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化和英国农业制度性及结构性的变革（论文文献综述）
郭鹏鹏[1]（2021）在《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陇中李村农业结构变迁的田野考察》文中提出孟德拉斯曾直言,在任何时候,农业问题始终都是一个无法消除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因此,农业成为政策对象被顶层设计者关注是国家实现公共治理的目标之一。而农业结构调整作为地方政府农业治理领域中的行政任务,被认为是农政转型研究中最重要的主题。本文以拓展的个案研究方法为工具,以农业结构政策演变为主线,主要回答“中国农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与动力机制”问题。在深度的田野调研中,作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是,以农业结构调整政策为切入点,研究地方政府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治理行为;二是,以家户为视角,研究农民基于家户利益考量,在农业转型实践中的行动逻辑。在结构安排上,基于研究主题的需要,作者主要从四个层面展开论文的叙事:一是,首先以全国农业的宏观数据梳理了中国农业结构调整和变迁的历史进程,其次选取陇中A区作为田野调研点,系统介绍了中观层面的农业结构变迁背景,最后以李村为案例点深入地考察了推动当地农业结构转型的动力机制（第四章）;二是,论文以粮食作物马铃薯为例,探讨了地方政府在农业治理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总结出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政策动力（第五章）;三是,以经济作物芹菜为例,揭示了小农户在推动农业结构转型中的阶层动力（第六章）;四是,从具有公共价值的“多功能性农业”出发,对发展工业化资本主义农业进行了反思（第七章）。应该说,这对于农政研究中的转型过程、动力机制和地方性知识的理解都是有意义的。在深入的田野研究基础上,作者得出如下结论:（1）基于田野点的地方性经验证据发现,当地的农业结构已然发生了转型,即资本进入农业,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关系,实现了农业的资本化转型。（2）基于田野点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农业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农业政策在驱动农业结构转型中的作用。在李村,基于项目制的规模化农业,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农业结构转型现象。这种追求规模化、统一化的农业,是受政策驱动在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下形成的。（3）田野点的实证研究也揭示了更加彻底的农业结构转型。受家庭资源库的约束,农户在实现家庭积累的过程中所采用的生计策略存在明显的差异,成为推动农业资本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力。这种由小农户驱动的作物繁荣为我们深入认识农业的资本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微观视角。（4）论文进一步得出农业结构转型所表现出的两种进路:一种是以规模化、统一化为特征,通过政策工具的干预而完成的简单的农业转型;另一种是以资本化为本质特征,同时兼具规模化与专业化,由小农户因经济分化而推动的农业转型。本文将农业结构变迁的外在动力总结为政策动力,将农业结构变迁的内在动力总结为阶层动力。农业结构的变迁是受政策与农户双重动力驱动的结果。作者认为,在农业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重要的参与主体,对农业的扶持和引导不可或缺,但是其干预不宜过多越界。农户作为农业实践活动的真正承担者,要发挥其能动性,不断培养调整农业行为的能力,以便应对市场和自然风险,成为繁荣乡村经济的主体力量。农业资本化转型造成的后果是多面向的。乐观地讲,农业作为一切生产活动的基础,发展现代化农业不仅对于农业产量的持续增长,对于消解全球饥荒,对于提升农村社区及农民群体的福利,以及在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均功不可没。但同时又面临诸多问题:首先,于农业生产本身而言,从本质上来讲农业是多种生命形式互动的过程,而单一作物的规模种植将逐渐丧失“传统农业”所蕴含的多功能性,使得农业变得不可持续。一个纵容浪费和污染从而破坏地力的农业体系,不可遏制地损耗着全球的环境公地;其次,土地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之一,在没有国家福利规划的情况下,对于农民家庭来说,即使是很小的一块土地,也是至关重要的安全网;第三,对于农民而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商品化程度加剧,各类经营主体和资本进入农业,使得小农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和竞争压力;最后,传统村庄被认为是由共同体成员居住的家园村落,是一种具有特殊文化价值、互惠原则、个人关系的的固定场域。农业、农地和农民作为一个互动共生的体系,都依托村庄这样一个地理空间而发生各种关系。然而,在过去几十年,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地区已经被市场化进程和实质性的商品化所改变。
黄鑫权[2]（2020）在《新时代乡村振兴问题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思想的视域》文中指出乡村振兴问题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事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全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为此,党中央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全面系统解决关乎国计民生的“三农”问题。推动乡村实现全面振兴,既是一项开启乡村现代化新征程的创世之举,也是百年乡村建设运动中最为伟大的社会实践,对“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样建设乡村”的根本性问题作出了时代回答。在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既是一项重要的实践课题,也是当前学界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本文旨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思想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探究新时代乡村振兴问题,尝试对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所关涉的主要理论问题作出考察、分析和探索,力争为新时代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借鉴与参考。全文共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本部分主要介绍本课题的问题缘起、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与评析并阐述从中获得的研究启示,就核心概念、可能的创新点、研究的重难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等进行论述。第二部分是第一章,即研究乡村振兴问题的理论切入点。本部分主要对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思想的谱系进行梳理,重点发掘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思想的重要内涵,其重要内涵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乡村发展的本质是变革乡村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二是乡村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实现乡村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三是乡村发展的过程既是一个内生动力与外源动力共同发力的过程,也是城乡由对立走向融合的过程;四是乡村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第三部分是第二章,即乡村振兴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本部分主要阐述乡村振兴问题作为一个历史性课题的发展脉络以及实现乡村振兴的现实基础。乡村发展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来的不同景象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在具体历史时段的生动体现。实现乡村的现代化既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近代以来,推动中国乡村实现现代化作为民族救亡图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许多仁人志士奋力追求的目标。新中国建立后,实现乡村现代化问题成为了亟需解决的历史性课题。历经70余年发展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具备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基础,而推进乡村在新时代实现全面振兴则具有了现实可能性。第四部分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包含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主要从中观层面论述乡村振兴进程中传统性与现代性、内生动力与外源动力、城市与乡村、乡村振兴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其一,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是在继承既有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基础上实现乡村的全面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性和现代性两种性质始终处于矛盾运动状态,成为乡村振兴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两种张力,这种张力可以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传统和现代两个维度上的不同体现,既表现为现代对传统的批判继承,又表现为现代从传统中生发、传统映射出现代的不足,还表现为现代以渐进方式将传统融入现代。其二,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是内生动力和外源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培育内生动力,也需要输入外源动力。这两种动力是推动乡村社会快速发展进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源泉,二者共处于同一个矛盾体中,既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通过建立健全乡村振兴外源动力与内生动力共同发力的体制机制,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并使其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合力。其三,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是一个重塑城乡关系的历史过程。推动乡村振兴为重塑新型城乡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重塑新型城乡关系则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客观要求。城乡关系从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发展,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进程中重塑城乡关系的必然选择,采取有效举措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则是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其四,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直接目标是促进农村全面进步、农业全面升级和农民全面发展。在这一进程中,要始终坚持好人的全面发展原则,既要将这一原则贯穿乡村振兴全过程,也要把这一原则作为评价新时代乡村振兴实际效果的根本尺度。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视角上的创新。本课题以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思想为视域研究新时代乡村振兴问题,为理解新时代乡村振兴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二是研究内容上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其一,阐清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基础;其二,系统阐发乡村振兴进程中必须处理好传统性与现代性、内生动力与外源动力、城市与乡村三大关系;其三,深入分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农民的全面发展,探究人的全面发展的渐进提升对乡村振兴的反作用。
