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巧算2003年的星期（论文文献综述）
胡小京[1]（2019）在《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文中认为清末民初,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广学会,该会于1912年4月,为启迪女性新知,专门针对社会中上层受过教育的家庭女性及女学生群体创办了《女铎》杂志。在基于基督教指导原则之下,该刊重点围绕女性的家政事务管理、儿童教养、婚恋、教育、职业、自身权益及社会服务等相关问题,给予女性全方位的引导和帮助。《女铎》发行近四十年,是与时代互相适应和选择的产物,其选载文章时而保守、时而偏激、时而激进、时而反复,对女性角色定位在情感上错综复杂,恰恰真实地呈现了这一时期女性角色建构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在刊行基调上,《女铎》对女性角色的定位选择了一条温和而保守的“新”路线,试图在培养家庭新式“贤妻良母”与社会新女性之间达到一种有序过渡和平衡,这种平衡是近代中国转型中传统与现代融合的一种体现。虽然在近四十年的发刊中,《女铎》始终将重心落足于家庭,但其在女性家庭角色、社会角色的引导、规训及处理这二者平衡之间的努力和尝试,推动了家政科学化及社会现代化进程。因此,本文拟通过对《女铎》文本的解读,以“女性角色”为连接点,探究民国时期社会历史变迁与报刊媒介之间建立的密切关系,充分阐释女性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功能性内涵和时代性特征,并对二种角色的平衡进行理论分析。在研究女性角色建构的历程中,不仅可以透视出民国时期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期待与定位,也从中显露出以知识女性群体为代表的,来自女性自身的自省和自言,凸显了女性角色从被动受男性社会精英倡导到女性自身主动诉求的历史性转变。
付会洋[2]（2017）在《农业的政治过程：国际竞争及国家主导发展下的农业变迁》文中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为什么作为事农者的农民却不能从农业中获得生计的保障和尊严?本文尝试从政治过程的角度来对这一问题做出解释,同时以中国一个普通村庄的农业变迁实践为载体来探索理解农民生产与生活的真实处境。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的历史比较研究法、实践过程研究法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具体路径为:从国际竞争及国家主导发展下的农业变迁着手对农业的政治过程做出详细阐释。本文的"政治过程"主要指对农业相关资源,如土地、水利、农资、农产品、劳动力等的控制和利用过程,以及控制和利用的目的和逻辑。在国际竞争层面上,本文主要考察了美苏争霸中的农业政治、"绿色革命"中的政治意蕴、农业自由贸易中的政治,以及全球食物主权运动的兴起与新农业政治。在国家主导发展的层面上,本文认为国内农业政策的制定深受国际竞争的影响。国际政治的现实性存在塑造了一个国家的外部发展环境,并对国家内部的政策制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我国国内的农业政策制定亦不例外,它既是对国内农业发展方向的指引,也是对国际农业政治的应对和互动。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本文通过对历年"一号文件"进行文本挖掘,发现国内的农业政策形成了一套以经济为中心,以一体化、商品化、市场化、机械化和标准化为关键要素的相互交错的话语体系。这套体系的关键目的在于提高农业的竞争力。正如它可以自动地吸纳并排斥一些对象一样,它也有一定的受益偏向,种养殖大户、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甚至工商资本皆可从中获利,而相比之下,普通农民却获益寥寥。为理解农民的真实生产与生活处境,本文并未就此止步于政策文本的分析中,而是沿着政策所涵盖的不同方面深入到村庄层面,具体考察了政策导向下的土地分化过程、农田水利在集体与个体化进退中的政治困境、地方政府"为民致富"所主导的李子市场嵌入和影响、传统农业种植在市场化进程中所遭受的双重挤压及所发生的空间嬗变、农业家庭在打工与种地这一分工中的性别政治。研究发现:政策作为一种政治权威在国内自上而下的推行中并非毫无阻碍,地方社会权力结构会利用或消解这种权威,同时这种权威也会重塑或深化地方原有的权力结构。地方社会权力结构同国际经济与政治力量、国内政策权威一起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和形塑了国内农业的变迁路径。无论是在土地分配,还是在水利灌溉的组织工作中,经济都被作为一种新的控制方式引入了农业的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农业关键资源的商品化带来了部分农民无缘享用资源的尴尬结果。李子市场的嵌入在为农户提供新的生计可能的同时,也使农户更深地卷入市场之中。生产以大市场为导向,捉摸不定的大市场又使农产品生产后难以销售,农民处于进退维谷的状态。传统的小麦种植因粮价低、不赚钱,以及农民日益高涨的货币化需求两重压力,使得农民不得不放弃。一方面,国际粮食价格不断拉低国内的粮价,使农民的农业收入水平不断降低,另一方面,教育、住房、人情往来等开销又不断拉高农民的消费水平。在这种经济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农业家庭需要从打工中获取更多收入以补贴家用。因固有的城乡二元体制,"谁流谁守"成为一个问题,妇女在这一过程中承受了更多的压力和痛苦。总之,农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领域、一个社会领域,更是一个政治领域。关于农业的变迁也不仅仅是出于农民的利益而进行的变迁启动,更是出于国际竞争和国家利益的需要。
周政[3]（2016）在《浦发银行西安分行自助设备运营管理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商业银行信息化、电子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客户存量竞争、市场占有率竞争的日益激烈,自助设备作为一项对商业银行无论是个人业务还是公司业务来说,都有着巨大意义的渠道类产品,不仅能够实现客户挽留和提高粘性,也对抢占经营和结算渠道支持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且因为其对商业银行在金融角逐和向客户提供生活所需服务两方面都可以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也越来越得到商业银行的青睐。浦发银行西安分行也在2003年后进行了自助设备业务渠道建设,然而自助设备的发展必然伴随着数量的增加和范围的扩大,其运行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却一直是翘板的两端,如何平衡以及如何实现翘板两端的双高,不仅各个银行对此进行着密切的研究,也是浦发银行西安分行迫在眉睫的研究课题。自助设备的发展为银行和客户都带来了方便和效益,但其居高不下的成本、始终不尽人意的运行效率等问题,促使着我们对自助设备的管理进行优化调整研究。这不仅左右了一个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也将影响着核心鹣力的提升。浦发银行西安分行作为我国西北地区为数不多的几家自助设备业务发展较早的商业银行,在该业务的运营管理中,坚持安全与高效相结合,运用各种细致而周密的方式方法,为西安分行的整体发展保驾护航。浦发银行西安分行自助设备的运营管理作为本文要讨论的主要对象,将对其中网点选址不合理、投产设备利用率低、运维成本高等问题,结合国际视野内该业务的先进经验,运用定性与定量、文献和数据、实证分析等手段,给出具有指导价值的优化方案,包括科学的选址计划、完善的流程制度、合理的业务外包模式以及运用科技手段加强创新。也希望该方案具有普适性,可以为其他商业银行提供参考。
