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吉市跨世纪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

一、延吉市跨世纪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原斌^[1]（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人口外流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口流动作为一种特定的人口现象,是社会变迁的重要表现,也是影响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后,东北三省人口流动形势发生了较大改变,从之前人口的主要流入区逐渐转变为流出区,而且流出的人口规模日益增大。东北三省大量人口的流出,不仅严重影响了东北三省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也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实施。自2004年始,党和国家提出全面振兴东北战略。2018年秋,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东北三省并主持召开了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强调要通过留住人等6个方面来实现东北的全面振兴。因此,全面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人口外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既可以通过研究窥视出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的社会变迁情况,也可以为解决东北振兴问题提供一定的思路。论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人口外流问题为研究对象,分四部分进行论述。首先,通过梳理人口外流历程和外流的基本情况指出,高学历高层次人才流失是东北三省人口外流的突出特征。其次,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不断调整、东北三省自身发展的弊病和东北三省民众社会压力的加大三个方面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人口外流的原因有:国家经济重心的南移和东移、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思想解放的不够彻底、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困局、东北国有企业改革的缓慢,东北三省民众生存压力和就业压力的加大。再次,从使东北经济增长放缓、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社会治安不安定因素增多、社保体系负担压力加大,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步履维艰、社会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等方面,探讨了东北三省人口外流对地区经济发展、民生问题的解决和国家发展战略实施的影响。最后,针对东北三省人口外流所造成的困局,从解放思想、制定合理的人才战略、实行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区域内市场大环境四个方面提出解决东北三省人口外流的对策,指出东北三省要通过破除固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思想束缚、摒弃僵化的“官本位”传统思想、祛除狭隘的短视眼光;优化人才环境,留住用好人才、落实创新举措,培养紧缺人才、利用政策导向,引进新型人才;更新换代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空间布局、调整改造产业模式;建构规范严明的投资环境、创设以人为本的就业环境、营造公平竞争的创新创业环境等举措遏制住人口外流的现象,以实现东北的全面振兴。

周楠^[2]（2020）在《新时代党在延边地区民族团结工作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和谐稳定与否是影响我国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民族团结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以我国民族关系实际状况为根据而采取的重要战略性措施,是我国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团结工作三十余年的大力推动下,民族关系在取得新成就的同时也逐渐出现了诸多新情况和新挑战,民族工作复杂性趋势愈加显着。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我国民族工作均做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论述,提出了诸多新要求和新任务,为我国民族团结工作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与发展方向。民族团结工作始终是我们党执政和治理国家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全国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区和东北地区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多年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始终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大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形成了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民族法制建设不断完善、民族文化更加繁荣、民族关系始终融洽、民族干部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崭新局面。