李江[3]（2020）在《十九世纪末英国农业大萧条及其影响研究》文中指出19世纪中叶的英国农业曾十分繁荣,处于农产品价格高、农业投资高、农业生产效率高的“高效农业”的时代。但70年代以后,英国农业遭到了重创,陷入了长期的萧条之中,被称为“农业大萧条”。此次英国农业大萧条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对英国所造成的影响也十分广泛和深远。本文旨在通过解读相关文献,对此次英国农业大萧条发生的背景、原因、表现及其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试图更全面地认识此次英国农业大萧条及其与英国的相对衰落之间的关联。本文的第一章主要探讨了英国农业大萧条出现的背景。可以看出,大萧条前的英国,由于其工业生产能力的强大,对外全面实施了自由贸易政策;而由于其“高效农业”的繁荣和土地贵族阶层对政治权力的把控,大型租地农场十分普遍。然而,随着农业大萧条的到来,这些特点成为了加剧萧条的助推器。第二章主要探讨了英国农业大萧条出现的原因及其表现。连续的恶劣气候条件和大量海外廉价农产品的冲击是引发大萧条的外部原因,英国大型租地农场的生产成本偏高和英国政府的关税保护政策不及时是引发大萧条的内部原因。农产品价格骤降、农业利润锐减、农场大量破产、土地价值下降等是大萧条的直接表现,国内谷物种植面积锐减、农产品进口量猛增、农业劳动力流失以及农业在英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等是大萧条导致的直接结果。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农业大萧条对英国造成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改变了英国农业的生产结构与经营模式,加速了英国土地贵族阶层的没落,还加强了英国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一定程度上还间接提升了英国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从而加速了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和综合国力的下降。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农业大萧条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引起的一场农业领域的变革。而这一变革的影响却不仅限于农业领域,英国的政治以及国际领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影响给英国所带来的改变也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于晨[4]（2019）在《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促使校企合作政策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的代表性政策。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成效与走向,对我国职业教育办学育人水平的稳定与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回顾总结政策变迁历程为契机,准确认识和系统把握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是实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合理有序变迁的基本前提。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及其变迁历程”为研究对象,遵循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坚持宏观层面方法论与微观层面分析技术的协同运用,在对政策演进历史分期、主要特征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阐释分析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并据此提出若干优化政策变迁路径的对策建议。改革开放后四十年间,国家政策实践在不同时期分别呈现出三种“范式”:从上世纪末之前国家总体性控制下校企一体共生的行政推动,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与职业教育结构调整相伴随的促校联企改革攻坚,再到当前以校企一体化办学、多元协同共治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探索。不同政策范式对于如何看待校企双方的角色定位,以及如何稳定与密切校企合作关系,均存在显着的差异。以上述政策范式变化为依据,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78年至1998年间的“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98年至2010年间的“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2010年至今的“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不同阶段政策在类别形态、要素构成和变革强度等方面,呈现出由纲领性、散点式政策条文向系统与专门化政策体系发展,由权威命令与系统变革工具为主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由依附共生范式变革后的渐进性调整向双主协同范式演进的特征。政策的产生及调整,归根结底是身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部门所作出的抉择。政府作出相应抉择的动力,一方面源自其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另一方面则源自其自身的能动机制。长期以来,不同学者分别从上述两类机制入手,形成了社会中心论与国家中心论两种差异化的政策变迁解析路径。本研究综合运用政策网络、政策（政府）过程、新制度主义等多学科理论,基于“制度—场域—行动者”的辩证视角,构建政策变迁的“场域—学习”解释分析框架。该框架将“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确立为核心解析变量,力求从中央政府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所处环境的压力机制及其自身的能动机制层面,系统探讨政策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作用条件,从而实现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两种差异化解析路径的有机整合。通过应用该框架,本研究发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结构性因素和行动者能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政、行、企、校等各类关键行动者（公私组织）之间,因“权威”、“资金”、“信息”、“组织”、“合法性”等资源的彼此依赖而形成特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构成“政—政”、“政—行”两个政策制定场域和“央—地”、“企—校”两个政策执行场域。“政—政”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系统内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协同决策关系。“政—行”制定场域涉及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主要是教育行政部门）与国家行业管理中介机构之间的分级决策或合作治理关系。上述政策制定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等制度的影响。“央—地”执行场域涉及中央政府（国务院职业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企—校”执行场域涉及各类企业与中高职院校之间的办学合作关系。上述政策执行场域的运作与变革,主要受到国家税收分配、财政支付、产业经济、教育行政、劳动就业等制度的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场域的持续运作与深刻变革,会对中央职能部门的决策与行为产生特定的压力机制,并引发校企合作政策在形态类别设置、工具选择运用乃至范式层面不断发生变迁。与此同时,作为具有自主能动性的“国家行动者”和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中央职能部门在特定制度结构性因素和场域关系性因素的影响下,会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与目标偏好,主动开展先期循证性学习、局部试验性学习、事后改进性学习,以引导和持续推动国家政策创新发展。这种中央职能部门的能动机制,为校企合作政策过程附加了源源不断的作用力,将国家政策实践限定在中央可控范围之内,并确保其始终具备旺盛的变革驱动力与发展调适力。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优化路径的择定,必须高度关注上述影响政策场域运作变革、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主客观条件。国家应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引导政策场域的有序运作与良性变革,并完善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的组织程序。具体对策建议包括: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侯胜东[5]（2019）在《论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近代以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几代中国人为之奋斗的夙愿。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划定了时间表,也就是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050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认识到,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是只有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一条,产业结构的现代化更不应该仅仅依照西方的产业结构现代化模式来推行。制度创新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典假设,将制度性因素纳入了一般经济分析的范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也表明,制度性因素对经济增长发挥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仅有制度而没有制度创新只会导致更大的问题。根据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如果要保持产业结构调整的高绩效,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创新作支撑。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制度创新的来源和形成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影响需做进一步的讨论。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证明和阐释聚合型的制度创新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机理;本文通过文献调查、比较研究、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对聚合型的制度创新与产业结构现代化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研究。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有产业结构理论重视技术的量化研究,而轻视理论的质性分析。在本论文的前三章中,就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基本概念、基本内涵做了界定。其中,第一章是论文的导论部分,主要包括选题依据、研究进展、可能的边际贡献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是论文的理论基础;第三章是论文的研究框架。在第四章,就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做了具体阐释。在第五章中,选取了聚合型制度的具体指标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作用做了实证分析。在第六章中,对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演进历程、动因以及内源型制度对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正负影响作了具体研究。在第七章中,选取了以美国、日本、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这些国家聚合型制度创新对其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影响。另外,选取了以印度、前苏联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这些国家的聚合型制度创新在其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在第八章中,本文以实证分析和质性分析得出的结论基础,谈论了在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怎样通过聚合型的制度创新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措施。在第九章中,就本文的结论和研究局限作了说明。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聚合型的制度创新更有利于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聚合型制度决定了不同经济体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内源型的制度创新可以在产业结构现代化提供新的增量激励,实现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帕累托改进。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必须要通过聚合型的制度创新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综合历史上不同国家的产业发展实践可以发现,产业结构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必须依据本国的切实国情,因地制宜的选择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式。对于我国的产业结构现代化而言,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本文认为应该更加注重发挥不同主体的内源型制度功能,应该发挥市场、政府、企业、社会等主体性作用,以进取的民族精神、悠久的文化底蕴、科学的理论导向、广大的阶层基础以及新发展理念为内源型动力,以聚合型制度创新网络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的发展,既要实现三次产业结构的整体现代化演进,又要实现三大产业结构内部的现代化。
徐田[6]（2019）在《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研究（1978—2017）》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农业家庭经营作为农业经营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释放我国农业农村生产新动能,不断改变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群众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贯穿始终,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社情与农情,将马克思主义农业改造理论与中国发展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本文所谓的“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本文研究的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是由五个特征——中国农业改革的思想保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与改革创新时代精神相统一、继承创新马克思主义农业改造基本理论、群众路线与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相结合、一个与时俱进和变革发展的“动态概念”——相互渗透而共同构成的思想整体,是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有效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推动中国农业生产力解放,实现中国农业、农村与农民现代化发展,进而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社情农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民族复兴道路的基本理论依据。本文侧重从历史发展层面与理论创新层面,对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发展历程、理论内核、基本内涵及实践创新开展探究。