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民主革命先驱徐绍桢(论文文献综述)
张雪飞[1](2021)在《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文中指出衣之于人,自人类文明伊始就如影随形、相伴相生。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倾向于遮蔽人身形体,不太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和个体特性;彰显等秩阶次,关注人的文化表征和社会意蕴。晚清民国是服饰传统、规制、风格和文化剧变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形态、社会认识、女性社会角色转轨的关键阶段。人衣关系经历了抗争与冲突、困顿与反思,在张力和矛盾中蜕变和进化。研究这一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对于社会制度变迁、服饰文化转型、妇女解放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论文包括四个主体部分:第一章站在人衣关系的视角,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发掘和梳理女性服饰变革的历史脉络;第二章从纺织原料、分析并阐述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从纺织原料、面料的技术革新、成衣制造方式和产业更新,以及纺织贸易市场变化三个方面,讨论服饰变革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分析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联,也即从“衣”的层面对人衣关系的变革动力进行历史透视;第三章从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文化现象、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和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这三个层面,探讨社会变革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剖析伴随其间的人衣关系的变化特征;第四章从夷夏之防、道器之辨、礼俗之隔和荣耻之变四大关系入手,揭示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联系,厘清服饰变革的深层机理。本文主要观点和创新如下:1.服饰潮流是一种能够同时揭示服饰变革现象和本质所在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本文试图打破以往以主流历史分期、社会变革为纲的近代服饰史叙事,以及服饰品类、服饰流派、服饰空间扩散的服饰专题分类,由人衣关系的生理要求、观念思想、社会生活、审美文化、技术支持等不同侧面考察服饰潮流的变革趋势,抽象概括出“衣以容身”“衣以立身”“衣以适人”“衣以彰人”四大服饰潮流。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展现服饰变革的全貌,既符合服饰本身的历史脉络和嬗变轨迹,尊重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规律,又呈现服饰变革的创新性与继承性、往复性与多样性,揭示种种复杂多栖的规律和特性,为研究服饰变迁的技术、社会和文化因素提供线索和链接。2.产业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为供给带动需求、需求拉动供给给出历史的有力借鉴。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与技术变革,特别是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的进步,根本地改变了服饰面料性能、服用加工技艺,为服饰结构的改良和变革提供了可能的物质和工艺基础,形塑了纺织服装贸易和消费的全新格局,为晚清民国女性服饰时尚的兴起和潮流的延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本文绘制出服饰潮流与相关因素的关联机制分析框图,展示说明了产业技术变革如何对服饰变革发挥作用,特别是对影响方式、路径和机理方面的系统阐释。技术变革是对“衣”的物理特性、生产方式、市场供给和美学价值的创新,为“人”提供可消用、选择和适配的服用方案。作为服饰消费主体的“人”根据自身的穿用需求、经济基础和消费偏好以及文化审美,影响纺织、服装的贸易市场格局,对服装原料面料、剪裁结构方式提出需求。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实质上通过改变“衣”的供给进而影响“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又进而促进“衣”的技术和产业升级改革。3.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相互促进、互为因果,服饰时而领着、时而跟着,既能动于社会变革,又从动于社会变革。一方面,社会变革是服饰变革的引领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妇女解放思潮启蒙、引导着近代女性以主体身份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推动着服饰潮流的发生和传播。以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和长江三角洲的“摩登”为代表的服饰社会现象为女性服饰潮流蓄能积力;另一方面,服饰变革是社会变革的能动者。代表性女性和女性群体以或拟男化、中性化的服饰行为,或个性化、大众化的穿衣方式,推动着妇女解放,成为社会变革不容小觑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服饰既作为被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改良和引导的主要对象,同时又充任着女性参与社会变革的道具、工具和面具。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互动,本质上是服饰与人的主体性关系。从被“衣”掩饰的“人”到以“衣”修饰的“人”,再到借“衣”立身的“人”,透过近代女性的服饰行为,抑或是社会舆论对女性服饰的评价和反应,“衣”之功能得到重新辨析,服饰下的人性得到解放,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得以进化。4.文化变革既是阻碍服饰变革的重要防线,反过来又是催化服饰变革的深层动因。长久以来,华夏服饰是区辨夷夏族群、承载文野观念的文化载体。无论是葆有华夷文化优势的历史时期还是闭关自守被强力冲击的晚清之际,拥护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的“庙堂”及士大夫们反对服饰变革。而随着近代西方传教士的“诱导”,本来象征文明的缠足成为野蛮文明的标记,夷夏之别破防、文野之位互换,趋新大势和尊西倾向成为服饰变革的新动向。在西学东渐、西器东传的时代背景下,服制是扞卫“中体”的“重器”,象征着传统儒家文化的伦常名教、制度文物以及体统规矩,不可“轻言”变革。而在改良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时期,服制改革成为复兴民族、更易“人心”的方略,由器而道的“天演”进化论提倡优胜劣汰、强权竞争,成为推动服饰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传统礼俗社会中,服饰是“礼治”的重要媒介,以礼化俗,以礼节俗。礼乐制度的高度发展是服饰文化长期保持稳定、难以遽变的根本。晚清宗法秩序遭遇挑战,作为民众生活“风俗”的服饰改良提出变革要求,女性服饰潮流甚或走在了服制法规之前,由俗入礼。文化是慢变量,近代服饰变革的不易和反复,皆出自于文化内核“面子”、服饰面子即文化里子,能小变则不大变,能形变则不质变。而服饰变革的发端和剧变,仍需归因于文化内核“面子”。在敏感于外人观感、维护文化“面子”的同时,服饰悄然生变,服饰由宗族和伦理走向民族和国家,再走向个体和自我,“人衣关系”不再等同于纲常伦理的“人人关系”。5.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的路径并完全不遵循“器物-制度-文化”的现代化三阶段,而是多个范畴兼而有之,各个阶段均有参与。服饰变革属于物质器技,亦成为寄托人伦关系的社会制度,甚至还是文化思想的重要表征,事实上是“器物”“制度”和“精神”的“三位一体”,难以区分先后甚至彼此。整体来看,女性服饰变革是在制度层变革时生发的。反缠足运动发端于呼吁制度改革的戊戌维新,辛亥以后服饰等级制度改弦更张,服饰听取民便。新文化时期反思文化,女性服饰在更大范围、更大波次、更大程度上发生变革,服饰潮流渐趋成型,人衣关系也随之转换、调整。但局部而言,在学习西器的洋务时期,洋纱、洋布大量进驻开埠城市,上海等地的年轻、时尚、社交女性已开始穿用洋布衣。