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二次农业结构性调整的实证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顾典[1]（2021）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处于至关重要的阶段,传统的高投入、高增长的模式作用在逐渐弱化。自2015年起中国开始倡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任务十分明确。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粗放发展方式已经较难适应今后的发展需要,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已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再难对经济发展形成先前那么显着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状态、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的提高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也是很多学者研究的方向。他们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提高的动力机制已经进行了一些比较深刻的研究,同时选择某个产业对生态效率或者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旨在进一步验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分别存在什么影响,并且比较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这两个视角进行研究时有什么异同。本文探寻产业结构与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同时也针对这两组对象之间的间接影响进行专门研究和定量分析。本文的重要创新点;首次提出了产业结构的绿色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绿色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绿色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本文共分八个章节,按逻辑顺序逐步展开。第一章为导论,按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包括对当前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的分析,从而引出了生态发展和产业结构等有关的概念。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提高与我们强调的五大发展理念里的协调发展是统一的,也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定要经历的过程;第二部分陈述了选题意义,选题正确是文章有价值的前提;第三部分、第四部分说明了该文的研究技术路线以及研究内容。导论这一章提纲挈领地讲述了本论文存在的价值,以及主体部分将按照什么样的思路开展研究。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章阐述了以下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产业结构对生态效率或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或生态效率之间的间接影响。在通常的研究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一般包括两个方面,它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合在一起的整体性的概念。生态效率的概念来源于可持续发展,西方最早开始对生态效率进行研究,国内的研究发展也十分迅速。生态福利绩效源于福利的概念,诸大建首次在国内提出了生态福利绩效的概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研究成果见仁见智,总体来讲趋于更加科学与全面。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原本是不同的研究范畴,对它们的研究看似诞生于两个不同的阶段,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又存在内在联系。在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都是我们努力追求的发展方向。为此发现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或者直接影响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间接影响并加以运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所以本文在综述部分通过对前人研究的分析,试图找到一个合理的研究方向。第三章是经典理论及相关理论分析。本章分两大部分,首先分析了产业结构、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的经典理论,然后对本文要研究的问题进行有关理论分析。产业结构经典理论部分介绍了克拉克、库茨涅兹、霍夫曼、钱纳里等人的观点及研究成果。生态效率经典理论部分介绍了鲍尔丁、科斯坦萨等人的观点及研究成果。生态福利绩效理论部分介绍了Daly、诸大建等中外学者的观点。这些经典理论一直是经济学的闪光点,启发了许多后来的学者,为相关的经济学领域研究指明了方向。以这些经典理论为基础,计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指标就有了理论依据。而且本章后面的相关理论分析与这些经典理论一脉相承。这些理论分析针对的是解决产业结构状态与生态效率的对应关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乃至他们之间的间接影响的剖析。本章为全文的理论打下基础,从而保证文章的出发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有意义的。第四章围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状态）、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并且对生态经济的两个指标视角下的脱钩和收敛性进行了分析。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干春晖[1]倡导的泰尔指数是计算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较好的方法,而刘伟[2]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也是较好的计算方式。本文利用DEA多阶段方法对生态效率进行了测度。本人借鉴诸大建[3]的方法对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度。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梯度现象,产业结构高级化东部地区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测度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生态效率、生态福利视角下的脱钩结果不一样,但都是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破坏脱钩的衡量方法。虽然我国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但通过收敛性分析告诉我们,只要努力生态经济向更高水平迈进是可以实现的。第五章内容是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生态效率对应关系的实证分析[4],以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本章在第四章的基础上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二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同时排除了内生性。为了提高生态效率,在全国范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需要采取的措施不尽相同。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比较显着的差异。生态效率具有明显的一阶滞后效应,不同的地区控制变量影响的显着性存在差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存在空间影响。同时本章还实证分析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生态化的内在需要和导向,所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生态福利绩效就不难理解。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不一样,生态福利绩效也相应地处于不同的趋势。一般来讲,在工业化进程中如果生态福利绩效还没有跨过拐点,那么生态福利绩效还将继续下行。当生态福利绩效跨过了这个拐点,生态福利绩效就将重拾升势,真正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生态福利绩效的良性循环。在此章处于第五章和第七章之间,是本文主干承上启下的部分。通过stata分析,本章发现产业结构状态与生态效率有显着的对应关系,所以可以通过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适当的调整,为生态效率提升创造有利条件。本文还发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有显着的影响作用。本章内容也为第七章探索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等间接影响机制奠定了基础。第六章是间接影响的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电子信息技术、金融产业发展、清洁能源利用有促进作用,从而间接促进生态效率提高。相比较这些产业,在国内清洁能源相关的经济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几乎是空白。在研究过程中,本文作者借鉴与分析了他人选取的控制变量,发现虽然个别指标也较有代表性,但总体来看还是不够宏观与全面。所以本文尽量挑选最权威、最能涵盖清洁能源整体效果的数据,在实证后得出结论:清洁能源与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且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对于生态效率的提高具有显着的影响作用。清洁能源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我们可以通过促进清洁能源的发展来提升影响机制的作用。本章还利用倍差法对清洁能源的影响机制进行了验证,验证结果与前文分析结论一致。此外本章另外一部分是验证了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经济增长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福利绩效之间具有显着的间接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整体来讲促进清洁能源在能源消耗中占比提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而这些间接影响效应的提升进而又促进了生态福利绩效的进一步改善[5]。同时,本章还针对清洁能源、循环经济这两种因素进行了门槛效应分析和、DID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知道,二者可以互不干扰、因地施策。第七章是国际经验分析。本章旨在从他国找到可供学习借鉴的经验,对几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析,指出他们的成功及不足之处。本文还对美国休斯顿和德国鲁尔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案例进行了深度分析,这两个案例对中国来讲极具现实意义。中国的中西部等地区正在经历痛苦的转型过程。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地区的成功转型对中国现阶段的转型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和指导价值。第八章是本文结论的总结。本文重点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梳理了相关文献和理论,二是计算了生态福利绩效、生态效率、产业结构的状态指标（含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三是定量测算了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四是对前人没有专门研究的领域清洁能源进行了定量分析。作为政策咨询,本文认为中西部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均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中西部地区可以加强清洁能源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加强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培养。在东部地区需要对落后产能进行淘汰和输出,从而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本文还呼吁加大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拓展循环经济,提高循环经济的规模效应,从而使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更加协调快速的优化发展。
