新之处 |
第2章 相关理论与研究综述 |
2.1 人力资本理论 |
2.1.1 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背景 |
2.1.2 早期的人力资本思想 |
2.1.3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 |
2.1.4 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 |
2.2 自主创新理论 |
2.2.1 自主创新思想的理论溯源 |
2.2.2 自主创新思想的演进 |
2.2.3 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变的理论逻辑 |
2.2.4 自主创新生态系统构建 |
2.3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2.3.1 产业结构的内涵 |
2.3.2 产业结构演进的相关理论 |
2.3.3 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因素 |
2.4 经济发展理论 |
2.4.1 外生经济增长理论 |
2.4.2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
2.4.3 经济发展理论的渊源与形成 |
2.4.4 经济发展理论的演进与发展 |
2.4.5 经济发展的新认识和新变化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概念界定及指标测度 |
3.1 核心概念界定 |
3.1.1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 |
3.1.2 自主创新 |
3.1.3 产业结构升级 |
3.1.4 经济发展 |
3.2 评价指标选取及测度模型构建 |
3.2.1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HCS)评价指标及测度模型 |
3.2.2 自主创新(INN)评价指标及测度模型 |
3.2.3 产业结构升级(IU)评价指标及测度模型 |
3.2.4 经济发展(EDS)评价指标及测度模型 |
3.3 评价指标及测度方法汇总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驱动机理研究 |
4.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提出 |
4.2 数据处理与模型构建 |
4.2.1 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 |
4.2.2 状态空间模型构建 |
4.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4.3.1 状态空间模型估计 |
4.3.2 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检验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机理研究 |
5.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提出 |
5.2 数据处理与模型构建 |
5.2.1 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 |
5.2.2 状态空间模型构建 |
5.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5.3.1 状态空间模型估计 |
5.3.2 自主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基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经济发展路径探究 |
6.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提出 |
6.2 模型构建及检验 |
6.2.1 VAR模型构建 |
6.2.2 脉冲响应函数 |
6.2.3 方差分解分析 |
6.3 基于Bootstrap的传导路径检验 |
6.3.1 链式中介理论模型构建 |
6.3.2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6.4 中国经济发展可持续路径理论模型构建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前景研究 |
7.1 协调机理分析与评价模型构建 |
7.1.1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机理分析 |
7.1.2 协调度评价模型构建 |
7.2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效应测度 |
7.3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发展协调前景预测 |
7.3.1 基于BP神经网络的协调发展前景预测 |
7.3.2 基于ARIMA模型的协调发展前景预测 |
7.4 可持续发展障碍因素分析 |
7.4.1 障碍度模型构建 |
7.4.2 障碍因素挖掘及结果分析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总结与展望 |
8.1 结论和启示 |
8.1.1 主要的研究结论 |
8.1.2 相应的对策启示 |
8.2 研究局限及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及参加项目情况 |
致谢 |
(3)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 |
第2章 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影响的理论基础与机理机制 |
2.1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理论 |
2.2 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增长的机理机制 |
2.3 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的环境可持续维度 |
2.4 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的社会平等维度 |
第3章 我国环境规制与绿色增长水平测度与评价 |
3.1 中国环境规制政策实施与变迁 |
3.2 我国环境规制的总体测度与评价 |
3.3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测度与评价 |
3.4 我国绿色增长水平的测度与评价 |
3.5 本章小节 |
第4章 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水平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 |
4.1 空间面板模型与变量选取 |
4.2 环保投资与污染减排强度对绿色增长水平影响的空间效应 |
4.3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水平影响的空间特征 |
4.4 本章小节 |
第5章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非线性特征研究 |
5.1 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与评价 |
5.2 面板平滑转移模型与变量选择 |
5.3 环保投资和污染减排强度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门限特征分析 |
5.4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的门限效应分析 |
5.5 本章小节 |
第6章 环境规制对我国社会福祉影响的中介效应研究 |
6.1 社会福祉的测度与评价 |
6.2 中介效应模型与变量选择 |
6.3 基于居民健康和就业的中介效应检验 |
6.4 中、东部地区健康中介效应的进一步检验 |
6.5 本章小节 |
第7章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增长的影响研究 |
7.1 双重差分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7.2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整体减排效果分析 |
7.3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污染减排效果持续性分析 |
7.4 排污权交易制度的绿色增长效应分析 |
7.5 本章小节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 |
后记 |
(4)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贫困治理任务的调整 |
1.1.2 教育发展的脱贫动能 |
