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意识流”——评舍伍德·安德森及其“母亲”

一、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意识流"——舍伍德·安德森和他的《母亲》评介（论文文献综述）

高鲜花^[1]（2019）在《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1963-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田纳西·威廉斯是20世纪美国继尤金·奥尼尔之后与阿瑟·米勒、爱德华·阿尔比齐名的三大戏剧家之一,在世界戏剧文学和戏剧舞台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等剧更是世界舞台长演不衰的经典剧目。1963年英若诚翻译的威廉斯独幕剧《没有讲出来的话》拉开了中国接受、演出、改编威廉斯戏剧的大幕。威廉斯剧作数量庞大,本论文主要以他几部长剧——《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等为基础研究文本,对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舞台搬演/改编、影响等接受和影响状况进行系统考察。威廉斯戏剧创作极具自传性。在剧作中,他为自己同性恋身份而焦虑、为不断患病而厌烦、为创作力下滑而担忧。当他对青春易逝感到恐慌、对死亡倍加恐惧时,他选择了逃离和漂泊,并且为自己构建了一个美好的停留地——中国,希冀能够缓解他的各种焦虑,而此种种都成为他“本色”创作的基本内容。为了完整地体现他的本色,他在创作过程中设置了潜台人物、借鉴了古希腊戏剧结构、运用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并辅之以中国戏曲的写意性元素,营造出一个个颇具象征性的艺术世界。20世纪80年代,中国戏剧界集中译介了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玻璃动物园》《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三部作品。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翻译界对威廉斯剧作的译介离不开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等的合力“监管”。从文本内部来看,由于戏剧具有二重性——文学性和表演性,所以中国译家们在译介这三大代表作时主要采用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并偏重文学性,为中国读者呈现出全新的“中国化”译本。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威廉斯剧作的搬演与改编演出异彩纷呈,尤其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版的《玻璃动物园》和《欲望号街车》成为近几年来经典的翻译剧演出。而由《欲望号街车》改编的形体剧《纸牌夜布鲁斯》可以说是集合中西戏剧表演特性的一次有益尝试,该剧已经走出国门赢得了世界观众的赞誉。如果说在中国的译介和演出是对威廉斯剧作接受的话,那么,在接受之后威廉斯剧作对中国戏剧与小说创作也产生了有力的影响。中国剧作家秉承他的新现实主义精神和悲剧精神,协同调动灯光、舞美、音乐/音响等多种手段、设置叙述人、运用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形成了独特的心理回忆剧,出现了像赵耀民《良辰美景》这样颇具《玻璃动物园》风骨的佳作。而在海峡对岸,将门之子白先勇不仅在人生历程方面与威廉斯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他的小说创作也深得威廉斯“真传”:运用象征和心理回忆等手法关注同性恋者的喜怒哀乐、对人性暴力进行赤裸裸地揭露和严厉批判、感慨青春易逝、凭吊美人迟暮,这些共同点显示出白先勇是国内受威廉斯影响最深的文学家。

