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西部开发为契机加快德宏州畜牧业的发展(摘要)（论文文献综述）
杨艳[1]（2018）在《云南贡山独龙江乡的扶贫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独龙族世居中缅边境,分布于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流域的河谷地带,人口约7000人,与缅甸北部毗邻,少数散杂居于维西、西藏察隅县等地,独龙江乡是其唯一聚居区。由于地处偏远、自然条件恶劣、社会发育程度低,和其它少数民族相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致贫原因复杂,扶贫成本较高、脱贫难度也较大。作为“直过”、跨境和人口较少民族,独龙族贫困状况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是落实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帮扶政策的前沿阵地和云南省扶贫攻坚的重点,尤其“十二五”期间的“整乡推进整族帮扶”和当前的精准扶贫成效显着,被媒体誉为“独龙江模式”。“整乡推进整族帮扶”以后,独龙江乡修公路、建新居、通4G,迅速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的巨大跨越,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飞跃式的提高,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会发育程度低的边境封闭山区,快速进入现代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对于封闭的小型社会而言,历史变迁的动力不仅在于生活方式,其更广泛的意义在于文化与观念。在精准扶贫和现代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之下,在传统观念与现代性的碰撞之中,独龙族的知识构成和价值观念已然发生了变化。新旧交替中,这里的人们正在经历一个现代适应的过程,适应不良的情况通过具体社会问题和两极走向的社会分层表现了出来,这是民族贫困地区迅速推进现代化的必然。物质变迁影响认知体系,认知改变又作用于经济结果。社会与观念变迁的特殊性给独龙江乡产业发展打上了极浓厚的乡土烙印,小农式生产在当地有着特殊的生命力。产业扶贫中,村民们在基层政府的带领下,探索了一条具本土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新小农”模式。伴随观念变迁,村民们选择自己最熟悉的草果种植,赋予本土元素以现代价值。基层政府以现代技术指导生产和管理,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虽然源于传统小农经济的局限性,“新小农”模式在运作中还存在不足,但仍是适宜本土情况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径。经过“直接过渡”后六十余年的帮扶,独龙江乡的“物质贫困”已经得到了解决。但观念的发展并未完全跟上物质跨越的步伐,突出表现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不适应,文化、教育、组织建设等方面亦较薄弱,“精神贫困”还未能完全得到解决。所以,未来的精准扶贫工作中,除继续完善“新小农”模式,创新旅游扶贫思路,建立现代特色产业体系;还应引导独龙族群众增强文化自觉,推动文化再生产;深化教育改革,继续加大基础和职业教育事业投入;落实素质教育与观念扶贫,激发群众发展的内生动力;完善基层组织建设,综合施策、共同发力,协调、发挥各帮扶政策的效能最大化。基于独龙族人口较少、聚居的特点,在国家的大力投入和支持下,独龙江乡扶贫政策的构建和落实具有很大的可控性和典型性。伴随精准扶贫工作的进一步完善,通过扶农业、扶旅游、扶文化、扶智力、扶志向,定能将独龙江乡由过去的原始“秘境”,建设成为富裕、文明、和谐的现代美丽乡村,成就扶贫的“中国经验”。
陈巧妹[2]（2017）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之民族性欠缺与补偿研究 ——以四川藏区“9+3”免费职业教育为例》文中提出近年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虽呈现出明显的加速趋势,但与之伴生的生态与文化问题更让人无法轻视,实现发展方式从掠夺性、资源消耗型到可持续性、生态型的转向迫在眉睫。为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大量高素质、本土化的专业技术人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这也是职业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原因所在。但不可否认,当下的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难堪重任,其面前横亘着的诸多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也成为决定其自身发展与价值实现的“胜负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民族地区人多样化发展的教育诉求没有得到回应;专业技术与民族文化失调,经济与人文价值愈益彰显的民族文化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关涉;一般化与本土化的偏废,民族地区独特的人才需求没有得到充分的考量。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之所以会存在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照搬中东部模式,过分关注一般意义上的职业性与弱化地方性、民族性特征两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民族性,是一民族在特定自然和文化环境中生成且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综合特性,表征在民族人经济、社会及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作为植根于民族社会的一种教育形态,必须要符合该地区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的实际发展之“潜在规定性”。基于此,从民族地区青少年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出发,探讨职业教育民族性的“回归之路”便显得意义重大,而这也是本研究的归旨。本研究以四川藏区“9+3”免费职业教育为典型案例,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探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欠缺的现实表现,呈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欠缺所导致的人才供需错位、职业教育“亲和度”低、学生“双重不适”等诸多不利影响,并剖析其根源。继而,结合大量的文献工作,探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补偿的教育机理,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策略。通过研究发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的补偿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是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教育之为“民族”教育,在于其区别于“非民族”教育的典型特征,即“民族性”。这种民族性体现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该地区文化生态以及人的发展之间的密切关联和互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只有真正面向民族地区,深度融入民族地区,合理开发和利用民族地区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充分观照民族地区人的特殊性及发展需求,才能获得发展的动力,并形成差异化、特色化的竞争优势,促成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另外,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的补偿也具有现实可能性。主要原因有三:其一,通过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及其生成路径的阐释、民族性欠缺的实然状态及原因的准确把握,可为民族性补偿标定明确方向。其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补偿之教育机理的建构,即“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服务”培养目标的确立、与民族地区特色产业扶持相结合的专业设置、涵盖“民族性”与“职业性”的教育资源准备等,能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民族性补偿提供“理论可能”。其三,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实践策略的完善,诸如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体系、经费保障体制、就业政策的打造,民族社区的实习实训、文化涵养等功能发挥,落实“以民族人为本”的理念、协调“社区——人”之间的发展关系、形成“社区——学校——家庭”教育合力等,可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民族性补偿搭建“实践的通途”。
张佩佩[3]（2017）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城镇发展模式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交通拥堵、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严重等城市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背景下,生态城市建设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研究热点。然而,受自然、经济、社会条件的影响,中国对生态城市及其外延更广泛的生态城镇的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基础和环境条件较好的中、东部地区,对西部生态环境脆弱的欠发达地区的研究较少,为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有必要对西部地区的生态城镇建设进行深入研究。甘南藏族自治州作为西部生态环境脆弱的欠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典型代表,其生态城镇发展模式的研究不仅能够为甘南州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以为其他类似区域的生态城镇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有益参考和模式样板,符合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有利于形成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绿色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本文在系统总结和概括国内外生态城镇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首先,从多方面简要概括甘南州的区位特征,利用生态足迹模型定量评价和预测生态承载力水平,实证分析其经济、社会和城镇体系发展现状,判定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并通过构建生态城镇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评价模型剖析其城镇化发展时空特征,对甘南州城镇发展水平进行系统分析和综合评价;其次,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对甘南州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动态变化关系进行研究,并利用因素分析法分析其驱动因子,此外,在构建甘南州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指标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与分析甘南州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关系,进一步探讨甘南州城镇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作用机理;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概括总结出甘南州生态城镇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因地制宜的生态城镇发展模式。研究结果显示:①甘南州的生态总需求不断增长,目前虽处于生态盈余状态,但盈余数量在不断减少,预计自2018年开始会出现生态赤字现象,生态系统可持续性面临挑战;②近年来甘南州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区域横向差距较大,存在较多问题,根据钱纳里工业化发展阶段判断标准,正处于准工业化阶段向工业化初级阶段过渡时期;③甘南州的城镇综合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城镇职能特色鲜明,但城镇分布空间差异较大且分布特征差异明显,城际联系较弱;④受经济产值、技术进步和二者交叉协同作用的影响,工业废气排放量、塑料薄膜使用量和化肥中含氮量与人均GDP的三次模型函数关系成立,而工业S02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的拟合效果不佳;⑤甘南州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在研究期间都呈上升态势,且处于较高耦合阶段,总体发展趋势较好,但生态环境滞后程度却日趋严重,表明是一种粗放发展模式下的城镇化,并不能真正推动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⑥结合甘南州城镇发展的实况及面临的问题,要建设适宜甘南州生态城镇建设的安全之城、便捷之城、循环之城、绿色之城、创新之城、和谐之城的发展模式。