李晓鹏[2]（2021）在《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日本经验与中国实践》文中研究表明城镇化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载体,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与必由之路。日本城市化发展已在上世纪末基本完成,且经验良多,能够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中国现代城镇化发展始于改革开放,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快速提升至2019年的60.6%,成绩斐然。但相比于成熟工业化国家近80%的城镇化水平,中国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在经济增速放缓及前期积累的城镇化问题集中释放的背景下,中国当前及未来城镇化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无论从前期理论研究还是从世界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实践来看,财政支出对城镇化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财政支出的推动作用,但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的某些问题,部分也由财政支出问题所致,并且多数城镇化问题也必须通过财政支出手段予以解决。面对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与中国部分制度问题的阻滞,迫切需要通过优化财政支出与革新财政支出机制来解决中国当前及未来所面临的城镇化问题,以推动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文章核心点是研究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在论文思路与结构安排上,首先对核心概念进行多维度分解,将财政支出分解为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分权及财政支出城乡分配四个维度,将城镇化分解为城镇化效率、城镇化质量、城镇空间形态与城乡关系四个维度,进而确定两个核心概念相应维度之间的多个重要关系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文章将对日本城市化发展特征及城市化发展中财政支出作用的多维度分析作为研究起点,并在日本经验启示的基础上确定研究方向与研究框架。在中国实践部分的行文安排上,论文采用发展实践概述、理论与数理分析、实证分析的研究脉络。文章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日本的城市化发展速度较快,人口城市化水平较高（主要是战后）,城市空间布局经历由失衡到均衡的序贯增长过程,城乡关系状况良好（主要是战后）。战前与战后实践总体表明,日本城市化发展与财政支出规模间存在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但一定时期内财政支出规模的过大或过小都将对城市化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日本战前生产性财政支出水平极高,战后城市化高速增长期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缓慢下降,在城市化后期消费性或民生性财政支出显着增加。战前财政集权致使城市空间发展极化;战后日本市町村的财政分权态势较为均衡,城市化空间形态也呈现先“聚”后“散”的序贯特征,大中小城市发展整体较为均衡。日本财政支出对农业发展、农村工业化与农业兼业经营、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改善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经验对理论分析框架的建立及对中国从财政支出方面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有益启示。第二,在公共产品非过度拥挤状态下,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经济集聚水平提升,经济集聚水平提升也会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在实际中表现为在住房保障、教育、医疗、基础设施、收入分配与福利公平需求方面,财政支出规模与城镇化发展的相互促进关系。财政支出规模、经济集聚与劳动力城乡转移的空间经济数理模型分析发现,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集聚或城镇化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基于1982-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分别进行静态面板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计量分析,实证结论与理论分析结果一致。第三,财政支出结构的适时调整能够从提高经济增长水平、更好满足居民公共产品偏好结构、改善收入分配差距与福利不公平状况、提升城镇空间综合承载力四个方面推动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提升。财政支出结构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数理模型分析发现,由公共资本效率与公私产品偏好结构变化所推动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对劳动力城乡转移决策及流动均衡具有重要影响。基于1982-2019年中国全国数据构建时间序列协整模型计量分析得出,财政支出结构中服务性支出比重与城镇化质量间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的省级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分析得出了财政支出结构中各类服务性财政支出对城镇化质量的具体影响。第四,财政分权能够通过财政激励、财政竞争与提升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三个方面提升城镇化效率,但也会因财政资源分配差距产生的“马太效应”而导致城市发展出现两级分化。财政分权、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数理模型分析发现,在公共产品拥挤条件下,财政分权程度会对城镇化水平产生倒“U”型影响,并在土地拥挤假设下得出城市群形态是城镇空间布局的最优形态。对中国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与县级地区各层级城市财政自给率与财政支出分权指数的核算结果发现,层级越高的城市财政自给率与财政支出分权指数越高,人口的平均流入规模越大。基于2007-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的动态面板模型与分位数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有助于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并且城镇化水平越高,该边际影响越大。第五,财政支出能够扩大城乡市场规模,支撑乡村产业发展,促进乡村地区公共服务水平提升。但实践中常常因城乡财政配置结构失衡而导致城乡发展差距扩大。财政支出、农业产出与城乡收入变化数理模型分析发现,当城镇存在公共投资而乡村没有时,农业产出会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会拉大;而当公共资本存在并按适当比例向乡村农业转移时,不仅会提升农业产出水平,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基于1997-2019年中国全国数据对数平均迪氏分解（LMDI）分析发现,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产出增加具有正向影响。基于2007-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财政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在不同时期对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有所不同。基于2007-2019年面板校正标准误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财政支出相对规模的增加、服务性财政支出与生产性财政支出的增加均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占比与城乡收入比之间虽呈负相关关系,但并不显着。论文的主要创新点为:（1）将财政支出规模、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分权及财政支出城乡分配（财政支出维度）与城镇化效率、城镇化质量、城镇空间形态、城乡关系（城镇化维度）相关联,并根据日本经验与中国城镇化发展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构建财政支出影响城镇化发展的多维度分析框架。（2）将财政支出引入传统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空间经济模型,并根据理论分析需要,建立财政支出结构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模型,财政分权、城市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模型,财政支出、农业产出与城乡收入变化模型,并获得有价值的分析结果。（3）在实证研究方法上选用了适用且较为前沿的动态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时间序列协整分析模型、动态面板模型等计量方法,对问题进行多角度、多方法、多数据类型实证分析,以保障经验研究的全面性与准确性。
王永仓[3]（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提出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李深钊[4]（2021）在《绿色信贷促进碳强度降低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当前新时代社会,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需要与当下产业产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存在矛盾,传统行业产能的严重过剩,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低碳环保行业占比偏低,供需结构失衡问题亟需解决。与此同时,全球化背景下的气候变暖,资源枯竭问题日益严峻,产业结构转型迫在眉睫。故而,坚持产业低碳转型这一战略,在推动国内经济可持续发展与达成国际社会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对于推动中国当前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政策的落实与发展,具有“润滑剂”作用——凭借其本身的杠杆原理、资源配置手段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绿色金融”应运而生。绿色金融凭借金融杠杆,通过融通资金、靶向化产业扶持等手段,对于推动绿色环保的基础设施、产业服务建设,促进绿色企业生产发展,间接提高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行业融资成本,倒逼高耗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关键作用。绿色信贷政策作为当前绿色金融体系下支持绿色产能发展的主要手段,于2007年在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联合发文下正式出台,标志着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正式实施。本文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外部性理论、循环经济理论以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等理论框架,通过文献分析法从绿色信贷对环境的改善,绿色信贷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结合图表分析法对当前的绿色信贷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本文通过绿色信贷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现状分析,构建影响绿色信贷环境效益的相关作用机制,选取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指标,绿色信贷等核心变量,并从机制出发引入包括技术创新、产业转移等内生性控制变量以及城镇化、开放程度等外部性控制变量在内的指标组成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随着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和推广,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转型升级,与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显着的负向作用。同时,本文验证了产业结构优化、技术创新、城镇化进程等作用机制能够通过影响绿色信贷投融资来推动绿色低碳化的发展。针对上述结论,本文结合绿色信贷发展面临的瓶颈,提出了统一绿色信贷标准、建立环境信息披露共享机制、完善绿色信贷风险补偿与激励机制等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继承已有的国内外研究成果,紧密结合中国当前绿色信贷发展进程,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1）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角度出发,将单位产值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作为温室气体衡量标准,引入绿色信贷作为解释变量,将影响金融政策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2）基于理论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相关理论,分别从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等内生性作用机制与城镇化影响、开放性水平等外生性作用机制出发,对影响绿色信贷实施效果的体制、机制进行了循环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为发展绿色信贷提供路径引导;（3）针对研究成果,本文从绿色信贷审批监管体系、绿色信贷所涉及产业、金融生态环境、区域市场差异等角度出发,提出来更加全面且具可行性的政策建议。
仇相玮[5]（2020）在《减施农药：农户行为及其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是农药施用大国,开展农药减量行动,实现农药施用量负增长目标是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农户是施用农药的直接行为决策主体,研究农户减施农药行为机理是控制并减少农药施用量的关键。农户减施农药而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技术路径有三种:一是采纳高效施药技术提高化学农药利用率;二是采纳绿色防控技术替代化学农药;三是种植“节药型”农作物品种以替代高用药作物品种。本文基于对山东省栖霞、蓬莱、海阳、蒙阴和沂源等地苹果种植户的调研数据,探索分析了“农户减施农药行为特征”“农户高效施药技术采纳行为机理及效应”“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机理及效应”“农户减种节药型农作物行为及其效应”“农户减施农药激励政策”等问题,以期激励农户减施农药,为实现农药施用量负增长目标提供政策参考。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基于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研数据考察了我国农药施用总量变化及样本农户减施农药的行为特征,得出结论:宏观上,在一系列农药减量增效政策引导下,2015年后我国农药施用总量和施用强度均略微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国际公认的农药安全施用上限,农药施用存在地区差异,华中、华北和东南地区是农药施用最大的三个地区;微观上,对山东省内苹果种植户的调研结果表明,多数农户能够认识到农药过量施用的现状及危害,尤其重视对其自身健康的危害,并表示愿意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减施农药;农户认为减施农药主要从产量、生产成本和劳动投入三个方面影响苹果生产;虽然有83.18%的样本农户表示至少采纳过一种节药型技术,但绝大多数农户主要采纳了科学施药方法和农药助剂技术,对节药效果更显着的高效施药机械、精准施药技术和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率仅为26.47%;技术采纳方式以自行购置设备为主,政府补贴也促使一定比例的农户采纳了节药型技术;异质性农户的减施农药行为存在差异,规模种植户比传统小农户更愿意减施农药。农户选用不同技术属性高效施药技术的关键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农户采纳高效施药技术产生了显着的减药增收效应。按照技术属性差异,将高效施药技术分为科学施药方法、农药助剂、高效施药机械和精准施药技术四类,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采纳不同属性高效施药技术的核心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劳动力禀赋、与邻里交流程度和文化水平是影响农户采纳二次稀释技术的关键因素;年龄、与邻里交流程度是影响农户采纳农药助剂的关键因素;资金状况、种植面积、地块集中度、参与技术培训以及政策支持是影响农户采纳高效施药机械的关键因素;年龄、文化程度、风险偏好、种植面积和地块集中度对农户采纳精准施药技术有显着影响。