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过对话解决冲突（论文文献综述）
许鑫[1]（2021）在《存异而求同：后真相时代对话观念的嬗变》文中指出人类对话的思想源远流长,主要有寻求共识的对话和强调差异的对话两种模式,包含价值观与方法论双层含义。后真相、多元化时代,对话实践主要面临共识难于达成、各阶层缺乏互信和对话意愿等现实困境。新情境下的对话只能求同存异,重视过程而非结果,其价值主要在于养成以对话解决矛盾冲突的社会规范。
崔鑫[2]（2021）在《在线协作知识整合中认知冲突调节支架设计研究》文中认为
徐海丽[3]（2021）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在文化对话的运用》文中指出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自身历史发展中都先后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但由于形成过程的复杂性,各种文化之间难免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时而会引发各种文化冲突。在当今全球化不断加速的时代,文化之间的冲突日益呈现,迫切需要展开对话,消除冲突。传统文化对话所奉行的普遍主义原则或特殊主义原则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哈贝马斯所倡导的交往行为理论为各种文化对话提供了有价值的视域。文化对话要面向生活世界,坚持交往理性的基本要求,各种文化才能和谐发展。为了使交往理性在文化对话中真正发挥作用,人们还必须确定合理的对话程序和对话环境。
马倩[4]（2021）在《合作型外交话语的话语空间建构研究 ——以中国“和合”话语为例》文中指出政治话语研究包含两个基本主题:一是权力主体间基于权力争夺的冲突和对抗,二是权力主体间基于利益协商的合作性社会实践（Chilton&Schaffner2002）。外交话语是政治话语研究的重要领域,关注作为外交实践工具的话语如何反映并塑造外交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现实。国际关系中的外交话语实践根据以上两个主题可大致分为对立型外交话语和合作型外交话语。长期以来政治外交话语的研究主要关注话语的对立性特征,而对合作型外交话语的研究和系统性解读不足。从认知语言学的空间概念化视角来看,合作型外交话语应呈现与对立型外交话语不同的空间表征形式,Chilton（2004）话语空间理论以二元分界的空间概念化仅适用于后者而不能解释前者。本研究从话语空间建构视角以中国“和合”话语为例对合作型外交话语进行解读。鉴于二元分界式空间概念化的局限性,本研究借鉴Chilton（2004）提出的三维度（空间、时间、价值）,并基于Kaal（2012,2015,2017）从政党话语的时空指涉范围反观政党世界观的话语空间分析路径,拓展话语空间的内涵和研究框架;通过分析中国“和合”话语的“空间-时间-价值”（STV）表征形式,探究合作型外交话语的话语空间建构模式,以丰富认知视角话语空间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本文主要回答三个研究问题:（1）中国“和合”话语在空间维度、时间维度、价值维度各有哪些话语表征?（2）中国“和合”话语建构了什么样的话语空间?三个维度之间是什么关系?（3）合作型外交话语和对立型外交话语在话语空间表征上有何差异?为回答上述三个研究问题,本文以中国领导人68篇多边外交演讲为语料,遵循“文本特征→概念化表征→话语空间整体表征”的自下而上的分析步骤,以质性分析为主、量化分析为辅的方法进行语料分析。研究发现主要有三点:第一,中国“和合”话语在空间维度以包容性的空间“满格”表征反映全局视角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与和谐共存,在时间维度以延展性的时间“满格”表征反映广阔的历史视野和长远的战略眼光,在价值维度以相应识解策略反映共同价值取向,与时空“满格”相呼应。第二,中国“和合”话语的三维度表征共同形成延展包容的话语空间,以“和合”话语空间模型可视化呈现,三维度之间体现以价值维度为核心的两两交互关系。第三,合作型外交话语和对立型外交话语基于不同的空间概念化呈现不同的话语空间表征,前者在共同价值导向下以整体性、弱界限划分的空间概念化方式建构话语空间,总体上呈现外向扩展的包容性表征;后者在价值对立导向下以内外分界的空间概念化方式建构话语空间,总体上呈现内向压缩的对抗性表征。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理论上对Chilton（2004）的话语空间理论进行改造形成拓展框架以探究合作型外交话语的话语空间建构特征,最终得出“和合”话语空间模型,丰富了话语空间研究的理论外延;实践上将合作型外交话语与对立型外交话语置于平等地位,扩大了话语空间研究范围,克服了前期话语空间研究偏重于关注政治话语对立性特征的局限性。研究结果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的相关研究提供了语言学话语分析理据支撑,并对政治话语分析实践、外交话语翻译实践、中国价值观传播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具有启示作用。
柳承址（SEUNGJI RYU）[5]（2021）在《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文中认为冷战时期韩国政府通过韩美同盟提高防卫力,推进了旨在减少国家安全脆弱性的政策。但是,卢泰愚政府为了适应冷战的结束,推进新的对朝政策,采取了以和解合作改善韩朝关系为核心的政策,以解除安全威胁。为保障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创建了由东北亚六国参加的东北亚和平协议会,通过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使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制度化,并营造引导朝鲜走向改革开放的环境。当时卢泰愚政府推进的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在此后历任政府的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中都得到继承。但是,尽管韩国历届政府数十年来在政策上进行了各种试图消除朝鲜威胁的努力,朝鲜对韩国的安全威胁仍然无法消除,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增大,作为韩国国家安全政策中心的对朝政策呈现出前进与倒退的反复的问题。由此出发,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冷战结束以来历届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与多边安全合作构想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并归纳其特点,分析其成果及局限性等,以找出上述问题的答案。为了更具体、更全面地探讨和评估,本论文将立足于历史研究分析方法与文献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笔者发现,在既有研究中,对冷战后时代韩国历届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既缺少系统、全面的梳理,也没有对它们的演变、异同、不同的特点及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因此本研究主要阐述的内容及创新点是从国家安全视角,通过系统、全面梳理韩国历届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分析韩国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的演变、异同以及造成异同的原因。通过本研究,能够了解冷战后时期韩国安全政策的特点。其特点是从冷战时期开始逐步演进的,并不是其政策方向发生了急进的转变,而且比冷战时期更加具体化、体系化,其领域也日益扩大。但是,由于历届政府的政策都只是暂时改善了韩朝关系,所以韩朝关系反复出现前进和倒退的循环,对解除传统安全威胁并没有做出太大贡献。不过,通过和解合作改善韩朝关系和与国际社会的多边安全合作,试图使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制度化的政策方向是正确的。今后,韩国政府应克服各种变数,为制定能够消除安全威胁的对朝政策,并实现多边安全合作构想而努力。
