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评“外国学者笔下的传统中国”丛书(论文文献综述)
马潇[1](2021)在《阿列克谢耶夫中国古代诗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国内对海外汉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汉学研究成果的再研究成为了一个重要趋势。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论着和翻译着作对于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接受和影响起着桥梁作用,同时也给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们提供了一定的反思价值。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B.M.Алексеев,1881-1951)的中国文学研究成果在俄罗斯国内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但其中涉及中国古代诗学思想、中西诗学比较和诗歌译研的部分还有待深化和扩展。本文立足于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文学研究着作和诗歌翻译的文本,在中国古典美学、古代诗学、比较诗学、创作论等理论的指导下,运用文本和理论相结合的方法,以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理论性阐释和实践性总结为核心主线,将阿列克谢耶夫的“儒道二元性”这一概念做了阐发和拓展,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了阿列克谢耶夫所分析的《二十四诗品》(以下也称《诗品》)等“诗书画三部曲”的古代文艺美学思想,继而从翻译和比较两个实践的维度,探讨了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古代诗学的方法论建构。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比较全面地总结了阿列克谢耶夫在中国古代诗学上的研究成果,并指出了其研究所依托的中国文化特性和文学语境,由点及面地将其诗学研究的诸多方面涵纳为融通的整体。全文主要内容包括绪论、正文四章和结论。绪论介绍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述评,由此衍生论文选题的意义与价值,呈现本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论文运用的主要理论和方法,基本思路和论文结构等。第一章基于对文化、文学和古代诗学的理解介绍了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文学观和诗学观。阿列克谢耶夫在其着作《中国文学论集》中对文化、文学等基础性概念做了清晰准确的定义。阿列克谢耶夫通过梳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脉络,指出中国文学的两个主要特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功能上的双重性,并由文学的双重性溯源出了中国思想史的两大源头:儒家与道家,进而从对生命价值的认知角度出发,比较了儒道思想的异同。阿列克谢耶夫的儒道思想是在文学的场域下进行表述的,所以我们将阿列克谢耶夫提出的中国文学的“二元性”,进一步扩展为中国文学的“儒道二元性”,并以诗作为代表性文体解剖“儒道二元性”的诗学表现。第二章以《二十四诗品》等诗书画三部曲研究为例分析了阿列克谢耶夫在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研究上的成果。阿列克谢耶夫从外在形式和精神内涵两方面对《二十四诗品》做了分析,以核心词“道”所容纳的文艺美学思想为依据,从创作论的角度将“道”类比为创作中的灵感,认为以道为特征的独特灵感和这种灵感的载体——道家诗人是《二十四诗品》在诗学意义上推崇的对象,进而由此及彼将这一看法运用到了书画领域。阿列克谢耶夫重点以书法为例,高度认可了艺术创作的主体性,对艺术家们与道交融的创作过程进行了浪漫的描绘。三部曲均统摄在古代文艺美学的范畴之下,阿列克谢耶夫的研究是在诗学和美学领域就“儒道二元性”内涵进一步的深入挖掘。第三章首先重点拣选了阿列克谢耶夫翻译思想中的几组概念,以他对翻译的基础理解入手,从整体上呈现了阿列克谢耶夫的翻译观。在诗歌尤其是唐诗的翻译策略上,从文本选择论的角度展示了阿列克谢耶夫出于教学、研究目的的方法考量。他在诗学翻译实践中的探索精神和基于诗歌性质对翻译难点的思考,以及为面临多重困境的译者所提出的建议,对我们的汉语文学翻译都有着借鉴和启发意义。第四章指出,诗学层面的比较在阿列克谢耶夫的汉学研究生涯中是重要的部分。他以比较为手段,为俄罗斯的比较诗学做了学科意义上的方法论建构。他没有直接从中西诗学特征的整体对比这样的宏观层面入手,而是选取了两组具体的对象:贺拉斯和陆机、布瓦洛和宋濂、袁黄,基于各自的理论着作,对双方的文学观念、哲学思维进行了细节上的微观对比,完成了中西诗学的朴素交流与对话。结论总结概括了以上几章的主要观点,指出论文的成果、不足和未来努力的方向。
连正[2](2021)在《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文中提出1935年小田岳夫对《幻灭》的摘译是茅盾中长篇小说在日本译介的滥觞之作。1936年他再将《动摇》和《追求》合译,以《忧愁的中国:大过渡期》为书名由东京第一书房出版发行,这是首部茅盾作品的日译单行本。《大过渡期》出版后引发日本批评家的不同评价,日本学者以局外人角度,从文学本身出发所提出的观点对中国国内茅盾研究界有一定参考价值,而这些评价又与战前日本社会文化背景分不开。二战后日本学者进一步推进深化了对《蚀》的研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我们认识到:总览社会全局、记录时代风云的宏大叙事与刻画人情风俗、发掘人性幽微的私人化叙事各有其存在价值、各有其特定读者群体,也都可以引发域外读者兴趣、产生国际影响。日本学者看重茅盾,还因他的西欧式现实主义给正在探索东西方结合之路的日本文学界以启发和示范。1940年武田泰淳翻译了《虹》,这是继《大过渡期》之后又一部茅盾中长篇小说的日译单行本。武田泰淳只翻译了《虹》的前7章,在译本的“解题”中对“虹”的象征意义、文体及人物性格作出了解说;他解析了茅盾在创作《虹》之时深受柏格森哲学体系中的“延绵性”思想影响的特质。《虹》日译本生成前后,井上红梅、藤井冠次等单纯从文学角度更加准确地将茅盾作品置于世界文学体系中予以阐释,其研究成果虽为数不多,却细致入微,观点独特,并具有一定前瞻性。《虹》对译者武田泰淳在战后短篇小说《圣女侠女》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两部作品在叙事背景、人物描写、女性主义等方面存在明显互文性,这充分体现了《虹》在异国文化体系中特殊的文学价值和意义。《子夜》是日本学界译介与研究的重要中国现代作品之一。迄今为止,其日文译本共计6个版本。1936年4月竹内好发表的《茅盾论》一文是最早系统评价《子夜》的文献。竹内好通过对《子夜》以反话的“恶文”评价方式抨击了因循守旧的支那学派和旧汉学派。在竹内好的意识里,茅盾是一位在东方文化体系中建立“新文学”范式的奠基者之一。他用反语的方式意图告诫那些因循守旧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在如何处理本民族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相结合问题上,茅盾为20世纪30年代日本文坛提供了范式和借鉴,其影响和价值不容忽视更不能贬低。1938年增田涉以《上海的深夜》为题目欲将《子夜》完整翻译,译文中除译者“解说”外还附有刘岘版画作品《子夜之图》图片共10幅,比起作品本身,他更意欲通过翻译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的《子夜》,以文字图片的直观方式向日本读者介绍战争状态下的上海,但因战争及读者评价不高等原因,该译本实际只完成了前两章。二战后《子夜》迎来了翻译的高潮期,1952年尾坂德司首次将其完整翻译发表,之后小野忍和高田昭二于1962年和1970年分上下册完成了合译,竹内好更是于1963年和1970年两次完整翻译了《子夜》。译者从现实主义、创作主题等视角出发对该作品予于了积极性评介。战后《子夜》在日本的研究呈现出研究视野和方法多元化与文本经典化的逐步递进性特点。《子夜》的译介评价成为茅盾小说在日本“经典化”历程最为典型的例证。《蚀》《虹》《子夜》日译单行本的出现推动了茅盾战时长篇小说在日本的译介。1947年小野忍在《随笔中国》杂志中发表的《茅盾文学-(其一)关于<腐蚀>》一文成为了《腐蚀》在日传播的滥觞之作。1951年小野忍对菊池租《腐蚀》的译稿进行了修改补充,1954年6月发表出版了首部《腐蚀》日译单行本,1961年他再次修改并出版发行了单行本;1978年市川宏再度将《腐蚀》完整翻译发表。从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日本学者从文体结构、意识流手法、叙事风格等方面对《腐蚀》的文本展开了阐释与研究,其观点在中日学界产生了对话与争鸣之关系,体现了在异国文化体系中茅盾努力发掘人性的复杂性、尊重艺术规律的现实主义作家之精神。《腐蚀》对堀田善卫在1951年创作的中篇小说《齿轮》产生了深刻影响。两部作品在故事背景、人物性格、心理描写等方面具有明显互文性,充分体现了《腐蚀》在战后初期日本学界及评论界所产生巨大影响力。