本文一共分为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是绪论,概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写作目的,简单介绍相关国内外研究现状、创新点和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等。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的基本思想,从马克思、恩格斯到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关于民族团结的基本思想,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团结思想。论文分析了民族团结工作在党治国理政中的必要性,以及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民族团结工作取得的成就。第三部分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和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上概述了新时代延边地区民族团结工作取得的成就。第四部分探讨了新时代延边地区民族团结工作面临的挑战,主要有经济发展较其他地区相对滞后,政府基层管理不到位,文化投入不足且民族团结宣传力度不强等问题。第五部分着力探讨了加强党在延边地区民族团结工作的对策,包括加快延边地区经济发展步伐,加强延边地区基层政府管理,繁荣文化事业以及加大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力度等对策。

宋菲^[3]（2020）在《1949-1978年甘肃省电影放映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电影的产生使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发挥娱乐、审美、教化功能的同时,还密切了人际关系,是人际交往的媒介,丰富了闲暇的日常生活,影响了人们的时尚观念等。中国的电影,与其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历史相联系,它像一面镜子,反映着中国时代的变迁,记录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进程。而电影放映队充当着“中介”的作用,在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帮助农民看懂电影,普及科教知识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甘肃省电影放映队作了四个方面的论述,一是介绍了甘肃省电影放映队成立的背景和发展过程,突出了电影队不同时期的特色;二是探讨了甘肃省电影放映员的选拔与培养,在放映员招收、培训、整训等方面做了研究,对电影放映队做了整体的探讨;三是梳理了甘肃省电影放映队的影片内容,研究了从国内影片到国外影片的放映,以及新中国特有的《新闻简报》,给人们留下具有时代特色的记忆;四是研究了放映队的工作任务和放映队的宣传及其作用,在普及放映、译制民族影片、慰劳民勤、放映学生和儿童专场等方面,对新中国初期的文化传播、普及有重要作用,同时又动员了群众,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研究电影放映队对做好农村放映工作,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全面发展建设农村基层文化、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和政治觉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李乾坤^[4]（2019）在《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及经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妇联参与社会治理是将妇女群众的具体利益与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结合在一起,在社会领域持续推进妇女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实践,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七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妇联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指导,在党政部门支持下,积极协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阶段的社会治理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在深化妇联组织改革、推动妇联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阶段,系统梳理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全面总结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既是新时代妇联参与社会治理深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因此,对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研究,力争突破现有研究以现阶段的区域性实践和个案为主的局限,以史实为依据,运用相关理论,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从党和国家战略需求的变化、妇联组织的沿革、妇女发展需求的变迁、社会力量的消长等多个层面展开。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先从探析妇联组织特性和社会治理理念着手,界定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内涵,划定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范围和研究边界,然后梳理归纳与妇联参与社会治理最为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社会性别理论、治理理论的理论沿革和核心观点,阐释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依据。