王海涛[6]（2021）在《德国北约政策研究（1990-2020年）》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建构主义理论出发,以建构力量理论为主线,以功能制度主义作为分析工具,结合分析德国安全政策最常见的文明力量理论,对德国的北约政策进行综合性分析。德国北约政策作为其安全政策的支柱,决策过程首先受到相关国内行政主体的影响,包括政策决策机构,例如国防部、外交部、总理府、议会和宪法法院,以及各党派不同安全理念的影响。德国北约政策的决策过程还受到国内舆论的影响。从双边关系角度,对德国北约政策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德美和德俄关系,另外德国与法国、东南欧国家的关系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力。在国际秩序格局层面上,德国北约政策以北约的战略变化为导向,而南斯拉夫危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乌克兰危机和新冠疫情都对北约的战略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北约从冷战后的集体防御战略转向全球化战略,又因乌克兰危机重新回归战略防御的发展过程中,德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另外,作为德国安全政策的另一根支柱——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与德国的北约政策之间有着重要的互动,而且欧洲防务独立化的发展趋势会从根本上影响德国的北约政策。本文在内容上首先介绍了北约的建立和发展,随后将统一后德国的北约政策以乌克兰危机为分水岭划分成了三个阶段,首先是从重新统一/冷战结束到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是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事件期间;最后是2017年到2020年。本文接下来介绍了欧盟独立外交与防务政策,重点是分析其与德国北约政策的关系,尤其是德国在“永久结构性合作”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文章最后对德国的北约政策进行了总结,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本文在结构上分析了德国的北约政策随着北约战略转型而产生的变化。其中德国在北约第一次东扩和乌克兰危机过程中扮演了领导角色,充分利用其政治影响力达到德国北约政策的目标,同时德国逐渐突破宪法对国防军海外派兵的限制,为德国的军事行动争取了更多的政治空间;其次分析了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对德国北约政策的影响。随着英国脱欧,德法成为欧盟独立防务力量建设的中坚,由于经济压力,法国更多地依赖德国,但德国受到国内“军事克制文化”的影响,民众对于提高军费支出始终持怀疑态度,极大限制了德国建构意愿的施展;再次是德国北约政策的前景。从德国国防军改革、德国外交策略从“建构力量”回归“务实主义”的转变以及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等角度对德国北约政策的发展趋势作出判断。论文主要分析线索是德国随着其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在北约框架下展现出越来越高的建构意愿,而其政策的制定、相关政治家的表述,尤其是德国北约政策的实施过程成建构力量理论分析的主要范围。建构主义理论,特别是功能制度主义提供的德国对北约资源、政策结果和联盟伙伴的影响力分析视角也是本文主要的分析角度。通过分析发现:1、德国随着统一后军事安全环境的变化和在北约地位的逐步提高,尤其是为适应北约战略的调整,也对自己的北约政策进行了不断的调整,其核心出发点是在北约框架下不断提高政治地位并维护安全利益,其中涉及到对国防军的使用问题上,德国北约政策的决策者还受到党派利益以及民意的影响（文明力量）。德国北约政策在发展过程中的一条比较明显的线索就是从“被动”到“主动”（建构力量）;2、德国从1990年代开始在北约对前华约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开放上扮演了领导角色。欧安组织扩大、北约联系国概念以及欧盟和西欧联盟的接近和扩大战略都是这一方针的有效成果。其中在北约两轮东扩过程中德国的建构意愿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在第二轮东扩中没有扮演领导角色,德国还是积极支持扩大进程,同时避免出现安全政治的“灰色地带”或与俄关系产生无法修复的裂痕;3、德国的建构意愿随着军事参与度而逐步提升。随着宪法法院裁决允许域外派兵,德国在北约行动中的军事作用逐步提升,话语权随之提高,德国军官首次担任多国部队最高指挥官,施罗德也首次在北约军事行动中威胁使用否决权;4、德国在危机治理和危机后重建的政治维度上一如既往的表现出高度建构意愿,主动提出倡议,并对纯军事手段态度消极。同时,德国还根据不同的决策内容表现出差异化建构意愿,并主动对政治维度的贡献积极担当领导责任;5、在如何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问题上,德国面临较大的内政压力,原因包括德国一直以来的防扩散政策和“军事保守文化”社会根基,这与美国的军事优先理论背道而驰。随着德国所承担的国际安全责任增加,其话语权也随之提高。德国尤其是在政治手段上积极建构,利用联盟资源提高德国影响力（功能制度主义）;6、德国在乌克兰危机治理过程中创造的“诺曼底格式”通过德法合作代表欧盟进行了正式和非正式双重机制下的斡旋,激活了欧安组织的危机管理机制,利用其合法性和规范上的权威性为德国施展建构意愿夯实了基础,也尽可能的争取了政治谈判的空间,有利的建构了谈判进程。与伊核谈判和利比亚危机期不同的是德国此次的建构意愿得到西方盟友,尤其是美国的认同。总之,以2014年的慕尼黑共识和2016年发布的《德国国防白皮书》为标志,德国形成了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新战略。其中体现出德国北约政策的核心特点是从德国的实力地位和地缘位置（来自中间的领导）出发,扮演国际事务“领导角色”（建构力量）,主动通过合作等和平方式发挥其建构力和影响力（功能制度主义）,以贯彻其“嵌入式崛起”理念所奉行的奉行规范、规则和价值基础上的多边主义（建构主义）外交原则。德国积极利用北约框架施展其影响力,限制以美国为首“鹰派”的“强权政治”,利用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维护欧洲安全稳定。在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背景下,德国积极推动欧盟独立防务建设,通过与盟友的联合行动平衡军事和民事手段。然而德国军事能力的提升和建构意愿的施展受到了“克制文化”（文明力量）的深刻影响,导致德国很难具备与自身政治地位相匹配的军事能力,而疫情影响更让德国在军费支出方面所作的努力举步维艰。拜登上台使欧洲盟友看到“西方回归”的希望,因此德国防长提出增加军费开支以显示团结美国和维系北约的决心。特朗普不仅分裂了跨大西洋关系赖以生存的价值体系,也将欧洲的国防一体化视为对美国的挑战。拜登初步的外交框架显示务实的外交政策有助于美国回归西方并修复跨大西洋裂痕,加强北约存在以应对全球威胁。欧盟在2020年11月30日提交的与美国促进全球化边变革议程中提出了从全面共同利益出发维护与美国的关系。德国总统在国防军成立65周年纪念日上也提到美国对于维护欧洲团结的重要性。因此,德国防长认为应该克服疫情困难,维持乃至提高德国军费开支水平。而德国务实政策引发了盟友,尤其是法国对于德国在拜登上台后搁置欧洲独立防务力量建设的担心。这也体现出德国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尤其是欧盟理事会主席国这一身份,推行自己务实政策的意愿,与法国的“脱钩”的激进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德法之间的共识是欧洲团结的重要一环,而德国政治精英已经认识到拜登不会将战略重点从亚太转回欧洲,德国会继续推进务实的外交政策。同时,拜登还会继续向德国施加压力增加军费开支,这与美国的执政党无关。虽然德国防长的表态只能反应德国北约政策的部分变化,但默克尔奠定的更加务实和“网络化”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基础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德国的北约政策。
