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洁生产:给中国一个绿色的未来(论文文献综述)
黄锦南[1](2021)在《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文中指出哈萨克斯坦是我国的世代友好邻邦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和先行先试地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媒体中的国家形象研究越来越受到各学科研究者的重视。然而,已有成果大部分采用了基于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并不能完全契合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本身固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特质,忽略了国家形象系统内部的动力学特征和涌现。因此,本论文将网络科学的复杂网络方法引入国家形象研究,以检验该方法在国家形象系统研究中的有效性。本文选取了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为研究对象,收集了2014年7月至2018年6月的全部涉华报道和2019年12月至2021年2月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部分涉华报道文本,构建了一大一小、一整体一局部的两种文本数据库,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结合诸如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中哈两国政府的各项大政方针政策,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官方媒体中的整体国家形象进行了全面挖掘和研究,并对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在哈官媒中的国家形象进行了具体的个案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哈真理报》涉华报道主要展现了以下4个角度的中国形象:(1)哈萨克斯坦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2)哈萨克斯坦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3)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形象;(4)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包括:(1)对国别区域研究的方法创新作出探索,尝试复杂网络方法在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应用;(2)挖掘和呈现“一带一路”和新冠疫情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真理报》中的中国形象;(3)为国家形象、国别区域、乃至其他领域研究者提供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的客观中国形象数据和真实报道文本。
成漫丽[2](2021)在《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空间联动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支柱,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制造业绿色转型的质量逐渐成为衡量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制造业高能耗、低效率的传统粗放式发展模式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制约了经济的持续高质量发展。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紧密交织的环境下,以技术创新驱动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基于此,本文以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为主题,聚焦行业、区域、战略性产业探索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和空间联动效应,寻找加快推进制造业绿色转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有力途径。本文在回顾和总结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制造业内部发展特征和外部发展环境,研究了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动态影响和空间联动性,并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节能降耗等维度深层次地揭示了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驱动机理与作用,结合实证结果提出了有利于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的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点如下:(1)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及静态影响分析。基于制造业行业发展异质性研究视角,构建了Slack Based Measure Undesirable-Malmquist-Tobit综合评价方法,提出了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及影响。根据环境污染强度将制造业行业分为清洁行业、中度污染行业和重度污染行业,运用Slack Based Measure Undesirable模型对不同制造业行业的绿色发展效率进行了测度和分析。Malmquist指数模型测度了制造业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了制造业行业的技术变化率和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基于波特假说,通过构建静态面板模型,探索在治理转型背景下,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互动机制,并提出了其对制造业行业绿色转型复合推动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制造业清洁行业绿色发展效率最高,重度污染行业次之,中度污染行业效率最低;波特假说存在行业异质性。(2)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动态影响及潜力分析。基于动态研究视角,研究了节能降耗与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内在机理。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在引入宏观经济变量的同时提出了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节能降耗的影响机理,并考察了不同的影响因素对制造业能源消耗的作用和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将情景分析与Block bootstrap相结合构建了节能情景和清洁情景,从时间动态研究视角,预测了制造业能源消耗和节能降耗的空间和绿色发展潜力。研究发现,在节能情景下,2020年和2025年的能源消耗与基准情景相比将分别减少343.91 Mtce和940.17Mtce;在清洁情景下,2020年和2025年的能源消耗比基准情景将分别减少427.53Mtce和1066.28 Mtce。(3)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转型的空间联动效应研究。基于效率测度研究视角,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转型的空间联动效应。运用相关的创新价值链理论,将制造业技术创新活动分为技术创新阶段和经济转化阶段,提出了基于网络Slack Based Measure模型的制造业技术创新价值链效率评价方法,进而利用Global Malmquist Luenberger指数模型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演变趋势及其区域发展异质性进行了研究;还探索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高级化、信息化、市场化等因素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制造业绿色转型的空间联动性。研究发现,制造业的技术研发效率高于经济转化效率;“十二五”时期,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技术创新价值链效率差距不断缩小,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展较为平稳,其他地区波动较为明显,制造业绿色转型空间联动效应显着。本文在分行业、分阶段、分区域深入研究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影响和空间联动效应的基础上,为我国制造业的绿色协调发展能力建设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1)针对重度污染行业应加强技术创新能力,适度弱化环境监管,避免拥挤效应;中度污染行业和清洁行业,应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同时适当加强环境规制力度。(2)应继续提高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优化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产业结构、优化现代经济发展体系;深化能源价格改革,降低能源消耗,推动经济高质量平稳发展。(3)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知识产权与科技成果交易机制,提高转化效率,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构建适度均衡的新型城市空间布局,加强区域间信息化、市场化的协同融合发展,进一步提高空间治理能力。
李波[3](2020)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提出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在治理主体、谈判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已经日益完善,尤其是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使得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中国对于《巴黎协定》的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式微。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全球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者”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这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思考,在过往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中,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角色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通过引进角色理论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力求搭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更为准确地分析中国的角色。基于角色理论的视角,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过程分为拒绝角色、承认角色和接受角色,并通过三个变量来分析造成不同阶段角色的原因,分别是国家的利益认知,国家的身份认知和国际体系因素,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单独或共同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摆脱贫困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刚刚起步的全球气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仅仅停留在科学研究层面,面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利益需求,国家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去参与气候治理,而仅仅将其作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一阶段正值美苏两强争霸阶段,中国作为后起者认识到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才能取得发展,在党的十三大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正式提出,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加深,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也明确了此时自己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和平的发展者”。此时的国际环境也较为复杂,日本经济崛起和亚洲“四小龙”腾飞,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愿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中国希望通过气候治理这一平台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而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能源环境。这三方面因素造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被动的参与,表现为拒绝角色。1995-2005年,中国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范围,此时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为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质量,但本质上来说,这一阶段追求经济发展质量还是服务于发展速度这一目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担当作用,这些因素明确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国际体系方面,面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开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善生态状况,并且科学评估中国的环境问题所带给外部的影响。