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型期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公廉洁[1](2021)在《收入差距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主题。但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来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进一步导致收入分配不均,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的发展严重损害了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收入差距扩大和环境污染显然成为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兼顾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我国1995-2017年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以基尼系数等测度收入差距、以大气污染等衡量环境污染的指标体系。在对传统EKC理论进行检验的基础上构建了收入差距影响环境污染的模型。从污染规模和污染强度角度,对全国范围以及地区间的异质性结果进行分析,最后建立联立方程组对地区差异化作用路径进行总结,最后提出有效协调收入差距和环境质量的建议。研究发现:(1)全国范围内,收入差距对环境污染规模大体上呈现倒“N”型关系,大气污染和土壤污染规模处于随收入差距扩大而缩小的阶段,水污染规模则有所扩大。从排放强度看,土壤污染强度随差距扩大有所降低;收入差距对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强度另出现“U”型关系,目前处于污染强度随收入差距扩大而增大的低效益发展阶段;(2)分地区的分析结果呈现异质性。从污染规模角度,目前存在大气污染规模随收入差距加深而缩小;从排放强度角度,东部和西部大气污染强度随差距扩大而增大,经济处于低效益增长阶段。对于水污染,东部、中部地区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污染改善;西部地区收入公平和改善水环境是两者不可兼得的关系。就固体的土壤污染,东部地区污染处于随差距扩大而加深的阶段,中、西部则相反。对化肥的土壤污染,东、中部地区收入差距加深正向作用于化肥污染,而西部反之。(3)收入差距对环境污染存在多条作用路径。其中,东部地区收入差距对大气污染的技术效应显着为负,但对废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的技术效应均不显着,此外收入差距对水污染的产业效应也不显着;中部地区收入差距主要通过经济效应、产业效应和技术效应三条路径加剧污染;西部地区收入差距对大气污染和固体土壤污染影响的产业效应不显着,且农业土壤污染受到的技术效应影响也不显着。最后针对目前收入差距和环境污染现状阻碍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事实,提出对策建议:(1)国民收入的稳定增长要更加注重质量。基于中国长期以不可逆的环境损伤为代价发展经济的事实,要以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注意政策制定的环境效应和政策实施的连续性,加快经济发展的绿色化进程;(2)鉴于目前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环境改善、阻碍经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事实,需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通过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营造公平环境,在对缩小收入差距和环境保护的权衡中实现社会的最优选择;(3)政策的实施和制定要具体分析地区的差异性,调整资源要素在地区间的公平分配,合理规避不平等导致环境污染的演化路径,打通阻碍经济、产业和技术效应发挥积极作用的通道。
吴乐[2](2020)在《流动的犯罪形态:机会结构下违法犯罪类型变化研究》文中认为犯罪行为是社会结构折射下,个体生活无以化解的紧张。社会结构是影响违法犯罪行为变化的基础性因素。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给社会带来最显着的影响就是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转型的加速。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不创造犯罪,也不消灭犯罪,只是改变了犯罪的形式。中国社会因经济改革而引发了社会整体性变革,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违法犯罪活动同样也因社会转型而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出现了犯罪类型的变化。犯罪的存在与演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犯罪数量、犯罪类型、犯罪人口的变化都是一种社会事实,是被超越于个体之上的社会力量所制约的社会事实。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违法犯罪的变化情况,刑事犯罪行为的数量一度呈现出阶位上升的趋势,但已经开始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表现为冲高回落的特征。治安违法案件数则大涨大落,在连续上升数年之后开始有持续性的下降,与刑事案件数量的走向趋势基本一致。与此同时,作为犯罪结构的犯罪类型也随之有相应变化,暴力犯罪显着下降,侵犯财产犯罪增加,特别是诈骗犯罪增长速度较为迅速。就目前来讲,六种传统犯罪(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抢劫、盗窃、诈骗)仍然占据较大比重,但总体上有所下降,而新的犯罪类型的比重不断提高。不同时期违法犯罪类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呈差异化发展趋势。机会结构是一个宏观的、历时的、综合性的解释框架,本研究将社会结构视为犯罪现象演变的基础,并考察不同时期的结构变化对犯罪类型的影响。机会结构强调的是结构所能提供的激励和制约的资源,并在动态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调整,因机会各异而使得行为选择出现了差异。本研究将调整后的机会结构理论作为分析犯罪类型变迁的理论工具,从政治、文化、经济、科技四个维度来分析结构的改变如何提供了犯罪机会,从而导致了犯罪类型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因素对违法犯罪现象动态变化具有方向性的功能,政治结构要素代表的是国家力量在犯罪运行状态中给违法犯罪活动带来的控制,表现为对其进行打击的广度和深度。首先,从政治因素对社会控制来看,社会管理体制变革消解了社会惩处功能、制度壁垒造成融合困难、政治权威式微削弱犯罪成本。这些情形为各类犯罪活动的实施创造了机会,导致了我国社会违法犯罪率长期以来都处于较为高发的态势。从国家治理的理念来看,从社会管制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服务的变化,则强调的是对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关注的转变,出现了对政治类犯罪、市场经济类犯罪、社会管理秩序类犯罪的规制差异。作为对违法犯罪进行法律控制的刑事司法体系也在不断的变化,从而也影响违法犯罪类型的演变。刑事立法通过结构型犯罪化和构成型犯罪化两种方式实现了犯罪罪名的增减和构成要件的变化,立法反应决定了犯罪可能形式和规模。在司法方面,作为国家强制力代表的警察力量的消长会导致对违法犯罪打击能力的差异,影响了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概率,进而导致了犯罪类型因执法差异而相应转变。这主要在于法治化进程导致警察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缩,出现决断力降低、警务效能不彰的状况,而警察的破案率下降又导致惩罚确定性降低。违法犯罪不过是文化的一个侧面,透过文化看违法犯罪现象才能多角度把握其变迁态势。改革开放之后,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强烈的冲击,形成了不同的亚文化群体,诱发了不同类型的犯罪。长期持续的暴力文化在当前仍是诱发暴力犯罪的重要文化因素,而畸形的消费文化则将个体主义发展到极致,将财富奉为圭臬,财产犯罪在财富的获取受阻中自然而然地发生。究其原因,在于文化结构的变动引发不同形式的文化冲突,进而成为违法犯罪类型变化的文化基础。伦理本位强调礼与教化,法理本位强调规则与契约;集体主义强调集体效益的满足来实现个体利益,个体主义强调的是个体利益的合理与放大;乡土同质性强调的是共享价值与协调,城市异质性强调的是多元与差异。在文化的张力中产生了心理的扭曲与异变,引发了社会冲突,进而成为违法犯罪的强大诱因。此外,文化理念是影响实施具体行为的价值,具有导向性的作用。道德伦理的变迁生成了对事物新的认知,犯罪的圈定与伦理道德之间存在巨大的关联,对犯罪的评断首先是一个文化上的理解。多元的价值取向使得社会具有更大的包容,提高了对犯罪行为的容忍度。而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稀释了羞耻感的内在控制能力,减轻了犯罪者的内心罪恶感。经济的发展又强化了个体对自我权利的追求,自我权利意识觉醒促使大众转向利益诉求。当个体不能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得到权利救济时,违法犯罪行为便是一种选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的社会变迁缘于经济的变革,经济结构转变为违法犯罪行为发生提供了重要机会。因经济因素对社会影响的强化而引发了犯罪类型的相应转变。在市场经济活动丰富和市场关系复杂的背景下,满足市场需求变得有利可图。因此,在商品经济的各个环节渗透了各种不法行为,经济犯罪大肆兴起。而在拜金主义的引导之下,对财富的追求不可避免的增加侵财类犯罪。此外,市场经济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交流平台,极大的活跃了社会活动空间,经济发展又改变了财产获取的方式和可能,使得暴力手段获取财产的成本大大上升,因此财产性暴力犯罪数量大大减少。经济的高速发展促使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利益结构的调整,不同的阶层犯罪差异明显,不同的利益主体犯罪类型不一,进一步延展了犯罪类型。经济影响犯罪类型转变的逻辑一方面在于生产力发展推动了犯罪情境的变化,创造了更多机会。经济体制的变迁使得一些经济行为去犯罪化,也使得另一些行为成为犯罪,导致了犯罪圈的伸缩。经济发展的起伏也会影响潜在犯罪人的犯罪动机,特别是经济危机时则会加剧犯罪发生风险。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犯罪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可以实施的犯罪类型更多,犯罪成功率更高。而物质的繁荣带来的是可供选择的犯罪对象增加,犯罪目标获取机会变多。第二,经济结构中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使得犯罪类型在不同地域出现分化情况。城市空间的布局也会导致不同的环境,从而使得违法犯罪行为的类型而呈现出相应的差异,城市中心区、城乡结合部犯罪高发。此外,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迁移和调整导致了人口的流动和资源的转移,一方面是违法犯罪在东南沿海的猖獗,流动人口犯罪严重。另一方面是违法犯罪随着人口的回流也显现出犯罪挤压的效果,违法犯罪行为随着产业迁移而同步转移。第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强化了社会流动,加剧了个体之间的不平等,从而导致了相应的犯罪类型的产生。流动主体的增多伴随着潜在犯罪主体的增加,以流动作案为特征的抢劫、盗窃、诈骗等犯罪相应增长。此外,流动人口受二元劳动结构等不平等环境的限制,易形成强烈的剥夺感。而新老流动人口的利益诉求也出现转变,犯罪者犯罪目的表现为从生存到发展的资源和策略的差异,引发了流动人口犯罪类型的演变。中国改革开放与第三次科技革命蓬勃发展处于同一时期,科技发展对违法犯罪类型的异变影响深刻。科技的发展提升了犯罪成本,蚕食了线下违法犯罪的空间。这主要缘于科技在犯罪治理过程中能够增加了线下犯罪被发现、被惩罚的概率;对潜在犯罪人形成心理威慑;提升民众积极参与犯罪斗争的能力。与此同时,科技所构建的网络空间释放了大量机会,线上犯罪大量增加。但随着技术对生活影响的推进,线上犯罪类型也相应变化。网络犯罪侵害的对象由技术向秩序转变,传统犯罪的网络化和新型犯罪形态不断出现。首先,网络空间犯罪增长的原因在于技术门槛的降低、脱域环境下的犯罪成本低、被害案数的刺激、心理罪恶感低等造就了潜在的犯罪人。第二,日益增长的网民数量以及使用网络深度的增加使得网络被害人增多,网络使用安全意识不高使得被害概率增加。第三,针对网络的立法较为滞后且处罚概率低,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制不足;网络犯罪治理的机制体制不完善等因素导致对网络空间的违法犯罪行为的管控较为薄弱。第四,网络传播所具备的犯罪学习与传染加剧了这种形态的存在,使得网络空间的违法犯罪行为增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运用,犯罪机会将进一步增加。可以预测网络犯罪在科技不断进步的时代背景下会衍生出新的变化,互联网+犯罪会带来犯罪的升级,但整体增长的趋势是不变的,是未来很长时间内最主要的犯罪类型及场域。违法犯罪类型演变是内嵌于社会结构之中的,是政治、文化、经济、科技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要素的影响在于社会控制的强弱,经济要素的影响在于经济理性的强化,文化要素的影响在于价值观的重塑,科技要素的影响在于犯罪场的衍生与技术控制。综合起来看,这些要素的影响主要在于其为犯罪类型转变提供的机会大小。影响要素随着结构变化而产生动态调整,从而使得机会空间变化。因此,要对犯罪类型转变规律的认知和治理犯罪则必须要回到社会,回应现代化。而流动性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实现对当前社会的双重流动性的有效控制,科学有效地进行协同治理。
林瑾[3](2019)在《我国社会保险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08到201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缩小的态势,但是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并且近几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下降,如何调节收入分配,统筹城乡发展,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我国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面对我国较大的收入差距,需要政府在再分配领域制定并实施相应的财政政策予以调节,社会保障是各国直接运用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我国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规模不断扩大,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不断加大,社会保障的核心部分是社会保险,2018年占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为86.24%,社会保险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否存在确定性?什么情况下扩大或者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随着社会保险支出规模的不断扩大,支出水平的逐年提高,其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有效性如何?本文沿着“理论研究—现状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对策研究”的技术路线,综合运用“规范研究、实证研究、文献研究、比较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对社会保险支出如何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个问题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第一,社会保险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社会保险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理论主要有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社会契约论、社会保险调节收入再分配理论、生命周期假说和世代交叠理论。基于相关理论剖析社会保险影响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社会保险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于社会保险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上,一方面是通过征缴社会保险费形成社会保险基金,另一方面是通过待遇支付机制将这些基金发放给参保者,实现对收入分配的调节,缩小收入差距。