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发展前景的8种名特稻米（论文文献综述）
PHUNG THI SINH[1]（2017）在《中国云南省与越南河江省民族政策比较研究（1955-2000）》文中提出本文以中国云南省和越南河江省1955年至2000年间民族政策及其实施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来探讨两国两地的民族政策及其对当地少数民族带来的影响。希望这样的研究可以总结相关的历史的经验,为进一步改善两省少数民族的生活,推动两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做出一点绵薄的贡献。云南与河江两省都位于离本国政治经济中心较为偏远的地区,又都地处国家的边境,在国防和安全上地位重要。云南和河江两省是中越两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居住地,这两个地区曾经见证并迎接了很多少数民族大规模的迁徒和定居,并形成了多彩多姿的少数民族文化,大大丰富两省的民族文化特色。由于两省彼此交界,很多少数民族早就有了血统、婚姻、风俗习惯以及文化的联系,这种血缘和历史的联系,长久以来是两国学者们关注的问题。然而,由于两省的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远离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此地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水平还低于国内大多数省份,如何教育和动员当地少数民族利用本地、本民族的各种资源和优势,克服本地的各种困难和劣势,缩小与国内其它地区、其它民族的差距长期以来一直是两国和两省少数民族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越南和中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党的理论基础,其中包含了民族理论。在制定和推行各自民族政策时,中国和越南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的民族工作实践相结合,因此虽然有共同的理论基础,越南和中国两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还是有各自的特点,这是本文第一章主要探讨的内容。第二章是对云南和河江两省的少数民族概况的一个介绍,包括两省少数民族的数量,民族名称,近现代经济社会文化的特点等等。第三章探讨这一时期云南和河江两省的民族经济政策,分析云南“兴边富民”和河江“135项目”的重大经济政策,以及政策实施的效果和存在的问题。第四章探讨这一时期两省的民族文化政策,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艺术的保存和发展,历史古籍的搜集和保存,文化设施的建设等方面的政策和实践。第五章讨论的是两省的民族教育政策及其实施情况。这一时期两省对少数民族教育都非常重视,制定了和不断调整民族教育的政策,在发展民族教育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取得了比较瞩目的成绩。但两省的具体做法上还是有自己的特点,值得相互比较和借鉴。第六章探讨两省少数民族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少数民族干部培养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依靠各方面条件的配合,但最主要的是依靠少数民族自己的力量,这其中少数民族干部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这一时期,两国两省都非常重视少数民族自身干部的培养和建设,并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做出规划安排,为少数民族培养了许多干部。结论部分对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做了提炼和概括。
李旭凯[2]（2017）在《稻属AA基因组转座子功能解析和中国芒草地理分布与生物质降解效率分析》文中提出转座子（transposable elements,TE）是一类可以通过自身编码的酶进行切割、复制、重新整合等一系列生物化学过程,在基因组不同位置间移动的、重复的DNA序列,它广泛存在于真核和原核生物的基因组中,并对基因组的结构、功能和进化有着重要影响,是基因组的重要成分。60多年前芭芭拉·麦克林托克对玉米籽粒色斑进行研究发现了转座子（TE）。这一理论与之前传统的经典遗传学理论相违悖,当时的科学界并不接受转座因子学说。但是现今,基因组测序项目已经证明,转座子对其宿主基因组大小的改变、染色体的重排、基因结构的破坏、新基因的产生、基因表达活性、microRNA的形成等多个方面都有很大影响,转座子（TE）介导的插入突变已被大家公认。稻属（Oyza）属于禾本科（Poaceae）,有24个物种,其中有3个物种是栽培稻（亚洲栽培稻O sftiva 的两个亚种O.sativa ssp. Indica、O. sfativa ssp. Japonica 和非洲栽培稻O. glaberrima Steud）,普遍分布在亚洲、非洲、澳洲和南美洲的热带与亚热带等地区。稻属物种按照染色体组类型的不同,划分为了 10个基因组类型:AA, BB, CC, BBCC,CCDD,EE, FF,GG, HHJJ 和 HHKK。栽培稻所属的 AA基因组由9个物种组成,即3种栽培稻（O. sativa ssp.Indica、O. sativa ssp.Japonica和Oyza glaberima）和6种野生稻（普通野生稻Oyza rufipogon、尼瓦拉野生稻Oryza nivara、短舌野生稻Oryza barthii、展颖野生稻Oryzaglumaepatula、长雄蕊野生稻Oryza longistaminata和南方野生稻Oryza meridionalis）。其中这些野生稻与水稻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它们蕴藏着相当多的人类目前尚未了解与利用的优异基因,并且至今在水稻常规育种中取得的绝大多数研究突破取得的成果,几乎都与发掘和利用这些AA基因组野生稻中的优异基因有关。发掘及利用稻属AA基因组野生物种中蕴藏着的诸多优异基因资源,对拓宽水稻育种的遗传基础,确保稻米产量和品质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对稻属植物进行比较基因组学和进化生物学等研究,有助于育种工作者去改进水稻品质,对粮食生产和安全具有关键的意义。近几年,多种栽培稻物种和野生稻物种的基因组已经测序完成,并公布在数据库上供研究者下载使用,比较基因组是开展稻属基因组研究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本研究对稻属植物AA基因组的8个近缘物种进行了比较基因组分析和转座子插入分析,重建了AA基因组8个物种的系统发育树,计算了各物种的分化时间。与此同时,基于转座子插入到基因内部的分析,探讨了栽培稻的起源,从全基因组水平上对稻属AA基因组8个物种的转座子进行全方面的分析,并对转座子的位置、数目、插入区域偏好性和对基因结构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用1937个单拷贝直系同源基因CDS序列构建了稻属AA基因组8个物种的系统发育分析表明:1)澳大利亚的O.meridionalis为AA基因组的基部类群;2)亚洲栽培稻的两个亚种籼稻（O. sativa indica）和粳稻（O.sfativa japonica）和分别和O. rufipogon.与 O.nivaar 聚类为独立的两个分支,支持 O. sativa japonica和 O. sativa indica为多次起源的观点;3)非洲一年生野生种O.barthii 是非洲栽培稻O.glaberrima的祖先;4)进化树估测稻属AA基因组亚群大约在4.8百万年前产生分化,亚洲、非洲栽培稻分别在0.78 MYA和0.28 MYA开始分化。2.对稻属AA基因组8个物种的转座子进行注释,结果表明,稻属基因组序列可以注释为转座子相关序列分别为140.36 MB, 151.70 MB, 86.77 MB, 103.23 MB,91.57 MB, 83.62 MB, 81.73 MB, 61.75 MB（分别是 O. sativa Japonica,O. sativa Indica,O. nivara, O. rufipogon, O. glaberrima, O. barthii, O. glumaepatula O. meridionalis genomes）,分别占基因组的 37.49%,35.53%,25.68%,30.55%,28.94%,27.13%,21.92%和18.39%,其中反转录转座子所占基因组比例最高,在反转录转座子中又以Gypsy所占比例最高。栽培稻转座子数目与野生稻差不多,但是序列长度大于野生稻。3.对序列设定了三个分析区域:基因区、基因上游2 kb和基因下游2 kb区域,对稻属物种中转座子在不同区域的插入位置偏好性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转座子插入栽培稻基因里的数目明显少于野生稻,但是在基因上下游2 kb没有这种差异。插入到基因中的转座子大部分作为内含子,转座子构成外显子的例子中,栽培稻略小于野生稻。对基因内部和基因上下游2 kb区域内含有转座子序列的基因进行基因功能注释和GO、KEGG富集分析,结果显示这些有转座子插入的基因主要参与核苷酸结合,花粉与雌蕊相互作用,激酶活性,细胞蛋白质修饰,代谢过程,分子功能,细胞过程,分解代谢过程,碳水化合物代谢过程,水解酶活性,酶调节活性,碳水化合物结合,胚后发育等,该结果进一步暗示了转座子对水稻驯化有重要作用,揭示了栽培稻及其野生祖先种基因组与基因的变异与进化规律。随着人们对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危机问题的关注,发展非石油替代燃料成了社会的普遍认识。作为第二代生物乙醇的纤维乙醇因为其能够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与粮食作物对土地的竞争受到广泛的重视。木质纤维素来源包括农林废弃物以及迎合生物能源发展需要的能源植物,其中包括草本和木本。木质纤维素是自然生成的复合体,其中包括以下三种生物高分子: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木质纤维素要转化为纤维素乙醇,生物质抗降解屏障是其最大的障碍。芒属（Miscanthus）属于禾本科（Poaceae或Gramineae）,是多年生C4植物,具有诸多优点:光合效率很高;分蘖能力强,生物量大,生长快速;自交不亲和,生态型丰富,杂种优势强,对养分的需求低,便于管理;抗性和环境适应性较强,几乎不需求喷洒杀虫剂;水分利用效率高,无需专门进行灌溉,雨水就可以保证其在贫瘠干旱的土地上良好生长;在不同环境条件下都具有较高的生物产量;能够在作物的边际土地上种植,不与粮争地等。芒属有14个物种,分布在东亚、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地区。中国是芒属植物的资源中心,主要种类有荻（M. saccharforus Benth）、南荻（M. lutarioriparius Spp.）、芒（M. sinensis Anderss）、五节芒（M.floridulus Warb）等,其中芒的分布最为广泛。本文为研究芒草地理分布如何影响芒草细胞壁成分及降解转化效率,探索选育高降解效率的优质芒草的最佳地理位置。我们从全国收集的1400份芒草中选出有代表性的四个种类（芒、五节芒、荻、南荻）的171份芒草,绘制种类来源地理分布图,并对细胞壁组成与结构、生物质糖化和地理气象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研究发现每个种类的芒草展现了代表性的地理位置,荻主要分布在北方,五节芒主要分布在南方,芒分布较广,而南荻分布较窄。不同的地理分布造成四个种类的细胞壁组成多样性。南荻有较高的纤维素和木质素,荻有较低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芒和五节芒有较低的木质素和较高的半纤维素。细胞壁组成的多样性导致降解效率的多样性。经1%NaOH或1%H2SO4预处理芒草茎秆,荻的酶解六碳糖产率较高,南荻的酶解六碳糖产率较低,芒的总糖释放较高。根据生物质降解效率与芒草分布相关性分析,发现降解效率高、低材料在地理分布上存在一条黄金分割线（42°25’ N,108°22’E 到 22°58’N,116°28’E）,根据概率公式 P（H/L|East） = P（H/L∩East）/P（East）,91%的高材料分布在分割线以东。同时,平均、最低气温以及平均降雨量均不是影响生物质降解效率的主要因子,而日照辐射才是影响生物质降解效率的主要因子。在细胞壁成分和壁聚合物的特征方面,半纤维素和纤维素的结晶度（CrI）呈现出相对高的概率值,这也说明半纤维素和纤维素CrI是决定芒草降解效率的内在因素。本研究首次确定了芒草生物质酶解产糖与太阳辐射有密切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定义的芒草分布黄金分割线东北的区域选择芒草种质资源,将有更大的概率获得生物质降解效率更高的材料。此外,由于平均日照是唯一一个对芒草生物质酶解产糖起到正影响的气象因子,平均日照应该作为繁育能源植物芒草的首选因素。本研究结果为收集和繁育优质的能源芒草种质资源具有指导意义。
山娜[3]（2016）在《互联网+背景下在新农村开展生态旅游建设的探索》文中提出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发展模式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据统计已有接近200个的区、镇积极开展在建和试点智慧城市的活动。在互联网+传统行业模式的浪潮推动下,我国农业信息化必将迎来一个新的高潮。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作为我国的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效率低下等仍是制约新农村发展的因素。利用互联网+模式的便利,在新农村开展生态旅游的建设,是对新农村新的发展的模式的探索。近年来,乡村旅游在我国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近郊区域发展迅速,游客主体为周边城市居民,但由于发展条件不足,起步晚于其他国家等种种原因,我国的农村生态旅游仍处于发展初级阶段,游客分散,缺乏统一组织,旅游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市场没有形成规模,规划不利等因素也在很大程度破坏了当地自然环境的系统。我国现阶段急需一种新的理念创造一种新的模式来改变农村现状,将农业信息化与农业生态旅游结合在一起,是对城市和农村新的发展动力的积极的探索。农村生态旅游是以多功能农业塑造产生的多功能景观生态格局为基本的剧情和场景。现代旅游业与传统农业方向的结合发展中,推动了多功能农业的综合发展,也推动了生态文明为主题的乡村生态产业的发展。在塑造乡村地域多功能景观的同时,也提高了乡村的人均收入,促进了乡村旅游与其他要素的整合。一方面保证农村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顺应大数据时代的潮流,利用互联网+的技术,及时了解和发布消息,客观灵活的将城市、农村的资源高效的组织运转。积极探索互联网+与农业生态旅游的关系,让新农村作为城市后花园的同时也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动力。