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开始出现缺失,这也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减排压力,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条件,中国和欧盟提升了在气候变化中的合作水平,加强了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这一时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应用成本较高,因此中国还是倾向于采用煤炭和天然气作为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参与气候治理表现出两面性。这三个因素使得中国对于气候治理的参与相对于前一个阶段不再消极,但整体呈现出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表现为承认角色。2006到2015年阶段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经过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到“十五”规划末期中国还未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和高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利益认知。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逐步加强,尤其是中国成功的抵御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上与中国一起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新兴国家群体,新兴国家群体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原先由欧美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而这一时期,全球石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煤炭消费的增长也十分有限,新能源的使用量开始出现较大增长,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能源结构开始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的气候治理参与。因此,基于中国对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认知和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以及受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油价大幅度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表现为对角色的接受,开始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巴黎协定》开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降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性,提高了各国的履约积极性。但美国的退出和欧盟影响力的式微又给“后巴黎”时代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角色开始逐渐突出。而促成中国成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角色的,包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利益认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以及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此时又恰逢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这与气候治理存在天然的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理念支撑,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提供国际气候公共产品,践行“引领者”这一角色。基于上述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中国的自身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是决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最根本因素,而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区别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区别于建构主义“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国家在面对利益时的主观认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所搭建的全球气候治理平台,中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和身份出发,基于自身的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增强适应自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更有效和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变化,是世界权力格局转变的一种表征,也是中国逐步崛起的过程。这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形成的基本机制,也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参与气候外交。
黄冰[4](2020)在《大国竞争与区域合作 ——以中美日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制度竞争为例》文中提出国际关系研究一般认为,大国竞争会导致合作困难、体系动荡,甚至国际冲突。但是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验观察发现:虽然大国竞争日趋激烈,但是该区域却出现了整体上合作与发展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良好局面。为什么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大国竞争能够促进地区合作呢?大国竞争在什么条件下能够促进体系层面的合作?又是如何促进合作的?现实主义从根本上认为国家间利益是冲突的,大国竞争会带来负面效应。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大国竞争带来的各种制度现象持一种辩证分析的态度,但未能具体解释大国竞争何时促进合作、何时阻碍合作以及二者之间如何转化。自由建构主义和社会学等认为大国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合作,却没有具体回答合作是如何得以推进的。总之,既有文献各有灼见,但关于大国竞争与国际合作的学理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发展。在继承与发展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拟提出大国竞争促进区域合作的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前提条件是大国无战争以及全球化与复合相互依赖的国际政治现实与时代背景。该模型涉及的核心概念是“制度竞争”。制度竞争是当前大国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在上述前提下,大国通过发起、主导和维持国际制度,来追求获得更大相对收益、提升制度权力和增加自身影响力的一项国家战略。本文认为,国际制度具有多重性,其既是一种大国为实现自身私利而推行的战略工具,又是一种服务于区域公共利益、满足小国公共需求的国际公共产品,并且可以在实践过程中重新塑造和界定所有参与国的身份、偏好和利益。正是因为国际制度的这种多重性,大国之间才可以国际制度为载体展开对区域合作主导权与区域影响力的争夺,制度竞争也有了持续发挥促进区域合作效用的可能。该模型的具体作用机制包含两个过程。过程一:小国对于公共产品的需求随着自身发展与现实情况的改变而不断发生变化,由于大国竞争的存在,相关大国得以敏锐感知到这种需求的变化,并结合自身相较于其他大国的比较优势积极迎合需求,从而推动了制度竞争情境的出现。过程二:制度竞争可以通过调动和激发小国能动性推动大国社会化与制度建设,进而促进区域合作;小国能动性是指小国平衡大国和借重大国的能力;大国被社会化意味着大国逐渐内化了地区合作规范,重新界定了自己的身份和利益,尤其是将自身私利转变为区域公共利益,实现了私利与公利的认同;制度建设包括制度化、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务实合作。在制度竞争过程中,制度建设与大国社会化是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在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区域合作与发展得以不断前进。本文以中国、美国和日本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竞争为案例,对该理论模型进行了检验。冷战结束以来,湄公河地区的跨境水资源开发、非传统安全以及经贸与基础设施建设等主要公共需求随着时间更迭、区域发展以及重大突发事件等不断发生变化。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感知与迎合这种公共需求变化,中国参与并主导了澜湄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以及澜湄合作等国际机制,美国发起并主导了湄公河下游倡议与湄公河下游之友等国际机制,日本参与并主导了GMS合作机制与日湄峰会。中美日与湄公河国家的双向互动共同推动了湄公河地区制度竞争情境的出现。2010年湄公河流域爆发重大旱灾,将该地区跨境水资源管理需求推向前台。在这次突发自然灾害中,美国和日本以此为机,渲染“中国大坝威胁论”和“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则反应迅速,采取多项措施尽力缓解负面影响。而湄公河国家既借美日之手向中国施加压力,又没有因此疏远中国,同时通过召开国际会议明确传达了自己希望通过多方合作共同推动跨境水资源管理进展的需求。该事件使中国、美国和日本充分认识到了水资源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纷纷调整了各自的政策和利益认知。中国、美国和日本相继发起并建立了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湄公河水数据倡议以及绿色湄公河论坛等专门的水资源管理合作机制,并积极与湄公河国家开展多项务实合作。最终,大国制度竞争推动了大湄公河次区域跨境水资源管理议题的发展,使该领域区域合作得到加强。未来,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大国竞争仍将持续存在,仍然不乏产生分歧和冲突的可能,但是被社会化后的中美日已不再仅是各自为政,而是已经开始开展大国彼此间的协调和沟通。制度竞争在促进区域合作方面仍然有持续发挥作用的可能。
杨角[5](2020)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促进城市发展绿色转型,大力推进绿色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当前在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下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今后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和必然趋势。本文通过综合借鉴政治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学科相关重要理论和研究范式,基于比较客观而又丰富详实的数据资料,通过运用文献分析法、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案例研究法以及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演变历程、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及其可能的原因、我国绿色城镇化的理论机理、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总结及其对我国的借鉴启示以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和现实路径等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科学、客观深入、细致严谨地分析、论证和研究。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程可分为起步发展阶段、稳步发展阶段、深入发展阶段以及蓬勃发展阶段等四个阶段;人口压力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问题以及城镇布局不当与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是现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资源环境承载力薄弱的现实国情、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经济利益驱动、过快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城镇化建设重心偏离以及部分城镇居民环保意识观念淡薄、我国民间环保公益组织力量薄弱、新闻媒体与舆论监督作用略显不足等均是造成当前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的客观原因。第二,与传统城镇化不同,绿色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追求更高层次的绿色城市建设,从而推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发展。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能够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是通过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整体向下移动或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左移两种途径来实现的;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系统具有优化或胁迫作用。