社会保险调节收入再分配的方式有三种,不同的筹资模式和给付模式实现社会保险不同的收入分配调节方式。筹资确定型与基金积累制相组合的养老保险模式实现劳动者的收入在其一生中进行分配;现收现付制和待遇确定型的社会保险模式实现年轻一代劳动者的收入在代际和代内分配。社会保险调节收入差距的效果受到社会保险基金的筹资机制、待遇调节机制、政府转移支付、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人口结构等的影响。第二,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状况进行分析。总体来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均有较大程度地增长,从2005到2017年农村人均收入和城镇人均收入每年的增长率都不低于8%,但城乡人均收入差距还是比较大。从1990到2017年,城乡收入差距从上升到下降再到上升再下降地变动。从结构来看,从2008年2017年,除经营净收入之外,农村居民的其他各项收入均比城镇居民的低,城乡居民在工资性收入方面的差距和转移净收入方面的差距均有明显下降的趋势;从全国各地来看,从2008-2017年31个省(市)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有逐年缩小的趋势,但全国仍有4个省的差距比全国的差距要大,另外西部地区的差距要比东部和中部的大。第三,对我国基本社会保险状况进行分析。目前我国城镇地区已建立了包括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较为完善的制度,而农村地区仅有低水平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农合医疗制度。社会保险制度不断地改革和完善,自2015年起,社会保险费的费率先后下调了5次;2018年实行职工养老保险的中央调剂金制度;2018年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的基础养老金的最低发放标准;2019年1月1日起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各项社会保险的缴费。我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从1998-2017年逐年上升,增长了41.37倍;社会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参保人数基本实现了制度全覆盖,并且向人群全覆盖迈进;社会保险基金支出规模和水平逐年提高,2017年支出规模达到57146.00亿元,是1998年的1636.89亿元的34.91倍。人均社会保险支出从1998年的131.20元增加到2017年的4110.99元,增长31.33倍。第四,社会保险支出影响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对社会保险支出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理论模型分析,得知当城乡居民获得的人均社会保险支出之比大于没有获得社会保险给付前的城乡人均收入比时,社会保险支出的增加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否则相反。为了更全面地分析社会保险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全国31个省(市)的相关数据,设定计量模型来展开实证分析,被解释变量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解释变量分别为人均社会保险支出、人均基本养老保险支出、人均基本医疗保险支出、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保险支出的城镇偏向性。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社会保险支出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正向相关关系,社会保险支出水平的提高并没有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反而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了;基本养老保险支出也是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正向相关;基本医疗保险支出在社会保险支出中的比例不大,其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不确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正向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但建立的时间比较短和待遇低,发挥的作用有限,不能改变基本养老保险支出逆向调节城乡收入分配的状况,只是减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幅度。社会保险支出明显的城镇偏向性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偏向程度下降趋势使得社会保险支出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幅度减小。通过测算MT指标来实证检验城乡社会保险待遇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现行社会保险城乡待遇给付水平有差距,社会保险支出逆向调节城乡收入再分配,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第五、从社会保险支出角度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进行分析。社会保险支出逆向调节城乡收入再分配,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一是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镇和农村不同的社会保险制度,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滞后于城镇;二是农村社会保险基金的筹资标准和待遇给付标准与城镇社会保险差异大,虽然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人数比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的人数多,但农村居民领取的社会保险金比城镇居民少得多;三是社会保险支出在城镇和农村之间的分配程度不同,有86%以上是分配给城镇居民,社会保险支出有明显的城镇偏向性,导致城镇居民获得的社会保险部分的转移性收入比农村居民高。三是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占比为40%,弱于对城镇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第六,基于社会保险支出视角提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建议。由于目前的社会保险针对城乡不同群体建立了不同的制度安排,社会保险支出在城乡居民收入再分配中没有发挥正向调节的作用,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此要实现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险体系,以消除社会保险城乡待遇给付水平的差距。首先通过积极推进社会保险的全国统筹、增加基金来源、扩大覆盖面、规范管理等措施来完善社会保险运作机制,以加快实现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其次通过合并城乡社会保险制度、整合筹资机制和待遇水平等推进城乡社会保险制度的统一。再次从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推动农民纳入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市民化、提升新型城镇化的供给能力等几个方面推进和加快城镇化改革,以加快推进城乡统一社会保险制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张军谋[4](2019)在《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共同繁荣,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跨越“中等发展陷阱”的重要途径。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制度建设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作用,制度性大变革往往会带动一系列生产要素的高效流通和社会公平的大发展,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关系向更高级的形态演化。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疆,是我国疆域中远离国家核心区域且与邻国相接的特定地域组成部分。自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确立以来,新疆的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党和国家在这一地区通过不断深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的体制改革,为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加速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体制的转型升级进程。然而,由于新疆地缘政治、民族构成、经济发展条件以及人文社会历史条件的复杂性,在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中,许多由经济社会发展引发的区域问题常常会与当地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恐怖主义、外交争端、国际霸权等交织叠加,对新疆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构成了巨大的阻力。这种局面不仅严重阻滞了新疆经济社会体制现代化改革的步伐,而且也影响了我国小康社会目标的全面实现和安定团结的大局,使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成为这一时期当地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为了能更加明确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联互动关系,为新疆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确立一个分析框架,研究选取我国西北边疆民族社会特征典型的新疆地区为研究对象,结合2006-2015年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两个领域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两个维度,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重点从机制构建视角对新疆经济社会协同发展问题展开研究,揭示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演化机制规律,从经济社会的价值理性角度,对新疆这一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社会主体关系的调节提供合理的秩序,使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形成合理的价值判断标准。在此基础上,力求通过各种制度的综合机制作用,减少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创新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发展模式,提高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绩效,有效改变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互动发展过程中由于创新性不足而形成的“路径依赖”现象,为新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构建和谐边疆提供参考和科学建议。研究的思路遵循问题提出-方法构建-实证分析-问题出路的技术路线,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模糊评价法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联度、耦合度、协同发展度展开计量研究分析。研究进一步运用自组织理论构建了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演化的哈肯模型,并对两者的演化机制展开定量分析,计算推导出不同时期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系统的序参量演变特征。分析结果表明:这一时期,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主要参数随时间的推移产生的综合效应正在逐步呈现出来,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正在成为一个彼此关联的复合型系统,整个系统的发展愈加依赖两个子系统协同发展质量的不断提高,而不是依赖单纯的经济发展或社会稳定某个子系统发展水平的提高。但在这两者协同关系演化过程中,还存在各自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和不平衡、两者的矛盾冲突有所加剧、边界不清相互侵犯干扰、协同内生动力作用不足、“路径依赖”现象严重等问题。通过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水平的多层次测评分析,以及对协同机制演化困境及产生原因的综合判断,提出了完善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的构想和具体内容。研究在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相关问题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1)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整体处于中等协同水平;(2)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评价体系不完善;(3)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存在较大的结构性矛盾;(4)新疆经济发展制度与社会稳定制度供给不完善;(5)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协同机制体系不完善;(6)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的内生动力不足;(7)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模式处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的过渡阶段;(8)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协同关系处于“帕累托改进”状态。针对以上问题,研究提出了以下对策建议:(1)树立协同发展理念,倡导质量兴疆战略;(2)克服形式主义,构建多层次和多元化的协同发展评价体系;(3)强化自身调节,调和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矛盾;(4)加强政策设计,保障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制度的有效供给;(5)避免“路径依赖”,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协同绩效;(6)优化管理模式,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7)强化协作关系,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协同创新能力;(8)加大跨领域信息沟通,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公共价值;(9)加快经济社会建设的步伐,打击“三股”势力的破坏活动。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有:(1)在研究思想方面,弱化各种经济社会管理手段工具理性,强调经济社会价值理性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且将两者产生的正向作用力传导于双方系统。在此基础上,使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由冲突转向统一,由外部相关转向内部相关,由静态关联转向动态关联,由政策性的稳定转向价值性的稳定。从而提升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内生性发展动力,最终使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走向长期自觉契合的状态。(2)在研究观点方面,采用结构性的观点,把新疆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置于两者结构特征与功能作用发挥的统一整体中,分别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关系中进行研究,揭示新疆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性质和运动规律。其次是研究观点从传统的族际主义治边观点向区域主义治边观点转变。把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统一于区域和谐发展的视角,研究两者双向互动均衡发展的途径,这与对这类问题常见的“历史/政治”或“民族/政治”的研究范式有所不同。(3)在研究方法方面,突出了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定量研究手段,使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动态演变规律能够得到科学的反映。