理论上,农户采纳高效施药技术能够从提升化学农药利用率、提高其它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和改变农业产出三个方面达到理想的减药增收效果,运用ESRM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农户采纳高效施药技术的节药效果非常显着,具有一定的增产效果,同时由于节劳、节药、节水效果显着,降低了生产成本,因此农户采纳高效施药技术的增收效应也十分显着。基于绿色防控技术应用复杂、预期风险高和投资成本大的技术特性,考察了农户对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意愿、持续采纳行为和减药增收效应。运用SEM模型分析了风险感知和技术认知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二者均具有显着影响,且风险感知的作用程度大于技术认知,技术认知显着负向影响风险感知,表明技术认知能够缓解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意愿的抑制作用;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分析了政府支持和采纳效果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持续采纳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补贴政策、销售支持、感知有用性和生态效果对农户持续采纳绿色防控技术行为有显着正向影响;理论上,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可从要素替代、减轻病虫害发生程度和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三个方面影响农业生产,运用ESRM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节药效果显着,但受苹果价格波动、农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和农户采纳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未能产生显着的增收效果,这也造成了部分农户选择弃用该技术。农户减种“节药型”农作物的作物选择行为对减施农药产生了明显的负向效应。不同种类农作物的病虫害发生程度差距较大,导致部分作物单位面积需药量明显高于其它作物,据此,本文将农作物划分为高用药作物、中用药作物和低用药作物三类。如果能够增加“节药型”农作物的种植比例,便可达到降低农作物整体加权平均用药量的目的。利用2006-2016年农药施用量及农作物种植结构相关数据,运用因素分解模型从全国和区域两个层面系统测算了“节药型”农作物在种植结构中的占比变化及其对农药施用量增长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我国农作物种植结构总体呈现出高用药作物占比明显增加,“节药型”作物逐渐减少的变化特征,西南、华中和东南地区增加最为明显,农户减种“节药型”农作物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及大部分地区的农药施用量增长,平均贡献率达到50.10%,在部分年份甚至是最主要的驱动因素。可见,农户减种“节药型”农作物,增加高用药作物种植比重的作物选择行为对减施农药产生了明显的负向效应,应对此予以矫正。基于前文研究结论,提出我国农药减施激励政策应结合节药型技术特性和异质性农户偏好进行优化,包括高效施药技术采纳激励、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激励、“节药型”农作物品种采用激励和外部性内部化补贴激励。
周凌[6]（2020）在《农地流转的产业结构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挑战。为应对挑战,国家作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部署,深化农业制度改革,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其中的关键在于补齐农业发展短板,推动农地流转的同时,细分农地经营权,进一步深化社会分工,促进农地规模经济与服务规模经济融合。在农地流转深入推进的同时,我国农业领域出现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存在要素活力不足、生产结构不能完全适应消费需求等问题,农地流转也面临“小农复制”、“内卷化”、“非粮化”等挑战。讨论农地流转影响农业产业结构变动的机理,实证分析产业结构效应的大小,提出扩大农地流转的产业结构效应对策,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本文围绕“农地流转——农业产业结构变动——农业经济增长”主线,从农业要素投入结构、农业生产结构、农业产业融合结构三个方面,以及数量比例关系、技术效率关系两个维度,构建一个农地流转影响农业产业结构变动、进而作用于农业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分析框架。通过对农地流转的产业结构效应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1）农地流转引起农业资本和劳动力在农户间以及农业和非农部门间转移,导致农业要素投入结构发生变化;农地流转对农业要素投入的数量比例变动具有重要的正向影响,对农业要素投入技术效率变动部分产生显着正向影响;农地流转对农业要素投入结构变动的影响总体较弱;农业要素投入结构数量比例变动较明显影响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但技术效率变动存在弱的负向影响。（2）农地流转扩大农地经营规模,有助于推高粮经比,对农业生产结构数量比例变动有显着影响;促进农业要素优化配置,有助于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对提升农业生产结构技术效率具有较显着正向影响;农业生产结构数量比例变动对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促进作用不显着,技术效率变动对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弱的负向影响,对高度化形成较显着正向影响。（3）农地流转对农业产业融合结构变动存在显着影响;对效应的进一步分解发现,农地流转能够增强农业产业融合结构的市场驱动力,提升农业产业融合结构的技术支撑力,增强农业产业融合经营主体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农业产业融合结构变动有利于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高,与农业产业结构高度化呈现弱的反向趋势。（4）农地流转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较弱的直接促进作用;通过农地规模经营对农业经济增长形成正向影响,但效应较弱;通过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其中通过合理化产生弱的负向效应,通过高度化产生明显的正向效应,即农地流转对农业经济增长具有产业结构效应。本文主要的创新在于:第一,从产业结构视角构建一个分析农地流转结构效应的理论框架,讨论农地流转影响农业产业结构变动、进而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机理和效应,将农地流转的经济影响分析推进到产业结构变动及农业经济增长领域;第二,理论研究方面,运用结构主义经济增长理论来解释农地流转的产业结构效应,实证研究方面,借助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农地流转经由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第三,从农业要素投入结构、农业生产结构、农业产业融合结构三个方面,以及数量比例关系、技术效率关系两个维度,分析农地流转对农业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深化了农业产业结构效应的研究。
葛晶[7]（2019）在《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二元经济转型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需要面对的重要战略性问题。长期以来,中国都被视为是一个具有无限劳动力供给特征的典型二元经济结构国家。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使得这种要素禀赋得到充分发挥,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迁移到城市,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接近10%,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步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发达国家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人口转变所形成的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可以为二元经济转型提供人口红利,促进二元经济转型。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均是人口转变先于二元经济转型,不同的是,日本人口转变与跨过商业化点同步,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人口转变则是发生在商业化点以后,人口转变形成的人口红利促进了二元经济转型的完成,使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实现了从低收入经济体到中等收入经济体再到发达经济体的跨越。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进入人口转变第三阶段,迅速发生和提前完成的人口转变使我国在短期内形成了巨大的人口红利,推进了劳动力市场跨过刘易斯转折点。目前,我国正处于二元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人口转变先于二元经济转型完成,现阶段人口红利的递减使我国面临着劳动力供给相对不足,抚养负担加重,投资、储蓄下降等困境。一旦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我国经济将面临下行压力,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就可能使二元经济转型陷于停滞,进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也是二元经济转型中后期我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国内外学者从人口转变影响劳动力供给,人口老龄化影响二元经济转型等方面对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是,缺少对人口转变影响二元经济转型的系统的、深入的理论分析。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虽然经济、社会发展决定于社会生产方式,但人口的增长及其演变对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促进或延缓的作用。本文依据这一基本原理,以人口转变理论和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研究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作用机理;总结二元经济转型不同阶段的人口转变特征;考察中国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与现状,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检验了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在借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开发人口红利促进我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对策建议。本文主要从理论分析、中国的经验实证、境外经验借鉴和对策建议四个部分来分析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为理论分析。根据国内外学者对人口转变理论、二元经济理论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现状,梳理归纳出主要学术观点。以二元经济转型的内涵为切入点,概括出二元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和三个发展阶段,着重从影响劳动力供给、资本积累、技术创新三个方面探讨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作用机理,概括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互动关系。第二部分为中国的经验实证。通过对我国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统计描述,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人口转变影响二元经济转型进行计量检验。选取二元对比系数、人口抚养比、农业劳动力占比、投资率、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农用机械总动力增长率等经济变量,建立回归模型,采用1990—2017年数据,分析得出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抚养比下降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推进了我国二元经济转型。但是,持续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带来的少儿抚养比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使我国二元经济转型面临劳动人口减少、养老负担加重、人口红利递减等困难,二元经济转型面临严峻挑战。第三部分为境外经验借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人口转变都先于二元经济转型,形成的人口红利促进了二元经济转型的完成。但由于转型速度的不同,人口转变的作用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二元经济转型与人口转变阶段入手,根据其阶段性发展特征,总结出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经验,即利用人口红利、提升人力资本、调整生育政策、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等,这些经验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第四部分为对策建议。目前,我国处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人口转变第三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少儿抚养比下降,而老年抚养比持续上升。面对人口红利的递减,要促进二元经济转型,就要协调好人口内部再生产的数量和结构关系,从深度挖掘潜在人口红利、积极开发人力资本红利、提升储备未来人口红利、开发利用老龄人口红利等方面入手,降低二元经济转型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程度,克服日益提高的抚养比给经济转型带来的不利影响。