历史发展层面以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发展目标为主要线索,大致分为五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为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探索阶段,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及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农业家庭经营经历了“保留——落寂——撤销”的历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四大,为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改革创举阶段,以新的政治性体制为起点,逐渐替代人民公社经营方式;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六大,为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市场化衔接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作用下,发挥农业生产经营中统与分相结合的作用,实现农户与市场多元化需求主体有机联结;从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八大,为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三农”导向阶段,通过取消农业税费等措施为亿万农民群众减负增收,不断拓展农业家庭经营的发展目标;从党的十八大至今,为农业家庭经营的制度变革阶段,在“三权分置”改革推动下以及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借助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外部性支撑作用,农业家庭经营制度在新的发展机遇中不断得以丰富与完善。本文关于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丰富内涵及理论创新层面的论述,共三章内容,主要阐释了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四个经验”、“三重内涵”与“三点创新”。“四个经验”包括:坚持党的核心领导与农民群众首创相结合;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赋予农民群众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两项权利;注重党和政府、农民与市场三个方面的积极性发挥。“三重内涵”包括: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自我管理、自愿劳动与自主经营“三重职责”;政治作用、社会作用与经济作用“三效合一”。“三点创新”包括:培育农业家庭经营多元化主体;增强农业家庭经营社会化服务;完善农业家庭经营制度化体系。最后,本文对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理论价值进行了探索,即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重要构成要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鲜活的时代内容。
韩欣宇[7]（2018）在《城乡统筹背景下乡村住区发展与空间重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正经历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阶段,城乡社会经济面临剧烈的发展转型。特别是在城乡统筹背景下,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乡村在城乡关系重塑中要素单向性外流,导致地域要素组织与功能结构演进出现诸多变动。乡村住区的发展与空间重构既是客观现实又是未来趋势,迫切需要开展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以增强本土理论的知识贡献和规划技术的实施性,助力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论文研究了城乡关系变迁与乡村住区发展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和阶段特征,借助理论透视厘清城乡关系驱动下乡村住区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及城乡要素重组对地域空间结构与功能演进的作用机理。进而重点研究城乡统筹阶段,乡村住区要素组织存在的问题及其对功能结构调整的影响,提出解决现阶段乡村住区发展困境的整体思路。其次,根据城乡关系重塑与乡村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论文建构了城乡统筹阶段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理论框架,借鉴国内外相关理论明确空间重构的理论取向,研究空间重构的概念内涵和运行机制,以及组织实施的内容、要素和层次。第三,结合空间重构的组织框架,论文建构了乡村住区综合评价方法,基于乡村住区发展的复杂性和重构的差异性归纳住区空间重构的类型及特征,进而研究乡村住区空间重构模式,从建设过程、动力机制和影响意义等方面总结创新发展经验,最后提出城乡统筹阶段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实现路径和支撑策略。论文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城乡关系重塑是一种影响乡村发展的最具渗透力的驱动因素,主要通过影响要素组织方式和功能结构调整推动住区空间重构;2)城乡统筹阶段,城乡要素流动和配置的方式显着变化,导致乡村住区出现人口流失加剧、土地利用低效、发展资本不足和地域特色丧失等问题,应通过重塑乡村的地位与价值、优化地域资源利用方式和推进地方性空间生产等思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与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转变;3)乡村住区空间重构是乡村发展的正向演进过程,应利用人为的空间干预与调控手段,优化系统的要素配置、空间演进和功能拓展,从而实现乡村自主发展能力和城乡协同发展水平的提升;4)在乡镇地域尺度下应用乡村住区综合评价方法,基于发展度和重构度识别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类型,发现不同类型住区呈圈层布局结构且重构需求差异显着;5)新时期乡村住区应采取“内外联动”的重构路径,通过提升存量供给水平、优化城乡产业分工和加强公众参与程度等方法,发挥空间规划的引导作用;采取加速资源整合、壮大集体经济和鼓励村社自治等手段,提升乡村自主发展能力。
周新年[8]（2018）在《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的地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18世纪才产生,来自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强调下层社会积极限制上层的国家权力的过程,社会精英、市场原则、公共舆论起关键的作用[1]。黑格尔认为中国由“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与主观运动缺乏一种对峙”[2],乃至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3]。这其实都是基于公民社会的视角。但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认为公民社会只是一个理论“模式”,并非在西方真正出现过[4]。中国传统的王朝国家及近现代的国家,其社会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基于法的关系的普遍一致性,而在于自然和传统关系的地方性。本论文地方社会强调的是在国家的权力下,通过横向联系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过程。顺德作为一个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新老三角洲的结合部）、因境内发生惊动明王朝的“黄萧养起义”而在明中期设立的县级地域,经历了近60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顺德的地域社会先后创造了历史性的变革:在明清时期,同西、北江三角洲自然环境变迁（主要是洪水与沙田的淤涨）的适应、改造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地域性的农业生产模式——桑基鱼塘等基塘农业;在晚清,因中法战争而组织的顺德地方团练发展成为领导广东省团练的领导机构;在清末,又成为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先发地域;1970年代末开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成为乡村工业化和“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型地域。顺德的地方社会中是否存在一种内生的地域社会力量在起作用?本论文对顺德地方社会的历史考察,通过顺德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形成来尝试作出回答。论文分析了顺德自然和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几类关键性的要素:堤围等水利设施、宗族、乡村墟市、社与村庙的民间信仰等地方社会要素;以及明清的里甲与保甲、清末与民国的地方自治、建国后的乡村集体化、改革开放后推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帝制时期和近现代国家的制度要素;明清时期的基塘农业、乡村手工业、原工业化、近代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工业化等经济要素。通过这些地方社会及国家层面关键制度要素的互动,总结出顺德乡村社会水利、墟市、信仰、产业等集体空间及其内部的权力（支配）、资源（资本）的积累和集中机制,以及地方习惯、地方文化的地域特征和乡村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并进一步尝试构建社会空间的分析框架——以集体空间为核心的地方社会空间与国家政治空间的尺度互动。通过此分析框架,来检讨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顺德（政府的和乡村的）空间行为的得失。论文的结构共分九章:第一章,分析研究的背景,提出研究的问题,确定研究的对象、范围,界定关键概念,运用的研究方法,简述论文的结构。第二章,通过梳理社会空间基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范式及相关研究成果,提出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及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研究领域的理论衔接。第三章,重点对顺德地域自然环境变化进行历史分析,围绕以堤围、闸窦、沙田围筑等水利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机制,总结自明至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的历史谱系:村庄的简易村围——防护田土的挡水堤——合围的堤围——跨村的联围、闸窦、排涝等综合水利系统——地域性大联围,并分析在乡村地域社会内部的水利组织形成过程中,集体空间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与协作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的深刻影响。人与自然的互动推进了水利社区的形成,并对顺德社会空间的演变形成空间的反作用机制（由非精确的自然领地边界向清晰的产权边界转化）。水利集体空间中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机制的形成过程表征了水利公共产品与水利地域社会规则形成的过程。第四、五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过程,分析地方社会民间信仰的历史特征。重点分析:不同神灵的地域分布反映了乡村社会内部和外部自然环境特征;通过里社制度、宗族制度对村庙的影响,考察国家礼制、宗族组织对民间信仰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乡村聚落社、村庙、不同类型祭祀圈和信仰活动圈的考察,得出顺德的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民间信仰通过神灵的设立和祭祀仪式等实现乡村社会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在整合地域内的不同社群、应对水灾和匪患、促进聚落共同体及跨村联盟的形成、影响墟市的演化及地域精神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传统乡村社会里,神的存在就是树立了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charisma）,是建构乡村社会秩序及社会空间的权威之隐喻。民间信仰是顺德地方社会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所有社会活动的纽带。第六章,重点考察乡村“市”和周期性“墟”形成的历史过程,分析影响“墟”与“市”的转化因素。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段墟市的管理机制,墟市与水网、宗族、村庙的关系,以及原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对促进墟市性质改变的综合分析,总结乡村墟市所构成的市场交易空间的历史演变。顺德乡村墟市市场圈的形成,推动乡村以人际社会交往为主向跨村落的地域经济交往活动的转化。墟市集体空间的出现,从满足日常生活的服务演变到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分工。明清顺德乡村“墟”与“市”角色的转化,先后经历了“早晚市和日墟——周期性旬墟和固定市——专业性墟和专业性市——商业性市和周期性墟”的历史谱系,实际代表了乡村地方社会经济交往活动中消费和生产的主导地位的变化。论文通过对顺德乡村墟市进行分类、发展演变及墟市竞争与冲突的历史考察,分析乡村墟市演化过程中权力、资源积累与集中机制的变化,认为乡村墟市的不断升级与墟市封建性不断减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过程。专业性墟市向近代市镇的演化,权力集中机制是必要条件,由此产生墟市资源的集中机制共同主导了顺德墟市的市镇化过程。第七章,重点考察不同历史时段关键性制度对乡村地方社会的影响,及乡村地方社会如何主动适应和建构集体空间的机制。即从国家在场的视角,考察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的积累和集中机制,得出:（1）明朝里甲制重点以黄册的人户为管理对象,促进了乡村聚落认同的形成;清朝图甲制以土地管理为主,促进了乡村社会内部自我管理机制的形成和走向成熟。（2）通过对明清的卫所、巡检司、保甲、乡约、公约等国家在地方的军事或安全控制体系、村落自我防卫体系的考察,探求跨自然村地域社会的形成路径。（3）清末至民国的地方自治,第一次将乡村社会从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或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引向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乡村社会由地方习俗推动的自组织向被制度所建构转化。（4）建国后,经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度、改革开放后政策的不断调整,顺德的社会空间经历了制度性的变革:土地改革时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乡村社会通过农会和区代表大会确立了县下的区和乡准行政机构,乡村第一次被行政化;农业合作化时期,高级社使乡村第一次进行集体大生产和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人民公社时期,先后经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转变,乡村地域社会的内部组织单元,最终被生产队生产组织所重组;改革开放后,乡村经过短暂的自治后,通过“再集体化”再次被纳入行政的管控之下,农村股份合作社及村委会最终在管理区层次上的成立使乡村通过“再集体化”转化为经济性为主的自治组织,乡村社会再次面临整合。制度化的空间区划对乡村社会空间是刚性的规束和重组,但乡村社会内部在政社分离后,其地域的自组织性再度起到关键作用。