反过来,生态环境系统对城镇化同样具有促进或约束作用。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两大系统之间这种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交互耦合关系就构成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内在运行机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绿色治理阶段和绿色文明阶段两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绿色发展方式不尽相同。第三,从2012—2017年: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虽然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不大,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不高;该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整体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并且可明确划分为三个演变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总体格局,并且这一总体格局尚未出现较大改变,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实力依然最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实力依然相对较弱,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表现出较大的区域不平衡性和空间分异性,梯度分布特征较为显着;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状况呈现出显着的规模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就越好;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状况还呈现出显着的行政级别特征,城市行政自主性权利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就越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政府环境规制是影响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因素、技术创新因素和政府环境规制因素对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对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有着不显着的负向影响。第四,国外绿色城镇化实践起步较早,目前其已积累起极为丰富的成功经验。这些国家既包括美国、日本、德国、瑞典、丹麦、挪威、瑞士、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众多发达国家,同时也包括巴西、南非等部分发展中国家。北京、上海和贵阳是国内践行绿色城镇化理念和实践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它们在这方面起步较早,发展水平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并且已经积累起了比较丰富的成功经验。总结与分析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的共同经验与普遍规律对今后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第五,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绿色城镇化发展中的关系、要高度重视绿色城市规划的重要引领作用、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府重要的引导作用、要构建与绿色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绿色产业结构、要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城市管理与运营、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要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来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以及要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是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必须要遵循的九大基本原则。第六,绿色城镇化建设与发展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路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层次目标路径共同组成的有机统一体。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升级、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着力推动社会绿色进步发展以及切实改善与修复生态环境是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终极目标实现的有效路径。本文最主要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视角创新。城镇化问题和绿色发展问题是当前国内外学界研究中的两个重点问题和热点问题。以往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单独研究这两个问题,要么是单独研究城镇化相关问题,要么是单独研究绿色发展相关问题,较少有学者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做一交叉研究。本文试图将城镇化问题和绿色发展问题这二者结合起来,基于现阶段我国绿色发展这一全新的现实背景,站在绿色发展这一全新的研究视角下重新审视和看待我国城镇化问题,着重研究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其实现路径问题,以期取得与以往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新的研究观点和研究结论,进一步指导今后我国绿色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就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因此,本文最重要和最突出的创新之处就在于研究视角创新。第二,研究方法创新。以往大多数学者在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和综合评价过程中,绝大多数都选择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TOPSIS法等综合评价方法,鲜有学者使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并且考虑到研究方法的适用性问题,本文选择使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和综合评价。因此,研究方法创新就成为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第三,研究观点创新。本文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观点。具体如下:一是,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两大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交互耦合关系构成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内在运行机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绿色治理阶段和绿色文明阶段两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绿色发展方式不尽相同。二是,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呈现出显着的规模特征和行政级别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越高;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也越高。三是,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也要重视发挥政府的重要引导作用,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向前发展。四是,要以城市管理与运营方面的不断创新持续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五是,要促进信息化和绿色城镇化融合发展,以信息化引领和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这些新观点也是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第四,评价指标体系创新。本文在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与综合评价过程中,是在对绿色城镇化概念内涵重新界定并基于对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借鉴的基础上,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实用性、动态性、典型性与可比性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构建了与其他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由经济发展、资源高效、环境友好和社会进步等4个一级指标及其所属20个二级指标所组成的比较全面的、科学合理的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且在该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对2012—2017年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度与综合评价,这就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
张焱[6](2020)在《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 ——基于企业、民众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经济运行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更是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重要物质保证。能源的短缺是社会动荡的开始,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接连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石油输出组织(简称“欧佩克”)因不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中东政策,对西方国家采取石油禁运的措施,这导致了石油的价格从几美元一桶迅速提高到30多美元一桶。进而导致缺油国家的工业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出现了因为石油短缺而导致经济衰退的现象。中国是少油国家,经济发展所需石油基本依靠国外进口,在石油主导权被中东以及西方国家掌控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犹如悬着一把利剑。中国煤炭资源丰富,正是由于资源禀赋的限制,煤炭是中国主要的消费能源,但随着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煤炭消耗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日益突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经跃居世界首位。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的矛盾问题,并将该问题定位为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在经济发展、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多重压力之下,中国发展绿色能源势在必行。本文以中国绿色能源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由九个章节组成,每个章节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在此基础上概括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并提出了研究框架,最后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第二章:首先对绿色能源和产业政策两个关键词的内涵和概念进行了总结,并阐述了绿色能源与产业政策的关系。然后对本文的理论基础做了介绍,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市场失灵理论、产业管制理论与产业组织理论。其次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文献综述:一是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综述;二是绿色能源企业发展研究综述;三是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研究;四是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第三章:本章阐述了以水能、风能、太阳能和核能为代表的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现状,梳理了中国近年来发布的所有与绿色能源产业相关的政策文本,然后从文本数量、颁发部门等方面对政策文本进行了统计,最后从财政政策、税收优惠政策、价格补贴政策三个方面对所有的政策进行了归类分析。第四章:本章对美国、德国、日本三个发达国家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现状以及支持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进行了梳理。经过梳理与比较后发现,为推动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发达国家通常采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技术与研发激励等政策工具。最后阐述了国外绿色能源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启示。