戴跃武[4]（2015）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运力配置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澜沧江-湄公河是一条国际河流,流经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6国,是我国通向中南半岛乃至东南亚的中轴线,也是连接东盟和中国的重要水路通道,具有发展潜力最大、运输成本最低的特点。据研究预测,到2015年,我国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货运量可达到150万吨,客运量可达到20万人次以上,将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加快澜沧江-湄公河航运开发建设,提高其航运地位,发挥澜沧江-湄公河航运的作用,对促进我国西南地区特别是对加强云南省与中南半岛地区国家合作和贸易往来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系统的分析了澜沧江-湄公河的流域概况以及主要的研究背景,流域的航运现状,以及对湄公河主要航线的通航条件进行了研究。结合科研课题,通过在澜沧江流域实地调研,获取云南省统计局、商务局、海关等部门的相关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预测法、弹性系数预测法进行综合比较分析,对未来澜沧江-湄公河的客货运量进行了预测,得出澜沧江-湄公河2020、2030年度货运量分别为113.92万吨、295.48万吨;2020、2030年度客运量分别为206.47万人、535.53万人。这些预测的数据也为澜沧江-湄公河船舶运力配置研究提供了科学合理的依据。同时本文的研究也为以后的河流船舶运力配置研究提供一些理论和实践借鉴。
袁佳[5]（2014）在《基于区域资源经济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在前人研究文献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之上，在城镇化理论、经济发展理论、产业发展理论、区域资源理论和资源理论的指导下，对国内外城镇化历程进行了分析，系统探索了区域资源经济与城镇化发展模式之间关系，并从区域资源的角度对我国城镇化发展模式进行划分，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各省的区域资源城镇化模式进行了初步匹配，在借鉴全球典型资源型城市城镇化发展经验的基础之上，对我国代表性城市进行实证分析。从区域资源角度将城镇化模式划分为：自然资源主导型、社会资源主导型、产业主导型和政府引导型。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使用层次分析法对我国32个省份基于区域资源经济的城镇化模式进行初步分析，得出我国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山西、陕西、四川、江西和湖南为自然资源主导型城镇化模式，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省为社会资源主导型城镇化模式，辽宁、河北、河南、安徽、湖北、重庆、云南、广西、福建和海南为产业主导型城镇化模式，西藏、宁夏和贵州为政府引导型区域城镇化模式。通过对发达国家城镇化经验分析表明，我国城镇化进程具有人口密集程度过高、人口过多、产业结构复杂的本国特色，不可直接照搬发达国家发展模式，需要在充分分析我国城镇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区域城镇化过程中以优势资源带动整体资源合理利用的宝贵经验。对于自然资源匮乏型城市，在城镇化过程中应明确自身的资源优势及资源劣势，扬长避短，依托优势资源如人才资源、教育资源、文化资源等软实力资源，发展对应产业并带动相关产业联动发展。对于金属矿产资源丰富的城市，在城镇化过程中应充分利用经济杠杆来实现资源的合理开发，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同时注重地区的人力资本培养与积累，为产业的发展与转型提供技术与智力支撑。对于能源矿产资源丰富的城市，在城镇化过程中应实现高效、绿色、集约式发展，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整合资源企业，发挥经济的规模效应，在不威胁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城镇化模式仍处于初级阶段，主要依靠自然资源与产业带到城镇化的发展，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指导下，我国自然资源主导型城镇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应该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走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李世勇[6]（2014）在《当代青海海西蒙藏汉民族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代,民族关系作为一种特殊而重要的社会关系,已成为国家政治稳定、边疆安全的重要变量。不仅如此,民族关系及其问题还是世界冲突与纷争的重要根源之一,是世界大国实现其国际战略所借重的重要工具。近年来,我国西北边疆地区民族问题十分突出,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日益受到社会普遍关注。因此,深入研究西北地区民族关系,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蒙藏汉民族关系为研究视角,对海西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影响民族关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西北多民族聚居区民族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行探讨和总结,并对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民族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了不同地域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而文化是民族之根,内化为民族的集体意识,规定着民族的基本特点。民族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民族文化方面,在当今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日益失去政治号召力的时代,文化正成为形成社会凝聚力的核心因素。因此,从长远来看,积极构建我国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文化是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基础。同时,民族之间存在的较大的发展差距是影响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直接原因。经济发展不平衡在民族地区带来了消极的政治后果,成为影响西北边疆地区民族关系和谐发展最重的要因素。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视野来看,我国民族国家建构尚未彻底完成,特别是构成民族国家核心的中华民族未能发挥应有的民族整合作用,民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冲突是边疆民族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普遍认为,要实现民族关系和谐发展,就要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但发展民族地区生产力最重要的并不是单一地给予少数民族地区大量的资金援助以及照顾性政策,而是着眼于对民族地区当地居民自身发展能力的提升。具体而言,就是要在民族地区正在实施的工业化过程中,充分保证当地群众的工业化主体地位,创造条件使其更多地参与到现代化工业生产中,从而在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过程中促进少数民族传统生计方式的现代化变迁；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实现少数民族人的现代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要不断完善民族地方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重视和创新少数民族干部政策,发挥少数民族干部在民族关系和谐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不断丰富“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当代内涵,赋予其新的共同历史任务,不断激发少数民族的主人翁精神,在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增强国家认同意识。此外,国家在坚持民族区域自治、文化多元并存基本政策的同时,必须充分认识到国家认同对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意义。因此,应进一步协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大力加强国家认同培育,构建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
程进[7]（2013）在《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及治理机制研究 ——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全球化发展,人类活动的空间联系不断加强,空间冲突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等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研究了区域发展中存在的空间剥夺、资源开发冲突、经济利益冲突和环境问题冲突等诸多不协调问题,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然而,这些成果大多关注同一层级不同区域或群体之间基于自身利益,对有限资源的竞争而产生的一种水平方向上的矛盾和不协调关系,忽视了垂直方向上不同层级利益主体之间在具有相同利益目标条件下的空间冲突问题。我国地域辽阔,西部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实地调研工作难度较大,加上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环境的特殊性,社会发展问题敏感,使得国内区域冲突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对西部地区空间冲突研究严重不足。此外,我国西部生态脆弱多为民族人口集中分布之地,占国土面积的比重较大,地区空间冲突相对较多,和谐稳定发展问题突出,急需因应之策。因此,探讨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不同层级主体间的空间冲突问题,无论是对丰富以分析空间关系为己任的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还是对解决我国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现实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实地调研和阅读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评述了国内外区域冲突的相关研究成果,论述了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形成机理和类型特征,并结合实证资料,对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空间冲突的类型、表现形式、形成机理和治理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我国西部的空间冲突主要表现为发生在不同空间尺度、不同层级行为主体之间的冲突矛盾。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是高层级行为主体主导的外部援助方式在地方推行过程中,与地方行为主体产生的各种矛盾和不协调关系。由于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其社会经济发展依赖外部支持,而独特的地域民族宗教文化和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决定了地方发展环境对外部扰动具有敏感性,使得具有共同发展目标的地方层级行为主体与外部高层级行为主体之间产生了空间冲突矛盾。这种空间冲突的根源是地方传统的民族习俗、宗教文化与外部世俗文化的冲突,并不是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和冲突,这有别于现有的同一层级区域冲突相关研究。