王璐琪[8]（2019）在《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人类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各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大现实需求,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国家层面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需要在区域层面上具体落实。交通基础设施是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和连接区域间经济活动的重要纽带,其建设和扩张促进了交通运输活动的增加,直接增加了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同时产生社会经济的集聚效应,对区域整体的碳排放产生间接的溢出效应。已有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的深度结构化改革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可以影响80%的区域二氧化碳减排量。随着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逐渐扩大和稳步增长,明确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及其减排潜力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政策优化的重要参考和迫切需求。本研究通过梳理交通基础设施、区域碳排放和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基于复杂系统、可持续发展、环境经济地理和外部性理论,综合运用文献计量、空间计量分析、系统动力学仿真分析、非参数性预测和情景分析等研究方法,从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内涵、机理、影响程度测度、影响路径仿真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影响下的区域碳减排情景和路径等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的研究内容如下:本文界定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内涵,明确空间要素的重要性以及影响是在多种要素耦合作用下产生;识别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所有系统要素;在系统要素耦合视角下,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驱动力、直接影响关系和间接影响关系;构建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概念模型和要素拓展STIRPAT理论模型,揭示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机理。以区域碳排放的空间特征为研究起点,在拓展STIRPAT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应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分析要素的空间相关关系;基于中国1997-2015年间30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通过变量的特征分析和数据的预检验,比较不同空间计量模型的有效性,构建解释能力较强的STIRPAT-SDM模型;分析各种驱动要素耦合作用下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以及各要素的空间作用关系;测度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程度。根据具体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将理论模型STIRPAT的驱动要素进一步扩展为不同的系统模块,每个系统模块包含不同的要素;在明确各要素关系和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应用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D）方法,可视化表达具体要素的因果联系、相互影响和系统反馈回路关系,绘制系统流图;构建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路径仿真模型STIRPAT-SD;并对模型进行直观性、有效性和灵敏度检验,保证仿真模型的解释能力。在以上研究内容的基础上,从两个角度进行情景模拟和减排路径识别,根据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程度的测度结果,将这些显着影响区域碳排放水平的要素作为预测要素,构建了非参数性机器学习预测模型STIRPAT-PSOSVM对2015-2030年我国区域碳排放水平进行情景模拟;根据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路径模型,对我国交通碳排放水平进行预测和情景模拟;在相同的情景设定下,对交通基础设施的直接碳排放和交通基础设施影响的区域碳排放进行联合情景模型,识别综合性减排路径和阈值情景,提出对应的政策性建议。本研究从空间计量视角测度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程度,证明了交通基础设施要素是影响区域碳排放的重要驱动要素,提出拓展了交通要素的STIRPAT理论模型,进一步拓展了STIRPAT理论模型的内容;从联合情景模拟视角,集成非参数预测和参数预测方法,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手段,识别区域碳减排路径和阈值情景,提高了情景模拟的准确度,丰富了低碳情景模拟和路径识别的方法体系;本研究识别的交通基础设施影响下的区域碳减排阈值情景、路径和方案,为区域低碳发展提供政策性参考。总的来看,本文的研究成果有利于深入理解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的内在机理,为交通基础设施相关的区域碳减排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张光辉[9]（2019）在《二元经济转型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研究》文中指出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转型发展,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并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了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明显存在,反映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二元对比系数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和我们发展程度大致相同的发展中国家水平（1）。由于二元结构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特征,工农间与城乡间的巨大二元反差,依然是制约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症结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元经济转型不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有2.88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2）,但这些转移人口只是基本完成了职业上的非农化转变,却没有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数以亿计的农民工长期候鸟式往返于乡城之间,在享受公共服务方面与城镇居民存在着巨大差别,引发了诸多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如果说,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以低劳动力成本促进了中国工业化发展,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劳动力转移方式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因此,农民工市民化已成为现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二元经济转型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经典的二元经济理论虽然都把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作为二元经济转型的核心问题,但也都把农业劳动力非农职业转变和市民身份转变作为同一过程,受此影响,国外学者很少专门研究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我国学者虽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多集中于对农民工市民化涵义、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以及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对策等方面。本文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理论,尝试以二元经济转型为视角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主要内容有:第一,对农民工市民化如何促进二元经济转型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从农民工的经济融入和社会融入两大方面阐述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并把农民工市民化看作是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和循序渐进的动态演变过程。在概述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核心内容的基础上,论证了二元经济转型的基本涵义。重点探讨了农民工市民化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农民工市民化可以增加劳均耕地面积,通过土地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农民工市民化可以提高农民工和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进而促进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良性循环;农民工市民化可以通过释放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潜力,为农业与非农产业协调发展提供市场条件;农民工市民化可以通过城镇化转型,充分发挥城镇的聚集效应和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工农协调和城乡融合。第二,考察了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运用历史与现实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非均衡制度变迁为背景,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非城镇化、半城镇化的路径特点;考察了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分析了其变动趋势;从经济融入和社会融入两个方面考察了农民工市民化融入现状;基于生活工资Anker法测量了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结论是目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为54.9%。第三,分析了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不利于农民工和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是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重要原因,这不仅影响了第三产业发展、制约了消费需求扩大,还影响了城镇聚集效应和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利于农业与非农产业、城镇与乡村的协调发展;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使其难以彻底退出农业生产,农业经营规模不仅没有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而相应扩大,反而由于农地非农化等因素持续减少,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农业现代化进程;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待遇低,使他们成为城镇中的边缘群体,导致了城镇内部的二元分化;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把老弱妇孺留在农村导致农村“空心化”。第四,探讨了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困境及其制度性成因。现阶段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城镇就业岗位与生活成本、落户难易程度相背离;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与市民化意愿不匹配;农民工市民化诉求与地方政府市民化动力不对等;农民工市民化收益分享与成本分担契合难度大四个症结性难题。形成上述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制度性成因也主要有四个方面,即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历史积累问题严重;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改革相对滞后;政绩考核体系和资源配置制度存在缺欠;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财政体制。在分析农民工市民化困境及其制度性成因的基础上,本文还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和断点回归模型,检验了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结论是户籍制度变革对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第五,在理论分析和经验实证的基础上,针对现阶段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症结性难题及其制度性成因,从完善政府治理,促进城乡与区域间资源合理配置;深化户籍及其相关制度改革,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民工财产性收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破解农民工市民化的财力约束;完善劳动力市场,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五个方面提出了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RIZWANA YASMEEN[10]（2019）在《全球视野下国际贸易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步伐,贸易格局的变化使得全球贸易对所有国家的环境空气质量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贸易能促进国家采用环境友好的生产技术。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些国家可以在更高的贸易开放水平上实现其生产过程的先进水平效率。因此贸易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也成为全球决策者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然而,贸易对环境是好是坏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关于这个两难问题,目前学术界有两大观点流派。