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狐妖故事：文化偏见下的胡人形象

一、早期狐怪故事:文化偏见下的胡人形象（论文文献综述）

宋若谷,沙武田^[1]（2020）在《敦煌壁画中女性外道表现手法发覆》文中研究指明外道形象是佛教艺术中常见的题材,广泛见于印度、中亚、西域、汉地艺术当中,其外貌特征是传统的婆罗门人物形象。我们注意到,佛教艺术中的外道形象多为男性婆罗门形象,相对而言女性外道在佛教艺术中出现较少,故长期乏人关注。但通过仔细梳理敦煌壁画,可以看到在降魔成道图、劳度叉斗圣变、报恩经变等绘画中有特定的外道女性形象。颇为有趣的是,敦煌壁画中女性外道的形象前后有变化,早期是中亚西域式青年美女和婆罗门老年丑妇人形象;至唐代则基本以汉地贵妇人形象表现,同时在壁画中也有将外道婆罗门女性画成胡人女子的形象;西夏降魔成道图壁画中则是西夏贵夫人和魔女形象。总体观察,画家在处理外道女性形象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化是主要的线索。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实是受汉文化和传统社会中对女性女德标准规范的左右,同时汉人社会对外来女性的文化偏见,导致汉地包括佛教艺术在内的历史形象资料中对外来女性艺术表达的歧视现象。透过敦煌画中外道形象的表现手法,不仅能看到汉文化中外来艺术转变的轨迹,也可以看到受偏见文化影响下的歧视性艺术。

孙惠欣,李君^[2]（2019）在《《太平广记》中狐形象文化内涵解析》文中提出谈到狐,中国人对它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生物属性,狐在人们的观念中被妖化、被灵化,也正源于此,它常出现在文人尤其是小说家的笔下。狐故事在古代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间狐信仰的兴盛。作为中国古代文言纪实小说的第一部总集,《太平广记》中收录了大量宋前神怪故事,其中《狐卷》中有83则狐故事,这些故事中塑造了一系列生动有趣、性格各异的狐形象,这些狐形象背后隐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狐形象的地域化、狐形象的胡化、狐形象的宗教化、狐形象的女性化等方面。同时,这些狐形象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李君^[3]（2019）在《《太平广记》中的狐形象研究》文中认为作为中国古代文言纪实小说的第一部总集,《太平广记》中收录了大量的神怪故事,其中讲述狐故事的有9卷,共83则,在全书动物类故事中占比最大。这83则狐故事中记载了形形色色的狐形象,其中有66则为唐人作品,非常生动地展现了唐代狐故事中狐形象的群像。谈到狐,中国人对它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生物属性,它在人们的观念中已经逐渐被妖化和灵化,成为一种蕴含丰富的动物形象。可以说,狐在中国文化中承载着太多的文化内涵,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载体。也正源于此,狐便成为小说家笔下青睐的对象,与它相关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经久不衰的题材。狐故事这一题材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古代民间狐信仰的兴盛,狐信仰在中国也有着特定的文化背景,它的兴盛原因有多方面因素,如狐本身的特性、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以及民众心理的影响等。狐信仰的兴盛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便是狐题材文学作品的产生。另外,《太平广记》故事中的狐形象大都个性不一,它们或知恩图报,或作祟报怨。除了这些性格各异的狐形象之外,其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内涵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如狐形象的地域化、胡化、宗教化及女性化等。《太平广记》作为“小说家之渊海”,它所收录的作品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不可低估,其中的狐故事亦是如此,对之后狐题材文学作品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关于《太平广记》故事中的狐形象,目前还未有学者研究其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内涵,从这个角度入手分析有助于为之后的研究带来不同的研究角度;其次,对这些狐故事中的狐形象进行分类也是一处创新,有助于更系统地对这些狐形象进行分析。