1949年9月,竹内好首次为日本读者简介了《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故事梗概,之后相继出现了3个日译版本,即1958年版奥野信太郎译、1962年版竹内好译和1980年版立间洋介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研究者渴望通过阅读《霜叶红似二月花》中描写的挣扎于“五四”历史转型期的个体生命与民族思想文化纠葛审视反思日本战败后所面临的民族精神困境及在西方政治话语主导下所形成的文化断层。80年代《霜叶红似二月花》再译并被译者给予高度评价,其原因在于新时期之后在以国内学界为主导的批评语境中对带有《红楼梦》式古典文学风格的《霜叶红似二月花》经典化的全面推进不无关系。其次,“全球化”的世界格局致使日本无论在创作还是理论研究方面均呈现出多元态势,日本文艺思潮再次陷入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之中。对于西方文学文化的接受,日本批评界深刻认识到:接受并不等于近代式盲目的“拿来”与“互动”,“本土意识”也并非战时保守式的固步自封,而是要各取所长,形成平等对话关系。此背景之下,在日本人看来带有《儒林外史》风格的《子夜》与具有《红楼梦》文体风格和民族艺术色彩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这两部描写中国传统与现代的长篇史诗巨作自然在80年代受到了日本学界及读者的强烈关注。除长篇小说外,茅盾短篇小说在日本也被大量翻译与研究。短篇小说《水藻行》创作完成于1936年2月26日,1937年5月1日发表在日本《改造》杂志第19卷第5期的首页,这是茅盾创作生涯中唯一一篇在国外发表的小说作品,在中日文学交流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经梳考史料,笔者与导师发现,《水藻行》实为山上正义所译,而并非鲁迅译或鹿地亘及胡风合译。对于日本大型杂志社《改造》来说,能得到中国文坛巨匠茅盾的赐稿可谓求之不得。社长山本实彦在作品刊登之前便开始运作宣传,4月底便出现了小田岳夫、本多显彰等评论家发表的数篇报刊评论。5月1日登载之后又相继出现数篇评论。通过这些评论足以证明《水藻行》在战前中日文学文化交流史上体现出了不容忽视的非凡意义。《春蚕》《秋收》《林家铺子》《小巫》等作品战前战后在日本均被翻译发表,其中《春蚕》共4个译本,《林家铺子》共3个译本,是茅盾短篇小说中日译版本较多的两部作品。日本研究者及读者通过这些作品直接了解到了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情况和挣扎于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农民形象。战前,竹内好将《春蚕》置于中国农民文学整体框架中阐释其特有文学价值的评论彰显出30年代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解把握的整体性与全面性。战后“农村三部曲”和《林家铺子》进一步被研究阐释。日本学者更加关注于茅盾作为“作家”意识在文本中的体现,探究茅盾作为“作家”的个体生命体验和思想内质,关于故事情节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自然不被纳入研究重点。由此,“农村三部曲”与《子夜》同样作为“纯文学”而并非作为了解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份高级社会文件”被接受与解读的。日本学者正是敏锐地认识到茅盾农村叙事小说中“独特的艺术价值”和“超越政治立场的文献价值”,才采取了与国内较为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进而得出了更为独特的观点和阅读感受。总体来说,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无论是研究视野、研究与翻译方法,还是结论观点都应引起我国茅盾研究界的关注与借鉴。随着中日文学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对异质文化的深刻认识与理解,展开彼此间的交流,化解双方文化与思维上的隔阂已然成为两国不容回避的重要议题。研究茅盾文学在异质文化的译介与研究有助于从“他者”的视角反观审视自我文化与文学中被遮蔽与忽视的价值与意义,同时窥视日本学者以“他者”的视野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探究在异质文化语境中如何消解彼此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产生的误解与偏差,这对于我们未来进一步研究茅盾不无裨益。
卢玮玮[3](2021)在《顾炎武《诗经》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末清初的《诗经》学经由朝代鼎革、学术思潮的嬗变,显示出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独有特点。这一时期,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顾炎武将抗清复明之志寄寓于治学,并在等身着作中留下煌煌《诗》学成果,包括《诗本音》《日知录》和其他着作中的引《诗》论《诗》。这些成果无论从微观研究,还是从《诗经》学史俯瞰,都可看出顾炎武异于前人的治《诗》特点、经世致用的《诗》学观以及对清代《诗经》学无可替代的巨大贡献。《诗本音》是顾炎武治《诗》首屈一指的重要成果,也是《音学五书》中最能体现其治《诗》核心的专书。与音韵学界通过分析《诗本音》研究古音学发展乃至总结其音韵学成就的研究理路不同,从《诗经》学视域考察,《诗本音》具有独特的治《诗》特征、《诗》学思想和旨归。首先,《诗本音》的治《诗》体例独树一帜。顾炎武吸收前人治《诗》音长处的同时,又独具自身特色,即:在遍注《诗》文、列本证旁证的同时,还全面考察《诗经》文本,对韵字今古音和异文,《诗经》押韵,考《诗》中阐发观点和所用标识等进行“分类考注”。相较于宋明时期《诗集传》和《毛诗古音考》分别重在阐发义理、突出韵字的体例,《诗本音》的体例不仅使大量今古音考注繁简得当,而且考注内容也更加多元和突出《诗经》要义。其次,在明末仍大体沿袭宋元《诗经》学的背景下,《诗本音》考《诗》一改僵化、空疏的治《诗》学风,主张还原《诗》的多重本质,包括《诗》本歌之、《诗》合文理和《诗》之经学,显示出顾炎武与前人治《诗》只重阐发义理、就韵改《诗》音的不同。再者,《诗本音》考《诗》极为注重实证,表现在宁留阙疑,也不妄下断言;不囿于门户,而是就实论理;尊古重古,但不泥古;不论繁简,只求辞达;对前人《诗》说,既不盲从,也不刻意求新求异,而是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此外,通过考察《诗本音》在《音学五书》中的核心地位,也揭橥了顾炎武明道救世、保存华夏文脉的治《诗》旨归。与《诗本音》被音韵学界精耕细作的情况不同,《日知录》卷三的《论诗总》是少有学人问津的。经过研究发现,卷三42则治《诗》条目,每条均围绕《诗经》有据而考、有感而发,是构成顾炎武《诗经》学的重要内容,其不仅按照《诗》序依次考《诗》,而且遵循严谨的治《诗》理路并具有各自不同的治《诗》旨趣。从考证题目及内容考察,42则条目大体可归纳为四种类型:公案型、诗句型、诗汇型和提炼型,分别考证《诗经》学史上争讼不休的问题并提出独到见解,考证《诗》中文句并申发经世之论,考释《诗》中词汇兼有阐发义理、考证提炼的内容在于还原史实等等。分析这些治《诗》条目,发现其鲜明的治《诗》特征:札记体的体例,经史互证的方式,不拘一格的文风以及蕴藉“内圣外王”的儒家思想。从中,亦可管窥顾炎武经世致用的《诗》学观。顾炎武除在《诗本音》和《日知录》卷三进行专门考论《诗经》之外,其他撰着中还有431条引《诗》论《诗》。这些散见的引《诗》论《诗》,具有引《诗》多而论《诗》少,引《雅》多而《风》《颂》少,出自研经之书多而其他撰着少等特征,同时更引人注意的是其富有明确的指向性和实用意图。引《诗》包括为“述”而引,为“证”而引,寓“志”而引,其中体量最大的为“证”而引,主要是借引《诗》而证断风俗、地理、名物、义理、训诂等,其采用《诗》句、《诗》体、《诗》篇目的多种方式和不拘泥于一种句式的灵活运用,明显异于前贤中引《诗》独多的荀子重在论理和采用固定句式的特点,从而形成顾炎武彰显“实学”底色的引《诗》风格。相对而言,论《诗》主要集中于对《诗》音、字、义的讨论,尽管条目不多,但实可视为顾炎武治《诗》专书的有力旁证,再次凸显了他力倡韵随义转、崇实而论的《诗》学思想。顾炎武的治《诗》成果对于清代《诗经》学影响深远。他不仅引领清代《诗经》学风趋实,而且在音韵、考据领域有筚路蓝缕之功,尤其对乾嘉学派《诗经》学起到奠基作用,在《诗经》考据方面成果颇丰的吴派、皖派、常州学派、扬州学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顾氏影响。但不可避免的是,由于人生际遇和学术视野的限制,顾炎武《诗经》学也存在治《诗》音还不精审、有些言辞过于尖锐等不足,但瑕不掩瑜,终究不能遮蔽其《诗经》学的重大成就。总之,顾炎武的《诗经》学呈现出崇实求是的治《诗》特征与经世致用的《诗》学思想。顾炎武不仅是明末清初乃至《诗经》学史上极具代表性的重要研究个体,而且他开启了清代学术的考据之风,引领清代《诗经》学别开生面,铸就了《诗经》学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李琪[4](2021)在《比较文学界对维谢洛夫斯基及其《历史诗学》的接受与意义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聚焦"俄国比较文学之父"维谢洛夫斯基及其代表性着述《历史诗学》,在对其重要性进行强调的基础上,以欧美学界、中国学界、俄苏学界为三大板块,各以时间为脉络,点睛提要,对维谢洛夫斯基及其《历史诗学》在国内外的研究情况进行综述,在这个过程中提炼分析对维谢洛夫斯基及其《历史诗学》的接受情形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对维谢洛夫斯基及其《历史诗学》的接受研究,不仅可以增进对维谢洛夫斯基伟大非凡的学术成就及其深远影响的认识、对俄苏比较文学和比较文艺学派的了解与理解,也可以纠正我国学界一向偏重研究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偏颇,并为当今比较学界提供扎实的方法论上的启迪。