一部分学者认为,贸易通过降低成本和有效的资源分配减少了环境退化。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贸易导致环境恶化。因此,关于贸易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目前在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本文试图从全球的角度探讨贸易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已有文献中采用了多种变量以代表环境空气质量,其中,关于碳排放水平和大气污染指标是测量环境空气质量的常用指标。因此基于已有文献,本研究采取了不同的变量作为环境空气质量与贸易的代表指标。为了研究贸易-环境关系,本文采用了贸易开放、增值贸易和自由贸易协定三种贸易测量指标。对于环境空气质量,本文采用了碳排放指标、大气污染指标如二氧化碳（CO2）、一氧化碳（CO）、氮氧化物（NOx）、硫氧化物（SOx）、一氧化二氮（NO2）、甲烷（CH4）、氨（NH3）和非甲烷挥发性有机化合物（NMVOC）以及贸易增加值视角下碳排放分解来体现了环境空气质量。本文旨在通过运用不同的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方法,探究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贸易-环境关系,从而扩展现有研究领域。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的主要工作是在全球范围内对贸易与环境空气质量的关系进行探究。第二部分着重分析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贸易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第三部分则是关于贸易增加值视角下碳排放分解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三方面:第一,本文运用了由6个维度组成的平均治理综合指数（GI）来对一国制度进行衡量,这6个维度分别为话语权和问责制、政治稳定和无暴力及恐怖主义、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律法规和腐败控制。相比起单一指标,能够更全面体现一国的制度质量。第二,本文将全球价值链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从增加值贸易视角对贸易-环境关系进行研究。本文使用了2013年世界投入产出分类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WIOD）计算了39个国家在生产各个阶段的增加值贸易（VT）,从而探究增加值贸易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第三,利用投入产出（IO）框架将本国排放与外包排放进行划分,这有助于揭示一个国家如何在全球生产贸易下以双边方式向其他国家出口污染。因为每个国家的生产都是用来满足中间或最终消费的。本文共分七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研究背景。首先,本文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已有文献提出了研究问题。同时在回归分析前,本文使用了多种统计方法,如截面相关性检验、面板单位根检验和面板相关矩阵等。对于回归分析,我们采用了GMM分析方法,这在研究内生性问题方面非常必要。在第一章中本文对这些方法进行了讨论。第二章回顾了现有的关于贸易和环境关系的已有文献。首先,本章回顾了不同情景下的贸易与环境关系的文献,进而阐明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在研究贸易和环境关系中的重要性。在贸易与环境关系中,理解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是十分必要的。EKC解释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理论关系。此外,还结合文献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不同形状进行了讨论。这些相关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三章主要是贸易与环境空气质量的现状分析。本章主要对样本国家的贸易及环境空气质量现状现状进行梳理及分析。同时本章还采用了计量分析方法以提取实证结果。第四章是本文第一章的实证内容,主要研究解决了贸易-环境关系和制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本章不仅从国家从全球的角度对117个国家进行分析,同时还将样本国家划分为五个地区,即撒哈拉以南、欧洲、中东和北非、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来进行分区域研究,同时使用2002年-2012年的面板数据。关于内生性问题,本文将GMM一阶差分模型应用于贸易、环境变量的性质检验。同样,使用Dumitrescuor-Hurlin面板因果关系分析来确认所关注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本章的实证结果证实,总体贸易对整个世界、欧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样本国家的环境空气质量有显着的优化作用。在进一步的评估中,我们纳入了具有机制贸易交互项、贸易规模效应和规模技术效应。估算结果表明,制度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持久因素。此外,我们在世界总样本及撒哈拉以南、欧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分组样本中发现了倒u型EKC的证据。相反,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倒u型EKC假说没有得到证实。同样,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也没有发现倒u型EKC假说的有力证据。第五章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介绍了增加值贸易（VT）的概念,探讨了贸易-环境的关系。增加贸易指标由世界投入产出分类数据库构建。由于缺乏数据,样本集减少到39个国家,涵盖1995年至2009年期间。此外,本文还列出八种不同的人均空气污染途径,分别为氨（NH3）、一氧化碳（CO）、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氮氧化物（NOx）、一氧化二氮（NO2）、硫氧化物（SOx）及非甲烷挥发性有机化合物（NMVOC）。实证分析得到了以下的结果:首先,发展增加值贸易的初级阶段对大气污染具有正向影响。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后期,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因为增加值贸易的二次方（VT2）对空气污染有负面影响。此外,结果表明贸易对一氧化碳（CO）空气污染的影响程度超过其他七种空气污染物。第三,在贸易-空气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倒u型假设下,贸易与污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也在所有8个空气污染物指标中得到了验证。第六章重点研究了贸易增加值视角下碳排放分解及其影响因素。自由贸易协定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也对世界环境平衡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检验贸易对贸易协定保税国家的环境空气质量是好是坏。为了研究自由贸易协定对具体排放的影响,我们采用了引力模型。此外,为了计算双边二氧化碳排放量,我们采用了国与国之间的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多区域（国家）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以Leontief（1939）的工作为基础。我们认为自贸协定对双边二氧化碳污染具有积极影响。在本实证研究中,发现FTA协议对本国/外包排放具有正向影响。然而,在一项基于收入的国家群体分析中,发现了有关自由贸易协定的混合证据。对高收入国家的分析表明,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高收入国家,而对于中上收入国家和中下收入国家,自由贸易协定不利于其环境。这些结果表明,由于宽松的环境标准,即使在自由贸易协定实施后,低收入国家的污染效应也更大。综上所述,通过使用不同的贸易和环境指标,研究得出结论,如果贸易能够获得先进的技术,并伴随着良好的制度,那么贸易就可以对环境有利。第七章简要论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包括理论依据、研究目的、理论框架和实现目标所采用的方法。此外,本章根据实证结果给出了政策建议。例如,国家需要采用更清洁的技术,因为创新技术能将减少排放强度的变化;贸易对环境空气质量的促进效应取决于制度的质量;碳税政策可以帮助控制碳污染等。同时,本章还讨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对二次农业结构性调整的实证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二次农业结构性调整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选题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产业经济理论研究综述 |
| 一、产业结构合理化 |
| 二、产业结构高级化 |
| 三、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
| 四、区域经济学的理论 |
| 五、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
| 第二节 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理论研究综述 |
| 一、生态效率 |
| 二、生态福利绩效 |
| 三、其他生态有关理论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影响的研究综述 |
|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经济耦合机制的研究综述 |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间接影响的研究综述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公式模型构建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发展规律的理论分析 |
| 一、产业结构的发展规律 |
| 二、生态效率的发展规律 |
| 三、生态福利绩效的发展规律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直接影响和耦合的机理分析 |
|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直接影响和耦合的机理分析 |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直接影响和耦合的机理分析 |
| 第三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间接影响的机理分析 |
|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间接影响的机理分析 |
| 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间接影响的机理分析 |
| 第四节 理论模型构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核心变量测度及生态经济指标的脱钩收敛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一、方法的选择 |
| 二、测度的过程和结果 |
| 三、产业结构测度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生态效率 |
| 一、方法的选择 |
| 二、测度的过程和结果 |
| 三、测度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生态福利绩效 |
| 一、方法选择 |
| 二、测度的过程和结果 |
| 三、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脱钩分析 |
| 一、生态效率脱钩分析 |
| 二、生态福利绩效脱钩分析 |
| 第五节 收敛性分析 |
| 一、生态效率收敛性分析 |
| 二、生态福利绩效收敛性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直接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耦合及解耦分析 |
| 一、耦合分析 |
| 二、解耦分析 |
|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
| 一、变量和数据说明 |
| 二、模型的设立 |
| 第三节 基本效应的实证分析 |
| 一、单位根检验 |
| 二、变量处理及实证分析 |
| 第四节 空间效应的实证分析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间接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一、清洁能源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二、第二产业比重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三、互联网的间接影响分析 |
| 四、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分析 |
| 第二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福利绩效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一、清洁能源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二、循环经济的间接影响分析 |
| 三、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分析 |
| 四、城镇化的间接影响分析 |
| 第三节 生态效率视角清洁能源的门槛效应研究及DID分析 |
| 一、清洁能源生态效率门槛效应研究 |
| 二、DID分析 |
| 第四节 生态福利绩效视角清洁能源、循环经济的门槛效应研究及DID分析 |
| 一、门槛效应研究 |
| 二、DID分析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经济影响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如何判断产业结构、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优劣 |
| 第二节 某些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一、美国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二、德法英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三、日本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生态福利绩效的分析 |
| 第三节 国际案例分析及启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相关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后续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简历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2）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日本经验与中国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日本工业化进程中的财政支出与城市化问题 |