杨绍军^[2]（2019）在《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文中指出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期的高等学府,在鸡鸣不已、风雨如晦的战争年代,西南联大坚持刚毅坚卓的校训,为国家保存了民族文化的血脉,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史和文化史上的奇迹。自1937年8月国民政府设置长沙临大到1946年7月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复校,中国作家对以西南联大为背景或发生地（长沙、衡山、昆明、蒙自等）的创作,以及以西南联大历史为题材的写作,形成了数量众多、异彩纷呈,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的文学作品,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表现空间和历史图景。在80多年的时间里,西南联大被不断的叙述、想象建构,在不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中得以反复呈现,其间经历了萌发期、勃发期和兴盛期。在1930年代到1970年代的西南联大文学书写中,威廉·燕卜荪、穆旦、杜运燮、冯至、郑敏、周定一等诗人对战争年代的流亡体验和流亡生活进行了表现,也对师生情谊、家国情怀和战争与死亡等进行了描绘,推动了 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高峰;朱自清、沈从文、罗常培、曾昭抡、费孝通等作家、学者不仅描写了战乱时期的离乱生活和云南的自然风物,还对边地形象进行了想象建构,写出了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王力和钱锺书的作品将知识与典故集合起来,对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现实作了思考,成为战时学者散文的代表;作为长篇小说的《未央歌》和《长夜》,由于作者叙事动机不同,前者以情调风格见长,再现了“青春未央”的西南联大,而后者则用象征隐喻,描述了西南联大的“漫漫长夜”。纵观这一时期的创作,由于知识分子内迁或者说南渡,他们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时空的转换,这种流亡体验既扩大了他们的生活视野,也丰富了他们的创作素材,集中对遍地烽火、离乱迁徙、战争记忆、弦歌不辍等进行了呈现。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西南联大书写中,汪曾祺、宗璞、冯至、冯友兰、金岳霖、钱穆等作家、学者对战争时期跑警报、泡茶馆和战乱中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进行了描绘,其间充满了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体验、反思,成为他们写得最好、写得最精彩的作品;郑敏、杜运燮、赵瑞蕻、唐湜等诗人的作品对西南联大进行了礼赞,缅怀和追忆了西南联大的师友,将西南联大师生的精神和风采进行了表达;宗璞《南渡记》以家族关系来结构小说模式,塑造了众多形象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进行了描述。在这些作品中,不同的书写者将个人记忆与集体叙事、战争记忆与老年叙事融合在一切,对西南联大的历史和人事进行了书写,提供了考察20世纪知识分子生命历程的重要文本。在新世纪以来的西南联大书写中,许渊冲、赵瑞蕻的散文和浦薛凤、何兆武、任继愈、陈岱孙、陈达等的回忆录或自传,对西南联大师友和昆明的生活进行了追忆,也对西南联大的精神进行了揭示,还对西南联大的人物进行了评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宗璞《东藏记》、《西征记》和《北归记》实现了对西南联大的史诗性建构,对偏安昆明的世情和浪漫、滇西大反攻的悲壮与豪情、青年一代的选择和爱情等进行了描写和呈现,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董易《流星群》写到了西南联大青年和地下党员的生活和斗争,突破了传统革命文学的叙事,重现了西南联大青年的“青春之歌”;海男《穿越西南联大挽歌》和《梦书:西南联大》以西南联大师生作为描述对象,完整地书写了西南联大的历史,用诗化的语言建构了文学中的西南联大。这一时期西南联大的书写者不再限于西南联大师生,他们对西南联大的书写内容更为宏大、语言形式探索不断创新,使得作为镜像的西南联大变得更加生动和形象。可以说,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融合了历史与现代的交融互动,其中有笳吹弦诵、弦歌不辍的描写,也有家国情怀、书生报国的展示,更有战争记忆、边地形象的建构,也有浪漫性、传奇性和民间性、现代性的关联。在不同的时代,中国作家对西南联大的书写,使得西南联大的想象建构不断被发现或重复,作家再现了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以生命践行的内地流亡,重构了他们体验自由/独立、高贵/卑微、牺牲/苟全的生命历程,书写了 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现实图景。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作家、诗人、学者也对中国现代教育和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回顾、反思。因此,西南联大虽然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但需要坚持西南联大的精神和理想,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民族精神、高尚思想和人格风范应该被传承下来。可以说,对西南联大的书写,还会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延续发展和不断重现,成为常说常新、层出不穷的历史话题。