从目前学界研究成果来看,还没有出现专门研究《太平广记》中狐形象的学术专着或学位论文,偶有零星的期刊论文涉及于此,也只是对其中的狐形象进行了简单的分类与概括,并未涉及到这些狐形象背后的文化内涵。因此,本论文以《太平广记·狐卷》中的狐故事作为文本,以狐形象为切入点,深入阐释狐形象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内涵,以期丰富狐形象的研究成果,拓宽《太平广记》的研究视野,为学界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董舒心^[4]（2018）在《汉魏六朝婚恋小说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讨论汉魏六朝婚恋小说,正文分为五章,另加两个附录。第一章探讨古典婚恋小说的起源问题。婚恋神话代表了民间故事从源头上对婚恋小说的影响,和婚恋有关的神话传说早在形成阶段就已经蕴含了后世婚恋小说中常见的一些母题。以《汉武故事》《西京杂记》为代表的杂史文学对于婚恋小说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宫廷美人题材或者说帝王妃子故事上,这是由史书和杂史的内容决定的。杂传文学以《列女传》《孝子传》为代表,它们模塑和反映了汉代的感情观,汉代不提倡男女深情,而是大力倡导专一贞节和孝道至上的封建女德。汉魏情赋、乐府诗与婚恋小说的产生也有关系,因为婚恋主题是宫廷文艺的内容之一,赋体文学、乐府诗、古小说对婚恋主题的表现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宫廷文艺环境的影响,同时这也导致不同文体之间在题材和艺术手法上互相影响。第二章考察以异性人神（仙）之间的邂逅和交往故事为主要内容的“人神恋”小说,将相关文本分为与民间故事相关的小说、仙道小说和文人小说三类进行观照。有相当一部分人神恋小说的文本和母题来源于民间故事,按照民间故事类型的归纳,可以分为天鹅处女型、螺女型、仙窟艳遇型和仙女下凡型故事四类。六朝道教人士创造的仙道小说中有不少人神遇合故事,其中,西王母下凡故事和神女降真故事是具有代表性的两大类型。这一时期和西王母仙话有关的小说众多,有些文本在内容上有明显的承袭痕迹,但寓意又有所不同。而神女降真故事则以《真诰》中的人神遇合故事为代表,在《真诘》中,神女降真用宿命姻缘来诱导凡人向道求真被认为是一种重要有效的启迪手段,并体现出上清派强烈的禁欲倾向。六朝时期还有一部分成于文人之手的人神恋小说,文人作者主体意识对小说的渗透是有过程的,《成公智琼》《杜兰香》等代表了早期文人记录式的人神恋小说;《拾遗记》《洞冥记》作为方士小说和文人小说的混合体,其中的宫廷美人故事呈现出明显的向人神恋转化的倾向;六朝末期文人创作的人神恋小说《稽神异苑》和《八朝神怪录》是第一批纯粹的文人小说,在艺术手法和主旨精神等方面对后世小说都影响重大。汉魏六朝人神恋小说以“女神男人式”占绝大多数,女神主导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六朝时期民间信仰对女性神只的认识、唐前小说的作者队伍是一个单一性别的男性群体、“神女”文学传统的影响等。第三章讨论汉魏六朝时期的人鬼恋小说,人鬼恋小说可以分为“幽婚小说”和“亡魂小说”两类,前者指至少一方为鬼的婚恋故事,人与鬼或鬼与鬼之间的婚恋行为是“幽婚”小说中必备的要素;而“亡魂”小说中的婚恋行为在主人公生前发生,主人公去世后虽然以亡魂的形式参与生者的生活,但通常没有人鬼婚恋的展开。“幽婚小说”按照男女主人公相遇方式可分为登门自荐型、再续前缘型、路遇入冢型和幽冥邂逅型四类,其中有些作品在艺术上比较成熟,比如《卢充》《王敬伯》等。“亡魂小说”中的人鬼恋故事可以分为亡魂眷恋型、亡魂告别型、亡魂责罚型和亡魂报恩（仇）型,亡魂小说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魂魄、情性和生命的认识,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死而复生”母题、“人鬼生子”母题和“随葬重现”母题是人鬼恋小说中三个重要母题。“死而复生”母题表现为形体复活和亡魂重返两种形式,前者与房中术和“宝精”思想有关;“人鬼生子”母题具有推进情节发展的文学功能和表达生命意识的文学意义;“随葬重现”母题的产生与汉魏六朝时期盗墓活动的盛行有重要关系,也与古代男女交往方式有关。人鬼恋小说的产生与冥婚民俗、鬼魂信仰和盗墓活动有关,其中女鬼小说多于男鬼小说,原因在于女性的生存状况特别是未婚而卒少女对婚姻的需求、传统阴阳观及“阳精崇拜”心理、作者的男性中心立场等。第四章研究的“人妖恋”小说以“精怪化形为人与凡人婚媾”为基本内容,它分为两种类型:“男妖女人式”和“女妖男人式”。