梁英超[4]（2016）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关系是后苏联空间中较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格鲁吉亚对于俄罗斯具有非常高的战略意义,是俄维护其高加索地区利益的关键性国家。从格鲁吉亚被沙俄兼并到苏联解体,俄格曾同属于一个国家。这段历史对当今的俄格关系有一定影响。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关系较为冷淡。俄罗斯对格鲁吉亚奉行“甩包袱”政策,不重视发展俄格关系。格鲁吉亚则实行疏俄政策,不愿同俄罗斯打交道。1992年至1993年北高加索地区分离倾向严重,外高加索三国冲突不断。高加索地区的紧张局势直接影响到了俄罗斯的安全稳定。为维护国内稳定,俄罗斯开始介入外高加索地区的冲突。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成为格鲁吉亚总统后,格将发展对俄关系放在首要位置。格鲁吉亚为解决国内分离问题同意俄罗斯在格设立军事基地,驻扎维和部队,并加入了独联体。由此以来,俄格关系摆脱了无序的状态,进入了一个正常发展的时期。格鲁吉亚国内的分离主义问题平息后,格鲁吉亚开始寻求机会以脱离俄罗斯对格的控制。2000年弗拉基米尔·普京（?）上台后,俄罗斯加强了同格鲁吉亚的关系。格鲁吉亚依然力图摆脱俄罗斯的控制,并将加入北约作为目标。由此以来,俄格关系一度激化。由于俄格两国均保持了克制,俄格关系没有继续恶化。俄格关系通过对话得到了改善,两国的紧张状态也暂时缓解。2003年爆发的“玫瑰革命”开启了俄格关系的新阶段。“玫瑰革命”后,俄格关系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蜜月期”。格鲁吉亚新任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凭借着俄罗斯的支持顺利地解决了国内的阿扎尔分离问题。由于萨卡什维利公开宣扬格鲁吉亚要加入北约和欧盟,俄格关系开始走下坡路。为扫清加入北约的障碍,格鲁吉亚要求俄撤除驻格军事基地和维和部队。俄罗斯迫于多方压力将格境内的俄军事基地完全撤除,但却始终不同意将驻格维和部队撤出。2006年俄格之间爆发了一系列的风波,俄格关系迅速恶化。俄格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终于导致2008年俄格冲突的爆发。2008年俄格冲突后,俄格关系完全破裂。格鲁吉亚与俄罗斯断绝了外交关系,并随后退出了独联体。俄格关系由此进入了冷和平阶段。2012年比济纳·伊万尼什维利（?）当选格鲁吉亚总理,俄格关系出现了转机。伊万尼什维利上台后,格鲁吉亚改变了对俄政策,开始改善同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对此也做出了回应。俄格关系有所回暖,出现了“政冷经热”的趋势。由于格鲁吉亚的基本立场仍是维护领土完整,加入北约、欧盟,这与俄罗斯确保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阻止北约、欧盟东扩的立场背道而驰。俄格两国在核心利益上存在根本冲突,俄格关系正常化绝非易事。2013年格鲁吉亚总统换届后,格新政府延续了伊万尼什维利时期理性务实的对俄政策,格鲁吉亚同俄罗斯的经济和人文交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2014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俄罗斯所处的国际环境大为恶化。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严重对立,俄罗斯为此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格鲁吉亚在“乌克兰危机”中表现出了冷静务实的态度,避免过度刺激俄罗斯。但格鲁吉亚并没有放慢与西方一体化的脚步,2014年格鲁吉亚在加入欧盟和北约的进程中均取得了重要进展。随着俄罗斯先后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签署了近乎合并的条约,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与格鲁吉亚分离的现状已经成为既定现实。由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问题的存在以及格鲁吉亚与西方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俄格政治、军事关系实现正常化难度很大。但随着俄格两国经济、人文关系的不断发展,两国民间交流的不断加深,俄格关系不再会有大的起伏了。
吴记峰[5]（2016）在《内生与建构：激活村民自治资源的尝试与悖论 ——以华南云台村村委会下移改革为个案》文中研究说明我国以建制村为基础的村民自治在经历了30多年的曲折发展之后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问题,进入了发展的瓶颈期。而在建制村以下更基础的社会单元,村民自治则以其内在价值和力量呈现出强劲的生机与活力。处于华南地区的清远市正是基于自然村与村民小组一级自治的传统资源与内在活力启动了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着力通过复归自然村自治传统、连接传统乡村社会自治来激活自治资源。这样的一场改革缘何在属于粤北山区的清远市发生,传统时期的这片乡土曾经内生出怎样的自治形态,这种自治形态又能否在当前这样一个现代国家体系与乡土社会土壤中被真正重构?换言之,政府主导下的激活自治资源的努力能否达到预期改革绩效?本文就是要回归历史最深处、重返社会最基层,以处于改革风口浪尖的云台村为考察基点,通过对传统乡村自治和现代村民自治的对比研究以及对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的参与式观察全面解读现代化进程中以村委会下移激活村民自治资源的尝试与悖论,进而提出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挖掘村民自治资源的有效路径。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是建立在传统社会自治以及当前建制村以下村民自治活力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对传统宗族社会内生的传统乡村自治形态以及现代国家建构下的建制村以下村民自治的对比研究是本研究的基石,而小村落在大变迁面前的反应、小村落对于大改革的回应也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一项参与式研究,笔者努力融入到了云台村这个华南自然村落之中,通过深入挖掘有关传统宗族社会的乡土记忆和文字材料来重现较为真实的传统乡村自治形态,通过全面梳理沧海桑田中吴氏族人的生命轨迹来呈现较为完整的社会变迁过程,通过细致发掘新的历史节点上华南乡村自治实态来考察自治下移改革的社会基础,通过参与观察改革全过程来发掘政府主导的自治复归所面临的现代国家建构与村民自治重构的内在张力,最后在对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形成基本结论的同时探究新时期激活自治资源的有效路径。本文以参与式研究的方法对以激活自治资源为归依的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的改革依据、改革方案、改革土壤、改革过程、改革成效等进行了全景式探究,从而对村民自治三十多年的发展以及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本身进行深入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村民自治进一步发展的崭新路向。首先,本文还是回到历史深处,在历史场域中探究传统乡村自治的完整形态,从而对传统社会自生自发的自治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参见第二章）。其次,本文将对现代国家建构下的村民自治尤其是建制村以下社会单元的村民自治实态进行深入的挖掘,并与传统社会的宗族村自治进行全面的对比（参见第三章）。也正是现代村民自治与传统乡村自治所面临的社会土壤与社会环境的不同,政府主导的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在掀起了乡村体制变革、导致乡村秩序变换的基础上最终衍化为了草根自治的再度行政化的过程,形成了改革的第一个悖论。让人庆幸的是,当改革的浪潮暂告一个段落,古老的传统村落反倒又自发的找寻着内部的均衡点,自然村的草根自治也再次萌发出新的生机,改革也因此产生了又一个悖论（第四章）。云台村的改革实践表明村民自治重心下移改革终将难达其效,复归传统自治的努力终将难以复归传统。但与此同时要看到的是,传统不可复归并不代表着没有传统自治资源可供挖掘,激活村民自治资源关键要探寻到挖掘传统资源的最佳方式与有效路径,进而探索新时期村民自治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第五章）。