第五章:本章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动力机制,同时提出了促进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动力因素。然后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导向和市场导向两个方面对绿色能源产业的成长路径进行了分析。第六章:本章首先在第五章的基础上阐述了绿色能源企业的成长路径,然后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绿色能源企业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七章:本章通过“民众能源问题政策倾向调查”的数据研究发现,中国民众对绿色能源的支持度较高,对电价问题比较关心。大多数民众的社会责任感也比较强,为了保护环境,降低环境污染,宁愿多承担部分用电成本也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发展。除此之外,本章通过实证还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人口统计学特征、教育水平及能源知识、环境意识。第八章:本文通过时间序列模型先来测定中国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对二者之间的发展趋势进行判断。然后加入城镇化、产业结构等因素通过构建ECM模型对我国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做出进一步分析。第九章:本章首先对全文进行了概括总结,得出了五个结论。然后从完善绿色能源产业财税政策、改进绿色能源定价制度、加强绿色能源产业研发、强化政府与民众之间联系四个方面进行政策建议。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的特征是宏观规划类文本过多,微观执行类文本过少;税收优惠政策数量过少。(2)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对企业效益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企业投资、研发支持与劳动力投入对企业效益呈正向的影响关系。通过企业经营类别异质性分析发现,财政补贴对太阳能企业呈正向影响,而对风能企业影响作用不明显;企业融资对风能企业呈正向影响,而对太阳能企业影响作用不明显。(3)中国民众对绿色能源的支持度较高,对电价问题比较关心。大多数民众的社会责任感也比较强,为了保护环境,降低环境污染,宁愿多承担部分用电成本也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发展。(4)人口统计学特征、教育水平及能源知识、环境意识等因素对民众支付意愿的影响随着能源类型的不同而产生了差异性。对于可再生能源来讲,女性支持的概率较高,而对于核能则男性支持概率更高;年龄对两种能源的影响作用一致,随着民众年龄的上升,民众支持绿色能源的概率是下降的;收入因素对于两种能源的影响结果也是一致的,随着收入的提高,民众对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支持概率都会上升;受教育程度与能源知识均对民众可再生能源的支付意愿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受教育程度因素对核能支付意愿的影响并不显着;拥有环保意识会提高民众对可再生能源的支付意愿,而对于核能来说这一因素的影响并不显着。(5)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向右上倾斜的“N”字型,且没有拐点,表明绿色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会像煤炭能源会出现“增长极限”的问题。加入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进一步分析后得出绿色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双向影响关系,即绿色能源的消费量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提高,国家经济发展总量的扩大和发展质量的提升都会促进绿色能源的发展;绿色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但在短期内影响力度较小,在长期内影响力度逐渐增大。本文创新点有三:(1)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在宏观、企业微观与民众个体微观三个层面对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进行了分析。(2)数据开发的创新。本文中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个体微观数据是通过问卷调查的途径来获得的,这具有独一无二性。在对数据进行整理之后,首先针对民众对绿色能源政策的态度倾向、民众对绿色能源的偏好等问题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并形成了一个有关能源公共政策的调查报告。其次,使用probit计量模型,对影响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3)对绿色能源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创新性论证。本文通过时间序列模型对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后得出,绿色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会像煤炭能源会出现“增长极限”的问题,绿色能源消费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可持续的。
何一波[7](2020)在《NAS股份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研究》文中提出NAS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始建于1968年的地方国营小厂,半个多世纪以来,经历了涅盘新生、快速扩展和海外发展三个大的阶段,现已经成为中国洗涤用品行业龙头企业。在NAS的不同发展阶段,采取了适应发展的不同的竞争战略才有了今天NAS的辉煌,但是,当前面对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国内外市场日新月异的变化,NAS的发展速度明显下降,显然原有的竞争战略已经不适应现在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该如何选择新的竞争发展战略,是本文的出发点。本文以NAS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NAS集团)为研究对象,依托战略管理的相关理论,借助PEST、五力模型、SWOT等方法分析NAS集团面临的宏观环境、竞争环境、内部环境,据此制定其总体战略和业务战略,并提出组织制度、培育机制、人才保障、资金保障和政策保障等战略实施的保障措施。本文研究得出通过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入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创建国际知名品牌、突破行业核心技术和优化全球资源配置等路径来实施公司在产品发展、品牌发展、核心技术和全球战略的目标,使NAS集团发展成为洗涤剂行业国际最具影响力企业之一,基本实现“明天的NAS是世界的NAS”的企业战略目标。本文的研究成果不仅对NAS集团探索新一轮的发展提供建设性思路,也对其他日化企业制定战略提供参考价值。
申晓蓉[8](2020)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研究(1978-2018)》文中认为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启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历程。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以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书写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新篇章,以自身的发展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与世界。论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基本视域,深入系统地总结和把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基本经验,采取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文献研究、跨学科研究的分析方法,力求能够对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进行创新性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经济现代化具有理论与实践、指导与被指导的互动关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域研究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符合三个理论原则,即贴合国情、符合社会主义方向、遵循现代化规律,并以此为前提区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基本经验”与“一般经验”,为全文的整体性研究奠定了学理基础。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来看,中国经济现代化成功的基本经验在于以新型工业化为主推进经济现代化,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度以及工业化的可持续性。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动力来看,一方面,中国经济现代化始终坚持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现代化得以完善与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内涵式发展、稳定趋势以及国际化水平。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机制来看,始终坚持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在目标与发展的平衡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区域的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保障机制来看,中国经济现代化持续推进的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并以加强自身建设来提高党领导经济现代化的水平。同时,在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国有经济与国家宏观调控为经济现代化也起到了强有力的保障与支撑作用。
姚科敏[9](2020)在《习近平科技观研究》文中认为研究习近平科技观,对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为实现新时代科技融合发展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供理论指导,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正确处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世界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综合法、系统研究法,在界定习近平科技观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和论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主要内容,研究和阐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界定和探讨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是研究习近平科技观的一项奠基工作。习近平科技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科技全球治理观等方面。从思想渊源看,习近平科技观既吸取了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古今科技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做到了中西结合、古今贯通,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思想渊源。从理论基础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为习近平科技观提供了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科技观形成于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知识的持续积累大大推动了全球财富的增长、颠覆性科技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范式、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愈加凸显的国际背景下,形成于中国科技事业迅速崛起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的国内背景下。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萌芽阶段(1969年—1982年)、初步形成阶段(1982年—1993年)、形成轮廓阶段(1993年—2012年)和丰富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习近平科技观具有创新性、人民性、时代性、前瞻性、开放性、保障性等基本特征。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和科技全球治理观。其中,科技创新观是核心,科技体制改革观是动力,科技战略观是统领,科技人才观是关键,科技伦理观是保障,科技全球治理观是条件,上述六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逻辑整体。习近平科技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在于:习近平科技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其现实意义在于:习近平科技观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黄华[10](2019)在《规制约束—政策激励下中国煤电行业清洁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面对以“雾霾”为代表的严峻生态形势和环保压力,既能使被认为是主要污染源之一的煤电行业保持持续经营、保障国家用电安全,又能帮助煤电行业通过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方式妥善解决其负外部性问题是当前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故煤电行业清洁化转型是解决该矛盾的必由之路。