车将[4]（2015）在《西北生态农业及产业化模式研究》文中指出对西北生态农业建设理论体系进行了创新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区域生态农业建设的理论价值,而且对西北生态农业具体的建设,形成了的实用性宏观生态农业模式体系,由于具体区域的具体实用性微观模式的建立是建立在具体区域的自然、社会等方面的条件基础之上的,所以本研究围绕西北县域生态农业的实用性微观模式的建立,采用了统计和聚类分析的方法,在西北地区各省选取具有区域代表性的县为例,深入的探讨了县域生态农业的实用性生态农业模式的建立方法,从而总结出了西北县域生态农业模式建立的分类特点和规律,为西北生态农业的建设提供实用性方法。在此基础上又根据国内外生态农业的发展趋势,提出了西北生态农业的发展方向是走有西北特色的生态农业产业化的道路,在西北生态农业模式建设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宏观模式体系。并以陕西省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的建设,对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区域模式的建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研究采取统计资料分析、典型调查与大范围考察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论证相结合,理论创新、实例分析与前人成果相结合的方法,围绕西北生态农业创新发展这一核心,开展相关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西北生态农业理论体系的建立。西北生态农业是在全球替代农业类型发展影响下,结和中国具体国情,以生态学、农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工程学等学科理论与技术为指导,全面、协调、循环、持续为特征,具有区域特色,与时俱进,以实现良性循环的农业生态系统,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相一致为目标的新型农业产业体系。2)根据区域生态农业理论,总结了9个主要类型区的主要生态农业模式,为西北生态农业建设提供思路。西北农业的地域性非常明显,自然条件的纬度、经度、垂直地带差异很大,农村社会经济基础差异明显,这种地域性差异对农业生产、农村市场和农业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在西北地区发展生态农业要尊重地域性差异,从区域自然资源条件、经济社会特点、人文特色和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双赢需求出发,构建区域生态农业理论模式。3)国外生态农业建设对中国西北生态农业建设的启示。研究发现,国外可持续生态农业的模式选择是同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联系在一起;国外生态农业理论虽然不是很成熟,实践规模也很小,但影响却非常深远,它充分体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由于西北地区的地理自然环境与国外沙、埃、澳等国家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可以借鉴它们在生态农业建设中的经验,并从中得到启发。西北地区受荒漠化严重,粮食安全、贫困问题,以及环境脆弱等压力的困扰,其生态农业发展的复杂性更大。所以,在生态农业模式的选择上就不能机械地照搬发达国家,应该寻求适宜西北地区的发展模式。4)依据西北的自然和经济特征划分了不同的生态区,西北地区可分为:西北内陆生态农业区和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区（不包括山西和河南部分）。在黄土高原生态农业区发展集水型生态农业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集水型生态农业是在黄土高原半干旱地区农业发展的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对于西北区内陆生态农业区,可分为高山、山地及山前坡地和平原、盆地（绿洲）,在高山、山前坡地和平原区,适合的生态农业模式主要是立体开发利用型模式,在盆地（绿洲）区,通过与农户的结合,发展在农户的水平上的小规模食物链型生态农业或者商品规模化生产型生态农业。5)在西北地区县域基础上,就西北地区生态农业县域具体发展模式展开研究。通过对中国西北15个县的生态农业模式及其地域分异规律的研究,利用聚类分析模型的方法来分析西北具体的建设模式,得出了六种类型,明确不同区域主攻方向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发现总结了其中的一些特点和规律。为区域生态农业建设提供了方法。6)建设优势产业是建设西北经济的必然选择。西北地区有丰富的物种资源和气候资源,遵循“发挥自己的优势,做出自己的特色”的原则,围绕棉花、糖料、烟叶、水果、肉类、奶类、花卉、中药材等优势资源,积极发展了诸多特色农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并建立了各类农产品生产基地,逐渐形成以特色农业产业为重点的区域布局。7)为推进西北地区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以陕西省为例,探索了西北地区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具体发展模式。设计了关中平原、陕北黄土高原、陕南盆地的不同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模式,陕北地区处在生态环境脆弱经济条件贫困的双重困境中,该分区应当主要采用生态恢复和治理模式。陕南地区经济情况、区位条件相对一般、资源状况较好,适合以生态标志型产品（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为主的开发模式。关中地区经济情况发达、区位条件优越、自然资源相对紧缺,适合通过加快农业及农村结构模式调整,以生态农业科技园区等组织结构方式,构建具有农业生产、加工、示范、研发、培训、休闲观光等多功能的都市型农业经济。前述西北不同地区的生态农业模式正好可以作为产业化模式建设发展的蓝本,在此基础上能够有效地设计产业化系统发展模式。8)建立了西北生态农业的对策建议和政策保障体系。发展西北生态农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因此必须针对西北具体地情况,按照农业循环经济的要求,通过构建生态理念、生态制度、生态科技、生态主体、生态生产等多种途径,推进西北生态农业的稳定发展。
文媛媛[5]（2014）在《唐代土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古代的土贡制度,经过历代王朝的修订补充,发展到唐代臻于完备,成为一种有法令明文规定的政治经济制度。与前代相比,唐代的土贡资料较为详备。《唐六典》、《通典》、《元和郡县图志》、《新唐书·地理志》等,均详细记载了唐代各州土贡物品。本文以这几种史籍所记载的土贡为中心,首先对有必要进行考释的土贡物品进行考辨和类释,然后对由唐代土贡所反映出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唐代土贡物品非常之多,将几种史料中的贡品进行统计,去除重复出现的,所剩尚有五百余种。这些土贡物品,有些已为人们所熟知,有些可以从字面意思大致推测其为何物,有些则较为陌生。对于已经熟知的,我们很容易判断其属性,对其分类也较为方便；但对于那些靠从字面意思推测其属性的土贡,有时很容易受到误导,因此并不能十分确定其功用；而另有一些陌生的贡物,或因史料记载有误而易致将其错判为别物,或因古今易名而难以确定其为何物,又或为古时存在而没有流传至今的贡物,仅凭我们有限的知识和经验,很难判断这些土贡为何物。通过对这些贡物的考辨和类释,纠正了一些史料记载中的讹误现象,确定了一些易误或难辨的物品作为土贡时所代表的含义,对有争议的和悬而未决的土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唐代土贡制度规定：各州所贡须为本地土产,且不得超过五十匹绢的市价,所贡物品由官方出资购买。作为地方进献给朝廷的贡品,从质量上来讲,是最优质的产品。从品种上来讲,均是各地最独特和最具代表性的物产。唐代各地土贡物品的生产往往由专门的贡户负责；贡物经包装后,根据各地的地理条件和贡物的属性特征,选择不同的运输方式；各州贡物在元日统一陈列于朝堂之上,检阅完毕后,由太府寺派人收贮于左右藏库保管；贡物的支出以木契为验,土贡的消费去向往往由皇帝决定。唐代土贡与进奉在性质、主体、时间、内容等方面有诸多区别,二者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土贡是有国家法令明文规定的制度,而进奉只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滋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唐代的土贡资料较为丰富,《唐六典》、《通典》、《元和郡县图志》、《新唐书·地理志》是详细记载唐代各州土贡物品的史料。《唐六典》、《通典》、《新唐书·地理志》完整地记载了三个时期的土贡,《通典》所记为天宝初年的土贡资料,反映的是盛唐时期各州的土贡和特产情况,然《通典》的重要价值在于其所载的土贡多有贡物数量,这是其它两种唐代史料所不具备的；《唐六典》和《新唐书·地理志》中的土贡资料可分别代表唐前期和唐后期各州的特产,对于研究唐前、后期各州土贡特征及对比研究唐前后期土贡的变化情况都有很重要的价值。相对以上三种史料,《元和志》土贡州的记载不那么全面,但其所记的个别土贡物品为其他三种史料所未载,只是《元和志》中记载讹误较多,使用时需谨慎甄别。以《通典》所载盛唐时期土贡为例,十道土贡物品各具特色,陇右道和关内道天然品的比例远高于人工品,且贡品中没有丝织品,动物类贡品较为明显。河北道和河南道人工品的比例远高于天然品,且以丝织品为主要特色。河东道为北方五道中的东西过渡地带,其贡物中既有西北特色的动物产品,又有一小部分的丝纺织品和其它手工品。淮南道土贡呈现出南北过渡的特色,其贡物仍以人工品居多,但与河南道、河北道不同的是,其丝织品较少,麻织品则偏多。且淮南道土贡中,扬州占多数,反映了唐代扬州经济的繁荣。江南、剑南二道天然品与人工品的比例大致趋同,山南、岭南二道的天然品比例又高于人工品。不同地区的土贡物品有较大差别,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大抵农业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其人工品所占的比例较高,而半农半牧或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其天然品所占比例较高。唐代前后期土贡种类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除个别州减少或不变外,绝大多数州的土贡物品在唐后期较前期有明显增加,其中,以山南道、江南道、剑南道所辖的南方各州增长幅度最大。将唐前后期土贡物品分别分为纺织品、药材、日用品、食品、珍禽异兽和其他六大类,唐后期每类贡品的内容都较唐前期有所增加,其中增长幅度最大的饮食类贡品。从贡品的变化反映出中国古代土贡经历着由象征意义向实用意义的转变,唐代处于这一转变的关键时期。影响唐前、后期土贡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中央财政状况、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南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皇帝及地方官吏的个人意志、地理环境和技术水平等。