黄集初[6]（2016）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体系的省思》文中提出论文主要探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以下简称“华教”）体系的形成、挑战及反思。马来西亚华文教育除了外在抗争的矛盾外,还有内在分歧的矛盾。不过,在1990年代之前,在有关当局强硬的语言教育政策下,外部的打压是主要矛盾,内部分歧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多数相关的学术研究都集中探讨外在抗争这一面,甚少探讨内在分歧的这一面,如办学路线的规范、教学媒介语的争议等等。1990年代以后,国内外局势产生巨大的变化,马来西亚的语言教育政策也开始有所松动。在有关当局语言教育政策变得更有弹性的过程中,私立学校和国际学校有越来越多的趋势,这意味着家长也有更多的选择。在这种形势下,华文教育的主要挑战也从政府的打压,转向市场的竞争,华教内部的分歧日益凸显。这不但影响了内部的团结,也影响了外部争取的策略选择。如何公允地评价过去,整合内部的分歧就成为华文教育发展的重大课题。换言之,需要有新的思维及新的论述。论文回归华文教育的初衷,以更宏观的视野去呈现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应有的全貌,论述华教体系——华文小学、华文独立中学和国民型中学——的形成和挑战。从梳理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深入评价战后至1962年华校改制的过程中,华社与政府之间如何博弈及其得失功过。对于1962年后的华文教育,则深入探讨华小与独中所面对的问题及内部的分歧,也首次全面调查及分析国民型中学的华校待征及其所面对的困境。在这个全面探讨及反省的基础上,本研究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提出两个重要的建议：一、扩大华文教育的定义,把传承文化及华文科为第一语水平列为充分与必要条件,以涵盖国民型中学；二、成立教育政策与研究中心,一方面促使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能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也让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研究“本土化”,让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扎得更深更稳。
唐珍梅[7]（2016）在《我国省级人大预算监督研究 ——以N省为例》文中提出预算是通过法定程序批准,在一定时期内的政府财政收入、支出计划,必须全面、准确、严密,对行政机构有绝对约束力。预算是把双刃剑,既是政府手里的管理工具,又是人民群众手里监督政府的利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预算就是为政府量身打造的一个金笼子,控制好预算,就能控制好政府。预算监督是监督主体依照法定权限及程序,对各级人民政府和各个预算单位的预算编制、执行、调整和决算等一系列活动,判断其是否合法、是否有效,所施行的检查、督促、指导等活动。人大对预算的监督是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在所有监督形式中居于主导地位,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不管是委托代理理论,还是博弈论,都认为人大应该加强对政府的预算监督,履行好社会公众赋予人大的重要职责。本文以新《预算法》实施后的N省人大预算监督为研究对象,从省级这个中观层面上探讨如何加强人大预算监督。介绍了N省人大预算监督的历史进程、机构设置、监督内容与程序、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并运用省级人大预算监督效力评价指标体系,对N省人大的预算监督效力进行了评估打分,得出了量化、客观的评价结果。通过对N省人大预算监督现状的分析,发现在N省预算监督工作中存在监督主体不适应、监督内容不规范、监督效力不强、监督过程不严谨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开展了问卷调查,紧密联系实际,综合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等理论工具,系统地说明了N省人大预算监督面临问题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总结借鉴了国内外先进经验,结合N省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提出完善省级人大预算监督的几点建议,主要是健全相关法律体系,增强主体能力,规范监督内容,完善约束机制和优化监督程序等。
崔龙健[8]（2016）在《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全称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是抗战时期具有相当整合能力的民间慈善组织。它正式成立于1937年10月2日,经中国红十字会授权许可,独立从事抗战救护活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由旅沪中外慈善界人士合作组建。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各界群起参与救护,但是随着战线不断内移,伤兵和难民人数不断增多,各慈善救济团体遇到经费不足等诸多困难,于是旅沪中外慈善界人士均向中国红十字总会前会长颜惠庆呼吁成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在更大范围内更有效地组织伤兵救护和难民救济工作。正是在颜惠庆的积极联络下,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得以成功创建,以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建立了一个分科设层且对内对外具有长效联络机制的组织体系,并广泛吸收旅沪中外慈善界人士为办事委员,从而得以迅速组织起各项救援行动。尤其外籍慈善人士的积极加入,为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对外联络与沟通提供了诸多便利。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开展救护工作,不遗余力,并且勇于打破常规,在慈善救济方法上多有创见。鉴于经费重要性,该会首先提出募集法币一千万元的目标,通过举办红十字募捐周、成立三元救命会等一系列社会劝募活动,在国内外打开了募捐局面,获得南京国民政府、海外侨胞、国际红十字组织及欧美其他慈善团体和个人的大力支持,为救援行动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然而由于本身并无技术人员和设备,开展工作殊有难度,该会选择的办法是将上海慈善界优秀团队和个人整合起来。除商调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总干事办事处处理日常会务之外,还与中华医学会及其上海支会取得医务合作,为伤兵开办残废伤兵医院、设立假肢工场、授予谋生技能,为难民打造以难民医院为核心、以难民收容所诊疗所及流动诊疗所为基层网络、以其他合作专科医院为辅助的多层次多元化医疗救助体系,并以开展预防伤寒霍乱注射运动等多种形式,推进难民卫生防疫工作。此外委托着名教育家陈鹤琴等人办理难民教育,教授新文字和职业技能,教养兼施,卓有成效。难民救济是一项系统而又复杂的工作,加上救济形势不断变化,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难民工作重心和救济策略也要随之不断进行调整。起初在法籍神甫饶家驹的主持下,计划开办难民收容所,后经审时度势,避免重复工作计,决定放弃自办,转而协助各慈善救济团体办理,以督促后者改善各所环境卫生,但由于没有直接管理权限,效果不佳,故该会又采取改组视察机构等措施以加强监管。期间各慈善救济团体因经费来源枯竭,无力承担难民给养,均向该会申请援助,该会出于人道主义,自1938年1月份起,统筹全沪难民给养工作,难民膳食总体得到明显改善。然而此项负担过重,该会不久也发生给养危机,在实施降低给养标准、剔厘平民、派遣饶家驹赴北美募捐等开源节流办法作用有限的情况下,不得不进一步转变思路,推行难民生产等积极性举措,取得一定成效,不过仍旧未能逆转颓势。同时,公共租界发生的业主强迫难民收容所迁让事件,工部局力图避免承担主要责任,该会又不得不带头寻找、租借合适场地,建立新的难民收容所,进一步加大了经济压力,为内部矛盾的爆发埋下了隐患。总之,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通过各种努力,使上海难民救济事业度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而且它还关心和支持全国其他地方的难民救济工作,为抗战救护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另外,成功运用和推动“安全区”概念在中国的实践,使南市难民区成为交战国战时保护平民的成功范例而载入《日内瓦第四公约》,对国际人道法的制订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该会因中外办事委员救济理念上的差异而产生冲突,导致提前终止直接救济工作,也给尚未完全好转的上海难民救济事业带来了不利影响。