为此,中国政府主导出台一系列包括规制约束-政策激励在内的各种政策,来严控污染物排放、保持煤电行业的健康发展。本文所开展的中国煤电行业清洁化研究是指以产业视角,在论证燃煤发电不会被短期内取代的基础上,基于政府主导的规制约束-政策激励,综合应用外部性、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等理论工具,围绕“如何开展、怎么执行、效果如何、有何规律”等煤电行业清洁化关键问题,在以“机制-路径-成效-趋势”为核心内容的体系框架内展开的系统研究。本文主要进行五方面研究:特征分析——以发电行业核心数据为基础,从投资建设、电力生产、经营情况三方面系统梳理中国煤电行业发展脉络,并与其它类型电源、其它国家煤电情况进行对比,提炼中国煤电行业的特征和优势,回答燃煤发电是否有必要在中国继续存在的问题;机制研究——研究政策因素(规制约束和政策激励)、环保科技、执法监督对于煤电清洁化的驱动作用,探寻煤电清洁化机制,回答中国如何推动煤电行业开展清洁化的问题;路径研究——分别构建、求解、分析以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为理论基础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和以传统环境成本内部化为理论基础的自身投资运维模式在遵守排放标准、享有补贴政策情况下的环保投资决策模型,回答中国煤电行业清洁化最优路径是什么的问题;成效研究——从机组结构、环保设施、能耗水平和污染排放四个方面分析中国煤电清洁化进程,并与非发电用煤工业、生活用煤污染物排放情况对比,同时研究单个燃煤电厂和单个煤电集团开展煤电清洁化情况,回答中国煤电行业清洁化是否已经取得显着成效的问题;趋势研究——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与火电行业、非发电用煤工业和生活用煤领域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排放量的关系,探讨经济增长与环境诉求之间的平衡关系,回答中国煤电行业污染物排放有何规律的问题。本文得到主要研究结论有:(1)中国煤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均总量大、占比高,远超世界主要国家和经济体,短时间内没有一种或多种电源类型可弥补完全关停煤电带来的电力供给空缺,这是中国煤电行业必须开展清洁化的最主要因素;煤电当前还有投资规模最大、单位造价最低、利用小时数呈下降趋势、经营形势较差的阶段性特征;煤电行业主要由国有企业组成,长期半军事化的管理使其能够主动承担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也是煤电行业开展清洁化的重要客观条件。(2)中国煤电清洁化的机制:在以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为代表的规制约束和以环保补贴为代表的政策激励等政策因素共同作用下,传统煤电行业朝着清洁化方向快速发展;环保科技是技术基础,在煤电清洁化快速推进过程中不断创新和升级,为政府进一步提升环保标准、提高环保效率奠定基础;执法监督是实施保障,保证各项政策执行到位,同时反馈发现的政策问题,实现良性互动。(3)基于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能够帮助燃煤电厂缓解初始投资巨大压力和后期运维成本,净现值要远大于基于传统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自身投资运维模式的净现值,同时具有能使政府提供更少补贴、环保企业升级为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优点,是理想的煤电行业清洁化路径。(4)中国已建成世界最大清洁煤电供应体系。在规制激励-政策约束作用下,煤电机组结构持续升级、环保设施全面普及、能耗水平显着提升、污染排放大幅降低,相对于非发电用煤工业、生活用煤等其它用煤领域,煤电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及占比均已很低,下一步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应转向非发电用煤工业和“散煤”燃烧。(5)煤电清洁化机制效果显着,煤电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已越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峰值,而非发电用煤工业和生活用煤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并未越过高点;污染物排放水平随经济增长的拟合曲线都是阶段性变化趋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中“下降拐点”的出现是有条件,可根据政策条件、科技水平和执法监督等因素的影响发生改变。
二、清洁生产:给中国一个绿色的未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洁生产:给中国一个绿色的未来(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1.3 研究对象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1.5 研究创新点及论文结构 |
2 整体中国形象系统网络构建与测量 |
2.1 关键词同现网络构建及其网络特性分析 |
2.2 网络层级分析及核心关键词节点提取 |
2.3 核心关键词节点内部网络构建及其加权聚类分析 |
3 中哈非经济关系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3.1 中哈首脑外交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3.1.1 不断升级的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3.1.2 值得信任、不吝支持的好朋友形象 |
3.1.3 潜力巨大、优势互补的合作伙伴形象 |
3.2 中哈边境和安全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3.2.1 中哈边境繁荣共建者形象 |
3.2.2 上合组织框架下哈重要安全合作伙伴形象 |
3.2.3 哈打击边境走私活动合作者形象 |
3.3 中哈人文交流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3.3.1 哈萨克斯坦文化传播的支持者形象 |
3.3.2 中哈人文交流的推动者形象 |
3.3.3 丝路复兴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形象 |
3.4 关键词节点“2017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中国形象分析 |
3.4.1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积极参与者形象 |
3.4.2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 |
3.4.3 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可持续发展大国形象 |
4 经济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4.1 哈对华出口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4.1.1 哈对华出口贸易的积极推动者形象 |
4.1.2 哈出口贸易的重要市场形象 |
4.2 中哈交通运输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4.2.1 富有成效的交通运输合作伙伴形象 |
4.2.2 哈过境运输潜力释放的驱动者形象 |
4.3 中哈投资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4.3.1 中哈投资合作的推动者形象 |
4.3.2 带来多重利好和雪中送炭的对哈投资者形象 |
4.4 中国国内经济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4.4.1 飞速发展、迎难而上的经济强国形象 |
4.4.2 攻坚克难、施工高效的基建强国形象 |
5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之中国形象分析 |
5.1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技术”的中国形象分析 |
5.1.1 自主创新、积极进取的科技强国形象 |
5.1.2 科技惠民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5.2 灾难属性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的中国形象分析 |
5.2.1 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 |
5.2.2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6 中国形象之新冠疫情涉华报道个案分析 |
6.1 中哈关系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6.1.1 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6.1.2 哈重要经济合作伙伴形象 |
6.2 中国国内抗疫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6.2.1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6.2.2 医疗系统强大、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大国形象 |
7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空间联动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制造业转型模式研究现状 |
1.2.2 制造业绿色转型及效率研究现状 |
1.2.3 技术创新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研究现状 |
1.2.4 研究评述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框架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制造业绿色转型概念界定 |
2.1.2 制造业绿色转型内涵拓展 |
2.1.3 技术创新驱动因素和影响机理 |
2.2 理论基础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2 技术创新理论 |
2.2.3 产业结构理论 |
2.3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制造业绿色转型现状分析 |
3.1 制造业绿色发展现状 |
3.1.1 制造业绿色转型趋势 |
3.1.2 制造业绿色发展EKC曲线 |
3.2 制造业绿色转型的环境 |
3.3 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困境 |
3.4 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机遇 |
3.4.1 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外部机遇 |
3.4.2 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内部机遇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及静态影响分析 |
4.1 问题描述和模型构建 |
4.1.1 问题描述 |
4.1.2 模型构建 |
4.2 数据选取与来源 |
4.2.1 效率指标 |
4.2.2 环境变量 |
4.3 制造业分行业绿色发展效率分析 |
4.3.1 制造业重度污染行业绿色发展效率分析 |
4.3.2 制造业中度污染行业绿色发展效率分析 |
4.3.3 制造业清洁行业绿色发展效率分析 |
4.4 制造业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分析 |
4.4.1 制造业重度污染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
4.4.2 制造业中度污染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
4.4.3 制造业清洁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
4.5 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分析 |
4.5.1 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影响建模 |
4.5.2 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影响分析 |
4.6 实证结果与讨论 |
4.7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动态影响及潜力分析 |
5.1 问题描述和模型构建 |
5.1.1 问题描述 |
5.1.2 模型构建 |
5.2 数据选取与来源 |
5.3 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动态影响因素分析 |
5.3.1 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动态面板建模 |
5.3.2 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动态影响分析 |
5.4 制造业绿色转型情景与绿色发展潜力分析 |
5.4.1 制造业绿色转型稳健性分析 |
5.4.2 制造业绿色转型潜力分析 |
5.5 实证结果与讨论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转型的空间联动效应研究 |
6.1 问题描述和模型构建 |
6.1.1 问题描述 |
6.1.2 模型构建 |
6.2 数据选取与来源 |
6.2.1 技术创新价值链指标 |
6.2.2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 |
6.2.3 发展环境变量 |
6.3 制造业技术创新价值链效率及区域异质性分析 |
6.3.1 制造业技术创新价值链效率分析 |
6.3.2 制造业技术创新价值链的区域异质性分析 |
6.4 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演变趋势及区域异质性分析 |
6.4.1 制造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演变趋势 |
6.4.2 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异质性分析 |
6.5 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转型的空间联动性分析 |
6.5.1 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转型的空间联动效应建模 |
6.5.2 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转型的空间联动效应结果分析 |
6.6 实证结果与讨论 |