1.1.3 绩效评价的现实要求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4 研究目标、思路与内容 |
1.4.1 研究目标 |
1.4.2 研究思路 |
1.4.3 研究内容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1.6 主要创新点 |
第二章 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2.1.1 贫困 |
2.1.2 教育扶贫 |
2.1.3 深度贫困地区 |
2.1.4 教育扶贫政策绩效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能力贫困理论 |
2.2.2 贫困代际理论 |
2.2.3 人力资本理论 |
2.2.4 “3E”绩效评价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内涵及贫困现状 |
3.1 新疆发展概况与贫困特征 |
3.1.1 新疆自然生态环境的基本概况 |
3.1.2 新疆经济社会环境的基本概况 |
3.1.3 新疆人口文化环境的基本概况 |
3.1.4 新疆教育扶贫政策的基本概况 |
3.2 新疆扶贫开发的历史演进 |
3.2.1 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救济扶贫阶段 |
3.2.2 改革开放体制变革下的开发扶贫 |
3.2.3 经济高速增长下的“八七”扶贫 |
3.2.4 新世纪扶贫开发纲要阶段 |
3.2.5 新时代精准扶贫开发阶段 |
3.3 绩效评价的理论内涵 |
3.3.1 教育扶贫的价值分析 |
3.3.2 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 |
3.3.3 绩效评价指标的逻辑关系 |
3.4 新疆贫困问题现状调查分析 |
3.4.1 研究思路 |
3.4.2 家庭贫困现状调查分析 |
3.4.3 县域贫困现状调查分析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效果评价 |
4.1 研究假设 |
4.2 研究设计 |
4.2.1 研究思路 |
4.2.2 研究方法 |
4.2.3 变量及数据说明 |
4.3 实证分析过程 |
4.3.1 描述统计与平稳性检验 |
4.3.2 静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
4.3.3 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
4.3.4 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 |
4.3.5 分地区回归估计结果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效率评价 |
5.1 研究设计 |
5.1.1 研究思路 |
5.1.2 研究方法 |
5.1.3 变量及数据说明 |
5.2 静态效率评价结果 |
5.2.1 静态效率的时序变化 |
5.2.2 静态效率的县域比较 |
5.2.3 规模报酬阶段的县域分布 |
5.3 动态效率评价结果 |
5.3.1 动态效率的时序变化 |
5.3.2 动态效率的县域比较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公平性评价 |
6.1 研究设计 |
6.1.1 研究思路 |
6.1.2 研究方法 |
6.1.3 指标选取 |
6.2 公平性测度结果 |
6.2.1 新疆教育扶贫政策总体差异及分解 |
6.2.2 县域教育扶贫资源供给类型分析 |
6.3 公平性演变特征及原因分析 |
6.4 公平与效率的政策选择辨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评价 |
7.1 评价模型的理论分析 |
7.2 研究设计 |
7.2.1 研究步骤与方法 |
7.2.2 问卷信息及数据来源 |
7.3 信效度检验 |
7.3.1 探索性因素分析 |
7.3.2 验证性因素分析 |
7.3.3 模型恒等性检验 |
7.4 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测度结果 |
7.4.1 政策满意度评价的基本情况 |
7.4.2 不同贫困程度家庭的政策满意度 |
7.4.3 政策满意度评价的差异性分析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建议与不足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优化建议 |
8.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8.3.1 研究不足 |
8.3.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作者简介 |
导师评阅表 |
(5)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一、研究背景 |
二、问题提出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反贫困 |
二、职业教育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一、反贫困历史中职业教育作用机理的考察 |
二、反贫困行动中职业教育功用与定位分析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制的已有理解和认识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支持环境探析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策略探讨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现实问题及应对策略 |
第五节 研究设计 |
一、研究问题 |
二、研究目标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步骤 |
第二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第一节 内源发展理论:职业教育激活贫困者内在发展动力 |
一、内源发展理论及其发展 |
二、内源性反贫困及其实现 |
三、内源发展理论与贫困者内生动力生成 |
四、内源发展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第二节 赋权理论:职业教育赋予贫困者能力的内在机理 |
一、赋权理论及其发展 |
二、赋权理论的构成要素 |
三、赋权理论的支撑环境与基本条件 |
四、赋权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第三节 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职业教育对贫困者人力资本的开发 |
一、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内涵 |
二、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教育的反贫困功能和价值拓展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与人力资本开发 |
四、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的局限 |
五、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第四节 现代治理理论:构建职业教育参与贫困治理的路径 |
一、现代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
二、现代治理理论与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内在关联 |
三、现代治理理论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启示 |
第五节 理论框架与分析思路 |
一、理论框架 |
二、分析思路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历史演进与治理逻辑 |
第一节 分析视角 |
一、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及分析方法 |
二、历史制度主义对本研究的启示 |
第二节 建国以来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阶段 |
一、面向工农兵普及劳动生产知识(1949-1977):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早期探索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实用人才(1978-1993):激发农村经济活力促进农民增收 |
三、面向成人的职业技能培训(1994-2000):促进农民增收和劳动力转移就业 |
四、面向贫困群众转移就业提升素质(2001—2010):加快解决温饱步伐 |
五、面向贫困人口提供多层次支持(2011—2020):打赢脱贫攻坚战 |
六、面向城乡低收入劳动者的终身职业培训(2021—):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演进动因 |