高传峰[9]（2016）在《新文学的反动 ——中国反新文学运动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反新文学运动共有三股力量,分别是以林纾为代表的旧派文人、“学衡派”和后期“甲寅派”。长期以来,在新文学史上,他们是以守旧、落后的面目出现的。人们对他们给予的关注远远不够。1990年代以来中国流行“国学热”,人们在这时才开始真正关注“学衡派”。《吴宓日记》、《吴宓自编年谱》的出版让人们对“学衡派”有了更多的了解。虽然目前学术界对“学衡派”已经倾注了较多的关注,涌现出了诸如沈卫威、高恒文等好几位“学衡派”研究专家,但是“学衡派”的研究却还有很多不足。同时,“学衡派”只是中国反新文学运动力量中的一支,对于林纾等旧派文人以及后期“甲寅派”这两支中国反新文学运动的力量,学界仍然是忽视了。本文关注的即是整个中国反新文学运动的力量,笔者试图对其作一个全面的梳理和回顾。如果说一开始林纾反对新文学是被动应战的话,那么后来“学衡派”、后期“甲寅派”的活动则是主动承担起了历史的使命。笔者在论述中国反新文学运动的过程中,选择了反新文学运动史上的三个重要年份,即1919年、1922年、1925年。1919年,林纾与新文学阵营的对垒胜负分明,林纾败局注定。整个中国旧文学的堡垒,也从这一年开始土崩瓦解。1922年,聚集在南京的梅光迪、吴宓、胡先骗等“学衡派”核心成员,出版了第一期《学衡》。以《学衡》为中心,“学衡派”之反新文学运动持续了十余年之久。1925年,章士钊再次恢复了《甲寅》,即《甲寅》周刊。后期“甲寅派”的反新文学运动由此拉开帷幕。笔者在论述的过程中,分别以这三个年份为中心,叙述了各股反新文学运动力量的相关重要活动。中国反新文学运动的各股力量是分散的,他们彼此之间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也没有真正的交集。但是,他们都站在新文学阵营的对立面。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三股力量又是一以贯之的,他们同属于一个阵营。中国反新文学运动不应该被完全否定,文学史需要给予其重新的评价和定位。
苏东敏[10]（2016）在《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流行频繁,研究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流行的时空分布特征、公共卫生体系与疫灾的互动及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查阅民国时期重要的报纸、两省的新方志资料,运用文献整理、时空分析的方法,以年度为纲,疫灾要素为目,建立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的疫灾序列,以此揭示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的时空分布特征。闽浙一年四季均有疫灾流行,夏秋季节是多发季,与闽浙地区地处亚热带季风区,气象灾害繁多,水旱灾频繁发生有关。民国前期闽浙地区年年受灾,疫灾频度为100%,疫灾广度为72.46%；民国中期,闽浙地区疫灾频度均达到100%,疫灾广度为89.86%；民国后期,闽浙地区疫灾频度仍为100%,疫灾广度高达96.38%,波及县数呈上升趋势。福建省疫情以闽南、闽东各县最为严重；浙江省疫情以钱塘江中下游地区的浙东北最为严重。在闽浙地区涉及的十一种疫灾种类中,鼠疫、霍乱、天花、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流行最广的传染病。在民国后期闽浙逐步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卫生行政机构并制定了一系列行政规章制度。省卫生行政主管机关、市卫生行政机构、县卫生院、区（乡,镇）卫生所逐步建立行使卫生行政职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除省立医院后,1938年以后闽浙各县逐步建立起了县卫生院、区卫生分院、乡镇卫生所,除了公立卫生部门逐渐完善外,私人诊所、教会医院、华侨医院也构成了闽浙地区重要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在卫生防疫体系方面,对环境卫生、饮水卫生等公共卫生工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检疫防疫体制不断完善；中公私立高等医科院校和护士、助产等中等医学校不断建立,同时一些民间社团组织也是重要的防疫力量。公共卫生体系从无到有,契机正是疫灾对其的影响,疫灾的流行客观上促进了闽浙地区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虽然疫灾流行对卫生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如导致政府官员罹难,工作系统崩溃,难以有效应对疫灾,医院人满为患,经费短缺,导致人口大规模死亡,环境更加恶化,疫病继续流行。但是疫灾流行促使人类积极去应对这种生命攸关的挑战,对政府部门来说,疫灾流行不仅仅是责任,更是需要履行的义务,政府通过不断扩充卫生行政机构,制定卫生行政制度,建立传染病防治业务机构,建立善后救助机构,组建临时性防疫机构等一系列的措施积极应对。疫灾和公共卫生体系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矛盾体。同时在疫灾与公共卫生体系的相互作用下,民众的防疫意识、政府防疫制度、精英防疫思想都产生了重大的变化。民众防疫观念从毫无防疫思想到对传染病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和了解；精英人群逐渐认识到瘟疫的传播主要由病源体、传播媒介和易感人群三方面组成,所以要采取措施进行有效防控；政府逐渐对法定传染病的预防、上报、隔离、诊治、善后制定了专门防疫制度条例,并且不断完善公共卫生治理、陆路和海陆交通防疫、特殊人群保护的制度。
二、巧算2003年的星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巧算2003年的星期（论文提纲范文）
（1）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近代女性角色研究 |
| (二) 近代女性报刊研究 |
| (三) 《女铎》杂志研究 |
| (四) 近代基督教女刊研究 |
| 四、概念的界定 |
| (一) 《女铎》 |
| (二) 女性角色 |
| 五、研究理论和创新点 |
| (一) 研究理论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女铎》杂志 |
| 一、合力兴办,顺势而为 |
| (一) 依托宗教平台 |
| (二) 借助上海地势 |
| 二、主办得力,女性合聚 |
| (一) 主编 |
| (二) 撰写人员 |
| (三) 读者 |
| 三、编排精良,取材适宜 |
| (一) 编辑要旨 |
| (二) 栏目内容 |
| 四、宣传有方,名声远播 |
| (一) 布道征文 |
| (二) 编读互动 |
| 第二章 女性家庭角色的重塑 |
| 一、树立科学的家政生活理念 |
| (一) 衣食住的科学搭配 |
| (二) 家庭常见疾病的防治 |
| (三) 家政经济能力的培养 |
| 二、培养新型的育儿观念 |
| (一) 优生优育的筹划准备 |
| (二) 幼童饮食的科学哺育 |
| (三) 幼童卫生保健的推广 |
| 三、注重科学的家庭教育 |
| (一) 严于律己的母教典范 |
| (二) 遵从规律的育儿策略 |
| (三) 自幼规范的礼仪教育 |
| (四) 教导得法的金钱观念 |
| (五) 科学引导下的性教育 |
| 四、建立新型的内外关系 |
| (一) 夫妻关系 |
| (二) 亲子关系 |
| (三) 婆媳关系 |
| (四) 主仆关系 |
| (五) 新式社交 |
| 第三章 女性社会角色的新构 |
| 一、谋求女性教育的发展 |
| (一) 倡导女学的时代背景 |
| (二) 重视女学教育的教会力量 |
| (三) 强调女学教育的多渠道推广 |
| 二、培养自食其力的经济能力 |
| (一) 近代女性职业的溯源 |
| (二) 女性经济自立的倡导 |
| (三) 女性职业教育的推广 |
| (四) 育儿后顾之忧的应对 |
| 三、倡导因时而易的参政立场 |
| (一) 创刊之初的保守规避 |
| (二) 时代呼吁下的主动诉求 |
| 四、推动社会角色的外延 |
| (一) 启迪女性社会服务意识 |
| (二) 倡办女性特色的服务团体 |
| 第四章 《女铎》视域下女性角色的平衡 |
| 一、两性角色关系之平衡 |
| (一) 男女两性之有别 |
| (二) 男女两性之平等 |
| 二、中西文化融合之平衡 |
| (一) 家庭角色的固守与微变 |
| (二) 社会角色的渐变与生成 |
| 三、主办与时局之平衡 |
| (一) 宗教与世俗兼顾 |
| (二) 角色引导与重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一) 附表1 1912-1948年《女铎》“家政”专栏文章统计表 |
| (二) 附表2 1936-1950年《女铎》其他专栏家政文章统计表 |
| (三) 附表3《女铎》定价变更表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2）农业的政治过程：国际竞争及国家主导发展下的农业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方法和意义 |
| 1.5 研究地点 |
| 第二章 国际农业政治的表现及其影响 |