6.7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7.1 总结 |
7.2 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活动及成果情况 |
(3)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创新之处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三、对研究现状的评价及本文研究视角的创新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框架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理论框架与变量组合 |
第一节 全球气候治理的论析 |
一、气候变化问题 |
二、全球气候治理 |
第二节 国家角色的论析 |
一、角色理论论析 |
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角色论析 |
第三节 国家利益、身份认知、国际体系:变量设置与研究假设 |
一、选取利益、身份和国际体系作为变量的理论依据 |
二、国家利益、身份认知与国际体系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 |
三、研究假设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拒绝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被动参与(20世纪70年代-1994) |
第一节 基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利益观 |
一、气候问题的“非经济”认知 |
二、经济高速增长认知产生的背景 |
三、基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利益认知下的国家发展策略 |
第二节 “后起和平发展者”的身份认知 |
第三节 紧张的国际环境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一、周边及国际环境 |
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第四节 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国际参与 |
一、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二、拒绝角色的环境治理国际参与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承认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谨慎而保守参与(1995-2005) |
第一节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一、对气候问题的“经济”认知 |
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利益认知的背景 |
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认知下的发展 |
第二节 “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 |
一、“负责任大国”的文化渊源 |
二、“负责任大国”产生的历史背景 |
第三节 气候治理主体转变与油价大幅上升的国际体系 |
一、“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兴起 |
二、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的变化 |
三、全球油价大幅上涨的能源体系 |
第四节 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一、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二、承认角色的气候治理国际参与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接受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2006-2015) |
第一节 全面转变发展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第二节 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 |
一、中国新兴国家身份认知的产生 |
二、低碳经济:新兴国家身份认知下的气候治理路径 |
第三节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国际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一、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与气候治理参与 |
二、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第四节 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一、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二、接受角色下中国的气候治理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后巴黎”时代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 |
第一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 |
一、经济“新常态”的国家利益认知 |
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 |
三、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 |
第二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实践 |
本章小结 |
结论 |
一、本文的基本结论 |
二、有待研究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论文中所用图 |
附录二 论文中所用表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附件 |
(4)大国竞争与区域合作 ——以中美日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制度竞争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东亚区域主义与区域合作 |
二、研究问题:大国竞争可否促进区域合作 |
三、理论框架和研究设计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文献综述:大国竞争的体系后果 |
第一节 现实主义:冲突分歧与合作困难 |
第二节 制度主义:关于阻碍或促进合作的综合分析 |
第三节 规范、过程与网络:合作进化与小国能动性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理论模型:制度竞争与区域合作 |
第一节 大国无战争、全球化与复合相互依赖 |
第二节 制度竞争的概念辨析与界定 |
第三节 制度竞争促进区域合作的作用机制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地缘、进程与需求概况:GMS公共需求分析 |
第一节 GMS的地缘意义与概况 |
第二节 GMS开发合作的历史进程与公共需求发展变化 |
第三节 GMS公共需求概览及域内合作机制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美日博弈:GMS制度竞争情境的出现 |
第一节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澜湄合作 |
第二节 亚太再平衡与美湄合作 |
第三节 美日同盟、政治大国梦想与日湄合作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跨境水资源管理:GMS制度竞争与区域合作 |
第一节 GMS跨境水资源管理议题分析 |
第二节 2010 年重大旱灾、中美日竞争与GMS国家能动性 |
第三节 中美日制度竞争与GMS水资源管理发展合作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区域发展与大国协调 |
一、中美日竞争背景下的GMS区域发展 |
二、大国协调与未来议程 |
三、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3.1 研究内容 |
1.3.2 论文框架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国外文献 |
2.2 国内文献 |
2.3 文献简要评述 |
第三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3.1.1 城镇化 |
3.1.2 “城镇化”与“城市化”概念辨析 |
3.1.3 新型城镇化 |
3.1.4 绿色发展 |
3.1.5 绿色城镇化 |
3.1.6 耦合 |
3.2 相关理论介绍 |
3.2.1 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思想 |
3.2.2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 |
3.2.3 可持续城镇化理论 |
3.2.4 生命周期理论 |
3.2.5 系统理论 |
3.2.6 PSR框架模型 |
第四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史、面临问题及原因剖析 |
4.1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程 |
4.1.1 起步发展阶段 |
4.1.2 稳步发展阶段 |
4.1.3 深入发展阶段 |
4.1.4 蓬勃发展阶段 |
4.2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
4.2.1 人口问题影响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4.2.2 资源问题限制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4.2.3 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制约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4.2.4 城镇布局不当与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严重影响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4.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问题的原因剖析 |
4.3.1 资源环境承载力薄弱的现实国情 |
4.3.2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
4.3.3 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
4.3.4 经济利益驱动 |
4.3.5 过快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 |
4.3.6 城镇化建设重心偏离 |
4.3.7 其他原因 |
第五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的理论机理分析 |
5.1 绿色城镇化的理论依据 |
5.1.1 绿色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
5.1.2 绿色城镇化的基本特征 |
5.2 绿色城镇化的库兹涅茨分析 |
5.2.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5.2.2 绿色城镇化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5.3 绿色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分析 |
5.3.1 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系统的作用机理 |
5.3.2 生态环境系统对城镇化的作用机理 |
5.3.3 绿色城镇化的运行机理 |
5.4 绿色城镇化的动态演化分析 |
5.4.1 城镇化与环境压力关系的动态分析 |
5.4.2 绿色城镇化演变的阶段分析 |
第六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
6.1 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6.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6.1.2 指标体系的构成及其依据 |
6.2 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的方法选择 |
6.2.1 评价方法选择 |
6.2.2 权重的确定 |
6.2.3 评价样本选择 |
6.2.4 数据来源 |
6.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分析 |
6.4 中国绿色城镇化影响因素分析 |
6.4.1 研究假设与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
6.4.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6.4.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第七章 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发展的案例研究 |
7.1 国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 |
7.1.1 德国埃朗根 |
7.1.2 瑞典马尔默 |
7.1.3 美国伯克利 |
7.1.4 日本北九州 |
7.1.5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
7.1.6 巴西库里蒂巴 |
7.1.7 南非约翰内斯堡 |
7.2 国内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 |
7.2.1 北京 |
7.2.2 上海 |
7.2.3 贵阳 |
7.3 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发展共同经验总结 |
第八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原则、路径与对策 |
8.1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 |
8.1.1 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绿色城镇化发展中的关系 |
8.1.2 要高度重视绿色城市规划的重要引领作用 |
8.1.3 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府重要的引导作用 |
8.1.4 要构建与绿色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绿色产业结构 |
8.1.5 要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