李阳[5](2021)在《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今时代,世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革命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加速了全球人才、信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世界各国间的科技力量在悄然间发生着变化。科技革命所引发的不仅是全球经济社会的变革,每一次革命过程也必然会改变大国之间的力量分布,重塑世界实力对抗格局。中国科技实力的快速崛起,美国科技霸主地位受到挑战、中美之间的科技博弈屡次触碰着科研工作者的神经。如何在未来科技竞争中处于领先位置,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提高科技创新对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这一切都离不开一流科研机构的支撑,而国家级实验室就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满足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科技需求。国家级实验室作为大国科技博弈的重要体现,为保持国家科技竞争力提供了驱动力,也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战略保障。美国庞大的国家级实验室体系距今已经历了八十余年的发展历史,积累了成功的管理经验,也是满足国家科技全球领先的重要支撑,在建设管理创新上以及科研实力上领先于全球。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兴建于改革开放之初,伴随着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之路不断发展壮大,但相较于世界发达水平,在建设管理经验、科技体制创新及科研实力等方面还有许多不足。因此,以美国国家级实验室作为参照标准进行深入比较,总结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异同、发现建设经验的共性与个性、寻找科研实力比较中的优势与不足,为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及发展寻找经验借鉴,对于丰富我国国家级实验室研究成果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希望通过研究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历程来看,两国实验室各自经历了怎样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建设的侧重点是什么,各阶段的科技政策对实验室发展有何导向,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异同又有哪些?(2)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运行来看,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及科研合作方面各有什么特点,在这些方面中,中美两国实验室的建设特征又有什么异同,美国实验室的建设经验对中国有何启示?(3)从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科研实力来看,两国实验室在体现科技论文最高水平的ESI高被引论文产出方面、主导地位方面、论文影响力方面的科研实力差距有多少;基于文献属性数据的特征差异有哪些,这些差异对两国实验室论文产出、影响力及主导地位的影响又有哪些?本文以比较研究作为研究视角,重点进行了以下方面的研究工作:(1)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进行对比分析。对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历程进行了划分;结合时代政策背景,对两国实验室各自的发展建设过程、学科分布特点、部门及地域分布特点、建设成效、阶段性特征进行分析,深入了解每一阶段国家级实验室的发展变化;总结出两国实验室建设历程的相同点及差异。(2)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进行比较分析。梳理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方面的特点;围绕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科研合作五个方面,总结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方面的共性与个性。(3)基于目前代表科技论文最高水平的ESI高被引论文数据库,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进行比较分析。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学、数据挖掘、Logistic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等统计分析工具,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国际合作、影响力等角度进行量化比较,以明确中美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的差异。最终,通过对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多方面的比较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1)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及阶段特征的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兴起于不同的时代背景,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建设历程。美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作为全球领先的科研机构,兴起于战争年代,维护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成为了其建设初衷。先后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且过程中出现了两次较大的争议。实验室的发展紧密围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展开,进行学科建设的布局与前沿科学领域的探索,尤其是美苏冷战时期,持续增加的军费资助为实验室的研究发展印上了明显的军事化色彩。相较而言,我国的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发展建设起步较晚,与改革开放后的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基本同步,基本依托重点高校及各部门进行运行管理,以材料科学、工程科学等工程类学科研究为主。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艰难的起步后,实验室的发展也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推进走向市场化协同创新的道路,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服务,在发展方面呈现出快速上升的态势。(2)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运行中的特色及管理经验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建设运行上既有共同的经验又各具特色。通过对中美典型国家级实验室的建设特征进行分析,作者发现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制度体制、建设定位、资源要素、运行模式及科研合作方面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中美两国实验室的兴起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两国在科技、经济等发展阶段上处于不同节点,形成了美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定位于人类终极科学问题的探索,我国的国家级实验室主要还是定位在满足国家科技战略需求层面。两国不同的制度体制也形成了不同的实验室管理模式,美国强调以市场参与为主,政府主导为辅,实验室体系的发展以“自下而上”科技决策体系为主;中国更强调决策主体集中,注重政府的政策引导,实验室多以执行上级科技政策为主。