| 2.1 美苏争霸中的农业政治 |
| 2.2 绿色革命的政治意蕴 |
| 2.3 农业自由贸易中的政治 |
| 2.4 食物主权运动与新农业政治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国际政治视角下的国内农业政策浅析 |
| 3.1 国际政治的现实性存在 |
| 3.2 以经济为中心的农业政策话语体系 |
| 3.3 对国际农业政治的应对分析 |
| 3.4 政策偏向:谁可以得到什么?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分田与承包:政策导向下的土地分化过程 |
| 4.1 李村土地的分布与分配 |
| 4.2 土地均分与家庭周期变动 |
| 4.3 土地承包的政治生态分析 |
| 4.4 耕者均田的七队与"失去土地"的八队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集体与个体:农田水利进退中的政治困境 |
| 5.1 不同政治时代李村的农田水利组织方式 |
| 5.2 集体投资、个体经营:当前水利灌溉的一种组织形式 |
| 5.3 集体灌溉的衰退与个体灌溉的兴起 |
| 5.4 灌溉用水"被挤压"及村民的反应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李子种植:政府主导的市场嵌入及其影响 |
| 6.1 政府主导的李子市场嵌入 |
| 6.2 市场导向的李子生产与销售 |
| 6.3 市场与规模化问题 |
| 6.4 市场嵌入社会 |
| 6.5 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及其影响 |
| 6.6 小结 |
| 第七章 双重挤压:市场化进程中农业生存空间的嬗变 |
| 7.1 农民为什么放弃种植小麦? |
| 7.2 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挤压 |
| 7.3 高涨的货币化需求 |
| 7.4 货币化需求被激发的政治过程 |
| 7.5 作为生活空间的农业 |
| 7.6 小结 |
| 第八章 打工与种地:农业家庭分工中的性别政治 |
| 8.1 李村农业家庭流动与留守情况 |
| 8.2 "男工女耕"中的性别政治 |
| 8.3 留守丈夫视角下的性别政治 |
| 8.4 不同性别留守老人对夫妻外出决策的影响 |
| 8.5 农业女性化了吗? |
| 8.6 小结 |
| 第九章 总结与讨论 |
| 9.1 农业的政治过程与农业变迁 |
| 9.2 经济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方式 |
| 9.3 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
| 9.4 对政策制定的启示 |
| 9.5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访谈人简介 |
| 附录二:历年"一号文件"关键词频统计结果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3）浦发银行西安分行自助设备运营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 论文框架与结构 |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商业银行自助设备运营管理理论基础 |
| 2.1 自助设备简介 |
| 2.1.1 自助设备的定义 |
| 2.1.2 自助设备的用途 |
| 2.1.3 自助设备的效果 |
| 2.1.4 自助设备运营管理的概念和范围 |
| 2.1.5 自助设备运营管理的制度 |
| 2.1.6 运营管理对自助设备的影响 |
| 2.2 对以往管理学研究成果的评价 |
| 第三章 西安分行自助设备运营管理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 西安分行自助设备运营管理现状 |
| 3.1.1 西安分行自助设备发展简述 |
| 3.1.2 西安分行自助设备管理历史沿革 |
| 3.1.3 西安分行自助设备管理模式 |
| 3.2 西安分行自助设备规模架构 |
| 3.2.1 西安分行自助设备运营管理组织架构 |
| 3.2.2 西安分行自助设备岗位设置和人员配备 |
| 3.2.3 西安分行自助设备运营管理要求 |
| 3.3 西安分行自助设备运营管理现行制度体系 |
| 3.3.1 西安分行自助设备管理办法 |
| 3.3.2 西安分行自助设备外包管理制度 |
| 3.4 西安分行自助设备运营管理模式 |
| 3.4.1 西安分行自助设备自主维护管理模式 |
| 3.4.2 西安分行自助设备外包维护管理模式 |
| 3.5 西安分行自助设备运营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3.5.1 西安分行自助设备运营管理的问题 |
| 3.5.2 西安分行自助设备运营管理问题的原因剖析 |
| 第四章 国外商业银行自助设备运营管理的成功经验 |
| 4.1 国外银行自助设备运营管理概况 |
| 4.2 国外银行自助设备运营管理的经验启示 |
| 4.2.1 科学的网点选址 |
| 4.2.2 合理的资源配置 |
| 4.2.3 先进的运营管理模式 |
| 4.2.4 非核心业务外包 |
| 4.2.5 统一的组织架构 |
| 4.2.6 因地制宜的选择清机加钞模式 |
| 第五章 浦发银行自助设备运营管理体系优化方案构建 |
| 5.1 科学的网点发展规划及选址决策 |
| 5.1.1 科学的发展规划 |
| 5.1.2 先进的选址决策 |
| 5.1.3 网点选址进行可行性论证分析 |
| 5.1.4 功能布局及设计 |
| 5.2 健全的自助设备管理机制以提高运营效率 |
| 5.2.1 精细化管理 |
| 5.2.2 提升自助设备运营质量和效益 |
| 5.2.3 完善自助设备管理考核机制 |
| 5.2.4 加强部门间合作 |
| 5.3 有效的自助设备退出方案以保证整体发展 |
| 5.3.1 自助设备的更换 |
| 5.3.2 自助设备的迁移 |
| 第六章 浦发银行自助设备优化方案运行的保障措施 |
| 6.1 优化资源分配是提高设备效益的重要手段 |
| 6.1.1 设备配置需综合考虑理性选择 |
| 6.1.2 打造精品一流的示范自助银行 |
| 6.1.3 发展集约化运营、优选设备布局 |
| 6.2 科学的成本与效益分析 |
| 6.2.1 成本分析 |
| 6.2.2 收入分析 |
| 6.2.3 投入产出比评价及调整 |
| 6.2.4 打造更加优质的外包管理模式 |
| 6.3 开发自助设备服务创新功能 |
| 6.3.1 完善服务功能 |
| 6.3.2 提供便民功能 |
| 6.3.3 推广客户宣讲,鼓励客户交易 |
| 6.4 合理的客户保障措施 |
| 6.4.1 客户投诉的处理时效 |
| 6.4.2 客户建议的合理采纳 |
| 6.4.3 客户回访 |
| 第七章 浦发银行西安分行自助设备运营管理结论和展望 |
| 7.1 自助设备运营管理研究结论 |
| 7.2 本文研究的不足 |
| 7.3 自助设备运营管理发展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4）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序言 |
| 一、研究对象及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本课题研究概述 |
| (一) 国内研究概述 |
| (二) 国外研究概述 |
| 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四、论文的基本研究思路与结构 |
| 第一章 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关系史概述 |
| 第一节 沙俄时期的俄格关系 |
| 一、沙俄对格鲁吉亚的扩张 |
| 二、格鲁吉亚反抗沙俄殖民统治 |
| 第二节 十月革命前后的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关系 |
| 第三节 苏联时期的格鲁吉亚 |
| 一、格鲁吉亚在苏联时期取得的成就 |
| 二、苏联时期的民族政策失误 |
| 三、戈尔巴乔夫改革和苏联解体对格鲁吉亚产生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俄格关系的形成和发展阶段(1991--2003年) |
| 第一节 1991—1993年期间的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关系 |
| 一、俄格关系形成的背景 |
| 二、1991—1993年期间的俄格政治和军事关系 |
| 三、1991—1993年期间的俄格经济和人文关系 |
| 第二节 1994—2003年期间的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关系 |
| 一、1994—2003年期间的俄格政治和军事关系 |
