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要关注民生

一、戏剧应该关注人的生存状态（论文文献综述）

魏建强^[1]（2021）在《存在主义视角下宁浩电影研究》文中指出被誉为“鬼才导演”的宁浩因黑色喜剧片《疯狂的石头》开始活跃于大众的视野,他执导的影片风格独特,意蕴深刻,并且立足于现实,关注中国边缘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表现出浓郁的人文情怀。宁浩是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将镜头对准小人物,表达小人物的内心情感,并且将人的命运与现实生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宁浩电影中关注的人的生存问题与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有着相似之处,存在主义聚焦于人类的生活悲剧,认为人既作用于环境,也会被环境所影响,而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进行自我定义,尽管会受外部因素限制,但我们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本文的主体分为四章,包括绪论和结语共六个部分。绪论主要内容包括研究背景,存在主义的视角选择、选题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文献综述,以及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本论文的存在主义视角是以一种非理性的视角研究宁浩电影,主要根据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运用文本分析法、个案研究法和理论研究法,围绕宁浩电影,重点分析其电影的主体、视听语言、现实意义等。第一章,研究存在主义哲学与宁浩电影,本章通过梳理存在主义的发展变化以及宁浩的电影之路,论证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对宁浩电影的影响和宁浩电影的存在之思,全面了解宁浩的电影风格底色。荒诞是存在主义的一个元素,而宁浩的电影中体现了荒诞,更表现出人生的痛苦,人只有经历了磨难才能获得成长,通过自我选择、自我创造,找到人生存在的意义。第二章,研究存在主义视角下宁浩电影的主体,本章讨论影片人物的选择以及生存状态,海德格尔关注人的“存在”问题,通过对此在（人）的生存状态去分析在（生存）的意义,宁浩电影中的人物被周围环境所影响,即人生存的社会环境容易将人的本性遮盖,由此“沉沦”于他人的世界,有的人物则可以坚持人内心最初的“本真”,获得自由。此外,还运用萨特的理论探讨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我们因他人的注视而失去自由,我们只有正确对待自己和他人,才能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第三章,研究存在主义视角下宁浩电影的视听,本章运用萨特的理论,分析宁浩如何利用电影视听向观众传达哲思,萨特认为人生而自由,人可以自由的改变自己的本质,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宁浩电影中的人物在自由选择行动的时候,也赋予了自身价值和意义。不管是从视觉上的构图、光影与色彩、景别、蒙太奇技巧以及场面调度,还是听觉上的配乐、方言,都来自于导演对社会生活的思考,正如萨特所讲文学的题材要有想象的自由,而影像亦如此,通过建构逼真的影像世界,将观众无意识的带入故事中,使观众自主的思考关于生存的价值,探索存在的意义。第四章,研究存在主义视角下宁浩电影的现实意义,本章对人性罪恶的批判和对社会底层的关注两方面阐释电影人性化的价值观,从物质时代下的物欲沉沦和商业语境下的自我迷失阐释电影折射的时代影像。最后,宁浩在电影中一直关注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探寻人存在的意义,一方面体现了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怀,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影片审思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江萌,胡星亮^[2]（2021）在《透过人情和人性揭示社会人生意蕴——当代澳门话剧创作思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代澳门话剧表现人情与人性,促使戏剧家更多地去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透过亲情、爱情、友情等的描写去表现人情和人性,透过人情和人性去揭示社会人生意蕴。这些戏剧,在描写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生、运用生活细节去刻画人物以及内心情感的外化和形象化等方面都有独特的艺术创造。其戏剧审美探索深化了澳门话剧的现实内涵,丰富了澳门话剧的艺术表现力,促进了澳门话剧的艺术发展。与此同时,澳门话剧的此类创作还需进一步探索,要在人情、人性的描写中融进澳门社会现实、历史文化的深厚内涵。