第二,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是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内生因素包括地方生态因素、经济因素和宗教文化因素。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地方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稳定性较差,加上居民大多信奉藏传佛教,对外部干预敏感性强；其次,外生因素包括全球化和区域空间层级关系。全球化指世界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治理的共同性,其本质是通过同化力,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空间尺度的顺利流通。在全球化背景下,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区域发展的主旋律。同时,从区域空间层级关系来看,我国“自上而下”分为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州、县、乡镇等多个行政管理层次。中央制订的政策措施有时并不能完全适合某个低层级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由于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的经济、生态和宗教文化环境具有地域独特性,当上级行政主体制定的政策措施不太符合地方情况而强行实施时,就容易产生空间冲突矛盾。第三,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根据上级和地方层级等行为主体以及社会、经济、生态等领域的不同,可以将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分为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经济冲突、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社会冲突和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生态冲突等三种不同类型。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空间冲突主要表现为高层级行为主体主导的生产方式变革、生活方式变迁和生态治理领域政策措施的地方不适应性,或实施效果不理想带来的冲突和矛盾。第四,空间冲突的治理需要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同时发挥作用。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是由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笔者认为,仅依靠单一的地方力量或外部力量很难有效地治理空间冲突,空间冲突的治理与协调需要从构建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入手。在治理甘南藏族自治州空间冲突过程中,笔者认为,一方面应该注重发挥地方力量的积极作用,充分尊重、保留一些尊重自然、关注生态的优良文化传统习俗,充分发挥寺院等宗教群体在社会、经济和生态管理的积极作用,将宗教群体纳入到政府主导的公共管理轨道,实现传统宗教文化与现代管理方式的互补互动,引导地方当地藏族居民逐步接受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改进和完善外部援助方式和内容,将投资重点由当前的基础项目建设逐步转移到人才和文化交流的财政支持,建立以外部提供资金、内部决策重心下移、多管理层级合作的新型区际联动机制,提高投资项目、政策措施与当地州情、民情的有机联系,进而大幅度提升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可持续协调发展能力和水平。
赵金亮[8]（201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发展是人类历史演进的永恒主题,也是各民族和社会始终追求的目标。民族发展依托于一定的时代和空间环境,在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民族的科学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发展决定民族和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社会的稳定。综观世界各国,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靠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是我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地区人口众多,地域广阔,边境线长,自然资源丰富,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和政府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不同时期,始终如一地从振兴中华民族的战略高度,从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探索,不断推动实践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处理民族发展问题的成功道路。在这90多年民族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其发展内容、发展目标、发展的价值标准、发展原则在不同历史阶段各有侧重。毛泽东民族发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初步探索。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发展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确立的思想基础和理论起点。毛泽东民族发展理论侧重于民族政治上层建筑的变革和社会制度的改造,把民族社会制度改造的完成作为民族发展的重要目标和价值评价标准,引导中华各民族推翻了剥削压迫制度,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使各民族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了自由解放,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邓小平民族发展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创立与形成阶段,它主要回答和指导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统一多民族国家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加速推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快赶上先进民族的社会发展步划,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问题。邓小平首次把生产力标准引入民族工作,把民族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作为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客观标准,把发展问题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主题,巩固和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其主旨在于进一步加快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邓小平民族发展理论,为我们观察、思考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提供了一个实践基础和理论框架。江泽民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这主要体现在指导发展角度的根本转变上,它在实践中继承、发展了邓小平“两个大局”的发展战略,提出了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目标和步骤,坚持在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实践中,有重点、分步骤、有计划地先沿海后内陆的社会主义共富观,实施西部大开发,推进民族发展进程。江泽民的民族发展理论蕴含在其“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当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丰富与发展阶段。时代进入新世纪,胡锦涛深刻把握前几任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民族发展问题的基本理论,全面总结我党几十年来民族工作的成就和经验,大胆突破,勇于创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把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民族工作的主题,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强调走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胡锦涛民族发展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深化与成熟阶段。论文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起点与基础一毛泽东民族发展理论的分析为契入点,通过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领导人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建设的不同时期的民族发展理论创新的内容做详尽叙述,探寻他们民族发展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创新的路径及其及重要特征。这种研究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历程、规律、特点、方向、内容,提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从而更科学、更协调、更全面地推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论文分为三个部分,共六章。第一部分即是第一章,也是论文的绪论部分,主要阐述论文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论文的主体和重点内容,包括四个章节的内容,分别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民族发展理论,具体阐述以上相关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重要内容、基本特征,说明这些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它们各自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为整体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作出贡献,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体系。第三部分为结论,也是最后一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创新发展作出展望,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创新发展的基本原则及其目标选择。
