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农业系统自然灾害档案迫在眉睫

一、建立农业系统自然灾害档案刻不容缓（论文文献综述）

高世伟^[1]（2021）在《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文中指出基层治,则天下安。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保障。我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有着独特的政治传统,延续性很强,留下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体味历史文化中蕴含的治理思想,对推进我国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国家与豫北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具体体现。国家治理首先注重的是治理体系的构建。治理体系具有普遍性,豫北社会具有特殊性,所以,国家治理在豫北社会的实践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双重特征。国家治理的指导方针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有序。就清代民国时期的国家治理而言,清王朝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大统,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家认同问题。清王朝继承儒家传统,构建起了“家国一体”的政治认同,建立了以《圣谕广训》为指导思想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以“礼法体系”规范人们的行为。清王朝还通过军事和赋役制度来加强皇权,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渠道提升治理效能。就豫北地区而言,清王朝还关注民生,治理黄河,引导宗教信仰,治理邪教,以此来巩固以“忠孝”为核心的国家价值观。近代以来,在外力的作用下,国家认同面临挑战,加之西方国家的示范效应,豫北地区开始了向近代国家的艰难转型。国家治理的“滞后性”使清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代之而起的是意识形态混乱的北洋军阀,豫北社会动荡不安。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并未涉及到土地改革等民众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实践密不可分。国家非常重视地方官员的铨选,地方政府治理必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内,但又要因地制宜处理好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清代豫北县官主要来源于科举制度,民国以后,县官群体中受新式教育及留学归国人员者逐渐增多。豫北县官员负责的事务包括水利工程的修建、仓储与灾荒防治、慈善救助与教民生计。还通过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贯彻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县官还负责征收赋税,清初有田赋、丁徭之征,“摊丁入亩”之后,田赋和丁徭合一。豫北县政府存留款主要用于县级各项行政支出。尽管里甲、保甲并不属于正规的官僚体系,但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里甲负责徭役,保甲负责社会治安、教化。豫北官员通过保甲建立了严密的社会治安体系。地方政府不但贯彻国家意志,还承载着来自基层社会的监督反馈。豫北县官不仅教化百姓,而且通过宗族、乡里组织、士绅阶层治理基层社会。神的信仰只是一个载体,这种载体承担着国家意志,豫北汤阴为岳飞故里,崇祀岳飞是为了构建民族团结和民族认同的心理认同,倡导家国一体的忠孝价值观,这种观念在地方官员和地方精英的努力下延伸到基层社会,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传教士在豫北的发展经历了由排斥到融合的过程。晚清以来,豫北州县官员的频繁更换预示着原有治理体系的崩溃,豫北地区成为军阀混战的战场。民间社会的地方自治,必须融合国家与地方政府。所以,皇权并不止于州县,而是延伸到州县以下。宗族社会以血缘为纽带,豫北地区人口主要是明清山西移民的结果,宗族组织并不发达。士绅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包括社会救助、修桥补路等公共事务。乡里组织在基层发挥着完粮纳税、维持治安、清查户口的重要作用。保甲作为地方基层组织,负责乡民的教化、户籍、赋税、力役、缉盗、平讼等事宜。豫北地区河流众多,民间多崇祀水神和金龙四大王信仰,具有典型的实用主义特征。豫北地区民间戏曲、小说等具有娱乐身心,调节情绪,繁荣民族民间艺术,促进商贸,繁荣市场,文化传承,精神依托等作用。晚清以来,豫北社会的自治化倾向越来越强,联庄会、自卫团、会道门林立。民国时期,豫北地区帮派林立,民不聊生,爱国仁人志士深刻揭露旧道德的弊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豫北的传播。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是维持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千千万万百姓的切身利益,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和重心。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不仅仅依赖国家层面的设计,民间社会是国家进行审视、改造、批判的对象,清王朝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社会,帝国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所以说,清代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主导下的官民合治。豫北地区体现的是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的矛盾。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不仅需要精英阶层的思想转变,更需要广大民众的观念转型。