钟智^[3]（2021）在《存在主义视域下奉俊昊电影研究》文中指出韩国电影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吸取美国电影制作之精髓,观照自身特有的民族志向和民众精神状态,迅速成为亚洲新电影的标志。这其中以朴赞郁、金基德、李沧东等着名导演的作品为代表,获得第九十二届奥斯卡金像奖的奉俊昊导演,更是成为了韩国乃至亚洲电影导演的一颗新星,反观他的作品,动荡不安的历史环境和孤立无援的人物命运是韩国近代社会语境以及奉俊昊成长环境的折射。奉俊昊从初入导演行业的《白色人》《杀人回忆》,直至蜚声国际的《雪国和《寄生虫》。他的作品聚焦社会问题和权利社会的矛盾,他关注人的存在方式、揭露人性黑暗,通过对韩国社会的悲观主义影像书写,进而引发观众对人类存在状态、对人性的拷问以及对韩国现代社会弊病与历史遗留问题的深刻思辨。在这些表面看起来复杂的设计之下,隐匿着奉俊昊电影作品的存在主义倾向,与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命题所关注的人的主题不谋而合。他的作品中,身份的缺位与权利统治造就的痛感记忆,底层“他者”人物的生存窘境、“未解决”的结局策略、缜密的逻辑布局、精准的细节把控、“黑色幽默”“反类型化”“反乌托邦”等“奉式”独特的创作风格与存在主义中焦虑的孤独个体存在、上帝之死与超人哲学、向死而生的自我谋划、面对虚无的自由选择一脉相承。本文以奉俊昊电影为研究对象,立足存在主义视域下,分析其电影的主题、人物、情节、视觉（镜头、画面）、声音、审美价值呈现的影像表达特色。绪论部分主要说明本文研究的缘起以及目前的研究奉俊昊电影的现状,确定研究的方法。正文部分第一章从存在主义本身的发展和哲学主张溯源奉俊昊导演的成长背景以及主要的创作历程,挖掘其存在主义倾向的行程路径;第二章从其主题的悲情寓言属性、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群像和自由选择的行为分析,探索影片文本的内容选择特色;第三章具体深入影像细节,从蒙太奇手法、画面表达及声音的运用着手,分析其影像表达的独特性;第四章则是对其审美的存在主义表达特点做了具体的梳理,结语部分总结了存在主义视域下奉俊昊作品的影响。

赵蕾^[4]（2020）在《巴里·布鲁梅特传播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以美国当代修辞范式转型的代表人物巴里·布鲁梅特（Barry Brummett）传播思想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传播思想的产生背景、基本问题、核心理论与应用体系。在传播研究中布鲁梅特重视修辞的形式与功能,他重新阐释修辞经典,提出“修辞同源性”（Rhetorical Homology）理论,构建“修辞风格批评”（Rhetorical Style Criticism）体系,形成分析当代大众文化的传播学批判理论。布鲁梅特的传播思想独具特色,对传播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需要受到国内研究者的重视。本论文将研究对象分为三个问题逐一分析。一是布鲁梅特在传播研究中重视修辞的形式与功能,这种观点有怎样的理由、理论渊源与根据。二是以修辞形式为理论起点,布鲁梅特提出用于分析大众文化的“修辞同源性”理论,该理论具有怎样的内涵、结构与功能。三是基于修辞同源性这一修辞形式观念,布鲁梅特在重新阐释传统修辞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分析当代大众文化的“修辞风格批评”体系,这一批评体系包含了怎样的内容、结构与应用。本论文按照以上三个问题,对布鲁梅特传播思想进行溯源、阐释与分析。绪论部分阐述将布鲁梅特传播思想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对布鲁梅特这位处于交叉学科的传播研究者进行定位,并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论述本论文研究的必要性。论文主体分为布鲁梅特传播思想的产生背景、基本问题、核心理论、应用体系。第一章追溯布鲁梅特传播思想的产生背景,分析布鲁梅特在传播研究中重视“修辞”（Rhetoric）的原因。古老的修辞学与现代的传播学看似是相距甚远的不同学科,但是修辞学与传播学具有密切的关系,修辞学不仅是传播学的源头之一,修辞理论对当代传播研究仍旧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然而伴随媒介形式的转变,传统的以说服为核心的修辞范式早已无法应对当代实践需求,修辞出现范式与观念的变革。本章以此为切入点探索修辞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阐释传播研究中修辞的价值与功能。从修辞交际与修辞批评出发,本章从三个方面分析布鲁梅特传播思想的产生背景。一是回溯修辞交际的变迁历程,分析修辞范式转变历程。二是以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新修辞复兴运动为重点,梳理新修辞运动以来当代修辞范式的类型与功能。三是引入修辞批评的方法与原则。本章认为修辞交际是关于信息流通与意义生成的传播实践,修辞批评目的在于发现修辞交际中的修辞形式规律,为传播研究提供理论层面的借鉴。第二章分析布鲁梅特重视修辞形式观念的原因。“形式”（form）是布鲁梅特的传播思想的起点,也是其传播思想的基本问题。布鲁梅特的修辞形式观念源自美国修辞批评理论家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修辞理论。伯克认为形式观念是日常生活的基础思维方式,布鲁梅特从的文本、意义与话语三个维度,延续了伯克的形式思维,认为形式是修辞功能转变的原因,即当代大众文化的媒介形式变革影响修辞形式。修辞功能因此从劝服等传统功能拓展出认同、批判等新功能。他以当代大众文化场域为修辞情境,将社会现象视为文本,发掘意义生成的修辞机制,分析话语参与等修辞行动。第三章基于修辞形式观念,探讨布鲁梅特传播思想的核心理论“修辞同源性”的内涵、结构与功能。一是追溯修辞同源性概念的缘起、界定与目的。布鲁梅特的“修辞同源性”理论受到肯尼斯·伯克的“同质观”的影响。修辞同源性理论作为重视形式的“同质”观念,目的在于分析媒介文化中的认同问题,形成针对话语交往与行动参与的修辞机制。