第二部分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妇联围绕新政权巩固、国民经济恢复发展、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治理中心任务,统合妇女群众与其他社会力量,构建群防群治的社会治安格局、创建男女平等的新生产秩序、确立新型的婚姻家庭关系以及对妇女进行社会改造的社会治理实践。第三、四部分研究在政治经济形势跌宕起伏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参与社会治理的曲折历程中,妇联在组织建设、提升妇女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发动妇女参与各项社会建设、推动家务劳动社会化、为妇女提供劳动保护等方面的重要探索与过失。第五部分研究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妇联遵循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相统一的国家治理总体战略,按照“法制化、科学化、社会化”的治理原则,在建立纵横交错的妇联组织网络,建立健全各项组织制度和协调机制,打造“巾帼建功”、“双学双比”、“文明家庭创建”等多个专题活动品牌,建立确保活动持续开展的长效机制等方面的丰富实践。第六部分研究新时代妇联在党和国家改革发展的新布局中,在全面深化妇联组织改革的基础上,利用经济社会发展催生的各种新资源、新技术,尤其是巾帼志愿者资源和互联网技术,联合社会力量在妇女源头维权和实事化维权、引领妇女群众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动员妇女参与社会文明新风培育等方面的新探索。第七部分总结妇联在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实践中,在推动妇联组织创新发展,处理与党政部门、其他社会团体、妇女群众等各方社会力量关系,汇聚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力量,联系、团结、服务、教育妇女群众等方面的历史逻辑和基本经验。总之,妇联作为占我国人口半数的妇女可信赖和依靠的重要群团组织,是沟通党和妇女群众、联合其他社会力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间,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主流是既推进了妇联组织的创新发展,满足了各个阶段妇女群众解放发展的需求,又为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贡献了巾帼力量,基本上形成了多赢的良性循环;支流是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实践一度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存在“四化”一类的历史遗留问题或体制机制问题。因此,在亟需凝心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攻坚阶段,为了充分激发妇联和妇女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力,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的群团改革和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建构作出了重要部署和指示。历史经验表明,新时代妇联若要更好地承担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使命,还需遵循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挥妇联组织主动性相统一,坚持理论自信与兼容并蓄地推进理论创新相统一,坚持以妇女群众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做好经常性工作与开展专题活动相统一,不断提升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社会协作水平等历史逻辑。

郑毅^[5]（2018）在《延边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变与调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空间结构是区域经济在空间上的体现,是区域经济的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是人们根据区域的自然、区位、历史、经济等因素的特点实施相应的区域发展方针的结果。因此,在区域开发的实践过程中,当区域经济处于转型时期时,为了使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我们就有必要对区域经济空间结构进行调控和重组。本文以延边地区经济空间结构为研究对象,对改革开放以来延边地区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以及阶段特征进行研究,同时通过对区域内县域经济的相关性研究来构建延边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变机制,发现存在以下特点: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县域发展差距较大;城镇化率虚高,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弱;“点—轴”结构日益凸显;从空间相互作用关系看,延边地区县域经济增长空间相关性较弱。主要呈现负相关关系。经济发展高水平县域对于周围县域的经济发展带动作用不明显。随后本文分析影响延边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变的因素,发现延边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变使区域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实现的。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因素、文化与人口因素、经济与交通因素和历史与政策因素。其中自然环境因素起到物质基础的作用,但更大程度上是受到文化人口、经济交通和历史政策因素的影响。而且不同历史时期主要影响因素各有不同。尤其政策因素具有明显的时间性。最后提出延边地区经济空间结构调整优化的策略措施。主要为强化区域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针对延吉、珲春、敦化三个区域中心城市,要坚持各自发挥其优势长处;完善“点—轴”结构系统,构建城镇组团。根据延边地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和城镇布局现状,构建一核、两极、三支点的城镇化发展布局。将“三点一轴”结构体系继续发展,形成“三轴三区”的空间发展格局。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构建区域合作新格局。