8.1.6 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城市管理与运营 |
8.1.7 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
8.1.8 要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来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8.1.9 要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8.2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实现路径 |
8.2.1 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升级 |
8.2.2 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 |
8.2.3 着力推动社会绿色进步发展 |
8.2.4 切实改善修复生态环境 |
8.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
8.3.1 加快构建绿色产业结构,大力推动城镇经济发展 |
8.3.2 着重加强城市绿色发展薄弱环节投入与建设 |
8.3.3 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城市绿色发展政策 |
8.3.4 不断优化城镇布局,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
8.3.5 适当减少城市行政层级,适度扩大城市自主权 |
8.3.6 高度重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修复工作 |
第九章 结论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
9.1 主要结论 |
9.2 研究不足及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A 2012—2017年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6)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 ——基于企业、民众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框架 |
1.3 研究方法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1.4.1 主要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概念界定 |
2.1.1 绿色能源 |
2.1.2 产业政策 |
2.1.3 绿色能源与产业政策 |
2.2 理论基础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2 市场失灵理论 |
2.2.3 产业组织理论 |
2.2.4 产业规制理论 |
2.3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2.3.1 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综述 |
2.3.2 绿色能源企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2.3.3 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研究 |
2.3.4 绿色能源消费与宏观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 |
2.4 本章小结 |
3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现状 |
3.1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历程和现状 |
3.1.1 中国水能发电产业 |
3.1.2 中国核电产业 |
3.1.3 中国风电产业 |
3.1.4 中国光伏发电产业 |
3.2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梳理 |
3.3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分析 |
3.3.1 财政政策 |
3.3.2 税收优惠政策 |
3.3.3 电价补贴政策 |
3.4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特征 |
3.5 本章小结 |
4 国外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借鉴 |
4.1 美国 |
4.1.1 美国绿色能源发展现状 |
4.1.2 美国发展绿色能源产业的相关政策 |
4.2 日本 |
4.2.1 日本绿色能源发展现状 |
4.2.2 日本发展绿色能源产业的相关政策 |
4.3 德国 |
4.3.1 德国绿色能源发展现状 |
4.3.2 德国发展绿色能源产业的相关政策 |
4.4 国外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对我们的启示 |
4.4.1 加强立法工作 |
4.4.2 重点运用税收优惠政策 |
4.4.3 加大技术研发力度 |
4.4.4 有效的财政补贴政策 |
4.5 本章小结 |
5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动力机制与路径 |
5.1 相关概念 |
5.1.1 动力机制 |
5.1.2 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 |
5.2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与成长动力分析 |
5.2.1 产业成长与成长动力 |
5.2.2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5.3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动力因素 |
5.3.1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内部动力 |
5.3.2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外部动力 |
5.4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路径 |
5.4.1 政府政策的传递过程 |
5.4.2 政府导向绿色能源产业成长路径 |
5.4.3 市场导向绿色能源产业成长路径 |
5.4.4 政府导向与市场导向的协调 |
5.5 本章小结 |
6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基于企业层面 |
6.1 绿色能源企业成长分析框架 |
6.2 模型与数据 |
6.2.1 面板数据模型 |
6.2.2 变量定义 |
6.2.3 数据来源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6.3.1 实证结果 |
6.3.2 结果分析 |
6.3.3 基于实证结果的评价 |
6.4 异质性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7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基于民众层面 |
7.1 相关研究回顾 |
7.1.1 国外研究 |
7.1.2 国内研究 |
7.2 调查问卷设计、内容及框架 |
7.3 调查问卷基本问题数据整理与分析 |
7.4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
7.4.1 基本情况 |
7.4.2 调查问题 |
7.5 中国民众对可再生能源态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7.5.1 理论基础和假说 |
7.5.2 数据及变量描述 |
7.5.3 中国民众绿色能源态度影响因素分析 |
7.6 本章小结 |
8 中国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预测 |
8.1 理论基础 |
8.1.1 经济增长理论 |
8.1.2 增长极限理论 |
8.1.3 峰值理论 |
8.1.4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8.2 文献研究 |
8.3 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库兹涅茨曲线的测定 |
8.3.1 指标的选取 |
8.3.2 模型的选择 |
8.3.3 实证分析 |
8.3.4 研究结论 |
8.4 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等多因素长期均衡分析 |
8.4.1 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 |
8.4.2 模型分析 |
8.4.3 研究结论 |
8.5 本章小结 |
9 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2.1 完善绿色能源产业财税政策 |
9.2.2 改进绿色能源定价制度 |
9.2.3 加强绿色能源产业研发 |
9.2.4 强化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联系 |
9.3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7)NAS股份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现实意义 |
1.2.2 理论意义 |
1.3 研究框架 |
1.3.1 研究思想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研究方法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文献综述 |
2.1.1 国外研究综述 |
2.1.2 国内研究综述 |
2.2 企业战略相关概念 |
2.2.1 企业战略的含义 |
2.2.2 企业战略的目的 |
2.2.3 企业战略的特征 |
2.3 战略管理相关概念 |
2.3.1 战略管理的含义 |
2.3.2 战略管理的特点 |
2.3.3 战略管理的过程 |
2.4 研究方法与工具 |
2.4.1 PEST分析 |
2.4.2 五力模型 |
2.4.3 SWOT分析 |
第三章 NAS集团现状分析 |
3.1 NAS集团基本概况 |
3.2 NAS集团发展历程 |
3.3 NAS集团组织机构 |
3.4 NAS集团经营现状 |
第四章 NAS集团环境分析 |
4.1 NAS集团外部环境分析 |
4.1.1 外部环境分析 |
4.1.2 行业环境分析 |
4.1.3 主要竞争对手分析 |
4.2 NAS集团内部环境分析 |
4.2.1 资源能力状况分析 |
4.2.2 核心竞争力分析 |
第五章 NAS集团发展战略的制定 |
5.1 战略关键因素分析 |
5.1.1 企业优势 |
5.1.2 企业劣势 |
5.1.3 企业机会 |
5.1.4 企业威胁 |
5.2 NAS集团发展战略选择 |
5.3 NAS集团总体发展战略 |
5.3.1 愿景思路 |
5.3.2 战略目标 |
5.3.3 核心能力 |
5.3.4 业务组合 |
5.3.5 实施构想 |
第六章 NAS集团业务战略组合 |
6.1 基础业务 |
6.1.1 基本思路 |
6.1.2 主要目标 |
6.1.3 实施路径 |
6.2 战略业务 |
6.2.1 基本思路 |
6.2.2 主要目标 |
6.2.3 实施路径 |
6.3 新兴业务 |
6.3.1 基本思路 |
6.3.2 主要目标 |
6.3.3 实施路径 |
第七章 保障措施 |
7.1 组织和制度保障 |
7.2 培育和教育保障 |
7.3 人才和创新保障 |
7.4 政策和资金保障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8.1 结论 |
8.2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1 作者简历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及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相关理论概述 |
第一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关系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提供思想指引 |
二、中国经济现代化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理论基础 |
一、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的理论原则 |
二、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的研究对象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根本主题:工业化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蕴含着中国工业化的探索 |
二、新型工业化体现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时代特征与现实条件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要实现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的发展 |
一、加强工业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 |
二、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互动 |
三、推动工业化进程中的可持续发展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动力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活力源泉:改革开放 |
一、改革开放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局面 |
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
三、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对外开放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创新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推进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机制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指向:以人民为中心 |
一、阶段性目标: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为核心 |
二、最终目标: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应处理好目标与发展的关系 |
一、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
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
三、正确地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保障机制 |
