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业产值统计分析的局限性（论文文献综述）
潘秋晨[1]（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张莅黎[2]（2021）在《经济增长中的产业投入产出关联效应：测度与中国实证》文中研究说明经济增长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那么经济为什么增长?这是经济学研究者一直在回答且一直没有满意答案的命题。起初人类只需要土地和劳动力就可以实现增长,而随着分工的出现,市场的形成,资本、技术介入到经济增长中,使得生产函数变得日益复杂。经济学家们把除资本和劳动力以外,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其他因素放入“余值”,全要素产生率也就成为了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后来,研究者又把制度、空间等因素从“余值”中分离出来。显然,随着生产从简单到复杂,市场从分割到连通,分工从单一到多样化,新的增长要素不断涌现,新业态的不断催生,产业关联也日益网络化,导致经济增长动因难以完全揭示。产业关联虽然没有被经济学所遗忘,从魁奈的《经济表》到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表,从经济统计上已全面测度了产业的投入产出关联,基于投入产出表可以分析产业之间的关联效应、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也可用于识别主导产业、产业的价值链位置等。然而,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究竟是如何促进一国或地区增长,仍是一个缺失的研究领域。这种研究上的缺位导致一国经济增长环节错配,更难解释一国内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差距。孤立的产业是不存在的,产业只有在投入产出关联中形成产业体系才能发展。那么,产业投入产出关联是否是导致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因?为什么一国内部一个地区比另一个地区发展得好,即规模大质量高?本文将从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视角,全面揭示经济增长中的产业投入产出关联效应,对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增长效应和地区经济增长及发展差距的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在理论分析中,本文将产业投入产出关联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中,构建了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增长效应和地区经济增长及发展差距的理论分析框架,建立了产业投入产出关联、产业集聚和地区经济增长及发展差距的理论联系,提出了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增长效应是导致地区经济增长及发展差距的理论假说,把产业投入产出关联从经济增长来源的“全要素”中剥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增长因素,从而丰富了经济增长理论。同时,从产业在产业链上集聚的视角探讨产业集聚的经济学原因,不仅对产业集聚理论进行了有效拓展,也为产业集聚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维度。另外,产业在产业链上集聚位置的不同导致了主导产业的不同,又进一步决定着经济增长动力与增长质量,从而解释了一国内部地区在相同制度安排下的发展差距,这对产业结构理论及地区差距成因理论也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在统计方法上,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出各产业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力系数,通过构建产业关联距离的概念,进一步经计算得到产业关联矩阵,并将其引入基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然后再基于供给和需求的视角,以中国规模以上、多所有制的34个工业产业和地区42个产业为样本,对经济增长中的产业投入产出关联效应进行全面测度,实证由产业投入产出关联引起的增长效应是如何导致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差距的形成。通过实证分析对理论假说进行全面的验证,得到以下几个主要的结论:一是,在没有新要素投入的情况下,通过产出关联、资本关联和劳动力产联产生了增长效应,同时由于不同产业在产业链上集聚的不同,导致了不同所有制产业的关联增长效应存在差异。根据产业关联距离和产业关联矩阵的构建,对20072012和20132018年两阶段中国规模以上及多所有制（国有及国有控股、私营、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34个工业产业的产业投入产出关联自相关性进行测度,结果均说明34个工业产业间存在着显着正向的产业关联自相关性,并据此对产业关联集群进行分类,发现规模以上和多所有制的产业关联集群分类存在差异性,并且不同时期因产业关联发生改变,也会使得产业关联集群内的产业存在差异。二是,中国工业产业的中心和外围产业关联集群具有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关联增长效应,且在未考虑产业关联的情况下,普通经济增长模型均会在一定程度上高估或低估产业关联集群的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在产业关联增长效应下,剔除短期效应后,在长期协整均衡下得到的生产函数将更为真实地揭示出规模以上及多所有制工业产业的增长本质。三是,在产业关联下,不同组织制度安排的工业产业间产值、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联传递和溢出效应也明显不同。总体上看,关联资本对经济增长都存在着负向效应,即一个产业的资本投入会抑制其他产业的产出、资本和劳动,对整个工业产业体系存在负面影响,而关联劳动则都存在着正向的溢出效应,对整个工业产业体系存在正面影响。四是,在相同制度安排下,不同地区产业关联的不同导致了产业链上产业集聚的中心——外围结构不同,产业关联增长效应也明显不同。从中国情况看,相对发达地区的中心产业关联集聚在产业链高端,且服务业与高端制造业的融合较明显,而欠发达地区的中心产业关联集聚在产业链低端。以全国、上海市、湖北省和云南省为样本,根据产业关联距离和产业关联矩阵,得到产业关联自相关系数,并从各地区划分出的四类产业关联集群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地区中心产业关联集群的差异性。五是,一国内分区域和地区间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关联增长效应有所不同。首先就分区域而言,西部地区受到最终消费和投资需求拉动最大,东部和中部地区受出口需求拉动最大。西部地区在产业关联增长效应下,经济增长受关联产业的消费需求拉动作用较大,东部和中部地区受关联投资阻碍作用和关联出口需求的拉动作用较大。上海市经济增长受到最终消费的拉动最大,其次是出口和投资,而湖北省和云南省的经济增长则受出口的拉动最大,其次是最终消费和投资。在产业关联的增长效应下,三个地区都受到关联投资的负向作用和关联出口的正向作用,除上海市外均受到关联消费的正向拉动作用。鉴于所得到的研究结论,本文具有多方面的政策含义:首先是对于外循环,应打通产业链上各环节,加强产业关联同时强化价值链分割,推动制造业全面且深入的融入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重构中,在外循环中提升中国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的潜在规模,提升产业链韧性以抗风险;其次是对于内循环,中国应打破产业分割以缩短产业关联距离,推动上下游产业和相关产业联动发展,在内循环中实现地区产业融合发展,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再次是要通过地区产业关联再造,实现欠发达地区产业链上中心——外围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扩大中心产业关联集群集聚规模的同时,也要推动中心产业关联集群向高端移动,充分带动外围产业发展;最后是制定差异化的产业发展政策,消除地区间产业转移障碍,通过国内价值链的内部循环以重构全球价值链,在内外双循环中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焦英俊[3]（2020）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经济增长规模令世人瞩目,基本成绩不容否定。但是,当前国内经济发展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挑战:传统增长红利空间日趋紧缩,后发优势逐渐消退,实体经济大而不强的特征仍旧明显,经济下行风险依然较大。单纯依靠要素驱动已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经济良性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变。历史和现实表明,创新是推进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源动力,而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创新高地不仅能够直接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而且具备很强的外部性,对于提高经济技术效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近年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已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产业增加值跃居世界第一位。同时,作为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和高新技术产业布局的主要载体,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国家高新区）发展日新月异,创新产出效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成为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中流砥柱。然而,高新技术产业是否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起了良好的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需要进一步验证。鉴于此,本文基于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层面和国家高新区层面的双重研究视角,剖析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外部市场绩效,这种外部市场绩效在本文集中体现为区域技术效率的提升。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为:首先,从理论上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机理进行阐释;其次,从中国省级、地级市视角揭示了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协同分布特征;再次,利用中国省级、地级市和国家城市群数据实证剖析了不同阶段、不同地区在不同环境变量约束下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的异质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最后,基于主要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启示。第一,通过理论论证,本文阐释了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机理与特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过程具有较强的外部性,能够带来显着的技术效率溢出效应,同时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对于本地区而言,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通常能够产生直接技术效率溢出,提高本地区技术效率;另一方面,长期内,高新技术产业也有可能带来路径依赖和技术锁定效应,阻碍本地技术效率进步。另外,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集聚倾向性,因此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带来规模效应,但是若其集聚程度过高,则可能会引发拥塞效应,导致负向技术效率溢出。对于邻近地区而言,一方面,本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有可能带来回波或极化效应,导致邻近地区发展环境恶化,不利于技术效率提升;另一方面,高技术产业也可能带来扩散或涓滴效应,使得邻近地区的发展环境得到优化,促进技术效率提升。第二,基于中国省级层面数据,利用传统数理统计模型、随机前沿模型以及地统计模型考察了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以及两者的空间相关关系。从空间分布来看,东部沿海大部分省份以及陕西、四川等地的高新技术产业整体集聚程度较高;东部沿海大部分省份以及四川、安徽、湖北等地的高新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程度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的专业化集聚程度较高;除河北以外,广大东部沿海省份的技术效率较高,其他地区相对较低。另外,高新技术产业与技术效率的空间分布重心整体上均向南移动,且近十年以来,技术效率空间分布重心整体上朝东南方向移动,同时高新技术产业空间分布重心朝西南方向移动,两者空间分布重心相向而动,呈空间收敛态势。此外,技术效率与高新技术产业区位商、多样化集聚指数显着正相关,与专业化集聚指数显着负相关。第三,基于中国省级层面数据,应用地统计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及不同集聚形式下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各省级地区的技术效率呈显着空间正相关关系;技术效率和高新技术产业区位商的“热点-冷点”区域重叠范围较大,且近年来两者的“热点”区域大致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而“冷点”区域位于青海及其周边省份;高新技术产业的整体集聚和多样化聚集均能够显着地促进本地和邻地技术效率的提升,且技术效率溢出呈“倒U型”特征;但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专业化聚集未能促进本地和邻地技术效率的提升。第四,基于中国地级市和国家高新区层面数据,采用传统数理统计和地统计模型刻画了国家高新区和城市技术效率的空间协同演进和空间耦合状况。研究发现,样本城市的技术效率整体上不断提高,同时,设有国家高新区的城市技术效率明显高于未设国家高新区城市,且2007年后差距更大。