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中国近代银行的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徐昂[1](2021)在《清代末期国资控股银行章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代末期国资控股银行的章程对近代中国银行制度的发展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影响。本文综合研究了户部银行、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章程的形成背景与过程,指出清代末期国资控股银行体现了银行制度从个案文本向国家制度层面的发展,开启了国家金融治理的现代化,为近代中国金融制度建设提供了法治基础和实践经验。本文进而从股权结构、治理结构与业务经营(金融职能)三个层面,对三家银行的制度章程进行比较分析,研究银行制度的特征和异同,分析在政商关系下国资控股银行产生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影响。
陈昭,邓颖杰[2](2021)在《近代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估算及其影响因素研究(1887-1936)》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中国货币供应量等与货币有关的数据,是分析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货币传导作用的重要基础。本文根据货币乘数公式,在罗斯基教授和刘巍教授估算的货币供应量有关数据的基础上,补充了1887-1909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使近代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样本长度达到50年,并且根据货币层次的划分对估算结果进行了验证,确保所估算的数据有较高的可信度;分析相关要素对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作用机制,并通过建立模型,实证研究了相关要素对1887-1935年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本文认为,通过货币乘数公式中的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等数据得出的1887-1909年的近代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数据是可靠的,并且影响1887-1935年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因素主要有:出口、华侨汇款、国际银价以及经济景气程度。
康丽娜[3](2021)在《文明交往视阈下的布哈拉汗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亚地区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且地处欧亚大陆的通衢之地和各大文明交汇之处,毗邻中国、俄罗斯、伊朗、阿富汗等地区大国或形势动荡之地。近年来,随着中亚地区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据着愈发重要的地位,世界各主要行为体高度重视并积极扩大自身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自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首先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中亚地区的关注急剧上升,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领域。不过,我国在中亚各国的政治体制、外交政策、军事安全、经济合作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而对历史、文化等议题的研究非常有限。一直以来,有关中亚文明史的研究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薄弱领域。本文从历史学角度出发,采用文明史的研究路径和区域史的叙述框架进行写作。从理论分析来看,本文的研究立足于中国自己的世界史学派——文明交往理论,从而有助于在国际学术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加强话语权。因此,本文以布哈拉汗国(以下简称“汗国”)为研究主体,围绕制度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四个方面,对近代中亚地区内、外交往的背景、历程及影响进行系统论述,进而深入探讨中亚近代文明的形成原因、发展规律和演变特点。布哈拉汗国史是研究中亚近代文明史的重要内容。本文从文明交往的视角出发,主要论述布哈拉汗国的历史演变,并试图揭示中亚近代文明形成和演变的动因、规律和特点。全文由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构成。绪论部分说明选题背景和意义,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目标与方法,指出创新之处与重难点,并对文明交往与中亚近代文明史的特点加以阐释。第一章概述了汗国的文明交往变迁史。布哈拉汗国国祚400余年,历经昔班尼王朝、扎尼王朝和曼格特王朝的更迭,其历史进程与中亚近代史基本同步。16世纪初,在成吉思汗后裔昔班尼的统帅下,乌兹别克游牧民南下河中地区建立布哈拉汗国。自19世纪开始,封闭且落后的汗国在曼格特王朝的统治下逐渐成为英俄在亚洲争霸的焦点。最终,俄国于1868年彻底征服汗国,使之沦为自己的附属国。总之,布哈拉汗国经历了兴盛、发展、衰落、沦为俄国附属国的历史变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中亚近代史的演变规律。第二章分析了汗国制度文明交往的特点及演变。本章主要从政治军事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三个方面来解读汗国制度文明的特点。汗国的制度文明经历了继承、融合、形成和完善的演变过程,以传统伊斯兰国家的制度为根基,借鉴游牧帝国的管理体制,因地制宜,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推动中亚近代制度文明的建设。第三章论述了汗国物质文明交往的曲折性和进步性。首先阐述了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因,然后分别探讨了农业经济的转型、工商业及贸易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变化等问题。一直以来,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往贯穿于整个中亚文明史进程,是中亚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力。另外,俄国的统治也是包括布哈拉汗国在内整个近代中亚社会经济变革与发展的催化剂,致使汗国的社会经济发生根本性变革。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汗国社会经济领域的渗透,导致汗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传统的宗法制和自然经济体系逐渐瓦解。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讲,汗国的社会经济实现了跳跃式发展。但就本质而论,这种发展是以俄国殖民掠夺为前提的。第四章阐述了汗国多元宗教文化的融会与变迁。布哈拉汗国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其主导文化是以苏非主义为特征的伊斯兰文化。自古以来,中亚地处欧亚文明的核心地带。在中亚文明交往史上,中亚地区曾多次遭受异族入侵,甚至还有的民族在这里建立过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这种频繁的入侵与外族统治却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诸多不同文明在中亚的交往。因此,在保持自身文明特色的同时,中亚文明还不断学习、吸收和融会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文化是文明交往的重要标尺。