林昕煜[7]（2021）在《卡塔尔斡旋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第三方斡旋是冲突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斡旋外交是国际关系行为体维护地区和平、提升国际影响力的策略之一。斡旋外交因斡旋主体不同而特点不同,其中小国斡旋外交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小国斡旋的动机在于追求安全与国际声望。坐落于海湾一隅的蕞尔小国卡塔尔,自20世纪90年代起通过斡旋外交游刃有余介入地区事务中,并获得了“公正的斡旋者”和“地区和平的贡献者”的称号。在“小国大外交”国家定位的指导下,卡塔尔的斡旋外交是践行这一国家理念的重要外交行事之一,并由2003年国家永久宪法保障其合法性。卡塔尔进行斡旋外交既受其历史传统的影响:一方面,阿拉伯部落文化中有冲突后和解“苏尔哈”的传统,伊斯兰文化中有冲突后引入第三方斡旋“维赛塔”的习俗;另一方面,历史上的卡塔尔多次经历与沙特、巴林的边界争端,成为冲突中被斡旋的一方也给卡塔尔带来了斡旋经验;在1995年以来更受战略动因的驱动:一来为了在地区纷争的缝隙中求得生存,二来为了提高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并与地区同质性国家竞争。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悬而未决的阿富汗和平问题一直是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卡塔尔斡旋阿富汗和平进程,既巩固在美国心中的地位,与海湾同质性国家竞争,也发挥其多元联盟外交的特点。自2019年至2020年,卡塔尔通过媒体声援、开设阿富汗塔利班海外办事处、解救人质的手段,成功使美国与塔利班、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进行和谈,为美塔签订和平协议贡献力量。
李松清[8]（2021）在《团队领导与成员互动对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文中认为以团队形式进行创新或创造已经成为社会、工作或学生学习的重要形式。比如学生之间的合作创新小组或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都是以小组的形式进行创造性的问题解决。团体中的个体具有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作用。组长或领导者不可或缺,领导是为实现问题解决而在共同参与的互动过程中起组织、控制、或协调作用的主导者。领导作用的有效性主要是通过与成员之间的互动体现。学生学习和生活中团队组长或领导者的产生方式有多种,如随着任务进行自发生成的涌现领导或在正式任务前由成员自由选举产生的领导。不同产生方式下的领导与成员具有不同的互动模式。本研究主要探究不同团队领导与成员互动对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本研究主要通过3个行为实验分别探究涌现领导团队、选举领导团队以及权力领导（选举领导后公开赋予领导利益分配权,要求领导者根据成员表现客观公正的进行利益所得分配）团队中领导与成员在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作用及其话轮转换的模式。通过2个近红外超扫描研究探究不同团体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领导与成员互动的神经机制。行为实验结果发现,涌现领导与成员在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的表现偏好没有显着差异;个体的人际沟通能力能够显着预测涌现领导的产生;领导与成员之间的对话不对等表现为领导者更多接成员的话;领导与成员的对话与团队创新表现的适用性显着正相关。在选举领导团队中,个体的外向性人格特质显着预测选举领导者的产生;领导者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偏好控制反思,成员偏好问题解决;话轮转换的结果显示两两之间的对话保持平等,但不同成员与领导的对话存在差异;领导与成员的对话与团队创新表现的适用性显着正相关。权力领导团队中领导者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偏好控制反思,成员偏好问题分析;领导与成员以及成员与成员之间的对话都没有显着差异;领导与成员的对话与团队创新表现的适用性显着负相关。对3个行为实验的综合分析发现涌现领导比选举领导更偏好问题解决,而选举领导比涌现领导更偏好控制反思。在问题分析的表现上不同领导团队中都是成员比领导有更多偏好。在团队问题解决过程中,涌现领导团队比选举领导团队有更多的目标清晰化及策略计划过程,而选举领导有更多控制反思过程。领导者的作用还表现为随着领导身份的明确及权威的凸显,成员之间对话逐渐对等。人际互动与创新表现的相关分析结果说明当领导没有权力时通过适用性信息沟通构建或维持自身角色,当权威提高,领导者转变为职能的发挥。神经机制的研究结果发现,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领导者的颞顶联合区与成员的左侧前额存在跨脑区同步,且比一般问题解决过程中领导与成员的脑间同步更低;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领导与成员的脑间同步越高,小组创造表现的新颖性越高。选举领导与成员的脑间同步显着高于涌现领导与成员,主要体现在领导者的左侧前额与成员的右侧颞顶联合区的跨脑区同步;领导与成员的脑间同步越高,团队观点的整合水平越高。综合行为及神经的研究结果发现,领导身份的明确性以及权威性的提高,使领导在团队中的组织管理作用凸显,同时其他个体的表现更符合成员角色。团队领导身份不明确时通过不对等的言语沟通及对思路引领构建领导身份;当身份明确后领导在团队中具有更多的控制反思过程,使得团队中个体间的对话更加平衡,体现领导作用。
王津京[9]（2021）在《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与意义生成》文中提出话剧剧本是一个语篇,它带着编剧与观众交流的愿望。话剧演出是一场约定好的聚会,演出过程是观演之间的交流。演出之后,一些观众会以文字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演出的理解,这其中将有相当一部分是对整个语篇或个别语句的理解。一个艺术生命力长久的作品将在历史中被几代人做出不同的解读。话剧语言的意义生成是一个历时漫长且复杂多变的过程。我们通过阅读可以对剧本意义做出大致判断,但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因演员的表演产生一些新的想法。并且,与作品相关的社会背景、创作者阐释、演出广告、评论文章、同题材的其他艺术文本,以至于个人的修养、学识、观剧心情都可能影响我们对作品意义的再阐释。本文试图借鉴叙事学、符号学和话语分析等理论方法对话剧史上的重要作品进行分析,观察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和意义生成在话剧史几个阶段的发展变化,以及这些重要作品在整体结构和具体的语言形式选择上,为我们留下了哪些可供参考的经验。第一章论述早期话剧语言话语模式的建立过程。话剧是以写实的样式进入中国的,并且很快就与传统戏剧形成对峙。一种以写实戏剧观、脱离剧情的演讲、信息的分散和剧情的集中等为特点的新型戏剧话语模式在新剧时期已逐渐形成。五四新剧和爱美剧时期,大量作者开始以易卜生的作品为范本进行创作,一些留学归国人员在剧本创作和导演方面促进了话剧语言话语模式的成熟,话剧语言具备了更符合戏剧表达的功能。第二章论述话剧语言成熟期重要作品的话语模式和意义生成。