男妖女人式小说可以分为男妖摄妇型、假冒骗情型和惑乱闺门型三类,女性在情欲和感情上受到的压抑是“男妖女人式”小说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但在根本上,男妖小说要反映的不是性爱生活,其主题在于家庭伦理的破裂与寻求秩序的重建。“女妖男人式”人妖恋小说可分为“女妖登门型”和“男人外出型”两类,分别从内外两个方面解释了现实中在男人身上发生的身心及感情异动。人妖恋小说中有些妖精原形非常重要,后来发展成妖怪强宗的狐妖就是在汉魏六朝时期奠定了其“妖媚”的形象特点,而有些不常见的动物如虎、蛟等能进入人妖恋小说之中,主要是受到了佛经文学的影响。人妖恋小说中有些独具的母题,如变形、生子、除魅等。变形母题在汉魏六朝小说中叙述都非常简略,与其说它是一种文学塑造,不如说是一种巫风弥漫时代下的集体潜意识表现更近实质。此时期人妖恋小说中的“生子”母题出现不多,但却十分耐人寻味,其中以妖怪原形为水族的故事居多,这主要是受到了以龙感生神话为代表的水神感生神话的影响。猴妖小说和狐妖小说中的生子母题则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尖锐的民族矛盾和不同民族之间通婚融合的艰难过程。除魅母题则与人妖恋小说的起源直接相关,在巫术思维的影响下,人们将现实社会中的婚恋问题归咎于妖怪作乱,并邀请方士除魅,就产生了人妖恋故事。第五章讨论婚恋双方都是凡人的世俗婚恋小说,按照主角身份分为宫廷婚恋故事、贵族士人婚恋故事和民间男女婚恋故事三类。汉魏六朝宫廷婚恋小说以《汉武故事》《西京杂记》《拾遗记》中的相关故事为代表,这三部也是此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杂史小说。以贵族士人婚恋故事为题材的古小说主要集中在六朝志人小说中,以《世说新语》和《妒记》为代表。《世说新语》中的婚恋故事一方面反映了“名士”群体挑战礼教、纯情放任的婚恋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士族女性在婚姻中地位的提高和局限性。《妒记》以妒妇故事为题材,它的产生有反妒妇的动机和目的。汉魏六朝时期以平民阶层人物为主角的婚恋小说数量比较少,有些叙事甚至不能称之为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乐府解题类本事小说和六朝地记文学中的平民婚恋故事等,此时期对平民婚恋生活的反映主要是通过志怪小说实现的,特别是“殉情”母题的艺术表现和精神意蕴都值得挖掘。汉魏六朝婚恋小说产生了不少流传后世的经典题材,比如“王昭君”故事、“赵飞燕”故事、“绿珠”故事、“秦罗敷”故事、“秋胡戏妻”故事等等。这些故事能成为经典,与艺人群体有重要关系,一些婚恋故事正是通过艺人的演绎和传播才得以成为经典的。附录一对作者和成书时间等存在争议的唐前小说集进行了辨析,附录二收录三篇与美人赋相关的论文,因是与婚恋小说的发展有重要关系的三个案例,故专辟一章,附于文末。

田牧笛^[5]（2018）在《论晚明通俗小说中的胡人形象》文中研究表明胡人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变化发展的形象群体,史书中对其的记载资料也颇为丰富,由此所衍生出的胡汉关系也成为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书写主题,且备受学界关注。兼容并包的唐王朝是胡人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繁盛期,其数量之大、形象种类之多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而此类小说模式也为后世文人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素材。胡人形象发展到晚明时期更为丰富多样,胡商、胡僧、胡将、胡女等形象在前代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又糅合了晚明的时代特色,值得学界的关注与挖掘。本文在整理了晚明通俗小说中相关的胡人形象的基础上,通过与前代胡人形象的对比,并运用文史互证等方法来探究带有晚明时代特色的胡人形象。通过对晚明通俗小说的研读,本文包括绪论共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分为三个小节:第一部分是在综合学界研究的基础之上,探讨了形成本文的依据,以及本文的研究价值。学界关于胡人形象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主要集中在唐五代时期,晚明通俗小说中出现的这一批胡人形象,包括胡僧、胡商、胡将、胡女等,蕴含着鲜明的晚明时代特色,但学界给予的关注较少。