如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村庙重建高潮、乡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设立、宗族活动的重新加强等等,社会空间再次逐步获得自主性。第八章,重点考察了顺德基塘农业促进的农业商品化、手工业与原工业化、社队企业与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的过程,认为顺德地方社会的集体空间促进了农业商品化、原工业化及工业化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最终经历漫长的时段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主要内容包括:1、顺德基塘农业的出现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洪水危害增加）、应对洪水威胁而采取的水利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在明中期开始蚕丝国际贸易的拉动下,最终促使顺德乡村手工业进入原工业化过程;2、清末引进机器缫丝业,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冲突,改变了地域社会的诸多因素,引起农业工业化的进程加快、乡村墟市的专业化、工商业资本的出现等,从原工业化走上近代工业化;3、建国后,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原有的民族工业和手工业分别纳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和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体系。顺德的基塘经济作物体系为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的发展准备了与以粮食作物为主地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社队企业得到较好发展,进而为顺德在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准备了坚实基础;3、1992年顺德推进产权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策略,使得乡镇企业的发展获得新的机遇,但也同时留下了产业层次不高和土地粗放利用的后果。顺德乡村集体组织在改革的初期积极投资乡镇企业,为农村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产权体制改革后,逐步演变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平台,乡村集体失去经济的活力。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在参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分化——一部分在工业化过程中成为改革的“赢家”,而一部分成为“输家”,其实质就是集体组织“再集体化”过程的差异。总结改革开放后,顺德不同乡村工业化的差异,得出集体组织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作用:集体组织强的,工业化的进程更为顺利;而弱的乡村,基本维持农业生产的局面。从一个层面来看,就是集体空间的权力、资源积累和集中的差异,决定了乡村工业化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其发展的路径。第九章,通过对前几章的内容进行总结,进一步阐释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并由此总结顺德改革开放后空间政策的得失,提出乡村社会空间发展的建议。
管辉[9]（2018）在《理想与现实：印度独立以来的中产阶级研究》文中提出1947年印度独立,宣告英国近200年殖民统治的终结。独立之后获得新生的印度,根据本国国情并借鉴他国经验,在批判地继承英帝国殖民遗产的同时,也确立起新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框架。由此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是,印度社会原有的阶级阶层发生重大的变动,中产阶级的崛起尤为引人关注。为此,阐明印度独立以来中产阶级的历史演变过程,对深化印度社会的认识以及为现有的中产阶级理论或思想提供佐证或反证,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借鉴价值。中产阶级被认为是现代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所创造的中产阶级文化也是现代社会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他们的形成与成长也是影响社会分层形态演变趋势和社会政治转型发展的关键因素。但是,与印度中产阶级方兴未艾的发展趋势和潜力相比,目前的研究力度显然是无法匹配的。目前,虽然有关印度中产阶级的消费、娱乐、文化等领域的成果不少,但总体上说来,大多还是从单一的视角出发做相应的研究,鲜少从现代化的视角出发,对印度独立以来中产阶级的演变轨迹、结构成分、政治地位、婚姻家庭状况及对国家政策的影响等领域作系统性的研究。本文选题的出发点正基于此。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在吸收韦伯、涂尔干等社会学家有关社会分层理论有益成分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关于阶级划分的理论,透过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多维视角,本文沿如下逻辑顺序对印度独立以来的中产阶级进行了系统性考察和分析。第一章,理论溯源与概念界定。第二章、第三章及第四章,从历史的“纵轴”分时段考察印度中产阶级历史变迁过程。第五章,辨析了独立以来印度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间的联系。第六章,分析了印度独立以来中产阶级婚姻、生活方式与教育状况在历史“横轴”上的各个截面。最后,对印度中产阶级的近期转变、未来问题、提供的经验以及对发展中国家中产化道路等进行了总结与评论。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有如下收获。一是对南亚地区进行中产阶级的“个案研究”,结合史实,在现代化背景下考察印度中产阶级的历史变迁,厘清其60多年的兴替荣辱。二是拓展了史料的来源,使用了一些外国学者对印度部分地区所获得社会调查资料,以解决无法赴印实地调研和资料收集相对困难的问题,这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有力支撑。三是阐明了现代化进程对印度中产阶级变化的影响,深入探讨了中产阶级与种姓之间的关系,并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深入地揭示印度中产阶级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形式和途径,认为印度独立以来的社会结构变迁呈现出一个“平稳——波动——平稳”的运行轨迹。四是论证了印度中央政府主导了印度经济社会发展走向,是印度中产阶级兴衰荣辱背后的引领者和决定者,只有在国家主导下,才能逐步解决印度种姓阶级教派的纷争、社会政策与中产阶级的培育、中产阶级经济政治的功能与作用的发挥、婚姻家庭、教育投资等重要问题。此外还指出经济增长是印度中产阶级形成、发展和提升的最根本动因,中产阶级的壮大是战胜阶层与贫富分化的可行选项,也是形成强大社会凝聚力的关键,印度中产化理想与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除了根据自身国情因地制宜的变通和创新之外,还需置身于开放和流变不拘的世界格局中,采用通行的准则来考量本国的中产阶级发展道路。毫无疑问,本文将澄清印度独立以来中产阶级历史演变的主要节点,展示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与国家政策对中产阶级的影响,构建超越西方经验的印度中产阶级理论分析框架。同时,为我们理解当代印度中产阶级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一种新的理解。
张尧[10]（2016）在《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完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是实现农业生产方式创新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小农生产方式发挥着主导性、基础性的作用,它是目前制约农村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力量。当前,改造小农生产方式,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工程,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不拘一格地推进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改革方向。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农业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入分析农业生产方式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构的影响,这对于进一步丰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理论建设、推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采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综合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农业生产方式——社会风险——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本文的研究思路,通过对建国后不同时期农业生产方式带来的社会风险进行识别,分析不同社会风险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并运用社会保障“三体系”解释框架剖析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化解不同社会风险时的内容、结构与层次体系的特征,继而引出当前新型农业生产方式变迁带来新风险及其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需求问题。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研究厘清和解读农业生产方式与农村社会保障的互动与变迁过程,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同农业生产方式下农村社会保障的制度变迁、现实特征等进行研究,得出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面临不同的社会风险,而农村社会保障内容体系、结构体系和层次体系也呈现出不同内容：农村社会社会保障制度的演变在内容体系上呈现出社会救助向社会保险、生存型向保险型的转变过程；结构体系的演变呈现出由农村特殊群体向农村全体居民覆盖的历程；层次体系的演变呈现出在责权关系上国家由无意识到被动提供社会保障到主动参与的转变历程,初步形成了国家、社会、个人相结合的社会保障责任框架。英国、法国和日本三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时间较早,其转型期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构经验对我国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研究选取农业发达的英国、法国和日本,研究其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研究认为：典型国家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具备了相应的经济社会前提条件,是面对生产方式变革的内在要求而出台的政策,其发展经历一个由社会救济到社会保险的过程,具有鲜明的由生存权向发展权演化的过程；其层次体系存在一个显着的从国家责任到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责任的变化过程,强调多主体共同参与。此外,因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同,社会保障制度的道路选择也存在显着差别,同时强化法律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指导和约束作用。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迈进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新阶段,传统农业社会的风险被工业社会的风险所取代,但是传统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能化解工业社会的风险,仍用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去应对新生产方式的风险,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这时就需要一种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出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成为必然。综合以上研究的成果,本研究认为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决定了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制度需求必然是多层次的,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三体系”分析框架出发,为适应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我国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就是要构建一个完善的三支柱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其中,农村兜底型社会救助制度是基础,重点是建立综合性社会救助；农村基本型社会保险制度是主体,重点在于农村两个基本保险待遇和责权关系的调整以及新制度的构建；农村服务型社会福利制度是重要补充,重点在于提高待遇和扩大覆盖面。
二、现代化和英国农业制度性及结构性的变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现代化和英国农业制度性及结构性的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陇中李村农业结构变迁的田野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农业转型研究 |
| 1.3.2 中国的农业转型研究 |
| 1.3.3 农业转型的驱动力研究 |
| 1.3.4 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研究 |
| 1.3.5 农作物种植结构变迁的研究 |
| 1.3.6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内容 |
| 1.4.1 核心概念界定 |
| 1.4.2 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2.1 研究方法 |
| 2.2 研究思路 |
| 2.2.1 数据获取 |
| 2.2.2 数据分析 |
| 2.3 “地方政府与农户”动态分析框架构建 |
| 2.3.1 农业结构专业化转型的外部动力:农业政策 |
| 2.3.2 农作结构专业化转型的内生动力:阶层分化 |
| 2.3.3 农业结构专业化转型的内外动力及运作机制 |
| 第三章 田野点概况 |
| 3.1 A区概况 |
| 3.2 A区农业生态与作物种植概况 |
| 3.2.1 A区农业生态环境 |
| 3.2.2 A区传统农作物种植 |
| 3.2.3 A区旱作农业耕作制度 |
| 3.3 研究的村庄 |
| 3.4 村庄家庭的生计策略与经济分化 |
| 3.5 样本农户的聚类分析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农业结构及经营主体的变迁与地方经验 |