第一节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重要作品在叙事结构、话语冲突、信息的层次及话语功能等方面的发展进行总结。第二节主要以曹禺的《雷雨》《北京人》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为例对诗意的话语模式的含蓄、抒情、象征三个特点进行论述。第三节以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和老舍的《龙须沟》为例对再现生活的话语模式进行论述,指出再现生活的四种基本功能。第四节以曹禺的《日出》和老舍的《茶馆》为例对社会杂语式的话语模式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组成进行论述。第三章论述新时期话剧语言在话语模式上的发展变化。第一节主要论述现实主义话语模式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第二节主要论述实验戏剧在语言方面进行的种种实验和成果。第三节主要论述台湾地区影响较大的表演工作坊的主要作品在话语模式上的一些特点。第四章从表演的角度说明语言表演对意义的影响。第一节对话剧腔问题进行简要的历史梳理和辨析,并对其价值进行判断。第二节讨论表演对意义的影响。第三节以不同版本的《雷雨》《茶馆》和《恋爱的犀牛》为例讨论同一个作品在不同时代,由不同导演和演员表现产生的意义变化。第五章从接受的角度讨论话剧语言意义生成的影响因素、标准和时代性,以及当下话剧语言接受的三个主要方向。
代斌[10]（2021）在《交往理性视域下师生关系的审视与构建》文中研究表明师生关系是学校教育实践中最为基本的关系形式,伴随着教育事业的出现而产生,贯穿于教育发展的全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工具理性等社会异化理性的侵蚀下,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逐渐演变成为社会主体的重要行为准则。在此背景下,师生关系的发展也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产生了单向度、主体间性缺失、间离性以及功利化等一系列异化问题。然而,师生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资源,其存在和发展的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着学校的教育质量,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此,如何解决师生关系在工具理性导向下的异化问题,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已成为全社会对教育事业未来发展的共同心声。当代西方着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针对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的社会危机,在工具理性的膨胀、意识哲学的式微、传统理论的滋养等背景来源的基础上,提出了着名的交往理性。交往理性本质上作为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合理性,意在使人类的社会行为在遵循或符合交往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进而逐渐摆脱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解决社会的合理化危机,回归交往的生活世界。同时,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基础,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都占据着核心位置,例如,语言学中的普遍语用学、哲学上的交往哲学、社会学领域的社会生活的合理化等等,都或多或少的蕴含有交往理性的影子。本研究将主要围绕主体间的理性本质、作为交往理性经验场所的“生活世界”以及实施载体的“交往行为”等实质内涵,与包含普遍语用学、商谈伦理学等在内的交往理性的主要生成条件,对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加以详细阐述,进而对交往理性获得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通过对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了解以及对当前师生关系问题的审视,为了解决当下的师生关系问题,可以将工具理性导向下的师生关系转向交往理性的指引。然而,交往理性视域下是否存有师生关系合理性转向的适切性,则需对其加以探讨。通过研究发现,交往理性可分别从言语对话层面、关系规范层面、主体交往层面以及场域背景层面为师生关系的合理性转向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得在交往理性转向下的师生关系构建的适用性问题得以保障。因此,基于交往理性转向的师生关系构建的合理性,在交往理性视域下探讨解决师生关系问题的有效路径,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将单向的教育灌输转变为双向的师生对话;在发展师生主体性的基础上建立主体间关系;开展基于师生主体间的教育交往活动;构建师生关系赖以依存的教育生活世界。
二、通过对话解决冲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通过对话解决冲突（论文提纲范文）
（1）存异而求同：后真相时代对话观念的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对话的两种模式与双层含义 |
| 1. 对话的两种模式 |
| 2. 对话的双层含义 |
| 二、 传统对话模式面临的实践困境 |
| 三、 后真相、多元化时代的对话： 存异而求同 |
| 1. 对话的时代价值 |
| 2. 对话的模式重构 |
| 四、 以对话消除对抗： 障碍与路径 |
（3）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在文化对话的运用（论文提纲范文）
| 一、当今文化冲突及其特征 |
| (一)当今文化冲突的现状 |
| (二)当今文化冲突的特征及原因 |
| 二、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论 |
| (一)交往行为蕴含着交往理性 |
| (二)交往理性的基本要求 |
| 三、通过交往理性实现文化对话 |
| (一)文化对话的三种有效性要求 |
| (二)文化对话的理想言说情境 |
| (三)文化对话的程序要体现交往理性的要求 |
（4）合作型外交话语的话语空间建构研究 ——以中国“和合”话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意义 |
| 1.4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重要概念定义 |
| 2.1.1 外交话语:对立型VS.合作型 |
| 2.1.2 话语空间 |
| 2.1.3 中国“和合”话语 |
| 2.2 政治话语研究 |
| 2.2.1 话语与政治 |
| 2.2.2 政治话语研究视角 |
| 2.2.3 认知视角的政治话语研究 |
| 2.3 话语空间研究 |
| 2.3.1 话语空间理论形成、发展及引介 |
| 2.3.2 相关研究 |
| 2.3.3 适用性和局限性 |
| 2.4 合作型外交话语研究 |
| 2.4.1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领域 |
| 2.4.2 语言学领域 |
| 2.5 现有研究局限及本研究创新点 |
| 2.5.1 现有研究的局限 |
| 2.5.2 本研究创新之处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3.1 中国传统“和合”哲学思想 |
| 3.1.1 源流与内涵 |
| 3.1.2 对中国外交话语的影响 |
| 3.1.3 对话语空间研究的观照 |
| 3.2 话语空间研究的理论拓展 |
| 3.2.1 话语空间三维度 |
| 3.2.2 话语空间分析路径 |