在民风开放、趋新入时的地区,原料面料、穿衣方式等物质层面的变化来的较早,相对顺利地被一部分女性所接纳,但并未涉及到服饰文化层面的对抗与哲思。对于广大乡村地区的劳动女性,质地厚实、自产自销的土布更便于劳作,物质层面的服饰变化来得更为迟滞、缓慢,或许到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发生变化之后,服饰才相随而变。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呈现出多轨道、多征候、多阶段并行不悖的复杂格局。6.服饰变革本质而言是“人衣关系”的更新与重构。服饰不是纯粹单一的自然物,而是典型的文化产物。变革时期人衣关系变化的意义在于,“人”既是具体的、个体的人,同时也是群体的、社会化的和历史性的人。“衣”既是具有物质属性的衣,同时更是代表民族风俗、承载社会功能、表征时代特征的“衣”。服饰变革之前,衣的礼治、标示、文化功能更为显着;服饰变革之中,衣的工具、道具、面具功能更加显露;服饰变革之后,衣服重归保暖和装饰的基本功能。考虑到人衣关系的复杂多元性,“人的穿着”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适身、得体、体面和得当/适境。初级层面的“适身”强调作为生物体的人和作为自然物的衣。更高级层面的“得当/适境”更看重中国文化下具有多种属性之“人”的穿衣要领和不同穿着场合下“衣”的服饰文化要素。广而言之,人衣关系甚至可能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互动交融、和谐共彰应该是人类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
刘霞[2](2020)在《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申圭植(1880-1922)是韩国近代着名的政治家、外交家、独立运动家。他于1911年流亡到中国上海,1922年在上海辞世。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开展了丰富的救亡运动和复国运动,展现出杰出政治外交家和独立运动家的面貌。但在奔走革命的同时,他也留下了诸多文学文本,特别是在长达十一年的中国流亡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跨国体验,包含中国革命体验、韩国独立运动体验、人际交流体验和离散生活体验等,这些体验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申圭植的文学体现出优秀的汉文水平和高超的文学造诣,书写着多样的跨国体验,更包含着丰富的情绪、思想和意识世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学界历来的研究,大都仅将申圭植视作一个独立志士,并未对其文本给予足够的重视,其文学迄今未能得到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从文学和思想层面入手,综合使用“跨界”、“离散”、“身份认同”等后殖民批判理论、新历史主义、比较文学形象学及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具体阐述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而阐明其文学创作的价值和意义。申圭植有着丰富的思想,并富于实践精神。他的思想指导着实践,并在实践的反作用下不断升华。在中国体验的影响下,国内时期便萌芽的民族意识发展成明确的抗日路线;对自由、民权朦胧的憧憬发展成为明确的近代国家意识;尚武意识和对国际局势的关注升华为外交武力融合的执政理念;对中国的关注、对辛亥革命的肯定及民族大同思想逐步发展成为中韩联合意识并进而发展成为国际联合意识。在这些思想意识的指导下,申圭植在流亡中国期间,以中韩联合和世界联合为策略,以民主共和制为复国政治理念,以大同思想为基础,充分利用国际局势、民族自决思潮和舆论宣传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韩国独立运动,构建了中韩革命联合的平台,培养了大批韩国爱国青年,并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创建及获取孙中山护法政府的承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上海地区韩国独立运动的开拓者和中韩革命联合的奠基人。可以说,中国体验使其由一个普通的民族独立斗士成长为反殖民的时代先驱。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其思想表现出过分依赖中国革命派及国际援助、未能重视和发动群众、因没有明确的革命指导思想而未能制止韩人内部各派间的斗争等局限性。申圭植丰富的中国体验促成了其文学中的书写和想象,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首先,申圭植广泛结交中国革命党人、加入革命文学组织南社,并创办了中文周报《震坛》,为中韩交流创造了阵地,这些跨界交流体验促成了其与中国革命先驱和进步文人间的文学交流。这种文学交流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以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革命为主要话题,促进了中韩两国抗日话语和民族话语的构建,从而有力推动了共同话语和相互认知的发展;第二,申圭植对辛亥革命的认同和反日意识是双方交流的发展机制,从而实现了生成性对话模式;第三,双方都通过对对方的书写来进行自我观照,从而对本国的国家命运和革命前途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第四,双向跨界叙事推动了各自文学的发展。其次,申圭植在跨界空间里经历的政治体验和革命体验对其中国认识和文学书写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将资产阶级革命视作中国乃至亚洲的唯一前途,认为北洋政府腐败、无能、卖国,由此产生了近代国家意识,并产生了中韩联合乃至国际联合意识以及世界和平认识。在其中国书写和文学想象中,他鼓吹辛亥革命,塑造了一系列中国革命志士的形象,批判封建专制以及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腐败无能及卖国行为。此外,他积极论述中韩关系的重要性、中韩合作的必要性、韩国独立之于中国、日本、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的意义,使其文学也呈现出强烈的政论性,体现出政治外交家的独特面貌。但这种中国想象带有一定的乌托邦特点。再次,申圭植的跨界是伴随着流亡开始的,离散生活体验是其跨界体验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离散生活体验使他感受到深深的乡愁和亡国之恨,这些苦闷促使他对日本的侵略本质及韩国的亡国原因等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并形成了明确的民族主体意识。此外,离散体验使得他有了更深刻的民族文化认知,对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身份也有了新的思索。他在文学中表达着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诉说着亡国苦痛,尖锐地揭露并批判日本侵略的掠夺性和欺骗性,呼吁民族主体一一“大韩之魂”即民族精神,刻画了一系列民族英雄和独立斗士的伟大形象。同时,他积极宣传民族历史和文化,强调民族历史的再书写,并通过对大淙教等民族精神象征的书写和宣扬来坚定地守护自己的民族身份。可以说,申圭植的跨国体验对其文学创作存在着明确的影响关系。交流体验促成了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志士的书写,并进而促成了中韩近代文人的生成性互动和相互认知;政治外交和革命体验,促使他形成了对中国、东亚及近代文明的认识和文学中的中国想象;离散体验和民族体验使其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作品中不仅表现出离散带来的愁和恨,更显示出对民族精神的赞扬和自身的民族认同感。统观申圭植的文学,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跨界性,即抗日的跨界性、民族想象的跨界性和语言的跨界性;第二,主体性,即民族主体意识和历史主体意识,这些主体意识均是殖民语境和流亡空间中的集体无意识之表现;第三,文化身份认同的混融性。申圭植在离散体验中遭遇身份认同的危机和焦虑,面对焦虑,他一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历史的宣扬来坚守民族身份,另一方面,又以中韩联合的策略参与到中国革命中去,对中国文化和革命产生了认同,从而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进行了一定的重构,体现出混融性特征;第四,政论性。