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WTO与珠三角地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展

一、中国加入WTO与珠江三角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荆洪文^[1]（2019）在《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路径研究》文中提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研究香港、澳门回归后的区际法律冲突问题。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如何在一国的前提下处理好区际法律冲突问题,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法治问题。随着2009年《珠江三角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国家级新区、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调发展等作为国家战略的区域政策反复覆盖粤港澳地区,其中最直接覆盖粤港澳的是粤港澳大湾区政策。除了区域政策的制定实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内地、香港、澳门之间签署CEPA及附件,粤港澳之间联席会议的定期召开和合作协议的不断推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党的十九大将全面依法治国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等等变化,为粤港澳大湾区解决区际法律冲突,进而逐步实现区域法治一体化提供了环境和土壤。粤港澳大湾区不同于粤港澳地区,湾区作为一个区域是一个整体,是国家把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一个国家战略安排。在这种背景下,应当结合区域一体化的理论,深入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内不同法域的法治状况,建构区域法治一体化的理论,寻找湾区法治一体化的路径,有效解决区际法律冲突。湾区的逻辑起点是区域,是区域的一种特殊形态。粤港澳大湾区的理论依据是区域一体化的理论。伴随着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的发展,以巴拉萨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理论模型最值得粤港澳大湾区借鉴。区域一体化主要是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在这一过程当中,区域法治而不是区域法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因为单纯的区域法律制度不足以支撑和解决区域一体化在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的问题。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是指粤港澳三地法治从开始合作到最终融合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各个部分发生的变化,并向新整体特征演化的阶段性的过程或者状态。在这里,法治一体化并不意味着法治的融合才是一体化,一体是目标,化是过程或者状态。这个过程或者状态是分阶段的,每一阶段都会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都可以概括为一个模式化的理想类型。借鉴巴拉萨关于区域一体化的阶段和表现形式的论述方式,区域法治一体化的阶段可分为区际法律合作、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法律制度、统一区域法律标准以及区际法律融合四个阶段。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是对区域法治一体化理论的具体化。区域与法治的概念自洽性来源于中央和地方的分权,这种分权不是主权的分割而是治权的让渡。治权让渡的是限于存在一定外部性的公共产品上的治权。香港、澳门的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围绕这些公共产品所进行的合作、分配与调整,既是法治一体化的重要内容,也不会影响港澳的高度自治和司法独立。借鉴涵洞的原理,在维护现有文明和一国两制现状的基础上,实现法治交融,平衡各种力量,逐步实现法治一体化是现实选择。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需要路径。在路径的选择上,应当以软法为主,硬法为辅。在硬法路径、软法路径、行政区划调整以及硬法和软法之外的松散型法制协调路径中,可以依照一定的选择方法,排除松散型法制协调、区域共同规章、赋予法律效力的行政协议以及行政区划调整等。区域政策、区域协议、区域示范法、区域判例法和区域立法,可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的主要路径。我国区域法治丰富的实践证明,区域政策和区域协议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的路径不是一个需要讨论是否可行的问题。作为法治一体化路径,区域政策群、具备区域法治特征是对区域政策形式和内容的要求,而区域政策和区域法律之间的角色交互与相互实现,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政策法治化的重要考量因素。区域协议可分为区域行政协议、区域司法协议和区域民事协议三种类型,其法律效力及等级、履行和纠纷解决方式各有不同。在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示范法和区域判例法是推进法治一体化的重要路径。在中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全面管治权理论的背景下,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粤港澳制定实施示范法的实践,以及粤港澳法律语义规范结构与示范法相匹配等因素为区域示范法发挥作用提供了可能。在实体法——程序法——冲突法的链条中,制定区域实体法示范法有利于根据双方的意思自治原则,化解部分区际法律纠纷,减少区际法律冲突。判例法模式分为英美判例法模式、判例式司法解释模式、指导性案例模式和专门法院判例模式。在这四种模式之外,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探索建立区域判例法。区域判例法是通过对区域内判例或案例一定形式的确认,使判例或案例背后所体现的法律规则、原则或者解释,成为指导区域内各法院审判案件时统一适用的标准和要求。区域判例法可分为元判例和共通例,应当是粤港澳的共同先例,并为粤港澳共同遵循。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区域立法具有宪法和授权立法的依据。可供粤港澳大湾区选择的区域立法模式主要有国家统一立法、区域合作立法、区域认可立法、区域内特别合作区立法和区域单边立法。

欧阳慧^[2]（2019）在《“岭南—北部湾”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研究 ——机理与调控》文中认为不平衡和不充分发展这两个问题并非孤立,恰是统一的,两者互根互用,相辅相成。不平衡会引发不充分,不充分也会导致不平衡。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在理论上是将不平衡不充分两个问题统筹在同一框架下分析,在实践上也可以成为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全新方案。本课题源于对珠三角及周边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现象的观察和思考,特别是对珠三角地区在纵深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三对矛盾产生了关注:珠三角地区集聚效应的强大与辐射效应的弱小的矛盾;泛珠合作战略的积极推动与泛珠合作发展的尴尬困境的矛盾;珠三角地区参与国际分工获得经济收益的丰厚与知识溢出的不足的矛盾。这三对矛盾意味着市场、政府和全球化三种力量均未能很好解决珠三角及周边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指向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辐射效应要依托分工体系,区域合作的内容为分工体系,知识溢出要基于分工体系,而分工体系正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物质基础。对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理论探讨,既有助于指导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乃至中国转型升级的实践,又有助于指导欠发达地区发展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本文在理论和应用两方面进行综合研究,总体主要采用“何为协同”—“为何协同”—“什么条件会协同”—“如何调控协同”的逻辑主线,遵循“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概念”—“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测度”—“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机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触发机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运动机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调控原理”的研究思路,展开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并以“岭南—北部湾”地区为切入点,探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路径。