| 二、1994—2003年期间的俄格经济和人文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俄格关系的波动阶段(2003--2008年) |
| 第一节 2003—2008年期间的俄格政治和军事关系 |
| 一、“玫瑰革命”的爆发及格鲁吉亚政权更迭 |
| 二、“玫瑰革命”后俄格关系短暂的“蜜月期” |
| 三、格鲁吉亚解决阿扎尔问题 |
| 四、俄格在撤除俄罗斯驻格军事基地问题上的争执 |
| 五、俄格关系日益恶化 |
| 六、俄格关系彻底破裂 |
| 第二节 2003—2008年期间的俄格经济和人文关系 |
| 一、2003—2008年期间的俄格经济关系 |
| 二、2003—2008年期间的俄格人文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俄格关系的冷和平阶段(2008—2016年) |
| 第一节 2008—2016年期间的俄格政治和军事关系 |
| 一、2008—2013年期间的俄格政治和军事关系 |
| 二、2013—2016年期间的俄格政治和军事关系 |
| 第二节 2008--2016年期间的俄格经济和人文关系 |
| 一、2008—2016年期间的俄格经济关系 |
| 二、2008—2016年期间的俄格人文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 中文部分 |
| (二) 俄文部分 |
| (三) 英文部分 |
（5）内生与建构：激活村民自治资源的尝试与悖论 ——以华南云台村村委会下移改革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
| 二、已有研究与研究述评 |
| (一) 内生与自发：传统乡村社会自治 |
| (二) 自生与建构：当代农村村民自治 |
| (三) 探索与挖掘：村民自治形式创新 |
| 三、研究视角与论文价值 |
| 四、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五、研究方法与田野工作 |
| 六、研究因缘与个案介绍 |
| 第二章 社会内生性的传统自治：村委会下移的历史依据 |
| 一、宗族村内生自治 |
| (一) 聚族而居 |
| (二) 产权私有 |
| (三) 内生事务 |
| (四) 长老治村 |
| (五) 族规规训 |
| 二、宗族村与社会 |
| (一) 乡绅治乡 |
| (二) 村间社会 |
| (三) 乡村集市 |
| (四) 汇织与会 |
| 三、宗族村与保甲 |
| (一) 乡村有保甲 |
| (二) 保甲靠宗族 |
| 四、宗族村与国家 |
| (一) 县政补充村治 |
| (二) 县政难替村治 |
| (三) 县政借助村治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家建构下的村民自治：村委会下移的社会基础 |
| 一、自然村自治变迁 |
| (一) 土地改革自治受影响 |
| (二) 高级社中自治遭挤压 |
| (三) 公社制下他治达高峰 |
| (四) 改革开放后自治再兴 |
| 二、自然村内部自治 |
| (一) 走向开放 |
| (二) 产权公有 |
| (三) 事务多元 |
| (四) 队委治村 |
| (五) 村规式微 |
| 三、自然村与社会 |
| (一) 乡贤不在乡 |
| (二) 村间弱社会 |
| (三) 乡缺自组织 |
| 四、自然村与国家 |
| (一) 政权下乡 |
| (二) 资源进村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草根自治的再度行政化：村委会下移的改革实践 |
| 一、激活自治资源的村民自治改革 |
| (一) 村级组织建设 |
| (二) 自治下移改革 |
| (三) 农村治理转向 |
| (四) 云台改革试验 |
| 二、基于经验本位的乡土社会反应 |
| (一) 县乡干部论改革 |
| (二) 基层政府推改革 |
| (三) 基层群众看改革 |
| 三、推动改革实践的乡村建设试验 |
| (一) 共建生态新村 |
| (二) 创新经营体制 |
| (三) 变革产权制度 |
| (四) 理顺村级组织 |
| 四、实现基层重构的村级换届选举 |
| (一) 选举委员会选举 |
| (二) 村委会候选人选举 |
| (三) 村委会换届选举 |
| (四) 村级组织选举 |
| 五、走向悖论的自然村自治行政化 |
| (一) 多头领导 |
| (二) 权责不清 |
| (三) 自治空转 |
| 六、政府退场后的草根自治形式再生 |
| (一) 改革方案不断完善 |
| (二) 改革实践归于平静 |
| (三) 草根自治重获新生 |
| 七、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余论：现代国家建构中的村民自治资源挖掘 |
| 一、现代社会变迁中影响自治的核心变量 |
| (一) “自”治是村民自治的最大真谛 |
| (二) 自治规模、宗族关联还是利益连接? |
| 二、现代国家体系下传统自治难以复归 |
| (一) 自治的社会土壤 |
| (二) 自治的内在动力 |
| (三) 自治的主导力量 |
| (四) 自治的资源保障 |
| (五) 自治的体制空间 |
| 三、现代国家建构中自治资源挖掘路径 |
| (一) 基层组织重构中培育自治 |
| (二) 现代国家建构中放活自治 |
| (三) 政府行政创新中激活自治 |
| (四) 多种形式探索中丰富自治 |
| 参考文献 |
| 地方史料 |
| 学术专着 |
| 学术论文 |
| 博士论文 |
| 附录A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附录B 云台调研日志 |
| 一、初识龙南(2012.08.26-2013.01.25) |
| 二、邂逅云台(2013.03.05-2013.05.30) |
| 三、融入云台(2013.05.31-2014.06.12) |
| 四、重回云台(2014.06.12-2015.11.25) |
| 致谢 |
（6）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体系的省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一) 研究的目的 |
| (二) 研究的意义 |
| 三、概念界定 |
| (一) 华文教育 |
| (二) 华文小学 |
| (三) 华文中学 |
| (四) 独立中学 |
| (五) 国民型中学 |
| 四、文献综述 |
| (一) 华文教育定位的研究 |
| (二)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
| (三) 语言教育政策 |
| (四) 华文小学 |
| (五) 华文独立中学 |
| (六) 国民型中学 |
| 五、研究方法及框架 |
| (一) 论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
| (二) 论文的框架 |
| 六、论文的创新与局限 |
| (一)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二) 论文的局限 |
| 第一章 马来西亚语言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 |
| 一、英殖民政府时期的语言教育政策 |
| (一) 巴恩报告书 |
| (二) 芬吴报告书 |
| (三) 中央教育谘询委员会第二报告书 |
| (四) 教育政策遴选委员会报告书 |
| 二、联盟政府及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语言教育政策 |
| (一) 拉萨报告书 |
| (二) 达立报告书 |
| (三) 新经济政策时期(1971-1990) |
| 三、转变时期(1991-2002)的语言教育政策 |
| 四、数理英化时期的语言教育政策 |
| (一) 政策的推出 |
| (二) 政策的目的与意图 |
| (三) 实施层面的分析 |
| (四) 数理英化政策的成效 |
| (五) 数理英化的“结束”及新的争议 |
| 五、后数理英化时期的语言教育政策 |
| (一) 国民团结 |
| (二) 多源流学校 |
| (三) 国民型学校的国文水平 |
| (四) 预备班存在的意义与功能 |
| (五) 国民型学校国文课时安排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后至1962年的华文教育 |
| 一、战前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概述 |
| (一) 私塾教育 |
| (二) 中国因素与新式学校 |
| (三) 英殖民政府的态度 |
| 二、战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状况 |
| (一) 政局钜变与教育需求 |
| (二) 教育本土化 |
| (三) 三大机构 |
| (四) 华校改制：英殖民政府时期 |
| (五) 马六甲会谈与联盟政府 |
| (六) 马华公会之钜变 |
| (七) 华校改制：联盟政府时期 |
| 三、林连玉及其语言教育观点 |
| (一) 生平事蹟 |
| (二) 建国理念 |
| (三) 文化传承 |
| (四) 语言教育观点 |
| 四、钟灵模式之分析 |
| (一) 钟灵中学与陈充恩 |