张宪军^[3]（2019）在《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一个出身于犹太移民家庭的知识分子,索尔·贝娄博览群书,具有丰富的历史、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知识,将文学艺术与社会直接联系起来,面对战后社会问题迭出、精神危机不断的美国社会,小说家索尔·贝娄感时伤事,以“社会的历史学家”的手笔勾勒出了一副现代美国社会生活的真实画卷。在评论家和记者每每强调他的犹太作家身份时,他曾经予以反驳说:“我写的是美国”。对于他的这种说法,许多人认为他是像绝大多数想要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犹太人一样,很介意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所以一些有着逆反心理的研究者更是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贝娄的民族性即犹太性的研究上,但贝娄说的没错,他确实写的是美国,虽然他作品中许多人是犹太人,但他们都生活在美国,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无时无刻地不在影响着他们,一些社会现象的出现不可能脱离了美国这个大环境,另外,贝娄的作品中的人物还有许多不是犹太人,他不像辛格和马拉默德那样有着狭隘的民族性。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的是美国的现实生活,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从二十世纪20年代到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发展史。因此,十分有必要对其创作的“美国性”进行研究。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是一种相对的美国性,它不同于那种广义的美国性,是相对他创作的“犹太性”相对而言的（他文学作品中具有犹太因素是毋庸置疑的）。虽然诸多的文学史着作都将其文学创作归入“美国犹太文学”,但“美国犹太文学”是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因为“美国犹太文学”并不是一个创作流派或者是一种文学运动,美国犹太作家在创作思潮、题材内容、内涵倾向、艺术趣味和审美方式上确实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文学特征。如果说“美国犹太文学”概念的界定主要建基于犹太作家的出身背景及其对犹太生活的某种运用和表现的话,那么犹太作家除了具有相同的犹太出身背景外,在对犹太素材的具体运用以及对犹太传统的价值观念等方面均表现出极大的差异,贝娄之所以公开反对将自己归纳入“犹太作家”行列中,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美国人,身为一个美国公民,深受美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潮流的影响,善于从美国的角度去观察社会和生活,因此,美国的社会生活成为他创作中取材的来源。贝娄创作的所体现的“美国性”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笔下的主人公虽然多为犹太人,但作者通过他们故事的书写所呈现的主要是普通美国市民的生活、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不像其他犹太作家那样,仅仅关注作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的境遇与精神状况。其次,贝娄通过他的作品展现了美国广阔的社会历史画卷,从美国的经济的变迁（二十世纪20年代末的大萧条,30年代“罗斯福新政”在挽救经济危机上所做的诸多努力,40年代经济逐渐稳定,50年代进入“丰裕社会”,以及后来逐步发展到后工业时期、后现代消费社会）到美国政治的变迁（二三十年代思想领域的宽松,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的冷战,民主的异化,超级大国的核竞赛,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60年代的学生造反,美国开展太空开发和星球大战计划等等）,以及美国城市的变迁（二十世纪20年代的美国虽然已经实现了城市化,但在此后的岁月中,美国的城市仍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贝娄不仅写出了此后的发展情况,还在作品中通过人物的处境与思考回溯了此前的情况,特别是芝加哥城市的整个发展历程）,都远远超出了某个特定族裔的狭窄视野。其三,贝娄作品中更多体现的是美国式的理想和价值观:贝娄认为“美国梦”的核心在于平民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对于美国“自由、平等、正义、民主、富裕”思想的扞卫,以及体现在每个个体的言行中的个人主义与实用主义。而犹太民族的宗教信念和道德理想在现实面前往往无能为力,因而常常是他作品中加以反思的对象,而不是像其他犹太作家那样作为坚守的立场与维护的信条。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在于通过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美国性”的研究来确立索尔·贝娄作为一个“美国作家”的鲜明形象。这篇论文虽然拟从社会学和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去研究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揭示索尔·贝娄如何对历史事件进行情节化处理,把美国history变成具有个性色彩的his story,以及其中表现出的社会学思想,但不可能完全按照概念去堆砌材料,而是有重点地观照贝娄文学创作“美国性”的某些方面,全文分别从纵向——大萧条岁月至美国后现代社会和横向——芝加哥和纽约两座城市着眼,展开叙述,揭示了贝娄是如何通过历史事件、人物命运以及真实城市与文学城市的相互作用来描写美国的,这里有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麦卡锡主义、60年代思想解放、冷战的东西方对抗、美国的太空计划,世纪末的后现代主义兴起等重大历史事件,也有城市文化的历史变迁,以及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的温馨与冷漠,信仰的坚守与背叛,城市的暴力与犯罪等等,而这些琐碎的细节构成了一个真实的美国。