吴莉婷^[2]（2021）在《全面抗战时期的西北工业考察团研究（1942-1943）》文中认为早在民国初年,孙中山就提出了开发西北的理念,最终虽未能落实,但是社会各界考察西北的步伐并未停止。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的持续入侵使得华北、华东等地区大部分沦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采取南进战略,1942年4月攻陷缅甸,切断滇缅公路,封锁了中国陆上最主要的国际交通线。于是国民政府不得不将目光转向深处内陆的西北地区,试图一方面将西北打造为新的抗战根据地,另一方面从西北出发,开拓陆上国际交通线,摆脱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因此越来越多的团体或个人前往西北进行各项考察活动。1942年蒋介石亲临西北考察之后,鉴于西北拥有丰富的工矿资源,工业发展前途良好,发布了一系列开发西北的政策,开发西北活动再次被提上日程。因此经济部决定约集工业界重要人士组成西北工业考察团前往西北考察。此次考察活动以明确西北工业资源、拟定设厂计划为目的。经过月余准备,成行团员共21人,由林继庸率领从重庆出发,考察范围遍及陕、宁、甘、青、新五省。考察团不仅详细记录了各地工矿资源、工业相关产业、基础设施等,并在详细分析各地工业前途后提出相对应的开发设想。此次考察活动耗时四月余,之后社会上主张开发西北的呼声更加热烈;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工业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强,制订颁布了更多开发西北政策。在西北工业考察团的影响下,更多企业家前往西北设厂开矿,西北工业取得了一定进步。西北工业考察团是在抗日战争特殊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是国民政府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实行的开发西北战略准备之一,虽提出了一系列开发设想与计划,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践;但并未长远的开发规划与目标,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最后由于种种困难的限制,该团所提出的设想在实践中并未完全实现。

张希^[3]（2020）在《运河停漕与鲁西经济社会变迁（1901-1937）》文中指出本文是对水利政策影响下的社会史考察。选取经历运河停漕这一历史事件后的鲁西区域作为研究对象,这样一个具有与众不同背景的区域,为探索考察社会的经济变迁、文化生活和生态环境诸多方面内容,提供了一个极为广阔和开放的研究平台。通过将运河放置在社会发展的脉络中进行审视,利用视角转换、脉络梳理和史料挖掘,多方面考察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分析运河停漕折射出的鲁西区域社会发展景象,探究山东运河区域社会与整个中国社会变迁相吻合的共有时代趋势,以及在运河兴衰影响作用下呈现出的独特变迁过程。试图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填充运河停漕与区域社会研究的学术体系,以及探究由此形成的区域社会独特的历史发展路径。本文分为七章,加上绪论与结语共分九个部分,每一部分既独立成篇,同时又与其他章节存在逻辑关系,共同构成了整篇论文的主体。绪论部分主要是学术史回顾,对此前关于本课题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与探讨,同时对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范围和写作方法进行说明与介绍。第一章,将鲁西社会经济的变迁置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时代背景下,历史地辩证地分析导致漕粮河运结束的内外部要素,从多角度立体透视和分析运河停漕的动议及实施过程。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运河停漕前后,为应对运河停漕这一宏大国家政策的时代转折,从中央到地方的水利管理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随之进行了一系列的适应性调整。第三章,通过地方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分析了山东南运湖河疏浚事宜筹办处以及山东运河工程局围绕地方实际展开的水利治理活动,肯定现代科学技术为水利事业带来的崭新理念。第四章,通过剖析环境变迁与水利纠纷之间的关系,将水利纠纷放在社会发展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展示村际、县际、省际相邻利害关系群体之间的博弈,对环境变迁、资源整合、民众心理等诸多因素对解决水利纠纷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第五章,主要叙述了在自然灾害及兵匪变乱因素的影响下,当社会平衡被打破之后,对鲁西民众的社会心理和生产生活造成的巨大影响。第六章,在新式交通工具兴起的背景下,对运河停漕、航运发展、铁路开通、公路兴筑后的区域社会做出分析,希望以此勾勒出乡村与城市、中心与边缘、鲁西地区与其他地区各层次的动态轨迹,探索鲁西地区寻找经济新的增长点的实施路径。第七章,通过士绅活动、民众生活、风俗改良等作为切入点,梳理鲁西地方社会治理中传统与现代并行的应对举措,其中既有政府行政的强制力量,也有士绅民众的自觉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民众信仰观念、行为准则以及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型。