张杰[9]（2011）在《新疆特色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城镇是一国或地区富足与文明的象征,是人们从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主要空间载体。城镇化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组织能力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目前,学者们一致认为城镇化是由经济系统演进所引致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空间集聚与分化过程,它的发生机理与发展路径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联,并最终取决于工业化水平和经济结构。实践表明,城镇化是多种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包括经济、人口、政治、文化、科技、环境和社会等因素,没有任何一种要素能够独立驱动城镇化的发展,但推动和塑造城镇化的核心动力是经济变化。现阶段,新疆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城镇化水平地区差异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新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已成为西北边疆安全的隐患。中央新疆工作会议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七届九次会议都把推进城镇化建设作为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选择。本文运用城镇化发展理论、边疆安全理论、绿洲经济理论,从内源动力机制、外向动力机制、市场动力机制和政府动力机制四个方面,对新疆特色城镇化动力机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首先,对新疆城镇化现状进行概述。回顾新疆城镇化的发展历程,阐述城镇化的发展现状和特征,在考察新疆城镇化特殊性的基础上,提出新疆特色城镇化具有保障西北边疆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功能。其次,对新疆城镇化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简述新疆城镇化动力机制的演变,阐释新疆城镇化的内源动力支撑机制、外向动力拉动机制、市场动力资源配置机制和政府动力调控机制。再次,对新疆城镇化动力机制进行绩效评价。构建城镇化动力机制绩效评价的计量分析模型,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将内源动力、外向动力、市场动力和政府动力各子指标合成四种动力的综合指标,使用面板数据计量方法进行回归检验,并对新疆各地州市及兵团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绩效进行评价。第四,探讨新疆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缺陷。分别分析内源动力机制、外向动力机制、市场动力机制和政府动力机制的缺陷,探讨动力机制系统运行中的协调性及存在缺陷的深层原因。第五,分析国内外城镇化动力机制经验对新疆的启示。回顾美国、巴西等国外城镇化动力机制的演变历程,分析东部地区温州、苏南和珠三角城镇化动力机制经验,借鉴西部民族地区宁夏、云南德宏州城镇化动力机制经验,探讨其对新疆的启示。最后,对新疆特色城镇化动力机制进行重构与完善。针对新疆城镇化动力机制存在的缺陷,结合新疆地理特征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对天山北坡经济带、东疆经济区、北疆西北部经济区、南疆东北部经济区、南疆西南部经济区及兵团城镇化动力机制进行重构,提出保障新疆特色城镇化动力机制有效运行的措施。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从新疆整体城镇化发展水平来看,新疆城镇化发展滞后,发展速度缓慢,规模结构不合理,布局依托绿洲分布,地区差异大,城镇经济水平低；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利益分化,不同区域城镇化水平与民族人口比重呈负相关,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变化缓慢。第二,由面板数据混合模型回归结果来看,目前在推动新疆城镇化发展的四种动力中,政府动力最大,其次是内源动力,再次是市场动力,最后是外向动力；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北疆和东疆城镇化基础较好,南疆城镇化基础较差；变系数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不同地区城镇化动力差别较大,其中北疆地区城镇化动力较大,东疆地区次之,南疆三地州最小。第三,从动力机制的绩效来看,新疆城镇化动力机制绩效由高到低依次是市场动力机制、政府动力机制、内源动力机制和外向动力机制；北疆和东疆城镇化动力机制绩效较高,南疆绩效较低。第四,新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开发,内源动力对城镇化支撑作用不强；新疆利用外资水平低、对外贸易结构不合理,外向动力对城镇化拉动作用弱；新疆劳动力市场化配置易产生边疆安全隐患,市场动力在城镇化进程中资源配置效率低；新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宏观调控能力弱。第五,根据新疆不同区域资源禀赋、地理区位、产业基础和人文社会条件,天山北坡经济带适宜构建以市场动力主导的动力机制、东疆经济区适宜构建以内源动力主导的动力机制、北疆西北部经济区适宜构建以外向动力主导的动力机制、南疆东北部经济区适宜构建内源动力与市场动力并重的动力机制、南疆西南部经济区和兵团适宜构建政府动力主导的城镇化动力机制。
龚霄侠[10]（2011）在《临夏回族自治州自治行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三大政治制度之一,是我国三大民主制度之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质是自治行政,即民族自治地方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赋予的自治行政权,对民族地区和民族内部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本论文以临夏回族自治州自治行政为研究对象,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政治系统分析、国家结构形式、制度主义、结构——功能分析等方面的理论,运用历史分析、田野调查、质性研究等方法,对临夏回族自治州的设立依据和过程、自治行政权及其变迁、自治行政权的运行和政府绩效、自治行政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以期增进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运行过程的理解。论文由引言、正文、结论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共分六章。引言。介绍了本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评述了国内外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说明了本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方法选择及可能的创新。第一章,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依据大量的历史文献,回溯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过程及其发展轨迹。第二章,临夏回族自治州的设立。从1949年10月到1957年底,是我国全面设立民族自治地方的时期。本章基于历史文献、档案文件等第一手资料,研究了临夏回族自治州设立的依据。第三章,临夏回族自治州自治行政权的变迁。基于临夏回族自治州志、大事记等文献,研究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等四个时期,临夏回族自治州自治行政权的内容,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变迁过程。第四章,临夏回族自治州自治行政权的运行。本章分析了临夏州政府的基本职能、特殊职能和行政领导体制,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系统研究了临夏州政府的决策、执行、监督等过程,探讨了上级国家机关的保障机制及其实现程度。第五章,临夏回族自治州政府绩效评估。运用政府绩效评估理论与方法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结合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从人口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发展潜力等方面,对临夏州的政府绩效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评估,并作出了总体性评价。第六章,临夏回族自治州自治行政的发展。基于行政发展理论分析了临夏州自治行政发展的深刻意义,阐释了临夏回族自治州自治行政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目标选择。结合临夏州的行政环境和行政文化,探讨了临夏州自治行政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政策取向。结论。总结了本论文的基本结论,从理论上解释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行政的“三位一体”特征。结合本论文存在的不足,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了力所能及的展望。
二、以西部开发为契机加快德宏州畜牧业的发展(摘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西部开发为契机加快德宏州畜牧业的发展(摘要)（论文提纲范文）
（1）云南贡山独龙江乡的扶贫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 (一)独龙族研究 |
| (二)民族地区扶贫研究 |
| (三)民族发展研究 |
| (四)现代小农经济研究 |
| 三、研究旨趣与创新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的技术路线 |
| (三)重难点与创新 |
| 四、理论关照与核心概念 |
| (一)运用的主要理论 |
| (二)发展的概念与内容界定 |
| 五、研究方法与田野过程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田野点选取 |
| (三)田野过程 |
| 第一章 独龙族与独龙江乡概况 |
| 一、独龙族的历史与文化 |
| (一)历史图景 |
| (二)文化素描 |
| 二、独龙江乡的自然生境与沿革 |
| (一)自然生境 |
| (二)区位沿革 |
| 第二章 独龙江乡扶贫历程与社会发展 |
| 一、早期帮扶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 |
| (一)“直接过渡”时期的帮扶工作 |
| (二)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的帮扶工作 |
| 二、“十二五”时期整体式扶贫与物质生活水平的飞跃 |
| (一)“整乡推进整族帮扶”政策的制定 |
| (二)“整乡推进整族帮扶”六大工程的实施与落实 |
| (三)整体式扶贫中存在的问题 |
| 三、精准扶贫与内生式发展的推进 |
| (一)精准扶贫方案的制定与执行 |
| (二)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监督与保障 |
| (三)落实精准扶贫中对象的精准 |
| (四)精准扶贫阶段的帮扶特点 |
| 第三章 扶贫与现代观念发展 |
| 一、扶贫：现代观念形成的背景 |
| (一)政府鼓励农民进入市场经济体系 |
| (二)现代生活带来生产资料的商品化 |
| 二、市场意识：现代观念的内容 |
| (一)经济要素进入知识结构 |
| (二)工具主义影响价值观念 |
| 三、碎片化：观念转变的特点 |
| (一)信息获得的碎片化 |
| (二)知识构成的碎片化 |
| 四、不适：观念发展与物质进程不同步的结果 |
| (一)观念发展不同步引起的具体社会问题 |
| (二)两极走向的社会分层趋势 |
| (三)出现不适是发展中的必然 |
| 第四章 扶贫与现代特色产业发展 |
| 一、独龙江乡产业扶贫的历程 |
| (一)有心栽花：旅游业发展缓慢 |
| (二)无心插柳：草果种植成为产业发展的致富之路 |
| (三)关键：基层政府的大力扶持 |
| 二、独龙江乡产业发展的“新小农”模式 |
| (一)“新小农”模式的概念 |
| (二)“新小农”模式的特点 |
| 三、“新小农”模式中的本土元素 |
| (一)“懒”与“闲暇” |
| (二)“北京时间”与“独龙时间” |
| (三)“头人”和“老县长” |
| 四、“新小农”模式中传统小农元素的现代价值 |
| (一)传统小农社区空间结构保留了生存“安全阀” |
| (二)小农“生存理性”价值取向降低了市场风险 |
| (三)小农式生态逻辑保证了生产的可持续性 |
| 五、“新小农”模式运作中的问题 |
| (一)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之难 |
| (二)源于传统小农经济的不足 |
| 第五章 全面推进精准扶贫的政策建议 |
| 一、扶农业：完善“新小农”模式 |
| (一)培养本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
| (二)帮助小农户扩大种植规模 |
| (三)提供系统的生态农业技术支持 |
| (四)加大拓宽融资渠道的力度 |
| (五)面向市场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 |
| (六)全面推动特色种植品种的产业化经营 |
| 二、扶旅游：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创新旅游发展思路 |
| (一)新思路：整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文化元素 |
| (二)思路依据：“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 |
| (三)整合资源推动旅游扶贫的具体对策 |
| 三、扶文化：推动文化再生产 |
| (一)帮助群众在实践中增加本土文化认知 |
| (二)培养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意识 |
| (三)引导群众构建地方核心价值 |
| (四)推动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发展 |
| 四、扶智力：继续加大基础与职业教育事业投入 |
| (一)加大教育改革力度,推进基础教育事业发展 |
| (二)强化职业技能教育,创造就近就业条件 |
| 五、扶志向：落实素质教育和观念扶贫 |
| (一)丰富教育形式,落实素质教育 |
| (二)活用激励机制,激发内生动力 |
| (三)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建设 |
| 六、共同发力：实现各帮扶政策的最大效能 |
| (一)增强基层政府执行力,发挥政策的综合效能 |
| (二)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建立社会扶贫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2：调查问卷(节选) |
| 附录3：独龙江乡《村规民约》 |
| 附录4：微信截图授权 |
| 附录5：独龙江乡巴坡村贫困户名单 |