随着近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布哈拉汗国的文化也随之衰败。然而,从微观层面来讲,由于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汗国的文化变迁既有发展与繁荣,也有停滞与衰败。第五章探讨了汗国对外交往的背景和进程。首先简要介绍了汗国对外交往的背景。然后重要论述了汗国与俄国之间的关系演变,从平等外交过渡到不平等外交再到附属关系的彻底转变。最后讨论了布哈拉汗国与周边的希瓦汗国、浩罕汗国、波斯、印度和奥斯曼帝国的广泛交往。总之,布哈拉汗国的对外交往具有明显的地缘特点,暴力与和平两种形式交替展开。汗国的对外交往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也更加丰富了中亚近代文明史的内容。结语部分对全篇进行总结,从文明交往论的角度出发,指出布哈拉汗国历史演变主要取决于生产力、地缘、宗教和国家四大因素。生产力是人类文明交往的根本动力。中亚地区没有适宜发展社会经济的环境和条件,落后的生产力导致布哈拉汗国最终被俄国所占领,其历史命运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明交往的一个重要地区。以布哈拉汗国为代表的近代中亚地方政权依旧受制于地缘因素,其历史演变始终与大国命运息息相关。中亚地区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近代中亚的宗教中心,布哈拉汗国的宗教价值系统带来的强烈文化政治归属性始终贯穿于其历史进程中。一直以来,中亚地区少有形成长期稳定且人口众多的大国,近代诸汗国并存的局面从整体上削弱了中亚的实力。再者,布哈拉汗国的历史演变对中亚文明交往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宗教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较完整地保留和传承了中亚传统的伊斯兰文明体系;从民族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是今天乌兹别克民族的文明生根之地;从对外文明交往而言,布哈拉汗国体现了中亚文明交往的多元融合属性。
吴健[4](2021)在《严信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康绍楠[5](2021)在《天津近代建筑外部装饰艺术的创作思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主义使世界各地的建筑由地域性的“民族化”逐步走向“国际化”。当代天津也充斥着现代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九国租界的地域特色正逐渐淡化。新时期背景下,找回即将失去的地域特色,对当代天津城市风貌的特异性发展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天津的近代建筑外部装饰因特殊的历史原因导致其汇聚了不同国家、不同风格流派的建筑特征,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论文希望通过研究天津近代建筑外部装饰艺术的创作思维,为天津的地域特色回归提供可借鉴的素材。论文将形式逻辑推导作为主要研究办法,以“概念构建——形式与内容——分析内涵——天津近代建筑遗产外部装饰的应用为研究脉络。将天津市政府认定的“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作为研究对象,从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背景下建筑外装饰的发展历程为切入点,对天津现有近代建筑遗产外装饰的装饰形态、形式语言表达进行整理归纳,探索天津近代建筑遗产外装饰的空间组合、协调因素及民族文化呈现方式。最后将五大道内的一个旧厂房作为尝试改造的对象并从中总结经验。论文预计取得以下创新成果:1.天津近代建筑外部装饰呈现出中西结合的特征是受时代背景与地域特点影响的必然结果。它已然成为天津地域特色的一部分,应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它并有选择性的将其发扬传承。2.天津近代建筑外部装饰艺术这种运用同类型装饰构件交替混用的创作思维在当代天津老旧小区的改造设计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3.通过天津五大道内一个旧厂房的改造,总结历史建筑装饰符号在当代建筑改造上应用的经验,以期为天津旧小区建筑外立面改造以及新地标性建筑的设计提供可借鉴的设计资料与文案资料。
杨祺[6](2021)在《天津近代建筑装饰文化符号整理与应用研究》文中认为天津近代在九国租界的背景下,建筑思潮和文化意识发生了剧烈的碰撞,建筑装饰也呈现出的风格融汇、中西混合的文化特点。从建筑装饰符号的审美、形成规律的角度去研究天津近代历史风貌建筑,不仅建立和完善了天津建筑装饰艺术的数据资料,同时也整理提取了天津城市建筑的装饰属性,探索未来天津城市地域性特征的显现方式。同时,论文为响应和加强当代天津城市新旧建筑风貌统一,配合老旧小区改造,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将天津近代建筑装饰符号的演变规律和艺术内涵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以艺术设计学作为理论基础,结合建筑符号学、审美心理学等理论进行交叉学科的综合研究。通过采集、拍摄、测绘天津近代建筑装饰,整理归纳天津近代建筑装饰文化符号图样,结合其形成规律和特征进行演变,将天津城市老旧小区外立面装饰改造作为设计实验对象,为天津市未来地域性城市建设提供可借鉴的参考。在此基础上论文通过四个主要章节进行了阐述和分析:1、天津近代的历史风貌建筑是天津现代城市特色构建的基石,天津近代建筑装饰是构成了建筑的特色形式的核心,因此通过前期的调查和走访,收集了1860-1949年间天津各处近代建筑风貌的实例共计161座,建筑群7个,整理现存的主要装饰风格流派,分析装饰文化特征中包容和创新的多元化特点。2、在天津近代建筑装饰中,有西方传统装饰符号、中国本土装饰符号和折衷主义装饰符号三大经典的装饰符号类别。通过对西方传统装饰符号的经典装饰纹样、比例结构、墙面饰料的装饰符号整理;对中国本土砖雕装饰、木雕装饰、石雕装饰和彩画装饰整理;折衷主义门窗造型和屋顶造型整理,分析演变规律,整理了典型的装饰文化符号造型。3、分析论述了装饰再利用创作中的符号思维,并遵循建筑装饰再利用的原则,在典型的装饰文化符号基础上通过选择原型、抽象化概念处理、变异延伸三个步骤进行一些处理,以适应当代老小区建筑外立面的使用。4、以五大道长沙路老小区为设计实践对象,进行外立面的装饰改造,设计能协调历史风貌建筑和现代建筑并适应当代天津城市的建筑外装饰,为当代天津老旧小区立面改造提供参考借鉴的思路。论文对天津近代建筑的装饰文化符号进行了分类的整理,在总结其艺术特征和形式下,通过其规律衍生出新装饰符号,目的在于以此对天津未来城市特色的保护和改造提供思路和借鉴。
荣晓峰[7](2021)在《近代天津银两制度研究(1860~193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天津银两制度经历了一个由贸易而兴盛、由战争而变革调整、由政府强力废除而解体的过程。开埠之后,在国内外贸易的推动下,天津银两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在实银两制度层面,从开埠前各种银锭混用的状态演变为以化宝银为主的实银两体系,炉房建立起由其主导的改铸制度,19世纪末天津出现了由改铸制向公估局制的演进趋势,但由于炉房阻碍而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在虚银两制度层面,库平银和关平银构成天津官用银两的主体,民用银两呈现出明显的整合趋势,行平和公砝平成为主要的银两平砝,992成色成为化宝银的标准成色。行化银产生并发展为天津的标准银两,成为与上海规元银、汉口洋例银并行的国内三大虚银两。以银两票和银两拨码为主的银两信用制度形成,银两票主要由天津钱局银号等传统金融机构供给,信用稳定且流通广泛,但受到外国银行纸币的冲击。拨码制度便利了钱业资金清算,扩大了银号信用,是近代中国极具地方特色的票据清算制度。“庚子事变”对天津银两制度产生重大冲击,战乱对天津经济社会产生严重破坏,白银严重匮乏,金融秩序紊乱。天津相继爆发两次规模较大的银两货币危机即“贴水风潮”和化宝银危机,银两货币在信用货币和实体货币两个方面都受到冲击。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天津银两制度发生重大变革与调整。首先,实银主体发生变化,化宝银遭遇信用危机而被停止铸造,被白宝银取代退出货币市场。其次,关平银制度出现调整并导致关税补色风波。