从整体上看,地级城市技术效率和国家高新区产值的空间分布格局皆是以南-北方向为主,东-西方向较弱,空间分布平均中心均位于浙江省境内,二者地理距离较近。近年来,技术效率的空间分布主趋势明显地向国家高新区产值的空间分布主趋势方向偏移,同时,二者在空间发展上呈现出高度耦合状态,而且在2017年两者的空间耦合系数更是高达93.58%,说明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空间正相关关系。第五,基于中国地级市和国家高新区层面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揭示了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的异质性特征及其空间衰减边界。研究发现,2000-2017年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本地技术效率提升,但不利于邻地技术效率提升。然而,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区域整体技术效率提升。就不同阶段而言,2000-2010年国家高新区未能促进本地和邻地技术效率提升。但在2010-2017年,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本地和邻地技术效率提升,同时国家高新区的技术效率溢出随地理距离的增大而衰减,且衰减区域大致分为三个区域:一是160公里以内,此范围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的密集区域,且溢出系数未明显下降;二是160-260公里以内,此范围内溢出系数仍显着为正,但其数值快速下降,同时260公里也是技术效率外溢的半衰距离;三是大于260公里地区,此时空间溢出系数不再显着,且当地理距离达到440公里时下降为0。事实上,对于大部分省份而言,以省份中心为圆心,以260公里为半径的圆弧基本上能够辐射一省绝大部分区域,大于260公里的区域极有可能超出了省界。因此,可以认为,省界对于国家高新区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国家高新区更倾向于提供“本地化服务”,尤其在省级层面上表现得更加突出。第六,基于中国城市群和国家高新区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剖析了不同地区、不同时段国家高新区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2000-2017年全部10个样本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都能够显着促进本地技术效率的提升。但是,在京津冀内部的本地国家高新区不利于邻地技术效率提升,而海峡西岸、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内部的本地国家高新区却能够促进邻地技术效率提升。从整体上看,山东半岛、中原、长三角、海峡西岸、珠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等7个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促进区域整体技术效率的提升,而东三省、京津冀和关中平原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未能对整个地区技术效率产生促进作用。从不同时段来看,2000-2010年,除了关中城市群外,其他城市群内部的本地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本地技术效率提升,同时在京津冀和成渝城市群内部,本地国家高新区能够积极促进邻地技术效率的提升。从整体上看,京津冀、长三角、长江中游和和成渝等4个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区域整体技术效率的提升。然而,东三省、山东半岛、海峡西岸、珠三角、中原和关中平原等6个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未能对整个地区的技术效率产生促进作用。2010-2017年,全部样本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都能够显着地促进本地技术效率提升。但是,京津冀城市群内的本地国家高新区不利于邻地技术效率提升,而海峡西岸、珠三角和关中平原等3个城市群的本地国家高新区却能够显着地促进邻地技术效率提升。此外,东三省、山东半岛、中原、海峡西岸、珠三角、关中平原和和成渝等7个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能够显着地促进区域整体技术效率提升。但是,京津冀、长三角和长江中游等3个城市群的国家高新区未能对整个地区技术效率产生促进作用。第七,利用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和核密度分析等方法探讨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的影响因素。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不仅取决于内部创新效率,而且与地区间“发展距离”有关。研究发现,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内部的创新效率总体上呈不断上升趋势,同时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和西部次之,东北地区最低;拥有较多大型高新技术企业的地区不仅具有更高的创新效率,而且创新效率波动较小;高新技术产业市场结构对其创新效率水平和波动都没有显着影响;在国有高新技术企业比重较大的地区,虽然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水平相对较低,但是创新效率波动较小;政府干预不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水平的提升,同时对创新效率的波动没有显着影响;开放程度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水平和波动均无显着影响;地区间的“工资距离”与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高度相关,工资水平差异越小,技术效率空间溢出越大。本文论证了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机理,基于空间视角实证剖析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效率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启示。本研究预期能够为优化高新技术产业空间布局、健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完善国家高新区和国家城市群战略规划等提供科学的理论和经验依据。
童超[4]（2020）在《绿色GDP核算的理论与方法重构》文中提出在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GDP作为核心经济指标,未体现资源环境因素的不足日益凸显。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陆续启动绿色GDP研究和实践,但在推进过程中遇到较大困难,绿色GDP探索一度进入低谷。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政策日趋严格,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着成效,社会各界对绿色GDP的数据需求越来越迫切。2015年,环保部宣布重启绿色GDP研究,称为绿色GDP2.0。一些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多数研究侧重于技术评估层面,缺乏经济理论和核算理论支持,也缺乏统一的核算方法,导致核算结果不可加、不可比,存在一定争议。本文针对当前绿色GDP研究存在的问题,在国民经济核算框架里,按照绿色GDP研究范式,保持绿色GDP的国民经济核算和经济学本色,体现资源耗减、环境污染和环境改善等因素,构建指数并进行估价,最后以山西省为例计算出全省和各市绿色GDP。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重构绿色GDP核算理论框架。本文针对当前绿色GDP1.0和2.0研究存在的不足,根据核算理论,结合当前生态环境政策日趋严格的背景,提出理论框架的前提假设:污染物产生的同时即由企业自行无害化处理。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比较明确投入产出关系的绿色GDP核算理论框架,主要做法是:1.拓展核算范围,虚拟一个资源环境部门;2.重构投入产出关系,将资源耗减和公共环保支出视为该部门的投入,将环境污染视为负产出;3.考虑环境改善产出,将其作为一项因子体现在环境污染指数中;4.将资源和污染物价格作为内生变量,克服价格外生给定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二是重构绿色GDP物量核算方法。构建统一的物量核算单元——资源耗减指数和环境污染指数。主要做法:1.采用最新研究成果拓展生态足迹方法的范围,解决现有方法难以度量矿产资源耗减的不足,将核算范围拓展到化石能源和矿产资源,以生态足迹为同度量因素,结合山西省涉及的主要资源类型,构建资源耗减指数。2.按照主要污染物的环境监测数据、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产量和产排污系数计算污染物排放量,采用经验判断与熵值法等方法为25种环境污染物赋权,同时,充分考虑环境改善因素,以造林面积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构建环境改善因子,构建体现环境改善因子的环境污染指数。三是重构绿色GDP的价值量核算方法。主要做法是:1.根据能源距离函数和拉格朗日原理,推导资源耗减指数影子价格公式,将资源耗减指数作为一项新的投入,与资本、劳动和产出等指标共同纳入超越对数能源距离函数,利用参数线性规划方法求解资源耗减指数的影子价格。2.根据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与利润函数的对偶性,推导环境污染指数影子价格公式,将资源耗减指数、资本和劳动作为投入要素,将环境污染指数和工业总产值作为负产出和正产出,纳入二次型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利用参数线性规划方法求解环境污染指数的影子价格。3.直接求解出的影子价格是在最优化条件下的价格,本文根据非效率因素对其进行调整,并进一步根据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工业增加值率进行调整,得出可以直接用于调整GDP的实际价格。四是基于山西省数据,运用重构的核算框架和方法进行山西省绿色GDP的实证探索。从相关部门搜集整理山西省自然资源、环境污染、造林、工业生产和效益等数据,计算山西省资源、环境物量指数及其实际价格,并进一步计算2004-2017年山西省及各市资源耗减投入和环境污染负产出,结合整理搜集的公共环保投入,核算山西省及各市2004-2017年绿色GDP数据。经与相关研究对比并结合实际情况分析,本文计算的物量指数、实际价格以及绿色GDP,能够体现生态环境政策变化,能够比较客观的反映山西省绿色发展成果。本文创新点:一是重构绿色GDP核算的理论框架,与之前研究相比,本文核算框架改进之处是:引入负产出概念、重构投入和产出指标、符合投入产出一致性等核算原则,从流量角度进行资源投入和环境污染核算,可以得出一个有减有加,体现环境治理效果的绿色GDP指标。二是将指数方法引入绿色GDP的物量核算,与现有框架中碎片化的分项进行物量核算相比,将指数用于物量核算是统一的核算方法,具有较好的适用性,核算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定性,核算范围全面且易于拓展,新的资源和污染物类型可以很方便的纳入指数。三是将距离函数引入绿色GDP核算并进行统一估价,采用能源距离函数求解资源耗减指数影子价格,采用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求解污染物影子价格。影子价格优点是能够体现资源和环境服务稀缺性,方向性距离函数适用于解决负产出问题,因此,本文核算方法和核算理论框架具有一致性。四是数据创新,1.本文整理长达14个年度的省级与市级工业主要产品产量（506种产品）,并以此为基础计算资源耗减投入和环境污染负产出,包括10种资源和25种污染物,核算范围明显比当前相关研究更加全面;2.本文采用更加细分的企业数据,经梳理国内公开发表的绿色核算和资源影子价格等相关研究,其数据均由包含非采矿业产值的企业层面产值数据汇总得出,暂未发现采用更加细分的企业数据进行资源耗减和绿色GDP核算的研究,在企业多元化发展背景下,采用企业的采矿业产值,而非采矿企业总产值,可以更准确度量采矿业产出和核算资源价值;3.本文各指标均由相同的企业数据汇总得出,提升估价和核算的准确性。
王琦琦[5]（2020）在《基于多源数据的糖尿病风险综合评价及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背景:糖尿病是当前威胁全球人类健康最重要的非传染性疾病之一。中国是全球糖尿病患者最多的国家,流行与防控形势严峻。全面反映糖尿病患病情况和流行趋势,发现并动态监测糖尿病危险因素,科学制定和评价糖尿病预防控制策略和措施已成为当务之急。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对糖尿病的个体危险因素进行评价,并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从地区层面开展糖尿病流行的影响因素识别和风险量化评价,对健康相关决策,尤其是健康相关其他领域的决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近年来,针对糖尿病的医疗、健康服务内容日渐丰富,及时识别高危患者和潜在风险,对开展糖尿病的二级预防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同时,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糖尿病患者管理专业化程度较低,社区卫生人员对糖尿病治疗效果了解不全面,不能对患者及时进行针对性、个性化的管理。整合来自卫生健康领域人群监测、临床诊疗、健康体检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跨部门业务数据,在已有指南和研究共识的基础上,构建以患者为中心的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模型,转化为可在基层应用的适宜技术和评价工具,有助于提高卫生健康部门,特别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糖尿病诊疗和管理服务的针对性和及时性,也有助于加强对已有临床诊疗和防控实践数据的利用。研究目的:本研究以糖尿病发生、发展风险为评价对象,整合卫生健康领域已有监测、诊疗数据和其他健康相关领域数据资源,完成地区糖尿病流行风险因素分析和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评价,为糖尿病风险识别和相关决策提供可测量、可推广的模型和工具,并以某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为基础,完成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评价工具的现场应用。