申圭植的文学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水准,但其文学的基调是坚定的抗日意识和民族使命感,因此其文学中充满着革命、抗日、救亡、中韩联合等富于时代感的政治话语和革命话语,体现出政治美学功能,展现出革命文人的独特面貌。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定位申圭植及其文学。第一,申圭植文学是韩国抗日文学、韩国近代汉文学、韩国域外离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韩国文学之瑰宝,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第二,在中韩交流历史转型和价值重建的新时期,申圭植与中国革命先驱广泛交流,构建中韩革命联合的开端,开创了中韩人文交流的新局面,在这一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二十世纪中韩关系的奠基者。第三,申圭植凭借敏锐的时代意识和国际意识,在近代东亚复杂的时局中,把握住了时代要求,表现出坚决的抗日意识,看到中韩合作是二十世纪中韩两国共同的历史选择,他的抗日意识、中国认识、东亚认识乃至世界和平认识体现出时代自觉和东亚文化自觉,在东亚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申圭植的中国体验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不仅对于全面客观地还原申圭植这一历史人物的综合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韩国汉文学研究、韩国抗日文学研究乃至中韩近代人文交流研究也都有重要的意义。希望本文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也为促进当下中韩交流与对话以及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启示。
刘琰[3](2020)在《黄侃人际交往研究》文中提出黄侃是辛亥革命先驱、民国着名学者。在近代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黄侃扮演了多种角色,如新式学生、革命斗士、章门弟子、文人、名教授等,无不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因自身性格、人生际遇以及社会思潮的交相激荡中,黄侃与时人的关系趋向两极发展,如章太炎、汪东等对他持理解与欣赏的态度,而周作人、汤国梨等人常以鄙夷的态度看待他,这无疑增加了黄侃身上的传奇色彩。关于他与时人间的诗酒唱酬、一言不合就谩骂的情景,世人多以饭后谈资视之,并对他那名士风流、狂放不羁的个性充满向往,然对其行为实难有过多的追问与体察,黄侃的“狂士”、“疯子”形象也就植根于人们心中以致失之偏颇。鉴于此,本文采取黄侃人际交往的研究视角,贯穿黄侃一生,以期对他的整个人格风貌有较全面深刻的认识。第一章论述黄侃与亲人的交往,体现出他子孝、弟恭、父义的美德,是对儒家亲缘文化进行充分地继承与发扬。并对黄侃的四次婚姻进行解读,消除其身上“有文无行”的污名化。第二章论述黄侃与政界的交往,主要分析他如何从激进的革命斗士转向保守的国学大师,进而说明近代知识分子在政治与学术的两难选择中,内心无不充满痛苦的挣扎,而黄侃的“转变”是具有代表性以及独特性的。第三章论述黄侃与师生间的交往,展现黄侃尊师重道与传道授业的精神,并且阐释章黄学派治学的特点以及他们良好的师生关系有助于学术的薪火相传。第四章论述黄侃与其他学人间的交往,从其辗转各地高校任教的情景中,可了解到当时“新旧之争”的复杂性以及学界派系之争的此消彼长,从而对于把握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图景大有裨益。第五章进行归纳总结,首先论述黄侃的家庭教育对其日后品德、才学、性格、爱好的养成具有深远影响;其次从黄侃性情、治学旨趣、人生境遇等因素来阐释他的交际圈趋向狭窄的特征;然后考其志行,可用一生为国故招魂来概括;最后探讨黄侃性情狂狷的由来,同时阐明其性格的矛盾处与内在冲突,进而对黄侃的言行多了几分理解。另外,近代中国一个显着的时代特征是古今中外新旧各种因素交相互存、错综复杂,加之面对中国与西方在国力与文化双重竞争中失败的现象,近代读书人无时不处在“学术与政治”、“传统与现代”的纠结挣扎中。而黄侃的选择不啻具有典型意义,体现了近代学人在大时代背景下如何自我突围与安身立命的一面相。
郭建鹏[4](2018)在《南社报刊文学史料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南社作为晚清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社团,通过办报活动来完成“革命文人”的“文人革命”活动。他们投身于国族建构中,也是成为晚清民初文学变革中的健将。南社通过政治、报刊、文学三者的联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本文力图通过对南社报刊及南社报刊文学的梳理,揭示南社不仅是一个引领“政治革命”的团体,也引领了中国报刊媒介的发展,更重要的在文学变革时代亦走在了前列,他们属于启蒙、递变的一代,其磅礴的文学气势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潮流。本文分为六个部分:在绪论部分,首先明确了研究的对象、内容与目的,即从南社报刊所刊载的文学史料入手,多角度地去考察南社时期南社人的社会、文学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来为其“正名”。其次,概述了南社研究的现状与不足,提出南社研究的价值。第一章主要是对南社的兴起与报刊业产生关系进行一个总结性的概说,南社通过报刊来代表整体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并将个体内在的政治价值取向聚集到一起,并形成了一个具有时代特色,集政治性、文化性、商业性于一体的“南社报刊编辑群”。同时对南社人的“笔名文化”进行了分析,还有部分作者与笔名的考证。第二章以时间为序,从南社成立前的海外办报到国内鼓吹革命再到南社社刊《南社丛刻》的出版,进行数据与内容上的分析,进而梳理出此阶段的报刊在政治、文学革命上的特色,作为《南社丛刻》,从与之密切相关的雅集活动进行分析,得出《南社丛刻》无论是从编辑人员的更换还是从内容的选择、编辑来看,它代表了南社发展过程中的成就与缺陷,同时也是古典文学终结路上最灿烂的一幕。本章还将于右任主办的“竖三民”及南社女社友的办报活动纳入研究的视野,尤其是在倡导性别平等的南社群体,女性共同参与社事和政治活动,为晚清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民元后,随着政治空间的突变,南社报刊出现分化,一部分坚持鼓吹革命,形成“反袁文学”,一部分走向消闲,并入通俗文学,成为主流。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的诞生,承载着新旧文学的转变,也是南社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可以说,在《民国日报》上的“唐宋诗之争”只是南社堡垒垮塌的一角,也是其历史必然性的真实再现。第三章以分类文体进行研究。南社作为文学社团,其在小说、诗歌、戏剧、散文领域取得的文学成就引领了晚清民初文学的发展导向。南社的小说是古典小说与翻译小说结合下的产物,它接受西方悲剧美学思想,打破了传统“大团圆”结局模式,书写了“革命+恋爱”模式的典范。书信体、日记体及第一人称叙事等创作方法的革新,给五四作家诸多启示。南社诗歌吸纳、融汇中西传统,从本质上超越了维新派的诗学主张,通过追忆前人、幻想历史的重构与颠覆,修复、建立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联系,并寻找自我价值存在的生存空间、重塑国族传统的历史地位。南社戏剧最为突出的历史贡献在于理论倡导、剧本创作与舞台实践并重,弥补了改良派脱离舞台的缺陷,真正在戏剧舞台上造成了改革的声势,使近代戏剧革新运动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第四章重在讨论南社在民国机制下的文学史地位,从民国文学的命名存在性说起,认为民国文学是对历史传统的衔接,只是替代现代文学的历史局限性,并不是要遮蔽、颠覆文学发展史上出现得现代性。然后从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创作进行具体分析,得出南社小说家为主流的以民间文化出场面向市民群体的鸳鸯蝴蝶派,以其商业化的市场和价值取向延续着传统文化精髓,兼祧新的时代内涵,是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纽带。同时对影响新文学运动的南社与胡适等新文学家之间白话之争从历史的源流、论争的本源及历史的现代性反思来重新诠释南社的“保守”与“反动”行为,重估南社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及价值。结论南社的报刊,打造了南社为革命团体的名片,也影响了南社乃至整个晚清民初文学的发展。通过报刊中的文学作品还原南社的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的历史在场,在历史的还原与文学的解构中去找寻南社文学走向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给“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文学现代性发展一个合理的解释。南社作为连接古典与现代的桥梁,作为是新文化运动的萌芽,值得我们去认识、评说,它自身存在的矛盾更值得我们去思考。