徐世宏[6]（2013）在《广西水稻免耕抛秧技术扩散过程及效果研究》文中指出广西是一个农业大省,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以及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是广西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中之重。在这一大背景下,提高水稻免耕抛秧这一创新技术的普及率对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推广向现代农业推广过渡的阶段,需要对农业技术推广实践进行系统的研究,以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推广理论体系。结合水稻免耕抛秧创新技术已经在广西推广应用10多年的情况,本文以此技术为例,从创新扩散和农户采纳行为的角度出发,对技术扩散规律和机理作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力求反映农业技术推广的发展方向及其面临的本质问题。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部分：对免耕抛秧技术创新扩散的研究目的、研究过程、研究方法、研究的可行性、研究方案的设计及扩散路径选择进行介绍；第二部分：对本研究的概念进行界定,并详细介绍本文应用的研究理论；第三部分：对社区技术传播网络及其运行过程进行分析,分别研究了社区内部传播网络结构和技术扩散过程、社区外部网络联结和社会建构,对微观农户技术采纳行为进行深入剖析；第四部分：对水稻免耕抛秧技术扩散效果进行评估,分别从推广效果的量化评估、时间维度下的技术扩散趋势、不同群体的技术吸纳偏好、不同空间的技术扩散效率进行研究,最终力图构建完备的技术评估与社会评估框架；第五部分：对农民采用水稻免耕抛秧技术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对调研点农户进行问卷调研和深入访谈,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因素分析,探寻水稻免耕抛秧技术在社区实现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和基本规律。第六部分：系统构建广西水稻免耕抛秧创新技术扩散模式,对技术推广和体系建设提出对策和建议,为我国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和运行机制改革与创新提供实证依据。本文的主要结论：（1）以社会网络为特征的社会结构是技术扩散过程的决定因素；（2）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人际传播是创新扩散的主要路径；（3）单一的技术推广目标与多样的个体农户需求是技术扩散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4）开展扩散过程评估可以减少创新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5）技术扩散效果取决于目标群体对技术的认知取向和评价标准；（6）农民技术采纳行为受到农户、技术和社会环境条件等多因素的影响。为此,本文建议：（1）寻找更加有效的技术扩散路径；（2）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时注重受众本位与参与式；（3）应用目标群体策略进行技术推广；（4）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在技术推广过程中要考虑在社会转型不同阶段中的农民需求；（5）除政府推广机构以外,要注重加强农民合作组织在提升技术扩散效率中的作用；（6）开展技术推广工作要加强各类影响因素的研究与评估。
李保春[7]（2013）在《云南“走出去”发展战略与实现路径的财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0年,我国GDP超过40万亿元,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与我国长期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是完全分不开的。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对外投资越来越成为经济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的战略部署,使得中国的外资利用从传统“单项引进”的资本流动,转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双向资本流动。作为西部大省的云南,在”走出去”战略的激励以及企业发展的利益诉求中,诸多有竞争实力的本土企业纷纷走出国门,通过各种方式开展对外直接投资。2010年,云南省实际对外投资在全国位列第十位,跃居西部和沿边省区第一位,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此大规模的对外投资,对于云南经济发展来说影响重大,其现实意义不仅局限于为企业寻求原材料、开拓海外市场、获得技术和管理经验,更成为推动云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地方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2009年以来,在中央提出将云南建设成为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战略背景下,实施“走出去”战略显得更加必要和重要,对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必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云南省实施“走出去”战略和“桥头堡”建设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且云南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但是,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局限,云南的对外投资不论是政府层面的政策准备,还是企业层面的队伍准备都存在着先天不足的问题。尤其是企业在资金规模、技术水平、对外沟通能力、投资环境了解等方面均难以和发达地区相比。这些发展中的不足,造成云南的政府和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往往遭遇较大阻力,严重影响了“走出去”战略和桥头堡建设的进程。因此,对外开放及其发展的紧迫性,要求地方政府承担更多职责,切实提高包括对外投资的规划研究、外事协调、政策激励、队伍建设、信息平台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水平,即从多方面多层次支持、帮助和组织企业更好地走出国门。其中,财税政策应成为政府和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手段之一。可以说,财税政策的适用性、合理性、完整性直接影响着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持续性以及成功的可能性,对云南“走出去”战略实施和桥头堡建设有着重大影响。本文研究的基本框架是将理论与实践作为两条线索,探讨云南“走出云”战略涉及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竞争优势、政府职能定位以及可能产生的风险等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云南“走出去”发展和桥头堡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并对其在“走出去”战略中的优劣势进行梳理分析和总结,寻找适合云南“走出去”战略实施、推进桥头堡建设的财税政策。论文共分六章,内容包括：第一章,导论。主要交代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思路与视角、方法及框架,并对“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含义、基本内容、存在风险、政府职能等理论进行研究,为云南“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基础。第二章,“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基础理论研究。主要通过国内外学界关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国内涉及“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对外直接投资基础理论的综述,探索对云南“走出去”发展战略的理论指导。第三章,云南“走出去”发展战略意义和条件分析。从两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从弥补资源缺陷、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参与东盟贸易区发展等维度,探索云南“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动因,并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个方面探索云南“走出去”发展战略的现实意义。二是从云南的地理区位、民族文化、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政策环境等五个方面,以及经济落后、工业基础薄弱、技术创新不足、企业竞争乏力等四个方面,分别阐述云南“走出去”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有利和不利因素。第四章,云南“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证分析。是云南“走出去”发展战略实施现状的实证研究。通过对外贸易总量与结构、对外投资总量与结构、企业“走出去”现状分析等方面内容的调查研究,在总结“走出去”发展战略实施和政策激励成效的基础上,对存在问题及成因进行分析研究。第五章,国内外“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践与借鉴。内容包括：一是国外（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践及借鉴。二是国内“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施及借鉴。三是国内外实践经验,为云南“走出去”发展战略实施提供借鉴。第六章,云南“走出去”发展战略实现路径及财税政策研究。包括两节内容：一是发展方略。包括产品（如工业产品、农产品、民族文化产品、人力资源产品等）、投资、企业（如大中型企业、中小型企业等）、技术四个方面的“走出去”发展方略；二是财税政策。也包括产品、投资、企业和技术四个方面“走出去”的财税政策。
王晓锦[8]（2013）在《三唑杀菌剂衍生物的合成及抗菌活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真菌病害，使动植物甚至人类的正常生长发育受到干扰和破坏，不仅可能使其在生理和外观上发生异常，也会使正常的生理活动无法进行，影响人类的健康，严重者也可能导致死亡。真菌病害的防治就显得尤为重要。三唑类杀菌剂（triazole fungicides）发展于七十年代，因其对病原菌有高效、内吸、广谱的作用，而成为应用范围广、使用方法灵活、防治效果好的一类杀菌剂。但是由于作用机制和作用位点单一，长期频繁的使用，导致病害产生较严重的抗药性，不少品种也由于抗性问题失去了原有的高效性。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对三唑类杀菌剂进行结构修饰改造是条可行之路。点击化学（Click Chemistry）反应作为一种重要的合成方法逐渐发展起来，该类型的反应有条件温和，操作简单，产物杂质少，容易纯化等多种优点，同时生成的1,2,3-三唑基团具有一定的抗菌活性，将Click反应运用到对三唑类杀菌剂的结构修饰当中，将会是非常有发展潜力以及应用前景的。三唑环上氮原子有一定程度的裸露，容易与金属离子形成配合物，已经有三唑类杀菌剂的配合物研究成功，其中部分配合物保持了良好杀菌活性，被开发为杀菌剂，更广谱、更有效、更经济。本论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1）对真菌病害的产生及防治方法，杀菌剂的发展及研究近况进行阐述。（2）对三唑类杀菌剂及衍生物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并筛选合适底物及反应条件，用Click反应合成了两大类共25个衍生物。通过对辣椒炭疽病原菌，小麦纹枯病菌的抗菌活性测试，部分化合物对真菌的抑制率可以达到88%，显示出良好的抗菌活性。（3）通过对实验方法、条件筛选，选择溶剂挥发法合成三唑杀菌剂铜、钴、镍的配合物7个，并用红外、紫外、热分析等进行表征。论文对所合成的配合物进行抗菌活性研究，发现其对真菌抑制效果良好，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杨金发[9]（2012）在《两岸农产品贸易障碍、潜力及突破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海峡两岸经贸关系虽然也曾经受政治局势冲击,但总体而言经贸往来日益频繁、经贸合作日益密切。尤其是近年来,双方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了制度化协商,基本实现了两岸双向直接“三通”,《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更为两岸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动力。作为两岸经济合作重要纽带的贸易,显然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处理好两岸农产品贸易问题不但是重要的经济问题,更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学界对此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然而,对于两岸农产品贸易增长波动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两岸农产品贸易潜力如何?受何因素制约?应当如何突破两岸农产品贸易障碍挖掘两岸农产品贸易潜力?这些重要的问题,都亟待深入研究,并给出明确的答案。本文通过文献的整理和逻辑推理和计量分析,揭示影响两岸农产品贸易的主要制约因素,并测算了两岸农产品贸易的潜力,结果表明两岸农产品贸易大有可为；而如何构建产业链整合机制、突破贸易障碍是促进两岸农产品贸易潜力得以发挥和进一步挖掘的关键。本文主要研究三个核心问题：（1）两岸农产品贸易增长波动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2）两岸农产品贸易潜力如何?受何因素制约?（3）应当如何选择、设计突破两岸农产品贸易障碍提升贸易水平的路径?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得出如下三个方面的结论：（1）不同时期影响两岸农产品贸易增长的因素有所差异。从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增长动因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贸易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出口竞争力效应的贡献；金融危机后,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依赖进口需求效应,特别是其中的需求规模效应；出口竞争力效应和结构交叉效应贡献度均为负值。提高大陆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和改善出口产品结构是推动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的关键。