资料与方法:资料主要来源于2010年中国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环境背景值图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201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2011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某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2015年—2017年2型糖尿病患者诊疗、体检和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患者管理记录。研究内容包括三个部分:1.糖尿病流行状况的地区影响因素分析整合已有疾病监测和健康相关领域数据资源,从地区层面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土壤微量元素含量与35～74岁人群糖尿病流行病状况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进行降维处理。以个体为水平1、县（区）为水平2,利用logistic回归的两水平随机截距模型分析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土壤微量元素与35～74岁人群糖尿病流行状况的关联性。2.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工具的开发将糖尿病管理效果分解为健康状况（无风险、低风险、高风险）和健康相关行为（无风险、有风险）两个方面的风险二维结构。利用主成分分析对健康状况和健康相关行为评价指标进行降维处理,综合考虑特征值和贡献率提取主成分,以主成分得分系数为指标的权重,以最大方差旋转后矩阵的贡献率为主成分的权重,构建综合评价指数。采用ROC曲线法,确定综合评价指数的临界值。健康状况以中国2型糖尿病综合控制目标包括的健康状况指标为基础。健康相关行为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糖尿病患者随访记录为基础。3.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工具的应用研究利用某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中2015年—2017年间有诊疗记录且接受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随访的2型糖尿病患者为样本,完成2型糖尿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工具的现场应用。以单次评价为水平1、患者个体为水平2,利用重复测量资料的两水平随机截距模型对患者的管理效果风险分级和糖尿病并发症的关联性进行分析。以初评无并发症的全样本队列和倾向得分匹配队列,利用Kapialn-Meier法和Cox比例分析回归模型对不同管理效果初评风险分级的患者在3年随访期内并发症的发生风险进行分析。利用传统机器学习分类器和神经网络模型,尝试对2型糖尿病患者并发症进行预测。结果:1.糖尿病流行状况的地区影响因素分析9个微量元素中,不同土壤背景铁含量和背景硒含量地区的糖尿病患病风险有差别。控制混杂因素后,土壤背景铁含量较高地区（431.407mg/kg-486.251mg/kg）的风险高于低含量地区（270.181mg/kg-384.713mg/kg）,校正AOR值为1.261（95%a,1.065～1.493）,土壤背景硒含量高地区（0.247mg/kg-0.338mg/kg）的风险高于较低含量地区（0.185mg/kg-0.216 mg/kg）,校正OR值为 1.306（95%CI,1.217～1.402）。15个经济学社会发展指标降维得到主成分5个,依次代表社会发展、工业发展、污染物排放、城市建设和人口老龄化。控制混杂因素后,社会发展和污染物排放水平高地区（上三分位数组）的风险高于水平低地区（下三分位数组）,校正OR值分别为1.256（95%CI,1.082～1.457）和 1.174（95%CI,1.018～1.355）。2.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工具的开发10个健康状况评价指标通过降维得到F1-F4共4个主成分,以贡献率为权重计算得到健康状况风险指数f。f取值范围为-0.90～1.08,符合中位数为-0.02、四分位间距为-0.27-0.25的偏态分布。评价标准如下:f（Ⅰ）无风险,f<-0.09;f（Ⅱ）低风险,0.09≤f<0.21;f（Ⅲ）高风险,f≥0.21。女性、60-69岁和注射胰岛素治疗的患者更容易出现健康状况风险,相对于参照组,出现低风险的 OR值依次为 1.258（95%CI:1.074～1.475）、1.230（95%CI:1.014～1.491）和 1.260（95%CI:1.024～1.551）;出现高风险的AOR值依次为 1.454（95%CI:1.246～1.697）、1.204（95%CI:0.999～1.450）和 1.238（95%CI:1.011～1.517）。6个健康相关行为评价指标通过降维得到S1-S3共3个主成分,以贡献率为权重计算得到健康相关行为风险指数s。s取值范围为-0.33～2.45,符合中位数为-0.33、四分位间距为-0.15～0.21的偏态分布。评价标准如下:s（Ⅰ）无风险,s<0.12;s（Ⅱ）有风险,s≥0.12。年龄升高是健康相关行为出现风险的保护因素,相对于35～59岁组患者,60～69岁和70岁及以上组患者健康相关行为出现风险的OR值分别为0.187（95%CI:0.036～0.975）和0.105（95%CI:0.020～0.542）。以健康状况风险指数f和健康相关行为风险指数s的风险分级的二维结构,最终构建糖尿病管理效果风险分级为:0=f（Ⅰ）+s（Ⅰ）,1=f（Ⅰ）+s（Ⅱ）或f（Ⅱ）+s（Ⅰ）,2=f（Ⅱ）+s（Ⅱ）或f（Ⅲ）。3.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工具的应用研究来自住院记录、门诊记录、体检记录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四类数据可支持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工具的现场应用。2015年—2017年在某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有诊疗记录且接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随访的2型糖尿病患者共2,613人。经过数据的筛选、清理、拼接、去重,最终整合得到评价记录21,857条。21,857人次的评价中,患者管理效果为无风险、低风险和高风险占比分别为59.8%、33.6%和6.5%,风险降低者占12.6%,风险增加者占12.1%。35～59岁组患者风险增加的比例（7.8%）低于60～69岁（12.2%）和70岁及以上组（14.8%）。2,613名患者中共有680人伴有并发症（占26.0%）、483人伴有多个并发症（占18.5%）。21,857人次的评价中共有2,763人次伴有并发症（占12.6%）、1,791人次伴有多个并发症的（占8.2%）。患者管理效果风险高的患者伴有并发症的可能性高于无风险者,控制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后的校正OR值为1.462（95%CI:1.001～2.134）。2,375名在观察起点无并发症的2型糖尿病患者中,有530人在随访期间被诊断出现并发症（占22.3%）,398人被诊断出现多个并发症（占16.3%）。经倾向得分匹配后,相对于初评无风险的患者,初评高风险的患者在随访期间被诊断发生多个并发症和伴有神经的并发症的可能性更高,HR值分别为2.054（95%CI:1.097～3.846）和2.246（95%CI:1.080～4.671）。相对于初评低风险的患者,初评高风险的患者在随访期间被诊断发生并发症的可能性更高,HR值为1.679（95%CI:1.003～2.811）,在伴有神经、周围循环并发症和伴有多个并发症的诊断中也观察到同样的风险,HR值为分别为2.336（95%CI:1.125～4.849）、3.251（95%CI:1.212～8.721）和 1.891（95%CI:1.025～3.488）。传统机器学习分类器中,K近邻方案的预测准确率最高,对伴有并发症的预测准确率为85.9%,对伴有肾、眼、神经、周围循环并发症和伴有多个并发症的预测准确率依次为94.0%、91.0%、91.0%、92.2%和88.6%。针对六种并发症的前馈神经网络最优隐藏层层数分别为4、4、2、2、4和4层,单层最优神经元数分别为120、140、120、120、120和120。最优结构前馈的神经网络性能优于传统机器学习方案,对伴有并发症的预测准确率为88.7%,对伴有肾、眼、神经、周围循环并发症和伴有多个并发症的预测准确率依次为93.2%、92.4%、93.4%、94.1%和 90.7%。结论:1.从地区层面来看,土壤背景铁含量较高地区的糖尿病患病风险高于低含量地区,土壤背景硒含量高地区的风险高于较低含量地区,社会发展和污染物排放水平高地区的风险高于水平低地区。虽然风险的绝对值较小,但考虑到我国糖尿病的高流行病率和地区风险因素暴露的普及性,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对除卫生、健康领域之外,食品流通、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城市建设等领域可能影响健康的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具有参考意义,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2.从个体层面来讲,本研究建立的2型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模型,包括健康状况风险指数f和健康相关行为风险指数s的二维结构,最终可将风险分级为:0=f（Ⅰ）+s（Ⅰ）,1=f（Ⅰ）+s（Ⅱ）或f（Ⅱ）+s（Ⅰ）,2=f（Ⅱ）+s（Ⅱ）或（Ⅲ）。模型是基于现有临床诊疗和健康管理实践的业务数据为基础开发的简易评估工具,可以转化为在基层应用的适宜技术,帮助提高糖尿病诊疗和管理服务的针对性和及时性。3.在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应用场景下,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模型能够实现基于真实临床诊疗、体检和公共卫生管理实践数据的动态评价。通过选择适宜的分析模型,已在3年的随访期间内观察到管理效果风险高的患者伴发并发症的可能性增加,可用于帮助卫生健康部门,特别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快速识别高危患者和潜在风险。
黄姗[6]（2020）在《京津冀地区雾霾污染影响因素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文中指出京津冀地区作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要区域,近年来由于常住人口的迅速增加、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排放的增加而备受雾霾污染的困扰,并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京津冀雾霾污染的强烈关注。虽然国家及京津冀生态环境部门已经出台一系列措施来治理雾霾污染,但京津冀地区雾霾污染依旧时有发生,并且由于雾霾污染空间传输性较强的这一特征,雾霾污染发生时波及面广泛而持续。为了高效治理京津冀地区雾霾污染,本研究分析京津冀地区雾霾污染的时空特征和成因,进而对雾霾污染的驱动因素进行Lasso回归,测算各影响因素对城市雾霾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并运用门槛模型进一步实证分析经济增长对雾霾污染的门槛效应。在此基础上,将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相结合,分析京津冀各城市间雾霾污染的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时间,并针对各地雾霾成因特点提出对策建议,从源头上治理雾霾污染。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通过分析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物的年均和月均浓度发现,几类大气污染物均在2013年左右达到峰值,并在此后呈下降趋势,月度上呈现冬季最高,夏季最低的变化规律。雾霾污染空间分布具有“北优南差”的特征。通过分析京津冀地区雾霾成因发现,机动车数量攀升及道路拥堵导致的汽车尾气增多等对雾霾治理产生不利影响;重工业发达城市或承接产业转移的城市第二产业占比较高,是导致空气质量恶化的重要因素;河北省能源消费的结构性问题突出,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导致了空气质量不断恶化。通过Lasso回归对京津冀雾霾污染主要进行因素进行筛选,加剧北京雾霾污染程度的指标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单位GDP用电量、能源强度、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工业投资、液化石油气供应总量;减轻北京雾霾污染程度的指标为:道路清扫保洁面积、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占GDP比重。加剧天津雾霾污染程度的指标为:能源工业投资、石油及炼焦加工业投资、液化石油气供应总量、房屋施工面积;减轻天津雾霾污染程度的指标为: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森林覆盖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占GDP比重、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加剧河北雾霾污染程度的指标为:公路客运量占客运总量的比重、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能源消费结构、石油及炼焦加工业投资;减轻河北雾霾污染程度的指标为: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占GDP比重、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治理废气项目完成投资。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在特定门槛变量的作用下,经济增长水平与雾霾污染强度的非线性函数关系。人口密度、民用汽车保有量、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工业投资、森林覆盖率四个门槛变量通过门槛模型的显着性检验,其中民用汽车保有量、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工业投资存在显着的单门槛效应,森林覆盖率存在显着的双门槛效应,人口密度存在显着的三重门槛效应。对京津冀地区七个城市的PM2.5日均浓度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七个城市中接近半数的城市通过雾霾污染溢出效应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存在溢出效应。其中,北京对保定、廊坊对保定、承德对唐山、张家口对北京的溢出效应通过1%水平的显着性检验,存在较强的雾霾溢出效应。除北京与承德、天津与廊坊、保定与廊坊之间存在着双向溢出效应外,其他城市之间只存在单向的雾霾污染溢出效应。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保定和北京之间的雾霾污染冲击时长最长,分别达到了28天和30天。格兰杰因果检验中通过10%显着性水平检验的城市之间在脉冲响应分析中普遍存在较长的冲击时长,二者结论较为相符。