第一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 |
一、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提供支柱力量 |
二、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加强自身建设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以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为支撑 |
一、发挥国有经济在经济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 |
二、国家宏观调控为经济现代化保驾护航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9)习近平科技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1.1.1 研究缘起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1.3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1.3.1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1.3.2 研究方法 |
1.3.3 创新之处 |
第2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 |
2.1 习近平科技观的概念界定 |
2.1.1 科技的含义 |
2.1.2 科技观的含义 |
2.1.3 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 |
2.2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 |
2.2.1 中国古代科技思想 |
2.2.2 西方古今科技思想 |
2.3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基础 |
2.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 |
2.3.2 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 |
第3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 |
3.1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 |
3.1.1 萌芽阶段(1969 年-1982 年) |
3.1.2 初步形成阶段(1982 年-1993 年) |
3.1.3 形成轮廓阶段(1993 年-2012 年) |
3.1.4 丰富发展阶段(2012 年至今) |
3.2 习近平科技观的基本特征 |
3.2.1 创新性 |
3.2.2 人民性 |
3.2.3 时代性 |
3.2.4 前瞻性 |
3.2.5 开放性 |
3.2.6 保障性 |
第4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 |
4.1 科技创新观 |
4.1.1 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
4.1.2 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
4.1.3 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 |
4.2 科技体制改革观 |
4.2.1 推进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
4.2.2 深化基础科学研究体制改革 |
4.2.3 完善科技奖励制度 |
4.2.4 健全科技人才评价制度 |
4.3 科技战略观 |
4.3.1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
4.3.2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4.3.3 优先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
4.4 科技人才观 |
4.4.1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 |
4.4.2 完善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 |
4.4.3 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
4.5 科技伦理观 |
4.5.1 使科技成果更充分地惠及人民群众 |
4.5.2 以绿色科技促进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 |
4.5.3 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
4.6 科技全球治理观 |
4.6.1 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 |
4.6.2 提高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
4.6.3 发挥科技创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
第5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5.1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 |
5.1.1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 |
5.1.2 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 |
5.1.3 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
5.1.4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 |
5.2 习近平科技观的现实意义 |
5.2.1 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 |
5.2.2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 |
5.2.3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 |
5.2.4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 |
5.2.5 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规制约束—政策激励下中国煤电行业清洁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煤电被认为是大气污染主要成因 |
1.1.2 煤电是中国不可替代的基础电源 |
1.1.3 煤电清洁化是解决矛盾的关键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技术路线和研究内容 |
1.3.1 技术路线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创新 |
2 文献综述及理论工具 |
2.1 主要理论工具 |
2.1.1 规制约束相关研究 |
2.1.2 政策激励相关研究 |
2.1.3 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相关研究 |
2.1.4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相关研究 |
2.2 煤电清洁化相关研究 |
2.2.1 不可替代性——煤电生存基础 |
2.2.2 可能性——煤电清洁技术路线 |
2.2.3 经济性——清洁煤电可负担 |
2.2.4 前瞻性——煤电清洁发展 |
2.3 文献研究综评 |
3 中国煤电行业特征及发展现状分析 |
3.1 中国煤电行业发展现状 |
3.1.1 煤电行业投资建设及电源结构对比分析 |
3.1.2 煤电行业电力生产及电源结构对比分析 |
3.1.3 煤电行业经营状况及电源结构对比分析 |
3.2 与世界主要国家及区域电源结构对比分析 |
3.2.1 世界煤电领域电力生产情况对比分析 |
3.2.2 其它电源结构产能情况对比分析 |
3.3 中国主要煤电集团状况 |
3.4 中国煤电行业特征及优势 |
3.5 本章小结 |
4 机制研究——中国煤电清洁化驱动因素 |
4.1 政策因素 |
4.1.1 煤电清洁化相关规制约束-政策激励的演化 |
4.1.2 环境约束: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
4.1.3 政策激励:燃煤电厂环保补贴 |
4.2 环保科技 |
4.2.1 煤电烟气污染物典型控制技术分析 |
4.2.2 煤电烟气污染物控制技术创新与发展 |
4.3 执法监督 |
4.3.1 地方政府的执法检查 |
4.3.2 中央政府的环保督察 |
4.4 中国煤电清洁化驱动因素关联性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5 路径研究之一——环境成本内部化:自身投资运维模式 |
5.1 政府、燃煤电厂和环保企业的路径选择 |
5.1.1 政府——补贴路径选择 |
5.1.2 燃煤电厂——投资路径选择 |
5.1.3 环保企业——盈利路径选择 |
5.1.4 清洁化综合路径类型 |
5.2 燃煤电厂自身投资运维模式发展状况 |
5.2.1 燃煤电厂自身投资运维模式演化 |
5.2.2 燃煤电厂自身投资运维模式现状分析 |
5.3 自身投资运维模式相关假设及参变量定义 |
5.3.1 模型假设条件 |
5.3.2 模型参变量定义 |
5.4 不同政策条件下自身投资运维模式建模分析 |
5.4.1 无补贴政策 |
5.4.2 仅有环保补贴电量政策 |
5.4.3 仅有环保补贴电价政策 |
5.4.4 兼有环保补贴电量和补贴电价政策 |
5.5 算例分析和结果讨论 |
5.5.1 参数取值 |
5.5.2 计算结果 |
5.5.3 分析结论 |
5.6 本章小结 |
6 路径研究之二——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第三方治理模式 |
6.1 燃煤电厂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发展状况 |
6.1.1 燃煤电厂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演化 |
6.1.2 燃煤电厂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现状分析 |
6.2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相关假设及参变量定义 |
6.2.1 模型假设条件 |
6.2.2 模型参变量定义 |
6.3 不同政策条件下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建模分析 |
6.3.1 无补贴政策 |
6.3.2 仅有环保补贴电量政策 |
6.3.3 仅有环保补贴电价政策 |
6.3.4 兼有环保补贴电量和补贴电价政策 |
6.4 算例分析和结果讨论 |
6.4.1 参数取值 |
6.4.2 计算结果 |
6.5 环境成本内部化与供应链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比较分析 |
6.5.1 对比分析 |
6.5.2 政策建议 |
6.6 本章小结 |
7 成效研究——煤电与其它用煤人为污染源清洁化效果对比 |
7.1 中国煤电清洁化进展 |
7.1.1 机组结构持续升级 |
7.1.2 环保设施全面普及 |
7.1.3 能耗水平显着提升 |
7.1.4 污染排放大幅降低 |
7.2 与其它用煤领域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对比分析 |
7.2.1 非发电用煤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 |
7.2.2 生活用煤领域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 |
7.2.3 各用煤领域大气污染物排放对比分析 |
7.3 煤电清洁化案例研究 |
7.3.1 典型燃煤电厂清洁化案例 |
7.3.2 典型煤电集团清洁化案例 |
7.4 本章小结 |
8 趋势研究——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8.1 中国经济发展情况与环境承载力情况 |
8.1.1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8.1.2 中国资源环境承载力已近上限 |
8.2 经济增长与不同用煤人为污染源排放量关系建模分析 |
8.2.1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8.2.2 模型构建和曲线拟合 |
8.2.3 分析与讨论 |
8.3 结论及政策启示 |
8.4 本章小结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9.1 主要结论 |
9.2 研究的不足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清洁生产:给中国一个绿色的未来(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D]. 黄锦南. 浙江大学, 2021(08)
- [2]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空间联动效应研究[D]. 成漫丽. 合肥工业大学, 2021(02)
- [3]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李波. 山东大学, 2020(02)
- [4]大国竞争与区域合作 ——以中美日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制度竞争为例[D]. 黄冰. 外交学院, 2020(08)
- [5]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D]. 杨角. 西北大学, 2020(07)
- [6]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 ——基于企业、民众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实证分析[D]. 张焱.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7]NAS股份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研究[D]. 何一波.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4)
- [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中国经济现代化基本经验研究(1978-2018)[D]. 申晓蓉.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9]习近平科技观研究[D]. 姚科敏.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10]规制约束—政策激励下中国煤电行业清洁化研究[D]. 黄华. 北京交通大学, 2019(01)
标签:经济转型论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论文; 全球治理论文; 环境经济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