李思语[5](2018)在《清末民初诗钟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诗钟是一种诞生于道光年间并流行于清末民初的特殊文学形式,它以旧体诗歌为母体,在咸丰年间走向独立并不断完善,最终成为一种兼具文学性、娱乐性和竞争性的文体,获得了传统知识分子对其价值的认可。清末民初传统文人结诗钟社蔚然成风,诗钟社经历了道光时期的酝酿,在咸丰、同治年间由官员、名流的倡导走向全国大部分省份,最终在光绪、宣统年间达到结社高峰。本论文即选取清末民初这一时间段,对诗钟社进行细致的考证和理论研究。这里的清末民初,上自道光二十年(1840),下至民国八年(1919);诗钟社的选录以创社年代为标准,从“专门的诗钟社”、“兼做诗钟的社”、“私人诗钟会”三种类型出发,考订、选录创立于1840年至1919年的诗钟社。论文分为上编和下编两大部分。上编对清末民初诗歌概况、诗钟社的发展概况、结社动机和特点等做简要介绍和分析探讨;以“兴起”、“繁荣”、“持续发展”为关键词,对诗钟社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并结合时代背景,对诗钟社的流变所体现的文化内涵进行探讨。下编对清末民初的诗钟社进行考订。具体来说,本论文又可分为七个部分进行理论阐述,分别为绪论、上编五章以及下编。绪论通过对清末民初的研究现状进行大体概括,提出本文的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同时对于考订时存在的时间段限和收录标准等问题进行说明。第一章旨在梳理诗钟的基本概念,包括其源流、格目、发展史等,以期对诗钟研究史上一些争议性的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并为下面的诗钟社研究打下基础。第二章从清末民初的社会环境、旧体诗词发展状况和诗钟社结社动机三方面入手,探讨清末民初诗钟社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为下文诗钟社研究做铺垫。第三章选取鹊华行馆诗钟会、张之洞幕府诗钟会、斐亭吟社、超社、寒山诗钟社等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诗钟社集进行重点论述,以明确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诗钟社的发展历程和特点,并探讨了近代报刊对诗钟社发展的影响。第四章对清末民初诗钟社的特点进行总结,概括出诗钟社不同于其他文人结社的四大特点——时代性、依附性、纪律性、封闭性。第五章对清末民初诗钟社的文学、文化意义予以分析评价,总结其在古代文人结社史上的地位和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独特文化价值。下编从“专门的诗钟社”、“兼做诗钟的社”、“私人诗钟会”三类出发,对各个诗钟社做详细考订,考订出清末民初诗钟社一百一十多个。
石桂芳[6](2016)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北京公园与市民生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众所周知,公园是19世纪诞生于西方的新型公共空间。这种新型的公共空间,在短短1个世纪的时间内,作为“都市之肺脏”,公园迅速地普及到世界的各个城市。而如今,在世界各地,已经找不到没有公园的城市了。因此,可以说,公园是一个极具普遍性的“城市装置”。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国内外掀起了研究公园史的热潮。但是,以往学术界对公园的研究基本停留在将公园史作为园林史的延伸予以探讨的学术框架和学术范围内,缺少对其进行人文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更宏观视野下的综合审视和把握。本研究首先叙述并梳理近代国内外城市公园兴起与发展的简要历程,在此基础上,尝试从公共空间的新视角,对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北京公园开辟过程中经历的斗争与曲折、开辟的时代意义予以考察。同时,重点探讨民国时期北京公园开辟对城市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以及北京公园的特点、风格和存在的不足之处,并由此得出结论:公园不仅仅是每座城市不可或缺的“都市装置”,事实上,公园记录着城市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风云变幻,是传承城市文化的载体,“是实现都市理想的一种制度,更是一种思想的体现”。
李瑶[7](2016)在《清末数学家徐绍桢数学成果讨论》文中研究说明徐绍桢(1861-1936)字固卿。其先籍浙江钱塘。清朝光绪年间举人。历任广东、江西、福建常备军统领、广东全省营务处总办、福建省军政局武备学堂总办、福建省军政局武备学堂总办、总理江西省营务处和讲武馆。光绪三十一年(1905)任新军第九镇统制,后被简授江南绿营总兵兼江北提督。宣统三年九月(1911年11月),率第九镇新军响应武昌起义,并被推为江浙联军总司令。民国元年(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任临时政府南京卫戍总督。此后历任参政院参政、广州卫戍总司令、陆军部练兵处督办、两广各路招讨军总司令、总统府秘书长、大本营参军长、广东省省长、大本营内政部长、临时参政院参政等职,一生建树甚多。着有《共和论》、《三国志质疑》、《四书质疑》、《六书辩》、《学寿堂文集》、《学寿堂诗集》、《勾股通义》、《学一斋算课草》、《学一斋勾股代数草》、《算学入门》、《学一斋算学问答》。对《学一斋算课草》的内容进行介绍,书中大部分数学应用问题,涉及到的数学内容主要是一元方程、多元方程组和不定方程,同时也有勾股计算、《测圆海镜》容圆问题及少量等差级数计算、概率计算问题,对其中的题目进行分类、归纳,对求解问题的方法进行改进。对徐绍桢的《学一斋勾股代数草》这本着作进行简要的介绍,然后将两卷的题目以表的形式列出,包括:已知勾股十三事其中两事,求勾、股、弦、容方边及容圆径;已知直积、勾股十三事之一,求勾、股、弦;还有《测圆海镜》中十道原题。挑选出具有特点的题目进行说明,其中包括对求解题目所用方法的繁琐的说明及简化,还有题目中漏根的情况进行说明。《勾股通义》中对已知勾股十九事求解其中两事的解法采用画几何图形与利用勾股恒等式相结合的方法来解题。其中有些方法是在《九章算术》、《数理静蕴》等着作中出现过,有些方法是前人没有涉及的,相比于前人的方法有的简便有的繁琐,《勾股通义》卷三并没有将所有题目都进行说明,只是挑出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题目进行解答。
胡盼盼[8](2015)在《王钟麒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王钟麒(1880-1913)是活跃在清末民初文坛的重要作家。1903年之前在扬州,博览群书,学通经史,接触了各种新式革命报刊,被称为“扬州五虎将”之一;到上海后交游广泛,加入了同盟会、南社等革命团体,在各大报刊任编辑和主笔,发表了大量批评文章和小说戏曲作品,成为近代报界的重量级人物和近代文坛不可轻忽的作家,时人誉其为“文学界巨子”。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王钟麒的生平交游、报人活动及其浩繁丰富的着述,尚未得到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片段式研究的基础上,以王钟麒的生平、小说戏曲理论及创作为中心,对其展开较为系统的考察与研究。全文除绪论和结语外,正文部分共分三章:第一章梳理辨析王钟麒的生平及人生经历。王钟麒不幸英年早逝,关于其卒年有1913、1914之说,本文的结论是1913年。在王钟麒活跃于报界和文坛的十年间,学界还活跃着与其同名的王钟麒,厘清他们的关系才能确保王钟麒研究的真实性。作为报人,王钟麒在上海的十年着述颇丰,着名的刊物杂志几乎都曾涉足,是上海报界举足轻重的人物。王钟麒一生忧国忧民,写下了大量爱国诗篇,是充满爱国思想的革命志士。第二章考察论述王钟麒的小说戏曲理论。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理论批评着述空前活跃,王钟麒亦是晚清重要的小说理论批评家。王氏充分肯定小说戏曲对社会的改良功效,同时认为小说亦需要改良,并提出了改良小说戏曲的标准;过分注重小说的社会功用而忽视文学本身独特规律,则是王氏小说戏曲理论批评的最大缺陷,这一缺陷在当时具有普遍性。第三章评述王钟麒的小说戏曲创作。王钟麒创作了大量小说戏曲;其讽刺小说《新年梦游记》是《申报》恢复刊登小说后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见诸《月月小说》的《学究教育谈》塑造了一位颇具典型性的私塾教师形象,借小说宣传教育之力“改良社会,开通民智”;《安徽白话报》的短篇小说注重开通风气,用浅近的白话达到启蒙和教育民众的目的;《申报》戏曲《血泪痕传奇》借历史题材来反映今日之时局,寄托作者的政治情怀,充满救亡意识。