一、政治动因:职业教育是增强贫困群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举措 |
二、经济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人口转化为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的关键 |
三、社会动因:职业教育是贫困者实现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的教育保障 |
四、文化动因:职业教育是面向贫困者有效整合扶智与扶志的优先选项 |
第四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政策的治理逻辑 |
一、与国家反贫困总体战略目标内在统一 |
二、嵌入国家经济全面持续高速发展之中 |
三、始终注重贫困者面向就业的能力开发 |
四、适时优化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方式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进展调查与现状分析 |
第一节 调查目的与实施过程 |
一、调查目的 |
二、调查对象 |
三、调查工具 |
四、实施步骤 |
五、数据来源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三、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实施现状调查与分析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成效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运行特征 |
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实施困境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与基本经验 |
第一节 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一、国际劳工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二、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三、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四、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五、国际劳工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第二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性与反贫困 |
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第三节 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践特征 |
一、世界银行组织使命与反贫困 |
二、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要实践 |
三、世界银行的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特征 |
四、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作用机理 |
五、世界银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 |
第四节 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基本经验 |
一、注重能力建设:以贫困人口能力建设和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
二、实施路径多元:依据不同群体的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培训支持 |
三、面向就业创业:促进弱势群体体面工作以提升生活质量 |
四、多元主体共治:创设能力建设与岗位转化衔接的社会政策环境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第二节 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一、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二、学历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第三节 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
一、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作用机理 |
二、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反贫困的影响因素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及优化改进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与模式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构成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基本模式 |
第二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实践向度 |
一、搭建面向贫困者个体的促进就业进而摆脱贫困的阶梯 |
二、面向贫困地区培养经济发展所需实用人才促进区域脱贫 |
三、畅通低收入者技术技能发展通道以向中等收入群体跨越 |
第三节 职业教育反贫困实现路径的优化改进 |
一、对象拓展:从以贫困人口为主体到以低收入人口为重点 |
二、方式优化: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和终身职业教育衔接 |
三、目标升级:从促进就业摆脱贫困到促进生涯发展和职业成功 |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结论、反思及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一、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理论共识:能力贫困、教育反贫和职教赋能一脉相承 |
二、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治理逻辑:开发能力、服务经济和促进增收紧密衔接 |
三、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运行模式:分类瞄准、多向发力与赋权增能互为支撑 |
四、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国际经验:以人为本、服务需求与体面就业高位衔接 |
五、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现路径:精准识别、综合赋能与能力发展层层递进 |
六、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路径转向:对象拓展、方式优化与目标升级同频共振 |
第二节 研究反思 |
一、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可持续性的探讨和分析较为有限 |
二、对职业教育反贫困功能限度的考察不够深入 |
三、职业教育与贫困内在关系的辩证分析不透彻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一、多维度审视职业教育在弱势群体治理中的功能与价值 |
二、立体化审视职业教育促进弱势群体发展的实现路径 |
三、发展性审视职业教育助力弱势群体发展的路径优化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在学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后记 |
(6)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1.3.5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数据来源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1.5.1 研究框架 |
1.5.2 技术路线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1.6.1 研究的创新 |