第三,天津的银锭保证制度正式由改铸制演变为公估局制,天津众商公估局终于成立,但发挥作用有限,由于外国银行低色化宝的公估重铸问题而引发风波,中外各方力量为维护自身利益展开激烈博弈,最终形成损害天津银钱业利益的方案而解决,公估局制度也得以巩固。第四,银两信用制度发生变化,天津银钱业发行的银两票遭遇严重信用危机,外国银行趁机大量发行银两票以控制货币市场,货币主权进一步丧失。天津拨码制度也同样遭遇危机,在经历短暂的废止后又重新恢复。民国之后,天津银两制度进入衰落期。银元在天津经历了以外国银元为主演变为以中国银元为主的过程。废两改元在天津经历了较为充分的酝酿,天津银行公会积极推进币制改革,推广孙像银币的使用。银行与钱业合组公库共同应对银元过剩危机,积极参与财政部开展的币制调查并提出中肯建议。1933年在国民政府的推动下,天津有力地执行了中央废两改元的决议,关平银和行化银先后被强力废除,天津银两制度最终解体。天津银钱两业多次向财政部申请重开天津造币厂以缓解银元短缺问题,但遭到拒绝。炉房和公估局在天津并没有立刻消亡,直到1935年才被勒令关闭。天津拨码制度转变为以银元记值而继续运行。废两改元对天津货币金融市场产生重要影响,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金融机构也发生深刻变化。国民政府掌控的中央银行在金融领域的统制力继续增强;天津银号代表的传统金融势力虽然损失部分利益,但整体并未受到严重影响;华商银行代表的新兴金融势力摆脱钱业的束缚,力量进一步壮大;外国银行势力遭受一定打击,丧失了部分金融市场的主导权。近代天津的银两货币是在实银两基础上形成的复杂货币体系,整体呈现出由金属货币向信用货币演进的特征。通过信用扩张机制,发展出银两票、银两拨码、银两支票、银两汇票等信用货币形式,并承担不同的货币职能。天津银两票的发展总体呈现出外国银两票对本国银两票的“货币替代”特征。银两制度是近代天津金融市场建立的基础,行化银在近代天津洋厘市场、国内外汇兑市场和票据清算市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天津的同业拆借市场也是在银两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外金融机构在天津银两制度的型塑中发挥了不同作用,传统金融机构、外国银行和华商银行分别扮演了银两制度的主导者、改造者和“终结者”的角色。近代天津的银两制度是在钱局、银号、炉房、公估局等传统金融机构的主导下构建起来的;外国洋行和银行推动了银两制度的改造,并成为实际操纵者;华商银行势力不断扩大,并最终在政府的支持下实现了币制变革。银两制度对近代天津经济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银两制度在推动天津北方经济中心地位形成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行化银对银两货币的统一促进了天津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银两货币为基础的洋厘市场、国内外汇兑市场、拆借市场和拨码制度的构建又便利了商业和贸易的开展。另一方面,银两制度的不完善、“两元并用”的格局以及银两制度在全国范围的不统一对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增大了市场交易成本。银两制度呈现出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特征。以库平银为主的官用银两体系支撑着王朝政权以及直隶和天津府县各级衙门的运转,银两制度也被打上了封建时代的烙印。外国势力通过对银两制度的改造和利用,逐步渗透到天津的贸易和金融领域,以达到其操纵和控制天津经济的目的。银两本来为我国的主权货币,但在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之下,却逐步成为了它们控制中国经济和金融命脉的工具,这是银两货币主权丧失的表现,也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在货币制度中的真实写照。本文在近代中西交汇影响的历史背景下,将微观和宏观分析视角相结合,既深入微观层面剖析近代天津银两制度核心要素的变化,又从宏观层面将银两制度置于货币金融和社会经济的变迁中进行考察,将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提出狭义和广义银两制度的概念并努力在框架和范式上进行创新。本研究表明,贸易、战争和强权三种力量是推动近代天津银两制度变迁的关键因素;近代天津银两制度整体呈现出从称量制度向记账和信用制度演进的主要特征;银两制度是近代天津金融市场形成的重要基础,在洋厘市场、国内汇兑市场、外汇市场和同业拆借市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间传统金融机构在银两制度构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较好地验证了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理论;外国势力通过对银两制度的改造和操控进而控制天津经济发展。近代天津银两制度是我国区域银两制度发展的一个缩影,通过对其变迁、运行及影响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近代中国区域银两制度的发展、货币金融市场的演变以及各区域代表性银两制度比较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李黎明[8](2021)在《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文中认为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叠加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所产生的敌意,演变成为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对中国最为严厉的遏制与打压。中国若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霸权问题,在理论上应当深入地探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霸权兴衰的规律,这样既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今日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霸权的实质,也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崛起提供经验。所谓霸权兴衰的规律,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霸权的定义、霸权国家的认定及其周期,以及霸权兴衰的动力。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研究中都强调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获取资金的效率是影响霸权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是,成功兴起的霸权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相对于挑战霸权失败的西班牙、法国,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根源是什么?债务有两个基本维度:利率与期限。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高的具体表现是,可以筹集到低利率、期限长的资金,而西班牙、法国则需在更短的期限内为债务付出更高水平的利率成本。同等金额的利息支出在不同利率和期限条件下对应的债务总额也不同,低利率、长期限相较于高利率、短期限,意味着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国家可以以更小的成本支出在争霸战争中获得更大规模的债务资金支持。深层次而言,影响债务利率与期限的一般因素是债务契约所规定的抵押物与债务人的信用,国家债务的特殊性在于要么债权人难以执行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要么缺少抵押物,决定利率与期限水平的只能是国家作为债务人所表现出的信用。