布鲁梅特发展伯克修辞思想,将同质观的应用场域从修辞交际,拓宽至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实践领域,以修辞风格为切入点研究认同问题。二是分析修辞同源性的结构、阐释原则与对传播研究的启示。布鲁梅特从文本、意义与话语等修辞维度对大众文化中存在具体的“同源形式”（homologous forms）这一传播结构进行规律总结。媒介细读（Media Close Reading）与修辞五元分析（Rhetoric Pendatic Analysis）是修辞同源形式的阐释原则。媒介细读基于传统“细读法”,发掘媒介文化中意义生成和受众认知机制。修辞五元分析原则在传统修辞五法与伯克动机五元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形成以揭示社会问题的形式规律为目标的阐释模式。三是本章将布鲁梅特传播思想与当代其他同样关注修辞与形式问题的传播理论进行比较,分析修辞同源性的独特价值与功能。布鲁梅特将尼尔·波兹曼、大卫·埃斯伊德等人的传播观点归纳为“媒介决定论”（Media Determinism）,认为这些当代传媒学者同样重视修辞与形式的作用。修辞同源性理论能够补充媒介决定论,即将当代复杂多变的媒介文化视为文本,注重内容、媒介与经验的修辞效果,通过寻找、分析具体的同源形式,分析修辞交际中受众的认同问题。第四章从“修辞风格批评”的理论演变、理论内涵与应用价值方面,阐述布鲁梅特传播思想的应用体系。一是追溯修辞风格理论的缘起与理论演变。本章区分日常生活中的风格现象、修辞理论中的修辞风格概念、归纳布鲁梅特提出修辞风格批评体系的缘由。布鲁梅特推崇风格研究,认为风格问题是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中心问题。随着传统修辞理论的现代转变与发展,修辞风格的概念与应用场域均发生了改变。修辞风格在概念层面,已经从用于语言装饰策略的文体学概念,拓展为代表个人与群体的特征的社会概念。在应用场域层面,修辞风格理论关注修辞受众的关系建构,从传统修辞学的劝服文本规则发展为能够分析日常生活的大众文化理论,修辞风格注重话语等形式因素与意义功能。二是总结并评价布鲁梅特修辞风格批评体系的应用场域、内涵与地位。修辞风格批评体系包括文本的首要性（primacy of text）、想象共同体（imaginary communities）、市场语境（market contexts）、美学理据（aesthetic rationales）和修辞同源性（rhetorical homology）五个内涵。修辞同源性为社会风格现象的分析提供修辞理性,文本与市场是修辞风格的修辞场域,受众与群体是风格的想象共同体。布鲁梅特重新解读传统修辞风格理论,形成一套基于修辞同源性的修辞风格批评体系,目的在于为当代大众文化批评提供修辞规则。在梳理修辞风格的观念变迁的基础上,本章认为布鲁梅特的修辞风格批评体系是修辞同源理论的应用拓展,是当代大众文化的社会批判理论,目的在于发掘受众的交际与认同规律。结语部分总结并讨论布鲁梅特传播思想的贡献与价值。布鲁梅特重新阐释传统修辞理论,发现修辞这一古老的学科在当下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中的重要价值。布鲁梅特从修辞形式与功能视角分析媒介文化中形式、受众、经验之间的关系。他继承伯克思想,将大众文化现象、受众的行为甚至动机、情感视为修辞文本,注重修辞在文化传播进程中的作用。布鲁梅特提出传播研究的修辞范式,构建修辞风格批评体系,创造性地将传统的应用于文学研究的“修辞批评”（Rhetorical Criticism）转变成能够运用于大众文化研究的方法。在传播研究中,布鲁梅特关注受众认同,将传统的应用于文学、演讲的修辞批评发展为能够分析当代受众认同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形成分析受众劝服、意义生产与话语权力机制的修辞批评范式,分析大众文化中意识形态与权力、地位与身份认同问题。与当代其他的传播研究相比,布鲁梅特的传播思想对当代大众文化秉承积极的批判态度,重视总结大众文化的形式规律,吸收交叉学科优势,从封闭的修辞理论体系走出来,创建开放多元的能够解读大众文化的修辞批评范式,形成分析与解决大众文化问题的批判理论,该传播思想与研究态度对我国传播研究具有观念、理论与应用方面的借鉴价值。

李小刚^[5]（2020）在《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文中研究说明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是20世纪美国首屈一指的表现主义戏剧巨匠、民族戏剧的奠基人和世界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一名多产的剧作家,他在近40年的戏剧创作生涯中,撰写了50余部剧作、大量的戏剧理论和诗歌作品,一生荣获四次普利策戏剧奖,并于1936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美国剧作家。他与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一起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三大剧作家;评论界称他们三人“共同将美国戏剧的重要性扩展到本国以外的天地,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当代剧作家提供了戏剧成就的标准。”[1]奥尼尔对于中国戏剧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他直接推动了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20世纪30年代他对中国戏剧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对洪深和曹禺两位大师戏剧创作的影响,80年代则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探索派”剧作家和导演的影响。