在晚明通俗小说中,除去对前代胡人形象的承继之外,文人们对胡人形象的刻画更具开拓之功,尤其是胡僧作为情色代表的描述、胡商献宝故事情节的刻画、识宝故事中新出现的识宝群体“回回”、胡将番兵形象背后所蕴含的文人的爱国之情、胡女形象中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发展等,这些胡人形象是文人主观想象与晚明社会现实结合的产物,是读者关于此时期认知的重要工具。相较于前代的胡人形象,此时段的胡人形象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也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第二部分则详细地阐述了学界的研究成果,学界对文学作品中胡人形象的探究更多地放置在唐代,并结合唐代的文化特色来阐述,但学界对胡将、胡女等形象的关注比较少,而在笔者所关注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较为鲜明的胡将、胡女等形象。学界的研究成果较多,但也存在一定的缺憾,分散零碎的研究缺乏整体性地阐述,更需要完整系统的论述;第三部分则根据学界的现有观点,结合本文的论述对象,对论文中出现的“晚明”、“胡人”等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晚明”时间段主要是在万历元年至崇祯末年,而“胡人”的概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笔者兼采众家学说,将胡人的地域范围定为北方、西部、以及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诸国。正文共有三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论述了晚明通俗小说中的胡僧形象。除去胡僧作为佛门弟子所拥有的慈悲情怀之外,“色情化”的胡僧是晚明时代的产物,而此类形象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除客观的社会环境影响外,文人的主观想象也占据着重要地位。他们在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面貌,是文人从异族形象中发现自我想象是如何构建的,文人在塑造此类形象时,更加注重将个人情感倾注其中去实现批判、教化等社会功用。第二章主要探讨了胡商识宝的故事。笔者认为晚明胡商识宝主要有两种重要手段:“眼观”与“心知”。这两种看似简单无奇的识宝方法背后却拥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也融合了儒释道等精神内旨。胡人作为商人身份早在唐代文学作品中就已出现,如胡人从事酒水交易、买卖食物等活动。在此类情节中,文人对胡商的描述相当简略,而在识宝故事中胡商的形象则更为丰满,识宝故事也在文学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被注入新的宝物、新的识宝人物以及新的识宝模式而成为文学母题,这也就使得本文在论及胡商形象时将重心放置在识宝故事中。相较于前代文学作品中全知全能的胡商形象,在晚明通俗小说中,胡商神秘莫测的形象受到了冲击。这不仅仅是文人自身在创作过程中对其神秘性的消解,更是由整个时代所决定的,中原商人的崛起等客观因素都导致胡商地位的下降,他们逐步淡出文人的视野,不再是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书写对象。第三章主要探讨了胡将与胡女的形象,这两类形象在晚明通俗小说中占据了大量篇幅。此类形象的塑造与其说是文人的创作,不如说是文人的希冀,在外强侵华的时代,无法投笔从戎的文人只好以笔作为保家卫国的武器,重新演绎国初盛事以激励民气,讽喻当局。胡女的形象也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史书中不乏对其婀娜多姿形象的记载,也有其服务在色情行业的史料证据等等。但在笔者所论及的文献中,胡女也不乏英勇善战、足智多谋的形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没落,作者呼唤救世英雄的迫切心情,与此同时,也彰显了女性追求独立意识的觉醒。结语部分总结了本文所论及的四类胡人形象:“多面”的胡僧、识宝的胡商、文人“天朝上国”心态下的胡将番兵、刚柔并济的胡女。这四类胡人形象的构建带有强烈的晚明时代特色,也融合着文人的主观想象。但时代的变化,朝政的更迭,人们认知的提升等原因,使得胡人所附带的神秘光圈逐步被文人们瓦解,也渐渐淡出文学作品的写作范围。