周悦[7]（2020）在《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金融体系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部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金融体系的完美配合。金融的本质要求就是要服务实体经济、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我国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之间虽是相辅相成的,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后,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备受重视。一方面,金融体系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资金,可以改善实体经济的融资效率;另一方面,金融体系作为服务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为实体经济贡献了一部分产出。鉴于金融体系在实体经济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本文将选择金融体系中的金融结构、金融效率和金融规模三个维度,分别研究这三个维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适配性,然后采用不同的实证方法分析了实体经济发展与金融体系这三个维度之间的动态适配效应,最后探析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适配方式。本文在分析中较多的采用省际层面的数据,因此比以往学者的研究考察得更加全面和详尽。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如下:第1章和第2章为绪论和文献回顾,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并对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进行界定,提出将选取金融体系中的金融结构、金融效率和金融规模三个维度。进一步阐述了以往学者对金融体系及三个维度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但是随着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不断发展,有些研究结论与实际发展相悖,本文对此进行了说明与分析。在对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关研究进行凝练梳理后,发现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复杂多变的,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中,金融体系发挥的作用有所差别,因此在我国提出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背景下,本文将对我国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适配效应进行研究,并探寻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方式。第3章为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现状及关联性研究。在阐述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对我国金融体系中的金融结构、金融效率、金融规模与实体经济的适配程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选取金融体系中的金融结构、金融效率和金融规模做进一步研究是合理的,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后,金融结构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最大;金融效率与实体经济发展关联度较高;在样本观测期内金融规模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度较弱,金融规模的增长与其拉动实体经济的能力不匹配。基于研究发现的问题,后文分别对金融结构、金融效率和金融规模与实体经济发展动态关联效应进行分析,以发挥它们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优势,补齐金融体系运行的短板。第4章为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效应分析:基于金融结构空间溢出效应视角。本文将金融结构分为宏观金融结构和金融行业结构两部分,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省际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本地的金融市场结构和证券业结构对实体经济发展有直接的正向作用。通过间接效应分析发现宏观金融结构存在溢出效应,也就是地理位置邻近的区域为金融资源的流动提供了便利性,实现了金融资源的共享和互补,有利于提高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但是相邻地区的金融资源也存在竞争性,相邻地区会效仿更完善的金融结构,甚至产生恶意竞争,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从总效应来看,宏观金融结构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都有显着影响,但金融行业结构的影响不显着,无论是对本地区还是相邻地区的实体经济贡献度都较小。那么在构建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方式时要更多地考虑宏观金融结构的影响,提升金融行业结构的整体水平。第5章为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效应分析:基于金融效率动态效应视角。首先分析了我国金融效率与实体经济发展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分析省际金融效率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比较静态模型与动态模型估计结果的差异,研究表明动态系统GMM模型估计系数更显着,保险赔付比率与实体经济发展关联性较强,而金融机构存贷比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其原因是保险业发展相对缓慢,保险业效率提高对实体经济的边际效应较大。而我国金融机构存贷款能力较强,充足的资金有利于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但当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融通资金的方式就不能局限于通过金融机构贷款。构建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更利于目前实体经济的发展,本章为搭建金融效率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方式指明方向。第6章为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效应分析:基于金融规模门槛效应视角。本章对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分别进行门槛效应回归,结果发现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具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无论是全国的时间序列数据还是省际面板数据结果都表明金融规模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从全国层面来讲,当金融规模处于两个门槛值之间的区域时,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最大的,一旦超过这个区间,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仍保持正向促进,但边际效应就会降低。从省际层面来讲,当金融规模低于一定门槛值时,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增长是存在抑制作用的;而当金融规模处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增长是正向促进的;当金融规模超过门槛区域时,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边际效应会降低。分析全国和省际结果的区别,主要是由于我国省际之间金融发展水平差距较大,金融规模存量也有着显着的差别,对于欠发达地区融资成本高,金融规模尚未达到门槛值,实体经济发展受阻;而发达地区的金融机构数量多,金融规模存量较大,甚至超过了实体经济的承载量,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边际效应已超过了最高点。因此在分析金融规模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效应时要注意省际金融规模的差异。第7章为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效应实证分析:基于动态关联效应视角。本章采用PVAR模型分析了省际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动态关联效应,结果表明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宏观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的动态关联度较强,但其中的金融产业规模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呈负向作用。金融效率与实体经济发展呈正向动态关联关系,当金融效率提高时,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但是金融规模与实体经济发展呈负向冲击效应。在对实体经济冲击金融体系的分析中,结果发现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是非对称的。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带来的影响是短暂的、时效性有限,而实体经济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带来的影响是持续的、时效性较长。在结论、启示和展望部分,基于以上计量分析结果,本文提出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动态适配效应,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动态调整的,要提高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的结构适配性,发挥宏观金融结构对实体经济的推动作用;协同发展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将金融资源更多地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优化金融效率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功能,提高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适配效应;协调金融规模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适配性,过量的金融规模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负向冲击;均衡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发展的速度,实体经济也应该适当反哺金融发展;优化金融监管体系,为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营造安全的环境。最后指出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罗苓宁[8]（2020）在《基于股权结构视角的国内上市家族企业成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崛起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分布在各个行业的家族企业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后,一些家族企业出于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功能、优化企业管理、提升企业知名度等方面意图,选择在国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公众公司。在这种背景下,家族企业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与此同时,家族企业也面临着外部经济环境、政策环境、以及代际传承等复杂挑战,能否实现持续成长不仅影响企业自身,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整体的健康发展。作为上市公司,家族企业的股权结构对于企业决策、公司治理乃至企业绩效的影响不言而喻,也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然而,针对股权结构对与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主要表现在:一是关注股权结构与绩效相关性的研究较多,而聚焦企业成长性的研究相对较少;二是实证研究中存在选择单一财务指标的倾向,不能全面体现企业的成长性;三是样本选择的范围、时间跨度较小;四是对家族企业成长中的行业差异未能得到足够重视。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家族企业中的委托代理问题进行梳理,从理论层面分析股权结构、企业治理和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构建理论模型,揭示股权结构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并以A股上市公司2009-201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家族企业成长的政策建议。本研究从国泰安CSMAR数据库选取2009-2017年A股市场上市家族企业的股权结构信息和财务指标作为样本,同时收集同样本区间的非家族企业信息进行比较。为了理解家族企业股权结构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使用线性回归模型加控制变量的方法,通过验证指标显着性来说明不同股权结构指标对企业成长性产生的作用。为了克服现有研究衡量企业成长性的指标单一的问题,本研究使用神经网络模型进行特征提取,利用变分自编码模型VAE进行特征提取构建了综合企业成长指标。与主成分分析（PCA）模型相比,神经网络模型具有提取非线性信息信噪比更高的优势。最后,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带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为了保持稳健性,本研究引入净权益收益率增长ROEG和托宾Q增长率QG作为企业的企业成长代理指标。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1.在国内家族企业中,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比例、实际控制人的所有权比例与企业成长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2.家族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成长呈正相关关系,管理层股权比例的提高有利于促进企业成长;3.家族企业股权制衡与企业成长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随着股权制衡率的提高,企业综合成长性上升;4.家族企业两权集中率与企业成长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表明随着所有权和控制权的统一,企业综合成长性上升。以理论和实证研究为基础,本研究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是构建促进企业成长的股权结构;二是构建激励相容的人才机制;三是维护公平、规范的市场环境。主要创新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构建了股权结构与企业成长性之间的理论模型。企业成长性分析是对偿债能力、运营能力、盈利能力、可持续增长能力等多维度指标的融合,是对企业投融资、营运、利润分配和现金流管理等重要执行策略的综合体现,本研究分析了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公司成长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已有研究;二是参考过往文献中估值类、盈利类、运营质量类及其他类共11个反映企业成长性的增长指标,利用神经网络的变分自编码模型进行特征提取,构建了综合企业成长指标,能够更全面地衡量企业成长性;三是从企业、政府两个层面提出了改善上市家族企业股权结构、促进其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有望为企业制定成长战略、政府出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举措提供借鉴和参考。