故荷兰、英国、美国相较于西班牙、法国在霸权兴衰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本文将国家信用的主要概念界定为:由国家实力、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市场三个层面的要素,共同构建了一个为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提供信用担保和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所发行的信用票据,因国家信用担保而受市场信任,并且在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内持续、稳定地发行、流通以及被偿付、贴现。因此,国家信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受市场信任,进而获得巨大、稳定的信用融资能力。本文主要从国家信用的逻辑视角出发,重新阐释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兴衰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当今美国霸权凭借国家信用,利用美元霸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进行债务融资、向全球分摊其霸权成本的行为实质,解释美国霸权现阶段是否真的衰落以及未来可能衰落的路径。在荷兰霸权兴起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两国公债融资体制的绩效差异对双方战争、两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荷兰的公债体制,可以有效地为争霸战争融资,刺激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西班牙则深陷于公债资金成本高昂—金银资本外漏—公债破产—战争失利的恶性循环。同时,西班牙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在公债偿还与破产导致的金银资本外漏和税负不断加重的大环境下,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荷西公债绩效差异的根源,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荷兰国家信用的卓越,离不开荷兰的财富、联省自治政体、以间接税为主的财政体系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为荷兰公债的偿还与流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西班牙落后的经济发展、国王专制的政体、低效的税收体系以及被抑制的金融市场则对应着低劣的国家信用,使得其公债发行、偿还与流通格外困难。自17世纪晚期开始,荷兰因军事压力、税收改革受阻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导致偿债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过大,国家信用开始低落。伴随着荷兰公债体制筹集资金的能力下降,荷兰霸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英国霸权崛起的最重要阶段,应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至1763年英国历经七年战争战胜法国这一历史时期。18世纪后半期开启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英国工业实力的快速增长,只是巩固了其已经建立的霸权地位。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相较,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英法霸权竞争的关键时段,英国实力没有绝对优势。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法国并持续崛起,依靠的是特权垄断公司创造的财富、高效的国家化财政体系、制度化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海洋国家的战略安全性等因素所共同支撑形成的卓越国家信用。它确保英国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持续、稳定地为英国与法国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同时,国债的大规模顺利发行和高水平的国家信用,还对英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正向效应,推动了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由于法国专制王权势力强大、财政改革迟滞以及中央银行缺位,其国家信用处于较低水平,法国依靠债务融资获取的资金成本过高,进而使得法国无法在长期战争中筹集到足够的所需资金。结果不仅导致争霸战争失败,而且因此出现的短时沉重的偿债负担以及为减债实施的人为通货膨胀性质的公开市场操作,严重滞后了法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至于英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国家信用的视角找到根源。一战期间,为作战和支持俄国等盟国,英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债(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英镑超发贬值,国家信用透支严重,导致英国经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开始受到制约。一战后,为勉强维持英国霸权秩序下的重要公共产品——金本位制,英国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投放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引发大量经常账户赤字+黄金外流。因此,二战前,英国的国家信用在经济衰退与债务膨胀的打击下已经逐渐弱于美国,资本流出严重,并大量转移至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很早就认识到国债融资与国家信用对国家兴起的关键性作用。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于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筹集战争经费向国内和荷兰、法国等外国发行的债券。国家信用的初步确立则主要得益于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于国债及国家信用作用的认知与重视,他鼓励制造业发展、整理合并国债、设立美国第一银行等创举,初步奠定了美国国家信用的优良传统。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是美国霸权崛起的关键阶段,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金融实力背后,均体现了国债与国家信用的重要提升效应: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为金融体系的形成与扩张奠定基础和提供刺激;为美国参与历次战争筹集军费。在现阶段,通过向世界发行美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融资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的本质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国家信用是美元霸权有效运转的根本支撑。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及时向世界开放了国债市场,并通过包括提升美元资产价值及其安全性、流动性,以及积累资本项目黑字等加强金融市场优势的举措,有效弥补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赤字、黄金外流对国家信用的削弱,美国的国家信用再度强化。目前相对于其他大国,美国的国家信用依然强大,因而美元霸权与美国霸权难言衰落。但是,美国国内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等问题,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和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实施的无底线QE政策,反映以美联储独立性为重要象征的美国国家财政纪律显着弱化,其国家信用衰败的内部隐患正在日益积累。