| 1.2.2 城镇化动力机制、发展规律与中国实践 |
| 1.2.3 财政支出规模、经济集聚与城镇化 |
| 1.2.4 财政支出结构、城镇化与城镇化质量 |
| 1.2.5 财政分权、空间经济效率与城镇化 |
| 1.2.6 财政支出与城乡关系 |
| 1.2.7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城镇化 |
| 2.1.2 财政支出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
| 2.2.2 财政支出理论 |
| 2.2.3 城镇化相关理论 |
| 2.3 财政支出影响城镇化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日本城市化发展多维度分析 |
| 3.1 日本概况及工业化发展历程 |
| 3.2 日本城市化发展概况 |
| 3.3 日本人口城市化发展实践 |
| 3.4 日本城市空间形态演变 |
| 3.5 日本城乡关系发展特征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作用:经验与启示 |
| 4.1 日本财政制度沿革概述 |
| 4.2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作用分析 |
| 4.2.1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规模效应 |
| 4.2.2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的财政支出结构效应 |
| 4.2.3 日本财政分权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
| 4.2.4 日本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 |
| 4.3 日本经验与启示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研究 |
| 5.1 中国城镇化发展与相关财政支出实践 |
| 5.1.1 中国城镇化发展特征 |
| 5.1.2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财政支出规模变迁 |
| 5.2 财政支出规模与城镇化的互动逻辑 |
| 5.2.1 公共产品与经济集聚 |
| 5.2.2 财政支出规模的城镇化发展效应 |
| 5.2.3 财政支出、经济集聚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数理分析 |
| 5.3 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 |
| 5.3.1 变量选取、数据说明与数据准备 |
| 5.3.2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
| 5.3.3 动态空间面板回归分析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影响研究 |
| 6.1 中国城镇化质量与财政支出结构实践 |
| 6.1.1 中国城镇化质量状况 |
| 6.1.2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演变 |
| 6.2 财政支出结构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理论分析 |
| 6.2.1 财政支出结构的城镇化发展效应分析 |
| 6.2.2 财政支出结构与劳动力城乡转移:数理分析 |
| 6.3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影响:实证分析 |
| 6.3.1 时间序列协整分析 |
| 6.3.2 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财政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研究 |
| 7.1 中国财政分权与城镇空间形态演变 |
| 7.1.1 中国财政分权概述 |
| 7.1.2 中国城镇空间形态演变 |
| 7.2 财政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理论分析 |
| 7.2.1 机理分析 |
| 7.2.2 数理分析 |
| 7.3 中国财政支出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与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实证研究 |
| 7.3.1 中国财政支出分权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 |
| 7.3.2 中国央地财政支出分权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省级面板数据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研究 |
| 8.1 中国城乡关系与相关财政支出实践 |
| 8.1.1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实践及成因分析 |
| 8.1.2 中国城乡关系健康发展对财政支出的现实需求 |
| 8.2 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理论分析 |
| 8.2.1 财政支出的城乡关系发展效应 |
| 8.2.2 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的影响:数理分析 |
| 8.3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关系发展的影响:实证分析 |
| 8.3.1 中国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发展的影响:LMDI分解分析 |
| 8.3.2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以社会保障为例 |
| 8.3.3 中国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
| 8.4 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建议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4）绿色信贷促进碳强度降低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绿色信贷相关理论 |
| 1.2.2 绿色信贷对环境影响的相关研究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4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我国绿色信贷与二氧化碳排放的现状分析 |
| 2.1 绿色信贷发展现状研究 |
| 2.1.1 绿色信贷政策框架体系的建立 |
| 2.1.2 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信贷规模 |
| 2.1.3 绿色信贷发展面临的瓶颈 |
| 2.2 绿色信贷与二氧化碳排放状况分析 |
| 2.2.1 “两高一剩”贷款限制与二氧化碳排放现状 |
| 2.2.2 绿色信贷制度的环境效益分析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绿色信贷与环境保护的相关理论研究 |
| 3.1 赤道原则理论 |
| 3.2 环境外部性理论 |
| 3.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4 循环经济理论 |
| 3.5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绿色信贷对二氧化碳强度影响的作用机制 |
| 4.1 产业结构优化机制 |
| 4.2 技术创新机制 |
| 4.3 城镇化水平与二氧化碳排放 |
| 4.4 外商直接投资与二氧化碳排放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实证研究设计与结果分析 |
| 5.1 实证研究设计 |
| 5.1.1 样本、变量和指标的选取 |
| 5.1.2 模型设定和研究方法 |
| 5.2 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及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总结与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5）减施农药：农户行为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农户过量施药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2 关于农户高效施药技术采纳行为的研究 |
| 1.2.3 关于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的研究 |
| 1.2.4 关于调整种植结构控制农药施用量的研究 |
| 1.2.5 关于农户减施农药行为激励政策的研究 |
| 1.2.6 相关文献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化学农药减量增效 |
| 2.1.2 农户减施农药行为 |
| 2.1.3 高效施药技术 |
| 2.1.4 绿色防控技术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要素替代理论 |
| 2.2.2 外部性理论 |
| 2.2.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4 产业组织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我国农药施用总量变化及样本农户减施农药行为特征分析 |
| 3.1 我国农药施用总量变化趋势及现状 |
| 3.1.1 农药施用量变化的时间序列特征 |
| 3.1.2 我国农药施用量变化的空间区域特征 |
| 3.2 苹果种植样本户减施农药的行为特征 |
| 3.2.1 调查问卷设计与样本数据特征 |
| 3.2.2 样本农户减施农药意愿及行为特征 |
| 3.3 本章小结 |
| 4 农户减施农药行为的理论分析 |
| 4.1 农户减施农药行为机理 |
| 4.1.1 农户减施农药行为的经济学涵义 |
| 4.1.2 农户减施农药行为的微观决策机理 |
| 4.2 节药型技术特性对农户减施农药行为的影响 |
| 4.2.1 正外部性与农户减施农药行为 |
| 4.2.2 技术信息不对称性与农户减施农药行为 |
| 4.2.3 规模经济性与农户减施农药行为 |
| 4.3 本章小结 |
| 5 农户采纳高效施药技术行为及效应评价 |
| 5.1 不同高效施药技术的技术属性差异 |
| 5.2 农户对不同属性高效施药技术的采纳行为 |
| 5.2.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2.2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置 |
| 5.2.3 结果与分析 |
| 5.3 农户采纳高效施药技术的减药增收效应评价 |
| 5.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3.2 模型选择与变量设置 |
| 5.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行为及效应评价 |
| 6.1 绿色防控技术应用特点 |
| 6.2 风险感知、技术认知与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意愿 |
| 6.2.1 文献回顾 |
| 6.2.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6.2.3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置 |
| 6.2.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 政府支持、采纳效果与农户绿色防控技术持续采纳行为 |
| 6.3.1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
| 6.3.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 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减药增收效应评价 |
| 6.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6.4.2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置 |
| 6.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农户减种“节药型”农作物行为及其效应评价 |
| 7.1 农药施用强度与农作物分类 |
| 7.2 我国“节药型”农作物占比变化及地区差异 |
| 7.2.1 我国“节药型”农作物占比变化情况 |
| 7.2.2 我国各地区“节药型”农作物占比变化及地区差异 |
| 7.2.3 我国种植结构变化的动因分析 |
| 7.3 农户减种“节药型”农作物对减施农药的负效应测算 |
| 7.3.1 思路与方法 |
| 7.3.2 结果与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 农户减施农药的激励政策优化设计 |
| 8.1 当前我国农药减施激励政策及优化方向 |
| 8.1.1 当前我国农药减施激励政策 |
| 8.1.2 当前农药减施激励政策优化方向 |
| 8.2 优化农药减施激励政策的建议 |
| 8.2.1 高效施药技术采纳激励政策建议 |
| 8.2.2 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激励政策建议 |
| 8.2.3 引导农户选种“节药型”农作物的政策建议 |
| 8.2.4 外部性内部化补贴政策建议 |
| 8.3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山东省苹果种植户减施农药行为调查问卷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6）农地流转的产业结构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动态与述评 |
| 1.3.1 农业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动态 |
| 1.3.2 农地流转的经济影响研究动态 |
| 1.3.3 农地流转对农业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动态 |
| 1.3.4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思路、方法和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地 |
| 2.1.2 农地流转 |
| 2.1.3 农业产业结构 |
| 2.1.4 农地流转的产业结构效应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结构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
| 2.2.2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2.3 规模经济理论 |
| 2.2.4 农业发展方式与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5 农业技术进步与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农地流转影响农业产业结构的机理分析 |
| 3.1 农地流转影响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的机理 |
| 3.1.1 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 |
| 3.1.2 农地流转与农业产业结构优化 |
| 3.2 农地流转影响农业要素投入结构变动的机理 |
| 3.2.1 农地流转与农业技术进步 |
| 3.2.2 农地流转与农业要素相对价格变化 |
| 3.2.3 农业要素投入结构变动与农业产业结构优化 |
| 3.3 农地流转影响农业生产结构变动的机理 |
| 3.3.1 农地流转与农产品需求变化 |
| 3.3.2 农地流转与农业生产条件改善 |
| 3.3.3 农业生产结构变动与农业产业结构优化 |