继绪论部分对贝娄研究现状进行疏理,提出自己的论点与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之后,论文用六章的篇目对索尔·贝娄的“美国性”展开论述,主要考察贝娄文学作品表现的三个主要方面:平民生活、知识分子状况和美国的城市。第二章《20-40年代:大萧条岁月中的平民生活浮世绘》主要根据贝娄的长篇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分析他是如何围绕作品的主人公奥吉·马奇的经历来描写二十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芝加哥这个美国第二大城市的人生百态的,写出了经济危机对社会各阶层造成的影响,美国梦的破灭感,面对破产和失业大潮这些人是如何抗争和他们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出的巨大努力,小说主人公在困顿的境地中是如何一面挣扎一面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的。第三章《50年代:丰裕社会中的美国悲剧》通过小说《洪堡的礼物》中的洪堡和西特林两个人物的不同命运告诉人们,随着世异时移,原来不择手段追求个人发迹的人在今天已经成为英雄和成功者,成为人们效法的榜样,以苦为乐、生气勃勃的时期,充满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时期已告结束,粗俗的物质主义的风气熏染了整个美国社会,甚至已经渗透到社会的神经末梢,而被美国社会所毁灭的则是不与社会苟合、热爱善与美、坚持理想的知识分子和诗人。社会整体对浪漫主义、对诗的激情、对诗人和艺术家的戕害才是今日的“美国的悲剧”。第四章《60年代:时代的耶米利哀歌》通过赫索格的经历,指出在60年代初期麦卡锡主义造成的恐怖仍在威胁着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害怕动辄得咎,所以只好把自己的思想看法保留在内心里,而不是与他人交流。为改变改变美国面貌,青年人发起造反运动,但在造反运动中由于青年人的冲动和偏激,将这场运动引入了歧途,虽然年轻人想要摆脱现代社会体系的束缚,把现实社会变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但运动中的大部分人追求的是自我表现和发泄,而非自我控制,造反运动的挫折和失败感使的不少青年人失去了信心,他们怀着沮丧的心情或消极避世,或沉沦堕落。贝娄通过赛姆勒在纽约的见闻对极端主义思想进行了强烈的攻击。第五章《70-80年代:民主的反讽》通过《院长的十二月》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两部作品的分析,说明美国社会虽然对外向来是以标榜自己的民主而着称,但在现代社会中,美国民主的价值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它对国内的种族贫富差距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于要打破这种现状的行为反而予以打击和压制,为的是维持社会表面上的和谐。在美国,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但实际情况却往往相反,当今的美国政府机关以公平正义为名行破坏公民权利之实。第六章《美国后现代:生命个体的不断游移》考察了贝娄的最后的长篇小说《拉维尔斯坦》,说明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们从现代性的噩梦以及它的操控理性和对总体性的崇拜中苏醒过来,进入后现代浅表层松散的多元化中,生命个体也成为不断游移的存在,他们在性别认同、宗教信仰与性取向、理性思想判断等诸多问题上表现出异质的、不稳定的性格特征,沉溺在消解精神、反主流姿态和渎神的狂欢之中。第七章《美国双城记:芝加哥与纽约》则从横向对贝娄作品中对美国城市的描写进行了研究,指出贝娄作品的发生地基本上都是在芝加哥和纽约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这两个城市的历史变迁,目睹了它的繁荣与衰败,对它们有着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更因为纽约和芝加哥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代表和典型,是美国当代文明、当代都市文明的象征和缩影。所以,在他的揭示下,从大萧条时期城市破败的景象到二十世纪后期美国大都会多彩缤纷的场景一一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饶海燕^[4]（2017）在《经典向经典“致敬” ——从川端康成《睡美人》到马尔克斯《苦妓回忆录》》文中认为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以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睡美人》为蓝本,创作出《苦妓回忆录》,向川端康成致以敬意。两部小说存在着相似的创作契机,呈现出紧密的联系。本文即以《睡美人》和《苦妓回忆录》为研究对象,从二者的联系出发,探讨其在文本的构思创作、主题思想以及文化内涵上的个人色彩。首先,论文阐述了两部小说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影响和关系;其次,立足于小说的文本,在叙事层面和语言层面上分析《苦妓回忆录》与《睡美人》各自的特点以及差异;再次,抓住两个文本都是通过女性来进行精神拯救这个共同点,进一步探讨出女性在不同地域文化中所处的地位和形势;最后,虽然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老人,但两位老人对死亡的体验和态度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无疑与两位作家的自身经历以及所置身的宗教文化、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正是通过以上四个章节的讨论与分析,来展现马尔克斯对川端康成致敬的同时也在表达着自己。