从台湾对大陆农产品出口增长的动因来看,入世之前,结构交叉效应为推动台湾对大陆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因素。入世之后,大陆的农产品进口需求得到释放；结构交叉效应的贡献份额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20%,表明台湾农产品依然能够适应大陆农产品进口需求的调整；出口竞争力效应的贡献在三个时期中有小幅下降,但均在30%左右。（2）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既取决于台湾的需求,也受制于大陆的农产品供给能力；台湾对大陆农产品出口的制约因素主要是大陆的需求和本身自我调节能力。进一步研究表明,台湾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取决于进口地区的需求因素,包括进口地区农业增加值、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和两地空间距离；而台湾农产品进口的主要取决于进口来源地区的农产品供给能力、两地空间距离和消费需求结构差异。从地区贸易政策来看,大陆对台农产进口的优惠政策,而台湾对来自大陆的农产品进口可能人为设置障碍；台湾在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上存在亲美倾向；台湾与APEC成员的贸易量显着高于非APEC成员。总体而言,两岸农产品贸易潜力有待开发,特别是大陆对台农产品出口的潜力,2010年相当于实际贸易额的1.75倍。（3）在两岸经贸合作机制尚未成熟并面临种种政治、制度、社会文化与价值观念冲突条件下,通过中观产业链利益的整合,理顺两岸农产品贸易利益分配机制是突破两岸农产品贸易路径选择,而建立两岸业界共同投资、共同受益、共担风险的两岸农产品共同营运中心是可行的方案。从功能定位来看,两岸农产品共同营运中心应当同时具备农产品展示和交易中心、农产品精深加工中心、物流配套服务中心、农产品科技服务中心和金融服务中心五大功能；从运行的机制来看,企业化经营、市场化运作、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是必然选择；从营运中心构建条件来看,由于平潭综合实验区具备良好地理区位、基础设施、政策配套和两岸农业及经贸合作经验的优势,是两岸农产品共同营运中心的首选。两岸农产品共同营运中心的顺利运行,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尚需要政府在两岸农产品贸易问题进行协商、营运中心的规划审批、税收优惠、资金支持等政策扶持等方面提供大力支持。上述三个结论中,第一个结论主要解决了两岸农产品贸易增长中竞争力效应、结构效应和需求效应的贡献问题,初步回答了影响和制约两岸农产品贸易的主要因素：第二个结论则进一步深入挖掘了两岸农产品贸易中政策、空间距离等制约因素的影响,并得出两岸农产品贸易潜力的基本判断。第三个结论是在第一个和第二个结论基础上,从产业链价值实现的视角提出突破两岸农产品贸易障碍及提高贸易潜力的路径选择,并以平潭综合实验区为例，提出了两岸农产品营运中心的可行方案。总体而言,本文探寻了两岸农产品贸易制约因素、潜力和突破路径。本文在如下方面可能对已有研究产生贡献：首先,本文对影响、制约两岸农产品贸易因素做了较为深入的挖掘和严格的计量验证；其次,本文从计量上验证了两岸农产品贸易的潜力没有得到发挥,以及台湾当局的农产品贸易政策是阻碍两岸农产品贸易的重要因素的事实；最后,本文通过产业链利益实现的视角分析了突破两岸农产品贸易障碍提升贸易水平的路径选择,并率先提出了两岸（平潭）农产品共同营运中心的构想,为两岸农产品贸易乃至农业合作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路径和蓝图。
徐群[10]（2012）在《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文中认为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曾说过：“城市化是个世界性现象,它同样影响着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化完全背道而驰的趋势是不可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可见,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城市化已经成为21世纪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的社会过程。上海是中国大陆第一大城市,无论其城市化水平或者产业结构演进的程度都领先于我国其它城市。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服务功能逐步凸显,集聚功能进一步提升。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11》,2010年末上海户籍人口1412.3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仅157.37万人,城市化率达到88.9%,可见上海已步入城市化的后期阶段。从产业结构演进来看,上海也已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第一产业的比重进一步缩小,第三产业的比重稳步上升并已超过半数。反观农业,上海非农业大市,却是一个农业强市。截至2010年,上海的耕地面积为20.10万公顷,属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中最低者,但同时,就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产品商品率等方面而言,上海名列前茅。其城市化背景下的农业发展经验对许多地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农业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并联动杭州、宁波、南京等地,形成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带。目前,上海已进入城市化后期,历经了城市化发展的各个阶段。本研究在考察上海城市化与农业发展演化轨迹的基础上,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三个角度切入,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上海城市化发展特征及其对上海农业发展的影响。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上海由一个多功能的工商业城市转变为综合性的工业基地,从“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与此同时,上海的城市化率因各种原因,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到1978年降至58.75%。在这一阶段,温饱问题是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农业的功能是以提供粮食为主的大宗农产品为主,仅在近郊和苏州河沿岸的狭小区域内,出现了较为集中的蔬菜产区,呈现部分城郊农业的发展特征,其他广大区域均以粮棉种植为主,呈现典型的乡村农业发展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地区第一产业业人员的比重明显高于第二、三产业,但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和乡村工业的兴起,出现了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移,但至改革开放前,第一产业仍吸纳着全市三分之一以上的从业人员。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耕地在全市土地总面积中的比重不断减少,但至1978年仍占到50%以上,仅减少4.9个百分点,总体上形成以农业用地为主导的土地利用结构。从1949年到1978年间,上海的农业产值从2.27亿元上升到18.26亿元,但其增长速度远低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政府的导向是大力发展工业,于是“以农补工”成为一种趋势,即以“价格剪刀差”等形式通过农业来支持工业的发展。相对而言,所有的资源都向工业倾斜,对农业的投入自然会降低,也间接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地区的发展在战略上进行了调整,整个城市定位从单一化的工业生产基地逐步向一个多功能的城市改变。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60.72%上升到1999年的73.84%。在这段时期,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人民对生活质量开始提出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新鲜蔬菜和副食品的需求直线上升,上海地区也相应呈现出城郊农业的典型特征,畜牧业快速发展,并在后期出现都市农业的萌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基本呈下降趋势,农村青壮男性劳动力转向第二、三产业,女性和老年劳动力在总体农业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从1979年到1999年间,耕地面积由35.58万公顷下降到29.09万公顷,减少了18.24%,但农业产值从20.41亿元上升到206.90亿元,发展迅速。其中,科技投入是重要因素之一。在这一阶段,“以农补工”的情况基本结束,逐步转向“工农自补”,并在后期开始出现“工业反哺农业”的情况。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战略调整,上海在迈入新世纪之际,已经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国际化大都市,并朝着经济、物流、贸易和航运四大中心和长三角大都市带龙头的方向积极建设。上海的城市化率在2000年已接近75%,到2010年达到88.9%,进入城市化后期。从经济结构来看,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在2000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并达到50%以上。2000年,上海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到2010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表明上海进入中等发达经济体行列。这一阶段,上海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对提高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表现为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对居住环境的要求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的农业发展进入到都市农业阶段,农业的多元功能作用开始显现。在对上海城市化不同阶段对农业发展影响考察的基础上,第五章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和总结。首先从上海城市化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升级、上海交通建设发展促进农业贸易开展、上海农业科技发展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总结了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促进作用；其次,从上海城市定位和功能变化制约农业发展、上海城市化发展导致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双重下降、上海城市化发展对耕地的大量侵占三个方面归纳了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作用；最后,文章就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影响研究的结果对于其它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规划农业发展之时可以借鉴的地方,提出八大建议,分别为：把握一般规律,着重战略规划；加大科研力度,提高单位产出；有效保护耕地,确保安全供给；合理分流人员,促进城乡融合；规划交通建设,促进贸易流通；防治环境污染,保障持续发展；借力二三产业,促进农业升级；加大创新力度,激发市场活力。
二、有发展前景的8种名特稻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有发展前景的8种名特稻米（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云南省与越南河江省民族政策比较研究（1955-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选题缘起 |
| 2. 研究成果述评 |
| 3. 本论文的主要资料 |
| 4. 研究对象与思路 |
| 5. 研究方法 |
| 6. 特色与创新 |
| 第一章 中国与越南民族政策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和越南运用 |
|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 |
|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越南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两国实践的差别 |
| 一、民族成分确定 |
| 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
| 小结 |
| 第二章 云南与河江省的民族状况 |
| 第一节 两地地理概况 |
| 一、云南省地理概况 |
| 二、河江省地理概况 |
| 三、两地地理概况比较 |
| 第二节 两地民族状况 |
| 一、云南省民族状况 |
| 二、河江省民族状况 |
| 第三节 两地民族事务管理工作状况 |