理论研究部分采用“概念辨析和量化探讨”—“机理建模与验证”—“调控原理阐释”的逻辑主线。包括:（1）明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内涵,厘清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关系,并探索定量方法。在把握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运用训诂学和逻辑学的方法,深度挖掘区域协同、区域协调、区域一体化、区域趋同、区域合作等语境的侧重点,并从不同的维度进行剖析,以对比不同概念之间的异同,旨在准确把握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内涵,再从空间经济自组织原理出发阐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动力模式,继而基于哈肯模型构建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测度方法。（2）建构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机理模型并验证。基于空间经济自组织理论,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和超边际分析方法进行建模,从影响机理、触发机理和运动机理的视角说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经济效应、初始条件和路径依赖特征,并运用计量分析工具对理论框架进行验证,针对省际数据探讨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交易效率、产业竞争优势的关系,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新常态诸多经济结构问题的关联,以及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所面临的路径依赖的不利影响。（3）探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调控原理,阐述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和行为空间,分析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路径,并论证调控模式和调控对象。应用研究部分采用“现状分析”—“问题探索”—“政策研究”的逻辑主线。包括:（1）梳理岭南—北部湾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界定岭南—北部湾地区的概念和区位特点,描述其发展基础与现状,总结其经济协同发展在静态分布、动态蔓延和所有制差异上的特点,并对区域中政府合作的最优圈层进行研判。（2）剖析岭南—北部湾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所在。阐述岭南—北部湾地区协同效应的失败与其发展瓶颈的关系,分析地区内出现的分工体系失衡及国内外双重协同效应失败的特点,并阐释协同发展的困境的本质在于当前分工体系序参量的支配原理和“锁定”效应,同时对失衡的分工体系战略是否产生了协同效应进行实证检验。（3）思考促进岭南—北部湾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战略和对策,分析岭南—北部湾地区协同发展的路径,继而提出“梯度对接”的战略及其任务和侧重点,并在初始条件他组织更改、路径依赖破除和序参量重构等方面提出对策思考。通过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1）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有利于优化国有产权比重、有利于生产函数中技术要素的高投入、有利于产能过剩的化解、有利于降低对国外市场的过度依赖、有利于缓解贫富差距。新常态下的各类结构性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协同效应的失败。由于内分工体系未能建立,中西部地区生产要素因难以发挥价值而外流,地方政府官员在政治晋升与经济发展挂钩的考核制度下,只能鼓励国有企业投资行业以刺激经济;而过于依赖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外分工体系性质较差,物质、能量、信息的流动并不自由,导致专业化、竞争、知识溢出三大机制失效,最终表现在进化功能不足上。这两方面导致了所有制结构、要素配置结构问题、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结构等多方面的结构性问题。因此,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解决新常态结构性问题的重要途径。（2）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初始条件是足够高的交易效率和耦合的产业竞争优势。只有足够高的交易效率,才能保证分工和专业化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才能实现分工和专业化的产生。此外,各区域的产业竞争优势还要相互耦合,这意味不同区域的产业能够形成广泛而紧密的优势互补格局。只有两个条件同时具备,在无其他序参量的环境下,覆盖整个区域的分工体系才能建立起来,由此形成区域经济协同发展。（3）区域经济系统在运行过程中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子系统（子区域）一旦被分工体系所排斥,以后将很难融入其中。区域经济系统的运行和发展具有高度自相关性,下期的发展在本期的基础上开展。就分工体系而言,一旦分工体系被构建起来,该分工体系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历史基准,不断地被强化。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初始条件发挥着难以想象的巨大作用。而要重新构建新的分工体系,没有政府力量的介入是难以实现的。（4）岭南—北部湾地区的协同发展必须要有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的调控。一方面,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处于双重区域协同困境中,仅靠市场的力量难以自发调节,这是政府参与调控的基本依据。另一方面,岭南—北部湾地区面临着低附加值分工陷阱和廉价劳动力资源诅咒,这种特殊性加重了分工体系的重构成本,更需要政府的介入。（5）岭南—北部湾地区经济协同发展,可分为内外两个部分:内部是要更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初始条件,包括提升交易效率和培育耦合的产业竞争优势,使内分工体系得以构建起来;外部是要调整对外开放格局,破除路径依赖的“锁定”效应,维护好内部分工体系,保证新的分工体系序参量得以形成。内外兼修,为岭南—北部湾地区的协同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制度保障。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建构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机理模型。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理的模型分析和实证研究是现有研究中的空白地带和薄弱环节,本文基于空间经济自组织理论,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和超边际分析方法,剖析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机理、触发机理、运动机理等方面的内容,有利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这一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成熟和规范。（2）创新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测度方法。基于协同学理论,将Haken模型表达方式、零常数项设定、阻尼系数符号和大小、运动方程结构进行调整和修改,使模型从适应热力学系统向适应区域经济系统发展,同时进行指数构建,分别能从协同规模、协同比例、协同强度、协同质量、协同密度五个维度识别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促进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领域的实证分析多元化和后续研究。（3）丰富了研究视角。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与不平衡不充分两个问题统筹于一个框架内研究,通过剖析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机制及传导路径,把握当前经济形势的主脉络。既有利于提高理论界和实践主体对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视程度,又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学科领域,有利于丰富学科的理论工具和内容。（4）补充了分工与专业化理论。国内协同通常与对外开放有一个难以跨越的鸿沟,一般不会将二者结合起来讨论,本文则基于分工体系失衡的分析框架,探讨了国内协同与对外开放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对分工与专业化理论一个补充。（5）发展了梯度理论。传统的梯度理论强调了市场运行和要素的单方向流动,本文积极探索了“梯度对接”战略,在肯定市场自组织力量的同时发挥政府他组织力量的作用,在正视要素从高梯度向低梯度推移的同时提倡要素的双向交融,这可能是对梯度理论的一个发展。（6）辨析了相关概念。探索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内涵,综合运用训诂学和逻辑学方法,试图厘清其与区域协调、区域趋同、区域合作、区域一体化等相关概念的关系,尽绵薄之力抛砖引玉,有利于更多学者加入并开展对区域经济协同的研究,有利于该研究领域的繁荣。