杨若愚[9]（2020）在《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影响因素及治理模式构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环境污染已成为世界性治理难题,其中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是两种最为突出的环境问题,也是环境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早在2006年发布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中国政府就已经把大气污染和水污染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2017年召开的十九大指出,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以及“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然而,环境治理涉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各省份、各区域在不同的政策阶段面临的污染问题、取得的成效均存在异质性。因此,对中国各区域的环境污染物进行多年份的横向研究和纵向对比,分析其时空效应、治理困境和影响机理就显得十分必要且有意义。本文基于“现状—原因—对策”的分析逻辑,运用省域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时空演变趋势和空间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其影响因素以及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最后提出治理路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在“现状”层面: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和探索性空间分析（ESDA）方法研究了环境污染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发现四种污染物指标都存在时间分布层面的波动性和空间分布层面的异质性以及集聚性。大气污染呈现出“块状集聚”的特征,水污染呈现出“条带状集聚”的特征。大气污染的空间相关性高于水污染,过渡型指标的空间相关性高于约束性指标。中国的环境污染具有显着的空间集聚效应,因此需要注意加强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的合作治理。（2）在“原因”层面:通过构建STIRPAT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对多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和政策工具的效果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规模、经济水平、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城市化等社会经济因素都会对大气污染和水污染产生影响。多种政策工具的效果也不尽相同,目前中国的环境污染治理主要依靠“运动式”的政治命令手段实现的,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力量还比较薄弱,环境政策工具要根据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发展进行渐变式创新。（3）在“对策”层面:通过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和异质性回归分析,发现在不同的政策阶段和不同的区域,政策工具发挥的效果存在显着的差异性。东部地区目前属于“公众参与驱动型”的环境治理模式,中部地区是“市场激励驱动型”的环境治理模式,西部地区尚处于“命令控制驱动型”的环境治理模式。在未来的环境规制过程中,应该构建“合作治理”的新模式,推动政策工具的优化创新和重组整合,实现环境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区域生态的协调发展。本文的创新点和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方面,综合分析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的时空演化规律和治理难题。将自然科学中的污染指标赋予管理学意义,细分为“约束性”和“过渡性”指标,区别于以往的宏观性政策研究和单纯的环境科学研究。在研究框架构建的过程中,将治理理论与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等相结合。把环境合作治理细化为“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跨主体”、“政策工具整合”五个维度。基于“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多重视角分析环境污染的治理困境和多种政策工具的效果,丰富了合作治理的理论内涵和政策价值。（2）在研究体系和研究工具层面,以往关于环境治理的文献中,研究方法多为案例分析、文本分析、质性访谈等定性研究,而少数定量研究主要是针对公民个体的问卷调查,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模型和框架体系。本文遵循“实然层面—治理困境—原因机理—应然层面”的分析逻辑,把理论研究与定量分析、实证研究相结合,挖掘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机理。在变量的操作定义层面,本文对七种社会经济因素和七种环境政策工具进行定量测量,弥补了现有文献测量指标的缺陷。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动态测度了自变量显着性的变化。综合考虑时间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进行子样本回归分析,探究了不同区域和不同政策阶段治理路径的差异性。为“定量”评价中国环境污染现状和“定性”完善治理路径构建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分析框架。（3）在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方面,把本文的理论框架映射到环境治理实践中可知,环境污染的时空效应要求处理好府际关系、区域关系、部门关系以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综合使用多种政策工具,促进环境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区域环境治理能力的协调发展。在不同政策阶段和不同区域,不同污染类型的政策工具效果是存在差异的,公众参与的程度不断加强而政府管控的刚性逐渐减弱,环境政策的实施注意考量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打好政策组合拳,实现多维度的合作治理。
陈昱伶[10]（2020）在《邻避冲突治理中政策工具的选择与优化》文中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改革的攻坚时期,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持续加快在不断提高人民总体生活水平的同时,也诱发了经济利益与社会公平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公民权利意识、环保意识和健康意识的觉醒使得各类公共项目建设的“邻避效应”日益凸显,由邻避冲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不仅公共利益和政府财政受到严重损害,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因素也在逐级加码。如何化解“邻避困局”已然成为政府乃至全社会必须共同面对和解决的当务之急。政策工具作为衔接政策目标和政策结果之间的重要桥梁,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能否选择、组合适配的政策工具对邻避冲突的应对和化解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直接决定了政策能否取得预期的执行效果。探究邻避冲突治理中影响政府政策工具选择的关键因素,分析其作用机理,从根源上优化政策工具的选择、组合,提高政府治理邻避冲突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当前亟待关注和研究的问题。鉴于此,本研究围绕邻避冲突治理中政策工具的选择与优化问题,以来自新闻媒体报道和网络平台的312起邻避冲突案例作为研究样本,首先,运用统计分析方法从政策工具类型、冲突治理结果两个维度对我国邻避冲突治理中政策工具的选择现状进行量化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概括我国邻避冲突治理中政策工具选择存在的现实问题,为后续的质性研究奠定基础。其次,通过判断抽样选取312起邻避冲突案例中的37起作为典型案例,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收集的案例资料进行开放性译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对组织层面的政策工具选择影响因素进行挖掘,从而构建了邻避冲突治理中政策工具选择的综合模型,并对模型中影响政策工具选择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机理进行深入剖析。最后,根据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探讨我国邻避冲突治理中政策工具选择的优化路径。
二、工业产值统计分析的局限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工业产值统计分析的局限性（论文提纲范文）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 致谢 |
（2）经济增长中的产业投入产出关联效应：测度与中国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经济增长 |
| 二、产业关联 |
| 三、产业关联距离 |
| 四、产业关联集聚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及框架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产业关联的相关研究 |
| 一、产业关联效应统计测度的发展 |
| 二、国家或区域层面的单一或多产业关联 |
| 三、产业关联与主导产业选择 |
| 四、产业关联与产业结构 |
| 五、产业关联溢出效应与异质性 |
| 第二节 产业集聚的相关研究 |
| 一、产业集聚的成因与分类 |
| 二、产业集聚水平的测度 |
| 三、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 |
| 四、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
| 五、产业集聚与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
| 第三节 文献评述 |
| 一、产业关联研究评述 |
| 二、产业集聚研究评述 |
| 三、文献总评 |
| 第三章 相关理论与假说 |
| 第一节 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 |
| 第二节 产业关联分析理论 |
| 一、产业关联分析理论的起源与发展 |
| 二、产业关联的主要形式 |
| 三、产业关联的分析工具:IOT |
| 第三节 产业集聚相关理论 |
| 一、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 |
| 二、韦伯的区位集聚理论 |
| 三、波特的企业竞争优势理论 |
| 四、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
| 第四节 理论假说 |
| 一、理论线索 |
| 二、相关假说 |
| 第四章 中国工业产业投入产出关联自相关性统计测度与分析 |
| 第一节 产业关联自相关性的测度方法 |
| 一、产业关联网络分析 |
| 二、产业关联距离与关联矩阵 |
| 三、产业关联自相关性 |
|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一、变量选取 |
| 二、数据说明 |
| 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三节 规模以上工业产业的关联自相关性测度分析 |
| 一、主要变量的产业分布情况 |
| 二、产业关联自相关系数 |
| 三、产业关联集群分类分析 |
| 四、产业关联集聚分类可视化 |
| 第四节 多所有制工业产业的关联自相关性测度分析 |
| 一、主要变量的产业分布情况 |
| 二、产业关联自相关系数 |
| 三、产业关联集群分类分析 |
| 四、产业关联集聚分类可视化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工业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增长效应:集聚与溢出 |
| 第一节 模型设定 |
| 一、经济增长模型 |