因此,在当前中西跨文化戏剧交流语境下,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是极为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接受理论视角出发,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和影响的状况进行系统梳理和概括,重点探讨奥尼尔的《早餐之前》《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榆树下的欲望》《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以及《琼斯皇》《毛猿》《奇异的插曲》《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等表现主义剧作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以完整勾勒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升降起伏的接受轨迹曲线,展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接受、影响的全景式图景。全文分为五章,分别阐述奥尼尔其人其作、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等接受情况,以及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一章从比较文学流传学的角度研究“放送者”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历程。奥尼尔作为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由于其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身份,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社会文化当中,永远是一个游走于美国社会边缘的“他者”、忧郁的悲剧作家;他的戏剧创作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在创作中他充分吸收古代先贤哲思的营养,继承前辈的文学遗产和戏剧传统,在戏剧创作实践中充分运用表现主义戏剧手段来挖掘、表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思想、情绪和意念,凸显出人物内心世界表现上的巨大张力。第二章从译介学角度出发,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进行研究。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主要划分为四个阶段:20年代译介的序幕、30年代的第一次译介热潮及蓬勃发展阶段、40至70年代译介的低谷期、新时期以来奥剧译介第二次高潮及多元发展阶段。同时,本文对奥尼尔同一源语剧作、风格迥异的中译版本进行比照,以考察译者们所采用的殊异的翻译策略;阐明两次“奥尼尔热”期间,翻译界对于奥剧的翻译是以戏剧文学而非舞台演出为导向,其宗旨是仅将翻译的戏剧文本当作文学作品来赏读,而非当作剧场文本进行舞台演出。第三章主要阐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主要对奥剧研究形式的接受状况进行梳理总结。从历时角度考察,相似的是在3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奥尼尔热”期间,掀起了两次奥尼尔研究热潮;从共时角度考察,1980年代以来,随着“二度西潮”的兴起和国内、国际尤金·奥尼尔学界的交流与融合日趋频仍,奥尼尔戏剧研究逐步趋于精细化、纵深化、专题化和数据化;研究视角更加宽广,研究方法日趋丰富多元,并且呈现出向跨学科、跨文化视角转变的态势。学界从多角度、运用多方法对奥尼尔及其剧作进行深度开掘和现代阐发,标志着中国的奥尼尔戏剧研究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第四章集中阐释奥剧在中国的搬演情况,主要从演出概况、导演构思及舞台呈现三个维度出发,重点考察新时期以来奥剧如《榆树下的欲望》和《安娜·克里斯蒂》的话剧改编演出和戏曲移植性改编演出概况;同时观照奥尼尔其它经典剧作《早餐之前》《天边外》近年来在中国的演出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奥尼尔及其剧作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和舞台接受状况。第五章深入探讨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奥剧的译介、研究和舞台搬演呈现出的是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整体接受状况,那么在此接受的基础上,奥尼尔戏剧必然会对中国戏剧尤其是对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80年代是中国戏剧现代性转型再度勃兴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对“探索派”剧作家李龙云和李杰戏剧创作的影响,尤为集中地体现在李龙云的《荒原与人》和李杰的《古塔街》对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手段的创造性援用和创新性发展之上。