此外,两国实验室在科研经费的预算及拨付制度、实验室的监管主体及实验室主任的选聘与权责方面也都存在着显着差异。(3)回答了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在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方面的科研实力问题。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在科研实力方面各有优势,美国在多个方面保持着相对优势,我国在论文产出方面取得了显着的进步。研究发现,在基于高被引论文产出数量的比较上,中国无论是在产出总量还是发展增速方面均有明显的优势;且通过关联规则算法对中美论文产出特征进行分析,发现作者数量为5人及以上为中美论文产出的最主要合作方式;中国论文产出受参与单位的数量作用不显着,当有国内基金参与资助时会显着提高两国实验室的发文量。在基于高被引论文主导地位的比较上,在中美两国间实验室的合作论文方面,美国的主导地位高于中国;在中美实验室参与国际合作论文方面,中国的主导地位强于美国;在中美国际合作论文主导地位的特征方面,论文流向国内对中美国际合作论文的主导地位均有正向影响;资助基金数量及资助基金类别为“无国内基金参与”时对中美国际合作论文的主导地位均有负向影响。在基于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比较上,美国在被引频次及影响因子方面的影响力均强于中国;在论文影响力的特征方面,中美高被引论文影响力均受到作者数量、出版时间、资助基金数量等相关因素的影响;作者数量、资助基金数量等对中国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作用程度大于对美国的影响。本研究的创新点可以概括地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对以国家级实验室为代表的科研机构建设与改革进行了有益探索。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科学技术强国,拥有雄厚的资本及一流的人才储备,众多的国家级实验室成为了其科技研发的排头兵,也成为了国家科技创新力量的坚实保障。联邦国家实验室体系至今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并积累了卓有成效的管理经验,拥有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美国联邦国家实验室建设及其规律,进而探索科研管理机制创新,为突破美国科技封锁,探索我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建设及科研机构改革创新很有价值。(2)拓展了文献计量学理论在科技评价中的应用与实践。国家级实验室是进行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工作的重要科研机构。科技论文是体现国家或科研机构基础研究工作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反映国家或科研机构科研实力的主要方面。本文基于ESI及JCR等数据库,以高被引论文为视角,运用文献计量学的理论指导,通过对中美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进行量化分析,可以进一步明确两国国家级实验室的发展现状及差异水平,对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体系的成效进行了检验。另一方面,文献计量学理论以科技论文及各种文献数据特征为研究对象,可以实现对国家或地区、科研机构、学者等学科结构、产出数量、影响力变化等科研动态的科学评价,对于两国实验室科技论文产出及其深层次因素及规律进行探讨,在填补对国家级实验室定量化研究空白的基础上,逐渐丰富我国国家级实验室科研评价体系,以便指导政策实践。(3)为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深化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丰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概念,指导政府科技政策的实施与制度创新,更好地参与全球化科技治理,实现科技的自立自强以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建设提供了新思路。中国国家级实验室体系根植于独有的政治、文化背景,在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上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面临着独有的现实困境与发展难题。在深入研究美国国家实验室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不照搬照抄美国模式,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方向,结合有益经验探索中国模式,缩小与先进水平的实力差距,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实验室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朱鸿亮[6](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立足文化强国,围绕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思想、新表述、新论断,也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要求新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在当前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拓展的情况下,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概括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化、整体化研究,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关系,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从狭义上把文化界定为“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生成的,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全部精神活动及其物质产品中包含的精神因素,去除其中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从这一基本概念出发,首先介绍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产生背景与内容体系,接着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拓展性研究。就内涵的拓展性研究来说,包括文化源流论一章,讨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流关系,并辨析了三者之间传承转化的关系,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行了重点研究;包括意识形态主导论一章,详尽讨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中的主导性问题,本章的特色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道德建设整合进意识形态主导性和意识形态工作中,并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进行了重点研究。从外延的拓展性研究来说,主要包括文艺论宗教论网络文化分论一章,这是对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涉及的文化各领域、各方面的专门而集中的考察,意在努力呈现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关于文化的理论观点的丰富细节,也为下一步的分析研究提供扎实的理论和事实依据;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化建设内涵与外延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文化自信论一章,研究了自信问题的由来、自信的必要性和依据、以及如何坚定文化自信等问题,无论意识形态工作抑或价值观践行、传承传统文化抑或弘扬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必须以坚定文化自信为前提,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主观条件;而文化建设论一章,从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论述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实践基础;文化交往论一章,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他国他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交往,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客观条件,也是提升中华文化话语权,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作为本文理论研究的重要结论,首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总结概括。