郑艳[5](2019)在《我国收入差距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关系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国民收入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还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和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意味着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中还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其中,收入差距和产业结构调整问题是值得特别关注的两大结构性问题。收入分配和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学两个重要的研究主题。收入分配是从分配领域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产业结构是从生产领域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从收入分配方面来看,自西方经济学诞生开始,学者们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就没有间断过。对我国而言,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但随之而来的是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目前,我国仍有几千万人口没有脱贫,城市还有很多困难群众,社会上还存在一些弱势群体。收入差距引发的社会矛盾成为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问题之一。从产业结构调整方面来看,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伴随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是产业结构成长,这两者是总量与结构的关系。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进入工业化后,结构矛盾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对我国来说,当前实体经济与金融业发展不平衡,制造业大而不强,供给侧存在结构性矛盾,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存在差距,研究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收入差距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一直以来主要是单线进行的,很少有学者对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因此,分析两者之间的互相影响效应,归纳提炼出具有规律性的结论和方法,能够深化对产业成长机理和收入分配问题相关规律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学术价值。另外,从收入分配角度审视产业结构现状、从产业结构演变角度审视收入分配状况,并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实践对两者之间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能够为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找到新的思路,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因此,将收入差距与产业结构调整关联起来看,这两个重要问题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作用,以及相互作用的机理、途径、关键点、传导动力是什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方向。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收入差距与产业结构调整互动关系的分析框架,从理论上论证了收入差距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基本的传导机制是:收入差距通过影响居民消费结构、储蓄和投资、产品创新、人力资本积累、政府公共政策等多个途径,影响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调整会通过影响资本和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流动、行业间劳动生产率、劳动力结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区域间资源配置、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等,带来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收入的重新分配。本文力图找出收入差距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内在联系,更为深入地分析产业成长规律、收入分配规律,拓宽研究视野,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缩小收入差距问题提供一些政策启示。在实证检验部分,本文设计了衡量产业结构调整的变量,从城乡收入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来分别测量收入差距变量,并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创新水平、政策支持力度、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受教育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和对外贸易水平等方面选取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建立面板回归模型。之后,利用1992-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从全国和区域两个层面进行实证检验。在实证检验中,先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检验,获得变量的基本信息,确保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在可控范围内;然后,分别对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与产业结构调整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确保收入差距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关系;最后,采用面板数据回归的一般方法获得主要的参数估计值,对参数估计结果进行解释和分析,并对相关变量进行了交互项分析和稳健性检验。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第一,在区域层面,无论是城乡收入差距还是行业收入差距都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在全国总体层面,行业收入差距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存在显着的相互影响,但城乡收入差距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相互影响,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表现出有差异的检验结果,后者对全国总体层面产生了“遮掩效应”。第二,在全国总体层面和中西部地区,一定的城乡收入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均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在东部地区,一定的行业收入差距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这是对过去认识收入差距影响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的深化与细化。第三,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将扩大全国总体层面的行业收入差距,但对不同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不同:将扩大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中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这对现有文献中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收入差距的观点形成了有益补充。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如,产业结构调整与城镇化建议方面,东部地区应以提升第三产业的规模和质量为主,而中西部地区应以发展基础设施、提升第二产业的规模和质量为主。这可以为我国制定、优化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城镇化政策,提供较为具体的参考依据。
陈文林[6](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重要地位、发展规律及其实现方式等的认识不断深化,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这一重大理论成果是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性应对社会公正新情况、新问题的行动指南。它对于有效解决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不公正现象和有力克服在公正问题上的错误观念,进一步形成新时代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开创和谐文明公平正义发展新局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公正观、马克思主义公正观、毛泽东公正观以及西方社会公正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民族文化渊源、理论基石、理论准备和有益借鉴。中国传统公正观的整体主义思维方式、防止两极的中庸思维方法、“民本,”、“均平”、“抑高举下”等重要思想,有许多值得吸取的科学合理成分,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文化因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公正观强调要从生产方式本源来认识社会公正,应当把保障人民平等权利、促进人的发展作为公平正义的根本目的,把社会公正问题的解决建立在科学基础上,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理论根基。毛泽东公正观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方向、道路和制度及其在权利和经济利益上的平等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奠定了坚实基础并提供了理论准备。西方社会公正观重视个人权利,尊重和保障人的自由,在实现个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方面也有不少合理成分,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有益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文化和社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依据。从不同发展阶段的主题与理论内容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经历了从形成到丰富、再到新发展的历史过程。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一脉相承,不断推进公平正义理论创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与时俱进的基本特征。邓小平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公正的四重基本内涵,即发展是前提,共同富裕是目标,人民民主、按劳分配和适度平衡是基本原则,制度建设是保障,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基本形成。江泽民、胡锦涛逐步把公平正义提升到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历史任务和本质要求层面,指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主张通过建设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科学发展、反腐败、治党、保护人权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极大丰富。习近平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纳入到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既从理论上深刻阐释了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这一矛盾统一体的性质和结构,又在实践中通过整体性战略谋划提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路径和方案,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实现了新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公平正义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理论认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主要由六大板块构成:即社会公平正义的地位论;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论;社会公平正义的规则论;社会公平正义的领域全覆盖论;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论;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论,它们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内在理论系统。从公平正义的地位看,中国共产党在认识的高度和深度上均超越了西方对公平正义的定位,提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执政责任。从公平正义的目标看,依据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提出了公平正义的远期目标和阶段性目标。从公平正义的规则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发展经济视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和基础;将效率与公平相统一作为处理发展经济与促进社会公平这两个社会主义重大任务关系的基本原则;将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的“三位一体”视为公平正义的运行性规则;并以共享规则、短板规则和兜底规则的相互补充和密切配合,促进平等和实现共同富裕。从公平正义的覆盖领域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观念和政策已经全面覆盖社会各个领域和群体,领域全覆盖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指导思想。从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条件和组织保障;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法治是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体制机制。从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看,引导人民形成公平正义共识,以改革为手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营造理性、有序、渐进追求公平正义的良好社会氛围,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是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中国化的科学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支撑。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凝心聚力,为迎接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到来、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为走出公平正义困境指明了方向。