杜文彬^[4]（2020）在《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文中认为作为应对21世纪人才需求挑战的战略举措,我国STEM教育的政策要求与实践探索方兴未艾,急需系统的基础研究和理论成果支持。与此相对照,美国作为最早开展STEM教育的发达国家,其推动STEM教育的历史脉络和经验教训,对于深化我国STEM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尤其是本土化的课程理论建构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美国STEM教育以20世纪80年代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提出“科学素养”作为开端。短短三十几年间,其已完成从科学教育改革思潮到实体课程的进化,并依托STEM学校,以“必修课”形式嵌入到课程体系之中。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美国STEM教育的生长空间构筑于学校教育人才供给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之间的差异。学校教育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手段、课程评价以及课程管理机制与社会人才需求的数量、类型、规格之间存在多重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STEM教育的发展动因。以STEM教育发展多重矛盾的结构变化与矛盾解决主体在不同“行动者”间的转换为依据,可将美国STEM教育发展划分为STEM教育思想萌芽、课程体系初建、制度化推进以及标准化课程建设四个阶段。这背后既体现着学校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大潮的回应,也凝结着科教精英、民间团体以及政府等不同利益团体以教育改革回应社会矛盾的斗争与妥协。20世纪80年代至2000年是STEM教育的思想萌芽时期。美国政治经济发展新格局带来大量高素质劳动力需求,面向少数精英的结构主义教育已经难以满足新的人才结构需要。为解决上述矛盾,科教精英发起了以STS运动、2061计划为代表的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以破除科学教育精英化的弊端。这次改革使科学教育呈现出大众化、素养化、跨学科整合以及标准化等有别于传统科学教育的新特征。STEM教育理念内核,包括面向国家劳动力需求的培养目标、跨学科整合的课程内容、秉承建构主义理念的教学方法、以及具有标准化评价烙印的课程评价,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构筑起来。尽管“STEM”这一专用术语尚未出现,其思想萌芽已经孕育在科学教育改革之中。但由于工程教育在STEM整合中缺乏实质性的地位,STEM教育尚未形成正式概念,也难以脱离于传统科学教育框架而获得自主发展。以“STEM教育”专门术语在2001年的出现为标志,2001年至2005年STEM教育处于课程体系初建阶段。随着美国不断向第三产业转化升级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海外精英对STEM工作岗位的占领,硬科学在美国学校教育中不断式微。为保证市场中STEM专业人才储备,以工商业主利益为代表的民间组织纷纷要求学校加强硬科学教育。这一诉求为工程教育进入基础教育体系开辟了通道,使STEM教育获得“工程”拼图,实现了其概念的完整建构。完成概念建构的STEM教育在大型学术团体主导下实现了课程开发、教学设计、教师专业发展方面的长足进步,课程体系建设初见形态。但由于发展主体各自为政,STEM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也呈现出各课程要素发展不均衡、发展动力受限等缺点。要应对伴随再工业化战略而来的STEM人才需求大潮,就必须在课程管理体系中做出调整,在更强力量的主导下实现整体推进。伴随着2006年《崛起于聚集的风暴之上》报告的发布,STEM教育正式进入联邦视野。2006年至2011年是STEM教育制度化推进阶段。为配套促进制造业回岸的再工业化战略,美国政府通过财政支援、整体规划、项目引导以及法令保障手段,强势主导着STEM教育发展。同时,联邦政府还统合各利益主体形成发展合力,实现了STEM教育国家战略式推进。该阶段STEM教育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各种STEM课程设计与实施层出不穷,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也由于财政的突然倾斜,该时期STEM教育呈现一种聚焦价值讨论而轻视实践质量的状态,功利主义与形式主义危机接踵而至。以201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对全美STEM教育项目的质量审查为开端,STEM教育进入标准化课程建设时期。为应对美国STEM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危机,曾一度缺位的课程专家重新主持STEM课程改革。以课程专家为主导,各发展力量通过构建横纵衔接的一贯制课程体系、开发聚焦学生自主探究的教学设计、以及制定州级STEM课程实施标准,实现STEM教育的标准化课程建设,并构筑起“联邦主导——地方规范——学校自主开设”的课程实施体系。至此,STEM教育依托STEM学校,以必修课身份在学校课程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纵观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可发现STEM教育各个阶段都和特定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背景紧密相连,有其独特的发展机制,包括从外力推进与内部自觉的发展动因机制,以工程为基点的跨学科内容整合机制,以及由多元走向统一规范的课程实施机制。我国STEM教育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呈现着发展力量自发性、课程开发多元化与课程实践零散化等特点。从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梳理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中的相关经验、教训与发展机制,对接我国STEM教育本土化发展现状,本研究认为美国STEM教育发展对我国具有以下发展启示:首先,在与“结构”的关系上,应适度超前于社会发展与学校教育间的矛盾暴露;其次,需联合各方“行动者”发挥多元主体共同推进效用;最后,还要遵循科目发展的一般规律,尤其在内容开发机制与实践机制上要契合我国当前教育发展背景与育人要求,选择适配的发展方式。