赵祥慧^[6]（2020）在《论贾平凹的神秘书写》文中研究指明在不同的时代对神秘主义有不同的阐释,但众多学者、评论家以及文学创作者对神秘主义的描绘都离不开“人”、“宇宙”、“生命”、“自然”这四个核心词汇。“神”是对万物的超越,这种超越使得“神”具有了生命之美和万物之妙。“神”是对造物主的直呼其名,是无限的生命象征,扞卫着宇宙的神圣和生命的尊严。神秘主义在原始社会是一种生命主义,在现代社会则是一种人文主义。神秘主义的核心是“人”,关注的是人如何在吉凶祸福中自处,即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贾平凹自1980年创作《七巧儿》《野火》《厦屋婆悼文》等文以来,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神秘世界。《火纸》《龙卷风》《古堡》《佛关》《遗石》《太白山记》《白夜》《秦腔》等既是具有神秘主义气息,也是具有审美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佳作。贾平凹的神秘书写,在内容上呈现为超自然的万物、超常性的人物形象以及超现实的文化,这三个内容共同指向“天人合一”。对超自然万物的书写,是贾平凹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注;对超常性人物的书写,体现着贾平凹对乡土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对超现实文化的书写,则是他对传统文化的记录与传承。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梦、白日梦（幻觉）、神话以及超时空体的建构。梦、幻觉、神话、时空都是叙事学中的范畴,贾平凹对梦境的营造、对人的超验性的幻觉的书写、对神话的借鉴、对神秘的超时空体的建构,既是他为了消除散点透视写法可能产生的枯燥乏味感所进行的艺术尝试,也是他对小说创作形式的探索与创新。贾平凹神秘书写的内容与形式相辅相成,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如同目连戏般阴阳不分、台上台下不分、历史现实不分、文本内部与外部不分的文学世界。这个文学世界里有乡土社会的生老病死、祭神求雨、节日庆典、婚丧嫁娶、驱魔消灾等充满神秘气息的日常生活。贾平凹的神秘书写也给读者和评论者带来了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文本的审美感受:众多的意象建构、以实写虚的手法以及“留白”美使得贾平凹的神秘书写具有了空灵的意境美;对人事物极具生命力的书写,对人事物的协调等实现了其文学世界的气韵生动;各种神秘人事物所营造出的奇趣和谐趣美则消解了散点透视式的叙述所可能产生的枯燥乏味感,提高了贾平凹作品的可读性、趣味性。无论在原始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人”始终是神秘主义关注的中心。文学是人学,贾平凹神秘书写的核心也是“人”,他通过神秘书写实现了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

孔瑞^[7]（2020）在《山姆·谢泼德戏剧的创伤叙事研究》文中指出山姆·谢泼德（Sam Shepard）是美国当代戏剧界重要戏剧家之一,他自20世纪60年代涉足剧坛,戏剧创作生涯一直贯穿到21世纪,一生共创作50多部戏剧。谢泼德通过戏剧的创伤叙事言说身心痛苦,肩负社会责任,反思历史灾难,践行创伤见证,寻求疗愈途径。创伤叙事源于对历史长河中芸芸众生悲剧性生命存在的关怀和悲悯,以总结反思灾难之后的经验教训和探寻疗愈创伤之道为使命。基于此,从创伤叙事视角研究谢泼德的戏剧作品可以说是基于对于生命的热爱和尊重,对人类社会道德和情感伦理的关注,以及对探寻疗愈创伤之道的使命和责任。本研究以谢泼德戏剧的创伤叙事为研究对象,探究创伤叙事视域下谢泼德戏剧中的主题内容、人物形象、文本特征以及舞台艺术等,创伤叙事既是戏剧主题思想和人物言说的表现内容,也是戏剧文学和舞台演剧的艺术手法,这四个方面错综交织,相互作用,交相辉映,共同成为构建谢泼德戏剧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的重要要素。本研究首先基于发生学理论探究谢泼德戏剧创伤叙事的创作成因,即戏剧家和戏剧的创伤叙事之间的关系。继而从家庭、历史和文化三个主题维度研究谢泼德戏剧中的创伤叙事内容,家庭创伤主要包括伦理关系异化下的亲情创伤,家庭男权暴力下的女性创伤,以及孤独漂泊旅途中的失家创伤。同时谢泼德在戏剧中将宏大叙事与个体创伤相结合,关注殖民扩张、西进运动、工业现代化、移民大潮等历史创伤主题,以批判、反思和冷峻的风格践行创伤叙事的艺术见证功能。文化创伤主要从战争创伤与英雄主义的悖论,创伤悼歌与政治批判的交响两方面分析谢泼德戏剧中的战争书写和恐怖袭击。家庭创伤展馆中的沉沦堕落的父亲、疏离冷漠的母亲和暴力怨愤的儿子成为典型家庭人物群像,不同家庭戏剧人物在叙事中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角色叙事功能。谢泼德以幽灵形象承载人文关怀和社会批判,赋予与幽灵人物身份相配的行动特权,幽灵人物具有干扰叙事进程的身份功能。无论是创伤主题的表达,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必须依托戏剧家高超的文学手法和舞台艺术。谢泼德在戏剧中精心部署戏剧文本结构,运用互文本和元文本的跨文本叙事特征来升华创伤主题,丰富人物形象,拓展表征创伤层次。同时谢泼德运用语言的意绪言说和幻想文本来模拟创伤记忆,凸显创伤心理和焦虑情绪。谢泼德戏剧魅力不仅在于戏剧文本中内涵深刻的文学性,更是从文本到舞台,从案头到演剧,展现了意象丰饶、诸感通汇、声光交融、引人入胜的舞台演剧效果。谢泼德运用丰富的舞台意象外化人物内心创伤,用看得见的道具象征看不见的创伤心理。同时,谢泼德通过舞台演剧艺术来丰富渲染创伤氛围,增强舞台上声、光、色的感官刺激,直接抵达观剧者感官功能,引起强烈共鸣,激发观众思考。谢泼德还设置意蕴丰富的舞台场景来隐喻创伤,彰显戏剧形式独特的舞台表现力和剧场艺术魅力。本研究不仅有益于丰富戏剧艺术美学研究,更有益于激发对于人类苦难生命和生存境遇的思考。