袁媛^[3]（2019）在《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研究》文中提出《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简称GATS）明确规定国际服务贸易的范畴包括国际教育服务贸易。GATS为成员方开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提供了国际法规范,以吸引更多成员方开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来推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自由化。由于各个成员方民俗文化的特色不同,其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教育理念、教育战略、教育制度也各具不同的特征。成员方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还涉及到国家主权、签证政策、教育监管、政治外交等因素,因此各成员方的国内法上对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法律规制也有所不同。相较于发达国家,中国目前涉外教育的法律制度尚未对国际教育服务贸易进行细化规制,并不能完全符合市场的迫切需要。本文主要以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法律制度为切入点,通过对相关成员方的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研究,分析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之处,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对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法律制度有益的建议。除绪论外,本文具体划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阐释了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法律制度。主要对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法律界定、基本原则进行梳理,通过对比中国与相关成员方所作出的法律承诺后,分析成员方对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作出法律承诺的开放程度,探讨GATS中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所存在的争议并进行简要评析。第二部分是阐述了相关成员方的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法律制度。从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视角进行比较,根据不同视角不同国家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法律制度进行分析,通过总结相关成员方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域外经验,为研究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法律制度做好理论铺垫和支撑。第三部分是分析了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主要对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现行的法律制度进行研究,通过借鉴相关成员方的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法制制度,充实及完善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法律制度,有助于推动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市场的发展。第四部分是探讨了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的有益建议。从国际视角与国内视角探讨了中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要推进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的发展,必须全面准确地识别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法律制度中现存的缺陷与不足,在充分坚持国家教育主权原则、多元化发展原则、国际合作原则的基础上,管控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实施路径,以积极推动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的建构,最终促进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

张清正^[4]（2013）在《中国金融业集聚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和核心要素，在具有优势和条件的地区，金融机构及其相关服务企业的空间运动和发展呈现出集中的特点，常以金融业集聚（群）的形式出现，并可能形成金融中心。金融业集聚（中心）现象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但已有关于中国金融业集聚理论与实证的研究，由于忽视了空间性、异质性或时空尺度分析狭窄等问题，相关研究仍需拓展和完善。在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框架下，新新经济地理学以异质性视角探讨了微观异质劳动者、企业异质如何影响总体经济的形成与发展，重新解释了现实中的产业集聚、要素流动与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的关系，对解释中国区域发展差异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认为一个地区的空间单元上的某种经济地理现象或某一属性值与邻近地区空间的单元上同一现象或属性值是相关的，几乎所有的空间数据都具有空间依赖性、异质性，打破了大多数经典统计和计量分析中相互独立、同质性的基本假设。因此，本文运用新新经济地理学等相关理论，考虑空间性、异质性对金融业集聚的作用，以空间计量经济学等为研究方法，分析中国金融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问题及成因，以期对其今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梳理了金融业集聚的基本理论及相关文献，在进行初步探讨和总结基础上，分析了规模经济、空间区位、信息流等对金融业集聚的影响机制，与此同时，金融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也影响了规模经济、区位、信息流等，这些要素与金融业集聚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归纳了对外开放、工业支撑、经济水平、人力资本、知识溢出、城乡居民储蓄、规模经济、城市环境、政府支撑是中国金融业集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就金融业发展及集聚路径，金融产业的自身特性为其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对外开放是其外部动力，经济水平是其必然性前提，人力资本和专业机构是其核心动力，区位条件是其基础条件，政府规划引导及政策其外在推动力，金融机构的不同战略与结构是其分布的内在决定因素，金融资源供给和需求力是其形成基础，金融信息腹地是其引力，规模经济加快了其形成，金融业集聚地（中心）是其形成的支撑，城市功能扩张是其演化和转移的动力因素。本文回顾和总结了中国金融业及其主要的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发展历程。然后，基于数据可获得性，分区域层面、省域层面、城市层面、分行业层面详细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集聚态势。总体上，中国金融业空间集聚态势明显，程度逐年提高，大多集聚于东部沿海省份，四大经济区内集聚现象明显但特点不同，有区域核心城市或人口规模大的省份集聚明显，经济增长动力强劲的省份发展水平提高迅速，四大经济区外围省份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东部沿海的扩散作用没有完全充分发挥，西部等地区集聚态势需要加强。整体上，区域金融业集聚发展呈非均衡性状态。这是基于地区、省市、城市的经济基础与经济发展模式、资本形成和累积能力、人口规模、区域经济一体化实施程度、金融资源的流动性、政策支撑力度等不同，具有异质性，影响和造成了中国金融业发展及集聚的差异性。