（2）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之民族性欠缺与补偿研究 ——以四川藏区“9+3”免费职业教育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一）基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难题破解的需要 |
| （二）基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特殊需求 |
| （三）基于民族地区生态脱贫的现实诉求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一）国内相关研究 |
| （二）国外相关研究 |
| （三）对已有相关研究的思考 |
| 三、本研究的基本设计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民族性：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必要属性 |
| 一、民族性及其生成概述 |
| （一）何谓“民族性” |
| （二）民族性的生成 |
| 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民族性谓何 |
| （一）融汇独特的民族文化 |
| （二）切合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 |
| （三）观照民族地区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 |
| 三、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保持民族性何为 |
| （一）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可以获得新的生机和发展动力 |
| （二）有利于民族地区人的多样化发展目标的实现 |
| （三）促进民族文化传承 |
| （四）助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
| 第二章 民族性欠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实然之景 |
| 一、四川藏区“9+3”：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典型案例 |
| 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欠缺的表现 |
| （一）培养目标疏离“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宗旨 |
| （二）教学过程忽视民族地区学生的“族性差异” |
| （三）评价方式背离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办学初衷 |
| 三、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欠缺的不利影响 |
| （一）民族地区人才供需错位 |
| （二）职业教育的“亲和度”下降 |
| （三）学生面临“双重”的尴尬境地 |
| （四）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陷入生存和发展困境 |
| 第三章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欠缺探源 |
| 一、教育实践与人才培养定位的偏离 |
| （一）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 |
| （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实践对培养目标定位的偏离 |
| 二、缺乏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生态环境的观照 |
| （一）无助于民族地区富集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
| （二）“外推式”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 |
| （三）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未得以充分挖掘 |
| 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职业教育中的失衡 |
| （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职业教育功能的“二维” |
| （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工具性价值凸显 |
| （三）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对“价值理性”的轻视 |
| 第四章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之民族性补偿的教育机理 |
| 一、确立“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服务”的培养目标 |
| （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路向的“三维度” |
| （二）契合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职业教育目标定位 |
| 二、专业设置与民族地区特色产业扶持相结合 |
| （一）专业与产业关系之辨 |
| （二）专业设置与产业扶持的结合方式 |
| 三、实现“民族性”与“职业性”教育资源的有效链接 |
| （一）职业教育课程内容与地方性知识的兼容 |
| （二）“借力”民族文化精品的产业升级 |
| （三）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职教师资 |
| 第五章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之民族性补偿的具体策略 |
| 一、建立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特色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 |
| （一）构建良好的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体系 |
| （二）完善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经费保障体制 |
| （三）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就业政策体系 |
| 二、发挥民族社区在职业教育民族性补偿中的作用 |
| （一）走进社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实训实习场所 |
| （二）在社区中：以民族文化涵养职业教育的发展 |
| （三）为了社区：人才培养与社区需求的对接 |
| 三、实施具有“民族性”的教育实践策略 |
| （一）落实“以民族人为本”的职业教育实践理念 |
| （二）促成“社区——人”协调发展的教育过程 |
| （三）密切“社区——学校——家庭”的教育协作 |
| 结语 |
| 一、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须有“民族性” |
| 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之民族性的补偿具有现实可能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3）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城镇发展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世界各国谋求城镇新兴竞争力的突破点和有效途径 |
| 1.2.2 处于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必经之路 |
| 1.2.3 甘南州加快扶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 |
| 1.2.4 引领西部地区生态城镇发展 |
| 1.2.5 丰富中国生态城镇理论的研究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与研究概述 |
| 2.1 生态城镇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
| 2.1.2 区域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1.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 国内外研究概述 |
| 2.2.1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 |
| 2.2.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 |
| 2.2.3 生态城镇发展模式研究 |
| 第3章 甘南州城镇发展系统评价 |
| 3.1 区位特征 |
| 3.2 生态环境承载力评价 |
| 3.2.1 生态足迹计算模型 |
| 3.2.2 生态承载力计算模型 |
| 3.2.3 生态赤字/盈余 |
| 3.2.4 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与生态经济系统发展能力指数 |
| 3.2.5 生态压力指数和生态足迹指数 |
| 3.2.6 结果与分析 |
| 3.2.7 发展趋势预测 |
| 3.3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系统评估 |
| 3.3.1 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 3.3.2 社会发展现状分析 |
| 3.3.3 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判定 |
| 3.4 城镇发展时空特征分析 |
| 3.4.1 城镇体系发展现状 |
| 3.4.2 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时空测算 |
| 第4章 甘南州城镇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作用机理分析 |
| 4.1 甘南州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 |
| 4.1.1 指标选取 |
| 4.1.2 模型构建 |
| 4.1.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1.4 驱动因子分析 |
| 4.2 甘南州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分析 |
| 4.2.1 耦合系统指标体系构建 |
| 4.2.2 研究模型 |
| 4.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第5章 甘南州生态城镇发展模式研究 |
| 5.1 甘南州生态城镇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5.1.1 城镇生态环境承压能力减弱,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
| 5.1.2 经济发展总体滞后,尚处于准工业化阶段向工业化初级阶段过渡时期 |
| 5.1.3 社会发育程度较低,尚未达到全面小康社会水平 |
| 5.1.4 城镇基础设施落后,生命线保障系统不完善 |
| 5.1.5 城镇体系结构不合理,空间差异大 |
| 5.1.6 城镇综合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明显,要素间协调性趋降 |
| 5.1.7 城镇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各种环境污染问题 |
| 5.2 甘南州生态城镇总体发展模式 |
| 5.2.1 安全之城 |
| 5.2.2 便捷之城 |
| 5.2.3 循环之城 |
| 5.2.4 绿色之城 |
| 5.2.5 创新之城 |
| 5.2.6 和谐之城 |
| 第6章 结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士阶段研究成果 |
（4）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运力配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研究背景 |
| 1.1 流域概况 |
| 1.2 主要的研究背景 |
| 1.2.1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建设推出“升级版” |
| 1.2.2 面临国家内河发展战略赋予的历史机遇 |
| 1.2.3 澜沧江-湄公河国际水运“黄金大通道”建设 |
| 1.2.4 落实流域交通与物流规划建设目标 |
| 1.2.5 支持流域经济发展 |
| 1.2.6 流域航运发展内部结构调整的要求 |
| 第二章 流域航运现状研究 |
| 2.1 运输船舶发展现状 |
| 2.2 主要港口基础设施 |
| 2.2.1 中国境内主要港口基础设施 |
| 2.2.2 流域国外港口发展现状 |
| 2.3 航道发展现状 |
| 2.3.1 澜沧江航道发展现状 |
| 2.3.2 湄公河航道发展现状 |
| 2.3.3 航道及通航设施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
| 2.4 客货运量的发展现状分析 |
| 2.4.1 客运量发展状况 |
| 2.4.2 货运量发展状况 |
| 2.5 船舶运力发展影响因素发展现状综合分析 |
| 第三章 主要航线通航条件研究 |
| 3.1 主要航线依托的经济腹地分析 |
| 3.1.1 云南省澜沧江航运经济腹地范围划分 |
| 3.1.2 云南省澜沧江经济腹地航运发展需求分析 |
| 3.2 航道与港口对航线建设的保障分析 |
| 3.2.1 航道保障条件分析 |