位涛^[8]（2020）在《自然作为德性之源 ——基于目的论的柏拉图教化哲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探索自然已经成为了人类永恒的话题,自然的不断揭密使得人们足以相信（自然）科学技术能够给予人类幸福生活以最大的保证。伴随着科技进步而来的是人类理性（智）的“膨胀”和对自然的“控制”欲望,当自我理性成为我们生活和探索的唯一基础之时,其结果就是人的生活缺乏对更高（自然）原型的关照。也即人类的教化——通过“摹仿”原型来化育自身的活动所企及的高度的降低,同时这也意味着人的德性的平庸。或者说,正是由于整体性的“自然”从人类生活中的隐退,使得理性对“自然的物”的探索成为主流,人类追求卓越的教化之路被掩盖在物质欲求的满足之中。这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自然、德性与教化之间的关系,而其前提就是回到它们之间发生联系的初始性境遇之中。通过回溯我们发现,古希腊教化世界的演变正是人类理性不断觉醒,对更高意义上的、整体性的自然的观看,逐渐被人类理智和技艺的“控制”所取代的过程,而人类所创造的技艺世界却并没给个体的心灵秩序以及生活带来持续和稳定的意义,人的卓越被“误导”和消解,以至于平庸。面对这些问题,柏拉图做出了他的教化性的回应,而这种回应无疑对于当今我们的思考具有某种价值。在柏拉图的教化哲学体系中,整体性的“自然”充当了个体德性养成的根基,且自然的整体目的（善）使得个体人性的卓越体现于整体的生活之中,个体超越性的“整全成人”得以可能。他以宇宙论作为人的德性养成的背景和依据,以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深刻认识来作为教化的起点,并通过对城邦的自然的理解来认识人的教化的现实空间。在他的理解中,所谓的整体自然即是人——城邦——宇宙的一种整体性秩序,而人的德性就体现在对这种秩序的认识和理解所带来的个体灵魂秩序的和谐——“自然作为德性之源”。同时,凝聚和联结这种秩序的纽带就在于超越性的自然目的——善的理念成为个体在对自然的追问中寻求德性的价值引领。也即,柏拉图以目的论使得人的德性的养成既关注了自身的自然（有限性）,同时也关照到那些神圣性的宇宙自然目的,使人的教化成为一条贯通整体性自然的道路。在具体的教化路径中,他首先从对人的自然的教化开始。通过对人的身体的诗歌和体育的训练,使得个体的灵魂具备初步的秩序性,在此基础上提升个体的身体性的德性;接着,通过理智性科目的引导,使得个体不断超越其有限性。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理性逐渐养成,对宇宙自然秩序的认识逐步清晰,理智德性不断增长,也使得个体灵魂的秩序与宇宙的自然秩序建立起了有意义的联结,灵魂不断上升;最后,通过哲学的学习和训练,使得个体灵魂超越身体性的束缚,而上升到善的理念关照之中,个体沉思性的德性得以养成;同时,个体的教化还有一个下降到现实城邦之中的过程,也即不断实现城邦秩序的和谐。这条教化之路最终的目的即是以个体的“灵魂之旅”把人的自然,城邦自然与宇宙自然贯通起来,从而实现个体德性的完善以及整体自然目的完成,使人成为一个基于而又超越“可朽”的身体自然,同时灵魂高贵、不朽的存在。由此,柏拉图通过对“自然”的追问建立起了一种整体性的德性之教的体系。在这种教化哲学中,个体的成长本身即是人的自然性（人性）的“生长”,一种灵魂中美善的引导和引发——灵魂秩序的不断和谐体现了人在整体宇宙运行之中的德性,是一种“人性”的教化。同时,人的自然通过与整体自然的关联与秩序的协调而超越了其有限性,从而实现了立足于自身自然,在整体自然目的关照中的人的卓越之路。在对终极目的——“善”的追问中,人的自然根基与神圣性同时显现在德性养成之中,无疑这是柏拉图所给予我们现时代教化的最大启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解决现时代的教化问题需要不断反思他的道路。

张津津^[9]（2020）在《格雷厄姆·格林独特的荒诞性体验与小说创作》文中认为格雷厄姆·格林（1904-1991）是20世纪英国最重要、最受读者欢迎的文学家之一,创作了体裁众多、数量丰富的文学作品,尤其以长篇小说闻名于世。格林是诸多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在小说中以编年史家的姿态书写,留下了关于人类罪恶与苦难的深刻印记,启示了在荒诞的世界中获得救赎的可能,他富于严肃哲理性和通俗趣味性、带有生动想象力和深厚历史感的小说对英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荒诞是20世纪西方文学总的特征之一,但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法、德存在主义理论及其衍生的文学作品,对于英国文学中的荒诞谈论不多。荒诞作为格林小说的重要主题在他的小说中反复重现,是解读格林小说的重要路径,通过对格林小说的研究也可以深化对荒诞的认知和理解。本论文即试图从“荒诞”这一角度透视格林及其作品,对格林的生平和作品的意义作出恰当的阐释。全文共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绪论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国内外格林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并对其中的代表性成果进行分类综述,继而阐述研究的意义和应用的方法。研究意义在于既可以丰富国内格林研究的维度,又能加深对西方现代文学,特别是荒诞文学的认识。研究方法以文本细读法为主,以荒诞的哲学理论、文学理论以及发生学、阐释学等方法为辅。