| 3.2.3 本研究话语空间分析拓展框架 |
| 3.3 认知识解 |
| 3.3.1 认知识解理论概览 |
| 3.3.2 认知识解与话语空间建构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 4.1 研究问题 |
| 4.2 语料构成 |
| 4.3 分析步骤 |
| 4.4 分析方法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空间维度表征 |
| 5.1 空间指示 |
| 5.1.1 空间范畴表达 |
| 5.1.2 空间指示的“满格”表征 |
| 5.2 人称指示 |
| 5.2.1 自我中心指称VS.异我中心指称 |
| 5.2.2 指示中心——“我们 |
| 5.2.3 人称指示的空间“满格 |
| 5.3 空间性隐喻 |
| 5.3.1 容器隐喻 |
| 5.3.2 空间隐喻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时间维度表征 |
| 6.1 时间指示 |
| 6.1.1 时间范畴表达 |
| 6.1.2 时间“满格 |
| 6.2 时间性隐喻 |
| 6.2.1 旅程隐喻 |
| 6.2.2 潮流隐喻 |
| 6.2.3 建筑隐喻 |
| 6.3 情态的时间植入 |
| 6.3.1 “要”的时间植入 |
| 6.3.2 “将”的时间植入 |
| 6.3.3 “应该”的时间植入 |
| 6.3.4 情态时间植入的未来导向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价值维度表征 |
| 7.1 价值性隐喻 |
| 7.1.1 色彩/画卷隐喻 |
| 7.1.2 游戏隐喻 |
| 7.1.3 关系隐喻 |
| 7.2 图式化 |
| 7.2.1 行动链图式 |
| 7.2.2 平衡图式 |
| 7.3 凸显 |
| 7.3.1 句型凸显 |
| 7.3.2 语义凸显 |
| 7.4 转喻 |
| 7.4.1 部分代整体 |
| 7.4.2 整体代部分 |
| 7.4.3 行为代行为体 |
| 7.5 级阶调整 |
| 7.5.1 详略度 |
| 7.5.2 变焦 |
| 7.6 观察点 |
| 7.6.1 引用 |
| 7.6.2 客观化 |
| 7.7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和合”话语的话语空间 |
| 8.1 “和合”话语空间建构 |
| 8.1.1 空间“满格”:“包容互鉴、和谐共处” |
| 8.1.2 时间“满格”:“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
| 8.1.3 共同价值表征:“互利共赢” |
| 8.1.4 “和合”话语空间模型 |
| 8.2 三维度互动关系 |
| 8.2.1 时间-空间 |
| 8.2.2 价值-空间 |
| 8.2.3 价值-时间 |
| 8.3 本章小节 |
| 第九章 两类话语空间建构对比讨论 |
| 9.1 两类话语空间对比 |
| 9.1.1 空间维度对比 |
| 9.1.2 时间维度对比 |
| 9.1.3 价值维度对比 |
| 9.1.4 总体差异 |
| 9.2 话语空间建构与国际话语权 |
| 9.2.1 中国当代外交话语变迁:对立型话语空间转向合作型话语空间为主 |
| 9.2.2 西方霸权话语:对立型话语空间作为合法化工具 |
| 9.2.3 话语空间建构——透视话语议程设置 |
| 9.3 本章小节 |
| 第十章 结论与启示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研究启示 |
| 10.3 局限与展望 |
| 参引文献 |
| 附录 |
（5）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欧美学术界关于国家安全的研究 |
| 1.2.2 韩国学界关于国家安全及安全政策的研究 |
| 1.2.3 中国学界关于韩国安全政策及朝鲜半岛安全的研究 |
| 1.2.4 既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
| 1.3 研究方法及研究范围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关于国家安全政策的理论考察 |
| 2.1“国家安全”与“安全威胁” |
| 2.1.1“国家安全”的概念 |
| 2.1.2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
| 2.1.3“安全威胁”的概念 |
| 2.1.4“安全威胁”的认知 |
| 2.2 国家安全政策 |
| 2.2.1 对国家利益的追求 |
| 2.2.2“国家安全政策”的定义和范围 |
| 2.2.3 “国家安全政策”与国防、外交、经济之间的关系 |
| 2.2.4 关于“多边安全合作” |
| 第三章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安全政策 |
| 3.1 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安全威胁 |
| 3.1.1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其目标 |
| 3.1.2 韩国的战争历史及威胁认知 |
| 3.1.3 韩国面临的现实安全威胁 |
| 3.1.4 韩国国家安全与现有威胁、潜在威胁的关系 |
| 3.2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 |
| 3.2.1 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与“国家安全战略” |
| 3.2.2 冷战时期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 |
| 3.2.3 韩国的安全政策与对朝政策、多边安全合作构想的关系 |
| 第四章 韩朝关系的转换时期:对话与对立的共存 |
| 4.1 卢泰愚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88-1993) |
| 4.1.1 对朝政策的主要推进内容 |
| 4.1.2 多边安全作的构想-“东北亚和平协议会” |
| 4.1.3 卢泰愚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4.2 金泳三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93-1998) |
| 4.2.1 对朝政策的主要推进内容 |
| 4.2.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多边对话” |
| 4.2.3 金泳三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第五章 韩朝关系的前进与发展时期:探索合作与共赢 |
| 5.1 金大中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98-2003) |
| 5.1.1 和解合作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5.1.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六国宣言” |
| 5.1.3 金大中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5.2 卢武铉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03-2008) |
| 5.2.1 和平繁荣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5.2.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时代构想” |
| 5.2.3 卢武铉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第六章 韩朝关系的倒退时期:矛盾与对话的断绝 |
| 6.1 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08-2013) |