闫晓玉^[5]（2020）在《1929-1949年甘肃省植树造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20年代,甘肃省的森林资源流失严重,经济社会发展与森林关系密切,造林工作亟待开展。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七项运动,正式把植树造林提到了国家重大运动的地位,全国掀起了植树的高潮,甘肃省政府也积极响应造林运动的号召印发造林宣传材料、制定造林计划,在全省沿河隙地、沿路以及荒山地区栽植树木。30年代实业部开始重视甘肃省的造林工作,划拨一定的经费支持。到40年代,甘肃省有了专门的造林运动委员会来负责植树造林工作,各县乡镇制定了适宜于地方的造林办法。为维护造林工作的成果、提高林木的存活率,护林工作显得格外重要,甘肃省为保护林区原有树木和新栽林木而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法规。植树造林是一项长期的工作,甘肃省鼓励民众、各机关团体积极参与。1934年以后,乡镇保甲主要负责以及监督造林工作的开展。植树造林的同时,也加强对原有林的保护。1929年至1949年的二十年间,甘肃省的植树造林工作虽然困难重重,进展缓慢,但经过努力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谢吟龙^[6]（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武进农村改进研究》文中认为武进地理位置优越,气候适宜,传统农村经济较为发达;但是进入民国以后,由于环境日益恶化,社会经济走向衰落,农民生活日益贫困。武进农村改进亟待进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乡村建设思潮兴起和发展的影响下,顾树森的农村改进思想逐渐形成,并在就任武进县长后制定了实验计划。虽然顾氏不久离职,但是地方士绅于1930年积极将计划付诸实践,武进农村改进由此开始。到了1932年,在武进县政府主导下,以官民合办的方式组织成立农村改进指导委员会,整合吸纳地方士绅的实践,全面推进改进计划。农村改进指导委员会作为武进农村改进的主要领导机构,其通过建立自上而下、层级分明的组织系统开展工作,而且在实践中优化了组织架构,为推行农村改进提供了组织保障。此外,县政府还设立了各类教育馆以专门推进农村教育的发展。以政府拨款和自主筹集相结合的多元化资金来源渠道共同维持着改进事业的正常运行。武进农村改进是对农村社会进行的较为全面系统的变革,其主要内容可归为经济和文化两大方面。在经济方面,农事改进不仅在优良品种推广和副业发展方面均取得了不菲成绩,而且还成功通过参与和举办农产品展览会推进了改进事业;合作事业紧密联系武进农村发展的实际并取得了较快发展,在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上起到了很大作用;河道疏浚工作成效显着,灌溉的发展从技术提升到采取新的经营方式,为农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文化方面,积极发展地方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教育的整体发展在苏南处于领先地位,为武进社会逐步走向近代化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文化基础;大力改易风俗习惯,多策并举培养卫生习惯、治理烟毒赌博和破除迷信思想,在建立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文化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农村经济与文化的改进共同推动了武进农村向近代转型。农村改进虽然推动了武进社会经济的较大发展,但是领导农村改进的组织机构和县政府的各职能部门之间缺乏密切配合,无法全面落实各项改进政策;地方自治因行政区域的频繁变动和地方各项制度的不完善而没有实行。因此,武进农村改进对当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王淼^[7]（2019）在《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新疆建省为切入点,以历任巡抚的治疆活动为中心,在晚清被迫从“大一统”天下观的天朝逐渐转型整合到“多元一体”的近代民族国家背景下,综合运用民族学和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考察历任巡抚治理新疆的施政历程,并从政治、边防、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及对外关系等方面,全面分析其治疆政策与措施等方面的利弊得失,探索和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供当今边疆治理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发展借鉴和参考。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介绍在西方民族国家主导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清朝收复新疆后,统治阶级经过“海防”“塞防”国家战略走向的激烈争论,最终放弃了在边疆与民族地区延续千年的“因俗而治”“羁縻而治”等传统治理边疆的政策与措施,废除旧的行政体系,设立善后总局,最后建立行省、设置巡抚,新疆逐步实现了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改变了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模式。第二章讨论了新疆建省设抚初创时期的边疆治理情况。“建省设抚”的实施正值新疆收复不久,各方面百废待举。首任巡抚刘锦棠及护理巡抚魏光焘对外整军固防,对内废除军府制下的旧制度、政策,采取了各种稳定民生的措施,以便让新疆社会与经济尽快得到恢复与发展。通过刘锦棠与魏光焘的努力,新疆在建省以后的社会局势逐渐趋于平稳,各种制度不断完善,为新疆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章探讨了先后继任新疆巡抚的陶模、饶应祺,前两任巡抚主要以恢复发展,保障稳定为主,大规模洋务还来不及筹办。这一时期虽然外部英俄列强一直觊觎新疆,内部社会局势也非持久太平,但在前任巡抚治理边疆的基础上,陶模、饶应祺大力推行洋务,加强武备、力行屯田、促进教育,使得新疆政令基本通达、社会基本稳定;新疆的边防、吏治、整军、教育等方面都有了显着的发展,促使新疆向近代化转型过程中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一时期新疆各方面发展都有显着提高。第四章、第五章探讨了清末“新政”及预备立宪后新疆巡抚的边疆治理情况。