其次,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线索与总体特征有七:以人民为中心、明确的问题导向、鲜明的实践指向、强调创新引领文化发展、高度重视网络文化工作、把人才建设放到首位、坚持党的领导。再次,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内涵、习近平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深化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创造性论述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间的关系、话语创新和表述创新等六大方面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最后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结束全篇。
周洁[7](2021)在《安维峻诗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朱咪咪[8](2021)在《博尔赫斯作品中的东方文化形象研究》文中指出
冯春雨[9](2021)在《英语汉学界的唐代知识女性性别意识研究批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张珍珍[10](2021)在《施蛰存旧体诗词创作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二、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评“外国学者笔下的传统中国”丛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评“外国学者笔下的传统中国”丛书(论文提纲范文)
(1)阿列克谢耶夫中国古代诗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摘要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目的 |
第二节 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第三节 阿列克谢耶夫其人及其主要着作 |
第四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
一、俄罗斯的阿列克谢耶夫诗学研究现状述评 |
二、中国的阿列克谢耶夫诗学研究现状述评 |
三、论文价值与创新 |
第一章 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古代文学观——以儒道二元性为基点 |
第一节 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古代文学二元思想 |
一、中国古代文学的特性 |
二、“儒道二元性”思想溯源 |
第二节 作用于诗的儒道二元性 |
一、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古代诗歌发展观 |
二、诗的性质和功用 |
三、儒道诗学观的冲突与融合 |
第三节 阿列克谢耶夫的文学史观和文学观 |
一、文学史的书写:沿用四部图书分类法 |
二、文学和文化概念辨析 |
第二章 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以《诗品》及“诗书画三部曲”为例 |
第一节 “分类辨体”——对《诗品》形式的定义 |
第二节 “道”与“人”——《诗品》思想的二元结构基点 |
第三节 创作者形象——得道之艺术家的双重身份 |
第四节 《诗品》美学在书画领域的延伸 |
第五节 “诗书画三部曲”的文化传播价值 |
第三章 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古代诗学翻译理念与实践 |
第一节 翻译思想的基础概念构建 |
一、文学翻译的必要性和局限性 |
二、“幻想式”翻译——文学翻译的误区 |
三、“移植”与“转化”:方法和理念的融合 |
第二节 诗歌翻译的策略 |
一、以主题为先的文本选择论 |
二、基于教学的文本选择论 |
第三节 诗学翻译模式下的汉语文学翻译实践 |
一、以《文赋》为中心的翻译实践 |
二、诗歌全人类性和独特性对翻译的影响 |
三、汉语文学翻译的路径 |
第四章 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古代诗学比较研究 |
第一节 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的学科背景与方法生成 |
第二节 贺拉斯与陆机文论思想比较研究 |
第三节 布瓦洛与宋濂、袁黄比较研究:跨文化诗学比较研究的尝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俄文资料 |
二、中文资料 |
(2)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缘起 |
1.2 研究创新点与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3.1 关于“简介概述日本茅盾研究概况”的研究现状 |
1.3.2 关于“作品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的研究现状 |
1.3.3 前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1.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思路 |
第二章 茅盾小说日译单行本的滥觞之作——《蚀》在日本的翻译与研究史论 |
2.1 昭和前期(1926-1945)日本对《蚀》的翻译和研究 |
2.1.1 《幻灭》的译介:茅盾中长篇小说在日本接受的滥觞 |
2.1.2 《大过渡期》:茅盾作品日译单行本的先河 |
2.1.3 《大过渡期》发表后日本学界的多种评价 |
2.1.4 昭和前期日本接受和研究《蚀》的社会文化背景 |
2.2 昭和中期(1945-1966)《蚀》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概况综述 |
2.2.1 “审美”的突破与回旋:佐藤一郎与高田昭二对《蚀》的研究 |
2.2.2 特殊历史语境下中日对《蚀》研究的异同 |
2.3 东瀛学界的多部声:1970 年代至今《蚀》在日本的研究述论 |
2.3.1 茅盾作为“作家”的起点:《幻灭》文学价值在日本的重估 |
2.3.2 对《蚀》的“女性解放”、“性描写”及版本流变的研究 |
2.3.3 21 世纪《蚀》在日本研究的新坐标:白井重范的“《蚀》论” |
2.3.4 异文化语境下中日对《蚀》接受与研究的异同 |
第三章 永不磨灭的经典—《子夜》各日译本的问世、流变与研究考论 |
3.1 “恶文”评价与完整译本的缺席:《子夜》在二战前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
3.1.1 增田涉的评价与未实现的约定 |
3.1.2 到底是“恶文”还是“杰作”?——对竹内好《茅盾论》的再解读 |
3.2 二战后(1945-2013)多个《子夜》日译版本的问世、流变与评介 |
3.2.1 首部《子夜》日译单行本的诞生及其意义和价值 |
3.2.2 1960 年代的再译:小野忍与高田昭二的合译单行本 |
3.2.3 作为“杰作说”的铁证:竹内好的译介与评价 |
3.3 《子夜》在日本的研究述论 |
3.3.1 译者的再度评介:尾坂德司与高田昭二的《子夜》研究 |
3.3.2 昭和后期(1966-1989)是永骏、中野美代子、筱田一士的《子夜》研究 |
3.3.3 平成时期(1989-2019)桑岛由美子、白井重范的《子夜》研究 |
3.3.4 《子夜》在日本接受研究的多元化与递进性 |
第四章 “梅女士”于日本之再现—《虹》日译单行本的生成与接受 |
4.1 《虹》日译单行本的问世及其前后学界的解读评价 |
4.1.1 一部未完成的译着:武田泰淳对《虹》的翻译和解读 |
4.1.2 对“梅女士”的人物形象分析:藤井冠次与武田泰淳的对话 |
4.2 《虹》与武田泰淳短篇小说《圣女侠女》的互文性 |
4.2.1 中国式侠义的精神符号:“梅女士”于二战后日本之再现 |
4.2.2 追求女性解放的使者:关于玛利亚的原型室伏克拉拉 |
4.3 二战后《虹》在日本的研究综述 |
4.3.1 搁笔缘由的探究:三宝政美对《虹》的研究 |
4.3.3 《虹》中的“虚”与“实”:是永骏对文本的深入解读 |
第五章 茅盾40 年代长篇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以《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为例 |
5.1 国民党政治黑幕小说的特殊意义:《腐蚀》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
5.1.1 《腐蚀》各日译版本的生成及评介 |
5.1.2 《腐蚀》在日本的研究述论 |
5.1.3 “自我迷失”与“身份焦虑”:《腐蚀》对堀田善卫短篇小说《齿轮》的创作影响 |
5.2 《霜叶红似二月花》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梳考 |