| 3.4 农地流转影响农业产业融合结构变动的机理 |
| 3.4.1 农地流转与农业产业融合市场需求 |
| 3.4.2 农地流转与农业产业融合技术创新 |
| 3.4.3 农地流转与农业产业融合主体利益 |
| 3.4.4 农地流转与农业产业融合政策创新 |
| 3.4.5 农业产业融合结构变动与农业产业结构优化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农地流转影响农业产业结构变动的现状分析 |
| 4.1 农地流转与农业产业结构变动的总体情况 |
| 4.1.1 农地流转情况 |
| 4.1.2 农业产业结构变动情况 |
| 4.2 农地流转对农业要素投入结构的影响情况 |
| 4.3 农地流转对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情况 |
| 4.4 农地流转对农业产业融合结构的影响情况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地流转的农业要素投入结构效应 |
| 5.1 农地流转影响农业要素投入结构的理论模型分析 |
| 5.1.1 模型假设 |
| 5.1.2 模型分析 |
| 5.2 农地流转影响农业要素投入结构的实证分析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检验 |
| 5.2.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2.4 进一步的讨论 |
| 5.3 农业要素投入结构变动对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分析 |
| 5.3.1 模型构建 |
| 5.3.2 指标测算 |
| 5.3.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农地流转的农业生产结构效应 |
| 6.1 农业生产结构变动的理论分析 |
| 6.1.1 需求因素对农业生产结构变动的影响 |
| 6.1.2 供给因素对农业生产结构变动的影响 |
| 6.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和数据检验 |
| 6.2.1 模型构建 |
| 6.2.2 变量选取和描述性分析 |
| 6.2.3 数据检验 |
| 6.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3.1 对农业生产结构数量比例的影响分析 |
| 6.3.2 对农业生产结构技术效率的影响分析 |
| 6.4 农业生产结构变动对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分析 |
| 6.4.1 模型构建 |
| 6.4.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农地流转的农业产业融合结构效应 |
| 7.1 农业产业融合的类型及结构特性 |
| 7.1.1 农业产业融合的类型 |
| 7.1.2 农业产业融合结构的特性 |
| 7.2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及描述性分析 |
| 7.2.1 PVAR模型构建 |
| 7.2.2 变量选择与数据测算 |
| 7.2.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3 模型检验及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模型检验 |
| 7.3.2 脉冲响应分析 |
| 7.3.3 方差分解 |
| 7.4 效应的进一步分解 |
| 7.4.1 模型构建 |
| 7.4.2 实证结果分析 |
| 7.5 农业产业融合结构变动对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分析 |
| 7.5.1 模型构建 |
| 7.5.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农地流转、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与农业经济增长 |
| 8.1 研究假设 |
| 8.2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
| 8.2.1 模型构建 |
| 8.2.2 变量选取 |
| 8.2.3 数据处理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 8.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加强制度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农地市场化流转 |
| 9.2.2 适应消费升级趋势,加快实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
| 9.2.3 夯实市场化改革基础,提升农业要素配置效率 |
| 9.2.4 改善融合发展条件,加快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7）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4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及不足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1 人口转变理论 |
| 2.1.2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 |
| 2.1.3 二元经典模型关于人口因素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探讨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1 对中国人口转变问题的研究 |
| 2.2.2 对中国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关系的研究 |
| 2.3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述评 |
| 第3章 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理论研究 |
| 3.1 二元经济转型的内涵 |
| 3.1.1 二元经济转型的核心 |
| 3.1.2 二元经济转型的阶段 |
| 3.2 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作用机理 |
| 3.2.1 通过劳动力供给影响二元经济转型 |
| 3.2.2 通过资本积累影响二元经济转型 |
| 3.2.3 通过技术创新影响二元经济转型 |
| 3.3 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转型的互动关系 |
| 第4章 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经验实证 |
| 4.1 中国人口转变及特征的统计描述 |
| 4.1.1 我国人口转变总体情况 |
| 4.1.2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 |
| 4.1.3 人口老龄化 |
| 4.1.4 我国人口抚养比的国际比较 |
| 4.2 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统计描述 |
| 4.2.1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演变与现状分析 |
| 4.2.2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历史演变与现状分析 |
| 4.2.3 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 |
| 4.3 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计量检验 |
| 4.3.1 模型构建 |
| 4.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4.3.3 经济变量的多元回归 |
| 4.4 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计量结果分析 |
| 第5章 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经验借鉴 |
| 5.1 日本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 5.1.1 日本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演进 |
| 5.1.2 日本二元经济转型期间及以后的人口转变 |
| 5.2 韩国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 5.2.1 韩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演进 |
| 5.2.2 韩国二元经济转型期间及以后的人口转变 |
| 5.3 中国台湾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 5.3.1 中国台湾二元经济转型的历史演进 |
| 5.3.2 中国台湾二元经济转型期间及以后的人口转变 |
| 5.4 人口转变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经验 |
| 5.4.1 利用人口红利,促进二元经济转型 |
| 5.4.2 增加教育投入,提升人力资本总量 |
| 5.4.3 调整生育政策,提高人口生育率水平 |
| 5.4.4 减轻养老负担,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 |
| 第6章 开发人口红利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对策建议 |
| 6.1 深度挖掘潜在人口红利 |
| 6.1.1 鼓励就业创业,挖掘未兑现人口红利 |
| 6.1.2 提高劳动参与率,拓展人口红利空间 |
| 6.1.3 促进劳动力转移,开发结构型人口红利 |
| 6.2 积极开发人力资本红利 |
| 6.2.1 重视教育,促进人力资本普遍提升 |
| 6.2.2 坚持技术创新,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优势 |
| 6.3 提升储备未来人口红利 |
| 6.3.1 适度扩大生育自主权 |
| 6.3.2 完善生育制度安排 |
| 6.4 开发利用老龄人口红利 |
| 6.4.1 提高劳动生产率 |
| 6.4.2 延长老龄人口红利 |
| 6.4.3 加速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
| 6.4.4 推动养老保障体系多层次发展 |
| 6.4.5 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8）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3.1 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力相关研究 |
| 1.3.2 区域碳排放相关研究 |
| 1.3.3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相关研究 |
| 1.3.4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4.4 技术路线 |
| 第2章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理论分析 |
| 2.1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相关概念 |
| 2.1.1 交通基础设施相关概念 |
| 2.1.2 区域碳排放相关概念 |
| 2.2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理论基础 |
| 2.2.1 复杂系统理论 |
| 2.2.2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3 环境经济地理理论 |
| 2.2.4 外部性理论 |
| 2.3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3.1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基本内涵 |
| 2.3.2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空间特征 |
| 2.3.3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系统耦合 |
| 2.3.4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理论框架构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机理 |
| 3.1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要素识别 |
| 3.1.1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文献计量分析 |
| 3.1.2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核心要素 |
| 3.2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机理分析 |
| 3.2.1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驱动力 |
| 3.2.2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的直接影响 |
| 3.2.3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的间接影响 |
| 3.2.4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概念模型 |
| 3.3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理论模型 |
| 3.3.1 STIRPAT理论模型概述 |
| 3.3.2 拓展STIRPAT理论模型构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测度 |
| 4.1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空间计量方法 |
| 4.1.1 空间计量模型及特征 |
| 4.1.2 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步骤及工具 |
| 4.1.3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空间计量研究设计 |
| 4.2 区域碳排放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 4.2.1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 4.2.2 空间权重设定 |
| 4.2.3 区域碳排放的时空演变趋势和空间相关性 |
| 4.3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测度模型 |
| 4.3.1 模型面板数据预检验 |
| 4.3.2 理论模型构建 |
| 4.3.3 STIRPAT-SDM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4.4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模型参数估计与检验 |
| 4.4.1 STIRPAT-SDM模型参数估计 |
| 4.4.2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程度 |
| 4.4.3 STIRPAT-SDM模型稳定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系统动力学仿真 |
| 5.1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系统动力学建模方法 |
| 5.1.1 系统动力学模型及特征 |
| 5.1.2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建模步骤 |
| 5.1.3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建模工具 |