1.6.2 存在的局限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2.1.4 简要评述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2.2.5 简要评述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2.3.4 简要评述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2.4.3 长尾理论 |
2.4.4 简要评述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3.1.1 数字金融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3.2.1 农户创业 |
3.2.2 经济增长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4.1.1 网络支付 |
4.1.2 网络融资 |
4.1.3 财富管理 |
4.1.4 网络保险 |
4.1.5 互联网征信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4.8 本章小结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5.1 引言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5.2.1 模型构建 |
5.2.2 变量选取 |
5.2.3 估计策略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5.3.4 分位数回归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1 引言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6.2.1 模型与变量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7.1 引言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7.2.1 模型设定 |
7.2.2 变量选择 |
7.2.3 统计分析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7.4.2 拓展性讨论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8.1 引言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8.2.1 模型设定 |
8.2.2 变量选择 |
8.2.3 数据来源 |
8.2.4 描述性统计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8.5 本章小结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研究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9.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重点与难点 |
1.4.1 研究重点 |
1.4.2 研究难点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5.1 创新之处 |
1.5.2 研究不足 |
第2章 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述 |
2.1 贫困理论基本释义 |
2.1.1 贫困的定义 |
2.1.2 贫困的标准 |
2.1.3 贫困的分类 |
2.1.4 扶贫的内涵 |
2.2 西藏贫困问题的基本状况 |
2.2.1 贫困人口较多且分布广 |
2.2.2 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 |
2.2.3 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严重 |
2.3 西藏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 |
2.3.1 严酷的自然生存环境 |
2.3.2 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 |
2.3.3 落后的基础服务设施 |
2.3.4 突出的健康风险问题 |
2.3.5 严重的精神文化贫困 |
2.4 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 |
2.4.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
2.4.2 筑牢党在西藏执政根基的需要 |
2.4.3 实现西藏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
3.1 理论基础 |
3.1.1 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关于反贫困理论 |
3.1.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扶贫工作的论述 |
3.1.3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反贫困的思想 |
3.1.4 西方学者关于反贫困的理论探索 |
3.2 实践基础 |
3.2.1 1949-1958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3.2.2 1959-1977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第4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 |
4.1 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1978-1993) |
4.1.1 出台西藏农牧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
4.1.2 改革制约农牧区发展的经济体制 |
4.1.3 初步开启西藏扶贫开发的新模式 |
4.1.4 体制改革阶段西藏扶贫成效总结 |
4.2 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 |
4.2.1 西藏扶贫攻坚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
4.2.2 新的特殊优惠政策的出台与落实 |
4.2.3 扶贫攻坚阶段西藏脱贫工作成效 |
4.3 扶贫深化阶段(2001-2011) |
4.3.1 探索适宜西藏扶贫开发的新路子 |
4.3.2 明确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目标 |
4.3.3 夯实西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 |
4.3.4 扶贫开发政策落地与基本成效总结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发展的战略抉择 |
5.1.1 规划新时代富民兴藏路线 |
5.1.2 加快推进西藏高质量发展 |
5.2 构建西藏精准扶贫的实施机制 |
5.2.1 西藏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 |
5.2.2 西藏精准扶贫的政策机制 |
5.2.3 西藏精准扶贫的责任机制 |
5.2.4 西藏精准扶贫的投入机制 |
5.2.5 西藏精准扶贫的退出机制 |
5.2.6 西藏精准扶贫的监督考核机制 |
5.3 明确西藏精准扶贫的施策路径 |
5.3.1 特色产业开发:撬动农牧民脱贫致富的杠杆 |
5.3.2 易地扶贫搬迁:打破恶劣生存环境的束缚 |
5.3.3 生态保护扶贫:破解“富饶的贫困”陷阱 |
5.3.4 大力发展教育:阻断西藏贫困的代际传递 |
5.3.5 社会保障兜底:兜住西藏脱贫攻坚的底线 |
5.4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阶段工作成效 |
5.4.1 第六次座谈会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长足发展 |
5.4.2 “三不愁三有三保障”脱贫目标基本实现 |
5.4.3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创新与发展 |
第6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 |
6.1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历史经验 |
6.1.1 始终坚持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 |
6.1.2 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的强大合力 |
6.1.3 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持续革新 |
6.1.4 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 |
6.2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对西藏未来减贫与发展的启示 |