| 6.1.1 相生共荣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6.1.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新亚洲构想” |
| 6.1.3 李明博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6.2 朴槿惠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13-2017) |
| 6.2.1 “韩半岛信任进程”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6.2.2 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 |
| 6.2.3 朴槿惠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6.3 现任文在寅政府的安全政策现状(执政中前进和倒退的循环) |
| 6.3.1 文在寅政府“韩半岛政策”的基本内容 |
| 6.3.2 “东北亚+责任共同体构想” |
| 6.3.3 安全政策现状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韩国历届政府安全政策的演变 |
| 7.2 冷战后韩国历届政府的安全政策的特点 |
| 7.3 冷战后韩朝关系前进与倒退的反复的原因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发表和完成的论文 |
| 附录A:冷战后时期历届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和主要内容-卢泰愚政府-朴槿惠政府 |
| 附录B:冷战后时代历届韩国政府的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卢泰愚政府-朴槿惠政府 |
| 附录C: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的演变及继承 |
| 致谢 |
（6）德国北约政策研究（1990-2020年）（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关于选题 |
| 一、选题动机 |
| 二、选题的理论意义 |
| 三、选题的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1、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框架研究 |
| 2、北约研究 |
| 3、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研究 |
| 4、德国北约政策及军事力量研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1 、理论研究 |
| 2 、案例分析 |
| 第三节 本文研究视角和方法 |
| 一、论文的结构 |
| 二、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三、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理论依据 |
| 第一节 建构主义理论 |
| 一、建构主义理论的特点 |
| 二、建构主义理论内容及其评价 |
| 第二节 文明力量理论 |
| 第三节 建构力量理论 |
| 第四节 功能制度主义 |
| 第二章 北约与德国 |
| 第一节 北约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北约框架下德国的外交和安全利益 |
| 第三节 北约与德国重新武装 |
| 第四节 德国与北约核政策 |
| 第五节 北约与德国重新统一 |
| 第三章 德国与北约冷战后第一次转型 |
| 第一节 北约第一轮东扩 |
| 一、吕厄的政治倡议 |
| 二、从“为什么”东扩到“如何”东扩 |
| 三、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 |
| 四、北约内部关于名单和成本的争论 |
| 第二节 北约第二轮东扩 |
| 一、德国与北约的门户开放政策 |
| 二、华盛顿峰会与科索沃危机 |
| 三、北约及成员国内部讨论 |
| 四、“9.11”事件对东扩的影响 |
| 五、布拉格峰会与继续扩大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四章 德国与北约冷战后第二次转型 |
| 第一节 1991年北约新战略与南斯拉夫冲突 |
| 第二节 波黑战争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一、宪法法院对域外军事行动的判决 |
| 二、北约的两次问询 |
| 三、关于联合国保护部队撤军的争议 |
| 四、德国在维和行动中的作用 |
| 第三节 科索沃危机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一、第一次军事规划 |
| 二、红绿联合政府的科索沃政策 |
| 第四节 科索沃危机与北约新战略 |
| 一、关于联合国授权之争 |
| 二、北约危机治理的触角 |
| 三、是否派遣地面部队 |
| 四、德国在北约科索沃部队中的作用 |
| 五、协调北约与俄罗斯关系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德国与北约冷战后第三次转型 |
| 第一节 “9.11”恐怖袭击与德国应对措施 |
| 一、德国在“永久自由行动”中的作用 |
| 二、德国在“阿富汗国际保护部队”中的作用 |
| 三、德国对反恐战争的认知 |
| 第二节 德国与北约“全球化” |
| 第三节 伊拉克战争与德国的北约政策 |
| 一、北约冷战后的防扩散政策 |
| 二、德国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决策 |
| 三、战争结束后德国的伊拉克政策 |
| 四、重启北约的伊拉克政策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德国与北约冷战后第四次转型 |
| 第一节 利比亚危机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第二节 叙利亚危机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第三节 乌克兰危机期间德国的北约政策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北约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
| 第一节 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
| 一、思想起源、理论依据与历史溯源 |
| 二、发展过程与历史教训 |
| 三、德国的基本政策 |
| 第二节 北约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关系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总结 |
| 第二节 北约发展前景 |
| 第三节 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发展前景 |
| 第四节 德国国防军改革 |
| 第五节 从“建构力量”回归“务实主义” |
| 参考文献 |
| 中文文献 |
| 外文文献 |
（7）卡塔尔斡旋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与成文条件 |
| 第四节 论文内容 |
| 第一章 斡旋外交的理论阐述 |
| 引言 |
| 第一节 斡旋外交的基本概念 |
| 一、斡旋外交的概念明晰 |
| 二、斡旋外交与国际关系 |
| 三、斡旋外交的优势与局限性 |
| 第二节 斡旋外交的主要形态 |
| 一、以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为主体的斡旋外交 |
| 二、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斡旋外交 |
| 三、以个人为主体的斡旋外交 |
| 第三节 斡旋外交与小国的外交哲学 |
| 一、小国的概念简析 |
| 二、小国斡旋外交的动机与影响 |
| 第二章 卡塔尔斡旋外交的理念阐述 |