5.2.1 一部现代版的《红楼梦》:《霜叶红似二月花》三个日译本的生成与评价 |
5.2.2 对“母性式包容”及“男性式无能”的解读:中日学者界的对话与争鸣 |
第六章 中国乡村景观的觅寻—茅盾短篇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述论 |
6.1 现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的一座桥梁:《水藻行》翻译发表考辩及研究述评 |
6.1.1 《水藻行》翻译发表考辩 |
6.1.2 《水藻行》发表前后日本报刊评论综述 |
6.2 茅盾其他短篇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 |
6.2.1 《春蚕》《林家铺子》《小巫》等日译情况综述 |
6.2.2 《春蚕》在日本的研究述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3)顾炎武《诗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意义与价值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第一章 顾炎武《诗经》学产生的背景 |
第一节 明清易代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思潮的文化背景 |
一、朝代更替的冲击与明遗民的不同志向 |
二、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与考据学的复兴 |
第二节 明末清初的《诗经》学发展背景 |
一、明末《诗经》学走势:反思流弊,实学渐起 |
二、清初《诗经》学转向:考据日盛,汉宋并举 |
第三节 顾炎武自身的治《诗》背景 |
一、忠孝并重与尚学崇古的家学根柢 |
二、友人贤豪的影响与帮助 |
三、抗清无果与治《诗》撰着的缘起 |
第二章 《诗本音》对《诗》的探求(上) |
第一节 《诗本音》治《诗》体例:吸收他人长处与独创分类考注 |
一、吸收他人长处:遍注《诗》文与本证旁证 |
二、考注韵字:按今古音同异分别考证 |
三、考注非韵字:纠正舛误与指出非韵 |
四、考注协韵:不烦多考 |
五、考注同类:首注详备,复注简扼 |
六、阐发观点:源于《诗》文,归于义理 |
七、考《诗》尾注:重在征实纠误 |
八、标注短横线“—”:以分韵、句之别 |
第二节 《诗本音》治《诗》特征:惟实而考 |
一、宁留悬阙,不予妄言 |
二、不囿门户,就实论理 |
三、尊古重古,但不泥古 |
四、不论繁简,只求辞达 |
五、不求异不盲从,实事求是 |
第三节 《诗本音》的《诗》学观:还原《诗》之多重本质 |
一、还原歌《诗》本质,音从《诗》义 |
二、还原《诗》之文理,以示考经自知文始 |
三、还原《诗》之经学,纠舛音字义 |
第三章 《诗本音》对《诗》的探求(下) |
第一节 《诗本音》的音韵学研究 |
第二节 《诗本音》的独特性:核心地位与四书回证 |
一、《诗本音》治《诗》的核心地位考述 |
二、其他四书对《诗本音》的回证 |
第三节 《诗本音》的治《诗》旨归 |
一、考《诗》音与明道救世 |
二、考《诗》音与为华夏保种 |
第四章 《日知录》考《诗》旨趣与特征 |
第一节 《日知录》考《诗》条目与内在理路 |
一、考《诗》条目及其类型 |
二、《日知录》考《诗》条目的内在理路 |
第二节 《日知录》四类型条目的治《诗》旨趣 |
一、考论《诗》之公案:多举独到见解 |
二、考证《诗》中之句:广发经世之论 |
三、考释《诗》之词汇:兼举释词本意与阐发义理 |
四、考证提炼的国名、篇什和观点:重在还原史实 |
第三节 《日知录》的治《诗》特征 |
一、札记体的治《诗》体例 |
二、经史互证的治《诗》方式 |
三、定于一尊的格式与不拘一格的文风 |
第五章 顾炎武引《诗》论《诗》观 |
第一节 顾炎武引《诗》论《诗》特点 |
一、顾着涉《诗》特点:多源自研经之作 |
二、引《诗》、论《诗》比较:引《诗》多而论《诗》少 |
三、引用《诗》体:《雅》诗多而《风》《颂》诗少 |
四、涉《诗》特点:“据实引《诗》”与“就《诗》考《诗》” |
第二节 引《诗》类别及其用意 |
一、为“述”而引 |
二、为“证”而引 |
三、寓“志”而引 |
第三节 论《诗》类别及主旨 |
一、论《诗》之音韵:经韵合一,韵随义转 |
二、论《诗》之字词:今古对照,崇实而论 |
三、论《诗》之文本:旁证专书,不烦重复 |
第六章 顾炎武治《诗》的得与失 |
第一节 顾炎武治《诗》功绩与对清代《诗经》学的影响 |
一、顾炎武治《诗》功绩 |
二、顾炎武对清代《诗经》学的影响 |
第二节 顾炎武治《诗》局限 |
一、际遇局限:治《诗》条件多受制约 |
二、学术局限:治《诗》音还不精审 |
结语 |
附录一 历代治《诗》音撰着一览表 |
附录二 《日知录》对《诗经》考据引证一览表 |
附录三 顾炎武引《诗》论《诗》一览表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4)比较文学界对维谢洛夫斯基及其《历史诗学》的接受与意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维谢洛夫斯基及其《历史诗学》的重要性 |
二、西方学界对维谢洛夫斯基及其《历史诗学》的接受研究 |
三、中国学界对维谢洛夫斯基及其《历史诗学》的接受研究 |
四、俄苏学界对维谢洛夫斯基及其《历史诗学》的接受研究 |
五、维谢洛夫斯基及其《历史诗学》的研究意义 |
(5)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问题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思路与内容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方法 |
1.4.2 技术路线 |
第2章 文献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国家级实验室 |
2.1.2 国家重点实验室 |
2.1.3 联邦国家实验室 |
2.2 文献研究综述 |
2.2.1 中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相关研究回顾 |
2.2.2 美国联邦国家实验室建设相关研究回顾 |
2.2.3 文献研究回顾述评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2.3.1 协同创新理论 |
2.3.2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2.3.3 文献计量学理论 |
2.3.4 数据挖掘理论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比较研究 |
3.1 中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研究 |
3.1.1 萌芽起步阶段 |
3.1.2 集中建设阶段 |
3.1.3 快速发展阶段 |
3.1.4 “中国特色发展”阶段 |
3.2 美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研究 |
3.2.1 快速起步阶段 |
3.2.2 第一波争议阶段 |
3.2.3 重整复苏阶段 |
3.2.4 第二波争议阶段 |
3.2.5 新时代发展阶段 |
3.3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比较与启示 |
3.3.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的一般规律 |
3.3.2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历程的主要差异 |
3.3.3 启示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比较研究 |
4.1 研究设计 |
4.1.1 研究方法 |
4.1.2 案例选取原则 |
4.1.3 资料获取 |
4.1.4 分析框架 |
4.2 中国典型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分析 |
4.2.1 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
4.2.2 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
4.2.3 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 |
4.2.4 核物理与核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
4.2.5 工业装备结构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 |
4.3 美国典型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分析 |
4.3.1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 |
4.3.2 喷气推进实验室 |
4.3.3 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 |
4.3.4 普林斯顿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 |
4.3.5 林肯实验室 |
4.4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特征比较与启示 |
4.4.1 制度体制的比较分析 |
4.4.2 建设定位的比较分析 |