6.2.1 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 |
6.2.2 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 |
6.2.3 在脱贫攻坚基础之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
6.2.4 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后记 |
(8)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研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2.3 研究评述 |
1.3 研究方法及思路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研究思路 |
1.4 主要内容及框架 |
1.4.1 研究的内容 |
1.4.2 技术路线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1.5.1 可能的创新点 |
1.5.2 不足之处 |
第2章 职业教育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职业教育 |
2.1.2 产业发展 |
2.1.3 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 |
2.2 理论基础 |
2.2.1 人力资本理论 |
2.2.2 现代产权理论 |
2.2.3 教育经济学理论 |
2.2.4 产业组织理论 |
第3章 中国职业教育历史演进与问题分析 |
3.1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 |
3.1.1 中国职业教育探索与恢复时期(1977-1984) |
3.1.2 中国职业教育粗放发展时期(1985-1998) |
3.1.3 中国职业教育优化调整时期(1999-2012) |
3.1.4 中国职业教育稳健发展时期(2012—至今) |
3.2 中国职业教育政策演变规律 |
3.2.1 中国职业教育政策不断适应经济发展 |
3.2.2 中国职业教育政策不断适应产业形态变迁 |
3.2.3 中国职业教育政策逐步由政府主导向政府引导转型 |
3.3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3.3.1 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不协调 |
3.3.2 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实践异化问题 |
3.3.3 中国职业教育结构不合理 |
3.3.4 中国职业教育布局不优化与发展不平衡 |
3.3.5 社会环境缺乏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厚植土壤 |
第4章 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
4.1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与指标选取 |
4.1.1 F?re-Primon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 |
4.1.2 F?re-Primont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
4.1.3 职业教育投出产出指标选取 |
4.2 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演进分析 |
4.2.1 全国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 |
4.2.2 分区域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 |
4.3 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4.3.1 变量选取 |
4.3.2 模型构建 |
4.3.3 实证过程 |
4.3.4 实证结论 |
第5章 中国职业教育的经济效应研究 |
5.1 中国职业教育经济效应的逻辑起点 |
5.1.1 中国职业教育经济效应的现实基础 |
5.1.2 中国职业教育经济效应的特点 |
5.2 中国职业教育经济效应的主要体现 |
5.2.1 确保经济发展战略有效实施 |
5.2.2 促使经济发展软环境不断完善 |
5.2.3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5.2.4 实现创新驱动的快速转变 |
5.2.5 推进扶贫助困效果提升 |
5.3 经济发展对职业教育的影响 |
5.3.1 经济发展方向决定职业教育发展方向 |
5.3.2 经济状况决定职业教育发展规模 |
5.3.3 经济状况决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层次 |
5.3.4 经济结构调整决定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 |
5.4 中国职业教育影响经济效应的现存问题 |
5.4.1 人才培养同质化程度较高 |
5.4.2 职业教育发展均衡性较差 |
5.4.3 校企合作机制仍不完善 |
5.4.4 人才培养立交桥尚未建立 |
5.5 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实证分析 |
5.5.1 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 |
5.5.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
5.5.3 综合指标值测定方法与理论模型构建 |
5.5.4 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综合评价结果 |
5.5.5 职业教育经济协调度测评结果 |
5.5.6 职业教育经济协调质量 |
第6章 国外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经验及其借鉴 |
6.1 德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经验 |
6.1.1 “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基本形式 |
6.1.2 “双元制”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脉络与阶段特征 |
6.1.3 “双元制”职业教育政策特点与问题 |
6.1.4 德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启示 |
6.2 美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经验 |
6.2.1 美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脉络与阶段特征 |
6.2.2 美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特点与面临问题 |
6.2.3 美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启示 |
6.3 日本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经验 |
6.3.1 日本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脉络与阶段特征 |
6.3.2 日本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启示 |
第7章 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对策建议 |
7.1 中国职业教育参与主体及功能定位 |
7.1.1 政府主体及其功能 |
7.1.2 行业组织主体及其功能 |
7.1.3 企业主体及其功能 |
7.1.4 学校主体及其功能 |
7.2 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指导原则 |
7.2.1 以人为本发展原则 |
7.2.2 公益性与经济性兼顾原则 |
7.2.3 本土化与国际化融通原则 |
7.2.4 权责明确与多元制衡原则 |
7.3 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互动发展的策略 |
7.3.1 提高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水平 |
7.3.2 坚持政府引导职业教育治理 |
7.3.3 增强行业组织指导的有效性 |
7.3.4 促进企业主体作用充分发挥 |
7.3.5 强化学校实施的自主执行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论文及研究成果 |