宋学清^[6]（2018）在《“新乡土写作”的发生：新世纪长篇乡土小说研究》文中认为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与中国乡村的社会转型紧密相连。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被全面纳入现代性体系,现代化与城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乡村的结构性变化,大到乡村政治、经济、文化、伦理、教育、环境、卫生和医疗等方面,小到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家庭结构、行为习惯、衣食住行、日常消费等方面,都在变化中呈现出新的经验模式。新世纪中国乡土小说注意到现代乡村在“常”与“变”间的剧烈变动,努力以新思想、新观念、新视野和新方法去表现新乡村、新农民、新景观和新故事,创作出具有异质性审美特征的新乡土小说。正是基于新世纪乡土小说审美转型的文学事实,本论文提出了“新乡土写作”概念。首先新乡土写作不同于新乡土小说,前者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学活动,后者作为文学活动的阶段性成果以作品的形式存在,一个是文学活动的动态过程,一个是文学的静态文本,具体而言新乡土小说只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新乡土写作尚未完成正处于进行状态,我们站在当下的时间节点审视正在发生的文学新变,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向乡土小说进一步创作提供有效资源提出文学期许。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定位于新乡土写作的“发生”,这是一个过程和阶段而我们正处于初发期。作为概念出现的新乡土写作在范围上我们做出一定的限制。在时间上我们借用汪晖对“世纪”概念的认识,以社会现实和文学特征的同一性标准,将新世纪时间范围前推到1990年代;在空间上我们延展了乡村界限,沿着乡村现代化发展进程和农民迁移轨迹,将乡镇、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等特殊区域纳入考察范围;在研究对象上我们缩小了新乡土写作指向的文学体裁,排除了诗歌、散文和戏剧等,主要以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作为研究对象,避免研究过于宽泛。之所以选择长篇乡土小说,是因为在表现现实的广度、长度、容度和高度等方面长篇更具优势,更能表现出当下丰富的、复杂的现实生活。本论文的核心观点是以新乡土经验去书写新的中国乡村故事,围绕着新乡土写作话题主要思考了几个大问题:一是新乡土写作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为什么会选择新乡土写作?二是新乡土写作是什么?三是新乡土写作发生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四是新乡土写作写什么?五是新乡土写作怎么写?正是沿着这一思考逻辑我们对新乡土写作问题进行整体框架,先后辨析了新乡土写作概念,论述了新乡土经验和新乡村叙事经验,且在经验的基础上思考了新乡土写作应该讲述哪些乡村“新”故事和“大”故事,以及如何以新的表现手法去建构文学,实现艺术形式的突破。首先我们解决的是新乡土写作概念,带有本质主义的本体追问,即新乡土写作是什么的问题。新乡土写作的提出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基于新时期以来对“新乡土文学”的不断探索,不同时代的“新”融汇成新世纪新乡土小说的“新”。这种“新”不仅包括新世纪中国乡村现实变化带来的乡土小说新内容,也包括世界文学背景下基于中国传统的、民族的、地方的和民间的文学形式的创新。正是基于新世纪的新乡村和新乡土小说创作现状,我们提出了新乡土写作概念,认为它是在新世纪全球化语境下基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基本事实,在“新乡土经验”和现代乡村叙事经验的基础上,以新思想、新文化、新价值观、新历史观作为根本推动力,以世界性视野重新审视中国乡村,以新的文学笔法与表现方式叙述乡村,呈现出根植于乡土文化土壤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史、心灵史与精神史,表现出新世纪乡土中国全新的精神面貌与文化气质。新乡土写作的“新”不是赶学术时髦,也不单纯为响应新世纪求新求变的热潮,而是基于我们对新世纪乡土小说创作现状的认识和期待。新乡土写作的“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一是以农民作为表现的主体,避免当下乡土小说脱离农民写乡村的弊端,更要避免当下乡村建设脱离农民求发展的问题;二是强调乡土小说的农民性特征,农民性是从人民性转换过来的一个概念,不仅仅包括文学对农民心理特征和人格结构的认识,也包括农民审美兴趣和审美特征的认识,这是一个具有时代性和当下性的转换性概念;三是新乡土写作的文化自信问题,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崇洋媚外,既要避免文学陷入狭隘民族主义又要避免文学过于西化,努力实现西方文学的本土化和传统文学的当下化,实现基于中国文化和现实的文学自觉;四是新乡土写作经验的独特性,我们将新乡土经验纳入中国经验范畴,这是实现新乡土写作的基本前提;五是新的中国乡村故事的文学书写,乡村是中国的乡村,故事是中国的故事,我们将新乡村故事纳入中国故事范畴,实现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故事的文学书写。在概念基础上我们需要清理出新乡土写作的前提问题,也就是新乡土经验和新乡村叙事经验问题。