| 4.1 中国的食物安全与农业结构 |
| 4.2 中国农业结构调整的演化路径及阶段特征 |
| 4.2.1 以粮为纲阶段(1978~1984) |
| 4.2.2 农业单一结构调整阶段(1985~1999) |
| 4.2.3 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阶段(2000~2014) |
| 4.2.4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2015~至今) |
| 4.3 中国农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意图 |
| 4.3.1 对粮食的关注贯穿于整个农业结构调整的变迁 |
| 4.3.2 增加农民收入始终是政策关注的焦点 |
| 4.3.3 居民膳食结构的改善得到回应 |
| 4.3.4 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得到强调 |
| 4.4 中国农业经营主体变迁的政策意图及其演变路径 |
| 4.4.1 中央一号文件的地位及作用 |
| 4.4.2 文本分析方法 |
| 4.4.3 农业经营主体的变迁过程 |
| 4.4.4 研究发现 |
| 4.4.5 农业经营主体关注点变迁的政策意图 |
| 4.5 田野点农业结构变迁 |
| 4.5.1 田野点农业结构的演变过程 |
| 4.5.2 三种不同的农业模式 |
| 4.6 小结 |
| 第五章 农业结构转型的外部动力:农业政策 |
| 5.1 农业政策影响农业结构演变的实现机制 |
| 5.1.1 农业政策与农业产业化经营 |
| 5.1.2 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经营主体 |
| 5.2 案例介绍 |
| 5.2.1 农业产业化背景描述 |
| 5.2.2 李村马铃薯“千亩”示范基地项目 |
| 5.3 成为一种治理现象的李村马铃薯产业 |
| 5.3.1 地方政府行为面临的结构约束 |
| 5.3.2 镇政府在马铃薯产业中的行政协调 |
| 5.3.3 村干部在马铃薯产业中的嵌入式表达 |
| 5.4 农户参与马铃薯示范项目的行动逻辑 |
| 5.4.1 家户制传统与生计策略选择 |
| 5.4.2 农户的理性顺从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农业结构转型的内生动力:阶层分化 |
| 6.1 农业资本化转型的国际经验 |
| 6.2 农业资本化转型的地方经验:李村的芹菜种植 |
| 6.3 农业资本化转型的阶层动力 |
| 6.4 农业资本化转型的实现机制 |
| 6.4.1 作物繁荣的参与主体:芹菜种植农户 |
| 6.4.2 对土地的控制:土地流转 |
| 6.4.3 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工资支付方式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经验语境下农业结构转型的动力机制 |
| 7.2 主要结论 |
| 7.3 讨论 |
| 7.3.1 农业的多功能性与公共价值 |
| 7.3.2 农地的商品化与安全网功能 |
| 7.3.3 小农的前景与农业现代化 |
| 7.3.4 村庄的活力与乡村振兴 |
| 7.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新时代乡村振兴问题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思想的视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选题依据 |
| (一)理论依据 |
| (二)实践依据 |
| 三、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价值 |
| 四、研究综述 |
| (一)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现状 |
|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思想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
| 五、问题评析与研究启示 |
| (一)研究问题评析 |
| (二)问题研究启示 |
| 六、核心概念 |
| (一)农村与乡村的辨析 |
| (二)乡村与城市的关系 |
| (三)核心话语转变的内涵 |
| 七、创新之处以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一)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八、研究的重点难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一)研究的重点难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 |
| 第一章 作为研究视域的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思想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思想的谱系 |
| 一、马克思恩格斯乡村发展思想的确立 |
| 二、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思想的“苏俄化”改造 |
| 三、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思想的历史性贡献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思想的重要内涵 |
| 一、乡村发展的本质:变革乡村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
| 二、乡村发展的基本趋势:实现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 |
| 三、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内生动力与外源动力的共同发力 |
| 四、城乡关系的新趋向:城乡发展由对立走向融合 |
| 五、乡村发展的根本目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
| 第二章 乡村振兴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 |
| 第一节 乡村振兴的历史逻辑 |
| 一、实现乡村振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历史性课题 |
| 二、新中国成立后乡村发展的新突破和新变化 |
| 三、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发展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
| 四、实现乡村振兴成为历史“遗留”问题 |
| 第二节 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基础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振兴乡村提出新要求 |
| 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对振兴乡村提出新任务 |
| 三、从“三步走”到“两步走”对振兴乡村作出新部署 |
| 第三章 乡村振兴进程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 |
| 第一节 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 |
| 一、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性 |
| 二、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 |
| 三、乡村现代化进程总趋势:由传统性主导向现代性主导转变 |
| 第二节 乡村振兴的基本理路:由传统型乡村转变为现代型乡村 |
| 一、乡村振兴道路的实质是“三农”的现代化之路 |
| 二、消除阻滞乡村振兴进程的传统性因素 |
| 三、合理利用现代文明成果推进乡村振兴 |
| 四、乡村全面振兴是乡村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完成 |
| 第三节 乡村振兴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统一 |
| 一、继承乡村传统人文精神与形塑乡村现代人文精神的统一 |
| 二、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与建设乡村现代文化体系的统一 |
| 三、利用乡村独特的传统文化资源禀赋建设现代美丽乡村 |
| 第四章 乡村振兴的外源动力与内生动力 |
| 第一节 推进乡村振兴的外源动力 |
| 一、经验借鉴:推进乡村振兴的他山之石 |
| 二、政策倾斜:推进乡村振兴的政治力量 |
| 三、资本下乡: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 |
| 四、科技参与: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杠杆 |
| 五、人才引进:推进乡村振兴的智力支撑 |
| 第二节 推进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
| 一、培育主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源泉 |
| 二、发掘资源:发挥参与乡村振兴的本土优势 |
| 三、乡村治理:培育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重要手段 |
| 四、深化改革:培育乡村内生动力的关键举措 |
| 第三节 乡村振兴需要外源动力与内生动力共同发力 |
| 一、实现乡村振兴外源动力和内生动力的辩证统一 |
| 二、建立健全乡村振兴外源动力与内生动力共同发力的体制机制 |
| 第五章 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城乡关系 |
| 第一节 解决城乡发展失衡问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任务 |
| 一、解决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的历史脉络 |
| 二、新时代是解决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的“历史关口” |
| 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解决城乡发展失衡问题提供历史契机 |
| 第二节 重塑新型城乡关系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客观要求 |
| 一、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增强城市对乡村的反哺能力和辐射作用 |
| 二、重塑新型城乡关系事关乡村振兴事业全局 |
| 三、构建城乡发展命运共同体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目标 |
| 第三节 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进程中重塑城乡关系的必然选择 |
| 一、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 |
| 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环节 |
| 三、推进城乡产业经济的融合发展 |
| 四、推动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优化配置 |
| 五、统筹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实现均衡配置 |
| 第六章 乡村振兴与人的全面发展 |
| 第一节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根本目的 |
| 一、实现人的解放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目标 |
| 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的价值旨归 |
| 三、推进乡村振兴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基础、条件和动力 |
| 第二节 逐步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助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
| 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前提 |
| 二、逐步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乡村实现全面振兴提供持续动力 |
| 第三节 乡村振兴进程中必须坚持人的全面发展原则 |
| 一、把人的全面发展原则贯穿于乡村振兴的全过程 |
| 二、乡村振兴实际效果的评价应坚持人的全面发展原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3）十九世纪末英国农业大萧条及其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与意义 |
| 二、基本概念辨析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一)国外研究状况 |
| (二)国内研究状况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英国农业大萧条的背景 |
| 第一节 自由贸易政策与《谷物法》的废除 |
| 一、自由贸易政策的确立 |
| 二、《谷物法》的废除 |
| 第二节 土地贵族的统治与农业的繁荣 |
| 一、土地贵族阶层的统治 |
| 二、“高效农业”的繁荣 |
| 第二章 英国农业大萧条的出现 |
| 第一节 农业大萧条出现的原因 |
| 一、连续多年恶劣气候条件的打击 |
| 二、大量海外廉价农产品的冲击 |
| 三、大型租地农场的生产成本过高 |
| 四、政府缺乏对农业的保护和干预 |
| 第二节 农业大萧条的表现 |
| 一、农产品价格急剧下跌、农场大量破产 |
| 二、谷物种植面积缩减、产量减少、进口量猛增 |
| 三、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大下降 |
| 第三章 农业大萧条对英国的深远影响 |
| 第一节 改变了英国的农业生产结构与经营模式 |
| 一、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分布的变化 |
| 二、大型租地农场的衰落和家庭农场的崛起 |
| 第二节 推动了英国政治权力的更迭与国家干预的加强 |
| 一、土地贵族阶层进一步走向没落 |
| 二、国家对经济社会干预的加强 |
| 第三节 加速了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 |
| 一、经济对外依赖程度的提升 |
| 二、工业垄断地位的逐渐丧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
| 二、政策变迁 |
| 三、政策场域 |
| 四、政策学习 |
| 第四节 文献综述 |
|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研究 |
| 二、政策变迁过程理论及应用研究 |
| 三、政策网络与政策变迁关系研究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一、方法论层面 |
| 二、分析技术层面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七节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的变迁轨迹 |
| 第一节 “校附行企、一体共生”阶段(1978—1998 年) |
| 一、实施行业企业自办或与教育部门联办方针 |
| 二、引导与支持职业教育校办产(企)业发展 |
| 三、选择在部分地区开展“双元制”改革试点 |
| 第二节 “校主企辅、促校联企”阶段(1998—2010 年) |
| 一、探索高职院校产学研合作路径 |
| 二、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程 |
| 三、启动实训基地及师资建设项目 |
| 四、开展半工半读等国家政策试验 |
| 第三节 “校企同主、多元共治”阶段(2010 年至今) |
| 一、加快健全央地校企合作专属法规制度体系 |
| 二、充分挖掘国家行业系统的指导与协调功能 |