在空间计量经济学框架下，基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采用1992-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选用“地理”空间权重矩阵（W），基于金融资源的省级差异性考虑了异质性，构建了金融业集聚影响因素空间计量模型，分别对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进行估计，提供了相关计量检验。首先，运用区位嫡法计算了1992-2010年中国31个省的金融业集聚程度，并对其进行空间统计分析。结果显示：1992年、2001年和2010年的金融产业存在着显着的全域空间相关性；进一步分析了1992年、2001年、2010年省域存在着显着的局域空间相关性，根据全局Moran’s I指数、散点图和各省际区域的空间相关模式，认为中国省域金融业集聚存在着地理空间分布上的依赖性和异质性。其次，依上述文献，选择了知识溢出、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等9个指标作为影响中国金融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运用于Arcviews3.3和Geoda0.9.1等软件分别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和空间计量建模，对比1993、2001、2010年中国金融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模型，结果表明，中国金融业集聚在省域之间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和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并结合中国社会经济、金融业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和现状，以静态和动态角度详细分析了中国金融业集聚影响因素的变化。在理论及实证基础上，阐述了中国金融业集聚发展的问题及成因。以此为基础，基于中国省域间金融业集聚具有正的溢出效应，本文认为各省域应积极加强相邻之间的区域金融合作，减少相邻之间的金融交往障碍。结合中国金融业及其集聚发展现状、态势，并借鉴国外金融中心发展经验，对今后金融业发展及其集聚提出了政策建议：借助国民经济发展推力，搭建金融集聚战略支撑；构建和谐金融市场体系，引导金融资源自由流动；合理优化布局金融分区，发挥金融极化扩散效应；营造省域金融互动机制，实施不同区域金融集聚发展模式。

康学芹^[5]（2013）在《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界80年代以来在”温特尔”主义国际分工背景下,在多边贸易谈判进入僵局情况下,国际经济区域合作迅猛发展起来,成为参与国际经济、政治竞争的主要形式,国际经济发展中区域、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形成的产业集聚成为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产业组织形式。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十八大报告中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又进行了深入发展的部署。而中国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发展历程,又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国际大国在中国周边布满势力,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必定充满艰辛与挑战。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突破性的、符合现实需要的选择,通过穗港澳增长三角的经济辐射带动珠三角地区、华南乃至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经济辐射核心区域成为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增长极,成为中国经济对外交往的甬道,成为中国经济整体跃迁的前提与基础。本研究以经济发展需要在开放体系条件下才能够可持续发展为思想指导,基于当前“温特尔”国际分工背景,边界效应转变为线索,以国际经济学、区域空间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学科为理论基础,跨学科对粤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促进经济增长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并对其运行机理进行深入探讨,通过静态、动态经济效应两个维度探讨粤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总结其可供借鉴的经验,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发展经验不仅丰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对中国乃至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发展、区域合作都具有现实参考价值。着名经济学家赫希曼主张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平衡发展,在发展过程中要出现区域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涓滴扩散效应达到整体的发展,这就涉及到在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有效投资顺序问题,打破常规的按部就班的发展顺序,会催生一些环节或地区跳跃式、更高效发展。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经济、文化、生活、民族都呈现多元性,可以清晰的看出经济发展水平呈“东—中—西”阶梯状分布,而且层次间落差较大,如果全国采取平衡发展最终结果只能是“不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只有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因势利导,充分利用一切资源发展经济才有可能发展起来,此意识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合作的实证研究实质上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道路的实践证明。经济学理论中对外贸易、国际投资促进一国经济发展有深刻系统的论述,区域合作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贸易创造、投资创造使区域内部成员间要素更有效配置,相对区域合作之前内部成员间更外向性、更开放；对外贸易、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增加及增加程度是衡量区域合作绩效的最传统也是最有效的静态经济效应研究方式,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来证明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合作的绩效；而为什么增长三角次区域合作会对“后厂”地区的经济模式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这就是在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生产制造企业根据空间经济学原理进行生产区域选择形成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会创造、解放生产力,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态经济效应,往往比容易计量的静态经济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更大影响更长远,产业转移调整、产业集聚、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这一切都源于在区域合作过程中区域间空间相互作用、协调；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本身就是在参与方积极主动的相互协商中发展进行的,制度在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甚至是合作前提,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合作的进展与中国内地改革开放进度密切相关,而改革开放政策的具体体现就是边界效应的转变,促使边界以前的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移,所以整个研究以大陆开放政策制定、边界效应的转变为线索来研究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合作对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产业集聚、经济增长的作用。本研究主体主要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包含前三章内容,主要是对研究的国际分工背景、本文思想渊源、前人研究基础进行梳理总结,为后面的研究打下理论根基；第二部分包含第四章、第五章内容,第四章主要基于国际经济生产制造区位选择理论对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空间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对香港、澳门、中国华南乃至大陆经济发展都具有攸关历史意义,第五章主要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发展相关理论、以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历程边界效应转化程度为线索,分阶段定性分析了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前店后厂”模式的形成、发展演变升级,分析了合作对华南区域外向型经济形成,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集聚带动的城镇化运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及CEPA签订以来穗港澳增长三角制度化下经济发展、意义以及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主要基于相关理论构建模型对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包含第六章、第七章内容。