张雅欣[7](2019)在《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微观机制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是其他社会资本如社会网络和规范的重要基础,也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前进推动力量和价值观念态度体现。同时,社会信任更是公共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等经济学科的重要研究范围。社会信任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影响人们的经济交流和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团结度。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居民的社会信任问题却遭遇了极大的挑战,具体表现为社会信任问题层出不穷、居民的社会信任程度普遍不高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居民社会信任程度分化明显等。在当今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引导下,社会信任的提升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议题。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信任低下正是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衡而诱发的社会认知危机的一种重要体现。由于我国居民的整体社会信任状况持续低下,增加了交易成本,易引发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因此,社会信任的重要性与社会信任的缺失需要学术界更多的关注,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面临多方位的调整和变化:经济较发达地区流动人口的不断增长,高等教育资源在地区之间的分配不均带来的居民受教育程度差距变大,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的生育意愿突然释放带来的家庭人口结构变化。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问题表现为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变。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本文认为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平衡问题的存在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资源的稀缺和竞争而造成社会认知的“差异化”,导致不同社会地位和城乡身份、家庭背景和社会层次的居民的社会信任产生差异。鉴于上述现实背景,本文结合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人口流动性较大、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和多子女家庭同胞之间应对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所产生的竞争三大现状,围绕影响社会信任的微观机制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展开,主要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焦点现象带来的居民社会信任水平变化。具体地,本文的研究工作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聚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三个社会焦点现象,试图从人口流动经历、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和家庭人口结构差异这三个不同层次辨析它们对居民社会信任的作用机制与演变机理,凝练出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信任问题研究。第二,考察个体的人口流动经历对其社会信任的影响方式和机理,使用微观调查数据检验个体的流动经历对于其社会信任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上述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异质性,从短期个人经历和社会融合度的角度讨论人口流动现象对社会信任的微观影响机制,并考虑个体回迁经历、受教育水平差异、户口登记地迁移变动的权变作用。第三,探究高等教育资源地区间分配不均对于居民个体的社会信任的认知传递效应。具体而言,本文一方面结合微观调查数据和宏观数据,研究省际间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平衡是否会降低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且该作用是否呈现出年龄、受教育水平、社会阶层以及城乡差异。另一方面,本文以1999年出台的高校扩招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结合高校扩招政策带来的城乡居民高等教育受益不均等,探知高校扩招政策在使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同时,是否通过加剧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城乡不均而降低了居民的社会信任。第四,解析家庭人口结构差异对于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本文采用兄弟姐妹的存在性和数量特征的差异诠释家庭人口结构差异的背景下的家庭资源在同胞之间的分配和竞争,可能会对居民社会信任程度的差别造成影响,并研究这种差别是否受到家庭生育偏好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城乡和性别的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居民所生活的城市规模的机制影响。全文共设置为七个章节,各章节的具体内容安排如下:第1章:导论。本章首先对文章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进行介绍,随后介绍研究思路和框架以及各章节安排,最后阐述本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2章: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微观机制和影响因素研究的经济学动因分析。本章主要介绍和阐释社会信任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阐释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三个维度变量的概念内涵和外延,以及它们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的逻辑关系。第3章:国内外相关文献回顾和述评。本章首先对社会信任的概念、分类及其测度进行系统的梳理,总结社会信任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回顾和梳理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程度的地区发展水平、个体特征、博弈、收入不平等因素等宏微观因素。第二,梳理社会资本的概念和相关研究。第三,分别从人口流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家庭人口结构差异三个具体视角,引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信任的可能影响因素。最后,对所有上述内容进行总结和述评。第4章:人口流动与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本章使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 2014),考察人口流动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主要对比研究有过流动经历和未发生过流动的人群,其社会信任的程度高低。并研究有人口流动经历群体的社会信任状态是否呈现出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异质性。另外,本章进一步考虑了回迁、“人户分离”对社会信任影响的差异,以及对流动人口的教育文化差异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最后,本章从社会融合度、语言类型及二者叠加的角度讨论了人口流动现象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机制。第5章: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与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本章主要使用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并结合省际高等教育相关数据,研究高等教育资源在地区间的分配不均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具体而言,本章研究省际间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平衡是否会降低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且该作用是否呈现出年龄、受教育水平、社会阶层以及城乡的差异。进一步地,本章以1999年出台的高校扩招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研究由高校扩招政策带来的城乡教育资源及发展不均衡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探知高校扩招政策在使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同时,是否加剧了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不平等,从而降低了居民的社会信任。第6章:家庭人口结构与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本章以兄弟姐妹的存在性和数量特征的差异为例,从家庭资源竞争的角度诠释家庭人口结构差异的背景下,居民社会信任程度的差别。并且研究兄弟姐妹的不同特征与社会信任程度的关系是否受到家庭生育偏好的影响,以及是否具有城乡和性别的异质性,在此基础上检验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的边际作用,以及城市规模在家庭内部兄弟姐妹数量特征与个体社会信任之间的机制作用。第7章:全文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本章针对上述章节所作的研究和阐述进行总结,针对本文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对于如何提升我国居民的社会信任、增进社会公平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并指出本文的不足以及对未来相关后续研究的展望。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有人口流动经历的人群与未流动过的人群相比,其社会信任程度更低,社区内外地人所占比例测量的社区居住隔离程度和社会融合度,以及下班后使用的语言类型是否为非本地方言测量的地域文化差异是其中二者关系的重要机制变量。即人口流动经历对社会信任产生负向的影响,其中的解释机制与流动人口群体和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融合,以及流动人口群体能否突破语言障碍相关。流动人口对社会普遍信任和小区邻居信任产生了异质性的时间负面影响,短期内的人口流动行为对社会普遍信任程度没有显着影响,而随着流动时长的增加,移民对小区邻居的不信任程度降低。对人口流动的空间异质分析发现,跨省流动人口的社会普遍信任程度和对小区邻居的信任程度均低于跨市流动和跨县流动。通过流动人口回迁经历的异质性检验,本文认为具有回迁经历的流动人口对邻居的不信任状况有所改观,没有回迁经历的流动人口对邻居更加不信任。通过高技能流动人口和低技能流动人口的社会信任比较的异质性检验,本文发现,低技能流动人口的社会信任状况更差。通过对流动人口是否有过户口登记地迁移变动的异质性检验,本文发现“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的社会信任状况更差。第二,高等教育资源在各省的分配不均直接导致居民入学机会和求学质量的差异,高等教育资源越丰富和集中,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反之,高等教育资源越匮乏,带来的居民社会信任水平越低。另外,高校扩招政策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和教育制度变革中的“准自然实验”,其初衷是为了增加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提高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从而提升整体的国民素质,却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忽略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和受益不均,使不同阶层的居民在获取高等教育资源的成本产生差异,客观上造成了高等教育的不平等,对农村出身的居民造成社会信任水平的降低。第三,原生家庭中有兄弟姐妹的个体社会信任水平明显低于独生子女个体。特别地是,兄弟姐妹的特征影响社会信任呈现出城乡和性别的显着异质性。城镇居民同农村居民相比,城镇居民的社会信任受到兄弟姐妹数量的影响较大;男性居民同女性居民相比,男性居民的社会信任受到兄弟姐妹数量的影响较大。通过检验城市规模机制,本文发现大城市代表的公共资源稀缺和激烈竞争对男性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存在负向作用。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主要体现在选题视角的创新、研究内容的创新、变量指标的创新,具体概括如下:第一,选题视角的创新。本文构建了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期居民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系统性理论框架,考虑到社会信任概念的复杂性、多变性特点,从微观个体情感认知研究和宏观经济社会背景研究相结合的独特视角出发,将这个具有重大意义且富有中国特色的课题有机结合,整合了以往社会信任微观机制和影响因素的碎片化研究。第二,研究内容的创新。本文结合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这一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调查数据库和其他相关宏观经济数据集,分别从人口流动经历引发的社会认知差异、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引发的教育资源感知差异、家庭人口结构差异引发的个体资源竞争意识差异这三个表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重大社会变革的指标,研究它们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考察个体社会信任水平的变化及其演变机理,探讨居民社会信任的微观影响机制,对整体提升我国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的具体举措实施提供了理论和实证研究依据。第三,变量指标的创新。本文结合现有文献,根据所要研究的反映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三大社会焦点问题,分别构建了个体人口流动经历指标、高等教育资源不均衡指标、兄弟姐妹数量特征指标等多个变量,对我国转型期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刻画描述,在指标构建和变量运用上提供了新的思路。