| 一、云南民族事务管理工作状况 |
| 二、河江省民族事务管理工作状况 |
| 三、两地民族事务管理工作状况比较 |
| 小结 |
| 第三章 云南省与河江省的民族经济政策 |
| 第一节 云南省民族经济政策 |
| 一、1955年-1977年 |
| 二、1978年-1991年 |
| 三、1992年-2000年 |
| 四、民族经济政策的成就和存在问题 |
| 第二节 河江省民族经济政策 |
| 一、1955年-1975年 |
| 二、1976年-1986年 |
| 三、1986年-2000年 |
| 第三节 两地经济政策比较 |
| 一、政策的相同点 |
| 二、政策的差异点 |
| 三、云南省的民族政策对河江省的启示 |
| 四、对两地民族经济政策的思考 |
| 小结 |
| 第四章 云南省与河江省的民族文化政策 |
| 第一节 云南省少数民族文化政策 |
| 一、1955年-1977年 |
| 二、1978年-1991年 |
| 三、1990年-2000年 |
| 第二节 河江省民族文化政策 |
| 一、1955年-1985年 |
| 二、1986年-2000年 |
| 第三节 两地民族文化政策比较 |
| 一、政策的相同点 |
| 二、政策的差异点 |
| 三、云南省民族文化政策经验对河江省的启示 |
| 小结 |
| 第五章 两地的民族教育政策 |
| 第一节 云南省民族教育政策 |
| 一、1955年-1977年 |
| 二、1978年-1991年 |
| 三、1992年-2000年 |
| 四、民族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
| 第二节 河江省民族教育政策 |
| 一、1955年-1985年 |
| 二、1986年-2000年 |
| 第三节 两地民族教育政策比较 |
| 一、政策的相同点 |
| 二、政策的差异点 |
| 三、云南省的民族教育政策对河江省的启示 |
| 小结 |
| 第六章 云南省与河江省的民族干部政策 |
| 第一节 云南省的民族干部政策 |
| 一、1955年-1977年 |
| 二、1978年-2000年 |
| 第二节 河江省的民族干部政策 |
| 一、1955年-1985年 |
| 二、1986年- 2000年 |
| 第三节 两地民族干部政策比较 |
| 一、政策的相同点 |
| 二、政策的差异点 |
| 三、云南省民族干部政策对河江省的启示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一: 云南少数民族支系,称谓及居住地表 |
| 附表二: 云南少数民族的语言系属 |
| 附表三: 云南省四次人口普查民族人口数表 |
| 附表四: 河江省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遗产整理项目 |
| 附表五: 河江省田野调查说明 |
| 后记 |
（2）稻属AA基因组转座子功能解析和中国芒草地理分布与生物质降解效率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表 |
| 第一章 稻属AA基因组转座子比较研究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文献综述 |
| 1.1 转座子概述 |
| 1.1.1 转座子的功能 |
| 1.1.2 转座子的分类 |
| 1.2 稻属基因组 |
| 1.2.1 稻属植物简介 |
| 1.2.2 稻属AA基因组 |
| 1.2.3 稻属AA基因组起源及其进化 |
| 1.2.4 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及其进化 |
| 1.3 水稻中的转座子 |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数据来源 |
| 2.1.1 稻属AA基因组序列和注释信息的搜集 |
| 2.1.2 RNA-seq数据的搜集和预处理 |
| 2.1.3 Bisulfite-seq数据的搜集和预处理 |
| 2.2 转座子的注释 |
| 2.2.1 从头(De novo)算法 |
| 2.2.2 基于同源性的算法 |
| 2.2.3 联合算法 |
| 2.2.4 稻属AA基因组转座子鉴定 |
| 2.3 直系同源基因和基因家族鉴定 |
| 2.4 共线性分析 |
| 2.5 系统发育分析 |
| 2.6 RNA-seq数据分析 |
| 2.7 转座子与基因的关系 |
| 2.8 基因GO及KO注释 |
| 2.9 基因组甲基化分析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稻属A基因组物种进化树 |
| 3.2 栽培稻基因组含有更多的TE序列 |
| 3.3 驯化使TE从栽培稻基因区被排除 |
| 3.4 TE主要存在于基因的内含子中 |
| 3.5 TE选择性的在特定功能基因中保留或排除 |
| 3.6 TE影响基因功能而改变农艺性状 |
| 4 讨论 |
| 5 论文数据说明 |
| 第二章 芒草不同品种的地理分布与生物质降解效率关系研究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文献综述 |
| 1.1 生物质能 |
| 1.1.1 化石能源的枯竭与危害 |
| 1.1.2 生物能源与能源植物 |
| 1.2 植物细胞壁的结构 |
| 1.2.1 纤维素结构 |
| 1.2.2 半纤维素结构 |
| 1.2.3 木质素结构 |
| 1.2.4 植物细胞壁各组分之间的互作 |
| 1.3 生物质降解 |
| 1.3.1 生物质的预处理 |
| 1.3.2 纤维素与生物质降解 |
| 1.3.3 半纤维素与生物质降解 |
| 1.3.4 木质素与生物质降解 |
| 1.3.5 细胞壁与生物能源 |
| 1.4 能源植物——芒草 |
| 1.4.1 芒草生物学特性 |
| 1.4.2 芒草的种类 |
| 1.4.3 芒草的研究现状 |
| 1.5 植物分布与气候的关系 |
| 1.6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2 材料与方法 |
| 2.1 实验材料 |
| 2.2 主要仪器与试剂 |
| 2.3 试验方法 |
| 2.3.1 细胞壁多糖成分提取和测定 |
| 2.3.2 木质素含量测定 |
| 2.3.3 比色法测定六碳糖和五碳糖 |
| 2.3.4 GC-MS测定半纤维素单糖 |
| 2.3.5 HPLC测定木质素单体组成 |
| 2.3.6 纤维素结晶度测定 |
| 2.3.7 生物质稀酸预处理及酶解 |
| 2.3.8 生物质稀碱预处理及酶解 |
| 2.3.9 气象数据的获得 |
| 2.3.10 数据统计分析 |
| 3 结果与分析 |
| 3.1 四大类芒草的分布 |
| 3.2 四大类芒草来源地的气候 |
| 3.3 四大类芒的细胞壁组成 |
| 3.4 四大类芒草的降解效率 |
| 3.5 降解效率与芒草地理分布的关系 |
| 3.6 降解效率与气候因子的关系 |
| 3.7 细胞壁组分与芒草地理分布的关系 |
| 4 讨论 |
| 5 论文数据说明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部分perl程序代码 |
| 附录B.部分OrthoMCL程序运行代码 |
| 附录C.部分circos程序代码 |
| 附录D.稻属AA基因组8个物种TE相关基因GO富集分析 |
| 附录E.栽培稻与野生稻KO富集差异 |
| 附录F.中国171份芒草材料来源地的部分气象数据 |
| 附录G.个人简介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3）互联网+背景下在新农村开展生态旅游建设的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研究的背景及内容 |
| 1.1.1 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现状 |
| 1.1.2 新农村建设的现状 |
| 1.1.3 生态旅游的蓬勃发展 |
| 1.1.4 研究范围 |
| 1.1.5 国家相关政策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的目的 |
| 1.2.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新农村生态旅游 |
| 2.1 生态旅游理论研究 |
| 2.1.1 生态旅游概念 |
| 2.1.2 生态旅游概念的演化 |
| 2.1.3 生态旅游业的基本特征 |
| 2.2 新农村类型分析 |
| 2.3 我国的新农村生态旅游 |
| 2.3.1 我国新农村生态旅游发展现状及条件 |
| 2.3.1.1 我国新农村生态旅游发展现状 |
| 2.3.1.2 农村生态旅游开展的条件 |
| 2.3.2 我国新农村生态旅游类别 |
| 2.3.2.1 体验型 |
| 2.3.2.2 遗产型 |
| 2.3.2.3 观赏型 |
| 2.4 国外农村生态旅游发展现状 |
| 2.4.1 日本 |
| 2.4.1.1 体验型 |
| 2.4.1.2 艺术型 |
| 2.4.1.3 教育型 |
| 2.4.2 澳大利亚 |
| 2.4.2.1 生态自助游 |
| 2.4.2.2 农场、农庄游 |
| 2.5 存在的问题 |
| 2.6 分析问题 |
| 第3章 互联网+背景下的新农村生态旅游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生态场理论 |
| 3.1.2 体验经济理论 |
| 3.1.3 体验旅游理论 |
| 3.1.4 生态农业学理论 |
| 3.2 互联网+背景下新农村生态旅游的模式探究 |
| 3.3 互联网+背景下的新农村生态建设 |
| 3.3.1 农村生态旅游规划 |
| 3.3.1.1 对乡村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整体把握 |
| 3.3.1.2 规划原则 |
| 3.3.1.3 功能分区 |
| 3.3.2 生态基础设施建设 |
| 3.3.3 信息化建设 |
| 3.3.3.1 互联网+在农村生态旅游中的必要性 |
| 3.3.3.2 新农村生态旅游信息化建设 |
| 3.3.3.3.互联网+在新农村生态旅游建设中的应用 |
| 3.3.4 建筑设计 |
| 3.3.4.1 居住景观建筑 |
| 3.3.4.2 公共服务建筑 |
| 3.3.5 景观设计 |
| 3.3.5.1 农业景色营造 |
| 3.3.5.2 水体景观营造 |
| 3.3.5.3 小品设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以青岛市大沽河农村生态旅游为例 |
| 4.1 山东省青岛市大沽河项目的背景 |
| 4.1.1 大沽河流域特色农业资源统计 |
| 4.1.2 大沽河流域各市区河段情况 |
| 4.1.2.1 平度段 |
| 4.1.2.2 莱西段 |
| 4.1.2.3 即墨段 |
| 4.1.2.4 城阳段 |
| 4.2 相关政策 |
| 4.3 青岛市大沽河区域发展互联网+农村生态旅游的优势 |
| 4.3.1 旅游市场优势 |
| 4.3.2 区位优势 |
| 4.3.3 自然条件优势 |
| 4.3.4 信息化程度 |
| 4.3.4.1 信息化评价标准 |
| 4.3.4.2 青岛市部分农村地区信息化程度 |
| 4.3.5 交通优势 |
| 4.4 青岛大沽河区域发展互联网+农村生态旅游的不足 |
| 4.4.1 生态环境的破坏 |
| 4.4.2 基础设施水平 |
| 4.4.3 特色旅游资源分布分散 |
| 4.5 分析发展建设的方向 |
| 4.5.1 互联网+农业生态旅游的新型模式 |
| 4.5.2 艺术氛围营造 |
| 4.5.3 体验感的营造 |
| 4.6 青岛市大沽河区域发展互联网+新农村生态旅游探究 |
| 4.6.1 规划原则 |
| 4.6.2 功能分区 |
| 4.6.2.1 “沽河源—瓜果飘香”采摘体验区 |
| 4.6.2.2 “莱西湖—诗意栖居”文化观赏区 |
| 4.6.2.3 “莱西湖—碧湖宴游”环湖生态休闲区 |
| 4.6.2.4 “沽河水—韵动水乡”运动体验区 |
| 4.6.2.5 “沽河水—田园农耕”生态农业体验区 |
| 4.6.2.6 “沽河汇—乡土记忆”民俗文化观赏区 |
| 4.6.3 绿色游览路线规划 |
| 4.6.4 基础设施建设 |
| 4.6.5 互联网+ 建设 |
| 4.7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工作 |
| 致谢 |
（4）西北生态农业及产业化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农业发展遇到的严峻问题 |
| 1.1.2 西北生态环境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l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生态农业研究概况 |
| 1.3.1 国外生态农业研究概况 |
| 1.3.2 国内生态农业研究概况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生态农业及其产业化的理论基础与基本概念探析 |
| 2.1 生态农业基本概念 |
| 2.1.1 生态农业概念的缘起 |
| 2.1.2 中国生态农业的概念 |
| 2.1.3 生态农业模式的概念 |
| 2.1.4 生态农业产业化概念的源起 |
| 2.1.5 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概念 |
| 2.2 生态农业理论 |
| 2.2.1 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 |
| 2.2.2 中国生态农业基本特征 |
| 2.3 生态农业产业化理论 |
| 2.3.1 生态农业产业化的理论基础 |
| 2.3.2 生态农业产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区别与联系 |
| 2.3.3 生态农业产业化的阶段性分析 |
| 2.4 生态农业模式与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的关系与功能优势 |
| 2.4.1 生态农业模式与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的关系 |
| 2.4.2 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的优势 |
| 2.5 区域生态农业发展理论 |
| 2.5.1 生态农业的区域差异性 |
| 2.5.2 区域生态农业生产存在的问题及机遇 |
| 2.5.3 区域生态农业模式构建 |
| 2.5.4 区域生态农业理论模式概述 |
| 2.5.5 区域生态农业推进战略 |
| 第三章 国内外生态农业及其产业化建设对西北的借鉴 |
| 3.1 国外生态农业及其产业化建设 |
| 3.1.1 国外生态农业的概况 |
