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父亲的家产(散文)(论文文献综述)
徐新娣[1](2021)在《明代江阴文人缪昌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罗贤娴[2](2021)在《弗朗西丝·伯尼与简·奥斯汀小说女性观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结合洛克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性主义思想、热奈特的叙事学理论,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比较研究弗朗西丝·伯尼与简·奥斯汀小说中女性观的艺术呈现。18世纪英国社会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变革,对两位作者的女性意识和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她们在描写当时的社会风貌、风俗人情以及变革时期的英国女性家庭环境、生活境遇和婚恋选择时,审视传统女性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形成和表达的限制。她们借用小说形式加入18世纪的社会讨论,评议男权压制下的传统女性观,对女性在家庭生活和社会活动中所面对的困境及女性道德规范对女性自我意识的形成,提出各自的见解。然而,不同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和创作经历使她们对女性问题的理解不同,也使她们在各自小说中表现出不同层次和性质的女性困境和女性道德。解析伯尼与奥斯汀小说反映的女性观,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两位小说家对于女性问题的思考,还有助于理解二者小说中女性思想与小说艺术创作之间的关联和发展,更有助于梳理和认识女性小说在英国18世纪的变革中起到的作用。伯尼与奥斯汀分别从女性教育与女性道德两个方面表达各自的女性观。首先,二者均反对以才艺为主的传统女性教育,认同洛克的经验主义认识论,认为提升女性在社会实践中的理性认知能力才是女性教育的核心。其次,二者都反对行为指导书籍赞颂的抽象女性美德,鼓励女性在社会实践中用思辨的头脑衡量经济条件和情感因素对道德的判断,进而在人生重要关口作出正确的抉择。在写作层面,两位小说家在吸收传统小说叙事技巧的基础上,挖掘和发展符合自己需要的叙事策略来阐述既定的主题。可以说,伯尼与奥斯汀的小说创作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女性小说的兴起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国内的伯尼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除少量文章以及文学史中的简单评述外,相关研究十分稀少。这位与奥斯汀同时代且令其钦佩的女性小说家未真正进入国内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国内学者一般仅知晓伯尼对奥斯汀有重要影响,但不清楚这种影响具体是什么,也不明白这种影响是如何产生的,更不了解奥斯汀如何超越她曾经的榜样。笔者曾在联合培养期间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伯尼研究中心,接触到中心汇集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关于伯尼家族的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也与中心的教授、研究员和博士生有着深入交流。这段经历令我获益匪浅,我也希望在以上几个方面给出自己的解答。论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处于变革时期的18世纪英国社会、流行思想和文化背景,尤其是传统女性道德规范和进步女性思想之间的论辩;同时,也介绍伯尼与奥斯汀的家庭环境、教育背景和小说创作。在国内外学界对伯尼与奥斯汀小说女性问题的研究基础上,论文从女性教育观、女性道德观以及小说叙事三个方面对比分析伯尼与奥斯汀小说反映的女性观。第二章则结合洛克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探讨伯尼和奥斯汀小说中女性自我认知教育,分别从女性认知成长的三个阶段——初级阶段、实践阶段和反思阶段——进行分析和解读。第三章分析伯尼与奥斯汀小说的女性道德观,解读两位小说家如何在各自的小说中讨论经济因素和情感因素对女性道德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以及在双重影响下女主人公如何在婚姻关口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第四章借助当代叙事学理论,对比研究两位女性小说家的叙事话语,比较二者在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时间以及叙事风格方面采用的与男性小说家不同的叙事策略和这些叙事策略在表达作者女性观方面取得的功效。第五章回顾并总结全文的要点。
刘广利[3](2021)在《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结合东北地域文化精神,考察了东北地区散文的发展历程,对东北文化“场域”与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的关系作了揭示,并从多个角度对新时期以来的东北散文进行了研究。东北散文的生发演变有迹可循:1919至1931年是东北现代散文的产生和发展期;随后,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产生的、伪满时期的沦陷区散文记录了一个时代的面影,东北作家群散文和东北光复后散文则从多个方面丰富了东北现代散文的面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荒散文和马犁、赵赴的作品为东北文坛增添了风景;新时期以来散文观念的更新又带来东北散文创作面貌的变化。本文在对以上各阶段散文创作的题材内容和审美风格进行考察的同时,阐述了东北地域风光、民俗风情和东北民族文化精神,东北移民文化和被殖民的历史遭遇,当代体制文化,东北地区文学期刊的理论倡导和栏目设置等文化“场域”为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带来的地域文化色彩。在这一基础上,本文从乡土书写的多向性、知识分子散文的文化守望意识、生态关怀、民族情怀等角度对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的思想艺术面貌进行了分析,包括原乡记忆的多维表达、乡土体验的个性化和纵深化,知识分子散文对自我主体性的寻求和独特的精神品位,现代生态伦理的诗意表达,民族文化情结的倾心抒写等。还分别从作家对东北风物习俗的书写和作品中的“生活美学”气息、现代眼光主导的文化思考和建构精神家园的意识、重建生态文明的强烈愿望、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眷恋与寻求等方面,对迟子建、王充闾、胡冬林、鲍尔吉·原野、格致等有代表性的作家的散文创作作了较为详尽深入的分析。此外,本文对东北散文创作的未来进行了展望,指出创作多元化趋势将长期保持,艺术手法的探索将影响创作的面貌,过分强调思想、概念而忽视散文的文学性和美感的状况将得到改变,不迎合、不造作、真实率性地表达自我、抒写性情的写作姿态将普遍形成。同时也指出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创作存在的问题,如东北地区文化创造意识相对薄弱给散文创作与传播带来消极影响,作家成长发展的环境有待于优化等。