| (二) 第三路线 |
| (三) 具体措施 |
| 五、华文中学改制评析 |
| (一) 林连玉对改制的立场 |
| (二) 钟灵改制评析 |
| (三) 汪永年的评价 |
| (四) 振华与昔华改制评析 |
| (五) 马华公华与华校大改制 |
| 小结 |
| 第三章 1962年后的华文教育--华文小学 |
| 一、“最终目标”：达立报告书的阐释与建议 |
| (一) “最终目标”之背景 |
| (二) 达立报告书的阐释与建议 |
| 二、当局对华小董事会的侵蚀：整合与削权 |
| (一) 阿兹报告书 |
| (二) 1972年教育修订法案及其后续发展 |
| (三) 巴占新村华小校长任命事件 |
| (四) 内阁报告书 |
| (五) 3M制之争 |
| (六) 华小集会国语化 |
| (七) 综合学校计划 |
| (八) 华小高职事件 |
| (九) 宏愿学校 |
| 三、当局对华小办学品质的弱化：“行政偏差” |
| (一) 拨款不足 |
| (二) 学校增建不易 |
| (三) 师资缺乏 |
| 四、数理英化冲击下的华小 |
| (一) 事件演变概述 |
| (二) 2-4-3方案及4-2-2方案评析 |
| (三) 考试媒介语之争及马来社会的转变 |
| (四) 华社应对之策 |
| 五、后数理英化下的华小：马来文科争议 |
| (一) 小学第一阶段 |
| (二) 董教总分裂 |
| (三) 小学第二阶段 |
| 小结 |
| 第四章 1962年后的华文教育--独立中学 |
| 一、独立中学的发展与挑战 |
| (一) 初期概况 |
| (二) 独中复兴运动 |
| (三) 内阁报告书的不利建议 |
| (四) 1996年教育法令的灰色地带 |
| 二、办学路线的争议 |
| (一) 独中建议书 |
| (二) 办华文独中的意义 |
| (三) 对国民型中学的批判 |
| (五) 十年检讨 |
| (六) 文凭至上与双轨制 |
| (七) 英文至上与数理英化争议 |
| 三、统一考试的争议 |
| (一) 统一统考的考试媒介语 |
| (二) 统考的开放 |
| (三) 统考争取官方承认 |
| 四、独中教改 |
| (一) 国内外政治局势钜变 |
| (二) 独中教改之酝酿 |
| (三) 独中教改之倡导 |
| (四) 独中教改纲领 |
| 小结 |
| 第五章 1962年后的华文教育-国民型中学 |
| 一、国民型中学概述 |
| (一) 学校数量与分布 |
| (二) 学生人数与比例 |
| (三) 面临的困境 |
| 二、国民型中学与独立中学之间的争议 |
| (一) 向华社筹款之争议 |
| (二) “华中”之争议 |
| (三) 校地主权之争议 |
| 三、全国性组织之形成 |
| (一) 倡议之开始 |
| (二) 董总之国民型中学工委会 |
| (三) “行动方略”的推动与成形 |
| 四、华校特征的成形与评析 |
| (一) 华校特征的提出及成形 |
| (二) 华校特征的分析框架 |
| (三) 问卷回收概况 |
| (四) 华校特征调查的结果 |
| (五) 综合论述 |
| 小结 |
| 结论：思考与建议 |
| 一、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思考 |
| (一) 国家的语文教育政策 |
| (二) 华文教育的定位 |
| (三) 华文小学的抗争与发展 |
| (四) 华文独立中学的发展与挑战 |
| (五) 华文国民型中学的挑战与困境 |
| 二、对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之建议 |
| (一) 对国家语文教育政策认知之建议 |
| (二) 对华文教育定位之建议 |
| (三) 对华小的建议 |
| (四) 对独中的建议 |
| (五) 对国民型中学的建议 |
| (六) 对华教组织之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我国省级人大预算监督研究 ——以N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意义 |
| (二) 文献综述 |
| 1. 国外文献综述 |
| 2. 国内文献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 研究思路 |
| 2. 研究内容 |
| 3. 研究方法 |
| (四)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 可能的创新点 |
| 2. 不足之处 |
| 一、相关核心概念和理论基础 |
| (一) 相关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 预算 |
| 2. 全口径预算 |
| 3. 本级预算和部门预算 |
| 4. 预算监督 |
| 5. 人大预算监督 |
| (二) 理论基础 |
| 1. 委托代理理论 |
| 2. 博弈论 |
| 二、N省人大预算监督现状 |
| (一) N省人大预算监督的历史进程 |
| 1. 在机构名称方面 |
| 2. 在监督内容方面 |
| 3. 在建章立制方面 |
| (二) N省人大预算监督相关的组织机构及权限 |
| 1. N省人大预算监督方面的组织机构及人员配置 |
| 2. 组织机构法定权限 |
| (三) N省人大预算监督的内容及程序 |
| 1. 对预算编制的审查批准 |
| 2. 对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 |
| 3. 对预算调整的审查批准 |
| 4. 对决算的审查批准 |
| (四) N省人大预算监督工作的实际成效 |
| 1. 初步建立了全口径、全过程、多方参与的预算监督机制 |
| 2. 人大预算监督效力有所提高 |
| (五) 新《预算法》实施后N省人大预算监督效力评价 |
| 三、N省人大预算监督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 面临的主要问题 |
| 1. 主体不适应 |
| 2. 内容不规范 |
| 3. 效力不强 |
| 4. 过程不严谨 |
| (二) 面临问题的主要原因 |
| 1. 主体不适应的原因 |
| 2. 内容不规范的原因 |
| 3. 效力不强的原因 |
| 4. 过程不严谨的原因 |
| 四、国内外经验借鉴 |
| (一) 国外经验借鉴 |
| 1. 美国国会预算监督 |
| 2. 芬兰议会预算监督 |
| 3. 启示与借鉴 |
| (二) 国内经验借鉴 |
| 1. 湖北省人大的先进经验 |
| 2. 四川省人大的先进经验 |
| 3. 广东省人大的先进经验 |
| 4. 启示与借鉴 |
| 五、完善省级人大预算监督的建议 |
| (一) 健全法律体系 |
| 1. 应对《宪法》进行再次修订 |
| 2. 应进一步修订《预算法》 |
| 3. 应及时更新出台预算监督方面的省级地方性法律法规 |
| (二) 增强主体能力 |
| 1. 人大代表方面 |
| 2. 监督机构方面 |
| (三) 规范监督内容 |
| 1. 人大预算监督工作应前置 |
| 2. 延长编制和审查时间 |
| 3. 编制临时预算 |
| 4. 赋予人大预算否决权、修正权和分项审议权 |
| 5. 推行绩效预算 |
| (四) 完善约束机制 |
| 1. 建立责任追究机制 |
| 2. 健全预算公开机制 |
| 3. 建立公众参与机制 |
| 4. 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 |
| 5. 建立预算动态监测机制 |
| (五) 优化过程设计 |
| 1. 应恢复预算报告宣读程序 |
| 2. 建立网络平台提前向人大代表公布预算草案 |
| 3. 建立整改落实台账 |
| 4. 充分利用审计结果 |
| 5. 省财政厅直接下拨各市的专项资金应在部门预决算中编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8）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缘起及成立 |
| 第一节 淞沪会战的爆发及其失利 |
| 一、日本扩大侵华战争与淞沪会战爆发 |
| 二、淞沪会战前后的国际态度 |
| 三、淞沪会战中的伤兵和难民 |
| 第二节 上海各界的人道主义救护活动 |
| 一、淞沪会战前的救护准备 |
| 二、淞沪抗战救护过程及其特点 |
| 三、淞沪抗战救护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初步创建 |
| 一、旅沪中外慈善人士呼吁建会 |
| 二、颜惠庆为建会积极奔走联络 |
| 三、成功建立国际红十字委员会 |
| 小结 |
| 第二章 组织发展与完善 |
| 第一节 合法地位的确立 |
| 一、合法性问题的产生 |
| 二、申请独立会章失败 |
| 三、接受中国红会授权 |
| 第二节 组织体系的构建 |
| 一、以执行委员会为核心 |
| 二、分委员会及功能设置 |
| 三、组织运行的基本特征 |
| 第三节 部门组织的完善 |
| 一、现有工作小组的增设 |
| 二、对外合作机构的创设 |
| 三、对内协调机制的建立 |
| 小结 |
| 第三章 经费募集与支配 |
| 第一节 国内多元化劝募的实施 |
| 一、国民政府拨款 |
| 二、社会劝募活动 |
| 三、团体个人捐助 |
| 第二节 国际援助的获取 |
| 一、欧美各国捐助 |
| 二、海外侨胞捐赠 |