付正[8](2019)在《《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文中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实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在整个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与变迁的过程中,也呈现出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贪污腐败等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呈现出的问题都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他们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试图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等多种方式揭开一个又一个“中国之谜”,并用多元化视角讲述着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其中,国外最早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权威学术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就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历程予以了长达40年的持续关注,累计发表了880篇相关主题的文章,是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参照。本文就以《中国季刊》为个案,对1978年以来该期刊中海外学者关注度最高的“中国改革与发展”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章进行系统性梳理和评析。本研究采用纵向的宏观考察与横向的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从宏观上对《中国季刊》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概况进行“粗线条”梳理,把握研究的总体脉络、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以及主要观点;另一方面,从微观上对《中国季刊》研究的具体问题、选取的理论视角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具体地分析和评判,既介绍海外学者的观点,也深入挖掘这些观点背后的内涵与逻辑,并通过“述评结合”的方式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与局限。《中国季刊》关于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历程的研究重点探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变迁,本研究就针对这些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述评。正文首先对《中国季刊》的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包括该期刊的创办历程及运营情况,1978年以来历任主编的研究侧重点、选题偏好及其指导下的“特刊”(Special Issue),以及《中国季刊》四十年研究概况和研究主题的变迁。接着,围绕《中国季刊》对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的具体内容展开述评。就政治领域而言,主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季刊》关注最多的中国共产党的调适与变革、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和中国政治变迁的前景预判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析。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治发展之路的评价逐渐突破了20世纪80——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消极悲观论”和“民主转型论”的束缚,愈发认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积极调适和主动变革,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之路也呈现出理解的态度。就经济领域而言,重点围绕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原因、问题与挑战以及前景预判等问题对《中国季刊》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在20世纪80末、90年代初主要被“消极否定”派学者的观点占据上风,他们认为改革的局限性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学者们逐渐改变了之前的判断,不再将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看作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也更加认可中国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就社会领域而言,《中国季刊》以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组织为切入点分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采用了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范式探讨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抗争,并对改革开放后显现出来的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对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高度一体化以及国家统筹一切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判断,在对中国民生问题的研究中,也从最开始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严重怀疑逐渐转变为对一些治理举措和改革成效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本文通过对如上问题的研究发现,1978——2018年间《中国季刊》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关注重点、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都发生了变化。总的来看,《中国季刊》对中国的认识逐步趋于理性客观,绝大多数学者都能秉承严谨求实的态度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认可,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反思1978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实践,拓展国内学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因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缺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以及过度依赖西方理论寻找中国现实等原因做出了一些误读和误判,本文对这部分内容也予以了客观的评判和回应。《中国季刊》迄今为止已经连续出版60年,其发表的数千篇文章和书评累积起来就是一部反映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史料库。为此,我们应持续关注《中国季刊》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和动向,加强海内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为推动当代中国研究的学理化、国际化,构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能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做出贡献。
王斐[9](2019)在《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研究》文中提出从19世纪末俄国的民粹派运动、美国的“人民党”运动开始,民粹主义便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尤其进入21世纪,民粹主义迅速成为一股席卷全球的政治潮流。拉丁美洲作为典型的民粹主义发生地之一,其民粹主义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的。拉丁美洲的20世纪,被看作是“民粹主义的世纪”。从发展历程来看,民粹主义贯穿南美大陆的现代化进程,几度兴衰而绵延不绝,其兴起、发展、兴盛、衰败和复苏与政权变迁和政治利益斗争密切相关,反映了拉美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的变化与价值评判的多样性。无论根源如何,是好还是坏,民粹主义始终是拉美国家不可忽视的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拉美国家,民粹主义作为是一种具有历史复发性的社会政治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与现代化相伴而行并休戚相关。从现代化进程来说,拉美国家作为现代化的“实验室”,其艰难曲折的探索之路成为发展中国家进行现代化实践的重要组成。19世纪末期以来,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三种现代化战略,即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种经济模式,即初级产品出口、进口替代工业化和新型出口导向;多种政治模式,即寡头威权主义、官僚威权主义、现代代议制民主等。当前,拉美国家仍处于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基于此,本研究力图在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探究民粹主义产生的根源和影响,通过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考察民粹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概括民粹主义的普遍性特征与拉美民粹主义的独特性特征,理清产生和发展的深刻根源,呈现民粹主义的影响,并尝试给出作者对拉美民粹主义未来发展趋势的思考。本研究的基本框架如下:导论部分突出依据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提出拉美现代化进程中民粹主义这一研究主题,着重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阐述意义所在。通过回顾学界相关研究,期望在民粹主义的内涵界定、表现特征、产生根源、积极作用、消极影响、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取得一定研究成果。第一章从历史角度对拉美民粹主义进行纵向梳理,主要从三个阶段入手,即20世纪初期到30年代拉美民粹主义的萌芽时期、30年代至80年代末的拉美民粹主义的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民粹主义的新演化。本文选取不同时期的典型代表国家与代表人物,结合时代背景、政策取向等进行梳理,形成对拉美民粹主义的初步判断。第二章从比较分析的视角,总结了世界民粹主义普遍存在的普遍性特征与拉美民粹主义的独特性特征。普遍性特征主要有草根性、非理性、批判性与易变性;独特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城市为主要阵地,领袖个人崇拜且带有卡里斯马式的领导特点,普遍采取的是改革而非革命的方式。第三章主要分析民粹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根源。一是从经济根源来看,拉美国家作为后发国家,由于依附性经济地位难以改变,加之市场经济的缺失和不彻底的土地改革,二元经济结构明显,经济出现增长性贫困,基础薄弱的现状难以改变;二是从政治根源来看,拉美国家作为美国的“后院”,受美国影响较大,加之自身政治体制的缺陷、政党力量较为弱小、军队强大与活跃等问题,致使威权有余而民主不足,“政治钟摆”早已成为常态;三是从思想文化根源来看,拉美国家受西班牙和葡萄牙影响较大,缺乏科学民主文化传统,国家认同存在危机,加之外来文化冲击,致使民粹主义长期存在;四是从社会根源来看,拉美国家贫富分化严重,纵向的社会分层化和横向的社会结构流动,导致社会冲突频发,为民粹主义滋生和蔓延提供了肥沃土壤。第四章主要分析民粹主义的影响。一是从政治视角而言,民粹主义在关怀民众、维护弱势社会群体利益和推动政治参与平等等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也加剧了政治领袖专断,煽动性的政治动员冲击民主转型,加深了政治体制危机;二是从经济视角而言,民粹主义在推动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但其采取的经济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困境,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三是从社会视角而言,民粹主义的施政维护了部分民众利益,提高了民众生活质量,但因福利赶超加剧了中等收入陷阱和收入分配不公,与民粹主义的政治口号背道而驰。第五章着重分析了当前拉美民粹主义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试图剖析其未来发展趋势。内部问题与挑战主要集中在政党自身建设不足、政治生态恶化、经济发展问题突出和社会矛盾激化、社会暴力升级等方面;外部问题与挑战主要集中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和美国政策影响拉美地缘政治等。面对这些问题,拉美国家需从指导理论、政治选举、政党建设等方面完善自身建设,根据实际情况推进改革,拉动现代化发展进程,以重新获得地区主导权。结语部分对本研究做了回顾性总结与反思,得出基本结论并探讨了可能的研究空间与理论生长点。
张亮[10](2019)在《关系网络视角下的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大,收入分配问题日趋严重。不仅如此,居民社会信任水平逐步降低,各种社会失信现象时常发生。本文基于“关系网络”视角,讨论转型时期下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的影响。通过采用CFPS(2014)的微观数据,构建了回归模型,并采用Probit估计方法,从“关系网络”出发,实证分析了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的影响,进一步讨论了关系网络在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影响中的作用。此外,本文深入探讨了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效应在城乡居民间的差异。实证结果如下:第一,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存在显着的负向影响。收入差距的扩大显着地降低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基尼系数每增加1单位,平均而言社会信任水平下降27.4%。换言之,收入差距越大的地区,居民社会信任水平越低。第二,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水平的不利影响是“关系依存”的。关系网络更为紧密的群体,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水平的破坏效应相对更小;反之,收入差距的破坏效应相对较大。第三,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在城乡居民间存在显着差异。相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每增加1单位,平均而言信任水平下降多5.7%。意味着相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对社会信任水平的不利影响相对更大。基于此,要提高转型时期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不仅要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而且要重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网络”的软环境建设。换言之,在社会转型和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既要关注收入差距的扩大,更要关注社会资本的积累。