武佳杰[4](2021)在《冯骥才的文学创作与天津文化》文中提出冯骥才的文学创作与天津文化有密切的关联,天津文化影响了冯骥才的创作。冯骥才津味小说中清末民初的天津经济繁荣,人烟阜盛。在地域风貌上,天津的阔人、百姓和混混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安稳地生活,并制造了一系列的奇巧事、趣事、侠事和热闹事;天津的手工艺品、特色小吃和礼仪用品中有浓郁的地域色彩,老城的寺庙宫观、商业街和店铺与租界中的教堂各自展现着天津的地域特色。清末民初时期,天津的地域性格非常鲜明,天津人的生活态度积极从容,行为方式恰当妥帖,有着既重利也重义的价值观。冯骥才作品中当代天津的地域风貌和地域性格相比于清末民初时期有了很大改变。他通过作品传达出的天津情感是复杂的。在地域风貌方面,冯骥才对天津生活方式的眷恋一如既往;对于天津的手工艺品,冯骥才痛心于杨柳青年画的消亡,也欣慰于天后宫剪纸的兴起;冯骥才赞叹老天津的文化底蕴,因而对天津文化景观的毁灭感到痛惜和愤懑。在地域性格方面,他欣赏天津人的机智幽默、自尊自爱和正常尺度内的争强好胜,厌恶天津人的凶残毒辣和虚荣善妒。清末民初以后,天津的地域性格被渐渐弱化,冯骥才因此非常感伤。天津文化对冯骥才的创作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天津文化塑造了冯骥才的性格,也影响了冯骥才的几次创作转向。天津文化对冯骥才津味小说的题材选择、内容选择、文体风格都产生了影响。天津文化还促使冯骥才将一部分伤痕文学、现实题材小说的背景安排在了天津,也促使冯骥才对口述实录体文学进行了文体创新。在冯骥才的散文创作中,天津文化影响了冯骥才抒情散文和游记写作对象的选择。冯骥才的作品是当代天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天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冯骥才的津味小说开启了天津地域文学的先河,并且在写作方式上有自己的独特性。冯骥才伤痕文学的创作使天津文学没有在伤痕文学中缺席。他的文化随笔和游记创作为天津文学注入了新的内容。他的口述实录体文学和游记还为天津文学添加了新的创作形式。冯骥才的文学作品获得的成就提高了天津文学的地位,也促进了天津文学的传播。
薛文卿[5](2021)在《“古典传统”视域中徐志摩诗歌研究》文中认为论文从“古典传统”的角度作为切入点,以徐志摩诗歌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梳理徐志摩诗歌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思想,运用的古典诗词意象和作诗技巧。本文以史料研究、文本研究为主,穿插意象研究和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整理了徐志摩诗歌文本中与古典传统一脉相承的部分,探讨中国现代新诗在从古典诗词蜕变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以及暴露的问题。论文主要以作家论的形式,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研究思路进行分析,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部分介绍了研究缘起,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意义与创新点。综述部分首先就“古典传统”的概念作了基础性的辨析,以防其与狭义的以理性为特征的“古典主义”相混淆,从而导致后续的研究产生歧义以及因此而发生的无谓的争论,本文的“古典传统”指广义的以节制为创作理念和以和谐均齐为审美特征的包括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在内的中国古典传统;综述第二部分对“现代文学的‘古典传统’”和“‘古典传统’与徐志摩”两个主题作了研究综述。第二章梳理了古典传统与新月派及徐志摩的关系,结合徐志摩传记和史料去分析徐志摩创作思想渊源,分析徐志摩和浪漫性格和古典气质的双重特征。第三章从徐志摩诗歌内容入手,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分别从两方面探析徐志摩诗歌内容与古典传统的关系:一是徐志摩诗歌对自然景观的迷恋和古典文学寄情山水的写作传统的关系,二是徐志摩“性灵论”的创作观念与古典文学“以物起兴”的主情抒写的写作传统的关系。第四、五章从徐志摩“怎么写”的创作形式入手,以其诗歌常出现的写作意象和诗歌的写作技法为主要研究对象,详细梳理其创作形式与古典传统的相关性。第四章选取了“秋”、“杜鹃”、“冢”三个意象,梳理了每个意象在古典文学中的源头以及发展,分析了徐志摩诗歌中这几个古典意象的使用、继承以及变革。第五章从其诗歌的语言韵白和音乐性、重章叠句的诗行建构方式、“造境”传统三个方面探讨徐志摩在现代新诗创作中对古典文学技法的传承和革新。结语部分总体性评述徐志摩对待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的态度,并将其诗歌放置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中去考察,突出徐志摩的诗歌成就与贡献,探讨现代新诗在创作初期所创造的功绩以及存在的问题。
王津京[6](2021)在《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与意义生成》文中提出话剧剧本是一个语篇,它带着编剧与观众交流的愿望。话剧演出是一场约定好的聚会,演出过程是观演之间的交流。演出之后,一些观众会以文字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演出的理解,这其中将有相当一部分是对整个语篇或个别语句的理解。一个艺术生命力长久的作品将在历史中被几代人做出不同的解读。话剧语言的意义生成是一个历时漫长且复杂多变的过程。我们通过阅读可以对剧本意义做出大致判断,但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因演员的表演产生一些新的想法。并且,与作品相关的社会背景、创作者阐释、演出广告、评论文章、同题材的其他艺术文本,以至于个人的修养、学识、观剧心情都可能影响我们对作品意义的再阐释。本文试图借鉴叙事学、符号学和话语分析等理论方法对话剧史上的重要作品进行分析,观察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和意义生成在话剧史几个阶段的发展变化,以及这些重要作品在整体结构和具体的语言形式选择上,为我们留下了哪些可供参考的经验。第一章论述早期话剧语言话语模式的建立过程。话剧是以写实的样式进入中国的,并且很快就与传统戏剧形成对峙。一种以写实戏剧观、脱离剧情的演讲、信息的分散和剧情的集中等为特点的新型戏剧话语模式在新剧时期已逐渐形成。五四新剧和爱美剧时期,大量作者开始以易卜生的作品为范本进行创作,一些留学归国人员在剧本创作和导演方面促进了话剧语言话语模式的成熟,话剧语言具备了更符合戏剧表达的功能。第二章论述话剧语言成熟期重要作品的话语模式和意义生成。第一节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重要作品在叙事结构、话语冲突、信息的层次及话语功能等方面的发展进行总结。第二节主要以曹禺的《雷雨》《北京人》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为例对诗意的话语模式的含蓄、抒情、象征三个特点进行论述。第三节以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和老舍的《龙须沟》为例对再现生活的话语模式进行论述,指出再现生活的四种基本功能。第四节以曹禺的《日出》和老舍的《茶馆》为例对社会杂语式的话语模式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组成进行论述。第三章论述新时期话剧语言在话语模式上的发展变化。第一节主要论述现实主义话语模式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第二节主要论述实验戏剧在语言方面进行的种种实验和成果。第三节主要论述台湾地区影响较大的表演工作坊的主要作品在话语模式上的一些特点。第四章从表演的角度说明语言表演对意义的影响。第一节对话剧腔问题进行简要的历史梳理和辨析,并对其价值进行判断。第二节讨论表演对意义的影响。第三节以不同版本的《雷雨》《茶馆》和《恋爱的犀牛》为例讨论同一个作品在不同时代,由不同导演和演员表现产生的意义变化。第五章从接受的角度讨论话剧语言意义生成的影响因素、标准和时代性,以及当下话剧语言接受的三个主要方向。