| 3.2.2 港口保障条件分析 |
| 3.3 主要国际航线 |
| 3.3.1 客运航线 |
| 3.3.2 货运航线 |
| 3.4 澜沧江库区航线 |
| 第四章 客、货运量预测模型研究 |
| 4.1 预测的基本程序和思路 |
| 4.2 预测的依据、原则和方法 |
| 4.3 运量预测模型的选取 |
| 4.3.1 多元线性回归预测法 |
| 4.3.2 弹性系数预测法 |
| 4.4 基础数据分析 |
| 4.5 客货运量预测单项模型建立与预测 |
| 4.5.1 客货运量多元线性回归预测 |
| 4.5.2 客货运量弹性系数法预测 |
| 4.6 运量综合分析 |
| 第五章 船舶运力配置研究 |
| 5.1 分航线水运量分析 |
| 5.1.1 库区航线运量分析 |
| 5.1.2 国际航线运量分析 |
| 5.1.3 运力配置分析 |
| 5.2 澜沧江-湄公河航线现有代表船型分析 |
| 5.3 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船舶运力配置总量与饱和值 |
| 5.4 澜沧江-湄公河航线代表船型预测分析 |
| 第六章 结论及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答谢 |
| 参考文献 |
（5）基于区域资源经济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选题依据及项目依托 |
| 1.2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5 技术路线与框架结构 |
| 1.6 主要创新点 |
| 2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城镇化理论 |
| 2.2 经济发展理论 |
| 2.3 产业发展理论 |
| 2.4 区域经济理论 |
| 2.5 资源理论 |
| 3 基于区域资源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划分 |
| 3.1 城镇化历史及现状 |
| 3.2 基于区域资源经济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划分 |
| 4 中国基于区域资源经济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评价研究 |
| 4.1 评价指标体系内涵 |
| 4.2 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
| 4.3 评价过程 |
| 4.4 评价结果 |
| 5 世界主要国家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 |
| 5.1 世界主要国家资源与城镇化概况 |
| 5.2 典型区域城镇化发展模式 |
| 5.3 发达国家区域资源城镇化经验总结 |
| 6 中国代表性区域城镇化发展模式实证分析 |
| 6.1 北京地区 |
| 6.2 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 |
| 6.3 江西德兴地区 |
| 6.4 我国区域城镇化经验小结 |
| 7 结论 |
| 7.1 主要成果与认识 |
| 7.2 存在问题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6）当代青海海西蒙藏汉民族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导论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述评 |
| 一、民族关系研究 |
| 二、蒙藏汉民族关系研究 |
| 三、当代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族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 一、研究的理论 |
| 二、理论假设 |
| 三、技术线路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 |
| 第五节 相关说明 |
| 一、关于本研究中的“回族”问题的说明 |
| 二、空间界定 |
| 三、田野点的代表性问题 |
| 四、“民族关系”的概念及其研究重点 |
| 五、本文创新之处 |
| 六、本研究困难与不足 |
| 七、本研究中相关图片使用说明 |
| 第二章 田野点综述 |
| 第一节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概况 |
| 一、地理位置 |
| 二、气候、自然资源与物产 |
| 三、历史沿革与行政区划 |
| 四、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 |
| 第二节 海西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
| 一、农、牧业发展概况 |
| 二、工商业发展状况 |
| 第三节 海西人口概况 |
| 第四节 参照田野点概况 |
| 一、格尔木市概况 |
| 二、乌图美仁乡概况 |
| 三、德令哈市概况 |
| 四、都兰县概况 |
| 第三章 海西蒙藏汉民族关系的集体记忆 |
| 第一节 民族的集体记忆 |
| 第二节 清王朝及其以前的海西地区蒙藏汉民族关系概况 |
| 一、蒙藏民族关系 |
| 二、汉藏民族关系 |
| 第三节 民国建立以来海西民族关系曲折发展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当代海西蒙藏汉民族关系分析 |
| 第一节 日常交往中民族关系的具体表现 |
| 一、居住格局 |
| 二、语言的使用 |
| 三、族际通婚 |
| 第二节 日常生活中的蒙藏汉民族关系 |
| 一、农牧区蒙藏汉民族之间的交往 |
| 二、城镇社区中的民族交往 |
| 三、节庆场域中的民族交往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海西蒙藏汉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生计方式的差异 |
| 一、海西蒙古族的日常生活 |
| 二、海西藏族的日常生活 |
| 第二节 经济因素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
| 一、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 |
| 二、自然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政治因素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
| 一、民族地方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
| 二、民族干部问题 |
| 第四节 人口因素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
| 第五节 教育与就业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
| 第六节 宗教因素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海西蒙藏汉民族关系的特点 |
| 第一节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发展总体态势 |
| 第二节 社会转型期民族矛盾与冲突呈现新的特点 |
| 一、社会转型期事实上的民族利益分化引发的民族矛盾日益增多 |
| 二、社会转型期民族文化碰撞交融增加，民族关系进入不稳定阶段 |
| 第三节 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问题日益突显 |
| 一、城镇化的内涵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
| 二、城镇化过程引起的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
| 三、城市化进程中不同民族文化接触碰撞，成为影响民族关系发展的深层次因素 |
| 第七章 海西和谐民族关系建构的路径探析 |
| 第一节 实施工业化发展战略，缩小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 |
| 一、加快民族地区工业化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 |
| 二、工业化进程中的“扩散模式”理论分析 |
| 三、海西工业化进程中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对策分析 |
| 第二节 加强国家认同建构，促进海西蒙藏汉民族关系和谐发展 |
| 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概念及其关系 |
| 二、海西民族地区国家认同建构路径探析 |
| 第三节 加强民族整合，促进国家建构 |
| 一、民族整合的概念 |
| 二、“民族国家”的产生与发展 |
| 三、中国历史上民族整合的经验 |
| 四、民族整合视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 |
| 五、民族整合的路径 |
| 第八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专着类 |
| 二、资料汇编类 |
| 三、论文类 |
| 参考网站 |
| 附录 |
| 海西民族文化发展入户调查问卷 |
| 海西民族关系调查提纲(蒙、藏、汉关系) |
| 访谈提纲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学术论文 |
| 科研项目 |
| 后记 |
（7）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及治理机制研究 ——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录 |
| 表录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理论背景与意义 |
| 1.1.2 现实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及关键问题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3 研究内容和论文框架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论文研究框架 |
| 1.4 研究基础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基础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空间冲突相关研究进展及评述 |
| 2.1 冲突的形成因素 |
| 2.2 冲突的类型划分 |
| 2.3 冲突的表现形式 |
| 2.4 冲突的演化过程 |
| 2.5 冲突的社会影响 |
| 2.6 冲突的协调治理 |
| 2.7 冲突的研究方法 |
| 2.8 研究述评 |
| 第3章 空间冲突相关基础理论回顾 |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 3.1.1 空间冲突概念界定 |
| 3.1.2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界定 |
| 3.2 经济地理学空间关系研究演进 |
| 3.2.1 区域内部产业空间配置与布局竞争 |
| 3.2.2 跨区域尺度的空间组织 |
| 3.2.3 全球尺度的空间网络关系 |
| 3.3 全球化与地方化：理论的争辩 |
| 3.3.1 地方化、全球化以及全球地方连结 |
| 3.3.2 对全球-地方连结的反思 |
| 3.4 空间冲突相关理论渊源 |
| 3.4.1 社会冲突理论 |
| 3.4.2 博弈理论 |
| 3.4.3 区域管治理论 |
| 第4章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形成机理 |
| 4.1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特殊的地域类型 |
| 4.1.1 生态脆弱区分布与特征 |
| 4.1.2 民族地区分布与特征 |
| 4.1.3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特征 |
| 4.2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的内生因素 |
| 4.2.1 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与敏感性 |
| 4.2.2 经济结构的低效性和单一性 |
| 4.2.3 民族宗教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 |
| 4.3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的外生因素 |
| 4.3.1 经济全球化及产生的趋同效应 |
| 4.3.2 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层级关系 |
| 4.4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的产生 |
| 第5章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的类型及表现形式 |
| 5.1 空间冲突产生的时代背景 |
| 5.1.1 民主改革时期(1949年-1958年) |
| 5.1.2 曲折发展时期(1959年-1977年) |
| 5.1.3 恢复发展时期(1978年-1988年) |
| 5.1.4 扩大开放时期(1989年至今) |
| 5.2 空间冲突类型划分 |
| 5.2.1 空间冲突划分标准 |
| 5.2.2 空间冲突类型 |
| 5.3 空间冲突表现形式 |
| 5.3.1 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社会冲突表现形式 |
| 5.3.2 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经济冲突表现形式 |
| 5.3.3 地方层级与高层级生态冲突表现形式 |
| 第6章 甘南藏族自治州空间冲突的类型及表现 |