| 二、普通面板模型 |
| 三、产业投入产出关联面板模型 |
| 第二节 规模以上工业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增长效应 |
| 一、模型形式的选择 |
| 二、全样本模型估计 |
| 三、产业关联集群增长模式识别 |
| 四、产业关联集群增长效应 |
| 五、产业关联集聚溢出效应模式识别 |
| 六、产业关联集聚溢出效应 |
| 第三节 多所有制工业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增长效应 |
| 一、模型形式的选择 |
| 二、全样本模型估计 |
| 三、产业关联集群增长模式识别 |
| 四、产业关联集群增长效应 |
| 五、产业关联集群集聚溢出效应模式识别 |
| 六、产业关联集聚溢出效应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工业产业投入产出增长的动态关联效应 |
| 第一节 变量检验与模型设定 |
| 一、变量检验 |
| 二、模型设定 |
| 第二节 规模以上工业产业增长的动态关联效应 |
| 一、平稳性检验 |
| 二、最优滞后期选取 |
| 三、模型稳定性检验与估计 |
| 四、脉冲响应分析 |
| 五、误差项方差分解 |
| 六、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 |
| 第三节 多所有制工业产业增长的动态关联效应 |
| 一、平稳性检验 |
| 二、最优滞后期选取 |
| 三、模型稳定性检验与估计 |
| 四、脉冲响应分析 |
| 五、误差项方差分解 |
| 六、协整检验与误差修正模型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分区域及地区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增长效应 |
| 第一节 模型设定 |
| 一、经济增长模型 |
| 二、基础模型 |
| 三、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增长效应模型 |
|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一、变量选取 |
| 二、数据说明 |
| 第三节 全国及分区域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增长效应 |
| 一、全国及分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参数估计 |
| 二、全国及分区域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增长效应参数估计 |
| 第四节 全国及地区产业关联自相关性统计测度与分析 |
| 一、产业关联距离与关联矩阵 |
| 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三、主要变量的产业分布情况 |
| 四、产业关联集群分类分析 |
| 五、产业关联集聚分类可视化 |
| 第五节 全国及地区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增长效应 |
| 一、全国及地区经济增长模型参数估计 |
| 二、全国及地区产业投入产出关联的增长效应参数估计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八章 主要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加强产业关联,提升产业链韧性 |
| 二、缩短产业关联距离,提升产业关联性 |
| 三、增强中心产业向高端集聚,充分带动外围产业发展 |
| 四、制定差异化产业发展政策,助推区域协调发展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附录 B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3）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技术效率测度相关研究 |
| 1.2.2 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相关研究 |
| 1.2.3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相关研究 |
| 1.2.4 现有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及结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结构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高新技术产业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高新技术 |
| 2.1.2 高新技术产业 |
| 2.2 技术效率及其空间溢出概述 |
| 2.2.1 技术效率内涵 |
| 2.2.2 技术效率测度 |
| 2.2.3 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内涵 |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技术创新理论 |
| 2.3.2 新经济增长理论 |
| 2.3.3 新经济地理理论 |
| 2.3.4 区域经济空间均衡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机理分析 |
| 3.1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正向溢出机理分析 |
| 3.1.1 技术效率正向溢出机制理论分析 |
| 3.1.2 技术效率正向溢出具体路径 |
| 3.2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负向溢出机理分析 |
| 3.2.1 累积因果过程机制 |
| 3.2.2 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差异机制 |
| 3.2.3 双边贸易机制 |
| 3.3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溢出不确定性机理分析 |
| 3.3.1 技术效率溢出不确定性现实分析 |
| 3.3.2 技术效率溢出不确定性理论分析 |
| 3.4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理论模型构建 |
| 3.4.1 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相关理论模型 |
| 3.4.2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理论模型构建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省级地区高新技术产业与技术效率空间协同演进分析 |
| 4.1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概述 |
| 4.1.1 高新技术产业整体发展状况统计分析 |
| 4.1.2 高新技术产业投入水平空间收敛性分析 |
| 4.1.3 高新技术产业产出水平空间收敛性分析 |
| 4.2 省级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空间分布状况 |
| 4.2.1 高新技术产业空间整体集聚 |
| 4.2.2 高新技术产业空间多样化集聚 |
| 4.2.3 高新技术产业空间专业化集聚 |
| 4.3 省级地区技术效率测度 |
| 4.3.1 随机前沿模型设定 |
| 4.3.2 变量与数据来源说明 |
| 4.3.3 技术效率估计与结果分析 |
| 4.4 高新技术产业与技术效率空间协同分布统计分析 |
| 4.4.1 高新技术产业与技术效率空间分布重心演变轨迹 |
| 4.4.2 整体集聚水平与技术效率空间协同分布特征 |
| 4.4.3 多样化集聚与技术效率空间协同分布特征 |
| 4.4.4 专业化集聚与技术效率空间协同分布特征 |
| 4.4.5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技术效率空间相关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省级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 5.1 空间计量经济学概述 |
| 5.1.1 空间计量经济学简述 |
| 5.1.2 空间相关性检验方法 |
| 5.1.3 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简介 |
| 5.2 变量空间相关性实证检验 |
| 5.2.1 空间权重矩阵构建 |
| 5.2.2 莫兰指数空间相关检验 |
| 5.2.3 空间冷点—热点分析 |
| 5.3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 5.3.1 空间面板模型设定 |
| 5.3.2 高新技术产业整体集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 |
| 5.3.3 高新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 |
| 5.3.4 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的技术效率空间溢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与城市技术效率空间耦合分析——基于国家高新区层面 |
| 6.1 国家高新区发展统计分析 |
| 6.1.1 国内外高新区发展概述 |
| 6.1.2 国家高新区基础性统计分析 |
| 6.1.3 国家高新区空间地统计分析 |
| 6.2 地级城市技术效率测度与统计分析 |
| 6.2.1 变量与数据来源说明 |
| 6.2.2 随机前沿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6.2.3 地级市技术效率空间地统计分析 |
| 6.3 国家高新区与地级城市技术效率空间耦合分析 |
| 6.3.1 基础性统计对比分析 |
| 6.3.2 空间耦合分析统计模型原理 |
| 6.3.3 国家高新区与地级市技术效率空间协同分布特征 |
| 6.3.4 国家高新区与地级市技术效率空间耦合系数测度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国家高新区层面实证分析 |
| 7.1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理论分析 |
| 7.1.1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性分析 |
| 7.1.2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不确定性分析 |
| 7.1.3 相关理论对比分析 |
| 7.2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分析——基于地级市层面 |
| 7.2.1 变量空间相关性检验 |
| 7.2.2 空间面板模型设定与估计 |
| 7.2.3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结果分析 |
| 7.2.4 分时段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分析 |
| 7.2.5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溢出空间衰减边界实证分析 |
| 7.3 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分析——基于城市群层面 |
| 7.3.1 国家级城市群发展概况 |
| 7.3.2 各城市群国家高新区发展和技术效率统计 |
| 7.3.3 空间面板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7.3.4 各城市群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分析 |
| 7.3.5 分时段各城市群国家高新区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实证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 8.1 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
| 8.1.1 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投入与产出界定 |
| 8.1.2 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8.1.3 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技术效率实证模型设定 |
| 8.1.4 模型估计与实证结果分析 |
| 8.2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区际溢出影响因素分析 |
| 8.2.1 技术效率区际溢出影响因素实证案例介绍 |
| 8.2.2 技术效率区际溢出影响因素经验分析 |
| 8.2.3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
| 9.1 主要结论 |
| 9.2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 致谢 |
（4）绿色GDP核算的理论与方法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3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绿色GDP定义和核算思路 |
| 2.1.1 定义 |
| 2.1.2 货币化核算思路 |
| 2.1.3 非货币化核算思路 |
| 2.1.4 各国核算研究与实践 |
| 2.2 资源耗减核算研究 |
| 2.2.1 资源耗减实物量和指数核算 |
| 2.2.2 资源耗减估价 |
| 2.3 环境降级核算研究 |
| 2.3.1 环境污染实物量和指数核算 |
| 2.3.2 环境降级估价 |
| 2.3.3 环境改善核算 |
| 2.4 环境保护支出核算研究 |
| 2.5 文献评述 |
| 2.5.1 核算理论评述 |
| 2.5.2 核算方法评述 |
| 2.5.3 核算数据评述 |
| 第3章 理论基础 |
| 3.1 国民经济核算理论 |
| 3.2 SEEA核算体系 |
| 3.3 弱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4 福利经济学理论 |
| 3.5 外部性理论 |
| 3.6 边际成本理论 |
| 3.7 小结 |
| 第4章 研究理论框架与方法重构 |
| 4.1 绿色GDP定义和相关界定 |
| 4.1.1 绿色GDP定义和公式 |
| 4.1.2 绿色GDP核算原则和时空界定 |
| 4.2 绿色GDP核算框架重构 |
| 4.2.1 SNA和 SEEA局限性 |
| 4.2.2 拓展生产范围 |
| 4.2.3 虚拟资源环境部门 |
| 4.2.4 纳入环境改善因素 |
| 4.2.5 引入负价值概念 |
| 4.2.6 重构投入和产出关系 |
| 4.2.7 改进的绿色GDP核算框架 |
| 4.3 绿色GDP核算指标体系构建 |
| 4.3.1 资源耗减投入 |
| 4.3.2 公共环保投入 |
| 4.3.3 包含环境改善因子的环境污染负产出 |
| 4.3.4 GDP和各科目的逻辑自洽性 |
| 4.3.5 绿色GDP核算指标体系 |
| 4.4 绿色GDP物量核算方法重构 |
| 4.4.1 指数在绿色GDP核算中的适用性 |
| 4.4.2 资源耗减指数构建 |