| 3.1.2 沙特，埃及，澳大利亚生态农业及其产业化建设的经验 |
| 3.1.3 西北生态农业及其产业化对沙特，埃及，澳大利亚经验的借鉴 |
| 3.1.4 以色列生态农业及其产业化建设的经验 |
| 3.1.5 西北生态农业及其产业化对以色列经验的借鉴 |
| 3.1.6 国外发达国家生态农业的借鉴 |
| 3.1.7 国外生态农业产业化支撑体系建构及其对西北的借鉴 |
| 3.2 国内生态农业及其产业化建设 |
| 3.2.1 国内生态农业的概况 |
| 3.2.2 国内生态农业存在的问题 |
| 3.2.3 国内生态农业产业化现状 |
| 3.2.4 中国生态农业产业化的主要类型 |
| 3.2.5 国内生态农业产业化存在的问题 |
| 3.2.6 国内生态农业模式的借鉴 |
| 3.2.7 国内生态农业政策的借鉴 |
| 第四章 西北生态农业的现状及其发展模式分析 |
| 4.1 西北的自然与经济建设特征 |
| 4.1.1 西北内陆生态农业区 |
| 4.1.2 黄土高原生态农业区 |
| 4.2 西北生态农业现存主要问题 |
| 4.2.1 自然条件 |
| 4.2.2 社会经济条件 |
| 4.3 西北地区生态农业模式分析 |
| 4.3.1 国内外生态农业模式研究概况 |
| 4.3.2 西北建设生态农业模式的借鉴 |
| 4.4 西北生态农业微观模式与技术 |
| 4.4.1 黄土高原生态农业区 |
| 4.4.2 西北区内陆生态农业区 |
| 4.5 西北生态农业宏观主导模式模型 |
| 4.5.1 黄土高原生态农业区模型 |
| 4.5.2 西北区内陆生态农业区模型 |
| 第五章 西北县域生态农业模式选择及其地域分异规律 |
| 5.1 西北县域生态农业模式设计方法概论 |
| 5.1.1 模式设计的基本概念 |
| 5.1.2 模式设计基本指导思想与原则 |
| 5.1.3 模式设计分类层次如下 |
| 5.1.4 模式设计的因素分析 |
| 5.1.5 模式设计程序 |
| 5.1.6 模式设计的文字表述 |
| 5.2 西北县域生态农业模式及其地域分异规律分析 |
| 5.2.1 西北主要生态农业模式及其区域分布 |
| 5.2.2 生态农业模式类型的比重和覆盖度分析 |
| 5.2.3 生态农业模式建设的相似性聚类 |
| 5.2.4 结果 |
| 5.3 实例：陕西省县域生态农业模式及其地域分异规律的借鉴 |
| 5.3.1 陕西省主要生态农业模式及其区域分布 |
| 5.3.2 生态农业模式类型的比重和覆盖度分析 |
| 5.3.3 模式建设的相似性聚类及其区域分布特点 |
| 5.3.4 结果 |
| 第六章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现状及其发展模式分析 |
| 6.1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建设的必要性 |
| 6.1.1 建设优势产业是建设西北经济的必然选择 |
| 6.1.2 建设优势产业是增加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
| 6.1.3 西北优势产业的建设对于民族和睦具有重大意义 |
| 6.1.4 国家主体功能区政策对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影响 |
| 6.2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
| 6.2.1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指导思想 |
| 6.2.2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指导原则 |
| 6.3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条件分析 |
| 6.3.1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的优势分析 |
| 6.3.2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劣势分析 |
| 6.4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辨析 |
| 6.4.1 生态农业产业化与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的区别 |
| 6.4.2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分区设计对生态农业产业化建设的意义 |
| 6.4.3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设计 |
| 第七章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案例 |
| 7.1 案例：陕西省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探析 |
| 7.2 陕西省生态农业产业化的模式选择 |
| 7.2.1 关中地区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 |
| 7.2.2 陕北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 |
| 7.2.3 陕南生态农业产业化模式 |
| 第八章 西北生态农业及其产业化发展的对策建议与政策保障 |
| 8.1 西北生态农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
| 8.1.1 树立科学的生态农业理念 |
| 8.1.2 树立生态建设与富民增收并举的经济发展观 |
| 8.1.3 创新先进的生态农业科技 |
| 8.1.4 构建以节水为核心的生态农业模式 |
| 8.1.5 健全生态农业人才、技术、资金的保障机制 |
| 8.2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建设的对策建议 |
| 8.2.1 建立生态发展观 |
| 8.2.2 理清生态农业产业化的建设基本思路 |
| 8.2.3 加强生态农业产业化基础设施建设 |
| 8.2.4 发展合理的生态农业产业 |
| 8.2.5 完善生态农业产业化制度 |
| 8.2.6 做强绿色龙头企业 |
| 8.2.7 绿色产品品牌化 |
| 8.2.8 建设生态农业基地，实现农业生态产业化标准化管理 |
| 8.2.9 提升生态农业产业化的科技水平 |
| 8.2.10西北优势产业的选择 |
| 8.3 西北生态农业建设的政策保障 |
| 8.3.1 国家在项目建设政策上支持西北 |
| 8.3.2 实行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 |
| 8.3.3 加大金融信贷支持政策，建立西北开发专项资金 |
| 8.3.4 加大优化西北投资环境，吸引外来资金和人才政策 |
| 8.3.5 建立支持西北国家级开发区建设的政策 |
| 8.3.6 产业政策 |
| 8.3.7 建立不同的绩效评价指标和政绩考核政策 |
| 8.3.8 建立培育绿色农产品市场体系的政策 |
| 8.3.9 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服务水平 |
| 8.3.10乡镇企业参与生态农业产业化建设 |
| 8.3.11重视农业立法，推进农业法律体系政策建立 |
| 第九章 结论与讨论 |
| 9.1 主要结论 |
| 9.1.1 创新设计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与西北生态农业模式的必要性 |
| 9.1.2 西北生态农业模式 |
| 9.1.3 西北生态农业产业化 |
| 9.1.4 西北生态农业发展的保障 |
| 9.2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唐代土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和选题意义 |
| 一、为什么研究土贡 |
| 二、为什么选择唐代 |
| 第二节 学界对唐代土贡的研究 |
| 一、土贡资料的整理和土贡系年的研究 |
| 二、土贡制度及其影响的研究 |
| 三、以贡品为主体的研究 |
| 四、区域土贡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说明 |
| 上篇 唐代土贡物品考释 |
| 第一章 唐代土贡考辨 |
| 第一节 史书记载疑误和尚存争议的土贡物品考辨 |
| 一、史书记载疑误的土贡物品考 |
| 二、尚存争议的土贡物品考 |
| 第二节 易误的土贡名实考 |
| 一、一词多义的土贡物品 |
| 二、凭字面意思易误断的土贡物品 |
| 三、词近意远的土贡物品 |
| 四、异名同义或同源的土贡物品 |
| 第三节 较为陌生的土贡试考 |
| 一、已考 |
| 二、待定 |
| 第二章 唐代土贡类释 |
| 第一节 日常用品类 |
| 一、席 |
| 二、扇 |
| 三、器 |
| 第二节 纺织品 |
| 一、麻织品 |
| 二、毛织品 |
| 三、丝织品 |
| 第三节 食品类 |
| 一、谷 |
| 二、菜 |
| 三、果 |
| 下篇 唐代土贡若干问题研究 |
| 第一章 唐代有关地志所载土贡史料价值分析 |
| 第一节 《唐六典》、《通典》、《新唐书》土贡资料系年及史料价值 |
| 一、《唐六典》所反映的唐前期土贡 |
| 二、《通典》的重要价值 |
| 三、《新唐书》所载贡品的延续性问题及史料价值 |
| 第二节 《元和郡县图志》的土贡资料可靠性问题 |
| 第三节 《天宝十道录》和《贞元十道录》中的土贡资料价值 |
| 一、《天宝十道录》所记各州土贡系年及史料价值 |
| 二、《贞元十道录》所载剑南道七州土贡 |
| 第二章 唐代土贡制度研究 |
| 第一节 唐代土贡制度溯源 |
| 一、“贡献”小考 |
| 二、唐以前的土贡概况 |
| 第二节 唐代土贡制度及其具体实施情况 |
| 一、贡品生产 |
| 二、贡物运送 |
| 三、贡品保管 |
| 四、贡物消费 |
| 第三节 唐代土贡与进奉的区别探析 |
| 第三章 唐十道土贡特征及区域差异 |
| 第一节 关内道 |
| 第二节 陇右道 |
| 第三节 河东道 |
| 第四节 河北道 |
| 第五节 河南道 |
| 第六节 淮南道 |
| 第七节 山南道 |
| 第八节 剑南道 |
| 第九节 江南道 |
| 第十节 岭南道 |
| 第四章 唐前后期土贡的变化及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各道州贡物种类数量及变化 |
| 第二节 土贡内容的变化 |
| 第三节 影响土贡变化的诸因素 |
| 一、中央财政状况 |
| 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 |
| 三、南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
| 四、皇帝和地方官吏的个人意志 |
| 五、地理环境、技术水平等其它因素 |
| 余论：关于贡品与商品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6）广西水稻免耕抛秧技术扩散过程及效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 |
| 1.2.1 技术创新研究 |
| 1.2.2 技术创新扩散研究 |
| 1.2.3 农业技术创新扩散研究 |
| 1.2.4 具体技术推广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问题与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研究技术路线与框架 |
| 第二章 水稻免耕抛秧技术创新扩散的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创新及农业技术创新 |
| 2.1.2 扩散及农业技术扩散 |
| 2.1.3 农业技术推广 |
| 2.1.4 水稻免耕抛秧技术 |
| 2.1.5 水稻免耕抛秧技术的经济属性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技术诱发理论 |
| 2.2.2 农业创新的采用及扩散理论 |
| 2.2.3 技术空间扩散理论 |
| 2.2.4 农民行为改变理论 |
| 2.2.5 农业信息系统理论 |
| 2.2.6 人际传播理论 |
| 第三章 水稻免耕抛秧技术在广西的扩散过程分析 |
| 3.1 技术扩散的过程分析 |
| 3.1.1 创新扩散的因素分析 |
| 3.1.2 创新扩散的路径分析 |
| 3.1.3 创新扩散的网络构建 |
| 3.1.4 个体创新采纳行为 |
| 3.2 外部网络中的技术扩散过程分析 |
| 3.2.1 社会功能性扩散过程 |
| 3.2.2 社会建构性扩散过程 |
| 3.3 内部网络中的技术扩散过程分析 |
| 3.3.1 社区内部的技术扩散方式 |
| 3.3.2 社区内部的技术扩散效率 |
| 3.3.3 农户的技术采纳行为 |
| 3.4 内外技术扩散的交互运行 |
| 3.5 社区内技术扩散过程中的重要节点 |
| 3.5.1 早期采用者的识别 |
| 3.5.2 创新者的扩散功能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广西水稻免耕抛秧技术扩散效果评价 |
| 4.1 技术扩散效果评价的内容框架 |
| 4.1.1 技术扩散效果评价体系的构建 |
| 4.1.2 技术推广工作评价的内容框架 |
| 4.1.3 社区影响评价 |
| 4.2 广西水稻免耕抛秧技术推广状况评价 |
| 4.2.1 广西水稻免耕抛秧技术推广程度 |
| 4.2.2 推广速度与推广难度 |
| 4.3 广西水稻免耕抛秧技术推广经济效益评价 |
| 4.3.1 经济效益预测 |
| 4.3.2 实际经济效益 |
| 4.4 广西水稻免耕抛秧技术评价 |
| 4.4.1 经济效益评价 |
| 4.4.2 社会效益评价 |
| 4.4.3 生态效益评价 |
| 4.5 不同角度的技术扩散评估分析 |
| 4.5.1 时间维度下的技术扩散效果 |
| 4.5.2 不同群体的技术偏好差异 |
| 4.5.3 不同空间的技术扩散效率 |
| 4.6 社区层面的技术扩散效果评价 |
| 4.6.1 农户技术需求 |
| 4.6.2 采纳与不采纳 |
| 4.6.3 技术扩散的持续性 |
| 4.7 认知差异与评价方式 |
| 4.7.1 不同类型农户的技术应用效果 |
| 4.7.2 扩散系统与扩散效率 |
| 4.7.3 免耕抛秧技术扩散效果评价方式 |
| 4.8 小结 |
| 第五章 农民采纳水稻免耕抛秧技术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1 理论分析 |
| 5.2 调查设计与数据 |