| 三、依托央财项目持续搭建校企合作政策平台 |
| 四、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建设 |
| 五、支持基层创新探索校企深度合作体制机制 |
| 第四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一、由行动纲领和散点式条文向国家政策体系发展 |
| 二、由少数政策工具主导向多元工具协同应用转变 |
| 三、由旧范式变革后的渐进调整向政策新范式演进 |
| 第三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解释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制度—场域—行动者:构建解释分析框架的基本视角 |
| 一、“结构”与“行动者”的辩证关系:社会科学“元理论”的启示 |
| 二、制度与场域:“结构”维度的主体构成要素 |
| 三、结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行动者”的能动机制 |
| 第二节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核心解析变量 |
| 一、政策场域 |
| 二、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 |
| 第三节 解释分析框架的结构设计及理论预设 |
| 一、框架设计原则与整体结构 |
| 二、理论预设 |
| 第四章 政策制定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政”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由中央职能部门构成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同级协商到上级协调: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政—行”制定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与政企分开改革相伴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分级决策到合作治理: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策执行场域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央—地”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行政科层体制影响下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市县为主到省域统筹: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二节 “企—校”执行场域影响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场域关键行动者 |
| 二、从行政共生到互利共赢:场域运作变革及其对政策变迁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与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政策学习:中央职能部门主动引导政策变迁的有效策略 |
| 一、国家“适应能力”的集中体现 |
| 二、政策学习的主要形式 |
| 第二节 中央职能部门政策学习影响政策变迁的作用机理 |
| 一、革命和国家建设实践成功历史经验的内化迁移 |
| 二、政策调整过程中节约政府决策成本的有效方法 |
| 三、有限理性约束下规避政策改革风险的合理选择 |
| 四、保障央地政策参与主体创新积极性的必要策略 |
| 第七章 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的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强化全国人大与政协的顶层设计权能 |
| 一、推动全国人大主导校企合作立法进程 |
| 二、发挥政协协商决策职能助力政策创新 |
| 第二节 优化中央跨部门协同决策的组织机制 |
| 一、设立常设型的议事协调机构 |
| 二、建立健全国家行政协助制度 |
| 第三节 完善全国性行业协会的社会中介职能 |
| 一、健全国家法律体系,强化政策设计参与权 |
| 二、扩大利益代表范畴,提升协同决策合法性 |
| 三、推行购买服务机制,增强政策变迁影响力 |
| 第四节 保持中央财政资金的引导与扶持效力 |
| 一、加强专项性一般转移支付资金的拨付力度 |
| 二、保留适量中央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项目 |
| 第五节 健全校企命运共同体的配套制度供给 |
| 一、推行协调性的劳动就业制度 |
| 二、完善国家培训质量标准制度 |
| 第六节 破解局部试验性学习开展的现实瓶颈 |
| 一、加强依法行政,推动政策试验法治化 |
| 二、畅通信息渠道,提升政策试验透明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5）论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进展 |
| (一)国内研究进展 |
| (二)国外研究进展 |
| (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阅读和实地调研 |
| (二)比较研究和历史分析 |
| (三)理论构建和实证分析 |
| 五、可能的边际贡献 |
| 第二章 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的基础理论 |
| 一、现代化理论 |
| (一)现代化的产生 |
| (二)中国的现代化理论 |
| (三)西方的现代化理论 |
| 二、产业结构理论 |
| (一)西方主流产业结构理论 |
| (二)马克思的产业结构思想 |
| (三)中国特色产业结构理论 |
| 三、交易成本理论 |
| 四、国家发展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发展理论 |
| (二)新李斯特国家发展理论 |
| (三)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 五、小结 |
| 第三章 产业结构现代化和聚合型制度的研究界定 |
| 一、产业结构现代化的界定 |
| (一)基本内涵 |
| (二)影响因素 |
| (三)阶段划分 |
| (四)主体分析 |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的界定 |
| (一)制度与聚合型制度创新 |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的内涵 |
| (三)聚合型制度创新的构成 |
| (四)聚合型制度创新的功能 |
| 三、聚合型制度创新与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关系 |
| (一)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必要性 |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与现代化第一产业 |
| (三)聚合型制度创新与现代化第二产业 |
| (四)聚合型制度创新与现代化第三产业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机理分析 |
| 一、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四个维度 |
| (一)国土空间开发维度 |
| (二)市场体系建设维度 |
| (三)企业能力培育维度 |
| (四)社会全面发展维度 |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在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动力机制 |
| 三、产业结构现代化中聚合型制度创新的质量 |
| 四、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路径依赖 |
| (一)制度路径依赖的一般解释 |
| (二)制度路径依赖的反馈机制 |
| (三)制度路径依赖的演化修正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产业结构现代化中聚合型制度创新的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分析 |
| 一、指标的选择及其解释 |
| (一)聚合型制度创新指标的基本原则 |
| (二)聚合型制度创新的指标体系构建 |
| 二、结构方程研究设计与模型建构 |
| (一)研究设计 |
| (二)模型构建 |
| 三、基于结构方程模型聚合型制度创新实证分析 |
| (一)描述性分析 |
| (二)结构方程模型 |
| (三)研究结论 |
| 四、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产业结构现代化发展的历程、聚合型制度创新及制度约束 |
| 一、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中聚合型制度的总体特征 |
| 二、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
| (一)第一阶段的产业结构现代化(1949~1978) |
| (二)第二阶段的产业结构现代化(1978~2013) |
| (三)第三阶段的产业结构现代化(2013~) |
| 三、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 |
| (一)第一阶段的聚合型制度创新 |
| (二)第二阶段的聚合型制度创新 |
| 四、新时代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 |
| (一)新时代聚合型制度创新的成就 |
| (二)新时代聚合型制度创新的内容 |
| (三)新时代聚合型制度创新的特征 |
| 五、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约束 |
| 六、小结 |
| 第七章 产业结构现代化聚合型制度的比较分析 |
| 一、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现代化与聚合型制度创新 |
| (一)美国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二)德国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三)日本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二、转型国家的制度演进与产业结构 |
| (一)苏联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二)印度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三)阿根廷模式的产业结构 |
| 三、小结 |
| 第八章 推动聚合型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
| 一、完善市场体系制度建设,优化整体营商环境 |
| (一)完善产业发展的制度体系构建 |
| (二)加强产权体系建设,优化市场主体结构 |
| (三)进一步减税降费,降低企业运行成本 |
| 二、加强聚合型动力支持,形成强化多主体创新 |
| (一)妥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 (二)积极扶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壮大 |
| (三)发挥非正式制度作用,以优秀文化聚合制度创新 |
| 三、助力新型生产性服务业对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
| (一)推进信息化与三次产业的深度融合 |
| (二)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精准化 |
| (三)推进现代化产业组织政策的变革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写在后面的话 |
（6）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研究（1978—201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结论与思考 |
| 1.3 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1.4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及相关概念界定 |
| 1.4.1 农业 |
| 1.4.2 农业家庭经营 |
| 1.4.3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 |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改造与农业经营的理论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小生产方式改造的论述 |
| 2.1.2 考茨基关于农业改造、农业生产与家庭经济密切关联问题的论述 |
| 2.1.3 列宁关于俄国化的小农改造以及农业经营的论述 |
| 2.2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两个层面 |
| 2.2.1 借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集体化合作化论述层面 |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农业集体化合作化理论的自主创新层面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历史发展 |
| 3.1 艰辛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农业家庭经营 |
| 3.1.1 土地改革运动下农业家庭经营的保留 |
| 3.1.2 农业合作化时期农业家庭经营的落寂 |
| 3.1.3 人民公社化时期农业家庭经营的撤销 |
| 3.2 改革创举:以农业生产责任制为特征的农业家庭经营的重新确立 |
| 3.2.1 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农业家庭经营奠定体制性起点 |
| 3.2.2 以农业家庭经营替代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式的经营 |
| 3.2.3 中央“一号文件”促进农业家庭经营的活力释放 |
| 3.3 市场衔接:农业家庭经营的转型升级 |
| 3.3.1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农业家庭经营提出新课题 |
| 3.3.2 农户经营主体与市场需求主体相衔接是农业家庭经营的新方向 |
| 3.4 三农导向: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新目标 |
| 3.4.1 农民减负增收成为农业家庭经营需要突破的难题 |
| 3.4.2 取消农业税后农业家庭经营的新变革 |
| 3.4.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坚持和创新农业家庭经营方式 |
| 3.4.4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丰富农业家庭经营的新内涵 |
| 第4章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理论内核 |
| 4.1 坚持党的核心领导与农民群众首创相结合 |
| 4.1.1 党的核心领导为农业家庭经营提供组织基础 |
| 4.1.2 农民群众首创为农业家庭经营提供实践路径 |
| 4.2 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原理 |
| 4.2.1 农业家庭经营是生产关系层面的变革与创新 |
| 4.2.2 农业家庭经营促进农业生产力解放与发展 |
| 4.3 赋予农民群众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两项权利 |
| 4.3.1 农业家庭经营激活农民的农业生产自主权 |
| 4.3.2 农业家庭经营盘活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
| 4.4 注重党和政府、农民与市场三个方面的积极性 |
| 4.4.1 农业家庭经营注重党和政府主导性作用的体现 |
| 4.4.2 农业家庭经营注重农民主体性活力的释放 |