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外部世界尚未出现一个国家信用强大到可以替代美国国家信用的国家,其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就是当今世界尚无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可以同美国金融市场比肩,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信用担保与信用流转服务。因此,美国国家信用与霸权的衰落,在替代者缺位的背景下很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对比、检验,本文得出了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以及为其提供担保的国家信用的优劣,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霸权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具体机制是,相较于霸权竞争失败的国家,成功崛起的霸权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由于率先确立了卓越的国家信用,拥有了直接为争霸战争筹集充裕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和间接为经济发展激活金融市场的信用担保能力。相应地,霸权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霸权成本(军事开支或维持霸权体系的公共产品开支)导致霸权国过度的债务膨胀、挤压正常的财政开支空间,造成军事开支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等连锁反应,最终其国家信用逐渐弱于后来崛起国家的国家信用,不再具备源源不断地为霸权成本筹集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的同时,丧失了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霸权国本来拥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国债作为各国债券利率基准以及本币作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等地位和特权的丧失。第二,基于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可以认为出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历史周期后,相继出现了三个信用—霸权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与尚未终结的美国周期。霸权国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达到顶峰与衰落,新崛起国家信用周期的强化与上升阶段,对应着传统霸权国家信用周期的衰败阶段,两个国家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发生交替。第三,现阶段世界仍处于美国所主导的信用—霸权周期内,尽管美国霸权出现了诸多衰落的迹象,但是其国家信用尚未出现系统性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迄今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具备优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可以替代美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仍然可以继续利用美元体系为其霸权成本融资,但是美国金融体系风险的不断累积和全球化共识的破裂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市场对于美元资产(美国对世界的债务)的需求严重下降,成为美国信用周期与霸权体系出现严重危机的发端。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启示在于:在美国信用—霸权周期不确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分散霸权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风险?依据国家信用逻辑下的历史经验,在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经济实力外,从完善与统一国债制度、深化与开放金融市场、维持与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方面入手,有意识地强化国家信用,对于中国规避未来美国信用—霸权周期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王昱辉[9](2021)在《近代天津市银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天津市银行原名天津市民银行,成立于1936年4月1日,是天津市政府根据银行法和公司法成立的市属金融机构。1936年该行成立不久即遭逢七七事变致使银行业务一筹莫展,待光复后1948年3月6日奉财政部令颁领营业执照,于同年4月4日始改称天津市银行。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天津市银行被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金融接管部接收,至此退出历史舞台。本文以近代天津市银行为中心,对不同时期天津市银行的业务、资本变化及特点进行研究,以探求天津市银行在其整个发展历程中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及其背后折射出来的政商关系。本文研究主要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天津市银行的发展历史。首先介绍了天津市银行的背景及创立初衷;其次分析了天津市银行作为市属金融机构的业务特色,即其在辅助天津市政建设、开拓市民经济方面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接着介绍了沦陷时期和光复后天津市银行的变化;最后对其在发展历程中展现出的与政府的关系和营业绩效进行历史性评价。经考察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天津市银行作为官办地方银行,依托天津市政府的支持,在促进天津市金融经济的发展、造福市民方面做出了贡献。进而分析出只有政府和银行进行良性的互动、通力合作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从史实中去理解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施政者科学民主的决策对于金融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
徐琳,王玉[10](2021)在《近代中国发钞银行的停业及其处置方式研究(1897-193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国在银铜复本位制下,金属货币与纸币同时流通,大量银行被赋予发行权。自晚清银行停业初现后,辛亥革命、1921年"信交风潮"、1926-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以及各地方局势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发钞银行,阶段性地引发了发钞银行的停兑危机。不同时期的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别对国家银行、特种银行与专业银行、地方银行进行了清理,既反映出近代货币发行制度从自由发行向集中发行过渡时期的稳定性诉求,又体现了对当时不同重要性银行的不同处置方式。上述货币史的研究也为当前货币银行体系的稳定及问题银行的处置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二、试论中国近代银行的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中国近代银行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末期国资控股银行章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问题的提出 |