李敏[7](2021)在《“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末五子”是后七子派领袖王世贞命名的一个文学群体,成员包括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他们文学交游活动广泛,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辐射面广,影响者众。“末五子”处在七子派与公安派的过渡地带,在晚明文坛由复古向新变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对七子复古派的文论主张多有矫偏救弊之举,同时不断调和“师古”与“师心”的矛盾,发挥了扭转文学流弊的作用。他们坚守文学有益于世用的原则进行创作,与晚明作家宣传人性解放的文风有根本性的差别,起到了对晚明世风振起的作用。本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说明“末五子”命名的缘起及作为群体研究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探讨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意图及二者的依违离合。通过对“末五子”排序问题的分析,探讨王世贞的排名意图。第二章分析晚明文学思潮嬗变下,“末五子”的文学观念及其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纠偏和折衷。第三章讨论“末五子”对明代博学思潮的接受及推进,聚焦李维桢、胡应麟诗文创作的博学特性。第四章第一节讨论晚明儒释道思潮对“末五子”的影响,从李维桢《续藏书序》两个版本的文字差异入手,分析他对狂禅派代表李贽的真实态度;第二节着重阐述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屠隆与李贽的差异性特质,指出屠隆不属于狂禅派,从所掌握的材料出发,论证屠隆纵欲之说不成立,屠隆在生活上克欲寡欲,在作品中宣扬情欲的危害性,他是晚明世风的振起者。第三节重点讨论儒释道思想影响下的屠隆诗文创作。第五章分析在晚明复古文学思潮下,赵用贤、魏允中诗文创作中复古与新变的特点。第六章从文学交游的角度讨论胡应麟、屠隆、李维桢的文坛地位及影响。重点围绕他们的诗社活动、文坛盟主地位及对公安派、竟陵派的影响展开分析。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张蓬[8](2021)在《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中国“新文学”与中学“国文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清末民国时期新式教育制度、白话文教科书新文学选文、新文学作品教学等方面的分析,发掘新文学在酝酿、发生、发展中与“国文教育”之间的互动影响。“新文学”借助教育制度奠定了国文教育中的“知识身份”,通过国文教科书编写加速了传播,影响了学生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形成,奠定了其经典地位,同时“新文学”也全面推动了国文教育改革,加快了国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新文学”与中学“国文教育”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主要体现在教育改革、知识生产与传播、文学创作、经典形成等方面。为了清晰地呈现出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从“文学”“教育”的双视角,以国文教育的基本构成要素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尤其是“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的经典形成,旨在通过以上分析促进当下文学教育中对“新文学”作品的正确认识和科学选择,为学生的文学修养培养等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本文共分五章,尝试从现存国文教育制度文件、发行量大且出版权威的代表性国文教科书等方面入手,进行细致的史料分析,探究中学“国文教育”与“新文学”之间在文学传播、知识生产、经典形成、文学创作等方面的互动关系。第一章通过对清末民初教育制度演变的考察,论证了学制和教育宗旨的变迁为“新文学”进入“国文教育”提供了先决条件,“国语运动”作为“新文学”和“国文”的媒介、桥梁,以“国语统一”为共同目的,实现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双潮合一”,确立了“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的“知识身份”地位。第二章以国文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的传播为研究内容,阐述了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如何通过国文教科书进行传播。其中政府教育部门的权力、教科书编写者的个人兴味制约着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的筛选,也影响了新文学知识的生产。从1920年代“新文学”开始进入国文教科书,到1940年代战争背景下,“国定本”以党化教育的名义对新文学作品的排挤,再到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坚决选用新文学作品以反抗“国定本”的压制,都体现了国文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经典化形成的推动作用。第三章论述了新文学对国文教学改革的促进。从“问题教学法”、“道尔顿制”实验到“精读”“略读”法,新文学选文帮助国文教育加快了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新文学也促进了国文教育的作文教学改革,教科书中的新文学作品成为学生写作训练的范文,不仅促进了学生现代文体意识的形成,也使新文学的知识地位、知识形象在中学的作文教学中被强化,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学也得到了考试制度的官方认可,自身的知识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第四章分析了新文学作家的文学创作与国文教育之间的相互影响。新文学作家倡导白话文,自主编写教材,改进教学方法,为学生带去新文化、新思想。从教经历也为作家提供了创作素材,他们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诉诸作品,同时也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新文学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文教育的改革、发展,加速了国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第五章探讨了国文教育在现代文学作品经典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现代语文教科书中那些不可缺少的现代文学“经典篇目”,其“经久不衰”的原因除了作品本身的经典本质外,在经典形成的过程中,还有教育、政治等其他外部力量的参与,它们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对于“新文学”来说,“国文教育”是一个最佳的传播途径。