首先利用经济增长收敛测度出穗港澳增长三角模式对“后厂”地区经济发展有正效应,随后对穗港澳增长三角促进经济发展运行机理进行一系列实证检验分析。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合作方消除边界屏蔽效应是一切合作工作开展的前提,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对引力模型核心方程加入新变量进行扩展,对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界效应的转化进行实证分析；利用区位熵对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集聚进行实证研究机理探讨,最后基于前面实证分析本章落脚在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促使“后厂”地区对外贸易高速发展,吸纳大量港澳直接投资,快速形成外向型经济对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在引力模型理念指导下,基于时间序列计量模型进行了协整、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实证研究探讨。第七章通过测度大陆与香港、广东省与香港的贸易成本对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合作过程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解读,在贸易成本趋势分析中对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国内外影响因素、事件、政策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是前面分析基础上形成的对本研究进行总结性质的第九章,通过与五个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比较、评析,得出穗港澳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的国际上一般性具有参考意义的经验与特征；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今后发展的具有可供借鉴参考价值的经验、特征。

高同彪^[6]（2011）在《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区域效应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至今已经历了30多年的风雨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实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稳定发展。作为区域经济大国,中国的经济市场化改革是发生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惠及13亿人口的前无古人的伟大壮举。中国所采取的渐进式改革之路作为一种成功的模式,避免了经济大的震荡,降低了改革的风险和成本,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肯定,被称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本文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为背景,以中国经济体制的渐进式变迁过程为线索,运用制度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区域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探讨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对中国区域经济战略格局、区域经济开放、区域经济集聚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等重大问题的影响。通过回顾与总结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上述各领域的成就与问题,得出完善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举措,以期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并为新一轮改革提供理论上的参考。第一章,绪论。阐述论文的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介绍论文的基本思路、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并对论文的主要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进行界定,最后指出论文的创新之处和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第二章,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区域突破”效应分析。在回顾并总结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初始条件、目标取向与路径选择的基础上,从经济市场化改革空间起点的区位选择入手,分析并总结在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下“区域突破”的作用机制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作用。第三章,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区域开放效应分析。在对区域开放问题进行一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实践,分析了经济市场化改革对区域的国际开放和国内区际开放的影响。回顾与总结了中国区域经济开放的成就和经验,并对区域经济开放中存在的区域市场割裂问题进行了分析,证明了经济市场化改革具有促进区域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效率意义。在中国积极调整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背景下,立足国内市场,积极促进国内的区际开放,消除区域市场割裂,构建国内统一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中国经济市场化最终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条件。第四章,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区域集聚效应分析。在对区域经济集聚问题进行相关理论述评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对区域经济集聚和城市经济集聚所产生的影响,证明了经济市场化改革所引起的区域经济集聚效率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未来中国的区域关系和城乡关系应该消除当前的种种误区,最终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第五章,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区域非均衡效应分析。分析了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对区域差距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分析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区域经济差距的历史演进过程,综合利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进行数学模型验证,证明了经济市场化改革与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相关性,并通过对区域经济差距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分析奠定了实证的研究基础。第六章,基本结论、政策启示与研究展望。作为论文的结论部分,本章在前面五章的分析基础上,总结了论文的基本研究结论;并结合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最终目标取向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借鉴国外区域协调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最后,结合论文研究过程中存在的局限和不足,提出了研究展望。全文通过对经济市场化改革区域效应的分析,最终将制度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统一于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伟大实践,总结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为最终实现大国区域经济的空间整合效率以及地区之间与城乡之间的和谐发展作出相应的理论贡献。