二、清代末期国资控股银行章程的形成 |
(一)户部银行试办章程、分行章程与“国家银行”的提出 |
(二)大清银行章程与“中央银行”的出现 |
(三)交通银行章程——邮传部控制下的“官商合办” |
(四)清末国资控股银行章程的背景与意义 |
三、清代末期国资控股银行章程内容辨析 |
(一)各银行章程对股份与股权的规定 |
(二)各银行章程对治理结构的设计 |
1.决策权与经理权的划分 |
2.总、分行的管理 |
3.内部激励与监管 |
(三)各银行章程对业务经营与相关职能的规定 |
1.业务范围 |
2.货币流通与发行 |
3.金融与财政管理功能 |
四、结 论 |
(2)近代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估算及其影响因素研究(1887-1936)(论文提纲范文)
一、文献综述 |
(一)货币供应量估算方法的研究 |
1.传统方法。 |
2.现代方法。 |
(二)货币供应量影响因素的研究 |
1.近代中国银行总资本额是影响M1变化的关键性因素。 |
2.白银在中国的流入和流出带动中国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 |
二、近代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估算 |
(一)利用货币乘数公式的估算 |
1.货币乘数公式。 |
2.基础货币。 |
3.货币乘数。 |
4.货币供应量的估算结果。 |
(二)根据货币层次的划分对估算结果进行验证 |
1.理论模型构建。 |
(1)国民收入。 |
(2)商品价格。 |
(3)定期存款利率。 |
2.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3.实证模型检验 |
(1)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 |
(2)回归结果 |
4.估算结果分析。 |
三、近代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一)理论模型构建 |
1.广义货币供应量影响因素。 |
(1)出口。 |
(2)华侨汇款。 |
(3)国际银价。 |
(4)银行体系。 |
(5)经济景气程度。 |
2.模型设定。 |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1.变量选取 |
(1)出口。 |
(2)华侨汇款。 |
(3)国际银价。 |
(4)经济景气程度。 |
2.数据说明 |
(三)实证模型检验 |
1.单位根和协整检验。 |
2.回归结果。 |
(四)稳健性检验 |
1.更换变量数据。 |
2.剔除部分样本极值。 |
四、研究结论 |
(一)估算得到1887-1909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数据 |
(二)分析近代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因素 |
(3)文明交往视阈下的布哈拉汗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目标与方法 |
四、创新之处与重难点 |
五、文明交往与中亚近代文明史的特点 |
第一章 布哈拉汗国的文明交往变迁史 |
第一节 乌兹别克人的南迁与昔班尼王朝的建立 |
一、乌兹别克人南下与帖木儿王朝衰败 |
二、汗国的创立与前期统治 |
三、阿布杜拉二世统治的兴盛 |
第二节 扎尼王朝的统治与战争交往 |
一、王朝建立与伊玛姆库利的统治 |
二、阿布杜拉齐兹汗与汗国分裂 |
三、乌拜杜拉汗统治与部落贵族间斗争 |
四、王朝衰微与纳迪尔沙入侵 |
第三节 曼格特王朝与俄国保护国的形成 |
一、曼格特部落与新政权的稳固 |
二、沙赫穆拉德时期的繁荣与19 世纪初的汗国 |
三、纳斯鲁拉强化集权与对外征战 |
四、1868 年俄国占领与统治 |
五、1917—1920 年汗国历史的终结 |
小结 |
第二章 布哈拉汗国制度文明交往的特点及演变 |
第一节 政治军事制度的特点 |
一、汗位继承与分封制 |
二、帖木儿帝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延续 |
三、宗教阶层的显着地位 |
四、俄国政治代办处的设置 |
五、军事管理体系的完善 |
第二节 法律制度的变化 |
一、伊斯兰教法和部落习惯法并行适用 |
二、伊斯兰国家司法体系的地方化 |
三、俄国统治后的司法改革 |
第三节 经济制度的演变 |
一、土地制度的演变 |
二、赋役制度的完善 |
三、货币政策的变化 |
四、水资源管理体系的改善 |
五、经济自主权的丧失 |
小结 |
第三章 布哈拉汗国物质文明交往的曲折性和进步性 |
第一节 社会经济变革的主要动因 |
一、乌兹别克人与河中居民的广泛交往 |
二、政权稳固问题与统治者政策变化 |
三、俄国统治与工业文明的冲击 |
第二节 农业经济的转型 |
一、生态环境与农业发展 |
二、传统发达的农耕业 |
三、畜牧业的发展变化 |
四、棉花种植业的兴衰 |
第三节 工商业及贸易的发展 |
一、手工业的兴衰 |
二、贸易发展的多元化 |
三、资本输入与俄国企业的建立 |
第四节 社会生活的变化 |
一、人口分布与游牧民定居 |
二、城市发展与市民阶层壮大 |
三、社会分层与民众暴动频繁 |
四、俄国移民的到来及其影响 |
五、交通和医疗条件的改善 |
小结 |
第四章 布哈拉汗国多元宗教文化的融会与变迁 |
第一节 汗国伊斯兰文化的特点 |
一、苏非主义的地域性 |
二、文化发展的宗教属性 |
三、地区教育中心地位的确立 |
第二节 多元文化的变迁 |
一、建筑步入衰微 |
二、文学转向现实题材 |
三、艺术趋向本土化 |
四、多语言融合与借用 |
第三节 俄国对汗国宗教文化转型的影响 |
一、斯拉夫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
二、知识分子与社会政治觉醒 |
三、社会改革新思潮与扎吉德运动 |
小结 |
第五章 布哈拉汗国对外交往的背景和进程 |
第一节 对外交往的背景 |
第二节 与俄国关系的演变 |
一、政治往来与外交关系变化 |
二、贸易关系的实质性转变 |
三、俄国征服中亚的背景和原因 |
第三节 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广泛交往 |
一、与周边汗国的领土争夺与经贸往来 |
二、与波斯的战争交往和文化融合 |
三、与印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 |
四、与奥斯曼帝国的和平交往与宗教联系 |
小结 |
结语 |
一、布哈拉汗国历史演变的主要因素 |
二、布哈拉汗国对中亚文明交往产生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附录:地图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5)天津近代建筑外部装饰艺术的创作思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概念与研究现状 |
1.3 研究范围与内容 |
1.4 研究方法及框架 |
2 天津近代建筑外部装饰形态及形式语言表达 |
2.1 外部装饰的材料形态 |
2.2 建筑外檐的装饰形态 |
2.3 外部装饰的风格形式语言 |
2.4 本章小结 |
3 天津近代建筑外部装饰的空间组合及协调因素 |
3.1 装饰的结构化空间组合 |
3.2 装饰立面的空间比例关系 |
3.3 装饰立面的协调性运用方法 |
3.4 本章小结 |
4 天津近代建筑外部装饰的文化特质解读 |
4.1 民族传统建筑外装饰文化特征 |
4.2 西式建筑的外部装饰艺术特色 |
4.3 中西糅合的建筑外部装饰文化 |
4.4 本章小结 |
5 天津近代建筑外部装饰对当代地域性装饰设计的启示 |
5.1 天津市重庆道225 号建筑改造设计 |
5.2 设计实践对当代地域性装饰设计的启示 |
6 结论 |
参考文献 |
图片来源 |
攻读硕士期间取得科研成果及科研情况 |
致谢 |
(6)天津近代建筑装饰文化符号整理与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背景与意义 |
1.2 概念与研究现状 |
1.3 范围与内容 |
1.4 方法与逻辑 |
第2章 天津近代建筑的沿革与装饰文化符号形态 |
2.1 天津近代建筑与装饰的沿革 |
2.2 天津近代建筑装饰风格的主要流派 |
2.3 天津近代建筑装饰文化的特征 |
第3章 天津近代建筑装饰文化符号的整理与提取 |
3.1 西方传统装饰符号整理与提取 |
3.2 本土装饰符号整理与提取 |
3.3 折衷主义的装饰整理与提取 |