二、转型期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转型期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收入差距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收入差距的相关研究 |
1.2.2 收入差距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理论进展 |
1.2.3 收入差距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 |
1.2.4 文献评述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技术路线 |
1.3.3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与不足 |
1.4.1 论文的创新点 |
1.4.2 论文的不足 |
第2章 收入差距影响环境污染的相关理论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2.1.1 “EKC”理论 |
2.1.2 “环境-贫困”陷阱 |
2.1.3 关系理论基础 |
2.2 收入差距影响环境污染的机制 |
2.2.1 经济传导机制 |
2.2.2 产业传导机制 |
2.2.3 技术传导机制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我国收入差距和环境污染现状 |
3.1 收入差距现状 |
3.1.1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
3.1.2 城乡收入差距 |
3.1.3 地区收入差距 |
3.2 环境污染现状 |
3.2.1 大气污染 |
3.2.2 水污染 |
3.2.3 土壤污染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我国收入差距对环境污染的实证研究 |
4.1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
4.1.1 模型设定 |
4.1.2 变量选取 |
4.2 收入差距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分析 |
4.2.1 收入差距对大气污染的影响 |
4.2.2 收入差距对水污染的影响 |
4.2.3 收入差距对土壤污染的影响 |
4.3 东中西地区的异质性分析 |
4.3.1 大气污染的地区异质性分析 |
4.3.2 水污染的地区异质性分析 |
4.3.3 土壤污染的地区异质性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收入差距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分析 |
5.1 分地区大气污染的影响机制分析 |
5.2 分地区水污染的影响机制分析 |
5.3 分地区土壤污染的影响机制分析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2)流动的犯罪形态:机会结构下违法犯罪类型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目的与价值 |
三、文献综述 |
四、相关概念与研究方法 |
五、研究框架与结构 |
第一章 机会结构变迁:解释违法犯罪类型演变的新视角 |
第一节 机会结构理论的起源及内涵 |
一、机会结构理论的来源与发展 |
二、机会结构的内涵 |
第二节 中国违法犯罪类型变迁的分析框架 |
一、整体性分析框架 |
二、分析框架的构成要素及解读 |
第三节 机会结构分析视角的理论优势 |
一、探索违法犯罪类型演变的因果机制 |
二、促进违法犯罪类型演变过程的分析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违法犯罪类型的基本概况 |
第一节 主要刑事犯罪类型变迁 |
一、侵财类刑事犯罪 |
二、暴力类刑事犯罪 |
第二节 主要治安违法类型变迁 |
一、侵财类治安案件 |
二、暴力类治安案件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犯罪类型的特征与趋势 |
一、新旧体制过渡时期的犯罪类型特征 |
二、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犯罪类型特征 |
三、智能时代的犯罪类型特征 |
第三章 政治改革与违法犯罪类型重塑 |
第一节 社会控制力弱化催生不同犯罪类型增长 |
一、社会管理体制变革消解社会惩处功能 |
二、城乡区隔的制度壁垒增加犯罪机会 |
三、政治权威式微削弱犯罪成本 |
第二节 刑事法治转型影响犯罪类型变化 |
一、刑事法律体系重构犯罪圈 |
二、刑事司法政策调整催化犯罪类型转变 |
第三节 警察管控与犯罪类型变动 |
一、警察权的限缩导致决断力衰弱 |
二、警务效能下降导致惩罚确定性走低 |
第四章 文化变迁与违法犯罪类型的嬗变 |
第一节 亚文化对不同犯罪的诱发 |
一、暴力文化与暴力犯罪变化 |
二、畸形消费文化与财产犯罪变化 |
第二节 文化冲突建构违法犯罪心理 |
一、伦理本位与法理本位的冲突 |
二、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冲突 |
三、乡土同质性与城市异质性的冲突 |
第三节 文化理念转变诱发犯罪 |
一、伦理道德观念转变重建犯罪观 |
二、价值多元提高犯罪容忍度 |
三、羞耻感丧失稀释犯罪罪恶感 |
四、自我权利意识觉醒中和犯罪不正当性 |
第五章 经济转型与违法犯罪类型的演变 |
第一节 市场要素转化犯罪类型 |
一、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增加经济犯罪 |
二、拜金主义引发侵财类犯罪显着增加 |
三、市场经济活跃性转化犯罪类型 |
四、利益结构分化延展犯罪类型 |
第二节 生产力发展推动犯罪情境变化 |
一、犯罪标定伸缩 |
二、犯罪动机激发 |
三、犯罪能力提升 |
四、犯罪机会增多 |
第三节 区域不平衡分化犯罪类型 |
一、城市各类犯罪聚集 |
二、产业结构调整下的犯罪类型变化 |
第四节 不平等流动漂移犯罪类型 |
一、流动诱发多样犯罪 |
二、代际差异影响犯罪类型改变 |
第六章 科技发展与违法犯罪类型的变异 |
第一节 科技对现实空间违法犯罪的蚕食 |
一、技术治理的全域覆盖 |
二、及时高效性增加刑罚确定率 |
三、全景监视增强对潜在犯罪人的心理威慑 |
四、便捷匿名性赋能民众参与犯罪斗争 |
第二节 网络空间的犯罪类型转移 |
一、技术到秩序:网络犯罪对象的转变 |
二、线下到线上:传统犯罪网络化趋势明显 |
三、直击要害到积羽成舟:新型网络犯罪形态增多 |
第三节 网络空间违法犯罪的聚集 |
一、脱嵌:潜在犯罪人的增加 |
二、日常活动:网络空间聚集合适的犯罪受害人 |
三、失控:网络空间监管制度尚未完善 |
四、辐射:网络传播强化犯罪传染 |
结论:让犯罪回到社会 |
一、犯罪类型演进是嵌入社会结构之中 |
二、社会结构影响犯罪类型变迁在于机会大小 |
三、理解犯罪类型变迁和治理犯罪需回应社会流动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后记 |
(3)我国社会保险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和国内外文献综述 |
三、研究思路、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四、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理论分析 |
第一节 社会保险影响收入差距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 |
二、社会契约论 |
三、肯定社会保险调节收入再分配作用的理论 |
四、生命周期假说 |
五、世代交叠理论 |
第二节 社会保险影响收入差距的机理分析 |
一、社会保险收入再分配的调节方式 |
二、社会保险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实现 |
第三节 影响社会保险调节收入差距效果的因素 |
一、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机制 |
二、待遇给付机制 |
三、财政转移支付 |
四、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 |
五、人口结构 |
第二章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状况 |
第一节 城乡居民收入总体差距 |
一、城乡居民收入总体趋势 |
二、城乡恩格尔系数差异 |
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趋势 |
第二节 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差距 |
一、城乡居民收入结构 |
二、城乡居民各项收入差距 |
第三节 城乡居民收入地区差距 |
一、各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
二、东中西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
第三章 我国社会保险状况 |
第一节 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 |
一、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 |
二、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 |
三、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 |
第二节 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筹资和收入 |
一、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的筹资形式 |
二、我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
第三节 我国社会保险覆盖面 |
一、我国城镇社会保险覆盖面 |
二、我国农村社会保险覆盖面 |
第四节 我国社会保险支出 |
一、我国社会保险支出总体规模和水平 |
二、各项社会保险支出规模和水平 |
第四章 社会保险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模型设定、数据选取和变量界定 |
一、理论模型 |
二、计量模型的设定 |
三、数据的选取和估计方法 |
四、变量的界定 |
第二节 社会保险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
一、社会保险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总体影响 |
二、各项社会保险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
第三节 农村社会保险制度与城乡收入差距 |
一、变量的统计描述 |
二、实证检验结果 |
三、稳健性检验 |
第四节 社会保险支出城镇偏向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
一、变量的统计描述 |
二、实证检验结果 |
三、稳健性检验 |
第五节 社会保险待遇给付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
一、社会保险城乡待遇给付水平 |
二、测算指标和数据选取 |
三、社会保险待遇给付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
第六节 实证结果总结 |
第五章 从社会保险支出角度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
第一节 农村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滞后于城镇 |
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
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
三、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 |
第二节 城镇和农村社会保险筹资和给付标准差异 |
一、城镇和农村社会保险基金筹资标准差异 |
二、社会保险待遇给付标准的差异 |
第三节 社会保险支出明显的城镇偏向性 |
一、养老保险支出 |
二、医疗保险支出 |
三、其他社会保险支出 |
第四节 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险补助的力度弱 |
一、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 |
二、对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 |
三、对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基金的补助 |
第六章 基于社会保险支出视角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 |
第一节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运作机制 |
一、积极推进社会保险的全国统筹 |
二、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 |
三、拓展社会保险基金来源 |
四、规范社会保险的管理 |
第二节 逐步推进社会保险制度的城乡统一 |
一、合并城乡社会保险制度 |
二、整合筹资机制和待遇水平 |
第三节 推进城镇化改革进程 |
一、深化城乡户籍制度改革 |
二、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
三、提升新型城镇化的供给能力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4)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缘起及提出 |
1.1.1 问题的缘起 |
1.1.2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背景 |
1.2.1 国际背景 |
1.2.2 国内背景 |
1.3 研究意义和目的 |
1.3.1 理论意义 |
1.3.2 实践意义 |
1.3.3 研究目的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思路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1.5.1 研究的创新 |
1.5.2 研究的不足 |
第2章 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
2.1 研究综述 |
2.1.1 国内外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 |
2.1.2 国内外对社会稳定问题的研究 |
2.1.3 国内外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关系的研究 |
2.1.4 国内外研究述评 |
2.2 理论基础 |
2.2.1 边疆研究理论 |
2.2.2 经济发展理论 |
2.2.3 社会稳定理论 |
2.2.4 协同发展理论 |
第3章 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理及方式 |
3.1 核心概念内涵 |
3.1.1 经济发展 |
3.1.2 社会稳定 |
3.1.3 协同 |
3.1.4 协同机制 |
3.2 协同机理分析 |
3.2.1 系统的开放性特征形成演化的交换机制 |
3.2.2 非平衡性动态势能是经济社会协同演化的重要动力 |
3.2.3 涨落促进协同演化关系从无序到有序 |
3.2.4 非线性作用的整体性发展 |
3.3 协同方式 |
3.3.1 矛盾个体之间的分化与统一 |
3.3.2 共治共建的集体行动 |
3.3.3 多元组织实现经济社会资源共享配置 |
3.3.4 博弈运动中实现新的均衡 |
3.3.5 现实的整体性发展 |
第4章 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水平测评 |
4.1 协同机制建设的现状 |
4.1.1 思想政治建设现状 |
4.1.2 组织基础建设现状 |
4.1.3 制度建设现状 |
4.1.4 发展格局现状 |
4.2 协同水平测度 |
4.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4.2.2 数据来源及评价方法 |
4.2.3 变量的选取及计算 |
4.3 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关系分析评价 |
4.3.1 关联度分析 |
4.3.2 耦合度分析 |
4.3.3 协同发展度分析 |
4.3.4 总结评价 |
第5章 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演化及困境分析 |
5.1 序参量演化模型的构建 |
5.2 变量选取及计算 |
5.3 协同机制演化分析 |
5.4 协同机制演化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
5.4.1 困境分析 |
5.4.2 原因分析 |
第6章 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构思 |
6.1 对现有协同机制进行优化 |
6.2 构建新的协同机制 |
6.3 协同机制构建的原则 |
6.3.1 人本性原则 |
6.3.2 价值理性原则 |
6.3.3 正义性原则 |
6.3.4 成本原则 |
6.3.5 实效原则 |
6.4 丰富协同机制的内涵体系 |
6.4.1 理念的转化 |
6.4.2 环境的优化创新 |