杨倩^[6]（2018）在《《搜神记》狐故事研究》文中认为狐故事在古籍中早有记载,干宝《搜神记》则开创了一种独特的故事类型——学问狐故事。本文以《搜神记》狐故事为研究对象,分析狐故事明显呈现出的时代风气和隐约反映的社会实际,并对比其他狐故事,挖掘狐故事的独特之处。全文分为三章。第一部分分析作者史官身份给狐故事书写带来的影响。狐故事以史书笔法书写,文史互渗,真实的人物和地域,使读者更为信服。长期简练的写史习惯导致狐故事内容简短,缺乏想象,篇幅受限。狐故事不像作者特意编撰的志怪小说,更像是对事实的一种真实记录。尽管如此,《搜神记》中的狐故事相对于以往的狐故事来说,已经有重大突破。作者借助各种表现手法,如语言、行为描写,使得狐形象更加立体化。《搜神记》中12篇风格各异的狐故事呈现出四种模式化的故事类型,以及狐化人情节的屡屡出现,为后世狐故事所效法。第二部分把学问狐故事与《搜神记》中的其他狐故事进行对比,见出学问狐故事的独特性。首先是学问狐在故事中呈现妖性减弱,人性突出的趋势。学问狐不仅能变化人形,更为重要的是注重内在的修养,博学多才、善于清谈,交流学识,乐于传道,所有的这些行为正是精怪人性得以突出的表现。其次作者在学问狐故事中有意改善人狐之间的对立关系。虽然狐最后的结局或死或逃,但狐祸害人间的固有观念得以改变。再次学问狐故事展现了时代风貌。学问狐好学、多才、自信、从容,吸收天地精气,学习人类智慧,获得千年寿命,显示出较之其他狐类的独特性。第三部分探究狐故事的文化意蕴。魏晋文人追求学问,痴迷谈玄论道的风气,也在异界故事中得以呈现。学问狐学问渊博,热衷结交社会名流,乐于传道授业,可谓知识界的精英。清谈风气影响下的学问狐故事,独具时代气息。学问狐故事凝聚着作者干宝对清谈误国的反思,有重振儒家文化的用意。但无论精怪多么优秀,身份曝光就面临灭顶之灾,此为主流除怪文化的折射。狐故事还具有地域特色,《搜神记》不少故事发生在吴地,与作者从父祖辈始居吴地、仕宦生涯多在吴地、结交友人多为吴人有密切关联。

徐丽丽^[7]（2015）在《中日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狐意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动物学意义上的狐，聪明、机警、狡黠、多疑，它们善于居住在土穴和树洞之中，并经常出没于距离人类住所不远的地区。因此，人类对狐并不陌生，反而具有一种亲切感。然而，笔者在本论文中所要讨论的并不仅限于动物学意义上的狐，而是在充分地了解狐的自然生态的基础之上，找出文学作品中的狐与人类思想观念或特性的相似之处，通过类比思维的方式找到二者思想情感的切合点，从而探讨其在中日两国古典文学中的文化属性。文学作品中的狐身上，早已深深地刻上了人类思想的烙印，是已经被逐步地人格化了的狐，在它身上寄托了无数人类的意识情怀，成为了观念的载体。狐作为中日民间宗教信仰广泛崇拜的对象之一，常以变化莫测、神通广大而又颇通人性的形象出现。笔者在大量的文献整理和阅读后发现，“人狐恋”作为一种特殊的婚恋话题，在中日两国的古典作品中尤为显着。婚恋中由于有了“狐”的加入，其向人们所展示的社会意识、文化心理、人与自然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变得更加微妙复杂、更加全面深刻，在中日两国的思想、文化、心理等研究方面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笔者尽可能全面地搜集了中日两国有关“狐”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国到清末，日本到江户幕府为止），先从宏观上梳理出“人狐恋”与“非人狐恋”话题的基本情况，从而把握两国狐文学的基本模式，然后探讨二者形成的社会及心理原因，认识“人狐恋”与“非人狐恋”话题背后的本质，从而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最终达到揭示中日两国特定的文化内涵的目的。本论文共分为五个章节，具体内容如下所示：第一章由四个小节构成。第一节主要是从自然生态的角度介绍了狐的基本属性，如狐的外貌特征、种类、分布等，也特别地将狐与狸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区别；第二节则以图腾狐为出发点，概括总结了全世界范围内各国民间故事及文学作品中的狐意象；第三节与第四节则是以中日两国的狐信仰的起源、发展和演变为研究对象，分别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狐信仰源于中国，后远渡重洋传入日本，在日本又经历了与日本本土的蛇信仰相互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成为日本国民广泛推崇的民间信仰的过程，这些内容在第三节与第四节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第二章是由三个小节构成的。