第4章 天津近代建筑装饰文化符号的再利用办法 |
4.1 装饰再利用创作中的符号思维 |
4.2 近代建筑装饰再利用原则 |
4.3 装饰符号延伸和变异的利用 |
第5章 天津近代建筑装饰文化符号的设计应用 |
5.1 五大道长沙路老小区现状 |
5.2 长沙路老小区建筑装饰改造设计 |
第6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研究成果情况 |
致谢 |
(7)近代天津银两制度研究(1860~1933)(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意义 |
1.1.1 选题缘起 |
1.1.2 选题意义 |
1.1.3 相关说明 |
1.2 学术史回顾 |
1.2.1 银两制度研究 |
1.2.2 货币金融研究 |
1.3 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 |
1.3.1 主要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主要创新 |
第二章 银两制度概论 |
2.1 基本术语及界定 |
2.1.1 银锭与银两 |
2.1.2 实银两与虚银两 |
2.1.3 化宝银与行化银 |
2.2 我国银两制度的发展 |
2.2.1 古代银两制度的发展 |
2.2.2 近代银两制度的发展 |
2.3 银两制度的主要内容 |
2.3.1 银两价值构成 |
2.3.2 银两制度分类 |
2.3.3 实银两制度 |
2.3.4 虚银两制度 |
第三章 开埠后天津银两制度的发展 |
3.1 实银两制度的发展 |
3.1.1 实银两体系的建立 |
3.1.2 改铸制度的形成与式微 |
3.2 虚银两制度的构建 |
3.2.1 官用银两的发展 |
3.2.2 民用银两的整合 |
3.2.3 行化银向标准银两的发展 |
3.3 银两信用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
3.3.1 银两票的产生与发展 |
3.3.2 拨码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
3.4 小结 |
第四章 庚子事变后天津银两制度的变革 |
4.1 天津银两制度变革的背景 |
4.1.1 八国联军对天津的破坏 |
4.1.2 租界的扩大和外国金融势力的扩张 |
4.1.3 天津金融中心的转移 |
4.2 银两货币危机的爆发与影响 |
4.2.1 “贴水风潮” |
4.2.2 化宝银危机 |
4.3 化宝银实银主体地位的丧失 |
4.4 关平银制度的调整 |
4.4.1 津海关道对关平银制度的调整 |
4.4.2 关税补色风波的产生与解决 |
4.5 改铸制度的破坏与公估局制度的建立 |
4.5.1 炉房势力的衰落与改铸制度的破坏 |
4.5.2 公估局制度的建立 |
4.6 外国银行低色化宝补色风波与中外力量的博弈 |
4.6.1 低色化宝补色风波的产生 |
4.6.2 低色化宝银补色风波的“僵持期” |
4.6.3 低色化宝银补色风波的“谈判期” |
4.6.4 低色化宝补色风波的“化解期” |
4.7 银两信用制度的变化 |
4.7.1 外国银两票的泛滥 |
4.7.2 拨码制度的废止与恢复 |
4.8 小结 |
第五章 废两改元与天津银两制度的终结 |
5.1 银元在天津的兴起与发展 |
5.1.1 外国银元主导时期(1860~19世纪末) |
5.1.2 天津自铸银元和中外银元并用时期(19 世纪末~1914年) |
5.1.3 中国银元主导时期(1914~1933年) |
5.2 天津废两改元的历史背景 |
5.2.1 清末的“两元之争” |
5.2.2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废两改元的酝酿 |
5.2.3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废两改元的实施 |
5.3 废两改元在天津的酝酿 |
5.3.1 天津华资银行的产生与发展 |
5.3.2 天津银行公会的成立 |
5.3.3 孙像银币在天津的推广 |
5.3.4 天津银钱业合组公库 |
5.3.5 积极参与财政部币制调查 |
5.4 天津银两制度的终结 |
5.4.1 虚银两的废除 |
5.4.2 银元的兑换与重开天津造币厂的努力 |
5.4.3 炉房和公估局的消亡 |
5.4.4 拨码制度的演变与废除 |
5.5 废两改元对天津货币金融市场的影响 |
5.5.1 白银货币的统一 |
5.5.2 金融市场的变化 |
5.5.3 金融机构的消长 |
5.6 近代天津银两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
5.7 小结 |
第六章 近代天津银两制度与区域金融的关系 |
6.1 银两制度与货币信用 |
6.1.1 银两形态的演进与货币职能的发挥 |
6.1.2 银两货币的信用扩张机制 |
6.1.3 货币替代与天津银两票发展的特征 |
6.1.4 天津拨码制度的运行机制与作用 |
6.2 银两制度与金融市场 |
6.2.1 近代天津银钱比价的变化 |
6.2.2 天津洋厘市场建立的基础 |
6.2.3 构建国内区域性汇兑网络 |
6.2.4 推动天津外汇市场的建立 |
6.2.5 同业拆借市场建立的基础 |
6.3 银两制度与金融机构 |
6.3.1 传统金融机构对于银两制度的主导与构建 |
6.3.2 外国银行对于银两制度的影响与改造 |
6.3.3 中国新式银行对于银两制度的抵制和终结 |
6.4 小结 |
第七章 近代天津银两制度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
7.1 银两制度与经济发展 |
7.1.1 银两制度对天津经济的促进作用 |
7.1.2 银两制度对天津经济的消极影响 |
7.2 银两制度与社会政治 |
7.2.1 天津地方官府维持统治的基础 |
7.2.2 外国势力操控天津经济的工具 |
7.3 小结 |
第八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1.2.1 经典霸权理论回顾 |
1.2.2 债务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
1.2.3 信用理论的演化发展 |
1.2.4 民族国家与财政国家的概念构建 |
1.2.5 文献述评 |
1.3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1.3.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第2章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理论基础及历史背景 |
2.1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 |
2.1.1 国家信用的传统定义及其局限 |
2.1.2 国家信用系统的三角结构:实力、制度以及金融市场 |
2.1.3 优良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霸权兴起的促进作用 |
2.2 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下的信用内涵 |
2.2.1 西方经济学的信用内涵 |
2.2.2 马克思对信用的界定及其形式的划分 |
2.2.3 社会学的信用内涵 |
2.3 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诞生 |
2.3.1 欧洲近代国家公共财政的矛盾与惯性 |
2.3.2 国家举债推动下的欧洲金融市场发展 |
2.3.3 财政与债务问题牵引下的国家转型 |
第3章 荷兰公债成败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3.1 荷兰霸权兴衰的轨迹、理论以及公债信用的意义 |
3.1.1 荷兰霸权兴衰的历史轨迹 |
3.1.2 荷兰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3.1.3 国家信用担保的公债体制对荷兰霸权兴衰的意义 |
3.2 荷西争霸期间两国公债体制的绩效比较及其影响 |
3.2.1 荷西公债体制的绩效差异:利率、期限以及额度 |
3.2.2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争霸战争结果的影响机制 |
3.2.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本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
3.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的根源: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 |