| 5.2.1 调查社区基本概况 |
| 5.2.2 调查样本情况 |
| 5.3 Logistic模型分析 |
| 5.3.1 模型构建 |
| 5.3.2 变量描述 |
| 5.3.3 回归结果分析 |
| 5.4 农户采纳水稻免耕抛秧技术的外部因素分析 |
| 5.4.1 农户接收信息渠道与采纳行为选择 |
| 5.4.2 水稻免耕抛秧技术自身的影响 |
| 5.5 基本结论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结论 |
| 6.1.1 以社会网络为特征的社会结构是技术扩散过程的决定因素 |
| 6.1.2 以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人际传播是创新扩散的主要路径 |
| 6.1.3 单一的技术推广目标与多样的个体农户需求是技术扩散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 |
| 6.1.4 开展扩散过程评估可以减少创新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 |
| 6.1.5 技术扩散效果取决于目标群体对技术的认知取向和评价标准 |
| 6.1.6 农民技术采纳行为受到农户、技术和社会环境条件等多因素的影响 |
| 6.2 建议 |
| 6.2.1 寻找更加有效的技术扩散路径 |
| 6.2.2 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时注重受众本位与参与式 |
| 6.2.3 应用目标群体策略进行技术推广 |
| 6.2.4 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在技术推广过程中要考虑在社会转型不同阶段中的农民需求 |
| 6.2.5 除政府推广机构以外,要注重加强农民合作组织在提升技术扩散效率中的作用 |
| 6.2.6 开展技术推广工作要加强各类影响因素的研究与评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件1 |
| 附件2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7）云南“走出去”发展战略与实现路径的财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一) 云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背景 |
| (二) 云南“桥头堡”战略建设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内涵与性质 |
| 一、“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内涵 |
| (一) 含义界定 |
| (二) 内涵分析 |
| 二、“走出去”发展战略的性质 |
| (一) 社会化分工国际化的表现形式 |
| (二) 生产要素的国际优化配置 |
| (三) 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双刃性 |
| (四) 生产关系国际化的载体 |
| (五) 深刻的政治经济内涵 |
| 三、“走出去”发展战略实现的影响因素 |
| (一) 经济动因主导的因素 |
| (二) 政治因素 |
| 第三节 “走出去”发展战略的风险与政府职能 |
| 一、“走出去”发展战略风险研究 |
| (一) 政治风险 |
| (二) 汇率风险 |
| (三) 经营风险 |
| 二、“走出去”发展战略的政府职能 |
| (一) 政府职能边界 |
| (二) 政府职能定位 |
| 第四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
| 一、基本思路和研究视角 |
| (一) 基本思路 |
| (二) 研究视角 |
| 二、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框架 |
| 三、论文创新 |
| (一) 立意创新 |
| (二) 内容创新 |
| 四、存在不足 |
| 第二章 “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基础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 |
| 一、垄断优势论 |
| 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三、市场内部化优势理论 |
| 四、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
| 五、邓宁的OLI范式 |
| 六、区域输出基础理论 |
| 七、竞争优势理论 |
|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 |
| 一、小规模技术理论 |
| 二、投资发展阶段理论 |
| 三、技术地方化理论 |
| 四、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五、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研究 |
| 六、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效应的研究 |
| (一) 出口效应 |
| (二) 技术进步效应 |
| (三) 产业结构效应 |
| 第三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实践 |
| 一、中国对外投资实证研究 |
| 二、中国对外投资前景研究 |
| 第四节 文献简要评述与借鉴 |
| 一、文献评述 |
| (一) 理论的缺陷 |
| (二) 借鉴的局限 |
| (三) 领域的缺陷 |
| 二、借鉴意义 |
| (一)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借鉴意义 |
| (二)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效应理论的借鉴意义 |
| (三) 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借鉴意义 |
| (四) 国际金融环境对国际直接投资影响理论的借鉴意义 |
| 第三章 云南“走出去”发展战略的意义和条件 |
| 第一节 云南“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动因及意义 |
| 一、发展战略的动因 |
| (一) 获取资源 |
| (二)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
| (三) 加强国际经济合作 |
| (四) 东盟贸易区发展和“桥头堡”战略实施 |
| 二、发展战略的意义 |
| (一) 经济意义 |
| (二) 政治意义 |
| (三) 社会意义 |
| (四) 文化意义 |
| 第二节 云南“走出去”发展战略条件分析 |
| 一、有利条件 |
| (一) 区位优势 |
| (二) 民族文化优势 |
| (三) 资源优势 |
| (四) 桥头堡战略优势 |
| (五) 西部大开发优势 |
| (六) 南亚博览会平台优势 |
| 二、不利条件 |
| (一) 经济落后 |
| (二) 工业基础薄弱 |
| (三) 技术创新不足 |
| (四) 企业竞争乏力 |
| 第四章 云南“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云南“走出去”发展战略实施现状 |
| 一、外贸总量与结构现状 |
| (一) 外贸总量分析 |
| (二) 外贸结构分析 |
| 二、对外投资总量与结构 |
| (一) 对外投资总量分析 |
| (二) 对外投资结构分析 |
| 三、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 |
| (一) 对外承包工程 |
| (二) 劳务合作 |
| 第二节 云南“走出去”发展战略成效与政策评价 |
| 一、拉动经济社会发展 |
| (一) 推动经济快速增长 |
| (二) 对外贸易稳步发展 |
| 二、财税政策与成效评价 |
| (一) 现行财税政策 |
| (二) 政策成效与作用 |
| (三) 财税政策缺陷 |
| 第三节 云南“走出去”战略实施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一、存在问题 |
| (一) 规模与结构 |
| (二) 政府层面 |
| (三) 企业层面 |
| 二、成因分析 |
| (一) 自身原因 |
| (二) 外部原因 |
| 第五章 国内外“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践与借鉴 |
| 第一节 国外“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践与借鉴 |
| 一、发达国家“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践探索 |
| (一) 建立“走出去”法律保障体系 |
| (二) 企业“走出去”的税收优惠 |
| (三) 海外投资的金融信贷支持 |
| (四) 海外投资保证制度 |
| (五) 资源与科技开发型特殊扶持 |
| (六) 高层互访支持企业“走出去” |
| (七) 建立信息服务平台 |
| (八) 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 |
| 二、国外经验对云南的启示 |
| (一) 政府引导和管理 |
| (二) 建立海外投资保证制度 |
| (三) 财税金融保障 |
| 第二节 国内“走出去”发展战略实践与借鉴 |
| 一、发达地区“走出去”发展战略的实践探索 |
| (一) 江苏“走出去”的实践探索 |
| (二) 浙江“走出去”的实践探索 |
| (三) 福建“走出去”的实践探索 |
| (四) 广东“走出去”的实践探索 |
| (五) 辽宁“走出去”的实践探索 |
| (六) 山东“走出去”的实践探索 |
| 二、国内经验对云南的启示 |
| (一) 对外投资的区域集中性 |
| (二) 投资方式多元化 |
| (三) 扶持中小民营企业 |
| (四) 税收的策动作用 |
| (五) 国际定位和“走出去”目标 |
| 第六章 云南“走出去”发展战略实现路径及财税政策 |
| 第一节 “走出去”宏观发展战略目标与政策机制选择 |
| 一、发展战略与目标取向 |
| (一) 企业战略目标和发展要求 |
| (二) 政府战略目标和政策机制 |
| 二、财政税收政策机制 |
| (一) 财政政策 |
| (二) 税收政策 |
| 三、发展战略的风险防范 |
| (一) 经验借鉴 |
| (二) 防范机制 |
| 第二节 云南“走出去”战略发展的方略选择 |
| 一、产品“走出去”发展方略 |
| (一) 工业产品发展方略 |
| (二) 农产品发展方略 |
| (三) 民族文化产品发展方略 |
| (四) 人力资源产品发展方略 |
| 二、投资“走出去”发展方略 |
| (一) 发展思路 |
| (二) 实现路径 |
| 三、企业“走出去”发展方略 |
| (一) 大中型企业发展方略 |
| (二) 中小型企业发展方略 |
| 四、技术“走出去”发展方略 |
| (一) 发展思路 |
| (二) 实现路径 |
| 第三节 云南“走出去”发展战略的财税政策 |
| 一、产品“走出去”的财税政策 |
| (一) 工业产品财税政策 |
| (二) 农产品财税政策 |
| (三) 民族文化产品财税政策 |
| 二、投资“走出去”的财税政策 |
| (一) 财政政策 |
| (二) 税收政策 |
| 三、企业“走出去”的财税政策 |
| (一) 财政政策 |
| (二) 税收政策 |
| 四、技术“走出去”的财税政策 |
| (一) 财政政策 |
| (二) 税收政策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8）三唑杀菌剂衍生物的合成及抗菌活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植物真菌病害 |
| 1.1.1 植物真菌病害的类型 |
| 1.1.2 植物真菌病害的症状 |
| 1.1.3 植物类真菌病害的传播 |
| 1.1.4 植物类真菌病害的防治 |
| 1.2 人类真菌病害 |
| 1.2.1 真菌感染 |
| 1.2.2 变态反应性疾病 |
| 1.2.3 中毒性疾病 |
| 1.3 杀菌剂发展简史 |
| 1.3.1 农用杀菌剂发展 |
| 1.3.2 人用杀菌剂发展 |
| 1.4 三唑类杀菌剂研究 |
| 1.4.1 三唑类杀菌剂的配合物研究概况 |
| 1.4.2 三唑类杀菌剂的结构修饰研究 |
| 1.5 本文的选题及创新 |
| 第二章 基于点击反应合成三唑类杀菌剂衍生物 |
| 2.1 引言 |
| 2.2 主要试剂及仪器 |
| 2.3 反应底物及实验条件的筛选 |
| 2.3.1 对粉唑醇进行结构修饰探索 |
| 2.3.2 对戊唑醇进行结构修饰探索 |
| 2.3.3 对己唑醇进行结构修饰探索 |
| 2.3.4 对烯唑醇进行结构修饰探索 |
| 2.4 点击反应合成衍生物 |
| 2.4.1 第一系列：把烯唑醇修饰成含有叠氮的化合物 |
| 2.4.2 第二系列：把烯唑醇修饰成含有端基炔的化合物 |
| 2.5 烯唑醇衍生物的理化性质 |
| 2.5.1 溶解性 |
| 2.5.2 稳定性 |
| 2.5.3 熔点测试 |
| 2.5.4 红外光谱 |
| 2.5.5 质谱 |
| 2.5.6 核磁共振谱 |
| 2.6 结果与讨论 |
| 第三章 三唑类杀菌剂过渡金属配合物的合成 |
| 3.1 引言 |
| 3.2 主要试剂和仪器 |
| 3.3 实验部分 |
| 3.3.1 配合物合成常用方法 |
| 3.3.2 粉唑醇配合物合成 |
| 3.3.3 烯唑醇配合物合成 |
| 3.4 配合物的表征及性质 |
| 3.4.1 紫外光谱 |
| 3.4.2 热分析 |
| 3.4.3 红外光谱 |
| 3.4.4 配合物性质 |
| 3.4.5 配合物结构 |
| 3.5 衍生物的金属配合 |
| 3.6 结果与讨论 |
| 第四章 抗菌活性测试 |
| 4.1 研究背景 |
| 4.2 实验部分 |
| 4.2.1 实验仪器和材料 |
| 4.2.2 体外抗真菌活性测试 |
| 4.2.3 体外抗细菌活性测试 |
| 4.3 结果与讨论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9）两岸农产品贸易障碍、潜力及突破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框架 |
| 1.5 数据来源 |
| 1.6 研究的可能创新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说明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比较优势理论 |