张晓敏^[5]（2016）在《理查德·赖特小说的文化构建与价值传承研究》文中指出理查德·赖特（1908-1960）作为公认的非裔美国文学作家,其小说、诗歌和政论性散文对非裔美国文学的发展与黑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赖特的作品,诸如《汤姆叔叔的孩子们》（1938）、《土生子》（1940）、《黑孩子》（1945）、《局外人》（1953）、《野蛮假日》（1954）和《长梦》（1958）等均已被视为非裔美国文学经典。文学作为一种文化产物,是基于作家所处年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而创作出来的。有责任感的作家必须关心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同时政治、社会和历史也为作家的的创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素材。作为黑人群体的一份子,赖特深刻地感受到作为一个黑人在当时的美国社会里意味着什么：城市里种族之间的藩篱与禁闭,法律上的不合理,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都使当时的美国黑人苦不堪言。在那个种族主义充斥美国社会的年代,作为知识分子的赖特用笔墨控诉了他的愤懑。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讨赖特小说的创作意图和思想内涵,特别是从小说中塑造的黑人形象入手,分析其内心活动、行为模式与语言表述,既有助于理解作品主题内涵与叙事策略相互统一的文学性贡献,也为观察美国20世纪前半叶的种族主义逻辑与社会现实提供了更为清晰的论证,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文学评论界普遍认为,赖特在1945年之前“抗议”文学主题特征鲜明,因此被学术界视为“抗议小说”创作阶段。这些文学作品主要指赖特的四部中长篇小说《汤姆叔叔的孩子们》、《土生子》、《黑孩子》和《长梦》。其中,最后一部小说《长梦》是赖特旅居法国时创作的作品,但在题材上同样彰显了“抗议”的主题。在这些“抗议”题材的小说中,赖特重复着一个主题：在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存在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这不仅是当时美国社会种族偏见的直接衍生物,而且也阻碍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对话与交流。理解赖特“抗议小说”类型定位所遵从的文化逻辑较为恰当的方式是探讨他的创作意图和作品内涵,因此,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通过剖析赖特及同时期黑人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困境,从作家的创作意图入手,剖析作品的思想内涵,从而为赖特“抗议小说”文化逻辑的形成提供可信服的论证。赖特的“抗议小说”既向读者展示特定时代城市贫民区中黑人的痛苦挣扎,也细致地表现出黑人个体乃至美国边缘群体的反抗精神,其用意不仅仅在于描写黑人在美国的悲惨遭遇,而且试图通过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来唤醒黑人的反抗意识,同时也警示白人否定黑人性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赖特的“抗议小说”可被视为黑人在面对社会压迫、被迫生存于杜波伊斯所言的“双重意识”、远离传统文化的困境下艰难地在美国寻找自我认同、反思黑人民族性的缺陷、并试图重新塑造“黑人性”的尝试。这种文化逻辑是理解赖特小说的关键,也是赖特对非裔美国文学传统所做的杰出的贡献。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也有其特定的表现形式。如果说赖特通过“抗议”题材的小说展示了他特有的文化逻辑,那么,细腻的心理描写和象征主义手法是赖特小说艺术的一大特色,或者说,也是他所采用的一种叙事策略。因此,从心理描写、甚至是从对心理变态者的准确刻画出发,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福柯的权力机制来剖析赖特小说中人物复杂的心理,阐释主人公看似变态、残忍、冷漠的行为背后所存在的必然性与象征性,是解读赖特文本的必由之路。赖特小说中的心理描写可分为两个层次进行剖析,即表层的仇恨、恐惧和压抑以及深层的、或者说是潜意识层面的梦境与幻觉,而心理动机的背后则是外部社会因素所造成的。在真实细腻的心理描写基础上,赖特能娴熟地运用隐喻和象征的手法,表现出主人公存在意义上的荒诞性。如果说心理探索重在揭示白与黑、强与弱、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那么赖特笔下主人公的种种心理症候,也正是美国当代政治的反映与隐喻,从中不难发现赖特在政治和哲学上对传统二元对立结构的超越,以及由这种超越所带来的美学风格与叙事策略的转变。显然,作为“抗议文学”的先驱,赖特是哈莱姆文艺复兴和芝加哥文艺复兴运动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其作品不仅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而且具有丰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赖特对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阶级问题和黑人文化问题所做出的文学反思,拓宽了非裔美国文学的题材与主题。正是缘于赖特的卓绝贡献,美国着名黑人学者勃莱顿·杰克逊甚至把1940年至1957年这段时期称为“赖特时代”。赖特作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非裔美国作家的杰出代表,掀起了一场文学改革的潮流,引领了一大批作家,其作品中蕴涵的社会价值观在现当代非裔美国文学中得到了传承与发展。赖特拒绝迎合白人读者的阅读口味,坚持展现美国黑人自己的声音,从而改变了非裔美国作家创作的前景。在非裔美国文学史上,正因为有了赖特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才迎来了后来的詹姆斯·鲍德温、拉尔夫·埃利森和托妮·莫里森等非裔作家的辉煌成就,从而使非裔美国文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以说,赖特的小说创作是非裔美国人文化发展与自身觉醒意识不断强化的必然结果。从文学史意义上讲,赖特的重要作用在于承上启下,开创了非裔美国文学新的历史篇章。在其创作中,赖特不仅强调黑人民族的自省与反思,同时也对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予以关注。从文本创作上看,赖特的一系列作品赋予了非裔美国小说以新的主题元素、丰富的表现手法与深刻的思想内涵,成为连接哈莱姆文艺复兴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再度繁荣的非裔美国文学的桥梁。除了作为成功的小说家被载入史册以外,赖特对于种族问题、阶级压迫等社会问题也时常撰文,直抒己见,还是一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美国黑人社会活动家；此外,赖特与约翰·里德俱乐部等美国左翼文艺界的合作与分歧,对于中国学术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文艺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新的社会需求和新的阐释理论为重新评估赖特的作品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空间。赖特小说思想的复杂性和深刻性,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与丰富性都值得学术界做进一步的挖掘和阐释。