清末以降的学制改革和教育宗旨演变为新文学进入国文教育领域提供了先决条件,国语运动作为新文学和国文教育的桥梁,以“国语统一”为共同目的,实现了新文学与国文教育的全面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学也借助国文教育这一途径,推行新文学、新文化、新思想,促进了现代文学审美观念及书写范式的形成。但是受到教育权力机制的约束和教育者个人视野及志趣的影响,国文教育对新文学存在着“限制性”选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新文学作品价值的认识。不过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二者之间的互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新文学促进了国文教学改革,引领了民国教育的新风尚,加速了其现代化进程。在二者互动的过程中,新文学选文培养了学生的现代文体意识,使新文学的知识地位、知识形象在国文教育中被强化,新文学知识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经典”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意如贵[9](2020)在《民国蒙古民间会刊的叙事文学传播研究 ——以《丙寅》和《新蒙古》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围绕民国时期蒙文学会创办的《丙寅》杂志与蒙古留平学生会会刊《新蒙古》月刊的叙事文学,在梳理民国时期蒙古会刊创办的缘起、《丙寅》与《新蒙古》对蒙古文学共同体形成的促动两个宏观问题基础上,重点探究《丙寅》与《新蒙古》所刊载的叙事文学作品的栏目、主题、体裁与文体风格及所构建的以“启蒙”“革命”“救亡”“民族”为中心的话语体系,旨在一窥近代蒙古期刊媒介在凝聚蒙古人文化意识、促进蒙古社会观念变革、推广现代蒙古文学上的具体角色和贡献。《丙寅》与《新蒙古》月刊的编辑群体,首先是近代蒙古学堂、学会、报刊联动文化事业的启蒙者,其后逐渐承担起蒙古社会启蒙家的角色。两刊文学创作的顺利展开和作品的广泛传播,不仅得到近代各界开明蒙古人的扶持,也是清末民初蒙古文化群体社会使命的延伸。《丙寅》与《新蒙古》月刊的叙事文学作品,既承载着人生观、友情观、爱情观与金钱观的探讨,也映射了民国蒙古地区蒙汉民众所处的特殊文化环境与面临的巨大生存困境,反映了蒙古地区社会普遍贫困、苛捐杂税盘剥、新旧思想冲突,及黄教制度、蒙汉官僚和日本帝国主义诸势力的沉重奴役压迫等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丙寅》《新蒙古》等蒙古民间会刊承载着蒙古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启蒙、记史的双重媒介使命,不但为蒙古人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并为整个中华民族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胡贝克[10](2020)在《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伦理是人际关系的产物,伦理学是研究人的道德行为的学问,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是伦理学视角下进行文学批评的方法。文学和伦理学对人的共同关注构成了两个学科的交叉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模式。以伦理为批评视角的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旨在通过文本中道德人物面对利益采取的道德行为及其后果,折射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对伦理的认知和道德行为的选择,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文学的“德治”支持,并在为惊悚小说正名的同时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文学的学术研究。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探讨惊悚小说如何通过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及其利益不受侵害的伦理叙事形成其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该选题研究重在小说人物的善恶行为及其相应后果所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观点和以人的行为后果论善恶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观点,阐释其揭露和抨击维多利亚时期社会阴暗面的社会批判和人的本质弱点批判精神,探讨其伦理取向对当代和谐社会构建的德治借鉴意义及其对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促进作用。该选题研究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为认知视角,将惊悚小说置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背景下,从相关伦理学观点出发,探讨人的善恶行为根源和善恶评价准则,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以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伦理叙事对象而形成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将小说人物置于具体社会环境中分析其伦理取向以及人在本质上存在的弱点;既肯定了惊悚小说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意义,同时又找出了其存在的局限性。论文除绪论和结论部分外,在主体部分对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总体论述基础上,分别从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利益形成的人际伦理、性别伦理、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三个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并借助相关文学理论分析了惊悚小说作品形式的创新和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生成机制。绪论分别对研究问题的缘起、国内外研究现况、研究内容及其意义与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框架做了陈述与论证。选题研究认为,惊悚小说的兴起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背景、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形成、大众读者和专业作家群体的形成、西方伦理学发展史及其现代转向、其他类型小说对惊悚小说的影响具有直接关系。该选题研究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出发,探讨了惊悚小说作品中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物的人性和以“反主流伦理”思维模式下惊悚小说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探讨了该选题研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教诲意义和促进当代大众文化时代通俗文学发展与批评的学术意义。