| 4.4.3 农业家庭经营注重市场导向性作用的发挥 |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基本内涵 |
| 5.1 内涵一: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 |
| 5.1.1 稳定集体所有权是农业家庭经营的根本 |
| 5.1.2 落实承包权是农业家庭经营的基础 |
| 5.1.3 激活经营权是农业家庭经营的保障 |
| 5.2 内涵二:自我管理、自愿劳动与自主经营“三重职责” |
| 5.2.1 自我管理增强农业家庭经营主体的责任感 |
| 5.2.2 自愿劳动调动农业家庭经营主体的积极性 |
| 5.2.3 自主经营提高农业家庭经营主体的决策力 |
| 5.3 内涵三:政治作用、社会作用与经济作用“三效合一” |
| 5.3.1 巩固工农联盟的政治作用 |
| 5.3.2 维护城乡稳定的社会作用 |
| 5.3.3 繁荣市场经济的经济作用 |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家庭经营的实践探索与思想创新特征 |
| 6.1 培育农业家庭经营多元化主体 |
| 6.1.1 规模适度农业家庭农场的新发展 |
| 6.1.2 多功能性庭院经济的新探索 |
| 6.2 增强农业家庭经营社会化服务 |
| 6.2.1 农业家庭经营纵向一体化生产性服务 |
| 6.2.2 农业家庭经营横向多元化经营性服务 |
| 6.3 完善农业家庭经营制度化体系 |
| 6.3.1 构建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制度化体系 |
| 6.3.2 健全农业有效供给的制度化体系 |
| 6.3.3 建立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度化体系 |
| 6.4 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的创新特征 |
| 结束语:在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中促进农业家庭经营思想新发展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7）城乡统筹背景下乡村住区发展与空间重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系统发展转型的时代背景 |
| 1.1.2 乡村发展与规划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议题 |
| 1.1.3 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借助空间规划落实国家乡村发展相关政策 |
| 1.2.2 理论意义:城乡规划学科理论建设与完善的重要补充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基本概念 |
| 1.3.2 研究范畴 |
| 1.4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与典型实践 |
| 2.1 国内相关研究与典型实践 |
| 2.1.1 针对乡村住区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 |
| 2.1.2 新时期国内乡村住区建设典型实践 |
| 2.1.3 国内相关研究与实践评述 |
| 2.2 国外相关研究与典型实践 |
| 2.2.1 针对乡村住区发展问题的理论研究 |
| 2.2.2 发达国家乡村住区建设的实践经验 |
| 2.2.3 国外相关研究与实践评述 |
| 2.3 本章小节 |
| 第3章 城乡关系变迁下乡村住区发展演变及规律 |
| 3.1 自然均衡阶段(1949 年以前):住区建设的历史基点 |
| 3.1.1 早期均衡城乡关系 |
| 3.1.2 住区系统基本形成 |
| 3.1.3 住区单元稳步生长 |
| 3.1.4 住区发展的制约因素 |
| 3.2 二元隔离阶段（1949~1978 年）：国家总体性支配住区发展 |
| 3.2.1 二元结构下乡村封闭的发展环境 |
| 3.2.2 社会经济功能变迁分化住区格局 |
| 3.2.3 住区单元建设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
| 3.3 城乡联系恢复（1978~2002 年）：工业化与城镇化共同影响 |
| 3.3.1 城乡关系调整改变乡村发展环境 |
| 3.3.2 居住改善的需求推进住区建设 |
| 3.3.3 乡村工业化延续分散格局 |
| 3.3.4 乡村城镇化促进均衡集中 |
| 3.3.5 园区建设与土地供应紧张 |
| 3.3.6 村镇规划的介入与引导 |
| 3.4 城乡关系变迁下乡村住区的演变规律与机制 |
| 3.4.1 城乡相互作用决定住区发展趋向 |
| 3.4.2 要素重组驱动地域空间功能变迁 |
| 3.5 本章小节 |
| 第4章 城乡统筹阶段乡村住区发展的问题与调整 |
| 4.1 城乡关系进入反哺与统筹阶段 |
| 4.1.1 加强要素供给,改善发展条件 |
| 4.1.2 推进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 |
| 4.1.3 创新经营体制,破除制度壁垒 |
| 4.2 城乡统筹阶段乡村住区发展的限制因素 |
| 4.2.1 乡村劳动力流动加剧 |
| 4.2.2 农业基础地位降低 |
| 4.2.3 自主发展资本不足 |
| 4.2.4 自然生态本底恶化 |
| 4.3 城乡统筹阶段乡村住区发展面临的问题 |
| 4.3.1 高流动性社会冲击生活基础 |
| 4.3.2 土地利用方式限制生产发展 |
| 4.3.3 外部冲击促成地域生境变迁 |
| 4.4 城乡统筹阶段乡村住区发展的调整思路 |
| 4.4.1 重塑乡村的地位与价值 |
| 4.4.2 优化地域资源配置水平 |
| 4.4.3 强化“地方性空间”生产 |
| 4.5 本章小节 |
| 第5章 城乡统筹阶段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理论的提出 |
| 5.1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理论取向 |
| 5.1.1 国外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相关理论 |
| 5.1.2 国内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指导思想 |
| 5.2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概念内涵 |
| 5.2.1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概念 |
| 5.2.2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特征 |
| 5.3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运行机制 |
| 5.3.1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理论模型 |
| 5.3.2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目标规则 |
| 5.3.3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作用机制 |
| 5.4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组织实施 |
| 5.4.1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层次 |
| 5.4.2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内容 |
| 5.4.3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要素 |
| 5.5 本章小节 |
| 第6章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类型划分方法及特征识别 |
| 6.1 基于“发展—重构”的乡村住区综合评价方法建构 |
| 6.1.1 评价分析流程与方法选择 |
| 6.1.2 研究对象及相关资料来源 |
| 6.1.3 乡村住区发展水平评价方法及评测 |
| 6.1.4 乡村住区重构水平评价方法及评测 |
| 6.1.5 乡村住区“发展—重构”综合评价结果 |
| 6.2 基于“发展—重构”的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特征分析 |
| 6.2.1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分布特征 |
| 6.2.2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类型的识别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创新模式与实现路径 |
| 7.1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创新模式 |
| 7.1.1 基于生活空间优化城乡聚居格局 |
| 7.1.2 基于生产空间激发产业经济活力 |
| 7.1.3 基于生态空间盘活山水田园资源 |
| 7.2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实现路径 |
| 7.2.1 外部拉力:空间规划的引导路径 |
| 7.2.2 内部推力:自主发展的实施路径 |
| 7.3 乡村住区空间重构的支撑策略 |
| 7.3.1 人:解除福利捆绑,培育职业农民 |
| 7.3.2 村: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7.3.3 产:挖掘存量土地的综合效益 |
| 7.3.4 景:人文自然开发与保护并举 |
| 7.4 本章小节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主要结论 |
| 8.2 研究的创新点 |
| 8.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8）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域的设问及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对象和范畴 |
| 1.2.1 研究对象 |
| 1.2.2 研究的范畴 |
| 1.3 概念的界定 |
| 1.3.1 空间、场所与社会空间 |
| 1.3.2 公共空间、公共领域与集体空间 |
| 1.3.3 公有、共有与公共池塘资源 |
| 1.3.4 共同体与社区、社会与地方社会 |
| 1.3.5 权力 |
| 1.4 研究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4.1 学术价值与理论价值 |
| 1.4.2 应用价值和实践价值 |
| 1.5 研究思路、方法 |
| 1.5.1 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 |
| 1.5.2 借鉴多学科理论研究地方社会 |
| 1.5.3 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
| 1.6 论文的框架 |
| 第二章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回顾 |
| 2.1.1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 |
| 2.1.2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时空思想 |
| 2.1.3 布尔迪厄实践理论的场域 |
| 2.1.4 福柯的空间理论 |
| 2.1.5 小结 |
| 2.2 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的相关理论范式 |
| 2.2.1 施坚雅的市场关系模式 |
| 2.2.2 弗里德曼的宗族关系模式 |
| 2.2.3 黄宗智的内卷化经济模式 |
| 2.2.4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模式 |
| 2.2.5 小结 |
| 2.3 国内外关于中国地方社会研究综述 |
| 2.3.1 历史人类学视角 |
| 2.3.2 水利视角的地域社会学、地域社会史、历史地理的相关研究 |
| 2.3.3 小结 |
| 2.4 尺度与集体空间分析框架 |
| 2.4.1 尺度及相关的概念 |
| 2.4.2 尺度的相关理论 |
| 2.4.3 地方社会集体空间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自然环境变迁、水利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3.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 |
| 3.1.1 珠江三角洲自然地理环境变迁 |
| 3.1.2 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简史 |
| 3.1.3 小结 |
| 3.2 顺德水利设施建设简史 |
| 3.2.1 宋朝及之前以局部挡水堤建设为主阶段 |
| 3.2.2 明朝、清朝的堤围闸窦系统的建设阶段 |
| 3.2.3 民国时期的堤围小范围并围建设阶段 |
| 3.2.4 建国后跨区大联围综合水利建设阶段 |
| 3.2.5 小结 |
| 3.3 顺德沙田垦殖与聚落格局的形成 |
| 3.3.1 珠江河道口门发育与沙洲沉积 |
| 3.3.2 顺德河涌淤积成沙的地域分布 |
| 3.3.3 顺德沙田的围垦 |
| 3.3.4 顺德乡村聚落分布格局的演化 |
| 3.4 沙洲的自然特征与聚落的空间组合类型 |
| 3.4.1 岛洲型聚落 |
| 3.4.2 沙洲型聚落 |
| 3.4.3 新沙洲型聚落 |
| 3.4.4 小结 |
| 3.5 水利集体空间的冲突、协作机制与聚落社区的融合 |
| 3.5.1 水利集体空间冲突与协作过程中的国家与地方社会 |
| 3.5.2 水利集体空间重构过程中的政府、士绅与宗族 |
| 3.5.3 小结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间信仰空间分布特征与乡村集体空间基础单元 |
| 4.1 民间信仰的概念 |
| 4.2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与四大水神信仰 |
| 4.2.1 珠江三角洲的民间习俗 |
| 4.2.2 珠江三角洲四大水神信仰及其传播 |
| 4.3 顺德民间信仰的发展阶段 |
| 4.3.1 历代顺德民间信仰与儒释道的互动发展过程 |
| 4.3.2 明代“禁淫祀、毁淫祠”与民间信仰的正统化 |
| 4.4 顺德民间信仰空间地域分布特征 |
| 4.4.1 顺德民间信仰的基本情况 |
| 4.4.2 顺德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 |
| 4.4.3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形成与时空演化 |
| 4.4.4 顺德主要民间信仰空间特征 |
| 4.4.5 移民带来的信仰与本地的融合——以康公信仰为例 |
| 4.4.6 小结 |
| 4.5 社公、土地公的信仰与乡村基础社会空间单元的形成 |
| 4.5.1 社公信仰的演化 |
| 4.5.2 关于社坛、社主、社公、土地公 |
| 4.5.3 顺德社的类型 |
| 4.5.4 以社公为单位形成的村域共同体——龙江沙田五社“菩萨巡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地域信仰共同体与集体空间的边界认同 |
| 5.1 村庙、乡主庙与乡村聚落空间的融合 |
| 5.1.1 宗族与乡庙,血缘组织的衍生与信仰地缘组织的组合——以桑麻村为例 |
| 5.1.2 一庙多神信仰与村落的融合——以乐从镇的乡村为中心 |
| 5.1.3 从迁民到聚落,从社公到乡庙——均安镇南沙的个案分析 |
| 5.2 祭祀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信仰空间的形成 |
| 5.2.1 以宗族为单位的祭祀圈——以林头村为例 |
| 5.2.2 以祭祀组为单位的祭祀圈——以麦朗医灵庙为例 |
| 5.2.3 以水利堤围为单位的祭祀圈——以众涌安乐围内天后巡游为例 |
| 5.2.4 以一条河上下游地域形成的祭祀圈——以东头、南坑的观音巡游为例 |
| 5.3 信仰活动圈与乡村地域共同体 |
| 5.3.1 以个人参加为主的观音开库信仰圈 |
| 5.3.2 以村庄祭祀联盟形成的祭祀活动圈——以均安帝王巡游为例 |
| 5.3.3 以龙舟队为单位参加的龙船点睛信仰活动圈 |
| 5.4 民间信仰的隐喻与乡村聚落空间的权力支配关系 |