| 引言 |
| 第一节 卡塔尔的国家定位与外交理念 |
| 一、小国大外交下的国家品牌构建 |
| 二、卡塔尔的三个国家定位 |
| 第二节 卡塔尔斡旋外交的历史文化根源 |
| 一、阿拉伯人对冲突的建构性解释 |
| 二、伊斯兰斡旋:维赛塔(Wisata)在冲突中的应用 |
| 三、伊斯兰和解:苏尔哈(Sulha)在冲突中的应用 |
| 第三节 哈马德时期卡塔尔外交政策的转型 |
| 一、哈马德时期外交政策的转型背景 |
| 二、哈马德时期外交政策的转型表现 |
| 第三章 卡塔尔斡旋外交的动因及影响 |
| 引言 |
| 第一节 卡塔尔斡旋外交的历史与动因 |
| 一、小国生存战略与历史包袱 |
| 二、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 |
| 三、与地区同质性邻国的竞争 |
| 第二节 卡塔尔斡旋外交的影响 |
| 一、正面影响:“公平斡旋者”的国际声望与民族自豪感 |
| 二、负面影响:地区规则的破坏者与干预者 |
| 第三节 卡塔尔斡旋外交的手段、特点与评价 |
| 一、卡塔尔斡旋外交的手段 |
| 二、卡塔尔斡旋外交的评价与特点 |
| 第四章 卡塔尔斡旋外交的实例:以卡塔尔斡旋阿富汗和平进程为例 |
| 引言 |
| 第一节 阿富汗和平进程的根源及发展 |
| 一、阿富汗和平进程的症结与根源 |
| 二、国际社会对阿富汗和平进程的贡献与参与 |
| 第二节 卡塔尔斡旋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历史、动机与手段 |
| 一、卡塔尔参与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历史 |
| 二、卡塔尔斡旋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动因 |
| 三、卡塔尔斡旋阿富汗和平进程的评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卡塔尔斡旋历史 |
（8）团队领导与成员互动对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 团体创造概念及理论 |
| 1.1 团体创造的概念 |
| 1.2 团体创造的形式 |
| 1.3 团体创造理论模型 |
| 1.4 团体创造的测量 |
| 2 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 |
| 2.1 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 |
| 2.2 团体水平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 |
| 2.3 双人合作问题解决过程模型 |
| 3 团体互动 |
| 3.1 团体互动概念 |
| 3.2 团体互动相关研究 |
| 4 团体角色 |
| 4.1 团体中个体角色不对称 |
| 4.2 领导概念及作用 |
| 4.3 领导产生相关研究 |
| 4.4 团体中的成员及相关研究 |
| 5 团体创造过程中的人际互动及其神经机制 |
| 5.1 团队认知 |
| 5.2 创造性观点产生与评价过程的认知神经机制 |
| 5.3 对他人创新观点注意机制 |
| 5.4 团体创造中人际互动的神经机制 |
| 6 近红外超扫描技术及分析指标 |
| 第二章 问题提出与总体研究设计 |
| 1 问题提出 |
| 2 总体研究设计 |
| 第三章 实证研究 |
| 1 研究一: 领导者相关个体特质探究 |
| 1.1 实验一 领导者相关个体特征探究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方法 |
| 1.1.3研究结果 |
| 1.1.4 讨论 |
| 2 研究二: 不同团体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领导与成员的互动 |
| 2.1 预实验团体创造性问题解决任务可行性及实验设置制定 |
| 2.1.1 研究目的 |
| 2.1.2 研究方法 |
| 2.1.3 研究结果 |
| 2.1.4 讨论 |
| 2.2 实验二 团体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涌现领导与成员的人际互动 |
| 2.2.1 研究目的 |
| 2.2.2 研究方法 |
| 2.2.3 研究结果 |
| 2.2.4 讨论 |
| 2.3 实验三 团体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选举领导与成员的人际互动 |
| 2.3.1 研究目的 |
| 2.3.2 研究方法 |
| 2.3.3 研究结果 |
| 2.3.4 讨论 |
| 2.4 实验四 团体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权力领导与成员的人际互动 |
| 2.4.1 研究目的 |
| 2.4.2 研究方法 |
| 2.4.3 研究结果 |
| 2.4.4 讨论 |
| 2.5 实验五 不同领导团体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与成员的人际互动差异 |
| 2.5.1 研究目的 |
| 2.5.2 研究方法 |
| 2.5.3 研究结果 |
| 2.5.4 讨论 |
| 3 研究三: 团体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中的领导-成员互动的神经机制 |
| 3.1 实验六团体创造性问题解决中涌现领导者与追随者人际互动神经机制 |
| 3.1.1 研究目的 |
| 3.1.2 研究方法 |
| 3.1.3 研究结果 |
| 3.1.4 讨论 |
| 3.2 实验七团体创造性问题解决中不同类型领导与成员人际互动的神经机制 |
| 3.2.1 研究目的 |
| 3.2.2 研究方法 |
| 3.2.3 研究结果 |
| 3.2.4 讨论 |
| 第四部分 总讨论 |
| 1 结果总讨论 |
| 1.1 不同方式产生的领导者个体特征 |
| 1.2 不同领导类性团队的问题解决过程差异 |
| 1.3 领导和成员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作用 |
| 1.4 领导成员的人际互动模式及与创新表现的关系 |
| 1.5 团体创造过程中领导-成员的人际间大脑活动同步 |
| 2 研究意义 |
| 3 研究局限和展望 |
| 第五部分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转录模板示例 |
| 附录2 研究一相关问卷示例 |
| 附录3 研究二和三相关问卷示例 |
| 附录4 已发表论文 |
| 致谢 |
（9）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与意义生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早期话剧语言话语模式的建立 |
| 第一节 新剧语言中的良性萌芽 |
| 一、写实观的萌芽——王钟声之《张汶祥刺马》 |
| 二、话语功能的转变与演讲的安排——钟声新剧与天知派新剧 |
| 三、新剧的话语秩序与家庭剧——以春柳社作品为例 |
| 第二节 五四新剧语言的发展 |
| 一、叙事框架的建立——社会问题剧的叙事框架 |
| 二、中国早期话剧的示范之作——洪深改译的《少奶奶的扇子》 |
| 三、辩论、宣言与抒情——五四新剧中的话语功能 |
| 第三节 早期话剧语言的成就 |
| 一、田汉的《名优之死》 |
| 二、丁西林的《一只马蜂》 |
| 小结 |
| 第二章 话剧语言成熟期的话语模式和意义生成 |
| 第一节 叙事策略与对白写作技巧的成熟 |
| 一、叙事者与叙事结构 |
| 二、话语冲突与层次感 |
| 三、语言功能的丰富 |
| 第二节 诗意的话语模式——以《雷雨》《北京人》《风雪夜归人》为例 |
| 一、《雷雨》语言的含蓄性 |
| 二、《北京人》语言的抒情性 |
| 三、《风雪夜归人》语言的象征义 |
| 第三节 再现生活的话语模式——以《上海屋檐下》《龙须沟》为例 |
| 一、半公共空间与日常行动 |
| 二、场面布局的基本方法 |
| 三、人物与言语行为 |
| 四、作者对意义的控制方式 |
| 第四节 社会杂语式的话语模式——以《日出》《茶馆》为例 |
| 一、多重等级链条 |
| 二、冲突性对话 |
| 三、评议性对话 |
| 小结 |