第一章分别从贵族阶级伦理和中产阶级的焦虑、性别伦理与职业精英伦理叙事、惊悚小说伦理取向与和谐社会构建三个方面入手,从总体上论述了惊悚小说的基本伦理取向。研究结果发现,惊悚小说的“反主流”伦理叙事体现出马基雅维里“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和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以后果论善恶的价值判断准则,而惊悚小说作品中崇尚的“善”仅聚焦于特定社会阶层的范畴内,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幸福论”的伦理学观相去甚远。第二章分别从财产与伦理、惊悚小说的利益关系叙事、小说的私有财产观三个方面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基于新贵族和中产阶级所崇尚的伦理价值观。研究结果表明,惊悚小说通过不同作品、从不同角度、以“悬疑”和“惊悚”为主要艺术形式,揭示出新贵族和中产阶级对财产和地位的文化焦虑;小说对人物基于贵族财产的道德行为书写形象化地表达出惊悚小说对善恶的判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第三章从性别伦理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取向对维持贵族阶级伦理秩序的意义。在分析性别伦理起源的基础上,该议题研究以作品中不同类型的性别人物为例,揭示出贵族阶级男性至上的传统性别伦理取向,论述了男权社会中性别伦理的非公平性,结论是:“性”的差异位于生理的自然属性层面,“性别”则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后者是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叙事所关注的主要层面;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既有神学伦理学的根源,又有历史和经济的影响因素;作品中男性人物的身份决定家庭财产所有权的性别伦理叙事印证了恩格斯基于家庭关系的性别伦理观;而性别越界现象的性别伦理叙事则体现出惊悚小说的“反传统”态度,表达出惊悚小说倡导男女平等的性别伦理取向。第四章分析了维多利亚时期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背景下惊悚小说对法律精英和医学精英维护社会公正的职业伦理取向。惊悚小说既从正面肯定了其维护社会公正的积极作用,又从反面讽刺和抨击了其违背职业伦理及其对社会公正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以逆向思维的方式批判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所谓的“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的理念,进而构建起惊悚小说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第五章从惊悚小说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的创新及其逆主流传统的伦理取向内涵创新。研究中发现,“悬疑”和“惊悚”是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创新的集中体现。此外,故事人物同时又是故事叙述者的叙事方式、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独特性和小说开篇对主题思想的直白表述方式等也均为惊悚小说在作品形式层面的创新;与现实传统伦理观相悖的思维模式和叙事模式形成的深层内涵以及“行善者”与“作恶者”并非泾渭分明的“模糊地带”,体现出惊悚小说在人性反思的内容层面上的创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方法论是惊悚小说作品研究的有力支柱:前者揭示出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的伦理互映关系;后者从惊悚小说文本的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出发,阐释了该类型小说通过不同“类别”的小说人物划分开始,最终形成了惊悚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在伦理层面上的整体性。形式创新形成了该类型小说的文艺美学价值,而深刻的伦理思想内涵则构成了政治伦理的美学价值。新颖的文本形式与伦理内涵的独特表达方式相结合是形成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决定性因素。结论部分在各章分别就不同层面的伦理取向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惊悚小说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的伦理取向虽然与主流伦理相悖,但在法制基础上构建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人与人和睦相处、稳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体现出惊悚小说对构建和谐社会而形成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教化作用。该结论从伦理层面推翻了早期批评界对惊悚小说的负面评价,形成了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的发展与研究的学术意义,同时又对构建当代和谐社会形成了以史为鉴的社会实践意义。惊悚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发现,艾布拉姆斯将“文本”与“世界”设定为单向关系是有一定缺陷的,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两者的关系应是双向的,因而对其做了修正,其修正的意义在于惊悚小说创作源于维多利亚现实世界,而后又以作品的文本形式影响现实世界。该选题研究在充分肯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贡献时,发现惊悚小说又存在某些层面上的局限性:第一,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视而不见,而仅将特定社会阶层作为其伦理反思的场域,其维护的也仅是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伦理秩序和利益,对构建人类和谐社会而言具有一定局限性;第二,惊悚小说对贵族财产的来源描写甚少,似乎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财产都是以合法手段获得的;第三,惊悚小说的幸福观并非出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幸福,而是局限于特定的社会阶层内,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最高善”幸福观相去甚远,因而在伦理的普遍性层面上形成了惊悚小说幸福观的局限性。尽管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存在这些局限性,但总体而论,惊悚小说中惩恶扬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的正向价值还是其主要层面。
二、父亲的家产(散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父亲的家产(散文)(论文提纲范文)
(2)弗朗西丝·伯尼与简·奥斯汀小说女性观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文版本 |