李敏^[6]（2015）在《《母亲》中的情感压抑与人物孤独内心的形成》文中认为《母亲》中的伊丽莎白和乔治代表了安德森笔下众多不善言辞、郁郁寡欢的人物形象,固执的个人理想与压抑的现实环境之间的冲突,造成了人物内心的焦虑与苦闷无法正常释放,彼此之间无法建立正常的交流方式。一旦最简单直接的表达方式被放弃,伊丽莎白和乔治只能面临情感受阻的困境,寻求对方的理解更是无从谈起,注定要在孤独中度过一生。

来激扬^[7]（2013）在《论《小城畸人》中的逃离》文中研究指明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1876-1941）在美国现代小说史上是具有特殊意义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在美国的全面发展,大机器生产开始全面铺开,劳动分工也更加明细,这使得美国社会日益商业化,金钱变得无所不能。这个时期人们的精神危机成为了当时小说家们关注的重点之一。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舍伍德·安德森通过他的作品,描绘了当时中西部小镇居民的真实境况,揭示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渴望。本文以他的代表作《小城畸人》（Winesburg, Ohio）为基础,重点关注其中具有象征意义的“逃离”,通过对小说中几位代表人物“逃离”的解读,试图解析逃离的原因和逃离的意义。指出安德森借助《小城畸人》给那些不安于此地不断离开不断寻找的人以莫大的慰藉。本文分为五个部分,前言部分简要阐述了安德森的生平和论文将逃离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第一章令人神往的逃离详细叙述了小说中几位代表人物的逃离,选取了埃尔默·考利、富商之子、伊丽莎白·威拉德和乔治·威拉德四人,通过叙述考利青春期幼稚的逃离、富商之子对物质的逃离、伊丽莎白女性意念中的逃离和乔治最终成熟的逃离。基本概括了小说中的逃离形式。第二章探源“逃离”的发生解析了逃离的原因,通过代表人物共同原因和各自原因的分析,基本上梳理了畸人们逃离的原因。人格面具和阴影的冲突以及怨恨情绪的表达是小城畸人们心生逃离的共同原因。同时基于各自身份和成长经历的不同,他们又形成了各自的原因：埃尔默·考利想借助逃离在自卑中寻求超越；富商之子对物质欲望的迎合和恐惧；伊丽莎白视逃离为形而上的皈依之所；乔治则被安德森当做自己的化身,借助逃离回忆和哀悼过去,完成自己对逃离的终极想象。第三章寻梦的手段——“逃离”分析了逃离的意义,指出安德森笔下的逃离不是消极的,而是一种文学上的疗救。它是对美国文化中逃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传统文化的追忆,也是对两性和谐的追求。文章的结尾,指出安德森描写那些处于文化碰撞地带、性格碰撞地带自我冲突不断的边缘人的逃离故事,是为了说明,不管社会上价值观的冲击如何猛烈,他都希望他笔下的畸人们借助逃离,有机会可以审视自己的内心。不一味的让人性被时代性所吞噬。