唐伟锋[9](2014)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中部同盟会研究》文中提出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在以往的着作中总是笼统地把孙中山及同盟会作为领导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这种说法固然不错,孙中山前后领导了十多次起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清政府沉重的打击。但是,细致考察辛亥革命的经过,却又不是那么一回事。同盟会内部在1907年前后组织就开始涣散,领导人之间的冲突也接连不断,有对于革命纲领的争论,也有国旗式样之争、经费风波等等。原来的三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光复会和华兴会之间的畛域依然清晰可见,这不能不影响同盟会领导全国革命的能力。从革命策略上来说,孙中山等人坚持在两广及云南等边地发动起义的革命方略,这有他本身的考虑,但是已经脱离了客观革命形势的发展。两湖地区的革命党人长期在新军和学界经营,从自立军起义失败到文学社的成立,前后发展了大批的新军加入,成为发动革命的主要力量。长江流域的革命党人强烈要求把革命地点转移到两湖地区,这反映了一种不同于孙中山策略的诉求。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原本是华兴会成员,在长期追随孙中山起义的过程中,经历了多次失败,逐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就是宋教仁的中部革命策略,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与两湖地区革命党人的诉求不谋而合。宋、谭等人在征求孙中山改组同盟会无果的情况下,决定成立一个新的组织,这个组织决定致力于领导长江流域的革命。在经过多次会议的酝酿和筹备之后,中部同盟会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成立。中部同盟会成立后,开始在长江流域布置起义的事宜。湖北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早就与宋教仁等人有紧密的联系,他们服从于中部同盟会的领导。谭人凤、居正二人多次来回于上海和湖北之间,不仅在经费上予以支持,而且在思想上给予指导、精神上给予鼓励。在谭人凤、居正等人的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由分歧转向合作,这为武昌起义奠定了组织基础。武昌起义没有按照原来预定的计划发动,湖北革命党人在突发情况下仓促起义。此时,中部同盟会领导无一人在武昌,所以失去了指挥武昌起义的良机。宋教仁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犹豫不决,最终也没能够到达现场。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推举黎元洪为都督。谭人凤、居正到达武昌后,采取了若干措施。在湖南地区,立宪派与革命党在起义之前保持了一种融洽的关系;在湖南光复之后,焦达峰放松了对立宪派的警惕,在权力斗争中被杀,立宪派最终在湖南也夺取了革命领导权。在上海地区,宋教仁、于右任、范鸿仙等作为撰稿人,在中部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革命。这对于上海各界人士支持和转向革命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中部同盟会创造了意识形态的优势。陈其美和李燮和在上海光复之前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在光复过程中紧密合作,最终实现了上海光复。但是在推举都督过程中,陈、李二人发生冲突,这是革命团体内部的矛盾。陈其美就任都督之后,与立宪派和旧官僚展开了斗争。除了在辛亥革命中领导武装斗争外,中部同盟会还做了一些社会建设方面的事情。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对于稳定上海社会的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宋教仁在辛亥革命后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农林总长,对于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问题也有自己的探索。这些都是中部同盟会在建设方面的作用。虽然中部同盟会内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在辛亥革命前后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把重点集中在城市,忽略了农村,这是根本的缺陷。从意识形态上来说,资产阶级自由派也不可能代表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前进方向。
王静[10](2012)在《“觉醒的中国”: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革命》文中提出本文以基督教传教士为研究对象,探讨传教士对辛亥革命的观察、思考和分析。关于辛亥革命,传教士留下了相当丰富的史料,包括教会期刊文章、传教士书信、日记、差会报告,最重要的是传教士在1912-1914年间关于辛亥革命的一批着作。这些资料对于研究辛亥革命是非常珍贵的,在学术研究中还未得到充分的利用。本文试图利用传教士所留下的资料,探讨传教士在革命前对中国局势的认识、在革命中的所见所闻、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与思考及其产生的影响。本文利用并翻译了大量关于辛亥革命的英文文献,其大部分为国内首次翻译。本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简述了基督教晚清在华传教事业,传教士除了直接布道外,所兴办的教育、医疗、慈善、文字出版事业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1911年前传教士对中国的认识,重点在晚清新政时期传教士对中国局势的认识。传教士最初来华,看到的是保守、异教的中国文明,中国虽不断地调整自身的政策,传教士对中国的印象在19世纪始终是消极大于积极。在新政时期,传教士对中国局势的看法是动态的,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传教士不相信清廷的改革,到新政的举措逐渐推行,传教士逐步地认同和同情改革活动。同时,部分传教士也看到在世界的民主潮流之中,中国的专制统治不可能持久下去。正是在这一时期,传教士对中国及中国人的看法趋向积极。第三、四、五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分别就传教士眼中的革命、传教士对革命的分析和诠释做了论述。第三、四两章论述了传教士在武汉、西安、南京、上海、成都、天津、昆明等地革命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总体来说在1911年的革命中,传教士受到来自交战双方的保护,绝大多数传教士没有遇到危险。很多时候传教士成了最可信任的人、最受尊重的人。在发生战斗的地方,传教士救死扶伤、救助弱者,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他们的看法。传教士感受到来自各个阶层的友好,均使他们对革命持乐观积极的态度。第五章着重分析传教十对革命的认识与思考。在传教士看来,中国革命的特征有三个,即完成快速、平和、不排外。传教士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也有不同的看法,大部分认为是革命,也有少数人认为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是进化。传教士虽对共和制度是否适合中国有不同的意见,但对中国的未来普遍持乐观的态度。传教士看到中国从专制向民主转变中的困难,同时对共和体制在中国的发展报以希望。传教十在分析革命之时,多侧重基督教的作用,如对革命原因和基督教对中国未来的重要性的分析。传教士在探讨革命意义时,不仅看重对中国的意义,更注重中国革命对亚洲和世界的意义。这正是传教士看待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随着二次革命和一战的爆发,传教士对中国政治的关注减少,但对中国的未来仍持有信心。第六章论述传教士这一时期塑造的中国形象及其影响,重点分析的是美国传教士对美国的影响。1900年后中国自身的变化及传教事业侧重点的变化都使得传教士倾向塑造一个更为积极的中国形象。从晚清新政时期开始,传教士对中国及中国人的看法是趋向积极乐观的,辛亥革命的发生更加强了这一积极的趋势。在传教士看来,中国是觉醒的、进步的。传教士在这一时期对中国及中国人的积极看法不仅影响了当时的美国人,而且对整个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中国形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民族民主革命先驱徐绍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民族民主革命先驱徐绍桢(论文提纲范文)