林坚^[7]（2009）在《海峡西岸经济区承接台湾科技产业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等为研究的理论基础，以科技产业对接为切入点，探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和台湾产业转型、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并尝试从博弈的研究视角来揭示海峡西岸经济区和台湾地区之间的良性互动范式。通过规范分析，本研究揭示了台湾科技产业投资大陆的现状、区域演进和发展趋势，总结了台湾科技产业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并在两岸学界研究成果和台湾地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对台湾科技产业在中国大陆投资的环境需求、风险顾虑进行深入的解构分析。研究中，重点选取经济环境和经营环境两个方面对海峡西岸经济区与大陆其他三大台商聚集地的投资环境进行了比较，总结了海峡西岸经济区承接台湾科技产业转移的内外制约因素，并结合区域内福建、浙南、赣东南、粤东各地区的情况论述了各自的具体约束性条件。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结合国家关于海峡西岸发展的相关战略指向，本研究就海峡西岸经济区承接台湾科技产业转移的区域梯次、区域布局、产业定位和承接战略、承接模式进行了规划性论述，并就海峡西岸经济区以“硬环境”、“软环境”和“竞争性环境”为主要内容的投资环境建设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认为，科技产业转移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海西区与台湾区域经济整合的必由之路，而将海西区科技产业发展作为整体来描述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本文的研究仅止于对海西区（尤其是区内各次区域）统筹发展、战略定位和承接重点进行简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就作为整体的海西区科技产业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朱捷^[8]（2009）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直接投资是集资本、知识、管理于一体的“一揽子”创造性投资,已成为最重要的知识和技术转移载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技术转让,因而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我国经济正在快速融入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陆续出台多项优惠政策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即英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缩写）,各级地方政府也争相吸引FDI进入本地。到21世纪初期,FDI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进入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FDI在我国各地区的地理分布极不平衡,80%以上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东部地带FDI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对FDI利用水平的差异也进一步拉大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由此,需要研究我国FDI区域非均衡分布的程度及其影响、造成区域利用差异的深层原因及缩小这一差异的对策、影响外商投资地区选择因素等问题,以对区域经济政策有所裨益。本文以FDI理论、区位理论、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等为指导,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的FDI研究方法、成果和经验后,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数量、能力、效率三个层次对FDI区域差异分别进行逻辑实证研究,在分析FDI区域分布时空差异特点基础上,进一步探求造成吸引FDI综合能力和利用FDI效率的区域差异的原因,为积极引导FDI投向中西部地区以有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异提供实证依据。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重要观点如下:第一章,导言。我国FDI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FDI区域分布呈现非均衡性,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较大,在这一研究背景的基础上,对国内外FDI差异研究动态作了较为全面、客观的综述和评价,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构思出研究的结构框架和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总结出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第二章,FDI区域差异研究的理论基础。首先,对FDI、外资企业、东中西部地区等概念进行界定及分类;其次,对FDI理论、区位理论和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进行简要回顾及评价,构建我国FDI区域差异的理论分析框架;最后简要阐述FDI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第三章,国外FDI的经验及借鉴意义。本章分别概括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FDI的发展历程,描述这四个国家FDI的区域差异现状,分别阐述它们在提高FDI的吸引能力、利用效率以及缩小区域差异方面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国外FDI给我国带来的启示及借鉴意义。第四章,我国FDI数量的区域差异。本章将基尼系数和锡尔系数分解方法首次引入FDI的区域水平差异研究,探讨区域差异的变动趋势。研究发现:FDI地带间比地带内差异更突出;东部地带内FDI差异对全国的总体差异的影响最显着;三大地带间FDI发展体现出“群体趋同”现象。这些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地带间省际的不均衡发展;政府一直在鼓励外商向内陆投资,但迟迟没有出台与之相配套的特殊优惠政策。另外在测算省际FDI数量差异时,借鉴力学原理,引入区域重心概念来考察区域差异的动态演化过程,得出结论:我国省际FDI投资重心在南北方向上均比几何重心偏南,在东西方向上均比几何重心偏东,但呈现出向中西部偏移的趋势,省际FDI区域差异趋于缩小。第五章,我国吸引FDI能力的区域差异。本章在总结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吸引能力角度探讨了我国FDI的区域差异,利用1992-2007年间29个省份面板数据,从需求方（即东道国）角度出发,通过建立跨地区的时间序列（Panel Data）模型,选取优惠政策、市场规模、财政收入、教育水平、市场化程度、政府运转效率等六个代表性指标,实证分析了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这四个层面影响FDI流入的各因素。利用2007年省际横截面数据资料,通过因子分析法,得出人力资源和经济环境这两个影响吸引FDI能力的主因子,从而建立评价FDI在华区域投资能力体系;通过聚类分析法,将全国29个省份分成三类,探寻我国区域间吸引FDI能力的比较优势及存在问题。第六章,我国利用FDI效率的区域差异。本章从结构效率、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三个层次对我国区域间利用FDI的效率差异进行了较全面的定量研究,得出结论:三大地带吸引FDI的来源地不同,造成外企规模亦有不同,FDI产业差异明显,西部地区利用FDI的结构效率仅次于东部地带,略高于中部;近几年东部地带出现规模不经济,而中西部地区对其短缺的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吸引力、容纳力逐步加强,从而造成西部地区利用FDI的微观经济效率相对提高、东部地带相对下降,中部地带居中,而资金流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地带FDI利用的宏观效率高于中部地带,更高于西部地区,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同期东部地带比较,中西部地区还能够消化更多的FDI,中西部地区具有较大的FDI利用潜力。第七章,结论与建议。本章作为全文的总结,将归纳前述分析得出的结论,在对我国FDI区域差异程度进行合理判断之后,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彭亮^[9]（2007）在《中西方家具设计教育模式的比较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欧洲工业革命后西方设计教育的发展历史和中国现代设计教育的发展轨迹为研究背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纵向和横向地比较了中西方设计在教育模式和设计教育专业课程方面的差异,针对中国家具设计教育严重滞后于家具制造产业发展这一难题,提出了构建“中国家具设计教育模式”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范例,填补了国内在设计教育相关理论和实务研究的空白。