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洋务运动的破产、维新变法的流产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清廷被迫实行“新政”与预备立宪。“新政”及预备立宪的实施对西北边疆的政治、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军事边防等诸多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潘效苏、吴引荪、联魁等几任巡抚对新疆的兵制、警政、文化教育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到袁大化在任时期,新疆甚至已经有了修建铁路的构想。但这一时期新疆巡抚更换频繁,社会危机加深,最终在“辛亥革命”的摧枯拉朽下,清朝灭亡,新疆省与内地所有省份一样,最终都走向了共和。对晚清新疆历任巡抚边疆治理经验与教训的回顾与总结,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镜”,探索边疆治理的规律,更好地服务于当今新疆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大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李小庆^[8]（2019）在《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文中提出“下河”是指淮扬运河以东、黄海以西、运盐河以北、废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域,在明清行政区划上隶属淮扬二府。明嘉靖中叶以后,下河地区经济整体趋于衰败,同时局部地带却保持着持续性商业繁兴,对此经济现象,学界尚乏系统考察。与以往基于环境、灾伤、漕运、盐业等视角的专题研究只是旁涉下河地区不同,本文以下河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地方社会与民生视角,正面考察该地水利、农业、商业、盐业及百姓生活情状等历史面相,清晰呈现地区经济面貌的具像图景与变迁轨迹,藉以提炼影响下河经济演变的诸种要素,追问形塑该地经济格局的根由。最后以下河为个案,试就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稍作申说。大致结论为:明中叶以来下河水利环境的恶化是国家政策逐步推演实践的结果。明代治黄以保运为先,造成淮河入海通路被侵占,遂使淮扬运道、祖陵与下河地区同罹水患。鉴于祖陵、运道对皇室与国计的特殊意义,下河被迫成为排泄区。清廷虽曾积极救治下河水利,却未能变更下河作为排泄区的角色设定,主要原因在于固守保运通漕政策,而缺乏稳定的资金投入能力及有效的统筹管理机制,则进一步削弱了下河水利的治理效能。由于水利环境难以根本改善,灾伤频发,使得作为下河主导产业与经济命脉的农业生产面临着巨大阻碍,具体表现在田地大量损毁、耕作效率低下、种植制度与节奏变动引发的产能减损、再投入能力弱化等多个层面。就农业收成评估,晚明多属欠年,清代黄河北徙前欠年亦占据近半光景,下河农业根基被彻底动摇。下河发达的内外交通网络,为商品流通与贸易开展提供了便捷条件,商业得以发展。但其发展也面临着运河商贸波动、商品附加值低、商品生产缺乏稳定性等限制性因素。尤其是生产稳定性的缺乏直接导致了下河商品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双重萎缩,商业发展只能更多地倚赖交通优势带来的规模性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形成的强劲消费。这不仅导致下河经济与商业活动空间龟缩一隅,也放大了商业发展的潜在风险。下河部分人口、土地资源被规定用作盐业生产,但在国家政策框架下,下河百姓却难以从盐业中获利。无论是“食盐”还是“肩挑背负”政策,皆属蝇头微利;盐商通过善举将部分盐利分润于下河,但却不构成对下河经济的有效“反哺”;下河百姓以及外来人群的勾连贩私,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秩序的稳定。从付出与回报角度考量,盐业并不因下河“所有”而构成天然的优势发展资源。资源对于资源所在地的意义主要取决于国家对资源的利用与分配机制。由明入清,下河百姓承担的赋、役负担皆有所减轻。依托于宽广的水面,以及河工、盐业、漕运释放出来的工作机遇,失地百姓尚有多种谋生途径可供选择,但大多数生活贫苦。国家的蠲赈举措虽能缓解灾伤引发的民生伤害,却无力兜底因政策性致灾造成的民生窘境,亦无法扭转下河整体衰败、贫困的命运。下河士绅曾力图改变地方的生存窘境。在水利方面,他们虽明了致灾缘由并有所申说,但却深知事涉国计,并未对国家泄水行为本身进行强烈抗拒,终难达成整体改善水利的目标。赋税减免的努力成效则基本取决于国家财力是否许可。可见下河士绅面对水利环境恶化及由此引发的地方窘境及衰变命运,实属无能为力。整体而言,环境、国策与地方士绅构成了理解下河经济演变的要素。环境是下河经济演变的基础。该地交通、稻作、盐业等优势皆基于环境生成,这既构成了下河经济演变的底色,也成为国家与下河发生关联的背景条件。下河因运道、盐业与国家经济密切关联,成为国家财赋的核心承载区域,这让下河经济演变在环境禀赋之外,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下河因保运政策被迫成为泄水区,农业因之衰败,地区经济失去了自主造血的能力。基于漕运政策带来的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带动了商业的勃兴,但同时泄水也让下河失去了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难以充分利用交通优势构筑起广泛的商品交流,商业繁兴局促一隅。最终,基于国家政策形成的局部商业繁荣与政策性泄水引发的下河农业衰败交织共存,构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两层皮现象。下河被规定为盐业生产提供资源,但却被排斥在盐利分配格局之外,纯然成为盐课提取地。而维护运道及驿递供给则给下河百姓带来了极大负担。另一方面,国家治水形成的间歇性水文环境改善、漕盐运带来的谋生机会以及国家的积极蠲赈举措,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农业衰败引发的生存危机,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但国家政策造成的消极恶果与积极成效不可等量齐观,毕竟在国家政策的作用下,下河百姓陷于普遍贫困,地区经济也因此衰败沦落。国家的积极作为只是履行维系地方秩序、保障民生最低生存底线的职责,而非助力地方摆脱贫困状态。