(1)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0.2 服饰变革文献综述 |
0.3 研究思路、框架与内容 |
0.4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0.5 创新点 |
第1章 人衣关系表里之辨——女性服饰潮流 |
1.1 衣以容身:松绑解放,开禁易俗 |
1.2 衣以立身:性别反叛,异中求变 |
1.3 衣以适人:简便合体,文明质朴 |
1.4 衣以彰人:流曲赋形,纳西慧中 |
1.5 思考与讨论:人衣关系的历史脉动与文化嬗变 |
第2章 经纬不辍纺新织异——产业进步、技术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2.1 有里有面:面料及其生产 |
2.1.1 纺、缫技术与原料更新 |
2.1.2 机织技术与质料革新 |
2.1.3 印染技术与纹样、色彩嬗变 |
2.2 有型有样:成衣及其制造 |
2.2.1 家庭生产 |
2.2.2 拎包客与前店后场 |
2.2.3 半标准化与标准化生产 |
2.3 有价有市:纺织贸易以及市场 |
2.3.1 纺织原料、纺织品贸易和市场 |
2.3.2 成衣市场及贸易 |
2.4 思考与讨论:纺织和制衣产业技术变革下的人衣关系 |
第3章 觉与不觉咸与维新——社会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3.1 局隅生变: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现象 |
3.1.1 广府地区缫丝女工与“自梳”现象 |
3.1.2 上海城市女性和“摩登”现象 |
3.2 起而求变: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 |
3.2.1 戊戌维新和不缠足会 |
3.2.2 辛亥前后的民权革命和女子参政运动 |
3.2.3 新文化和女学生爱国平权运动 |
3.2.4 新生活的反摩登实践与国货运动 |
3.2.5 社会运动中的女性角色和服饰角色 |
3.3 论而思变: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 |
3.3.1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
3.3.2 妇女解放思潮 |
3.4 思考和讨论:社会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第4章 易服不易表里乾坤——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 |
4.1 防与不防:“夷”“夏”文野观念转变 |
4.2 尊与不尊:“道”“器”体用概念解体 |
4.3 禁与不禁:“礼”“俗”治理秩序重构 |
4.4 变与不变:“荣”“耻”面子文化演进 |
4.5 思考与讨论:文化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余论 |
5.1 余论 |
5.2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后记 |
(2)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申圭植资料整理及研究现状 |
一、申圭植资料整理出版现状 |
二、国内外申圭植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第二章 申圭植的生平与思想 |
第一节 启蒙救国——国内启蒙运动时期(1880-1910) |
一、家庭背景与求学经历 |
二、思想启蒙活动 |
三、经济救国活动 |
第二节 中韩联合——来华流亡初期(1911-1918) |
一、中国革命体验 |
二、中韩联合下的独立运动实践 |
第三节 民族自决——流亡政府时期(1919-1922) |
一、在流亡政府创建中的活动 |
二、在流亡政府中的政治外交活动 |
第三章 申圭植的在华文坛活动与文学交流 |
第一节 申圭植与中国革命党人的文学交流 |
一、申圭植的中国革命党人书写 |
二、中国革命党人的申圭植认识 |
第二节 申圭植与南社 |
一、申圭植在南社中的活动 |
二、申圭植与南社社员的交流及相互认知 |
第三节 《震坛》——中韩交流之阵地 |
一、《震坛》的创刊与申圭植 |
二、《震坛》的办刊宗旨、流布与影响 |
三、中国人士撰稿的内容 |
四、韩国人士撰稿的内容 |
第四章 申圭植的中国认识与文学想象 |
第一节 中国革命认识与近代国家意识 |
一、对辛亥革命的肯定 |
二、近代国家意识 |
第二节 军阀社会认识与批判意识 |
一、对袁世凯政府的认识及批判 |
二、对军阀割据的认识及批判 |
第三节 中韩合作意识与世界和平认识 |
一、中韩关系认识与中韩合作意识 |
二、韩国独立与世界和平之关系 |
第五章 申桂植的离散体验与文学想象 |
第一节 离散生活认识与苦闷的书写 |
一、离散者的乡愁 |
二、亡国奴的愤恨 |
第二节 日本侵略认识与主体性 |
一、日本认识与抗日路线 |
二、民族主体意识 |
第三节 民族历史认识与民族身份的坚守 |
一、民族历史意识 |
二、民族身份的坚守 |
第六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黄侃人际交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及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
四、研究重点与难点 |
五、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第一章 黄侃与亲人的交往 |
第一节 与父母的深情 |
一、父亲黄云鹄 |
二、生母周氏 |
三、养母田氏 |
第二节 与兄姊间的交往 |
一、兄黄少芸 |
二、九姊黄静仪 |
第三节 与晚辈的交往 |
一、长女黄念容 |
二、堂侄黄焯 |
第四节 四次婚姻 |
一、王灵芳 |
二、黄绍兰 |
三、彭欣湘 |
四、黄菊英 |
第二章 黄侃与政界的交往 |
第一节 辛亥前的革命事迹 |
一、革命思想的熏陶 |
二、激进的革命斗士 |
第二节 民初的弃政从学 |
一、“早岁曾怀济物心” |
二、“终羡共和是美名” |
三、“屡犯风波意已伤” |
第三节 后期与政界的来往 |
一、“忍不住的关怀” |
二、与革命战友的交情 |
第三章 黄侃与师生的交往 |
第一节 黄侃与章太炎 |
一、蒙学、革命与东京讲学 |
二、性格、文章与魏晋风度 |
三、治学态度、特点与旨趣 |
第二节 黄侃与其他师长 |
一、刘师培 |
二、江瀚 |
第三节 与学生的交往 |
一、孙世扬 |
二、陆宗达 |
第四章 黄侃与其他学人的交往 |
第一节 黄侃与桐城派 |
一、北大民初的学派之争 |
二、对桐城派的批评 |
第二节 黄侃与新文化派 |
一、“论学由来贱纷争” |
二、“出林倦鸟久思还” |
三、“新旧本来无定向” |
第三节 黄侃与国立中央大学 |
一、旧学阵营 |
二、交游之乐 |
第四节 同门之间的交往 |
一、钱玄同 |
二、吴承仕 |
三、汪东 |
第五章 黄侃人际交往总论 |
一、家庭教育的深远影响 |
二、交际圈趋向狭窄的特征 |
三、量力守国故的一生 |
四、黄侃的狂狷与内在冲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4)南社报刊文学史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南社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二、从南社的活动方式来看南社的影响 |
三、从南社性质看南社研究的价值空间 |
第一章 南社的兴起与报刊业 |
第一节 国族话语下的文人聚义 |
一、南社成立前国族革命下的文学聚义 |
二、南社成立后文学团体的政治言说 |
第二节 报刊、政治、文学三者的联姻 |
第三节 南社报人与笔名文化 |
一、蕴含丰富意蕴的笔名 |
二、剑气与梅魂——高旭名号透析 |
三、南社社友名号匡谬 |
第二章 南社报刊述略 |
第一节 南社成立前的报刊 |
一、留学生与革命报刊 |
二、国内引领时代潮流的革命报刊 |
三、“文界革命”影响下的白话报刊 |
第二节 南社成立后的报刊 |
一、南社雅集与《南社丛刻》的出版 |
二、于右任与“竖三民” |
三、反袁旗帜下的南社报刊 |
四、南社报人与消闲报刊 |
五、南社报人与《民国日报》副刊的转型 |
第三节 南社女社友与报刊 |
一、从闺阁中走出来的新女性 |
二、异国他乡的社会政治活动 |
三、民元前南社女社友的革命活动 |
四、民元后南社女社友引领的妇女解放运动 |
五、南社女社友的办报活动 |
第三章 南社报刊文学综论 |
第一节 报刊中的南社小说 |
一、大社会背景下的身体写作 |
二、翻译世界中的“归化”与“异化”特征 |
三、创作方法上的新变 |
第二节 报刊中的南社诗歌 |
一、响应“诗界革命”的创作 |
二、感世之作中“咏史”主题 |
第三节 报刊中的南社传奇杂剧 |
一、从《二十世纪大舞台》到戏剧理论的创新与实践 |
二、源自社会不同层面的声音 |
第四章 民国机制下的南社报刊文学 |
第一节 民国文学史言说与南社文学 |