| 5.4.1 体现宗族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2 基于风水观念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4.3 基于社群认同的空间支配关系 |
| 5.5 本章小结 |
| 5.5.1 民间信仰与村庄外部边界 |
| 5.5.2 民间信仰与村庄内部认同 |
| 第六章 墟市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6.1 珠江三角洲区域及顺德明清墟市空间格局 |
| 6.1.1 珠江三角洲贸易的发展 |
| 6.1.2 明清珠江三角洲区域市场体系 |
| 6.1.3 明清区域贸易网络及变化 |
| 6.1.4 明清顺德墟市空间格局 |
| 6.2 墟市活动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流动网络 |
| 6.2.1 墟市圈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 |
| 6.2.2 墟市圈与地域乡村聚落结构分析 |
| 6.2.3 墟市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影响 |
| 6.3 明清顺德墟市的类型 |
| 6.3.1 城郭型墟市 |
| 6.3.2 乡村传统墟市 |
| 6.3.3 专业性墟市——以陈村、容奇和桂洲墟市为例 |
| 6.3.4 小结 |
| 6.4 顺德墟市的演化 |
| 6.4.1 桥梁建设、内河航运与墟市空间的变迁 |
| 6.4.2 墟市功能性质的演化与墟市空间的迁移 |
| 6.5 墟市的权力支配与资源积累机制 |
| 6.5.1 墟市的权力支配机制 |
| 6.5.1.1 明清乡村墟市发展的社会制度环境 |
| 6.5.1.2 顺德乡村墟市权力积累机制 |
| 6.5.2 墟市资源的积累与竞争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制度性集体空间与地方社会 |
| 7.1 顺德区划沿革及立县边界考 |
| 7.1.1 顺德区划沿革 |
| 7.1.2 顺德立县区划边界考 |
| 7.2 明清乡都堡下的里(图)甲制与自然村庄地域空间的形成 |
| 7.2.1 明以前县下的乡 |
| 7.2.2 明清县以下的都堡 |
| 7.2.3 明清里(图)甲制的演化与自然村境域的关系 |
| 7.3 明清至民国,防卫体系、巡检司、保甲制与跨乡村聚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 |
| 7.3.1 清至民国顺德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3.2 明清两朝顺德的社会治安 |
| 7.3.3 明清的营制、巡检司与乡村防卫地域的形成 |
| 7.3.4 明中期以后、清至民国的保甲制、乡村自治与跨村的地域联盟 |
| 7.4 解放后的区划与村庄聚落空间的内部再划分 |
| 7.4.1 解放后县以下的区划沿革 |
| 7.4.2 土地改革村庄空间的行政化和合作化时期村庄空间的经济化 |
| 7.4.3 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与村庄空间的再划分与经济再组织化 |
| 7.4.4 镇村时期,城镇化与村庄社会空间的经济体化 |
| 7.5 本章小结 |
| 7.5.1 明清图(里)甲制促进了自然乡村空间地域的形成和内部的社会组织性 |
| 7.5.2 明清保甲制及各种防卫体制与从乡村的乡约、公约相互作用促进了跨自然乡村地域空间的认同 |
| 7.5.3 晚清至民国,从法制上促进了乡村地域的自治 |
| 7.5.4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集体化空间的形成 |
| 第八章 工业化与乡村聚落社会空间的转型 |
| 8.1 顺德农业经济商品化与工业化历史发展过程 |
| 8.2 明至清中晚期,桑基鱼塘的商品农业、原工业化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2.1 关于原工业化理论 |
| 8.2.2 明至清中晚期,水利建设过程中催生的商品化基塘农业及家庭手工业 |
| 8.2.3 明至清中晚期,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形成独特的集体与个体社会关系 |
| 8.2.4 明至清中期,顺德原工业化与乡村集体空间 |
| 8.3 清末至民国,顺德乡村近代工业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3.1 近代依托民族资本的缫丝业对顺德乡村空间的影响 |
| 8.3.2 以官僚资本带动的糖业发展对顺德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4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期(1949-1983),顺德社队企业对集体工业空间的塑造 |
| 8.4.1 工业化 |
| 8.4.2 顺德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农村集体工业空间的形成 |
| 8.4.3 顺德社队企业的集体空间形成的内生因素 |
| 8.5 1984年后,乡镇企业、工业园区对乡村集体空间的影响 |
| 8.5.1 乡镇企业、农村体制改革与集体空间的“再集体化”和“资本化” |
| 8.5.2 顺德工业空间政策与集体空间的转型 |
| 8.6 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空间规划的工具化与集体空间资本化逻辑 |
| 8.6.1 国家政策的阶段性与工业化空间的表征 |
| 8.6.2 集体土地利用合约的创新与集体空间的资本化逻辑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作为地方社会行动的集体空间 |
| 9.1 1452-2010年,顺德乡村社会集体空间的历史变化 |
| 9.1.1 顺德空间要素历史变化 |
| 9.1.2 不同历史时期空间公共品供给的社会机制与集体空间形成 |
| 9.1.3 从大时段历史看顺德空间的总体性及阶段特征 |
| 9.1.4 小结：顺德集体空间权力、资源的积累与集中 |
| 9.2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空间尺度管控的得失与集体空间管控建议 |
| 9.2.1 顺德城乡空间的演化与城市规划的工具化 |
| 9.2.2 现阶段顺德城乡空间尺度的特征 |
| 9.2.3 基于顺德城乡空间尺度规律对未来空间利用与管控的建议 |
| 9.3 理论总结与展望 |
| 9.3.1 理论总结 |
| 9.3.2 余论 |
| 附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地方志 |
| 二、史书、古籍、史料 |
| 三、族谱、碑刻 |
| 四、中文专着、中译着作 |
| 五、中文论文、期刊、会议、报告 |
| 六、外文文献 |
| 七、其它资料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9）理想与现实：印度独立以来的中产阶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既有的印度中产阶级研究回顾 |
| 三、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创新及局限 |
| 第一章 理论溯源与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理论溯源 |
| 一﹑社会不平等与分层 |
| 二、社会分层研究的价值取向 |
| 三、社会分层常用的基本概念 |
| 四、社会分层理论分析 |
| 五、本文的研究策略——现代化视角下的印度中产阶级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一、阶级、阶层与群体 |
| 二、与“中产”相关的类似概念 |
| 三、谁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界定 |
| 第二章 殖民地时期的印度中产阶级 |
| 第一节 印度传统社会的群体与分层 |
| 一、印度社会中的群体 |
| 二、阶级、社群还是种姓？——“印度化”的阶级分析 |
| 第二节 印度中产阶级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一、古代印度社会专制的基础 |
| 二、莫卧儿时期——中产阶级的萌芽 |
| 第三节 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中产阶级的形成 |
| 一、印度中产阶级的形成 |
| 二、殖民地时期印度中产阶级的构成 |
| 三、殖民地时期印度中产阶级的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经济改革前印度经济发展与中产阶级的变迁 |
| 第一节 印度现代化的开启与中产阶级结构的变动 |
| 一、尼赫鲁时期：现代化的开启 |
| 二、经济计划的执行与中产阶级结构的变动 |
| 第二节 印度城市中产阶级的基本状况 |
| 一、一项意义深远的调查——印度城市中产阶级的画像 |
| 二、数据得出的结论 |
| 第三节 印度农村经济发展与中产阶级的变动 |
| 一、印度土地改革及其影响 |
| 二、绿色革命与农村中产阶级的发展 |
| 第四节 经济改革前印度中产阶级变迁的原因 |
| 一、国家主导下的发展政策 |
| 二、经济结构调整 |
| 三、城乡结构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改革以来印度中产阶级的壮大 |
| 第一节 1990年以来的印度“新”中产阶级 |
| 一、“旧”中产阶级：殖民地时期至20世纪80年代 |
| 二、新中产阶级：20世纪90年代自由化改革以来 |
| 第二节 经济改革以来印度中产阶级的状况 |
| 一、经济改革过程简述 |
| 二、印度中产阶级的壮大 |
| 第三节 “新”中产阶级的典型：印度IT业的从业者 |
| 一、印度IT业状况 |
| 二、IT从业人员的描画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独立以来的印度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 |
| 第一节 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 |
| 一、变化无常,随波逐流 |
| 二、冷漠疏离,令人失望 |
| 三、从认同政教分离到支持印度教复兴 |
| 第二节 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 |
| 一、“强权”抑或“自由”：20世纪70年代的激进运动 |
| 二、从“世俗”转向“神圣”：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产阶级 |
| 三、融合与重塑：印度教特性对中产阶级的影响 |
| 第三节 中产阶级的思想困惑及其政治惰性 |
| 一、思想困惑 |
| 二、政治惰性及其消极影响 |
| 第四节 政治稳定的挑战 |
| 一、国大党势力的衰弱 |
| 二、印度教的复兴 |
| 三、现代化与传统的冲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印度独立以来中产阶级的婚姻、生活方式及教育状况 |
| 第一节 印度独立以来的中产阶级婚姻 |
| 一、历史背景述论 |
| 二、印度独立后妇女地位的提高 |
| 三、择偶标准 |
| 四、夫妻关系 |
| 第二节 印度独立以来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 |
| 一、现代化的日常生活方式 |
| 二、多元化的饮食 |
| 三、时尚化的休闲 |
| 四、精致化的文化 |
| 第三节 印度独立以来的中产阶级教育状况 |
| 一、独立以来印度教育的发展 |
| 二、文化资本：一种理论 |
| 三、教育与中产阶级知识精英的官僚化 |
| 四、中产阶级知识精英：文化资本积累机制的表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完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概念界定及说明 |
| 1.4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5 研究的内容、思路与方法 |
| 1.6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制度经济理论 |
| 2.2 风险社会理论 |
| 3 改革开放前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
| 3.1 个体经济时期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
| 3.2 集体经济时期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变化 |
| 4 改革开放后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下农村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
| 4.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
| 4.2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社会风险识别 |
| 4.3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
| 5 新型农业生产方式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 |
| 5.1 新型农业生产方式推进的政策轨迹 |
| 5.2 新型农业生产方式下农村社会风险的发生机制 |
| 5.3 新型农业生产方式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需求 |
| 6 典型国家农业生产方式影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构的经验启示 |
| 6.1 英国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
| 6.2 法国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下的农业社会保障制度 |
| 6.3 日本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
| 6.4 典型国家农村社会保障实践的启示 |
| 7 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完善 |
| 7.1 农村兜底型社会救助制度的完善 |
| 7.2 农村基本型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 |
| 7.3 农村服务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 |
| 8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四、现代化和英国农业制度性及结构性的变革（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陇中李村农业结构变迁的田野考察[D]. 郭鹏鹏. 兰州大学, 2021(12)
- [2]新时代乡村振兴问题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思想的视域[D]. 黄鑫权.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6)
- [3]十九世纪末英国农业大萧条及其影响研究[D]. 李江.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 [4]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政策变迁研究[D]. 于晨. 天津大学, 2019(01)
- [5]论产业结构现代化中的聚合型制度创新[D]. 侯胜东.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中国共产党农业家庭经营思想研究（1978—2017）[D]. 徐田.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4)
- [7]城乡统筹背景下乡村住区发展与空间重构研究[D]. 韩欣宇. 天津大学, 2018
- [8]顺德地方社会与集体空间研究[D]. 周新年.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9]理想与现实：印度独立以来的中产阶级研究[D]. 管辉. 云南大学, 2018(12)
- [10]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完善研究[D]. 张尧. 华中科技大学, 20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