| 5.2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仿真模型 |
| 5.2.1 仿真模型的边界及系统要素 |
| 5.2.2 STIRPAT-SD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结构 |
| 5.3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仿真模型的参数估计 |
| 5.3.1 STIRPAT-SD模型经济模块参数 |
| 5.3.2 STIRPAT-SD模型技术及人口模块参数 |
| 5.3.3 STIRPAT-SD模型交通模块参数 |
| 5.3.4 STIRPAT-SD模型环境模块参数 |
| 5.4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仿真模型的检验 |
| 5.4.1 STIRPAT-SD模型直观性检验 |
| 5.4.2 STIRPAT-SD模型有效性检验 |
| 5.4.3 STIRPAT-SD模型灵敏度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情景模拟和减排路径 |
| 6.1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情景分析方法 |
| 6.1.1 情景分析方法及特征 |
| 6.1.2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情景分析步骤 |
| 6.1.3 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影响的情景要素及基本设定 |
| 6.2 基于影响程度测度的区域碳排放预测和情景模拟 |
| 6.2.1 预测要素及变量选取 |
| 6.2.2 混合STIRPAT-PSO-SVM预测模型构建 |
| 6.2.3 混合STIRPAT-PSO-SVM模型预测效果分析 |
| 6.2.4 混合STIRPAT-PSO-SVM模型碳排放预测和情景模拟 |
| 6.3 基于影响路径仿真的交通碳排放预测和情景模拟 |
| 6.3.1 交通结构性优化下碳排放预测和情景模拟 |
| 6.3.2 交通技术性优化下碳排放预测和情景模拟 |
| 6.4 交通基础设施影响下区域碳减排路径选择 |
| 6.4.1 交通基础设施影响下的减排路径识别 |
| 6.4.2 交通基础设施影响下的优化方案和阈值情景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二元经济转型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主要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主要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综述 |
| 2.1.1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 |
| 2.1.2 有关人口迁移的理论 |
| 2.1.3 关于国际移民融入的研究 |
| 2.2 国内文献综述 |
| 2.2.1 有关农民工市民化内涵的研究 |
| 2.2.2 有关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研究 |
| 2.2.3 有关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的研究 |
| 2.2.4 有关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研究 |
| 2.2.5 有关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研究 |
| 2.2.6 农民工市民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 |
| 2.2.7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思路与对策研究 |
| 2.3 文献述评 |
| 第3章 农民工市民化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理论分析 |
| 3.1 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与特点 |
| 3.1.1 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 |
| 3.1.2 农民工市民化的特点 |
| 3.2 二元经济转型及其基本涵义 |
| 3.2.1 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的核心内容 |
| 3.2.2 二元经济转型的基本涵义 |
| 3.3 农民工市民化促进二元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 |
| 3.3.1 通过土地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现代化 |
| 3.3.2 通过人力资本投资促进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良性循环 |
| 3.3.3 通过扩大内需为工农两大部门协调发展提供市场条件 |
| 3.3.4 通过城镇化转型促进工农协调与城乡融合 |
| 第4章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市民化现状 |
| 4.1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路径特点 |
| 4.1.1 农村工业发展与劳动力的非城镇化转移 |
| 4.1.2 非均衡制度变迁与劳动力半城镇化转移 |
| 4.2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状与趋势 |
| 4.2.1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状考察 |
| 4.2.2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趋势分析 |
| 4.3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现状分析 |
| 4.3.1 农民工经济融入情况分析 |
| 4.3.2 农民工社会融入情况分析 |
| 4.4 农民工市民化程度 |
| 4.4.1 当前几种主要测量方法的梳理和评价 |
| 4.4.2 生活工资Anker法测量的逻辑步骤 |
| 4.4.3 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量 |
| 第5章 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 |
| 5.1 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
| 5.2 导致城镇化滞后影响农业与非农产业发展 |
| 5.3 制约土地规模经营影响农业现代化进程 |
| 5.4 形成城镇边缘群体导致城镇内部二元分化 |
| 5.5 老弱妇孺留在农村导致农村“空心化” |
| 第6章 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及其制度性成因 |
| 6.1 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分析 |
| 6.1.1 城镇就业岗位与生活成本、落户难易程度相背离 |
| 6.1.2 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与市民化意愿不匹配 |
| 6.1.3 农民工市民化诉求与地方政府市民化动力不对等 |
| 6.1.4 市民化收益分享与成本分担契合难度大 |
| 6.2 农民工市民化困境的制度性成因 |
| 6.2.1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历史积累问题严重 |
| 6.2.2 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改革相对滞后 |
| 6.2.3 政绩考核体系和资源配置制度存在缺欠 |
| 6.2.4 财政体制财权与事权不匹配 |
| 6.3 制度性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计量检验 |
| 6.3.1 研究设计与理论模型 |
| 6.3.2 变量构造与数据搜集 |
| 6.3.3 回归分析过程 |
| 6.3.4 研究发现与结论 |
| 第7章 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建议 |
| 7.1 完善政府治理,促进城乡间与区域间的资源合理配置 |
| 7.2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基于户籍身份的福利差别 |
| 7.3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民工的财产性收入 |
| 7.4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破解农民工市民化的财力约束 |
| 7.5 完善劳动力市场,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全球视野下国际贸易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贡献 |
| 1.6 研究方法 |
| 1.6.1 计量分析法 |
| 1.6.2 理论分析法 |
| 1.7 研究框架 |
| 1.8 研究不足 |
| 2.文献综述 |
| 2.1 章节简介 |
| 2.2 贸易—环境关系 |
| 2.2.1 全球背景下的贸易和环境空气质量 |
| 2.2.2 贸易-环境关系和三大效应(规模、组成和技术效应) |
| 2.2.3 贸易-环境关系和环境法规/制度 |
| 2.2.4 贸易-环境关系和全球价值链 |
| 2.2.5 贸易-环境关系与污染避风港假设 |
| 2.2.6 优势理论下的贸易-环境关系 |
| 2.3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在贸易和环境中的重要性 |
| 2.3.1 为什么要使用EKC曲线? |
| 2.3.2 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 2.3.3 N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 2.3.4 单调递增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 2.3.5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的其它成果/EKC的混合证据 |
| 2.3.6 EKC曲线受污染物类型的影响吗? |
| 2.3.7 EKC关系变化的原因 |
| 2.4 环境空气污染和排放的测定方法 |
| 2.4.1 环境空气质量的测定方法 |
| 2.5 贸易对环境空气质量影响的理论框架 |
| 2.6 本章小结 |
| 3.贸易与环境空气质量的现状分析 |
| 3.1 章节简介 |
| 3.2 贸易-环境现状分析 |
| 3.2.1 贸易开放情况分析 |
| 3.2.2 价值链视角下的现状分析 |
| 3.3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分析 |
| 3.3.1 二氧化碳排放 |
| 3.3.2 大气污染 |
| 3.3.3 碳排放转移 |
| 3.4 本章小结 |
| 4.机构或政府管治下的贸易-环境关系 |
| 4.1 章节简介 |
| 4.2 理论框架与计量模型 |
| 4.3 变量说明 |
| 4.3.1 CO2排放(被解释变量) |
| 4.3.2 贸易开放度 |
| 4.3.3 经济水平 |
| 4.3.4 制度因素 |
| 4.3.5 能源消耗 |
| 4.4 数据来源 |
| 4.5 结果及讨论 |
| 4.5.1 贸易与环境的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和CD检验 |
| 4.5.2 CD检验 |
| 4.5.3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4.5.4 面板协整检验 |
| 4.5.5 基于全部国家的实证结果 |
| 4.5.6 分区域方面的评估和讨论 |
| 4.5.7 Pairwise Dumitrescu-Hurlin面板因果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5.增加值贸易与环境空气质量的关系:来自大气污染指标的证据 |
| 5.1 章节简介 |
| 5.2 理论框架与计量模型 |
| 5.3 变量描述 |
| 5.3.1 大气污染物(被解释变量) |
| 5.3.2 增加值贸易(VT) |
| 5.4 数据来源 |
| 5.5 结果与讨论 |
| 5.5.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矩阵 |
| 5.5.2 CD统计 |
| 5.5.3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5.5.4 面板协整检验 |
| 5.5.5 GMM回归结果 |
| 5.5.6 贸易-空气污染EKC假设 |
| 5.5.7 稳健性检验和敏感性分析 |
| 5.5.8 Dumitrescue-Hurlin面板数据因果关系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6.贸易增加值视角下碳排放分解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 6.1 章节简介 |
| 6.2 理论框架和计量模型 |
| 6.3 碳排放量指标的测算 |
| 6.4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6.5 基于引力模型的研究框架 |
| 6.5.1 引力模型简介 |
| 6.6 实证分析 |
| 6.6.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
| 6.6.2 回归分析 |
| 6.6.3 分组别的回归分析结果 |
| 6.7 稳健性检验 |
| 6.7.1 所有国家的PPML检验结果 |
| 6.7.2 高收入国家的PPML检验结果 |
| 6.7.3 中高收入国家的PPML检验结果 |
| 6.7.4 中低收入国家的PPML检验结果 |
| 6.8 本章小结 |
| 7.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章节简介 |
| 7.2 论文主要研究结论 |
| 7.3 政策建议 |
| 7.4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四、对二次农业结构性调整的实证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中国生态经济的影响研究 ——基于生态效率和生态福利绩效视角的比较分析[D]. 顾典.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财政支出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日本经验与中国实践[D]. 李晓鹏. 河北大学, 2021(09)
- [3]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4]绿色信贷促进碳强度降低的作用机制研究[D]. 李深钊.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5]减施农药：农户行为及其效应研究[D]. 仇相玮. 山东农业大学, 2020(02)
- [6]农地流转的产业结构效应研究[D]. 周凌. 湖南农业大学, 2020(01)
- [7]中国人口转变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研究[D]. 葛晶. 辽宁大学, 2019(09)
- [8]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D]. 王璐琪.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9(01)
- [9]二元经济转型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研究[D]. 张光辉. 辽宁大学, 2019(12)
- [10]全球视野下国际贸易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D]. RIZWANA YASMEEN.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