4.4.3 资源要素的比较分析 |
4.4.4 运行模式的比较分析 |
4.4.5 科研合作的比较分析 |
4.4.6 启示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科研实力比较研究 |
5.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预处理 |
5.1.1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来源 |
5.1.2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处理流程 |
5.1.3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规约 |
5.1.4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数据清洗 |
5.1.5 中美国家级实验室ESI高被引论文属性构造 |
5.1.6 小结 |
5.2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产出的科研实力比较 |
5.2.1 高被引论文产出及变化情况比较 |
5.2.2 高被引论文单因素产出特征比较 |
5.2.3 基于关联规则的高被引论文多因素特征比较 |
5.2.4 小结 |
5.3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主导地位的科研实力比较 |
5.3.1 两国间高被引论文合作情况比较 |
5.3.2 中美参与国际合作的高被引论文主导情况比较 |
5.3.3 基于Logistic回归的国际合作论文主导地位特征比较 |
5.3.4 小结 |
5.4 基于ESI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的科研实力比较 |
5.4.1 高被引论文被引频次比较 |
5.4.2 高被引论文期刊影响因子比较 |
5.4.3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的高被引论文影响力特征比较 |
5.4.4 小结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促进我国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的对策建议 |
6.1 政府统筹实验室体系顶层设计的安排 |
6.1.1 强化政府战略规划,融入国家创新系统 |
6.1.2 顺应科技发展趋势,引领学科交叉创新 |
6.1.3 加强重大专项部署,支撑战略新兴产业 |
6.2 积极推进实验室融入创新联合体建设 |
6.2.1 以市场拉动需求,发挥龙头企业领军性作用 |
6.2.2 以科研带动教学,发挥实验室平台教学功能 |
6.2.3 以联合实现共享,发挥联合体协同创新优势 |
6.3 努力推进实验室融入世界范围的步伐 |
6.3.1 坚持国际交流与合作,保持科技的自立自强 |
6.3.2 打造国际化人才团队,构筑全球性人才高地 |
6.3.3 参与全球化科技治理,提高实验室国际影响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7.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7.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1.4.1 研究重点 |
1.4.2 研究难点 |
1.4.3 创新之处 |
2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概念、问题背景与内容框架 |
2.1 主要概念界定 |
2.1.1 文化的概念 |
2.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2.1.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2.1.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 |
2.1.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 |
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背景 |
2.2.1 历史背景 |
2.2.2 经济社会背景 |
2.2.3 国际背景 |
2.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内容框架 |
2.3.1 文化源流论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起点 |
2.3.2 意识形态主导论是文化强国建设的灵魂 |
2.3.3 文艺论、宗教论、网络文化论展现了文化强国建设的丰富内涵 |
2.3.4 文化自信论解决文化强国建设的精神前提问题 |
2.3.5 文化建设论解决文化强国的实践途径问题 |
2.3.6 文化交往论解决文化强国建设中与其他民族文化共处共荣的问题 |
3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流论 |
3.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源 |
3.1.1 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的论述 |
3.1.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 |
3.1.3 中华传统文化的流变 |
3.1.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
3.2 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直接根脉 |
3.2.1 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
3.2.2 革命文化的创新内容 |
3.2.3 革命文化的主要特征 |
3.2.4 继承弘扬好革命文化 |
3.3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成形态 |
3.3.1 先进文化的概念 |
3.3.2 先进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关系 |
3.3.3 建设先进文化的要求 |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主导论 |
4.1 文化的意识形态主导性 |
4.1.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的演变 |
4.1.2 意识形态的一般功能 |
4.1.3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性意识形态 |
4.1.4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主导性的论述 |
4.2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和践行理想信念 |
4.2.1 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
4.2.2 在学习与实践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理想信念 |
4.3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4.3.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
4.3.2 习近平核心价值观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4.3.3 习近平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论述的思想内容 |
4.4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
4.4.1 思想道德与新时代文化的关系 |
4.4.2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任务 |
4.4.3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原则性举措 |
4.5 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 |
4.5.1 切实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
4.5.2 切实加强宣传思想工作 |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宗教、网络文化建设分论 |
5.1 文艺论 |
5.1.1 文艺的特性 |
5.1.2 习近平关于文艺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的论述 |
5.1.3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职能的论述 |
5.1.4 崇德尚艺,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
5.1.5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
5.2 宗教论 |