致谢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1.2.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1.2.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1.4.1 研究内容 |
1.4.2 创新之处 |
第2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概述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2.1.1 贫困 |
2.1.2 农村贫困家庭 |
2.1.3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 |
2.2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原因 |
2.2.1 地理环境的约束 |
2.2.2 制度设计的性别盲视 |
2.2.3 历史文化的影响 |
2.2.4 社会参与力量的不足 |
2.3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表现 |
2.3.1 贫困程度深重 |
2.3.2 健康状况较差 |
2.3.3 受教育水平不高 |
2.3.4 可行能力缺失 |
2.4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影响 |
2.4.1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经济影响 |
2.4.2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政治影响 |
2.4.3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文化影响 |
2.4.4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社会影响 |
2.4.5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生态影响 |
小结 |
第3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理论资源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3.1.1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
3.1.2 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3.2.1 妇女解放思想 |
3.2.2 共同富裕理论 |
3.2.3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 |
3.3 国外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3.3.1 可行能力贫困理论 |
3.3.2 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想 |
3.4 中国传统文化中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3.4.1 中国传统妇女观 |
3.4.2 中国传统贫富观 |
小结 |
第4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意义及进程 |
4.1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重大意义 |
4.1.1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
4.1.2 彰显我国政治优势的集中标识 |
4.1.3 提升我国文化实力的现实途径 |
4.1.4 巩固我国社会安定的必要保障 |
4.1.5 打造我国美丽生态的重要环节 |
4.2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历史进程 |
4.2.1 通过体制改革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4.2.2 通过开发式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4.2.3 通过“双轮驱动”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4.2.4 通过精准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小结 |
第5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品牌项目 |
5.1 健康扶贫脱贫项目 |
5.1.1 母亲健康快车 |
5.1.2 农村妇女“两癌”检查 |
5.1.3 “降消”项目 |
5.2 科教扶贫脱贫项目 |
5.2.1 春蕾计划 |
5.2.2 “双学双比”活动 |
5.2.3 巾帼科技致富工程 |
5.3 金融扶贫脱贫项目 |
5.3.1 母亲小额循环 |
5.3.2 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 |
5.3.3 母亲创业循环金 |
5.4 就业创业扶贫脱贫项目 |
5.4.1 巾帼家政服务 |
5.4.2 手工编织 |
5.4.3 妈妈制造 |
5.5 社会扶贫脱贫项目 |
5.5.1 幸福工程 |
5.5.2 母亲水窖 |
5.5.3 母亲邮包 |
小结 |
第6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经验启示 |
6.1 明确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目标导向 |
6.1.1 实现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全面自由发展 |
6.1.2 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实现脱贫致富 |
6.1.3 提升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可行能力 |
6.2 重视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主体能动作用 |
6.2.1 激发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主体意识 |
6.2.2 摆脱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观念束缚 |
6.2.3 弘扬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优良品质 |
6.3 增强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综合脱贫素质 |
6.3.1 提升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科技文化水平 |
6.3.2 促进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就业创业发展 |
6.3.3 保障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平等发展权利 |
6.4 强化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全方位扶贫格局 |
6.4.1 坚持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政府主导作用 |
6.4.2 发挥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市场导向优势 |
6.4.3 加强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社会联动参与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答辩决议书 |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及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概述 |
2.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相关概念阐释 |
2.1.1 中央单位 |
2.1.2 社会扶贫 |
2.1.3 定点扶贫 |
2.1.4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 |
2.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重大意义 |
2.2.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体现 |
2.2.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的组成部分 |
2.2.3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加大对老少边贫地区扶持力度的举措 |
