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国电子政务十大新闻

一、2003中国电子政务十大新闻（论文文献综述）

韩乔荣^[1]（2021）在《消防类政务微博话语建构分析 ——以“中国消防”官方微博为例》文中指出在这个互联网来临的新时代,新媒体行业有着肉眼可见的飞速发展,新媒体技术也不断发展,党和政府为了更好地传递消息并和受众进行良性互动,诸多主体尝试向新媒体领域涉足。回看2009年的下半年,隶属于湖南省桃源县的官方政务微博"桃源网",它的出现标志着政务类微博自此走向繁荣发展的道路。本文选取“中国消防”官方微博为代表来进行消防类政务微博的研究,以话语建构方式为基础,通过个案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从内容分析下的生产方式、话语基调、表现方式、内容涉猎和互动效果以及话语语境三方面十个小点分析“中国消防”官方微博的话语建构方式,探究其在众多政务微博中脱颖而出的深层原因。经过研究发现,“中国消防”官方微博的新闻报道发布方式多样、单双声语调相结合、表现手段具有多模态性、内容涉猎广泛、互动效果较好并且受到多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使得微博传播能力提升。但“中国消防”官方微博在新闻传播和报道方面仍然存在新媒体争夺话语权、领导发言机制建立不完善、传播内容同质化、互动效果欠佳等问题。因此,本文从自身的话语建构方式上,对其内容、效果及语境进行深度挖掘,针对目前发展状况提出新的畅想和建议。

鲍静^[2]（2020）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文中认为围绕权力、媒体和民主相互关系的探讨历来都是新闻社会学、政治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文化批判等学科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在美国,大众传媒是民主的工具,在民主体制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宪法第一修正案和之后的诸多判例都从法律上对于新闻自由进行了有效的保障。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在美国政府的关系上扮演着重要的监督者的角色。当然,政府也会通过各种硬性控制和软性控制的手段反作用于媒体。因此,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不应该简单理解为串通关系和共谋关系,也不应该简单解读为相互对抗。双方是一种“共生关系、工作关系和监督关系”。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给政府与媒体关系带来了挑战与变数。面对技术、经济和社会变革,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是否延续传统媒体时代的共生与博弈的关系,两者的关系是否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从分析美国政府与媒体形成的历史原因入手,首先对于美国政治的分立制衡的民主基因和美国媒体新闻自由的理念形塑进行了阐述,并对两者关系的交汇进行历史的梳理,了解在大众报刊发展以前及发展之初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在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政治环境之下,对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追求也就显得理所当然。随着报刊媒体的发展,作为个体权利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最终延伸到新闻自由的层面。约翰·弥尔顿、约翰·密尔、潘恩、托马斯·杰斐逊等一批圣贤先哲将新闻自由的理论发扬光大。从观点的公开市场到法律上对于新闻自由的确认,再到媒体社会责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新闻自由的观点已见雏形。大众化报刊的出现使得政府与报刊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于从经济来源上不再依赖政府或政党,大众化报刊开始走向非党派性、中立和专业。论文第二部分对于传统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进行了阐述。20世纪的美国大众传播媒体形成,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也已经逐步形成。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呈现出共生与博弈的特点。论文重点是第三部分,论述了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主要特征。从整体上来看,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和媒体的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决定两者关系的根本因素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美国的宪法。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定位并不会因为新媒体的出现而发生动摇。而美国人长达百年对待新闻的传统以及新闻媒体并未消失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决定了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并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仍然是共生与博弈的关系。新媒体的技术变化在某些方面强化了这种关系。从双方的博弈来看,民众借助社交媒体发起政治活动对抗政府;政府对于网络安全进行监管以及对于网络舆情的管控;政府运用反垄断、审查等方式限制社交媒体。新媒体促成的是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在某些层面的加深。此外,论文还分别从意识形态、内容生产以及对外传播方面对于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考察。从美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来看,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包括后真相政治、两党政治极化、身份认同危机、民粹主义盛行等,而在媒体上的体现则为虚假新闻泛滥、网络不对称极化、另类空间尤其是另类右翼媒体崛起等问题表现突出。政治和媒体的影响是相互交织的。当然,新媒体可能会带来网络民主和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从内容生产层面来看,论文通过分析政府及政治人物、机构新闻媒体、关键意见领袖以及普通民众在新媒体环境下进行内容生产和新闻生产的方式的变化,深入了解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对外传播层面来看,美国政府充分运用新媒体开展公共外交,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公共外交1.0、公共外交2.0以及美国优先和现实主义下的公共外交。通过对于上述内容的详细分析和阐述,论文得出的主要观点是: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博弈程度将不断加深,主要体现在技术手段使得政府对于民众的控制程度加深;社交媒体赋权带来新的权力主体;传统新闻业的地位受政府影响;公众在三方博弈中的地位提升等方面。另外,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共生与博弈关系实质上是政治和资本关系对立与合谋的反映和投射。只要资本主义的这种精英政治的权力架构依然存在,以及媒体的资本属性保持不变,那么两者的共生和博弈关系将会一直存在。