申蓉^[8]（2010）在《Deformed Love——On Sherwood Anderson’s Mother》文中研究指明Focusing on analyzing the deformed love of Elizabeth towards her son George,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was her unsatisfied desires in her girlhood that caused her strange behavior and abnormal love towards her son.

徐晋莉^[9]（2007）在《现代性与中国二十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文中认为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文学思潮被看作“创作方法”的产物，在这个错误的理论指导下，浪漫主义被误读，而中国的浪漫主义思潮也被忽视和误判。现代性理论揭示了文学思潮的性质，即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应，具有特定的历史规定性。本文就是在现代性理论的视野下对文学思潮进行重新界定的一次尝试，并在这一界定的基础上考察了中国现当代以来浪漫主义思潮的发展情况。本文共分为四编。第一编，以“现代性”为理论支撑，纠正创作方法论的长期误导，剖析了现代性与文学思潮的内在联系，界定了浪漫主义的根本性质：对现代性的第一次反叛．同时，还在对欧洲英、德、法三国浪漫主义思潮发生的根源、及其精神气质异同的分析比较中，探询了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历史渊源、精神意蕴与时代内涵，并总结了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具体特征，以之作为研究中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参照系。第二、第三、第四编则分别考察了中国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和新时期以来三个阶段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勾勒了浪漫主义思潮在中国发展的整体脉络，揭示了它们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不同的特征，并比较了三个时期中这一思潮所表现出来的相异的风格特征。最后是结论，对中国浪漫主义的历史经验，总体特征及其文学史意义进行了总结。

杨梅^[10]（2007）在《逃脱不了的命运——解读舍伍德·安德森的《母亲》中人物的悲剧性》文中研究指明舍伍德·安德森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位享有盛誉、影响深远的现代作家,他在短篇小说集《小城畸人》中向我们展示了一群社会畸人的悲剧命运。本文以其中的一篇小说《母亲》为范本,阐述了造成畸人悲剧的两大主要因素:社会环境及人物自身的性格缺陷。

二、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意识流"——舍伍德·安德森和他的《母亲》评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意识流"——舍伍德·安德森和他的《母亲》评介（论文提纲范文）

（1）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1963-2018）（论文提纲范文）

（2）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经典向经典“致敬” ——从川端康成《睡美人》到马尔克斯《苦妓回忆录》（论文提纲范文）

（5）理查德·赖特小说的文化构建与价值传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论《小城畸人》中的逃离（论文提纲范文）

（9）现代性与中国二十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论文提纲范文）

（10）逃脱不了的命运——解读舍伍德·安德森的《母亲》中人物的悲剧性（论文提纲范文）

四、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意识流"——舍伍德·安德森和他的《母亲》评介（论文参考文献）

• [1]田纳西·威廉斯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1963-2018）[D]. 高鲜花.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2]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D]. 杨绍军. 云南大学, 2019(09)
• [3]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D]. 张宪军.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8)
• [4]经典向经典“致敬” ——从川端康成《睡美人》到马尔克斯《苦妓回忆录》[D]. 饶海燕.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9)
• [5]理查德·赖特小说的文化构建与价值传承研究[D]. 张晓敏. 吉林大学, 2016(10)
• [6]《母亲》中的情感压抑与人物孤独内心的形成[J]. 李敏. 文学教育(下), 2015(03)
• [7]论《小城畸人》中的逃离[D]. 来激扬. 浙江师范大学, 2013(04)
• [8]Deformed Love——On Sherwood Anderson’s Mother[J]. 申蓉. 大众商务, 2010(14)
• [9]现代性与中国二十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思潮[D]. 徐晋莉. 厦门大学, 2007(12)
• [10]逃脱不了的命运——解读舍伍德·安德森的《母亲》中人物的悲剧性[J]. 杨梅. 考试周刊, 200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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