在第一章中,厘清了荒诞的概念,从历史文化背景和荒诞性生命体验两方面阐述格林小说荒诞意识的基础。首先,通过追溯起源和用法,梳理内涵流变,分析荒诞所包含的深刻意蕴,界定本文所要论述的是生存意义层面上的荒诞。其次,说明格林所处时代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两次世界大战,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混乱,让人类陷入前所未有的荒诞境遇,作家们如何对这个荒诞世界作出回应。再次,格林早年经历导致自我心灵分裂,造成成年后不忠的信仰和辩证的思想,在多维的身份间逃避,格林无法跳脱时代共性,成为书写荒诞的作家,这些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笔下的人物。第二章围绕格林小说创作的荒诞性主题阐述其形成原因和具体呈现。首先,分析主题的成因。一是植根于文学传统,通过改写和重述与经典形成互文关系。二是受到国际政局影响,紧密结合政治事件,用宗教视角反观人类行为。三是源于私人阅读兴趣,继承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遗产,双方参与了主题的塑造。其次,论述主题的呈现。一是潜意识层面,描绘人物的童年和梦境,以折射西方文明的致病情境,从中寻找荒诞的根源和解决之道。二是信仰层面,有罪的圣徒试图用信仰克服荒诞,使存在变得有意义,但又不可能得出确定的意义。三是文明层面,借助非西方的“他者”来审视西方的“自我”,发现“自我”是失落的,“他者”是凋敝的。第三章以荒诞为中心,从人物、环境、主题三个方面阐述格林小说的艺术特色。一是人物方面,格林小说的主要人物是处于悖谬状态的边缘人,表现为孤独无助的失父者,由于对某种信念的信仰,在极限境遇中会转变为主动承担责任的反英雄。二是环境方面,“格林之原”是一个堕落而绝望的空间,具体表现为艾略特式的“荒原城市”和康拉德式的“边缘世界”,身处其中的人孤独而矛盾。三是主题方面,格林式荒诞的主要形式表现为悖谬,寓于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小说中,呈现出矛盾对立统一的样态,同时思想上宗教与荒诞之间相互消解,形式上严肃与通俗之间完美平衡,也有助于这一主题的呈现。第四章从严肃与通俗、政治与审美、现实与梦境三个维度阐述格林小说创作中荒诞的独特性,并从文学史叙事的角度指出格林小说创作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格林的小说创作兼顾严肃主题和通俗结构,坚持政治书写,也不放弃对审美意蕴的追求,通过展现现实和梦境、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交汇融通,深层次挖掘人物心理,并预示了人物的悲剧命运。格林从荒诞文学的脉络中,积极汲取不同风格和流派的长处,既有参考和借鉴,也有突破和创新,这种融入了自己生命体验的文学创作,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和深度。因而决定了格林小说在具有文学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同时,也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格林的荒诞文学书写的特殊性在于,格林本人就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他的小说是他生平经历的映射,由多种复杂元素形成的有机融合。格林提出的超克荒诞的办法带有空想色彩,但是他的小说在文学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姜欣言^[10]（2020）在《日本战后派作家安部公房个体本位倾向研究 ——论《砂女》对存在主义的诠释》文中研究表明安部公房（1924-1993）,是日本当代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现代派作家,是第二代战后派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他对战后日本文学总体成就的贡献是卓着的,对自上古以来一千多年日本文学史发展、演变与创新力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安部公房在他的青年时期,接受了西方现代哲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因此他选择以怪诞、超现实的前卫手法进行文学创作,他将观察生活的目光和文学创作主题投向了现代城市社会,聚焦于现代城市社会中,人们普遍存在的生存处境、心理问题与精神困惑,主导了日本文学向内转的趋势和潮流。新颖独特的表现形式和先锋、前卫、具有挑战性的思想内容,确立了具有安部公房个人特征的写作风格,由此打破了日本从江户时期以来的细腻婉转地记录生活的文学传统。他的文学创作从20世纪40年代末贯穿至90年代,时代背景上,从战后日本社会的混乱,经济腾飞,稳步增长,一直持续至80、90年代的停滞期,深刻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们所普遍面临的孤独、空虚、脆弱、自我认识危机等现代性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深刻而独特。50年代的《赤茧》《墙壁》,60年代的“失踪三部曲”,70年代的《箱男》《密会》,80年代的《方舟樱花号》,都深刻地探讨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关系等现代社会具有普遍性的哲学以及人文社会命题,深刻地表现了们生存外部现实的恶劣与残酷,人们内在精神现实的饥饿感、疲惫感、绝望感;徒劳感、监禁感、自我意识的危机;孤独、彷徨、而又无力抗争等,体现了安部对“边缘他者”、“自我意识”以及“心灵创伤”等生存本位性问题的关注。