今天部分乡土作家对土地、乡村和农民不熟悉、不了解,同时又缺乏思想的深度和思考的高度,站在城市回望乡村的写作在剧烈变动的新世纪显得捉襟见肘。新世纪中国乡村变化太快太大太杂,快速变化的乡村早已逸出了作家既有的经验范畴,如何认识当下乡村,重建文学与乡土间的血肉联系成为新乡土写作的首要问题。在“下生活”文学创作机制早已废止,而扎根生活又无法完全实现的当下,我们需要重新探索出一条平衡认知和感知经验的新乡土经验模式。同时我们还需要汲取现代乡村叙事经验,我们将这种经验概括为“鲁迅风”、“田园牧歌”和“追踪式”三个方面。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基于传统创新当下保持乡土小说的文学脉络,推动乡土小说的现代发展。在经验基础上我们需要思考新乡土写作究竟应该写什么?现代乡村充满太多的“大”故事,这里的“大”不是指事件发生的程度,而是指事件表现出来的性质和对乡村未来发展的影响,主要针对的是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就目前来看,新世纪土地流转制度、新型合作社和惠农政策对乡村已然产生深刻影响,新的土地制度孕育出“农村新人”,而不同于以往合作化小说的新合作化小说已经构成了新乡土写作的重要方面。但是新土地制度和乡村政策正处于探索阶段存在很多问题,同样新合作化小说也处于未完成状态,新农民形象有待重新定位。新世纪中国乡土文化流失已然成为重要问题,文学超越现实努力重建现代乡土文化,力图表现那些曾经被遮蔽的地方的、民间的和传统的民风风俗,重建乡土文化。而新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分层现象严重,在普通农民之外出现大量新的群体,比如村支书、话事人、二流子、能人、村霸、村阀、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民工、乡村大学生、农民兵、大学生村官和第一书记等,他们对于现代乡村的文化结构和经济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丰富了乡土小说的人物画廊。在讲什么的基础上新乡土写作还要做好怎么讲,即如何以新的写作手法去书写新的乡村故事。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乡土小说要想获取文学的尊重和话语权,必须创造出属于中国自己的叙事方式,不能再追随西方文学的脚步,亦步亦趋地追求“走向世界的文学写作”。因此我们需要从传统乡土文化、民间文化、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中汲取资源,在语言、结构和叙事等方面实现“中国风”式的文学创新。我们倡导民间“传奇叙事”,以民间鬼神思想去表现乡村,以鬼神作为叙事者讲述乡村故事,新的叙事视角可以呈现出一个另类的乡村。同时乡村的世界又是一个自然之音的世界,以农民的耳朵去聆察世界讲述故事,呈现出一个独特的音景世界。新的乡村孕育出新的史诗,只是当下的史诗更具有传奇性,可以说是乡村经济引发的传奇故事。同时我们引入非虚构写作的文学现象,看到它在底层发声方面表现出来的独特意义。本论文基于当下文学现象提出了“仿志体小说”概念,关注到乡土小说在文体创新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新乡土写作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概念的提出,如同“新世纪文学”和“新时代文学”等概念一般,都是站在“当下”文学现象的萌芽期提出的一种文学期许。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当下既有的文学现象,又能够指向未来的文学发展,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陈栋^[7]（2017）在《大结构与微权力：俐侎学生教育生活与教育成就的田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俐侏人”是世居于云南省临沧市的一个彝族支系。在其长期对外封闭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了族群独特而又相对独立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文化系统。通过对相关历史和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并结合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对俐侏本土文化研究人员进行的深度访谈和对俐侏本土文物进行的归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俐侏人的族群渊源、地域分布和人口流动等社会情况,以及俐侎人的民间信仰、节庆礼仪、生活方式、族群语言等文化特征。由于自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俐侏社会的封闭状况逐渐被打破并进入急剧变化期,因此很多社会矛盾如民族识别的遗留问题、独特文化的消亡问题等开始凸显。俐侎地区的学校教育正是在这种区域社会变迁和族群存续困境的大背景下,得以大力推进和整体变革的。通过对俐侏地区的十余所学校进行参与式观察,对相关教师、学生、教育管理人员和其他社会人士进行深度访谈,可以发现俐侎地区学校复刻了国家教育的普遍模式并鲜有区域和民族特色,具有维稳和支边的地方性意义。而俐侎地方教育中的本土课程和地方知识等本土化努力均行动迟缓且权力微弱。俐侎地区学校教育的内容及形式通过俐侏学生和学校教师为载体,向俐侏人的社会生活渗透;同时俐侏社会中的组织型和个体型力量,又对俐侏学生的教育成就、俐侏地区学校的整体发展产生支持和制约作用。镶嵌于俐侎社会场域中的教育场域自在且自为地与周遭社会环境进行规则和资源的互换与对流。俐侎族群的早恋早婚、懒散宽松的文化习性和害羞腼腆、实用实际等心理习性,与家庭和社会教育资本匮乏等知识因素、打工潮和精准扶贫等时代因素、外向型和去民族化等教育体制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了俐侏学生的教育成就。在俐侎族群文化场域与惯习的作用下,绝大多数俐侎学生得到了家庭、社会对他们教育成就获得方面的纵容与护佑,而这种文化机制恰恰形成了一个社会闭环,维持了俐侏族群的人口和文化的再生产。在空间、时间和意义上都已深埋入俐侎族群生活场域的国家教育体制,通过在这个民族、边疆、农村三重边缘化的区域社会中,传播和制造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等意识形态共识,从而达成维稳和接轨的功能。少数俐侏学生在结构化的教育及社会环境中,通过身份、行为和观念三个维度上的微权力运作,利用和转化了家庭、学校的各种规则与资本,达成了对族群传统社会、文化和心理结构的抵制与反哺,迎合了主流价值观和教育成就体系的偏好,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成就,并与其他学生一起推动了区域社会变迁。基于以上调查分析,并对研究者在田野和书斋中的双向建构过程进行反思,可以尝试构建一种中层理论意义上的区域教育社会学。