3.3.1 荷兰优良国家信用的来源:财富、自治政体、税收改革、公债市场化与稳定的金融市场 |
3.3.2 西班牙国家信用低劣的根源:经济落后、王室专权、税制混乱 |
3.3.3 荷兰霸权衰落的公债及国家信用逻辑:军事压力与财政改革迟缓 |
第4章 英国国债、金融革命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4.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理论与国债信用的意义 |
4.1.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逻辑 |
4.1.2 英国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4.1.3 以国债及国家信用视角研究英国霸权兴衰的意义 |
4.2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及其绩效差异对两国霸权竞争的影响 |
4.2.1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起源与差异 |
4.2.2 英法百年争霸战争过程中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绩效差异 |
4.2.3 英法国家债务的市场化操作对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
4.3 英法国家信用优劣差异的根源 |
4.3.1 英国卓越国家信用的来源:特权垄断公司、国家安全、财政集中度、国债市场制度化与独立中央银行的监督 |
4.3.2 法国国家信用不良的根源:财政改革受限、中央银行缺位及王权绝对专制 |
4.3.3 英国国家信用先于且导致霸权衰落的逻辑:经济衰退、一战、金本位制与资本流出 |
第5章 美国国债、国家信用的起源和完善及其对霸权崛起的影响 |
5.1 美国霸权的快速崛起、国债的起源与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 |
5.1.1 美国霸权崛起的历程 |
5.1.2 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贷款处票据与外债 |
5.1.3 美国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汉密尔顿的国债信用思想 |
5.2 美国国家信用初步完善所依托的六大支柱 |
5.2.1 实力因素:制造业驱动经济增长 |
5.2.2 制度因素:集中度更高的联邦制、以间接税为主的联邦税收体系 |
5.2.3 金融市场因素:统一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货币体系 |
5.3 美国霸权崛起期国债与国家信用对实力的提升效应 |
5.3.1 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 |
5.3.2 为华尔街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
5.3.3 为美国参与的重大战争筹集军费 |
第6章 透视美国霸权现状及其未来的国家信用逻辑 |
6.1 美元危机的本质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6.1.1 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讨论 |
6.1.2 美国货币权力的演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6.1.3 美元危机出现与美元霸权确立的国家信用逻辑 |
6.2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隐患以及替代者缺失 |
6.2.1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与优势 |
6.2.2 美国国家信用衰落的内部隐患:国债主动违约风险、无底线量化宽松、财政纪律松弛 |
6.2.3 欧元作为美元潜在替代者的国家信用缺陷 |
6.3 美日英德法的国家信用测度 |
6.3.1 体系构建与指标选取 |
6.3.2 熵值法赋权 |
6.3.3 结果分析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7.1 1500 年以来的信用—霸权周期演进 |
7.1.1 荷兰的信用—霸权周期 |
7.1.2 英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7.1.3 美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7.2 美国信用—霸权周期的未来 |
7.2.1 美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风险累积 |
7.2.2 全球化的分裂 |
7.3 疫情后的中国选择 |
7.3.1 中国的国债市场化道路、差距与对策 |
7.3.2 央行独立性与财政纪律 |
7.3.3 金融市场深化与开放 |
7.3.4 提升产业科技竞争力夯实国家信用之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9)近代天津市银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缘起与意义 |
二 学术史回顾 |
三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四 概念及时间界定 |
第一章 天津市银行的创建 |
(一)天津市银行的成立背景 |
(二)天津市银行的组建历程 |
第二章 天津市银行的业务 |
(一)一般银行业务 |
(二)代理市库 |
(三)低利小本借贷分析 |
第三章 抗战时期的天津市银行(1939-1945) |
(一)资本变化 |
(二)组织及人事 |
(三)日伪对天津市银行的控制 |
1 侵占银行资金 |
2 压榨员工待遇 |
第四章 抗战后的天津市银行(1945-1949) |
(一)资本变化 |
1 退还日伪时期所收商股 |
2 股本性质变化 |
(二)组织及人事 |
(三)新发展 |
1 完成注册恢复合法地位 |
2 恢复战前性质 |
3 经营状况 |
4 同业拆借风波 |
第五章 天津市银行的评价 |
(一)天津市银行与政府关系评价 |
1 配合政府施政 |
2 辅助地方经济 |
(二)天津市银行绩效评价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天津市市民银行章程 |
致谢 |
(10)近代中国发钞银行的停业及其处置方式研究(1897-1935)(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 |
二、近代银行的发钞(1897-1935) |
三、发钞银行的停业 |
四、停业发钞银行的处置方式 |
(一)国家银行的清理 |
(二)特种银行、专业银行的清理与改组 |
(三)地方发钞银行的处置 |
五、结语 |
四、试论中国近代银行的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末期国资控股银行章程研究[J]. 徐昂. 上海经济研究, 2021
- [2]近代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的估算及其影响因素研究(1887-1936)[J]. 陈昭,邓颖杰.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21(03)
- [3]文明交往视阈下的布哈拉汗国研究[D]. 康丽娜. 西北大学, 2021(12)
- [4]严信厚研究[D]. 吴健.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5]天津近代建筑外部装饰艺术的创作思维研究[D]. 康绍楠. 天津师范大学, 2021(10)
- [6]天津近代建筑装饰文化符号整理与应用研究[D]. 杨祺. 天津师范大学, 2021(10)
- [7]近代天津银两制度研究(1860~1933)[D]. 荣晓峰. 山西大学, 2021
- [8]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D]. 李黎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9]近代天津市银行研究[D]. 王昱辉.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10]近代中国发钞银行的停业及其处置方式研究(1897-1935)[J]. 徐琳,王玉. 上海经济研究, 20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