| 4.4.3 环境改善因子构建 |
| 4.4.4 体现环境改善因子的环境污染指数构建 |
| 4.5 绿色GDP价值量核算方法重构 |
| 4.5.1 构建估价机制 |
| 4.5.2 引入距离函数 |
| 4.5.3 采用线性规划方法 |
| 4.5.4 求解影子价格 |
| 4.6 小结 |
| 第5章 山西省资源和环境物量指数构建 |
| 5.1 研究地区概况与数据 |
| 5.1.1 山西省资源和环境概况 |
| 5.1.2 数据来源 |
| 5.1.3 数据代表性、匹配性和全面性 |
| 5.2 资源耗减指数构建 |
| 5.2.1 资源耗减核算对象和范围 |
| 5.2.2 资源耗减指数计算公式 |
| 5.2.3 基于生态足迹的资源耗减指数 |
| 5.3 环境污染指数构建 |
| 5.3.1 环境污染核算对象和范围 |
| 5.3.2 环境污染指数计算公式 |
| 5.3.3 环境改善因子构建 |
| 5.3.4 环境污染指数权重计算 |
| 5.3.5 包含环境改善因子的环境污染指数 |
| 5.4 小结 |
| 第6章 山西省资源和环境物量指数估价 |
| 6.1 资源耗减指数影子价格测度 |
| 6.1.1 生产可能性集和能源距离函数 |
| 6.1.2 指标选择、创新和描述性分析 |
| 6.1.3 模型设定和影子价格公式推导 |
| 6.1.4 影子价格求解 |
| 6.2 环境污染指数影子价格测度 |
| 6.2.1 环境生产技术和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 |
| 6.2.2 指标、方向向量选择和描述性分析 |
| 6.2.3 模型设定和影子价格公式推导 |
| 6.2.4 影子价格求解 |
| 6.3 资源耗减和环境污染指数影子价格调整 |
| 6.3.1 基于非效率因素调整的原理和方法概述 |
| 6.3.2 基于价格指数和增加值率调整的方法概述 |
| 6.3.3 经调整的资源耗减和环境污染指数实际价格 |
| 6.4 小结 |
| 第7章 山西省绿色GDP核算与分析 |
| 7.1 绿色GDP各调整项目核算与分析 |
| 7.1.1 资源耗减投入核算与分析 |
| 7.1.2 公共环保投入核算与分析 |
| 7.1.3 环境污染负产出核算与分析 |
| 7.1.4 调整项目合计与分析 |
| 7.2 绿色GDP总量核算与分析 |
| 7.2.1 山西省绿色GDP总量核算与分析 |
| 7.2.2 山西省各市绿色GDP总量核算与分析 |
| 7.3 小结 |
| 第8章 结论和展望 |
| 8.1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1 研究结论 |
| 8.1.2 政策建议 |
| 8.2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8.2.1 研究不足 |
| 8.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2004 -2017年山西省各市造林面积 |
| 附录2 2004 -2017年山西省各市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5）基于多源数据的糖尿病风险综合评价及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研究目的 |
| 3. 技术路线图 |
| 第一部分 糖尿病流行状况的地区影响因素分析 |
| 1. 研究背景 |
| 2. 资料与方法 |
| 2.1 数据来源 |
| 2.2 指标定义 |
| 2.3 分析方法 |
| 3. 结果 |
| 3.1 个体影响因素与糖尿病的单因素分析 |
| 3.2 地区土壤微量元素与糖尿病的关联分析 |
| 3.3 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糖尿病的关联分析 |
| 4. 讨论 |
| 4.1 地区土壤微量元素背景值与糖尿病的关联分析 |
| 4.2 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糖尿病的关联分析 |
| 4.3 研究的局限性 |
| 4.4 研究的创新性 |
| 5. 小结 |
| 第二部分 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工具的开发 |
| 1. 研究背景 |
| 2. 资料与方法 |
| 2.1 数据来源 |
| 2.2 指标定义 |
| 2.3 分析方法 |
| 3. 结果 |
| 3.1 健康状况的风险评价 |
| 3.2 健康相关行为的风险评价 |
| 3.3 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工具 |
| 4. 讨论 |
| 4.1 综合评价工具的构建 |
| 4.2 综合评价工具的应用 |
| 4.3 研究的局限性 |
| 4.4 研究的创新性 |
| 5. 小结 |
| 第三部分 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综合评价工具的应用研究 |
| 1. 研究背景 |
| 2. 资料与方法 |
| 2.1 数据来源 |
| 2.2 指标定义 |
| 2.3 分析方法 |
| 3. 结果 |
| 3.1 综合评价工具在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应用的可行性 |
| 3.2 2型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的评价结果 |
| 3.3 2型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与并发症的关联性分析 |
| 3.4 2型糖尿病并发症的预测分析 |
| 4. 讨论 |
| 4.1 综合评价工具在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应用的可行性 |
| 4.2 2型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的评价结果 |
| 4.3 2型糖尿病患者管理效果与并发症的关联性分析 |
| 4.4 2型糖尿病并发症的预测分析 |
| 4.5 研究的局限性 |
| 4.6 研究的创新性 |
| 5. 小结 |
| 全文总结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2型糖尿病流行的地区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个人发表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6）京津冀地区雾霾污染影响因素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雾霾成因研究进展 |
| 1.2.2 雾霾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进展 |
| 1.2.3 Lasso 回归模型、门槛模型与格兰杰因果检验在环境领域的应用 |
| 1.3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协同治理理论 |
| 2.1.1 协同治理 |
| 2.1.2 环境协同治理 |
| 2.2 环境质量的外部性理论 |
| 2.2.1 公共产品的概念与特征 |
| 2.2.2 环境质量的公共产品属性 |
| 2.2.3 环境质量的外部性 |
| 2.3 帕累托最优理论 |
| 2.3.1 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含义 |
| 2.3.2 帕累托最优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京津冀雾霾污染时空特征和成因 |
| 3.1 京津冀雾霾污染时空特征 |
| 3.1.1 京津冀雾霾污染时间变化特征 |
| 3.1.2 京津冀雾霾污染空间分布特征 |
| 3.2 京津冀雾霾污染成因 |
| 3.2.1 交通因素 |
| 3.2.2 产业结构 |
| 3.2.3 能源因素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Lasso回归模型的京津冀地区雾霾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4.1 Lasso回归理论模型分析 |
| 4.1.1 lasso回归模型的定义 |
| 4.1.2 Lasso模型的求解 |
| 4.2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1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3 数据预处理 |
| 4.3 Lasso回归模型实证分析 |
| 4.3.1 北京市雾霾污染影响因素分析 |
| 4.3.2 天津市雾霾污染影响因素分析 |
| 4.3.3 河北省雾霾污染影响因素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京津冀地区雾霾污染影响因素门槛效应分析 |
| 5.1 门槛模型构建 |
| 5.2 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3 门槛模型结果与分析 |
| 5.3.1 京津冀雾霾污染与经济增长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
| 5.3.2 京津冀雾霾污染与经济增长门槛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京津冀地区雾霾污染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样本选取与统计描述 |
| 6.1.1 样本选取 |
| 6.1.2 样本统计描述 |
| 6.2 京津冀雾霾污染的溢出效应分析 |
| 6.2.1 平稳性检验 |
| 6.2.2 京津冀地区相邻城市间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2.3 京津冀地区相邻城市间脉冲响应结果与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京津冀雾霾污染治理对策建议 |
| 7.1 完善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 |
| 7.2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
| 7.3 统筹规划能源结构 |
| 7.4 加强机动车尾气污染治理 |
| 7.5 提高雾霾污染治理技术水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7）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本文的研究思路 |
| 1.3 本文的研究范畴 |
| 1.3.1 实体经济的界定 |
| 1.3.2 金融体系的界定 |
| 1.4 本文的结构安排 |
| 1.5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与研究述评 |
| 2.1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关文献综述 |
| 2.2 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关文献综述 |
| 2.3 金融效率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关文献综述 |
| 2.4 金融规模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关文献综述 |
| 2.5 文献述评 |
| 第3章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现状及关联性研究 |
| 3.1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1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 3.1.2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
| 3.2 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相关理论分析 |
| 3.2.1 金融发展论 |
| 3.2.2 金融深化论和金融抑制论 |
| 3.2.3 金融约束论 |
| 3.2.4 其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
| 3.3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关联性基本分析 |
| 3.3.1 灰色关联度理论 |
| 3.3.2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
| 3.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4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关联性实证分析 |
| 3.4.1 变量无量纲化处理 |
| 3.4.2 计算关联系数 |
| 3.4.3 计算灰色关联度 |
| 3.4.4 结果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效应分析:基于金融结构空间溢出效应视角 |
| 4.1 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 4.1.1 宏观金融结构发展现状 |
| 4.1.2 金融行业结构发展现状 |
| 4.2 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基本分析 |
| 4.2.1 数据来源及变量定义 |
| 4.2.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3 空间计量模型的构建 |
| 4.2.4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4.2.5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4.3 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发展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
| 4.3.1 确定最优空间计量模型 |
| 4.3.2 Hausman检验 |
| 4.3.3 空间杜宾模型检验 |
| 4.3.4 空间杜宾模型效应分解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效应分析:基于金融效率动态效应视角 |
| 5.1 金融效率与实体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 5.2 金融效率与实体经济发展基本分析 |
| 5.2.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定义 |
| 5.2.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 金融效率与实体经济发展动态效应实证分析 |
| 5.3.1 系统GMM模型的构建 |
| 5.3.2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5.3.3 动态关系实证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效应分析:基于金融规模门槛效应视角 |
| 6.1 金融规模与实体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 6.2 金融规模与实体经济发展基本分析 |
| 6.2.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定义 |