笔者在第一节中分别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对“异物婚恋故事”进行了界定，指出本论文由于是以“人与狐”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因此取其“狭义”，即以人与动物以及由动物衍生出的神异身份之间的异物婚恋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第二节中主要论述了异物婚恋故事所产生的原因，笔者分别从“万物有灵”观念、原始先民的“图腾崇拜”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同时揭示了异物婚恋故事中所体现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及“人类社会征服与被征服的性关系与性意识”等本质性问题；而第三节中则是以“异物婚恋故事的类型”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此项研究笔者主要选取了德国学者艾伯华着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丁乃通着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以及日本民俗学家关敬吾着的《日本昔话集成》作为依据，分别从类型、数量、故事梗概和地域分布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最终以表格的方式呈现出来。第三章是本论文中分量最重的一章，它是由五个小节构成的。笔者在本章中以人狐恋故事中的“狐妻型”作为研究对象，将中日两国存在“人狐恋”情节的文学作品纳入研究范围之内，从作品的核心情节如报恩、复仇等骨架部分所表达的内容为根本出发点，又将“狐妻型”故事进一步划分为神婚式、圆满式、悲情式、复仇式和淫欲式五种类型，各成一节。笔者在每小节中都分别针对中日两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狐意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比两国狐意象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并探讨其产生的文化根源之所在。第四章主要由两方面内容构成，一是围绕着中国文学作品中狐男的意象特征进行的讨论，其中研究的主要对象既有博学多识的书生狐，也有异物婚恋故事中的“狐郎”等；二是探讨日本文学作品中的狐男意象，以及日本文学作品的异物婚恋故事中为何几乎不存在“狐郎”的原因。中日“人狐恋”故事中的“狐郎型”故事（与“狐妻型”故事相对），由于“狐”的男性形象数量较少且十分琐碎，因此，笔者是将“人狐恋”中的“狐郎型”故事与“非人狐恋”中狐的其他男性形象，如狐博士、狐友、狐父、狐仆等合并在同一个章节之内，再分别进行研究论述的。第五章论述的主要内容是中日非人狐恋故事中的人与狐，笔者分别从“和谐共处的人与狐”和“相互对立的人与狐”这两方面针对中日古典文学作品中“人狐关系”问题进行了举例说明，并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然后又针对“狐与伦理”之间的关系，从伦理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总而言之，笔者希望通过对中日两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狐意象”的对比研究，来探讨意识形态系统的深层文化，探索中日两国民族文化层面的某些本质性的东西，发现作为同属汉文化圈的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间的“相同”与“相异”之处，最终探求中日两国文学作品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发展、演变的规律，揭示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价值。

任志强^[8]（2014）在《中国古代狐精故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狐狸是一种行动敏捷、聪明狡狯、生性多疑的犬科动物,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狐超越了本身的生物性,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内涵极为丰富的文化现象。在中国,狐狸精不仅是民间故事的重要角色,也经常出现在文人的笔下。狐狸精故事是中国精怪故事中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且历时久远,成为我国文言小说中一个重要的题材门类。论文围绕中国古代狐精故事,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着重分析狐狸成精的缘起,历代狐狸精故事的历史演变、主要类型,狐狸崇拜与狐狸精故事的关联以及狐狸精故事背后的文化意涵等学界关注不够或研究不够深入的问题,从历时、共时的不同维度,以民间文学、古代文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多重视角对狐精故事进行了全面解读,以期能够透彻了解狐狸精故事的历史流变、狐狸精怪的文化内涵、指涉意义。