6.4.3 组织体系的创新 |
6.4.4 方法的革新 |
第7章 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的完善 |
7.1 经济发展机制完善 |
7.1.1 构建科学的资源开发机制 |
7.1.2 制定合理的产业协调机制 |
7.1.3 建立长效反贫困机制 |
7.1.4 加大科技创新机制 |
7.1.5 实现经济均衡发展机制 |
7.2 社会稳定机制完善 |
7.2.1 优化社会日常管理机制 |
7.2.2 强化流动人口管理机制 |
7.2.3 推行风险社会监管机制 |
7.2.4 完善民族社会公平机制 |
7.2.5 加强民族团结机制 |
7.3 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完善 |
7.3.1 优化协同动力机制 |
7.3.2 调整协同运行机制 |
7.3.3 完善协同保障机制 |
第8章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对策建议 |
8.3 未来展望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我国收入差距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二、国内研究现状及分析 |
三、相关研究的不足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分析方法和内容结构 |
一、研究思路 |
二、技术路线 |
三、分析方法 |
四、论文的结构安排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第一节 收入差距的概念及相关理论 |
一、概念界定 |
二、国外收入差距相关理论 |
三、国外论述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理论 |
第二节 产业结构的概念及相关理论 |
一、概念界定 |
二、国外关于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研究和相关理论 |
第三节 研究收入差距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的理论基础 |
一、单向研究方面 |
二、研究收入差距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相互影响 |
第四节 我国学者关于收入分配、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 |
一、对收入分配的研究 |
二、对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研究 |
三、对收入分配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的研究 |
小结 |
第二章 收入差距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机理 |
第一节 收入差距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机理 |
一、收入差距变化影响居民消费结构,进而影响产业结构 |
二、收入差距变化影响储蓄和投资,进而影响产业结构 |
三、收入差距变化影响产品创新,进而影响产业结构 |
四、收入差距变化影响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影响产业结构 |
五、收入差距变化影响公共政策,进而影响产业结构 |
第二节 产业结构调整对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机理 |
一、产业结构调整影响资本和劳动生产效率,进而影响收入差距 |
二、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就业,进而影响收入差距 |
三、产业结构调整影响行业间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收入差距 |
四、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劳动力结构,进而影响收入差距 |
五、产业结构调整影响二元经济结构,进而影响收入差距 |
六、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区域间资源配置,进而影响收入差距 |
七、产业结构调整影响三次产业内部结构,进而影响收入差距 |
第三节 收入差距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机理 |
一、收入差距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分析 |
二、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收入差距的路径分析 |
小结 |
第三章 我国收入差距及产业结构调整的总体分析 |
第一节 我国收入差距的总体分析 |
一、衡量收入差距的方法和指标 |
二、我国收入差距状况 |
第二节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总体分析 |
一、衡量产业结构的指标和方法 |
二、我国总体及各省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状况 |
小结 |
第四章 我国收入差距与产业结构调整互动关系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研究假设、模型设定及说明 |
一、研究假设 |
二、回归模型设定 |
三、变量说明 |
四、数据来源及说明 |
第二节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及脉冲响应分析 |
一、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二、格兰杰因果检验 |
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
四、基本结论 |
第三节 收入差距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一、全国总体层面收入差距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
二、区域层面收入差距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
三、进一步分析 |
四、基本结论 |
第四节 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
一、全国总体层面产业结构调整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
二、区域层面产业结构调整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
三、基本结论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一、收入差距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稳健性检验 |
二、产业结构调整影响收入差距的稳健性检验 |
小结 |
一、全国总体层面 |
二、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 |
第五章 主要政策建议 |
第一节 产业政策 |
一、促进农业现代化,提升农村收入水平 |
二、推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保持合理的行业收入差距 |
三、加强垄断行业监管,打破垄断收入 |
第二节 区域发展政策 |
一、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劳动力流动 |
二、推进城镇化建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
第三节 收入分配优化政策 |
一、建立完善适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就业政策 |
二、建立完善适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教育培训政策 |
三、建立完善适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初次分配政策 |
四、建立完善适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再分配政策 |
结束语 |
一、主要结论 |
二、主要创新点 |
三、未来研究展望 |
主要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理由及意义 |
1.1.1 选题理由 |
1.1.2 选题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1.4 研究的基本方法 |
1.4.1 历史的方法 |
1.4.2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
1.4.3 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
1.5 基本概念 |
1.5.1 公正 |
1.5.2 公正观 |
1.5.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 |
1.6 创新与不足 |
第2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问题指向 |
2.1 改革开放以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巨大成就 |
2.2 社会各领域的不公正问题 |
2.2.1 区域、城乡、行业和居民收入差距问题 |
2.2.2 腐败问题 |
2.2.3 民生问题 |
2.2.4 生态正义问题 |
2.3 思想领域的错误公正观 |
2.3.1 平均主义的公正观 |
2.3.2 效率至上的公正观 |
2.3.3 个人权利至上的公正观 |
第3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思想来源 |
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民族文化渊源 |
3.1.1 中国古代公正观 |
3.1.2 中国近代公正观 |
3.1.3 中国传统公正观评析 |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理论基础 |
3.2.1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批判性思维 |
3.2.2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主要内容 |
3.2.3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逻辑进路 |
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理论准备 |
3.3.1 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公正的根本保障 |
3.3.2 权利平等是社会公正的主要内容 |
3.3.3 按劳分配、利益兼顾是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 |
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重要借鉴 |
3.4.1 批判视域下的新自由主义公正观 |
3.4.2 借鉴视域下的社群主义公正观 |
第4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历史发展 |
4.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形成与发展的依据 |
4.1.1 经济依据 |
4.1.2 制度依据 |
4.1.3 文化依据 |
4.1.4 社会依据 |
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发展阶段划分的依据 |
4.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公正主题的变化 |
4.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公正理论内容的变化 |
4.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形成 |
4.3.1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公正的根本前提 |
4.3.2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公正的实现过程和目标 |
4.3.3 人民民主、按劳分配、适度平衡是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 |
4.3.4 制度是社会公正的重要保障 |
4.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丰富 |
4.4.1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促进社会公正的重要手段 |
4.4.2 从严治党、保护人权、民主法制是促进社会公正的重大举措 |
4.4.3 实现科学发展是促进社会公正的重要前提 |
4.4.4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 |
4.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新发展 |
4.5.1 中国社会公正问题的理论剖析 |
4.5.2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践探索 |
4.5.3 习近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
第5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内在结构 |
5.1 社会公平正义的地位论 |
5.1.1 社会主义本质体现论 |
5.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论 |
5.1.3 中国共产党执政责任论 |
5.2 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论 |
5.2.1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党认识公平正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武器 |
5.2.2 远期目标论 |
5.2.3 阶段性目标论 |
5.3 社会公平正义的规则论 |
5.3.1 发展经济论 |
5.3.2 效率公平统一论 |
5.3.3 “三位一体”论 |
5.3.4 共享论 |
5.3.5 短板论 |
5.3.6 兜底论 |
5.4 社会公平正义的领域全覆盖论 |
5.4.1 城乡区域公平 |
5.4.2 收入分配公平 |
5.4.3 教育公平 |
5.4.4 社会保障公平 |
5.4.5 公民权利公平 |
5.5 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论 |
5.5.1 党的领导保障论 |
5.5.2 制度保障论 |
5.5.3 法治保障论 |
5.6 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论 |
5.6.1 共识论 |
5.6.2 改革论 |
5.6.3 环境论 |
第6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价值意蕴 |
6.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理论价值 |
6.1.1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中国化的科学理论成果 |
6.1.2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支撑 |
6.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实践价值 |
6.2.1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现代化强国凝聚力量 |
6.2.2 为迎接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到来奠定思想基础 |
6.2.3 为走出公平正义困境指明方向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7)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微观机制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理论背景 |
1.1.2 现实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框架与章节安排 |
1.4 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1.4.1 主要创新点 |
1.4.2 本文不足 |
1.5 本章小结 |
2.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微观机制和影响因素研究的经济学动因分析 |
2.1 社会信任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 |
2.1.1 社会信任:影响经济活动行为主体的决策和经济结果 |
2.1.2 社会信任:经济社会转型及社会信任危机 |
2.1.3 社会信任: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