2.2.4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是帮扶单位贴近基层、了解民情的途径 |
2.3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历史进程 |
2.3.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起步阶段 |
2.3.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展开阶段 |
2.3.3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深化阶段 |
2.3.4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完善阶段 |
第3章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理论基础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3.1.1 经典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
3.1.2 经典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理论 |
3.1.3 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理论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3.2.1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 |
3.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理论 |
3.2.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扶贫开发理论 |
第4章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主要领域及案例 |
4.1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扶贫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 |
4.1.1 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的由来 |
4.1.2 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的内容 |
4.1.3 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的典型案例 |
4.2 通过产业扶贫推进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 |
4.2.1 产业扶贫的由来 |
4.2.2 产业扶贫的内容 |
4.2.3 产业扶贫的典型案例 |
4.3 通过技能培训扶贫实现贫困地区劳动力就业 |
4.3.1 技能培训扶贫的由来 |
4.3.2 技能培训扶贫的内容 |
4.3.3 技能培训扶贫的典型案例 |
4.4 通过教育科技文化扶贫推进贫困地区文化教育发展 |
4.4.1 教育科技文化扶贫的由来 |
4.4.2 教育科技文化扶贫的内容 |
4.4.3 教育科技文化扶贫的典型案例 |
4.5 通过健康扶贫改善贫困地区医疗卫生状况 |
4.5.1 健康扶贫的由来 |
4.5.2 健康扶贫的内容 |
4.5.3 健康扶贫的典型案例 |
4.6 通过网络扶贫拓宽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渠道 |
4.6.1 网络扶贫的由来 |
4.6.2 网络扶贫的内容 |
4.6.3 网络扶贫的典型案例 |
第5章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的基本经验 |
5.1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 |
5.1.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5.1.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贫困地区实际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5.2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 |
5.2.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5.2.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5.3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 |
5.3.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5.3.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5.4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 |
5.4.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5.4.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5.5 坚持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党政干部培养相结合 |
5.5.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党政干部培养相结合的基本要求 |
5.5.2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与党政干部培养相结合的实践经验 |
第6章 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对策思考 |
6.1 中国农村反贫困目标瞄准的调整 |
6.1.1 相对贫困的涵义 |
6.1.2 相对贫困的特征 |
6.1.3 农村相对贫困成为贫困治理的重心 |
6.1.4 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路径 |
6.2 发挥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部门优势 |
6.2.1 政策优势 |
6.2.2 资源优势 |
6.2.3 规划优势 |
6.2.4 人才优势 |
6.2.5 技术优势 |
6.3 构建中央单位帮扶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
6.3.1 党委领导机制 |
6.3.2 政府主导机制 |
6.3.3 群众参与机制 |
6.3.4 组织协调机制 |
6.3.5 资金投入机制 |
6.3.6 考核评价机制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四、发展教育产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论文参考文献)
- [1]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地区和行业层面分析[D]. 崔婷婷.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中国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D]. 潘苏楠. 吉林大学, 2021(01)
- [3]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的影响研究[D]. 陈苗. 吉林大学, 2021(01)
- [4]新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评价研究[D]. 黄晋生. 石河子大学, 2021(01)
- [5]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D]. 瞿连贵.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1)
- [6]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D]. 暴占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8]中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互动效应研究[D]. 程宇. 吉林大学, 2020(03)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D]. 曹楠楠. 吉林大学, 2020(03)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研究[D]. 韩小伟. 吉林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