| 第三章 新时期以来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和意义生成 |
| 第一节 现实主义话语模式的继承和发展 |
| 一、“三一律”结构的继承 |
| 二、再现生活与社会杂语的融合发展 |
| 三、探索剧对现实主义话语模式的发展 |
| 第二节 实验戏剧的话语模式 |
| 一、语言的暴力 |
| 二、伪装的叙事 |
| 三、戏仿与拼贴 |
| 第三节 台湾地区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 |
| 一、表演工作坊作品的话语模式 |
| 二、相声剧的话语模式 |
| 小结 |
| 第四章 表演中的话剧语言 |
| 第一节 话剧腔问题 |
| 一、话剧语言表演理论小史 |
| 二、“话剧腔”“舞台腔”“翻译腔”“朗诵腔”之辨 |
| 三、“话剧腔”的价值 |
| 第二节 表演中的意义变化 |
| 一、潜台词 |
| 二、表演对文本意义的影响 |
| 第三节 同一剧目不同风格的表演 |
| 一、《雷雨》的不同版本 |
| 二、《茶馆》的不同版本 |
| 三、《恋爱的犀牛》的不同版本 |
| 第五章 话剧语言的理解与接受 |
| 第一节 早期话剧语言的接受 |
| 一、前文本的影响——《张汶祥刺马》的意义生成 |
| 二、接受标准的形成——《少奶奶的扇子》的接受 |
| 三、从美的接受到现实的接受——以《获虎之夜》《名优之死》为例 |
| 第二节 话剧语言接受的三个方向 |
| 一、现实方向 |
| 二、诗意方向 |
| 三、哲理方向 |
| 结语 |
| 一、关于经典作品的争议 |
| 二、现实的困境 |
| 三、语言学对话剧语言创作的启示 |
| 附录一 《张文祥刺马》相关资料 |
| 附录二 《申报》提及马新贻的文章(1872—1903年) |
| 附录三 访问周野芒 |
| 附录四 2019年全国话剧演出统计表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10）交往理性视域下师生关系的审视与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 |
| 1.师生关系对教育活动的开展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
| 2.当前学校师生关系在工具理性影响下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
| 3.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对解决当前师生关系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
| 4.目前在交往理性视域下对师生关系的系统研究较为匮乏 |
| (二)选题意义 |
| 1.理论意义 |
| 2.实践意义 |
| (三)核心概念辨析 |
| 1.交往 |
| 2.理性与合理性 |
| 3.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 |
| 4.师生关系与师生交往 |
| (四)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1.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2.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3.对已有研究的述评 |
| (五)研究方法及思路 |
| 1.研究方法 |
| 2.研究思路 |
| (六)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1.研究的重点 |
| 2.研究的难点 |
| 3.研究的创新点 |
| 一、交往理性的缘起、实质与生成条件 |
| (一)交往理性的缘起 |
| 1.工具理性的膨胀——人的主体性旁落 |
| 2.意识哲学的式微——语言哲学的转向 |
| 3.传统理论的滋养——理性体系的奠基 |
| (二)交往理性的实质 |
| 1.主体间的理性本质——交往合理性 |
| 2.交往理性的实施载体——交往行为 |
| 3.交往理性的经验场所——生活世界 |
| (三)交往理性的生成条件 |
| 1.交往行为发生的普遍语用学基础 |
| 2.交往理性实践转换的商谈伦理学基础 |
| 二、当下师生关系问题审视——工具理性导向 |
| (一)当下师生关系问题的主要面向 |
| 1.师生关系的单向度 |
| 2.师生关系的主体间性缺失 |
| 3.师生关系的间离性 |
| 4.师生关系的功利化 |
| (二)当下师生关系问题的工具理性导向归因 |
| 1.片面化了的教育思维 |
| 2.工具化了的教育对象 |
| 3.冷漠化了的教育情感 |
| 4.物质化了的教育实践 |
| 三、交往理性转向的师生关系构建的合理性 |
| (一)师生关系是一种以言行事的对话关系 |
| 1.师生关系是一种对话关系 |
| 2.以言行事是师生对话关系形成的重要指引 |
| 3.“以言行事”是主体间言语行为的唯一目的 |
| 4.交往理性是从言语对话层面构建师生关系的重要基础 |
| (二)师生关系是一种主体间性的人际关系 |
| 1.师生关系是一种人际关系 |
| 2.主体间性是师生人际关系建立的基本规约 |
| 3.交往理性本质上是一种“主体间”的理性 |
| 4.交往理性是从关系规范层面构建师生关系的重要基础 |
| (三)师生关系是一种基于交往行为的交往关系 |
| 1.师生关系是一种交往关系 |
| 2.交往行为是师生交往关系产生的理想行为 |
| 3.交往理性是“交往行为”的指导核心 |
| 4.交往理性是在主体交往层面构建师生关系的重要基础 |
| (四)师生关系是一种回归生活世界的本真关系 |
| 1.师生关系是一种本真关系 |
| 2.生活世界是师生本真关系依存的必要场所 |
| 3.交往理性是回归“生活世界”的重要指导思想 |
| 4.交往理性是从场域背景层面构建师生关系的重要基础 |
| 四、基于交往理性的师生关系构建路径思考 |
| (一)将单向的教育灌输转变为双向的师生对话 |
| 1.提升师生的教育商谈意识 |
| 2.营造理想的教育话语环境 |
| (二)在发展师生主体性的基础上建立主体间关系 |
| 1.确保教育主体职责的有效履行 |
| 2.加强师生间的主体协调与合作 |
| (三)开展基于师生主体间的教育交往活动 |
| 1.转变传统的教育身份定位 |
| 2.把握基本的教育交往要求 |
| (四)构建师生关系赖以依存的教育生活世界 |
| 1.扭转教育实践中的功利化倾向 |
| 2.促进教育反思基础上的师德养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通过对话解决冲突（论文参考文献）
- [1]存异而求同：后真相时代对话观念的嬗变[J]. 许鑫. 全球传媒学刊, 2021(06)
- [2]在线协作知识整合中认知冲突调节支架设计研究[D]. 崔鑫. 江南大学, 2021
- [3]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在文化对话的运用[J]. 徐海丽. 文化与传播, 2021(03)
- [4]合作型外交话语的话语空间建构研究 ——以中国“和合”话语为例[D]. 马倩.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5]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D]. 柳承址（SEUNGJI RYU）. 北京大学, 2021(09)
- [6]德国北约政策研究（1990-2020年）[D]. 王海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7]卡塔尔斡旋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林昕煜.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11)
- [8]团队领导与成员互动对创造性问题解决过程的影响及其神经机制[D]. 李松清.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9]话剧语言的话语模式与意义生成[D]. 王津京.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10]交往理性视域下师生关系的审视与构建[D]. 代斌.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