论文共分为七个章节,以理论阐述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系统地论证了通过设计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提升我国家具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意义、方法和策略。其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针对中国家具产业背景、设计教育背景、研究方法和选题意义作了简要和整体的阐述,初步提出研究方法和框架,并对国际与国内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文献综述。第二章重点对150年来西方家具设计教育的历史、着名设计大学家具设计专业的个案、设计教育与家具企业的互动机制经典案例进行系统的分析。第三章主要围绕中国大陆家具设计教育的历史、中国台湾地区的家具设计教育的历史、中国香港地区设计教育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第四章通过从8个方面进行分类比较,找出中西方家具设计教育模式的差异,从而有的放矢地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先进设计教育的长处,弥补我国设计教育的不足。第五章主要是通过对中西方家具设计教育在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与教学案例进行深入的剖析,重点对中西方当代高等设计教育的4种类型：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大学、理工大学设计专业中家具设计专业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比较,从专科、本科、研究生（硕士）3个学历层次培养入手,力求对中西方家具设计教育在专业课程方面进行归纳、解剖和梳理,从而为中国家具设计教育在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方面提供借鉴的范例和思路。第六章围绕中国当代设计教育在学习西方设计教育模式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的研究与实践,以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家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的教育模式与课程改革实践作为个案进行剖析。第七章是本文的结论,从对西方设计教育模式的再认识、建立高等设计教育与家具制造产业的互动机制、探索现代中国家具设计人才的培养模式、对中国家具设计教育与家具产业的未来展望等几个方面进行归纳和总结,并初步提出构建中国家具设计教育体系的理论框架。本文通过对中西方家具设计教育模式纵向与横向的比较研究,将理论研究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实地考察学习与网络文献检索相结合、区域研究与具体案例分析相结合,力求从中找到一条适合当代中国家具设计教育的发展道路,探索一种能与中国现代家具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家具设计教育模式,为未来中国设计教育的发展与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参照的实践范例。

熊俊^[10]（2006）在《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能否持续快速增长下去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问题的实质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这种动力的大小如何,这正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旨在从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出发,建立一个经济增长动力的理论框架,并以此为基础,综合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等分析方法,高度重视中国国情及其在双重转型期的特点,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和供给制约、城市化和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以及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本文在吸收内生增长理论基本思想的基础上,将经济增长中投入的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资本、简单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并对索洛模型进行了扩展,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模型,该模型所表达的基本思想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来自四种要素投入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即使对中国这样的不发达经济而言,知识资本投入的增长不仅是全部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的一部分,而且其所对应的自主创新成果的增加形成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之一。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源于资源配置的改善、规模的节约和知识的进展三个部分,它与技术进步既存在紧密联系,也有重大区别,且四种要素投入之间、以及各种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这也是理解和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机理的重要基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都可能受到需求不足的制约,这种需求不足主要是由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等长期性因素导致的,因而具有长期性且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会产生阻碍作用。由于要素市场很不完善、政府投入不足以及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不完善等原因,中国经济增长也受到要素供给不足的制约。城市化的快速持续推进和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对缓解经济增长的供给制约和需求制约,进而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广泛而强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城市化和加入WTO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政府应围绕促进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增长中的重大作用,为此,政府对自身的职能要准确定位,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制订和实施匹配性强的政策法规构建经济增长的动力,要做到这些,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全文除导论外,共分六章。导论部分阐述本文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并简要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基本思路和创新之处。第一章以理论分析为主。首先,对经济增长、生产要素、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因素等基本概念进行辨析和界定;然后,以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为视角,对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哈多德──多马模型、新古典新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等有代表性的增长理论进行评析;最后,在吸收内生增长理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对索洛模型进行了扩展。在扩展模型的研究中,对索洛模型三个假设条件的作用一一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条件虽然对索洛模型能用于经济增长核算是必要的,但对于提示和表达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的思想而言,并不是必要的,因此这三个假设条件可放松。另外,将索洛模型中的生产要素由两个增长为四个,即增加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并将各种要素定义为存量。