《砂女》是一部充分体现安部公房文学风格及文学成就的代表作。以其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主题意蕴的鲜明、独特而深刻的表现赢得了世界范围内大批读者的喜爱和赞誉。由于安部的文学作品在我国译介的时间较晚,所以相比大江健三郎、三岛由纪夫、村上春树等日本作家,安部文学在我国的研究也并没有得到全面展开,因此研究安部公房的经典代表作品和他的存在主义文学观都具有积极意义。受萨特、海德格尔等西方存在主义学者的影响,安部的文学具有浓厚的存在主义色彩。《砂女》作为安部文学转折期和成熟期的代表作品,反映了他对高度发展的都市社会中个体生存的关心,通过刻画主人公生存处境来揭示社会的荒诞性,从而进一步的思考如何在社会中存在和如何寻找自我意识等问题。本文是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在绪论中,首先,介绍了安部公房以及他的代表作品;其次,收集并分析了国内外关于安部公房的研究综述;最后,结合研究现状提出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正文由四章进行论述。第一章主要从安部公房的生平事迹入手,将他的曲折漂泊的人生经历结合日本战后社会背景和文坛状况以及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从安部公房自身出发结合客观现实分析安部公房对存在主义的接受情况。第二章重点探究代表作品《砂女》中安部公房的从个体本位出发的存在主义,接受了西方存在主义的安部并没有完全的利用存在主义理论去支撑他的文学创作,再结合日本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安部通过自己对存在主义的理解形成了他东方视域的存在观。在《砂女》中安部试图通过主人公心理变化和行为的改变等一系列变化轨迹,来阐释现代社会中蕴含的生存危机、自我认同危机以及对自由的剥夺,以此来呼唤人们的自我意识并且进行自由的选择。第三章对比日本私小说的文学传统分析安部公房对萨特文学理论中“介入文学”和“境遇剧”理论的接受。突破日本文学传统中的私生活表象化特点、超现实主义的变形手法的创作手法,也构成了他个人化的文体风格。这样的艺术创造形式,使得安部突破了传统文学的束缚,第四章从安部文学的时代共鸣和存在主义的现代性影射,进一步论述安部对日本文学以及日本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肯定安部公房的世界性写作特色和在日本文学发展上做出的承上启下的贡献。

二、戏剧应该关注人的生存状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戏剧应该关注人的生存状态（论文提纲范文）

（1）存在主义视角下宁浩电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透过人情和人性揭示社会人生意蕴——当代澳门话剧创作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存在主义视域下奉俊昊电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巴里·布鲁梅特传播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6）论贾平凹的神秘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7）山姆·谢泼德戏剧的创伤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自然作为德性之源 ——基于目的论的柏拉图教化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格雷厄姆·格林独特的荒诞性体验与小说创作（论文提纲范文）

（10）日本战后派作家安部公房个体本位倾向研究 ——论《砂女》对存在主义的诠释（论文提纲范文）

四、戏剧应该关注人的生存状态（论文参考文献）

• [1]存在主义视角下宁浩电影研究[D]. 魏建强.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2]透过人情和人性揭示社会人生意蕴——当代澳门话剧创作思潮研究[J]. 江萌,胡星亮. 中国文艺评论, 2021(04)
• [3]存在主义视域下奉俊昊电影研究[D]. 钟智.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4]巴里·布鲁梅特传播思想研究[D]. 赵蕾. 山东大学, 2020(01)
• [5]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D]. 李小刚.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6]论贾平凹的神秘书写[D]. 赵祥慧. 长沙理工大学, 2020(07)
• [7]山姆·谢泼德戏剧的创伤叙事研究[D]. 孔瑞.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8]自然作为德性之源 ——基于目的论的柏拉图教化哲学研究[D]. 位涛.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9]格雷厄姆·格林独特的荒诞性体验与小说创作[D]. 张津津.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10]日本战后派作家安部公房个体本位倾向研究 ——论《砂女》对存在主义的诠释[D]. 姜欣言. 沈阳师范大学,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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