书名缩写 |
弗朗西丝·伯尼生平与作品年表 |
简·奥斯汀生平与作品年表 |
第一章 绪论 |
第二章 伯尼与奥斯汀小说女性教育观比较 |
第三章 伯尼与奥斯汀小说女性道德观比较 |
第四章 伯尼与奥斯汀小说女性之叙事比较 |
第五章 结论 |
引用文献 |
参考文献 |
(3)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与研究现状 |
二、研究内容与方法 |
第一章 时代风云中的心灵变奏——对东北散文的一种“史”的考察 |
第一节 东北现代散文的发展历程 |
一、1919—1931:东北现代散文的产生与发展 |
二、伪满时期沦陷区散文 |
三、流亡者的歌哭:东北作家群的散文 |
四、东北光复后的散文 |
第二节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北散文 |
一、“大我”语境中的多样化抒写 |
二、北大荒散文和马犁、赵赴的散文 |
第三节 新时期以来的东北散文 |
一、散文观念更新下的创作态势 |
二、东北各地区的散文创作群体 |
第二章 新时期以来东北文化“场域”下散文的地域性特征 |
第一节 东北地域风光与民族文化在散文中的彰显 |
一、东北自然地理风光的文本呈现 |
二、东北民族文化特征及精神气质的文本呈现 |
第二节 移民文化和殖民文化在散文中的映现 |
一、“流人”“闯关东”历史记忆的表达 |
二、对被殖民遭遇的回望与凝思 |
第三节 当代体制文化对东北散文的影响 |
一、“共和国长子”与当代体制文化的关系 |
二、对体制文化某些弊端的文学反思 |
第四节 东北文学期刊对散文创作的引导 |
一、“东北文学”的倡导与创作实践的自觉 |
二、栏目导向与散文题材的地域性 |
第三章 乡土书写的多向性 |
第一节 原乡记忆的多维表达 |
一、东北民俗风情的文本呈现 |
二、对童年生活和故乡人物的追忆 |
第二节 从历史到哲思:乡土体验的个人化和纵深化 |
一、对东北历史文化命脉的理性刺探 |
二、以东北典型农作物意象为核心的乡土哲思 |
第三节 迟子建散文:朝向故乡的深挚恋歌 |
一、童年经历与创作主体思想性格、情感取向 |
二、以黑土地风物习俗为载体的故乡抒情 |
三、蕴含着“生活美学”的乡土书写 |
第四章 知识分子散文的文化守望意识 |
第一节 知识者文化身份的想象与表达 |
一、当代主流意识形态对东北文化的干预和形塑 |
二、知识分子散文自我主体性的寻求与持守 |
第二节 知识分子散文的独特精神品位 |
一、渗透于知识表述的知识个性 |
二、知识分子文化理想的表达 |
第三节 王充闾散文:知识者对精神家园的建构 |
一、现代眼光主导的文化思考 |
二、交织着启蒙意识的心路历程 |
三、源于浓烈书卷气的独特文调 |
第五章 东北散文的生态关怀 |
第一节 生态散文:大工业时代的“意义化写作” |
一、生态危机与生态散文创作 |
二、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对生态问题的思考 |
第二节 现代生态伦理的诗意表达 |
一、对自然生命的深切关爱 |
二、写“物”:发掘万象的盎然生机 |
第三节 胡冬林散文:长白山林中的沉潜与呼喊 |
一、独异的写作姿态:把书桌搬进森林 |
二、鲜明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倾向 |
第六章 东北散文的民族情怀 |
第一节 鲍尔吉·原野散文对蒙古族文化的守望 |
一、草原景色和民族生活的呈现 |
二、“怨乡”情结中的文化反思 |
第二节 格致散文的满族文化情结 |
一、民族归属感的表达 |
二、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眷恋与找寻 |
结语:无尽的弦歌—对东北散文创作的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精神魅力的丰足显现——王充闾访谈录 |
附录(二) 学养·情怀·语言——高海涛访谈录 |
在读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后记 |
(4)冯骥才的文学创作与天津文化(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 |
二、本课题研究现状 |
三、冯骥才部分作品的文体定位及本文的研究范围、研究思路 |
第一章 冯骥才津味小说中的天津形象 |
第一节 冯骥才津味小说中天津的地域风貌 |
一、安闲本分的生活方式 |
二、奇诡独异的地域性事件 |
三、别具匠心的民俗风物 |
四、底蕴深厚的文化景观 |
第二节 冯骥才小说中天津的地域性格 |
一、积极从容的生活态度 |
二、恰当妥帖的行为方式 |
三、义利兼顾的价值取向 |
第二章 冯骥才作品中对天津的情感 |
第一节 冯骥才作品中对天津地域风貌的情感 |
一、对天津生活方式的眷恋 |
二、对天津手工艺品代际更迭的欣慰 |
三、对天津文化景观被毁的痛惜 |
第二节 冯骥才作品中对天津地域性格的情感 |
一、对天津地域性格的欣赏 |
二、对天津劣性性格的厌弃 |
三、对天津地域性格弱化的感伤 |
第三章 天津文化对冯骥才创作的影响 |
第一节 天津地域性格对冯骥才的塑造 |
一、受到天津文化影响的作家性格 |
二、天津地域性格作用下的创作转向 |
第二节 天津文化语境中的津味小说创作 |
一、津味浓郁的小说题材 |
二、津味浓郁的文体风格 |
第三节 天津文化对冯骥才其他类型作品的影响 |
一、体现天津文化的小说内容和口述实录体形式 |
二、与天津文化密切相关的散文侧重点 |
第四章 冯骥才的创作对天津文学的意义 |
第一节 冯骥才的津味小说创作对天津地域文学的意义 |
一、推陈出新的文化视角 |
二、匠心独运的呈现方式 |
第二节 冯骥才其他类型作品对天津文学的价值 |
一、一枝独秀的伤痕文学 |
二、文化随笔和游记为天津散文注入新思想 |
三、口述实录体文学和游记为天津文学添加新形式 |
第三节 冯骥才及其创作对天津文学影响力的扩大 |
一、提升天津文学的地位 |
二、促进天津文学的文学传播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本论文涉及到的冯骥才相关着作 |
攻读硕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5)“古典传统”视域中徐志摩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研究缘起 |
二 研究综述 |
一 断裂带的回声:“古典传统”在现当代文学的投影 |
二 “古典传统”视域中的徐志摩诗歌研究综述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 研究意义与创新 |
第一章 传统的违逆与回归:徐志摩的两副面孔 |
第一节 “古典传统”与徐志摩诗歌 |
第二节 “出走与回归”:徐志摩创作思想溯源 |
第三节 “古典与浪漫”:徐志摩创作文本特质 |
第二章 “前行中的回望”:诗歌文本的传统观 |
第一节 “自然崇拜”与“天人合一” |
一 草木本心:寄情山水的哀歌与理想 |
二 “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的哲学与态度 |
第二节 “性灵论”与抒情本位 |
一 “性灵”之子:不可言说的“辨”与“忘” |
二 赤子之心:“爱、自由与美”的追求与坚持 |
第三章 “比”中的“理念世界”:古典意象的现代重构 |
第一节 “秋”:“愁性”体验与孤独意识 |
一 悲秋与颂秋:古典文学“秋”意象溯源 |
二 情苦与反叛:徐志摩诗歌“秋”意象内涵 |
第二节 “杜鹃”:为理想殉葬的歌者 |
一 望帝与杜鹃:古典文学“杜鹃”意象溯源 |
二 哀婉与骄矜:徐志摩诗歌中的“杜鹃”意象 |
第三节 “冢”:生死之间的顿悟 |
一 荒凉与凄美:古典文学“冢”意象溯源 |
二 吊古与隐忧:徐志摩诗歌“冢”意象内涵 |
第四章 传统艺术形式与新诗文本结构 |
第一节 语言韵白及“音乐性”探析 |
一 古茂与畅达:诗歌语言的韵白特征 |
二 “参差建行”与情绪节奏:诗歌文本的“音乐性” |
第二节 “重章叠句”的现代重构 |
一 重复与延展:《诗经》里的时空转换 |
二 回环与变奏:徐志摩诗歌的“重章叠句” |
第三节 “造境”传统与诗歌文本 |
一 造境与写境:古典诗艺的气韵所在 |