罗红峰^[8]（2017）在《延边县域经济发展突出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文中指出我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分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县域经济的发展,与高速发展的城市经济相比,县域经济的发展还是相当滞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靠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已经上升到很重要的战略高度。县域经济的发展要以县一级基层政权调节和控制经济社会组织和管理,以经济建设发展为第一要务,以社会管理为载体,以城市现代化建设为动力,以工业现代化发展为引擎,全面提升县域全域发展的秩序和水平。纵观延边州各县市,发展不均衡,有发展快慢、总量大小等差异。分析原因,部分县市依托其交通区位优势明显、产业结构发展合理等自然优势,通过招商引资投资开发了一批重大项目拉动了本地区的县域经济,相比产业结构单一、资金短缺、没有开发开放口岸的县市,必须要着力培养壮大支柱型企业,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地区发展差异或差距的拉大,可能带来一系列影响,一是能造成县市或地区之间的不公平的发展,二是可能造成县市或地区间的资源等要素配置的不合理和低效率,就可能直接影响到延边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区生产力、国民经济的综合总体实力和经济增长速度。此外,县域经济的发展还需要与之发展相适应的一系列的政策配套,而县市作为一个基层政权的载体,受很多自身权力范围的制约,所以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并又不完全是仅靠单纯的利用本县的资源禀赋条件就能办到的。本文主要通过研究县域经济的具体概念和发展历程,分析延边州各个县市在近几年的县域经济发展总体情况,并通过与其他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情况的对比,提出发展中矛盾和问题,针对未来几年如何发展延边州县域经济提出相关建设性对策和建议。

王琰^[9]（2013）在《网购背景下延吉市快递业的发展及其网络组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在网络购物盛行的前提下,依据问卷调查、电话访谈研究网购背景下延吉市快递业的发展现状,概述我国网络购物与快递业发展的状况、分析延吉市网络购物发展水平以及其他因素包括区位、物流、政策等对延吉市快递业发展带来的影响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延吉市快递业存在的问题,最后探讨延吉市主要的快递公司--邮政速递与申通快递公司,它们各自的网络组织特征和对延吉市整体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延吉市的网购水平高于全国平均值,网络购物的快速发展对延吉市快递业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首先,网购为延吉市的快递业赢得丰厚的利润,近两三年内收益就翻一番；其次,网购增加居民使用快递的频率：再三,网购改变了快递公司的业务结构,使得私人包裹的与信件的比例发生改变。除此之外,区位、物流、政策等因素为延吉市快递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和良好的保证。不过快递公司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了很多问题,如物品延误、损坏、从业人员素质低、管理水平与技术落后等。这些问题阻碍了延吉市快递业的发展,为了使快递公司更好更快的发展,当地快递公司需要提高管理水平,改善技术,聘用快递专业人员、定期给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对主要的快递公司邮政速递与申通快递公司的网络组织探讨中,依据物流网络组织理论从战略、空间、运营网络三方面进行分析,在战略网络方面,公司的背景发展不同,所采用的经营方式、客源都有所不同,延吉市邮政速递自主经营并与国企、政府机关有长期合作协议。延吉市申通快递由多元快递代理,客户以当地居民为主,此外延吉45%的中小型企业与申通快递有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就空间网络布局,延吉市邮政快递和申通快递在全国快递空间网络中均处于三级集散中心的地理位置,在整个运输环节中处于最基本的单元和网络节点。运营网络,邮政快递的运营采用区域集散的方式,延吉市的邮政快递公司收寄物品,然后汇总运输到长春市邮政快递集散中心,最后运输到区域集散中心。申通快递虽然采用等级集散运营模式,但是在整体运营中较为灵活,根据派送地的地理位置和邮件的数量随时调整运营模式。在运营时效方面,延吉市收寄的邮件均在长春市进行中转,邮政速递在整个运营时中转次数较多,线路固定耗时较长。此外从延吉市整体发展来看,快递的运营网络影响延吉的经济发展,空间网络的地位影响延吉市与其他地区的物流关联,运营网络的健康运营体现延吉市物流基础建设的综合实力。这也进一步明确快递服务与区域发展的关系,促进快递业的发展与城市整体发展相配合,达到双赢的效果。