下河士绅试图改善地方生存窘态,然收效甚微,根本无力左右该地的经济面貌与发展态势。对明清下河经济而言,国家政策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下河的历史演变,构成了帝制时代基于国家政策与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变迁的典型个案。这提示区域经济受制于国家大的经济结构,多扮演国家既定性经济角色,本身并不具备脱离国家而独立演进的能力与途径,所以区域史研究需放置于全国性经济结构中进行审视,充分考量“国家”要素。下河士绅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有限,并未表现出对地方的支配性影响,下河因此绝非“士绅社会”。如此,在对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解读时,既不可强行谋求统一的解释模式,也不可将单一区域模式推演、默认成全国模式。至于何为帝制后期地方社会的支配力量,可能还需更多的个案呈现,方能周至论说。

冯佳^[9]（2019）在《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文中研究说明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发生在敌后抗战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此次灾荒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极其严重的灾荒,持续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灾害种类之繁令人震惊。为何这场灾荒前后历时两年并造成如此巨灾,其中不仅包含着自然因素,而且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因素。这场灾荒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数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如何救灾以及能否救灾,直接关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生存发展以及政权的稳固,更关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兴衰成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救助灾荒作为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极大重视。在领导根据地政府和军民救助中原大灾荒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救助灾荒视为责无旁贷的政治任务与历史使命,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救灾思想中的精髓,沿袭了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救灾机制与程序,而且将救灾上升到政治高度,将其视为凝聚民心、改造农村、促进社会变革、激发抗战决心的重要抓手。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以生产自救为根本原则,舍弃了“政府包办”的依赖型救灾体制,将治标措施与治本措施结合起来,采取了以积极生产为主、政府帮助为辅、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化救灾模式,从而帮助军民成功抗击了灾荒,使党政军民关系更加和谐融洽,并促进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救灾的成功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同时为当前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全文分为绪论与正文两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中原大灾荒的学术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相关概念界定以及创新点与难点。正文总共包括六部分内容:第一章:灾情概述。介绍了中原大灾荒的受灾区域以及自然灾害种类。此次灾荒涉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北平、陕西、安徽北部、湖北北部等黄河中下游的广泛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受到极大影响。灾荒具有时代背景复杂、受灾区域广泛、灾种循环相生等特点。形成灾荒的原因包括自然因素、日军侵略、国民政府迟缓救灾等自然原因与社会原因。此次灾荒对人口、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造成严重影响。第二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应急救灾举措。灾荒发生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立即采取宣传动员、发放粮款、减免税负、社会互济、节约募捐等应急救灾举措,这些“治标”措施对于遏制灾荒蔓延、缓解灾情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发展救灾举措。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在采取“治标”措施的同时,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激发群众战胜灾荒的内生动力,必须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自发进行生产自救。因此,中国共产党带领政府和军民采取了兴修水利、抢种补种、发展纺织、建立合作社等“治本”措施,从而逐渐形成了标本兼治的救灾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救灾效果。第四章:党政、社会体制与救灾。