二 虚实与悟道:徐志摩诗歌文本之“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徐志摩年表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6)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与意义生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言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路径 |
第一章 早期话剧语言话语模式的建立 |
第一节 新剧语言中的良性萌芽 |
一、写实观的萌芽——王钟声之《张汶祥刺马》 |
二、话语功能的转变与演讲的安排——钟声新剧与天知派新剧 |
三、新剧的话语秩序与家庭剧——以春柳社作品为例 |
第二节 五四新剧语言的发展 |
一、叙事框架的建立——社会问题剧的叙事框架 |
二、中国早期话剧的示范之作——洪深改译的《少奶奶的扇子》 |
三、辩论、宣言与抒情——五四新剧中的话语功能 |
第三节 早期话剧语言的成就 |
一、田汉的《名优之死》 |
二、丁西林的《一只马蜂》 |
小结 |
第二章 话剧语言成熟期的话语模式和意义生成 |
第一节 叙事策略与对白写作技巧的成熟 |
一、叙事者与叙事结构 |
二、话语冲突与层次感 |
三、语言功能的丰富 |
第二节 诗意的话语模式——以《雷雨》《北京人》《风雪夜归人》为例 |
一、《雷雨》语言的含蓄性 |
二、《北京人》语言的抒情性 |
三、《风雪夜归人》语言的象征义 |
第三节 再现生活的话语模式——以《上海屋檐下》《龙须沟》为例 |
一、半公共空间与日常行动 |
二、场面布局的基本方法 |
三、人物与言语行为 |
四、作者对意义的控制方式 |
第四节 社会杂语式的话语模式——以《日出》《茶馆》为例 |
一、多重等级链条 |
二、冲突性对话 |
三、评议性对话 |
小结 |
第三章 新时期以来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和意义生成 |
第一节 现实主义话语模式的继承和发展 |
一、“三一律”结构的继承 |
二、再现生活与社会杂语的融合发展 |
三、探索剧对现实主义话语模式的发展 |
第二节 实验戏剧的话语模式 |
一、语言的暴力 |
二、伪装的叙事 |
三、戏仿与拼贴 |
第三节 台湾地区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 |
一、表演工作坊作品的话语模式 |
二、相声剧的话语模式 |
小结 |
第四章 表演中的话剧语言 |
第一节 话剧腔问题 |
一、话剧语言表演理论小史 |
二、“话剧腔”“舞台腔”“翻译腔”“朗诵腔”之辨 |
三、“话剧腔”的价值 |
第二节 表演中的意义变化 |
一、潜台词 |
二、表演对文本意义的影响 |
第三节 同一剧目不同风格的表演 |
一、《雷雨》的不同版本 |
二、《茶馆》的不同版本 |
三、《恋爱的犀牛》的不同版本 |
第五章 话剧语言的理解与接受 |
第一节 早期话剧语言的接受 |
一、前文本的影响——《张汶祥刺马》的意义生成 |
二、接受标准的形成——《少奶奶的扇子》的接受 |
三、从美的接受到现实的接受——以《获虎之夜》《名优之死》为例 |
第二节 话剧语言接受的三个方向 |
一、现实方向 |
二、诗意方向 |
三、哲理方向 |
结语 |
一、关于经典作品的争议 |
二、现实的困境 |
三、语言学对话剧语言创作的启示 |
附录一 《张文祥刺马》相关资料 |
附录二 《申报》提及马新贻的文章(1872—1903年) |
附录三 访问周野芒 |
附录四 2019年全国话剧演出统计表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致谢 |
(7)“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末五子”命名缘起及其作为群体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内容 |
四、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第一章 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意图及二者的依违离合 |
第一节 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继承与变革意图 |
第二节 胡应麟、李维桢与王世贞的依合 |
第三节 魏允中、赵用贤、屠隆与王世贞的依违离合 |
第二章 晚明文学思潮与“末五子”的文学观 |
第一节 万历前后文学思潮的嬗变 |
第二节 “末五子”的文学观念 |
第三节 末五子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纠偏和折衷 |
第三章 晚明博学思潮与李维桢、胡应麟的诗文创作 |
第一节 “末五子”与明代博学思潮 |
第二节 李维桢的诗文创作 |
第三节 胡应麟的拟乐府诗创作 |
第四章 晚明儒释道思潮与屠隆的诗文创作 |
第一节 晚明儒释道思潮概说 |
第二节 晚明儒释道思潮对“末五子”的影响 |
第三节 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及践履 |
第四节 佛道思想影响下的屠隆诗文创作 |
第五章 晚明政治复兴理想与赵用贤、魏允中的诗文创作 |
第一节 晚明政坛与“末五子”的政治复兴理想 |
第二节 赵用贤的诗文创作 |
第三节 魏允中的诗文创作 |
第六章 “末五子”的文坛地位及影响 |
第一节 胡应麟的文坛地位及影响 |
第二节 屠隆的文坛地位及影响 |
第三节 李维桢的文坛地位及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1:李维桢年谱简编(1547-1626) |
附录 2:赵用贤年谱简编(1535~1596) |
附录 3:魏允中年谱简编(1544——1586) |
附录:4:屠隆《吉道人传》为“唐伯虎点秋香”故事源头考论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8)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二、研究历史与现状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第一章 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知识身份”的确立 |
第一节 晚清至“五四”教育制度变迁中的“文学”演变 |
一、晚清学制改革对“文学教育”的奠基 |
二、民初教育改革对“文学教育”地位的确定 |
三、“五四”时期教育制度改革对“文学教育”的强化 |
第二节 新文学与国文教育“联姻” |
一、“言文一致”的必然结果 |
二、文学教育改革的需要 |
三、“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利益共谋 |
第二章 新文学以国文教科书为媒介的传播 |
第一节 1920 年代国文教科书新文学兴味的体现 |
一、《白话文范》的“新思潮”倾向 |
二、《初中国语文读本》的新文学经典倾向 |
三、《初级国语读本》的“新文学理念”倾向 |
四、编者个人因素对新文学选文编排的影响 |
第二节 1930 年代国文教科书“文学教育”观的转变 |
一、“新思潮”的延续与深化 |
二、“文艺性”的强调与凸显 |
三、从“文学”到“文章” |
第三节 1940 年代国文教科书中新文学的“遮蔽”与“反抗” |
一、“国定本”对“新文学”的有意遮蔽 |
二、《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对“新文学”的坚持 |
三、国文教科书新文学选文特征 |
第三章 新文学对国文教育改革的推动 |
第一节 新文学选文促进阅读教学改革 |
一、“人生问题”选文引发“问题教学法” |
二、艺术性选文引发“道尔顿制”教学实验 |
三、新文学教育引发“精读”“略读”改革 |
第二节 新文学选文促进国文写作教学改革 |
一、语体文作文观的形成 |
二、写作教学内容的明确 |
三、写作指导方法的转变 |
第三节 新文学选文促进国文考试改革 |