刘继斌^[10]（2012）在《长吉图区域空间结构重组与管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区域空间结构重组是任何区域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重大战略问题，区域管治是区域空间结构重组背景下的区域发展由增长极向极化区域转变的尺度管理新趋势，两者都是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在区域转型发展时期研究的热点课题。本文以国家确定的探索与周边国家区域合作模式和深化对外开放新举措的政策区——长吉图区域为对象，对区域空间结构重组和管治进行研究。全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论述了区域空间结构重组、区域管治理论的理论背景和长吉图区域上升为区域合作模式探索和对外开放政策区的实践背景，指出了该研究对丰富区域空间结构和区域管治研究的理论意义，对长吉图区域发展和促进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的现实意义；制定了论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第二章对区域空间结构重组、区域管治概念进行了界定，辨析了区域空间结构重组与区域管治的关系；系统梳理了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的要素、模式、基础理论、演变理论、理论新发展,对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的已有研究进行总结和评述，从产业结构高级化、集聚与扩散、区域极化形态转变、产业地域分工、区域性设施建设、区域发展政策调整、区域要素优化方面提出了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的规律性认识；梳理了区域管治的理论、模式，对区域管治已有研究进行总结和评述，从建立基于顺畅沟通的制度体系、区域协调的联合组织、地方特色的分级管治方面提出了区域管治的实施路径。第三章分析了长吉图区域空间结构形成发展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政策背景基础；梳理了长吉图区域城镇空间结构演化的时空轨迹；提出了长吉图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的动力。第四章通过对长吉图区域现状空间结构及城镇竞争态势、区域城镇空间形态、区域城镇空间极化分析，识别了长吉图区域空间结构存在的问题，即：城镇生态位与城镇化水平空间存在偏差影响着城镇化质量不高问题的解决，城镇空间形态的多中心性发育不良影响着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和区域城镇空间极化的中心城市指向性制约了区域协调发展。第五章提出长吉图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的基本思路和趋势导向；从城镇空间重组、产业空间重组、生态空间重组和交通空间重组方面提出长吉图区域空间重组内容；并对长吉图区域的重要次区域——长吉一体化区域和延珲一体化区域进行细化研究。第六章从省域空间尺度、长吉图区域空间尺度、市县级空间尺度对长吉图区域空间管治进行了尺度管理研究，指出了三个空间尺度的区域性协调、发展建设指导、行政管理与服务提供管治重点；通过对已有管治模式和制度体系的对比分析，提出了两者配套的长吉图区域空间管治制度建设，并指出了不同管治体系与模式对应的区域管治内容；从区划调整与空间整合、空间分区与分级管治、区域协调与补偿机制三方面提出了长吉图区域空间管治实施安排；从区域合作模式和合作部署方面提出了区域管治的先期行动，指导长吉图区域空间管治实施。

二、延吉市跨世纪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延吉市跨世纪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人口外流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新时代党在延边地区民族团结工作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1949-1978年甘肃省电影放映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及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延边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变与调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乡土写作”的发生：新世纪长篇乡土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大结构与微权力：俐侎学生教育生活与教育成就的田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延边县域经济发展突出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网购背景下延吉市快递业的发展及其网络组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长吉图区域空间结构重组与管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延吉市跨世纪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东北三省人口外流问题研究[D]. 原斌. 渤海大学, 2021
• [2]新时代党在延边地区民族团结工作实践研究[D]. 周楠. 延边大学, 2020(08)
• [3]1949-1978年甘肃省电影放映队研究[D]. 宋菲.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4]妇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及经验研究[D]. 李乾坤.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5]延边地区经济空间结构演变与调整研究[D]. 郑毅. 延边大学, 2018(01)
• [6]“新乡土写作”的发生：新世纪长篇乡土小说研究[D]. 宋学清.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1)
• [7]大结构与微权力：俐侎学生教育生活与教育成就的田野研究[D]. 陈栋.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 [8]延边县域经济发展突出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D]. 罗红峰. 延边大学, 2017(01)
• [9]网购背景下延吉市快递业的发展及其网络组织研究[D]. 王琰. 延边大学, 2013(01)
• [10]长吉图区域空间结构重组与管治研究[D]. 刘继斌.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5)

标签：治理理论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