一、“民国文学”存在的合理性 |
二、南社:民国文学书写的起点 |
第二节 政治革命下的南社消闲文学 |
一、南社社友思想的消闲化转型 |
二、南社与鸳鸯蝴蝶派的交集 |
三、鸳鸯蝴蝶派与文学的现代性 |
第三节 南社与新文学家“白话文运动”之论战 |
一、南社文人与“新文学家”之间的交集 |
二、南社文人与“新文学家”论争之源 |
三、南社文人与“新文学家”论争背后的反思 |
结语:启蒙、革命与现代性的追寻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后记 |
(5)清末民初诗钟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一)文学层面的意义 |
(二)文化层面的意义 |
(三)历史层面的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相关问题说明 |
(一)时间段限 |
(二)收录标准 |
(三)社团命名 |
上编 清末民初诗钟社概论 |
第一章 诗钟概说 |
第一节 诗钟的源流 |
一、诗钟的文体来源 |
二、诗钟的创作方法来源 |
三、诗钟的发源地 |
第二节 诗钟的特点及格目 |
一、诗钟的本质特征 |
二、诗钟的格目 |
第三节 诗钟发展史简说 |
一、清末(1821-1911) |
二、民国(1912-1948) |
三、新中国至今(1949-) |
第二章 清末民初诗钟社兴起背景 |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社会环境 |
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
二、危机与自救 |
三、曲折中前进 |
第二节 清末民初的旧体诗歌 |
一、旧体诗最后的辉煌 |
二、睁眼看世界 |
三、新的挑战 |
第三节 清末民初诗钟社结社动机 |
一、对诗钟的“小大之辩” |
二、松紧适宜的政治环境 |
三、可供选择的活动地点 |
第三章 清末民初诗钟社发展历程 |
第一节 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的诗钟社 |
一、诗钟社的雏形:私人分咏、嵌字活动 |
二、走出京、闽 |
三、台湾钟声初响 |
第二节 光绪、宣统年间的诗钟社 |
一、名人效应——张之洞及其幕僚诗钟会 |
二、唐景崧与台湾钟坛 |
三、三大重镇——江苏、北京、福建 |
第三节 民国初年的诗钟社 |
一、辛亥革命调整诗钟社地域分布 |
二、租界内惺惺相惜——超社 |
三、京、沪钟坛转移——寒山诗钟社 |
四、域外诗钟社出现——寄社、南萍社 |
五、近代报刊对诗钟社的影响 |
第四章 清末民初诗钟社的特点 |
第一节 时代性 |
第二节 依附性 |
第三节 纪律性 |
第四节 封闭性 |
第五章 清末民初诗钟社的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 |
第一节 清末民初诗钟社是中国古代文人结社的有机组成部分 |
一、中国古代文人结社的一部分 |
二、华侨文人结社的一部分 |
三、对古代遗民结社的继承 |
第二节 清末民初的诗钟社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 |
一、延续了古代文学的创作题材和文人的活动范式 |
二、提供了传统文学发展的新思路 |
三、文化史视角下的特殊意义 |
下编 清末民初诗钟社丛考 |
一、道光年间(1820-1850) |
二、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 |
三、光绪年间(1875-1908) |
四、宣统年间(1909-1911) |
五、民国初年(1912-1919)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清末民初诗钟集叙录 |
附录(二) 清末民初诗钟社总表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6)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北京公园与市民生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本选题研究意义 |
1.1.1 公园是城市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
1.1.2 公园是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和平台 |
1.1.3 近代城市公园史研究之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研究前景 |
1.2.1 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与分析 |
1.2.2 国内相关研究成果与分析 |
1.2.3 研究空间与研究前景 |
1.3 公园与相关概念界定 |
1.3.1 公园与城市公园 |
1.3.2 空间与公共空间 |
1.4 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 |
1.4.1 研究对象 |
1.4.2 研究内容 |
1.5 研究重点、难点 |
1.5.1 研究重点 |
1.5.2 研究难点 |
1.6 创新之处与局限性 |
1.6.1 创新之处 |
1.6.2 局限性 |
1.7 研究方法 |
1.7.1 文献研究法 |
1.7.2 调查研究法 |
1.7.3 跨学科研究法 |
1.7.4 个案研究法 |
1.8 资料的搜集与选用 |
1.8.1 档案资料 |
1.8.2 方志和地方文史资料 |
1.8.3 报刊杂志资料 |
1.8.4 相关学术专着 |
1.8.5 相关学术论文及其他 |
第2章 城市公园的兴起与发展 |
2.1 国外城市公园的兴起与发展 |
2.1.1 城市公园溯源 |
2.1.2 第一座城市公园的建立 |
2.1.3 城市公园运动 |
2.2 国内城市公园的兴起 |
2.2.1 城市公园溯源 |
2.2.2 租界公园的开辟及影响 |
2.2.3 经营性私园的开放 |
2.2.4 皇家园林的首次开放 |
2.2.5 晚清城市公园的自创 |
2.3 小结 |
第3章 民国北京公园开放与新型公共空间的开拓 |
3.1 传统城市公共空间非常匮乏 |
3.1.1 皇家坛庙的神圣性 |
3.1.2 香会、庙会的时限性 |
3.1.3 城郊名胜的偏僻性 |
3.2 建园呼声 |
3.2.1 社会精英的建园倡议 |
3.2.2 地方组织的努力 |
3.2.3 政府的大力提倡 |
3.3 市政建设运动 |
3.3.1 北京市政建设的滞后 |
3.3.2 京都市政公所 |
3.3.3 “公共工程运动” |
3.4 皇家园林的大规模开放与新型公共空间的开拓 |
3.4.1 中央公园 |
3.4.2 城南公园 |
3.4.3 天坛公园 |
3.4.4 北海公园 |
3.4.5 京兆公园 |
3.4.6 颐和园 |
3.5 小结 |
第4章 民国前期北京公园与市民生活 |
4.1 公园与政治生活 |
4.1.1 政府当局实现社会控制的媒介 |
4.1.2 政党政团与精英进行政治宣传的理想场所 |
4.1.3 公园政治的典型——中山公园建设运动 |
4.2 公园与教育活动 |
4.2.1 公共图书馆——“天堂之所” |
4.2.2 公园里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基地 |
4.2.3 展览会、展销会、筹赈会及学术演讲 |
4.3 公园与社交生活 |
4.3.1 社会名流的“会客室” |
4.3.2 文人墨客的“沙龙”和“创作室” |
4.3.3 新时代青年男女的社交与寄情场所 |
4.4 公园与旅游及休闲娱乐生活 |
4.4.1 中外游客的旅游胜地 |
4.4.2 市民休闲娱乐的天堂 |
4.5 公园与卫生体育活动 |
4.5.1“都市之肺脏” |
4.5.2 健身之乐园 |
4.6 公园与商业活动 |
4.6.1 公园内的商业活动 |
4.6.2 周边地区的商业化 |
4.7 小结 |
第5章 民国时期北京公园的特点与不足 |
5.1 彰显皇家气派,渗透现代气息 |
5.1.1 古典之美,皇家气派 |
5.1.2 中西融合,现代风范 |
5.2 开放为主,兴建为辅 |
5.2.1 开放皇家园林为主 |
5.2.2 兴建私园与学校园林为辅 |
5.3 突出政治教化功能 |
5.3.1 强烈的政治色彩 |
5.3.2 浓郁的教育氛围 |
5.4 政局动荡,缺乏整体规划与管理 |
5.4.1 政局动荡,公园开放充满斗争 |
5.4.2 资金匮乏,公园建设举步维艰 |
5.4.3 布局不合理,管理不善 |
5.5 公园的“公”与“不公” |
5.5.1 公园的公共性 |
5.5.2 公园的“不公” |
5.6 小结 |
第6章 结论 |
6.1 新型公共空间的开拓 |
6.2 近代公园意识与公园文化的初步形成 |
6.3 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 |
6.4 城市公园的独特风格 |
6.5 舒适宜人的生态环境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后记 |
致谢词 |
(7)清末数学家徐绍桢数学成果讨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引入 |
1.2 徐绍桢简介 |