张旭^[3]（2020）在《基层政府形式主义的组织逻辑与治理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形式主义宿疾已成为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过程中的严重滞碍。尤其对处于国家公权力与社会公众交界面的基层政府而言,形式主义作风的弥散对政府权威与公信力造成了更直接、更广泛、更深层地销蚀,对于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造成了更直接、更广泛、更深层地损害。对于形式主义的治理也始终贯穿着党和国家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各阶段、各方面与各环节,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以遏制形式主义为首的反“四风”运动持续推进,以及一系列超常规治理举措的实施,形式主义作风得到有效遏制。但不可否认的是,形式主义在基层治理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端倪、新变种、新形态。这表明:一方面,形式主义问题的治理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等特点;另一方面,更提醒我们需要对形式主义传统研究中的逻辑起点、理论适用、分析框架、解构过程进行重新审视,并不断优化治理路径。首先,本研究在基层治理的形式主义问题“久治不愈”的背景下,在对已有研究进行细致梳理及评述的基础上,改变以往从行政人个体角度解构形式主义的微观切入研究思路,转而从新制度主义组织学的中宏观视角出发,选取合法性压力作为切入点和逻辑线索,假定制度环境内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导致了形式主义作风的“久治不愈”与“逆势上扬”。其次,研究在对形式主义概念进行重新界定的基础上,从我国国家治理特点出发,对韦伯官僚制理论和组织合法性理论进行了批判性重构,以提供契合我国公共行政实践的理论基础。在此理论基础上,研究着重搭建了一套形式主义产生的分析框架:从解构形式主义发生的制度环境入手,认为任务环境的制度性张力,以及合法性压力链内部结构性矛盾共同造成了合法性压力链的弹性形变;同时,各级政府在组织能动性的驱动下,以改善任务环境为目的进入了多重非对称性博弈场域,博弈失败则触发了基层政府的自我保护机制——调适性脱耦,而基层政府则会根据对合法性压力的可操作化测算来决定组织脱耦的程度;再次,选取X县,运用构建的理论框架对其电子政务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形式主义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所构建理论框架的理论解释力与实践契合度;最后,根据理论解构和案例检验,针对引起形式主义的制度性根源,提出了包括从多元主体互动协商、府际权责均衡以及激励与约束并重等路径的以制度相容为基础的均衡治理模式体系。