2.2 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的三个集中体现 |
2.2.1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流动人口的身份、情感认知和社会融合问题 |
2.2.2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问题 |
2.2.3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异质化家庭人口结构的资源分配不均和资源竞争不公平问题 |
2.3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的微观逻辑关系 |
2.3.1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的微观经济学机制 |
2.3.2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的社会经济学机制 |
2.4 本章小结 |
3.国内外相关文献回顾和述评 |
3.1 社会信任的概念与其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
3.1.1 社会信任的概念界定、分类和测度 |
3.1.2 社会信任在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 |
3.1.3 影响社会信任的一般性因素 |
3.2 社会信任的内涵: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 |
3.2.1 社会资本的概念提出和研究发展 |
3.2.2 社会资本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发展 |
3.3 影响居民社会信任的重要因素——转型期社会焦点问题 |
3.3.1 人口流动现象和流动人口问题 |
3.3.2 基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 |
3.3.3 异质性家庭人口结构特征——以不同数量的兄弟姐妹和同胞效应为例 |
3.4 文献总结与分析述评 |
3.5 本章小结 |
4.人口流动经历与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 |
4.1 问题的提出 |
4.2 文献综述:人口流动视角下的社会信任影响研究 |
4.3 人口流动经历影响社会信任的理论探讨 |
4.3.1 人口流动经历与社会信任 |
4.3.2 人口流动的时间效应、空间效应与社会信任 |
4.3.3 人口流动、社会融合与社会信任 |
4.3.4 异质性流动人口的社会信任表现 |
4.4 实证研究设计 |
4.4.1 数据来源 |
4.4.2 实证模型设定 |
4.4.3 变量描述 |
4.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4.5.1 人口流动经历对一般化信任的影响 |
4.5.2 人口流动经历对个人化信任的影响 |
4.5.3 异质性分析 |
4.6 本章小结 |
4.7 本章附录 |
4.7.1 本章变量定义说明 |
4.7.2 有序(ordered)probit模型回归结果 |
5.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与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 |
5.1 问题的提出 |
5.2 文献综述:教育不平等视角下的社会信任影响研究 |
5.3 实证研究设计 |
5.3.1 数据来源 |
5.3.2 变量描述 |
5.4 实证模型设定、结果与分析 |
5.4.1 高等教育资源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 |
5.4.2 高校扩招政策的城乡受益不平等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 |
5.5 本章小结 |
5.6 本章附录 |
5.6.1 本章变量定义说明 |
5.6.2 高等教育资源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基于相对数值指标 |
5.6.3 本章部分变量指标的构造 |
6.家庭人口结构与个体社会信任的研究 |
6.1 问题的提出 |
6.2 文献综述:异质性家庭人口结构视角下的社会信任影响研究 |
6.3 实证研究设计 |
6.3.1 数据描述 |
6.3.2 实证模型设定 |
6.3.3 变量描述 |
6.3.4 描述性统计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4.1 有无兄弟姐妹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 |
6.4.2 兄弟姐妹数量差异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 |
6.4.3 兄弟姐妹对社会信任影响的机制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6.6 本章附录 |
6.6.1 本章变量定义说明 |
7.全文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 |
7.1 研究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7.3.1 研究局限 |
7.3.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8)《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选题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与选题界定 |
(一)学术史回顾 |
(二)选题界定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思路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一)研究的难点 |
(二)研究的创新点 |
第一章 《中国季刊》概论 |
第一节 《中国季刊》的创办及运营 |
第二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历任主编及其指导下的特刊 |
第三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作者队伍 |
第四节 《中国季刊》(1978——2018)的研究概况及主题梳理 |
第二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政治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第一节 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 |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挑战 |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流变 |
三、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干部队伍建设 |
第二节 转型时期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
一、从“橡皮图章”到“钢铁图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 |
二、从指定到民选:基层民主制度的发展 |
三、从人治到法治:民主法治建设的发展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预判 |
一、“消极悲观论” |
二、“民主转型论” |
三、“柔韧有余论” |
第三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第一节 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
一、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析 |
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
三、农业改革与农村巨变 |
第二节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 |
一、对外贸易的发展 |
二、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情况 |
三、对中国“入世”的观察和评价 |
第三节 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性评价 |
一、经济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究 |
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
三、经济发展的前景分析及评价 |
第四章 《中国季刊》视域下中国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发展 |
第一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 |
一、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力量 |
二、宏观结构论争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三、微观多元化视角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社会抗争 |
一、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
二、社会抗争的动力源泉和政治机遇 |
三、社会抗争的行动主体和动员策略 |
四、社会抗争的影响以及国家的应对之策 |
第三节 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 |
一、环境污染与治理 |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与变革 |
三、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 |
结语 |
一、《中国季刊》关于中国改革与发展四十年的研究变迁 |
(一)《中国季刊》不同时期关注重点的变化 |
(二)《中国季刊》中“中国形象”的变迁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及启示 |
(一)《中国季刊》的研究特点 |
(二)《中国季刊》的研究启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9)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一) 既有研究的主要视角 |
(二) 既有研究的主要内容 |
三、民粹主义的概念梳理 |
(一) 概念界定 |
(二) 相关概念辨析 |
四、理论工具 |
(一) 现代化理论 |
(二) 社会公正理论 |
(三) 社会分层理论 |
五、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三) 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拉美国家民粹主义的历史进程 |
第一节 拉美民粹主义的萌芽 |
一、时代背景(20世纪初) |
二、典型国家及其代表人物 |
三、政策取向 |
第二节 拉美民粹主义的发展 |
一、时代背景(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末) |
二、典型国家及其代表人物 |
三、改革取向 |
第三节 拉美民粹主义的新演化 |
一、时代背景(20世纪80年代以来) |
二、典型国家及其代表人物 |
三、改革取向 |
第二章 拉美现代化进程中民粹主义的特征分析 |
第一节 民粹主义的普遍性特征 |
一、草根性 |
二、非理性 |
三、批判性 |
四、易变性 |
第二节 拉美民粹主义的独特性 |
一、城市为主要阵地 |
二、卡里斯马式的上层领导 |
三、妥协的改良主义 |
第三章 拉美民粹主义产生与发展的根源 |
第一节 经济根源 |
一、经济基础薄弱 |
二、市场经济不完善 |
三、土地改革不彻底 |
第二节 政治根源 |
一、美国干涉与控制 |
二、威权主义盛行 |
三、政治体制缺陷 |
四、军队强大且活跃 |
五、政党力量相对弱小 |
第三节 思想文化根源 |
一、缺乏科学民主的文化传统 |
二、国家认同危机 |
三、传统的一体化团结思想 |
四、外来文化冲击 |
第四节 社会根源 |
一、社会贫富分化严重 |
二、社会分层趋势显着 |
三、社会结构流动多变 |
四、社会冲突激烈且常态化 |
第四章 民粹主义对拉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
第一节 政治视角 |
一、维护社会群体利益 |
二、推动政治参与平等性 |
三、煽动性政治动员冲击民主进程 |
四、加剧领袖政治专断 |
第二节 经济视角 |
一、推动经济发展战略转变 |
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三、加深经济发展不平衡困境 |
第三节 社会视角 |
一、提升民众利益和生活质量 |
二、加剧收入分配不公 |
三、福利赶超加重中等收入陷阱 |
第五章 拉美民粹主义的挑战与趋势 |
第一节 当前拉美民粹主义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一、拉美的新民粹主义 |
二、内部问题与挑战 |
三、外部问题与挑战 |
第二节 拉美民粹主义未来发展趋势 |
一、民粹主义的政治选举 |
二、民粹主义的指导理论 |
三、民粹主义的改革 |
结语 |
一、基本结论 |
(一) 拉美民粹主义与现代化进程相伴而行 |
(二) 拉美民粹主义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并存 |
(三) 拉美民粹主义的滋生和蔓延尚未终结 |
二、研究展望 |
(一) 拉美民粹主义政府、军队和民众互动的机制研究 |
(二) 拉美民粹主义的国别研究和区域的比较研究 |
参考文献 |
(10)关系网络视角下的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1 绪论 |
1.1 研究问题及其背景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1.4.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1.5 本文的结构安排 |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
2.1 社会信任的研究现状 |
2.1.1 社会信任概念 |
2.1.2 社会信任测量 |
2.2 收入差距的研究现状 |
2.2.1 收入差距概念 |
2.2.2 收入差距影响 |
2.3 研究假说 |
2.3.1 研究假说背景 |
2.3.2 研究假说内容 |
2.3.3 研究假说初步探究 |
3 数据、变量与模型 |
3.1 数据来源 |
3.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3.3 计量模型与估计方法 |
3.4 实证分析框架 |
4 收入差距与社会信任实证分析 |
4.1 收入差距与社会信任实证 |
4.2 城乡二元结构下收入差距冲击效应的异质性研究 |
5 稳健性检验 |
5.1 遗漏变量问题 |
5.2 人口流动的直接证据检验 |
5.3 工具变量估计 |
6 研究结论与启示 |
6.1 研究结论 |
6.2 启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四、转型期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收入差距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D]. 公廉洁.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2]流动的犯罪形态:机会结构下违法犯罪类型变化研究[D]. 吴乐.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3]我国社会保险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D]. 林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4]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研究[D]. 张军谋.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5]我国收入差距与产业结构调整的互动关系研究[D]. 郑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研究[D]. 陈文林.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7]我国转型期社会信任微观机制与影响因素研究[D]. 张雅欣.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8]《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D]. 付正.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9]拉美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研究[D]. 王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10]关系网络视角下的收入差距对社会信任影响研究[D]. 张亮. 重庆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