根据地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陆续开展了整风、精兵简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运动,这些运动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救助灾荒而开展的,但是促进了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间接起到了利于救灾工作的效果。第五章:中国共产党领导救助中原大灾荒的成效、特点与现实启示。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战胜了灾荒,保证了军民的基本生活,稳定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并推动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这次救荒的主要特点是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从单纯救济转向服务抗战大局。这次救荒也为当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宝贵的财富。

黄恽^[10]（2019）在《基于黑名单制度的农资领域信用体系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资安全问题关于国计民生。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出台农资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完善农资信用体系建设。农资信用体系存在经营主体信用意识薄弱、监督缺位、地区发展不均衡的情况,假冒伪劣、农资用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农资信用体系建设刻不容缓,事关重大。黑名单制度对于农资信用体系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不仅能够有效地促进农资领域信用体系的构建,而且通过规范的奖惩机制,能够进一步促进行业自律,打击违法犯罪,从而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本文从现实背景,阐述了农资信用体系中黑名单制度建立的研究背景、目的意义、研究内容及技术路径。通过综述国内外信用体系建设的理论研究及实践探索,以市场主导、政府主导、会员制形式下的三种主要农资信用体系模式为借鉴,分析国外信用体系建设的优缺点,阐述农资领域黑名单制度的研究现状。深入结合农资、农资市场和农资信用体系定义及特征,分析农资领域黑名单制度建立的现有情况,结合我国农资领域存在的信用缺失问题,阐述黑名单制度在农资领域里中运用重要作用和意义。并就黑名单制度构建从宏观层面设定了建立的前期、中期和后期闭环程序,明确各环节的要点;在微观层面,利用成本-效益分析和博弈模型,分析黑名单制度实施时、惩戒性制度设置对于提升信用规范的效果。通过结合实际分析我国探索建立农资领域黑名单制度的路径,具体以浙江省信用档案建立现状为切入点,结合杭州和安吉两个实际案例,从多方面分析我国农资领域黑名单制度实施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最后通过一系列的分析、阐述、论证,针对现有问题,提出完善基于黑名单制度的农资领域信用体系建设的完善途径。

二、建立农业系统自然灾害档案刻不容缓（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建立农业系统自然灾害档案刻不容缓（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全面抗战时期的西北工业考察团研究（1942-1943）（论文提纲范文）

（3）运河停漕与鲁西经济社会变迁（1901-1937）（论文提纲范文）

（4）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5）1929-1949年甘肃省植树造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武进农村改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论文提纲范文）

（8）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10）基于黑名单制度的农资领域信用体系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建立农业系统自然灾害档案刻不容缓（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至民国豫北基层社会治理研究[D]. 高世伟. 河北大学, 2021(09)
• [2]全面抗战时期的西北工业考察团研究（1942-1943）[D]. 吴莉婷.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3]运河停漕与鲁西经济社会变迁（1901-1937）[D]. 张希. 山东大学, 2020(01)
• [4]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D]. 杜文彬.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5]1929-1949年甘肃省植树造林研究[D]. 闫晓玉. 兰州大学, 2020(01)
• [6]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武进农村改进研究[D]. 谢吟龙.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7]晚清新疆省巡抚治疆政策研究（1884-1912）[D]. 王淼.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8]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D]. 李小庆.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9]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D]. 冯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基于黑名单制度的农资领域信用体系优化研究[D]. 黄恽. 浙江工业大学, 20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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