| 2.2.2 产业链与价值链理论 |
| 2.2.3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
| 2.2.4 地缘经济学理论 |
| 2.3 文献评述 |
| 2.3.1 两岸农产品贸易的现状及制约因素研究 |
| 2.3.2 两岸农产品贸易的趋势及潜力研究 |
| 2.3.3 两岸农产品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 |
| 2.3.4 两岸农产品贸易的发展策略研究 |
| 2.3.5 简要评述 |
| 3 两岸农产品贸易合作演变 |
| 3.1 两岸农产品贸易合作发展历程 |
| 3.1.1 两岸农产品贸易合作复苏起步阶段(1979-1987年) |
| 3.1.2 两岸农产品贸易合作开放发展阶段(1988-2004年) |
| 3.1.3 两岸农产品贸易合作深化互动阶段(2005至今) |
| 3.2 两岸农产品贸易合作制约因素 |
| 3.2.1 台湾当局的政策限制 |
| 3.2.2 两岸农业产业水平制约 |
| 3.2.3 全球化竞争的影响 |
| 3.2.4 检验检疫和食品安全问题 |
| 3.2.5 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
| 3.2.6 农产品走私问题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两岸农产品贸易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MS模型 |
| 4.1 相关文献及分析方法评述 |
| 4.2 数据来源及模型说明 |
| 4.2.1 数据来源 |
| 4.2.2 恒定市场份额模型说明 |
| 4.3 两岸农产品贸易增长状况 |
| 4.3.1 两岸农产品贸易总体状况 |
| 4.3.2 两岸农产品贸易主要产品结构 |
| 4.4 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4.4.1 进口需求因素与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额的增长 |
| 4.4.2 竞争力因素与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额的增长 |
| 4.4.3 结构因素与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额的增长 |
| 4.5 台湾对大陆农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4.5.1 进口需求因素与台湾对大陆农产品出口额的增长 |
| 4.5.2 竞争力因素与台湾对大陆农产品出口额的增长 |
| 4.5.3 结构因素与台湾对大陆农产品出口额的增长 |
| 4.6 本章小结 |
| 5 两岸农产品贸易潜力的分析——基于引力模型 |
| 5.1 相关文献及分析方法评述 |
| 5.1.1 贸易引力模型的理论发展 |
| 5.1.2 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评述 |
| 5.2 计量模型及数据来源说明 |
| 5.2.1 引力模型及变量说明 |
| 5.2.2 数据来源 |
| 5.3 两岸农产品贸易实证分析 |
| 5.3.1 两岸农产品贸易基本情况 |
| 5.3.2 大陆对台湾农产品出口影响因素 |
| 5.3.3 台湾对大陆农产品出口影响因素 |
| 5.3.4 初步结论及问题 |
| 5.4 台湾与主要农产品贸易伙伴贸易的影响因素 |
| 5.4.1 台湾农产品贸易主要伙伴情况 |
| 5.4.2 台湾农产品出口主要影响因素 |
| 5.4.3 台湾农产品进口主要影响因素 |
| 5.5 大陆对台农产品贸易潜力测算 |
| 5.5.1 台湾农产品出口潜力测算 |
| 5.5.2 台湾农产品进口潜力测算 |
| 5.5.3 台湾农产品进出口潜力比较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两岸农产品贸易突破路径选择及实施构想 |
| 6.1 两岸农产品贸易合作模式研究评述 |
| 6.1.1 两岸经贸合作模式研究 |
| 6.1.2 两岸农业及农产品贸易合作模式研究 |
| 6.1.3 简要评述 |
| 6.2 两岸农产品贸易突破路径选择 |
| 6.2.1 基于产业链视角的农产品贸易机理 |
| 6.2.2 提升两岸农产品贸易路径选择——农产品共同营运中心基本构想 |
| 6.3 两岸农产品共同营运中心区位选择 |
| 6.3.1 农产品共同营运中心的区位要求 |
| 6.3.2 平潭综合试验区的综合优势及营运中心区位选择 |
| 6.4 两岸农产品营运中心实施构想——以平潭综合实验区为例 |
| 6.4.1 两岸农产品营运中心的总体思路 |
| 6.4.2 两岸农产品营运中心的功能 |
| 6.4.3 两岸农产品营运中心的运行机制 |
| 6.4.4 两岸农产品营运中心配套政策建议 |
| 6.5 小结 |
| 7 结论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相关政策启示 |
| 7.3 本研究的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10）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
| 第三节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一、相关概念与研究范畴的说明 |
| 二、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一、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的学术创新点 |
| 三、论文的不足之处 第一章 上海的自然条件及社会经济条件 |
| 第一节 上海的地理沿革概述 |
| 一、海岸线变迁 |
| 二、上海的行政沿革 |
| 第二节 上海的自然生态环境 |
| 一、基本自然环境 |
| 二、农业自然环境 |
| 第三节 上海的社会经济条件 |
| 一、上海的人口结构 |
| 二、上海的经济发展 |
| 三、上海的交通运输 |
| 第四节 上海地区农业发展概略 |
| 一、古代上海农业的发展概况 |
| 二、近代上海农业的发展概况 |
| 三、现代上海农业的发展概况 第二章 1949年到1978年上海城市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单一工业化大城市的形成 |
| 第二节 人口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一、人口城市化状况 |
| 二、人口增长促进粮棉油生产 |
| 三、农业从业人员变化分析 |
| 四、农业教育的发展及农业人口素质的提高 |
| 第三节 经济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经济城市化状况 |
| 二、经济城市化带动农业总产值增长 |
| 三、农业的功能定位 |
| 四、农业产业结构的演变 |
| 五、环境污染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六、农业科技发展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七、纺织业的发展促进棉花的生产 |
| 八、经济城市化带动农村工业的兴起 |
| 九、工农关系：农业支持工业 |
| 第四节 空间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空间城市化状况 |
| 二、城市建设逐步侵占耕地 |
| 三、交通发展促进农业贸易 |
| 四、农业产业布局的变化 |
| 五、滩涂围垦造地 |
| 第五节 小结 |
| 一、1949年到1978年上海城市化概况 |
| 二、1949年到1978年上海城市化发展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第三章 1979年到1999年上海城市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由“单一工业化城市”向“多功能城市”转型 |
| 第二节 人口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人口城市化状况 |
| 二、人口城市化促进农副产品的生产 |
| 三、农业从业人员变化分析 |
| 四、农业教育的发展及农业人口素质的变化 |
| 第三节 经济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经济城市化状况 |
| 二、经济城市化带动农业总产值增加 |
| 三、农业功能定位以农副产品生产为主导 |
| 四、农业产业结构的演变 |
| 五、环境污染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六、农业科技发展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七、纺织业的没落导致棉花生产骤然下降 |
| 八、经济城市化促进农村工业快速发展 |
| 九、工农关系：工业初步反哺农业 |
| 十、经济城市化酝酿都市农业萌芽 |
| 第四节 空间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空间城市化状况 |
| 二、城市建设快速侵占耕地 |
| 三、交通发展促进农业贸易 |
| 四、农业产业布局的变化 |
| 五、滩涂围垦造地 |
| 第五节 小结 |
| 一、1979年到1999年上海城市化概况 |
| 二、1979年到1999年上海城市化发展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第四章 2000年至今上海城市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多功能国际化大都市初步形成 |
| 第二节 人口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人口城市化状况 |
| 二、人口城市化要求农产品供给内外结合 |
| 三、农业从业人员变化分析 |
| 四、农业教育的发展及农业人口素质的变化 |
| 第三节 经济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经济城市化状况 |
| 二、经济城市化带动农业总产值增长 |
| 三、都市农业定位确立 |
| 四、农业产业结构的演变 |
| 五、环境污染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六、农业科技发展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七、工农关系：工业大规模反哺农业 |
| 八、都市农业全面发展 |
| 第四节 空间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空间城市化状况 |
| 二、城市建设加速侵占耕地 |
| 三、农业产业布局的变化 |
| 第五节 小结 |
| 一、2000年至今上海城市化概况 |
| 二、2000年至今上海城市化发展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第五章 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影响的几点思考 |
| 第一节 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促进作用 |
| 一、上海城市化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升级 |
| 二、上海交通建设发展促进农业贸易开展 |
| 三、上海农业科技发展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 |
| 第二节 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作用 |
| 一、上海城市定位和功能变化制约农业发展 |
| 二、上海城市化发展导致农业劳动力数量与质量的双重下降 |
| 三、上海城市化发展对耕地的大量侵占 |
| 第三节 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影响的借鉴作用 |
| 一、把握一般规律,着重战略规划 |
| 二、加大科研力度,提高单位产出 |
| 三、有效保护耕地,确保安全供给 |
| 四、合理分流人员,促进城乡融合 |
| 五、规划交通建设,促进贸易流通 |
| 六、防治环境污染,保障持续发展 |
| 七、借力二三产业,促进农业升级 |
| 八、加大创新力度,激发市场活力 参考文献 |
| (一) 方志类 |
| (二) 专着类 |
| (三) 论文类 |
| (四) 学位论文类 |
| (五) 电子文献类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四、有发展前景的8种名特稻米（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云南省与越南河江省民族政策比较研究（1955-2000）[D]. PHUNG THI SINH.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1)
- [2]稻属AA基因组转座子功能解析和中国芒草地理分布与生物质降解效率分析[D]. 李旭凯. 华中农业大学, 2017(02)
- [3]互联网+背景下在新农村开展生态旅游建设的探索[D]. 山娜. 青岛理工大学, 2016(02)
- [4]西北生态农业及产业化模式研究[D]. 车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5(09)
- [5]唐代土贡研究[D]. 文媛媛. 陕西师范大学, 2014(12)
- [6]广西水稻免耕抛秧技术扩散过程及效果研究[D]. 徐世宏. 中国农业大学, 2013(04)
- [7]云南“走出去”发展战略与实现路径的财税政策研究[D]. 李保春.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3(12)
- [8]三唑杀菌剂衍生物的合成及抗菌活性研究[D]. 王晓锦. 河南师范大学, 2013(S2)
- [9]两岸农产品贸易障碍、潜力及突破路径研究[D]. 杨金发. 福建农林大学, 2012(04)
- [10]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D]. 徐群.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