关于狐狸成精的缘起,作者认为狐狸能从百物中脱颖而出成为精魅,除了与秦汉时期盛行的“物老成精”的观念和求仙思想有关,更与狐狸昼伏夜出、性格多疑、机智多诈的特点及其与人若即若离,暖昧不明的关系有很大关联。狐信仰及狐精故事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向。先秦时期,狐狸在人们眼中还主要是一种自然动物,到了汉代,古人对狐狸的看法有了重大转变。狐狸与人事吉凶、祥符瑞应有了联系。魏晋六朝时期神仙长生、物老成精等思想兴盛,狐狸能成精幻化为人的情况正式出现。也就是这一时期,狐狸精故事作品正式诞生。这一时期的故事篇幅短小,情节简单。但风气既开,此后的狐狸精故事便一发不可收。到了唐代,百姓事狐成俗,狐俨如一家一户的保护神,当时有“无狐魅,不成村”的说法。这一时期的狐狸精故事十分繁荣,《太平广记》中收录此一时期的狐精故事高达70多篇。宋代,在唐代房中祀狐的基础上,又广建狐王庙。狐对祸福的支配能力似乎扩大了许多,狐的神性进一步升格了。宋明时期,理学发达,狐狸精故事创作锐减,且多为改编、综合之作。在宋明文人的笔下,狐狸却被普遍丑化,狐狸精的形象一落千丈。清代,对狐仙的信奉达到极盛期。人们称狐多用大仙、狐仙,一般不敢直呼其名,对狐的祭祀也很普遍,其祠甚至设到了官府衙门。清人笔记小说的狐狸精故事大量涌现,不可胜数,狐狸精的形象千姿百态,性格复杂多样。《聊斋志异》使狐狸精故事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紧随其后,《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等笔记小说也收入大量狐狸精故事。古代狐精故事作品林林总总,浩如烟海,十分难以把握。作者依据故事主题及人狐关系,将这些故事主要归纳为狐博学、狐作祟、狐报恩、狐抱怨、狐媚人、人狐恋、狐仗义等八个主要的故事类型,为我们把握古代狐精故事的主题提供了极大便利。狐精故事文化意涵十分丰富,仔细阅读狐精故事,可以发现狐精形象与胡人、妓女、鬼、流民、官员有着紧密的关联。早期,尤其是在唐代,狐精是对入居中土的西域胡人的隐喻。二者在体貌、服饰、发型、习俗、姓氏、文字、信仰、职业等诸多方面,存在彼此相通之处。这一现象与唐代中西交流、胡人大量来华的社会背景不无关系。这些故事实质上反映了入居中土后胡人作为文化他者在汉人社会中的生活遭际及其边缘身份。狐与妓二者在性淫和媚人上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也是二者能相互比附的根本原因。早在唐宋时期,狐精已有娼妓化的的倾向,故事中这些狐精所化的娼女往往卖淫赚钱,或者以歌舞乐妓也就是“散乐子弟”身份媚人。到了宋代,狐精娼妓化现象更为明显。到了清代,这种妓即狐、狐即妓的观念尤为突出,并以非常明确的形式多次出现于文人笔下。狐与鬼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在古人的观念中,狐与鬼同住墓地,同在夜间出没,二者在故事中常常扮演同中有异的角色。在晚期的狐精故事中,狐精有时被赋予流民的角色。乞丐、雇工、杂技班子等出身低贱、没有土地、缺乏家庭或社区纽带的流民,往往被认为是引发社会动乱的源头。因为他们看起来难以控制,当发生政治动荡或集体恐慌的时候,很容易成为被猜忌的对象。有关狐与官员的故事,呈现出官员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合作、冲突与妥协。狐精从官府衙门的不速之客逐渐演变为“守印大仙”,象征着官员深处异地,屈服的不只是一个被视为淫祀的妖魅崇拜,而是屈服于其背后所折射的地方势力。狐狸介于人类和物怪之间,介于明暗之间,介于仙妖之间,界限模糊,令人难以捉摸,处于范热内普所说的“边缘状态”和特纳所阐释的“阈限”状态。这种状态往往会被人们视为危险的、令人难以控制的,甚至会给现存社会秩序带来威胁的。透视狐精故事呈现的狐精形象,可以发现不管是胡人、妓女还是乞丐、雇工、杂技班子等流民,都是古代社会中的边缘群体。狐精所象征的这些群体,通常被认为是为危险的,边缘的,官方难以控制的。狐精的特性,推翻了古代主流社会的文化规范,但往往又是古人日常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这些群体,代表了中国社会中受到社会规范抑制的声音,受到文化制约的欲望,以及官方政治力量压制的力量。