| 三、饶家驹北美募捐 |
| 第三节 经费筹募的成效及影响 |
| 一、经费收支总体状况 |
| 二、经费使用不足之处 |
| 三、经费问题中的利弊 |
| 小结 |
| 第四章 合作与整合：救援行动的组织途径 |
| 第一节 多种方式：伤兵救护工作的开展 |
| 一、普通伤兵救护 |
| 二、残废伤兵救助 |
| 第二节 团体合作：难民医卫工作的推行 |
| 一、难民医疗救助体系的构建 |
| 二、难民卫生防疫工作的推进 |
| 第三节 个体整合：难民教育工作的筹办 |
| 一、筹办难民教育的原因 |
| 二、难民教育的办理过程 |
| 小结 |
| 第五章 难民救济工作的困境与调适 |
| 第一节 收容所自办计划的放弃与职责调整 |
| 一、放弃自办与协助办理 |
| 二、收容所标准化尝试 |
| 三、特别指导团的组建 |
| 第二节 难民给养危机的出现与解决 |
| 一、统筹难民给养 |
| 二、减少难民人数 |
| 三、组织难民生产 |
| 第三节 收容所迁让事件的发生与应对 |
| 一、工部局责任规避与事件升级 |
| 二、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努力 |
| 三、难民迁移方案的制订与最终解决 |
| 小结 |
| 第六章 人道救援行动的成效 |
| 第一节 救援行动的绩效考察与评析 |
| 一、伤兵救护业绩辨析 |
| 二、难民救助效果评估 |
| 第二节 地域援助及其成效剖析 |
| 一、近郊救济的实施 |
| 二、地域援助的提供 |
| 三、地域联系的强化 |
| 第三节 “饶家驹安全区”的建立及其影响 |
| 一、“谎言”中建立起来的南市难民区 |
| 二、“安全区”模式在其他城市的援用 |
| 三、南市难民区与《日内瓦第四公约》 |
| 小结 |
| 余论 |
| 附录 |
| 一、《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组织大纲》 |
| 二、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组织系统表 |
| 三、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委员名录 |
| 四、《管理难民收容所方法草案》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文章 |
| 后记 |
（9）新文学的反动 ——中国反新文学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反新文学运动”概念的提出 |
| 二 “故纸堆”的价值 |
| 三 论文架构 |
| 第一章 中国旧文学的大崩溃 |
| 第一节 林纾与文学革命 |
| 一 文学革命前期林纾与章门恩怨考辨 |
| 二 林纾与新文学阵营“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口号的风向流转 |
| 第二节 其他反对派的意见 |
| 一 严复：听其自鸣自止可耳 |
| 二 章太炎：甄明学术,发扬国光 |
| 三 刘师培：保存国粹,昌明国学 |
| 第二章 “学衡派”的聚合 |
| 第一节 地利：由三(两)江师范学堂发展而来的南高—东大 |
| 一 南高的前身：三(两)江师范学堂 |
| 二 南高与南高的归并东大 |
| 第二节 人和：在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旗帜下 |
| 一 梅光迪与白璧德的相遇 |
| 二 吴宓等人与白璧德的交往 |
| 第三章 《学衡》与“学衡派”的新文化理想及新文学实践 |
| 第一节 《学衡》杂志 |
| 一 《学衡》的作者群 |
| 二 《学衡》的插画 |
| 三 《学衡》的翻译 |
| 第二节 “学衡派”的新文化理想与新文学实践 |
| 一 梅光迪的新文化理想 |
| 二 吴宓的新文学实践 |
| 第四章 后期“甲寅派”的反新文学活动 |
| 第一节 《甲寅杂志》与新文学的发生 |
| 一 章士钊早期的办刊(书局)活动 |
| 二 《甲寅杂志》与新文学 |
| 第二节 后期“甲寅派”与新文学 |
| 一 《甲寅》周刊的创办 |
| 二 后期“甲寅派”的反新文学(化)运动观 |
| 第五章 结语：意义与余绪 |
| 第一节 新文学反动思潮兴起的背景 |
| 第二节 新文学反动思潮之总结与评价 |
| 第三节 余绪：“学衡派”与后期“甲寅派”的不同命运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代表性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述评 |
| 2 民国时期闽浙地区概况 |
| 2.1 地理区位 |
| 2.2 政区沿革 |
| 2.3 社会概况 |
| 3 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的时空分布 |
| 3.1 疫灾时间特征 |
| 3.1.1 季节变化特征 |
| 3.1.2 年际波动特征 |
| 3.2 疫灾空间分布 |
| 3.2.1 疫灾总体分布特征 |
| 3.2.2 单个疫种分布特征 |
| 3.3 小结 |
| 4 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的公共卫生体系 |
| 4.1 公共卫生行政体系 |
| 4.1.1 卫生行政机构 |
| 4.1.2 卫生行政制度 |
| 4.2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
| 4.2.1 公立卫生部门 |
| 4.2.2 私立医疗机构 |
| 4.3 公共卫生防疫体系 |
| 4.3.1 公共卫生管理 |
| 4.3.2 检疫防疫体制 |
| 4.3.3 医学教育体系 |
| 4.3.4 民间社团组织 |
| 4.4 小结 |
| 5 民国时期闽浙地区公共卫生体系和疫灾的互动 |
| 5.1 疫灾对公共卫生体系的冲击 |
| 5.1.1 对公共卫生行政体系的冲击 |
| 5.1.2 对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冲击 |
| 5.1.3 对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冲击 |
| 5.2 公共卫生体系对疫灾的应对 |
| 5.2.1 扩充卫生行政机构,制定卫生行政制度 |
| 5.2.2 建立传染病防治业务机构 |
| 5.2.3 建立善后救助机构 |
| 5.2.4 组建临时性防疫机构 |
| 5.2.5 进行卫生宣传教育,举办卫生运动 |
| 5.2.6 设立临时防疫医院 |
| 5.2.7 管制交通,隔离患者 |
| 5.2.8 发放疫苗,强制注射 |
| 5.3 小结 |
| 6 民国时期闽浙地区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 |
| 6.1 民众防疫观念的嬗变 |
| 6.2 精英防疫思想的嬗变 |
| 6.2.1 传染源防控 |
| 6.2.2 传播途径防控 |
| 6.2.3 易感人群防控 |
| 6.3 政府防疫制度的变迁 |
| 6.3.1 专门的防疫制度 |
| 6.3.2 清洁卫生法规 |
| 6.3.3 交通防疫法规 |
| 6.3.4 学生防疫法规 |
| 6.4 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致谢 |
四、巧算2003年的星期（论文参考文献）
- [1]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D]. 胡小京. 河北师范大学, 2019(01)
- [2]农业的政治过程：国际竞争及国家主导发展下的农业变迁[D]. 付会洋. 中国农业大学, 2017(08)
- [3]浦发银行西安分行自助设备运营管理研究[D]. 周政. 西北大学, 2016(05)
- [4]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关系研究[D]. 梁英超.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6(02)
- [5]内生与建构：激活村民自治资源的尝试与悖论 ——以华南云台村村委会下移改革为个案[D]. 吴记峰.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6)
- [6]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体系的省思[D]. 黄集初.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7]我国省级人大预算监督研究 ——以N省为例[D]. 唐珍梅. 内蒙古大学, 2016(12)
- [8]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研究[D]. 崔龙健. 苏州大学, 2016(11)
- [9]新文学的反动 ——中国反新文学运动研究[D]. 高传峰. 华东师范大学, 2016(07)
- [10]民国时期闽浙地区疫灾流行与公共卫生意识的变迁研究[D]. 苏东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