| 6.1 甘南州空间冲突的基础条件 |
| 6.1.1 空间冲突的经济基础 |
| 6.1.2 空间冲突的生态基础 |
| 6.1.3 空间冲突的文化基础 |
| 6.2 甘南州空间冲突的演化过程 |
| 6.2.1 空间冲突隐性阶段(1949年-1958年) |
| 6.2.2 空间冲突萌芽阶段(1959年-1977年) |
| 6.2.3 空间冲突显性阶段(1978年-1988年) |
| 6.2.4 空间冲突扩大阶段(1989年至今) |
| 6.3 甘南州空间冲突的类型 |
| 6.3.1 甘南州空间冲突行为主体 |
| 6.3.2 甘南州空间冲突发生领域 |
| 6.3.3 甘南州空间冲突类型划分 |
| 6.4 甘南州空间冲突的表现形式 |
| 6.4.1 社会生活冲突表现形式 |
| 6.4.2 经济发展冲突表现形式 |
| 6.4.3 生态治理冲突表现形式 |
| 第7章 甘南藏族自治州空间冲突形成机理及治理机制 |
| 7.1 甘南州空间冲突形成机理 |
| 7.1.1 甘南州空间冲突产生的内生因素 |
| 7.1.2 甘南州空间冲突产生的外生因素 |
| 7.1.3 甘南州空间冲突的产生 |
| 7.2 甘南州空间冲突治理困境 |
| 7.2.1 地方力量治理空间冲突的困境 |
| 7.2.2 外部力量治理空间冲突的困境 |
| 7.3 甘南州空间冲突治理机制 |
| 7.3.1 甘南州空间冲突内部治理机制 |
| 7.3.2 甘南州空间冲突外部治理机制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1.1 空间冲突是不同层级主体间的冲突关系 |
| 8.1.2 空间冲突来源于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共同作用 |
| 8.1.3 空间冲突具有多种类型和表现形式 |
| 8.1.4 甘南州空间冲突治理应注重发挥地方力量的作用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2.1 系统分析了不同空间层级的空间冲突关系 |
| 8.2.2 提升了对区域发展模式的认识 |
| 8.2.3 构建了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治理机制 |
| 8.3 存在的不足及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研究 |
| 1.2.2 国内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研究 |
| 1.3 论文研究的方法 |
| 1.3.1 唯物主义的方法 |
| 1.3.2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多学科综合创新的方法 |
| 1.3.4 历史分析和结构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4 两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
| 1.4.1 发展与民族发展 |
| 1.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 |
| 第2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起点与基础－毛泽东民族发展理论 |
| 2.1 毛泽东民族发展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
| 2.1.2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本形成 |
| 2.1.3 国内民族地区复杂的政治经济格局 |
| 2.2 毛泽东民族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 |
| 2.2.1 确立并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 2.2.2 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
| 2.2.3 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 |
| 2.2.4 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
| 2.2.5 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
| 2.2.6 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做好民族工作 |
| 2.3 毛泽东民族发展理论的重要特征 |
| 2.3.1 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统一 |
| 2.3.2 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统一 |
| 第3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创立与形成－邓小平民族发展理论 |
| 3.1 邓小平民族发展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
| 3.1.1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
| 3.1.2 中国各民族发展不平衡的实际状况 |
| 3.2 邓小平民族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 |
| 3.2.1 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 3.2.2 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
| 3.2.3 解放和发展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 |
| 3.2.4 坚持改革开放,增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 |
| 3.2.5 制定“两个大局”和“共同富裕“的战略发展方针 |
| 3.2.6 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素质过硬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 |
| 3.2.7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文化事业 |
| 3.3 邓小平民族发展理论的重要特征 |
| 3.3.1 时代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
| 3.3.2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 |
| 3.3.3 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 |
| 第4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江泽民民族发展理论 |
| 4.1 江泽民民族发展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
| 4.1.1 影响和谐民族关系发展的因素增多 |
| 4.1.2 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 |
| 4.1.3 全球化社会历史下的复杂局势 |
| 4.2 江泽民民族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 |
| 4.2.1 继续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 4.2.2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
| 4.2.3 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
| 4.2.4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
| 4.2.5 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 |
| 4.2.6 继续推进民族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
| 4.3 江泽民民族发展理论的重要特征 |
| 4.3.1 时代性 |
| 4.3.2 战略性 |
| 4.3.3 创新性 |
| 第5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深化与成熟-胡锦涛民族发展理论 |
| 5.1 胡锦涛民族发展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
| 5.1.1 境内外敌对民族势力破坏活动猖獗 |
| 5.1.2 民族地区的人民内部矛盾突出 |
| 5.2 胡锦涛民族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 |
| 5.2.1 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动摇 |
| 5.2.2 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
| 5.2.3 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
| 5.2.4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
| 5.2.5 加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和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开发 |
| 5.2.6 推动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 |
| 5.2.7 促进民族地区各项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
| 5.3 胡锦涛民族发展理论的重要特征 |
| 5.3.1 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
| 5.3.2 突出民族发展的全面性 |
| 5.3.3 坚持民族发展的协调性与可持续性 |
| 第6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创新发展的后续展望 |
| 6.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创新发展的基本原则 |
| 6.1.1 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地位 |
| 6.1.2 坚持民族发展理论与民族地区实践相结合 |
| 6.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创新发展的目标选择 |
| 6.2.1 加强对民族发展权问题的研究 |
| 6.2.2 加强对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问题的研究 |
| 6.2.3 加强对构建和谐民族关系问题的研究 |
| 6.2.4 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发展问题的研究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完成的科研项目 |
（9）新疆特色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2.1 关于城镇化内涵的研究 |
| 1.2.2 关于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研究 |
| 1.2.3 关于城镇化与生态安全的研究 |
| 1.2.4 关于城镇化进程中边疆安全的研究 |
| 1.2.5 关于新疆城镇化的研究 |
| 1.2.6 对国内外研究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城镇化 |
| 2.1.2 城镇化动力机制 |
| 2.1.3 边疆安全 |
| 2.1.4 绿洲经济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城镇化理论基础 |
| 2.2.2 城镇化发展规律 |
| 2.2.3 边疆安全理论 |
| 第三章 新疆城镇化发展概况 |
| 3.1 新疆城镇化的发展状况 |
| 3.1.1 新疆城镇化发展历程 |
| 3.1.2 新疆城镇化发展水平 |
| 3.2 新疆城镇化的发展特征 |
| 3.2.1 城镇布局依托绿洲分布 |
| 3.2.2 城镇化多种模式并存 |
| 3.2.3 城镇化区域差异大 |
| 3.2.4 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利益分化 |
| 3.3 新疆城镇化的特殊性与功能定位 |
| 3.3.1 新疆城镇化的特殊性 |
| 3.3.2 新疆特色城镇化的功能定位 |
| 3.3.3 新疆特色城镇化的动力机制 |
| 第四章 新疆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 |
| 4.1 新疆城镇化动力机制的演变 |
| 4.1.1 古代城镇的形成机理 |
| 4.1.2 近代城镇的发展机制 |
| 4.1.3 现代城镇化的动力机制 |
| 4.2 新疆城镇化内源动力机制 |
| 4.2.1 区位条件和优势资源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 |
| 4.2.2 人文社会文化对城镇化的引领作用 |
| 4.2.3 城镇建设资金支撑城镇化发展的基础 |
| 4.3 新疆城镇化外向动力机制 |
| 4.3.1 利用外资促进城镇化发展 |
| 4.3.2 对外贸易拉动城镇发展 |
| 4.3.3 旅游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 |
| 4.4 新疆城镇化市场动力机制 |
| 4.4.1 要素市场发展加速城镇化 |