| 6.2.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 金融规模的门槛效应研究 |
| 6.3.1 门槛模型的构建 |
| 6.3.2 基于金融规模时间序列门槛模型的构建 |
| 6.3.3 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 |
| 6.3.4 金融规模的单一门槛效应分析 |
| 6.3.5 金融规模的双重门槛效应分析 |
| 6.4 省际金融规模的门槛效应实证分析 |
| 6.4.1 面板门槛模型的构建 |
| 6.4.2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6.4.3 基准模型回归分析 |
| 6.4.4 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基于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的时间序列门槛效应检验 |
| 6.5.2 基于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的面板门槛效应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效应实证分析:基于动态关联效应视角 |
| 7.1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动态PVAR模型的构建 |
| 7.2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动态关联性基本分析 |
| 7.2.1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
| 7.2.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2.3 样本平稳性及协整检验 |
| 7.3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动态关联效应实证研究 |
| 7.3.1 PVAR模型基本分析 |
| 7.3.2 方差分解 |
| 7.3.3 脉冲响应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启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基于股权结构视角的国内上市家族企业成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问题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家族企业定义 |
| 2.1.2 家族企业治理 |
| 2.1.3 家族企业成长 |
| 2.1.4 企业股权结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演进 |
| 2.2.2 代理问题和代理成本 |
| 2.2.3 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 |
| 2.2.4 代理问题制约机制 |
| 2.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研究假设 |
| 3.1 国内上市家族企业的所有权、控制权集中与企业成长 |
| 3.2 国内上市家族企业的管理层持股与企业成长 |
| 3.3 国内上市家族企业的股权制衡与企业成长 |
| 3.4 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两权分离与企业成长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 理论模型 |
| 4.2.1 传统线性回归模型 |
| 4.2.2 特征提取-神经网络模型 |
| 4.3 变量解释说明及定义 |
| 4.3.1 成长类指标变量 |
| 4.3.2 综合成长指标变量 |
| 4.3.3 股权结构类指标变量 |
| 4.3.4 控制变量 |
| 第5章 统计结果 |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1.1 样本行业对比分析 |
| 5.1.2 样本成长指标对比分析 |
| 5.1.3 股权结构指标对比分析 |
| 5.1.4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2 回归统计分析 |
| 5.2.1 控制权ConR |
| 5.2.2 所有权VR |
| 5.2.3 管理层股权GGSP |
| 5.2.4 股权制衡率SB |
| 5.2.5 两权集中率SR |
| 5.2.6 回归结果小结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4 进一步分析-分行业 |
| 第6章 研究结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股权集中与企业成长 |
| 6.1.2 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成长 |
| 6.1.3 股权制衡度与企业成长 |
| 6.1.4 两权集中率与企业成长 |
| 6.2 研究启示 |
| 6.3 创新之处 |
| 6.4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展望 |
| 6.4.1 研究局限 |
| 6.4.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影响因素及治理模式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和主要研究内容 |
| 1.3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环境污染 |
| 2.1.2 空间相关性 |
| 2.1.3 环境监管与政策工具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产品和外部性理论 |
| 2.2.2 政府规制理论 |
| 2.2.3 空间相关性理论与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
| 2.2.4 治理理论 |
| 2.2.5 理论启示 |
| 2.3 文献综述与研究缺口 |
| 2.3.1 环境污染的时空分布特征与空间相关性 |
| 2.3.2 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分析 |
| 2.3.3 环境政策工具和治理模式的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2.5 环境污染“合作治理”的逻辑剖析和分析框架构建 |
| 2.5.1 环境污染“合作治理”的逻辑剖析 |
| 2.5.2 “合作治理”分析框架在本研究中的构建与应用 |
| 第3章 环境污染的时空特征、空间相关性与治理困境 |
| 3.1 污染物选择 |
| 3.1.1 大气污染物的选择 |
| 3.1.2 水污染物的选择 |
| 3.2 “现状分析”层面的研究方法 |
| 3.2.1 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 |
| 3.2.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 |
| 3.3 环境污染的时空特征分析 |
| 3.3.1 大气污染的时空特征分析 |
| 3.3.2 水污染的时空特征分析 |
| 3.4 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 3.4.1 大气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 3.4.2 水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分析 |
| 3.5 环境污染的治理现状与治理困境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大气污染的影响因素和政策工具的治理效果 |
| 4.1 STIRPAT模型的扩展与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4.1.1 实证研究模型的扩展与构建 |
| 4.1.2 变量的选择与加入 |
| 4.1.3 样本选择、变量测量与数据来源 |
| 4.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4.2.1 经典模型三要素的研究假设 |
| 4.2.2 七种社会经济因素的研究假设 |
| 4.2.3 七种环境政策工具的研究假设 |
| 4.2.4 研究假设汇总 |
| 4.3 数据分析结果 |
| 4.3.1 大气污染约束性指标的空间计量分析 |
| 4.3.2 大气污染过渡性指标的空间计量分析 |
| 4.4 假设验证 |
| 4.4.1 约束性指标的假设验证 |
| 4.4.2 过渡性指标的假设验证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水污染的影响因素和政策工具的治理效果 |
| 5.1 STIRPAT模型的扩展与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5.1.1 实证研究模型的扩展与构建 |
| 5.1.2 变量的选择与加入 |
| 5.1.3 样本选取和变量测量 |
| 5.2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5.2.1 经典模型三要素的研究假设 |
| 5.2.2 七种社会经济因素的研究假设 |
| 5.2.3 七种环境政策工具的研究假设 |
| 5.2.4 研究假设汇总 |
| 5.3 数据分析结果 |
| 5.3.1 水污染约束性指标的空间计量分析结果 |
| 5.3.2 水污染过渡性指标的空间计量分析 |
| 5.4 假设验证 |
| 5.4.1 约束性指标的假设验证 |
| 5.4.2 过渡性指标的假设验证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对策建议 |
| 6.1 整体性视角下的对策建议 |
| 6.1.1 不同污染类型的环境治理体系构建 |
| 6.1.2 不同指标类型的环境治理之道 |
| 6.2 分地区和分时段的对策建议 |
| 6.2.1 不同区域的环境治理对策 |
| 6.2.2 不同政策阶段的环境治理路径 |
| 6.3 政策工具整合视角下的对策建议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中国环境污染的时空分布特征和治理困境 |
| 7.1.2 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与政策工具选择 |
| 7.1.3 环境“合作治理”模式的构建、应用与完善 |
| 7.2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
| 7.2.1 空间尺度的细化研究 |
| 7.2.2 时间尺度的对比分析与预测研究 |
| 7.2.3 污染物种类层面的综合研究 |
| 7.2.4 影响因素和政策工具层面的扩展研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10）邻避冲突治理中政策工具的选择与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创新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可能的创新点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邻避冲突 |
| 2.1.2 治理 |
| 2.1.3 政策工具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治理理论 |
| 2.2.2 政策工具分类理论 |
| 2.2.3 政策工具选择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3.1 国外研究现状 |
| 2.3.2 国内研究现状 |
| 2.3.3 现有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邻避冲突治理中政策工具的选择现状 |
| 3.1 邻避冲突案例说明 |
| 3.2 基于我国邻避冲突案例的政策工具选择现状分析 |
| 3.2.1 我国邻避冲突治理的工具箱 |
| 3.2.2 政策工具类型的量化分析 |
| 3.3 基于我国邻避冲突案例的冲突治理结果分析 |
| 3.4 我国邻避冲突治理中政策工具选择存在的现实问题 |
| 3.4.1 政策工具选择结构比例失衡 |
| 3.4.2 被动式选择政策工具 |
| 3.4.3 目标——工具适配性差,缺乏组合配置 |
| 第四章 邻避冲突治理中政策工具选择影响因素模型的构建 |
| 4.1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概述 |
| 4.2 案例的选取与资料的收集 |
| 4.2.1 案例选取原则 |
| 4.2.2 案例资料的收集 |
| 4.2.3 案例资料的分析工具 |
| 4.3 案例资料分析 |
| 4.3.1 开放性译码 |
| 4.3.2 主轴编码 |
| 4.3.3 选择性编码 |
| 4.3.4 理论饱和度检验 |
| 第五章 邻避冲突治理中政策工具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分析 |
| 5.1 主观核心影响因素 |
| 5.1.1 政府行为特质 |
| 5.1.2 政府能力 |
| 5.1.3 政策目标 |
| 5.2 客观核心影响因素:邻避冲突特性 |
| 5.3 次生核心影响因素 |
| 5.3.1 中介因素:工具绩效特征 |
| 5.3.2 现实场域:政策环境 |
| 5.4 边缘影响因素:社会力量 |
| 第六章 邻避冲突治理中政策工具选择的优化路径 |
| 6.1 内生路径 |
| 6.1.1 变革政府行为方式的路径 |
| 6.1.2 政府能力的综合提升路径 |
| 6.1.3 政策目标统筹协调的强化途径 |
| 6.1.4 优化工具绩效特征评估的路径 |
| 6.2 外生路径 |
| 6.2.1 政策环境的改善路径 |
| 6.2.2 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优化路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工业产值统计分析的局限性（论文参考文献）
- [1]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2]经济增长中的产业投入产出关联效应：测度与中国实证[D]. 张莅黎. 云南财经大学, 2021(10)
- [3]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效率空间溢出效应研究[D]. 焦英俊. 吉林大学, 2020(03)
- [4]绿色GDP核算的理论与方法重构[D]. 童超. 山西财经大学, 2020(04)
- [5]基于多源数据的糖尿病风险综合评价及应用研究[D]. 王琦琦.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02)
- [6]京津冀地区雾霾污染影响因素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D]. 黄姗. 北京工业大学, 2020(06)
- [7]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适配效应研究[D]. 周悦. 吉林大学, 2020(08)
- [8]基于股权结构视角的国内上市家族企业成长研究[D]. 罗苓宁. 中央财经大学, 2020(02)
- [9]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影响因素及治理模式构建[D]. 杨若愚. 天津大学, 2020(01)
- [10]邻避冲突治理中政策工具的选择与优化[D]. 陈昱伶. 兰州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