赵精云^[4]（2020）在《政务新媒体视域下的政府公信力提升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新媒体不断地发展与成熟,政府部门对政务新媒体的重视程度也逐步提升。以“两微一端”为代表的政务新媒体成为公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给政府公信力既带来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如何利用政务新媒体提升治理能力,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提高政府公信力,这是政府部门的当务之急。本文在充分结合政务新媒体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当下政务新媒体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重点提出了对策建议,旨在为政府部门更好地利用政务新媒体提升政府公信力提供参考与借鉴。本文在对国内外研究成果进行了详细梳理、总结的基础上,以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以新公共服务理论、社会契约论以及“把关人”理论作为理论支撑。第一章厘清了新媒体、政务新媒体和政府公信力的基本概念和内涵,阐明了政务新媒体和政府公信力之间的关联性。第二章引入实例,从塑造政府形象、促进政务公开、加强政民互动、提供政务服务、应对舆论危机五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政务新媒体对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作用。第三章在充分收集、整理我国政务新媒体的实践经验和案例的基础上,结合笔者问卷调查的结果分析,全面揭示了当前政务新媒体视域下政府公信力提升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舆情应对能力不足、信息发布存在形式主义倾向、政民互动质量不高、公众参与混乱无序等。究其原因,本文认为主要有政府行政理念落后、运营人员新媒体素养不高、政务新媒体平台功能定位不清晰、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几个方面。第四章为本文的重点章节,从全面优化行政理念以提升政务新媒体运用能力、加强政务新媒体人才队伍建设、精准平台定位打造政务新媒体矩阵、健全政务新媒体法律法规与相关机制四个方面着手,为有效利用政务新媒体促进政府公信力的提升提出了可行性的对策和建议。

王晴^[5]（2020）在《区级政务微信传播力优化研究 ——以“高明发布”微信公众号为例》文中认为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与微信用户规模的扩大,以政务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政务新媒体日趋成为传播政务信息、宣传城市形象、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窗口,改变了原有政务信息的传播方式与处理手段,是政民互动与服务功能的线上延伸,是党政部门走“网上群众路线”的便捷途径,是政府了解社情民意、倾听公众诉求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良好平台。自2012年微信公众平台建立以来,平台以简洁高效的操作吸引越来越多的党政部门相继入驻。如今,政务微信与政务微博、政务客户端一同作为网络助政方式,推动了政府公共关系的构建。但因其属于新兴事物,发展时间不长,在大规模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各级党政部门都在积极探索其发展路径。论文侧重于实现区级政务微信“高明发布”传播力优化的目标,通过了解政务微信的兴起背景,研究有关政务微信与电子政务的国内外文献研究成果,大致明晰了当前政务微信的研究现状。论文选取“高明发布”微信公众号在2019年9月至2020年2月发布的图文信息作为研究样本,基于WCI微信传播指数显示的具体数据指标,借鉴前人对媒体传播力的研究成果,从传播目标、传播效果和传播媒介三个方面对“高明发布”微信公众号的传播力现状展开分析。研究发现,账号存在服务项目搭建不完善、线上开发能力弱、内容建设存在短板、缺乏有效互动等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问题出现的成因:重发布轻服务、人才储备不充分、内容发布机制不完善及回应机制不健全。为改善账号存在的问题,优化“高明发布”微信公众号的传播力,从拓展公共服务项目、打造专业化建设队伍、加强内容建设、完善沟通协调机制四个方面提出针对性策略,以期推动“高明发布”政务微信公众号可持续健康发展,为其他区级政务微信的建设提供借鉴与参考。