| 4.4.2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 |
| 4.5 新疆城镇化政府动力机制 |
| 4.5.1 政府直接投资促进城镇化发展 |
| 4.5.2 行政区划调整推进城镇化建设 |
| 4.5.3 相关制度安排促进城镇化发展 |
| 4.6 新疆城镇化动力机制系统 |
| 4.6.1 内源动力是城镇化的重要支撑 |
| 4.6.2 外向动力对城镇化的拉动作用 |
| 4.6.3 市场动力在城镇化发展中的资源配置作用 |
| 4.6.4 政府动力在城镇化发展中的宏观调控作用 |
| 第五章 新疆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绩效评价 |
| 5.1 计量模型和方法 |
| 5.1.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5.1.2 指标的选取及处理 |
| 5.1.3 计量方法 |
| 5.2 新疆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回归检验 |
| 5.2.1 回归检验 |
| 5.2.2 回归结果分析 |
| 5.3 新疆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绩效评价 |
| 5.3.1 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绩效评价 |
| 5.3.2 动力系统对城镇化功能的支撑作用 |
| 第六章 新疆城镇化动力机制的缺陷及成因 |
| 6.1 四种动力机制的缺陷 |
| 6.1.1 内源动力机制的缺陷 |
| 6.1.2 外向动力机制的缺陷 |
| 6.1.3 市场动力机制的缺陷 |
| 6.1.4 政府动力机制的缺陷 |
| 6.2 动力机制系统运行中的协调性分析 |
| 6.2.1 内源与外向动力机制的协调性分析 |
| 6.2.2 市场与政府动力机制的协调性分析 |
| 6.2.3 四种动力机制的协调性分析 |
| 6.3 动力机制存在缺陷的成因分析 |
| 6.3.1 生态地理环境的制约 |
| 6.3.2 人文社会条件的制约 |
| 6.3.3 对外开放水平较低 |
| 6.3.4 市场发育不完善 |
| 6.3.5 行政体制改革缓慢 |
| 第七章 国内外城镇化动力机制经验及对新疆的启示 |
| 7.1 国外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经验 |
| 7.1.1 美国城镇化动力机制 |
| 7.1.2 巴西城镇化动力机制 |
| 7.2 国内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经验 |
| 7.2.1 东部地区城镇化动力机制 |
| 7.2.2 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动力机制 |
| 7.3 国内外城镇化动力机制成功经验对新疆的启示 |
| 7.3.1 推动城镇化的核心动力是经济发展 |
| 7.3.2 产业聚集和产业结构优化是城镇化的内在推动力 |
| 7.3.3 外向型动力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 7.3.4 政府推动是城镇化不可或缺的力量 |
| 7.3.5 市场化是城镇化的基础动力 |
| 第八章 新疆特色城镇化动力机制的重构与完善 |
| 8.1 重构新疆特色城镇化动力机制的原则 |
| 8.1.1 以人为本原则 |
| 8.1.2 可持续发展原则 |
| 8.1.3 城乡一体化原则 |
| 8.1.4 区域协调发展原则 |
| 8.1.5 维护边疆安全的原则 |
| 8.1.6 城镇适度规模原则 |
| 8.2 新疆各经济区城镇化动力机制的构建 |
| 8.2.1 市场动力主导的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化动力机制 |
| 8.2.2 内源动力主导的东疆经济区城镇化动力机制 |
| 8.2.3 外向动力主导的北疆西北部经济区城镇化动力机制 |
| 8.2.4 内源与市场并重的南疆东北部经济区城镇化动力机制 |
| 8.2.5 政府动力主导的南疆西南部经济区城镇化动力机制 |
| 8.2.6 政府动力主导的兵团城镇化动力机制 |
| 8.3 新疆特色城镇化动力机制有效运行的保障措施 |
| 8.3.1 做好城镇体系规划,协调区域城镇发展 |
| 8.3.2 加大财政投资力度,促进基础设施建设 |
| 8.3.3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培育自我发展能力 |
| 8.3.4 实施行政体制改革,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
| 8.3.5 构筑对外开放平台,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
| 8.3.6 加强公民社会建设,促进民族文化融合 |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结论 |
| 9.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 导师评阅表 |
（10）临夏回族自治州自治行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对象与选择依据 |
| 四、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五、研究框架与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
| 一、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
| (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多民族国家结构形式的基本理论 |
| (二) 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 |
| 二、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 |
| 三、民族区域自治的发展 |
| 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主要内容 |
| (一) 建立民族自治地方 |
| (二) 设立自治机关 |
| (三) 行使自治权 |
| 第二章 临夏回族自治州的设立 |
| 一、临夏回族聚居区的形成 |
| 二、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的系统研究 |
| 三、临夏地区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 |
| (一) 认真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并在探索中执行民族政策 |
| (二) 成立民族自治县 |
| (三) 大力培养民族干部 |
| (四) 进行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努力实现民族平等,增进民族团结 |
| (五) 社会主义改造和各项经济建设,为成立回族自治州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
| 四、成立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意义 |
| 五、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成立过程 |
| 六、临夏回族自治州的政区调整及形成 |
| 第三章 临夏回族自治州自治行政权的变迁 |
| 一、民族自治地方自治行政权的含义和特征 |
| (一)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行政权的含义 |
| (二)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行政权的特征 |
| 二、临夏回族自治州自治行政权的演变 |
| (一)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
| (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
| (三) "文化大革命"时期 |
| (四)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
| 三、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质是自治行政 |
| 第四章 临夏回族自治州自治行政权的运行 |
| 一、临夏回族自治州政府的职能 |
| (一) 临夏回族自治州政府的基本职能 |
| (二) 临夏回族自治州政府的特殊职能 |
| 二、临夏回族自治州的行政管理体制 |
| (一) 临夏回族自治州行政领导机构的建立及其变更 |
| (二) 临夏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的行政领导体制 |
| 三、临夏回族自治州的行政决策 |
| (一) 临夏回族自治州政府政策问题的来源 |
| (二) 临夏回族自治州的行政决策系统 |
| (三) 临夏回族自治州的行政决策过程 |
| 四、临夏回族自治州的行政执行 |
| (一) 临夏回族自治州的行政执行的体制 |
| (二) 临夏回族自治州行政执行模式 |
| (三) 临夏回族自治州行政执行中的制度支持 |
| 五、临夏回族自治州的行政监督 |
| (一) 临夏州回族自治州行政监察部门的专门监督 |
| (二) 临夏回族自治州审计部门的专业监督 |
| (三) 临夏回族自治州政府秘书处的工作监督 |
| 六、临夏回族自治州自治行政权行使的保障机制 |
| (一) 财政支持 |
| (二) 税收优惠 |
| (三) 扶贫开发 |
| (四) 民族教育 |
| (五) 民贸优惠 |
| (六) 专项补助 |
| (七) 计划生育 |
| (八) 其他优惠政策 |
| 第五章 临夏回族自治州自治行政的绩效评估 |
| 一、政府绩效评估的理论与方法 |
| (一) 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兴起 |
| (二) 关于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与模型的研究 |
| 二、临夏回族自治州政府绩效评估:纵向比较的视角 |
| 三、临夏回族自治州政府绩效评估:横向比较的视角 |
| (一) 人口发展 |
| (二) 经济发展 |
| (三) 社会发展 |
| (四) 发展潜力 |
| 四、1995-2004年临夏自治州发展排序的稳定性分析 |
| 五、总体评价 |
| (一) 与甘肃全省及全国的比较 |
| (二) 与全国30个自治州相比较 |
| 第六章 临夏回族自治州自治行政的发展 |
| 一、行政发展的内涵与临夏回族自治州自治行政发展的意义 |
| 二、临夏回族自治州自治行政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目标选择 |
| (一) 指导思想 |
| (二) 目标选择 |
| 三、临夏回族自治州自治行政发展的环境及动力 |
| (一) 临夏回族自治州的行政环境 |
| (二) 临夏回族自治州自治行政发展的动力 |
| 四、临夏回族自治州自治行政发展面临的障碍 |
| (一) 思想解放不够,观念转变滞后 |
| (二) 促进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措施乏力 |
| (三) 民生问题严重 |
| (四) 推动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尚未健全 |
| 五、临夏回族自治州行政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政策取向 |
| (一) 临夏回族自治州自治行政发展的主要任务 |
| (二) 临夏回族自治州自治行政发展的政策取向 |
| 结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余论 |
| (一) 作为公共政策的自治行政 |
| (二) 作为政治制度的自治行政 |
| (三) 作为法律的自治行政 |
| 三、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以西部开发为契机加快德宏州畜牧业的发展(摘要)（论文参考文献）
- [1]云南贡山独龙江乡的扶贫与发展研究[D]. 杨艳. 中南民族大学, 2018(05)
- [2]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之民族性欠缺与补偿研究 ——以四川藏区“9+3”免费职业教育为例[D]. 陈巧妹. 西南大学, 2017(04)
- [3]甘南藏族自治州生态城镇发展模式研究[D]. 张佩佩.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7)
- [4]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运力配置研究[D]. 戴跃武. 重庆交通大学, 2015(04)
- [5]基于区域资源经济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D]. 袁佳.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4(08)
- [6]当代青海海西蒙藏汉民族关系研究[D]. 李世勇. 兰州大学, 2014(10)
- [7]我国生态脆弱民族地区空间冲突及治理机制研究 ——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D]. 程进.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0)
-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研究[D]. 赵金亮. 西南交通大学, 2012(02)
- [9]新疆特色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D]. 张杰. 石河子大学, 2011(05)
- [10]临夏回族自治州自治行政研究[D]. 龚霄侠. 兰州大学, 2011(09)
标签：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论文; 新疆历史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