1.3 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和内容 |
第2章 《学一斋算课草》研究 |
2.1 《学一斋算课草》内容简介 |
2.2 《学一斋算课草》典型题目述评 |
2.2.1 多元方程组 |
2.2.2 不定方程组 |
2.2.3 高次方程 |
2.2.4 概率问题 |
2.2.5 几何问题 |
2.2.6 对数问题 |
2.2.7 级数问题 |
2.2.8 解决实际应用问题 |
第3章 《学一斋勾股代数草》研究 |
3.1 概述 |
3.2 内容分析 |
3.2.1 题目类型介绍 |
3.2.2 对徐绍桢求勾股弦方法的改进及简化 |
第4章 对《勾股通义》研究 |
4.1 《勾股通义》简介 |
4.2 内容分析 |
4.2.1 应用勾股恒等式求解 |
4.2.2 列方程求解 |
第5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8)王钟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本选题的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第一章:王钟麒的生平及人生经历 |
第一节 生平交游及其卒年考释 |
第二节 同时期王钟麒考辨 |
第三节 报人经历 |
第四节 革命志士 |
第二章:王钟麒的小说、戏曲理论 |
第一节 近代小说戏曲理论的兴起 |
第二节 王钟麒的小说理论及其影响 |
第三节 王钟麒的戏曲理论及其影响 |
第三章:王钟麒的小说、戏曲创作 |
第一节 《申报》之讽刺小说 |
第二节 《月月小说》之短篇小说 |
第三节 《安徽白话报》之白话小说 |
第四节 《申报》之戏曲《血泪痕传奇》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王钟麒作品简编 |
致谢 |
(9)辛亥革命时期的中部同盟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
第二节 学术史梳理 |
一、1951年以前的研究 |
二、1951年以后的研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思路与创新点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三、研究着力点与创新之处 |
第二章 同盟会的分裂与中部同盟会的成立 |
第一节 中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行动特征 |
一、资产阶级革命阵营中的“自由派”和“民主派” |
二、中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行动特征 |
第二节 同盟会内各派别的分歧与走向 |
一、思想:“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之争 |
二、组织:国旗式样之争与经费风波 |
三、军事:“边地”还是“中部”的革命地点之争 |
第三节 中部同盟会的成立及组织构成 |
一、中部同盟会与长江流域之间的渊源 |
二、从东京到上海:中部同盟会的酝酿 |
三、中部同盟会成立大会及人员构成 |
四、中部同盟会的章程、主张及局限性 |
小结 |
第三章 中部同盟会在两湖地区革命中的“成”与“败” |
第一节 中部同盟会力促共进会、文学社的联合 |
一、共进会与文学社在两湖地区的苦心经营 |
二、文学社与共进会的活动侧重点及成效 |
三、居正、谭人凤在长江流域的奔波与推动 |
四、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与起义计划的制定 |
第二节 中部总会错失武昌首义指挥良机及领导权 |
一、中部同盟会领袖与武昌首义的无缘 |
二、首义后的湖北政局与湖北都督的拥立 |
三、谭人凤抵达武昌及其态度的转变 |
四、居正稳定湖北政局的举措与局限 |
第三节 中部同盟会在湖南地区的悲戚结局 |
一、中部同盟会在湖南新军中的秘密联合 |
二、湖南都督府成立与中部同盟会的暂时成功 |
三、革命阵营内资产阶级自由派与湖南立宪派的关系 |
四、焦达峰被杀与中部同盟会在湖南的失败 |
小结 |
第四章 中部同盟会在上海等地光复中的合作与分裂 |
第一节 上海光复前中部同盟会的宣传与联络 |
一、中部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的革命宣传与鼓动 |
二、中部同盟会推进上海光复的筹划与联合 |
三、李燮和在上海光复中的双重角色 |
第二节 中部同盟会在上海光复中的合作与分裂 |
一、中部同盟会在上海光复之役中的合作 |
二、中部同盟会内部争夺上海都督之争 |
第三节 中部同盟会与南京等地的光复 |
一、中部同盟会与南京等地的光复 |
二、革命党内部争权夺利的牺牲品 |
三、陈其美与立宪派、旧官僚的明争暗斗 |
小结 |
第五章 辛亥革命前后中部同盟会的改革主张及结局 |
第一节 中部同盟会在上海的改革主张与实践 |
一、辛亥革命前后物价上涨的状况及原因 |
二、中部同盟会改善财政经济状况的举措 |
三、中部同盟会在政治及军事方面的改革 |
第二节 宋教仁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主张及实践 |
一、对农业地位及落后原因的深刻分析 |
二、对农业现代化方案的构想 |
三、宋教仁农业思想的现实意义 |
第三节 同盟会本部迁回上海与中部同盟会的解散 |
一、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鄂州约法》及其主张 |
二、同盟会迁回上海与中部同盟会的解散 |
三、中部同盟会与华兴会等其他团体的关系 |
小结 |
结语:革命阵营内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作用及局限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觉醒的中国”: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
四、史料及概念说明 |
第一章 晚清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回顾 |
第一节 基督教在华传教根基奠定(1807-1860) |
一、基督教在华传教准备时期(1807-1842) |
二、基督教在华传教根基奠定时期(1842-1860) |
第二节 传教事业发展时期(1860-20世纪初) |
一、19世纪后期传教事业的发展 |
二、20世纪初传教事业的发展 |
第二章 辛亥革命前传教士对中国的认识 |
第一节 19世纪传教士对中国的认识与思考 |
一、传统保守的中国 |
二、变化中的中国 |
第二节 新政时期传教十对中国局势的认识与思考 |
一、开放的时代 |
二、新政、新气象 |
三、专制与民主,改革与革命 |
第三章 传教士眼中的革命(上) |
第一节 中部地区 |
一、湖北 |
二、江西 |
第二节 华北地区 |
一、山西 |
二、山东 |
三、天津 |
第四章 传教士眼中的革命(下) |
第一节 西北地区 |
一、陕西 |
第二节 西南地区 |
一、四川 |
二、云南 |
第三节 其他地区 |
一、上海 |
二、江苏 |
三、满洲 |
第五章 传教士对辛亥革命的诠释 |
第一节 中国革命的特征与性质 |
一、中国革命的特征 |
二、叛乱、革命、进化 |
第二节 中国革命原因、前景与意义 |
一、基督教——革命的酵素 |
二、辛亥革命的结果 |
三、中华民国的前景 |
四、辛亥革命的意义 |
第三节 传教士与二次革命 |
一、传教士对二次革命的消极态度 |
二、传教士对中国未来的信心 |
第四节 传教士眼中的孙中山 |
一、基督徒革命领袖 |
二、孙中山民初与教会、基督徒接触 |
第六章 传教士塑造的中国形象及其影响 |
一、进步的中国:新政时期 |
二、年轻的共和国:辛亥革命时期 |
结语 |
附录 译名对照表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民族民主革命先驱徐绍桢(论文参考文献)
- [1]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D]. 张雪飞. 东华大学, 2021(01)
- [2]申圭植的中国体验与文学创作研究[D]. 刘霞. 山东大学, 2020(10)
- [3]黄侃人际交往研究[D]. 刘琰. 三峡大学, 2020(06)
- [4]南社报刊文学史料研究[D]. 郭建鹏. 吉林大学, 2018(04)
- [5]清末民初诗钟社研究[D]. 李思语.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6]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北京公园与市民生活研究[D]. 石桂芳. 吉林大学, 2016(03)
- [7]清末数学家徐绍桢数学成果讨论[D]. 李瑶. 天津师范大学, 2016(09)
- [8]王钟麒研究[D]. 胡盼盼. 河南大学, 2015(07)
- [9]辛亥革命时期的中部同盟会研究[D]. 唐伟锋. 南开大学, 2014(04)
- [10]“觉醒的中国”: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革命[D]. 王静. 华中师范大学, 20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