一、考核方式的改变 |
二、考核内容的改变 |
第四章 新文学家教育思想、创作与国文教育的相互影响 |
第一节 新文学家教育思想对国文教育的影响 |
一、周氏兄弟的“儿童本位”思想 |
二、叶圣陶与朱自清的国文教育观 |
第二节 国文从教经历对新文学创作的影响 |
一、以学生为假想读者群的“范文式”创作 |
二、以抒发个人教育理想为目的的创作 |
三、从教经历影响在作家写作风格中的体现 |
第三节 新文学中的“教育书写” |
一、以“教育批判”为主题的创作 |
二、以“儿童为本”的创作 |
三、为教育助力的新文学读物编辑 |
第五章 国文教育视野下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与反思 |
第一节 新文学作品在国文教科书中的“经典化”历程 |
一、散文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二、小说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三、新诗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四、戏剧作品的“经典化”形成 |
第二节 新文学作品在国文教科书中的“经典”成因 |
一、符合选文标准 |
二、具有教学价值 |
三、文化斗争需要 |
四、自我经典化努力 |
第三节 国文教育对新文学“经典”产生的影响 |
一、节选对原作解读的影响 |
二、删改对原作解读的影响 |
三、教学阐释对原作的影响 |
四、教育及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本文参考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及新文学选文篇目 |
后记 |
(9)民国蒙古民间会刊的叙事文学传播研究 ——以《丙寅》和《新蒙古》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学术综述 |
1.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1.1.2 研究现状 |
1.1.3 核心概念与理论 |
1.2 民国初期蒙古文化事业兴起概述 |
1.2.1 兴起契机 |
1.2.2 学堂、学会、报刊联动的文化事业 |
1.3 《丙寅》与《新蒙古》的缘起 |
2 《丙寅》《新蒙古》杂志对蒙古文学共同体形成的促动 |
2.1 蒙古知识青年:新文学编辑群体构建核心 |
2.1.1 《丙寅》的编辑群体 |
2.1.2 《新蒙古》的编辑群体 |
2.1.3 文化群之间的交流互动和使命延续 |
2.2 同人经营及供稿机制 |
2.2.1 《丙寅》的经营管理实务 |
2.2.2 《新蒙古》的经营管理办法 |
3 《丙寅》与《新蒙古》叙事文学作品栏目文本分析 |
3.1 栏目设置 |
3.1.1 《丙寅》的文学栏目 |
3.1.2 《新蒙古》的文学栏目 |
3.2 叙事文学作品主题 |
3.2.1 《丙寅》的作品主题 |
3.2.2 《新蒙古》的作品主题 |
3.3 叙事作品体裁 |
3.3.1 《丙寅》的作品体裁 |
3.3.2 《新蒙古》的作品体裁 |
3.4 文体风格 |
3.4.1 《丙寅》的文体风格 |
3.4.2 《新蒙古》的文体风格 |
4 《丙寅》与《新蒙古》叙事文学的话语体系构建 |
4.1 怯蒙昧寻理性的启蒙言说 |
4.1.1 对黄教信仰、转世论、鬼神论的文学解构 |
4.1.2 革除陋俗,崇尚科学 |
4.2 反奴役求正义的革命意识 |
4.2.1 挣脱旧制度羁绊 |
4.2.2 学生与工人联盟的诉求 |
4.3 救亡立场与策略话语 |
4.3.1 奋勇无畏的决斗精神 |
4.3.2 一致对外的团结立场 |
4.4 蒙古人意识呈现的“民族”话语 |
4.4.1 自我文化身份认知 |
4.4.2 蒙古文的认知与解读 |
4.4.3 “国家”认知 |
5 蒙古会刊对现代蒙古文学传播的贡献 |
5.1 推动蒙古文学的大众化 |
5.2 丰富蒙古文学的形式与主题 |
5.3 培育文学创作与传播的平台 |
6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丙寅》第五、六、九、十期叙事文学统计 |
附录 B 《新蒙古》月刊全五卷叙事文学统计 |
作者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10)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缘起 |
第二节 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研究文献综述 |
第三节 选题研究的内容、意义与方法 |
第四节 理论框架:文学伦理学批评 |
第一章 惊悚小说的总体伦理取向 |
第一节 贵族伦理秩序与中产阶级的焦虑 |
第二节 性别伦理和职业精英伦理叙事 |
第三节 小说伦理取向与和谐社会构建 |
第二章 贵族阶级财产引发的伦理取向 |
第一节 贵族财产的伦理叙事 |
第二节 贵族阶级的私有财产伦理观 |
第三节 贵族财产层面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
第三章 惊悚小说的性别伦理取向 |
第一节 贵族家庭成员的性别伦理观 |
第二节 男性人物的性别伦理取向 |
第三节 性别伦理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
第四章 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 |
第一节 法律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 |
第二节 医学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 |
第三节 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反思 |
第五章 作品形式与伦理取向的关系 |
第一节 伦理叙事的形式美学创新 |
第二节 政治伦理美学价值的生成 |
第三节 艺术创新与伦理取向的形成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致谢 |
四、父亲的家产(散文)(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江阴文人缪昌期研究[D]. 徐新娣.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弗朗西丝·伯尼与简·奥斯汀小说女性观比较研究[D]. 罗贤娴.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3]黑土地上的歌吟 ——新时期以来东北散文研究[D]. 刘广利. 吉林大学, 2021
- [4]冯骥才的文学创作与天津文化[D]. 武佳杰. 陕西理工大学, 2021(08)
- [5]“古典传统”视域中徐志摩诗歌研究[D]. 薛文卿.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6]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与意义生成[D]. 王津京.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7]“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D]. 李敏. 兰州大学, 2021(09)
- [8]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D]. 张蓬.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9]民国蒙古民间会刊的叙事文学传播研究 ——以《丙寅》和《新蒙古》为中心[D]. 意如贵. 北京印刷学院, 2020(04)
- [10]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D]. 胡贝克.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