然后,经过数学推导,得出一个综合性和适用性很强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模型。第二章是关于技术、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相互关系的一般分析。本章考察和界定了不同意义上的"技术",并对经济学中的技术进步进行了分类;分析和讨论了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的区别和联系,四种要素投入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各要素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技术有技术学意义上的技术、投入产出意义上的技术和经济学中的广义技术三个层面,只有投入产出意义上的技术进步率才等同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各种生产要素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且这些要素的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也存在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是理解和分析经济增长机理的重要基础。第三章在运用第一章的理论模型和第二章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对我国需求不足的存在性及其主要方面、需求不足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与经济增长需求制约的长期性进行以实证分析为主的研究。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的几年里,中国存在总量性的需求不足,且需求不足的主要方面是消费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除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外,主要是因为现阶段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由于已经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很难在短期内缩小至适度范围内,因此由消费需求不足主导的需求不足可能存在于很长一段时期内;长时间的需求不足不仅在总体上会阻碍要素投入的增长,而且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第四章首先探讨了供给不足的三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然后对要素供给不足的存在性及其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供给不足包括产品供给不足、要素供给不足和制度供给不足三个层面,三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从制约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要素供给不足是最直接、是核心的方面,而制度供给不足是最深刻的原因;尽管长期以来,中国的储蓄率之高世界罕见,而且政府文件中都强调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性,但除简单劳动力供给充足外,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都存在供给不足,导致这三种要素供给不足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是体制性的;每种要素的供给不足都会对其他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产生程度不同的阻碍作用,特别是人力资本供给不足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既广泛又严重的制约作用。第五章提出城市化和加入WTO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的观点,较详细地论证了中国城市化的滞后性、城市化发展存在的巨大空间、加入WTO对进出口和引进外资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促进作用,并分析了城市化和加入WTO促进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机理。中国的城市化无论是从"量"上还是从"质"上看,都显得滞后,特别是从城市化率看,与世界其他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比,中国的城市化存在较严重的滞后,而从一般规律看,中国已进入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发展阶段,因此,只要城市化战略正确,中国将经历城市化快速推进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加入WTO作为一个长期过程,已经而且还将对中国的进出口、引进外资以及体制改革产生重大促进作用;城市化和加入WTO对消除或减轻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和供给制约,进而对要素投入和全要生产率的增长产生广泛而强大的推动力,因此,城市化和WTO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第六章首先讨论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干预经济的理由和政府职能定位的基本原则、中国经济社会的特殊性和政府职能定位、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着力点,然后根据前面几章的研究结论提出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最后分析了政府自身改革的必要性。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理由是市场机制存在固有的缺陷,而政府干预存在市场所不具备的优势。政府干预经济必须适度的理由是政府也存在"失灵"。从中国的特殊性看,中国政府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相比,其职能范围应更广,政府更应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重大的推动作用;政府应在减轻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和供给制约,真正构建城市化和加入WTO这两大引擎方面采取匹配性强的有效对策;为了充分发挥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二、中国加入WTO与珠江三角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加入WTO与珠江三角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岭南—北部湾”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研究 ——机理与调控（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金融业集聚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区域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海峡西岸经济区承接台湾科技产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西方家具设计教育模式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加入WTO与珠江三角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一体化路径研究[D]. 荆洪文. 吉林大学, 2019(02)
• [2]“岭南—北部湾”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研究 ——机理与调控[D]. 欧阳慧. 广西大学, 2019(06)
• [3]中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法律制度研究[D]. 袁媛. 武汉大学, 2019(04)
• [4]中国金融业集聚及影响因素研究[D]. 张清正. 吉林大学, 2013(08)
• [5]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D]. 康学芹. 华东师范大学, 2013(11)
• [6]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区域效应研究[D]. 高同彪. 东北师范大学, 2011(06)
• [7]海峡西岸经济区承接台湾科技产业研究[D]. 林坚. 厦门大学, 2009(11)
• [8]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异研究[D]. 朱捷.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9(10)
• [9]中西方家具设计教育模式的比较研究[D]. 彭亮.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07(01)
• [10]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D]. 熊俊. 四川大学, 20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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