5.2.1 宗教与宗教文化 |
5.2.2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
5.2.3 社会主义中国的宗教政策 |
5.2.4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的重要论述 |
5.3 网络文化论 |
5.3.1 国际互联网、网络技术与网络空间 |
5.3.2 网络文化及其特征 |
5.3.3 习近平关于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 |
5.3.4 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 |
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论 |
6.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
6.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思想文化背景 |
6.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提出 |
6.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含义 |
6.1.4 习近平关于“四个自信”之间关系的论述 |
6.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必要性与根本依据 |
6.2.1 文化自信的必要性 |
6.2.2 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据 |
6.3 坚定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根本途径 |
6.3.1 从理论上坚定文化自信 |
6.3.2 从实践中坚定文化自信 |
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 |
7.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
7.1.1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分 |
7.1.2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 |
7.1.3 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问题 |
7.2 改革文化管理和运行体制机制,构建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7.2.1 深化文化机构体制改革 |
7.2.2 完善文化事业、产业管理体制机制 |
7.2.3 加快构建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7.3 以重大举措推动文化事业发展 |
7.3.1 加强思想理论工作实践举措 |
7.3.2 加强思想道德养成和精神文明实践 |
7.3.3 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传承弘扬和遗产保护工作 |
7.4 以有力举措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
7.4.1 以系统性举措繁荣文艺作品创作生产 |
7.4.2 多措并举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 |
7.5 坚守共同原则,创新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 |
7.5.1 守牢意识形态阵地,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
7.5.2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
7.5.3 坚持全民动员、走万众创新之路 |
7.5.4 “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
7.5.5 加强党管人才是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根本原则 |
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交往论 |
8.1 .文化交往及其逻辑前提 |
8.1.1 文化交往 |
8.1.2 文化交往的逻辑前提: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
8.2 尊重包容、交流互鉴是不同文化交往应秉持的基本态度 |
8.2.1 尊重、包容各民族文化自主、文化自由 |
8.2.2 各民族文化应该交流互鉴、相互学习 |
8.3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积极“吸收外来” |
8.3.1 “吸收外来”的基本态度和基本原则 |
8.3.2 “走出去”以“吸收外来” |
8.3.3 “引进来”以“吸收外来” |
8.4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争取话语权、提升软实力 |
8.4.1 话语权与话语权问题 |
8.4.2 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话语权的主要措施 |
8.4.3 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 |
8.5 中国文化应该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 |
8.5.1 中国文化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的两类资源 |
8.5.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世界发展的中国方案 |
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与价值 |
9.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线索与总体特征 |
9.1.1 坚定坚持党的领导 |
9.1.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9.1.3 强烈的问题意识 |
9.1.4 鲜明的实践指向 |
9.1.5 坚持以创新驱动和引领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 |
9.1.6 强调文化工作网上网下协同发力 |
9.1.7 坚持把人才保证放到重要地位 |
9.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 |
9.2.1 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内涵 |
9.2.2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 |
9.2.3 习近平创造性论述了四个自信之间的关系 |
9.2.4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
9.2.5 深化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的重大文化创新 |
9.2.6 一系列话语创新和表述创新。 |
9.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意义 |
9.3.1 理论意义 |
9.3.2 实践价值 |
致谢 |
参考文献 |
在校发表论文及研究成果 |
四、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评“外国学者笔下的传统中国”丛书(论文参考文献)
- [1]阿列克谢耶夫中国古代诗学思想研究[D]. 马潇.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
- [2]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D]. 连正. 河北大学, 2021
- [3]顾炎武《诗经》学研究[D]. 卢玮玮. 河北师范大学, 2021
- [4]比较文学界对维谢洛夫斯基及其《历史诗学》的接受与意义研究[J]. 李琪.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21(09)
- [5]基于比较视角的中美国家级实验室建设研究[D]. 李阳. 吉林大学, 2021(01)
- [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D]. 朱鸿亮. 西安理工大学, 2021(01)
- [7]安维峻诗文研究[D]. 周洁.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 [8]博尔赫斯作品中的东方文化形象研究[D]. 朱咪咪.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9]英语汉学界的唐代知识女性性别意识研究批评[D]. 冯春雨. 西南大学, 2021
- [10]施蛰存旧体诗词创作论[D]. 张珍珍. 华中师范大学,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