王雨阳^[9]（2014）在《魏晋至唐以来狐故事的演变与民族关系之探讨》文中指出本文在前人的观点上,通过中古时期描写狐妖、涉及西域胡人的小说,考察那个时代中士人十在胡汉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外来文化和外来民族的看法和感受。唐代是异域文化进入中土的高峰,西域胡人惊叹于大唐王朝的雄厚国力,纷纷来到中土交流、学习、经商、传道,在唐传奇中留下了大量痕迹。而故事中的胡女、胡僧、胡商等形象都有被妖魔化的倾向,如胡女大多都魅惑人心,勾引中土男子,往往给对方带来种种伤害。反观同时期描写狐妖的小说,可找出二者之间的某种联系,大多是跟胡女所从事的职业和自身形象有关。而胡僧形象的妖魔化程度是最深的,其形象和狐妖的联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在文中直接点明,那些蛊惑人心的异域僧侣都是狐妖的化身,另一类则可以感受到二者的关联。笔者认为,上述形象的妖魔化,与中土文化传统对异域文化的打压、排斥有关,是胡汉文化相互碰撞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当然,从这些形象也可以推断出,胡汉交流涉及到商业、艺术、宗教等很多方面。纵观文化的融合过程,都会在初期产生排斥的状态。如本文所涉及的现象,就反映了中土人民对异域风俗文化的感受和观念,最初的相斥现象,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以妖化、丑化的方式传达这种感受。笔者把相关描写狐妖和胡人的作品联系起来分析,就是要找出它们背后共同的文化现象,其意义不限于文学,也是掌握那个时代民族文化关系的宝贵资料。

任志强^[10]（2013）在《狐与胡:唐代狐精故事中的文化他者》文中提出在唐代,狐精故事十分兴盛,数量在精怪故事中位居首位。仔细阅渎这些故事,可以发现故事中的狐狸精并非作者简单的精怪想象,而是对入居中土的西域胡人的隐喻。二者在体貌、服饰、发型、习俗、姓氏、文字、信仰、职业等诸多方面,存在彼此相通之处。这一现象与唐代中西交流、胡人大量来华的社会背景不无关系。以狐喻胡这一观点成立的话,那么重新审视唐代的狐精故事,可以发现这些故事实质上反映了入居中土后胡人作为文化他者在汉人社会中的生活遭际及其边缘身份,这或可作为中西交流的参考史料加以利用和研究。

二、早期狐怪故事:文化偏见下的胡人形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早期狐怪故事:文化偏见下的胡人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1）敦煌壁画中女性外道表现手法发覆（论文提纲范文）

（2）《太平广记》中狐形象文化内涵解析（论文提纲范文）

（3）《太平广记》中的狐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汉魏六朝婚恋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晚明通俗小说中的胡人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6）《搜神记》狐故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日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狐意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古代狐精故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魏晋至唐以来狐故事的演变与民族关系之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0）狐与胡:唐代狐精故事中的文化他者（论文提纲范文）

四、早期狐怪故事:文化偏见下的胡人形象（论文参考文献）

• [1]敦煌壁画中女性外道表现手法发覆[J]. 宋若谷,沙武田. 敦煌研究, 2020(01)
• [2]《太平广记》中狐形象文化内涵解析[J]. 孙惠欣,李君.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06)
• [3]《太平广记》中的狐形象研究[D]. 李君. 延边大学, 2019(01)
• [4]汉魏六朝婚恋小说研究[D]. 董舒心. 山东大学, 2018(02)
• [5]论晚明通俗小说中的胡人形象[D]. 田牧笛. 河北师范大学, 2018(07)
• [6]《搜神记》狐故事研究[D]. 杨倩. 河北师范大学, 2018(07)
• [7]中日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狐意象研究[D]. 徐丽丽. 吉林大学, 2015(08)
• [8]中国古代狐精故事研究[D]. 任志强. 山东大学, 2014(11)
• [9]魏晋至唐以来狐故事的演变与民族关系之探讨[D]. 王雨阳. 西南大学, 2014(11)
• [10]狐与胡:唐代狐精故事中的文化他者[J]. 任志强. 民族文学研究, 20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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