王张华^[6]（2020）在《基于人工智能的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来看,影响国家治理优良性和有效性的众多因素当中,科学技术总会占有一席之地,历史上历次的重大技术变革都或多或少会对各国国家治理的理念、价值、制度、方式等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当下,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发生,对国家治理的变革性作用逐渐开始受到全球性的普遍关注和重视。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的大国,我国陆续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进行了战略性规划和顶层设计,突出了人工智能对提升国家治理优良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充分说明,加速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同国家治理的融合已经成为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程中,中国政府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采用和适应性改革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为我国公共管理的理论总结和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社会试验场”。面对百年来未有之历史机遇,摆在中国公共管理者面前的是必须从现实的真实世界出发,进行理论提炼和话语创新,充分汲取中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丰富营养,推动人工智能时代政府形态的构建,并探索出与之相适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本文将视角聚焦至政府治理中的人工智能应用问题,试图对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理论和实践议题展开分析,以求为加速人工智能同政府治理的融合进程提供助益,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和智慧化转型。全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总体思路,指出探讨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迎合了时代变迁的整体境域,也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所必然面临的焦点议题;进一步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论证命题的合理性,阐明人工智能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意义内嵌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之中,具有内在的规律性意义和革命性潜质,从技术自身的生产力本质和赋能“政府—社会”关系的价值维度论证命题的可行性,人工智能将会对政府治理的理念、工具、机制、方式和结构带来颠覆性的影响;最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从认识更新、技术治理、制度跟进和机制创新四个维度探讨了政府如何实现善用人工智能的行动策略。通过上述研究,研究概括了三个关键性的结论:一是人工智能将成为政府新一轮历史变革的关键力量。互联网、大数据、机器学习、精准算法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互联网的整体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数据出现井喷式爆发,使人工智能逐渐获得了与人类相匹敌的“智识”,在诸多方面展现出了超越和替代人类行为的能力,引发了政府治理新一轮的历史性变革。可以预见的是,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会更加深入广泛地嵌入政府治理的各个环节和领域,不仅会引发政府治理技术层面的变革,同时还会给传统政府治理的技术体系、价值目标、伦理结构乃至思维理念带来重要影响。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这种影响,相关部门必须积极研判和主动应对,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审慎对之,正视其给政府治理所带来的影响。二是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遵循着内在的技术逻辑。从技术的种属来看,人工智能被视为是信息技术的最新发展阶段,虽然被贴上传统信息技术的标签,但是其对人类政府运行的冲击和影响仍然遵循着自身独特的技术逻辑,在探究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技术逻辑时必须兼顾人工智能技术的内在发展逻辑和治理结构影响两个层面。从技术的内在发展逻辑层面看,决定人工智能独特属性的是三大核心要素:数据、计算资源和算法,可概括为数据和算法两种驱动逻辑;从技术治理的结构影响层面看,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结构化影响是区别于互联网、大数据所解决的信息“连接”和“数据”问题,汲取了互联网和大数据的精髓,三者共同构建了一个彼此交互、高度融合的整体生态,解决的是信息社会网络相互连接端对大数据内容主体的智能化处理问题。三是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遵循着以“善智”实现“善治”的逻辑进路。为回应人工智能技术“向善”与“为恶”的双重属性,全文所引入和进一步阐释的“善智”概念,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参考,为发挥人工智能之于政府治理的重要作用提供了理论上可能进路。从“善智”和“善治”的关系出发,阐发了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之间何以遵循着以“善智”实现“善治”的内在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以“善智”实现“善治”的有效路径。当然,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嵌入政府治理的过程仍然处于一种“进行时”状态,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尚未出现,几乎可以断定的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其对政府治理的影响势必会更为深刻和广泛,其方式也会更加多样和复杂。围绕研究的核心议题,全文主要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从人工智能技术“替代人”的社会属性以及由数据、算法和算力驱动的技术属性出发,将其从传统信息技术的种属中抽离出来,视其为一种全新的技术形态（智能技术）加以考量,并以此为切入探讨人工智能对政府治理可能的颠覆性影响;与大多数研究将其置于传统信息技术框架下展开所不同的是这样做有利于聚焦人工智能独特的技术属性（由数据、算力和算法共同驱动）,由此揭示出人工智能驱动政府治理模式变革遵循着数据驱动、算法支配和智能融合的技术逻辑。第二,针对人工智能“向善”与“为恶”双重面相所带来的争论,引入“善智”的概念,并从“价值—技术—应用”复合分析框架对其进行了重新解读,试图以此超越人工智能技术乐观与悲观的对立之争,为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应用描绘一种最佳状态,并以“善智”与“善治”的关系为切入点,尝试在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之间找到联结点,为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与谋求良政善治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吴雨恋^[7]（2020）在《政务新媒体在河北省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应用研究》文中认为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截止至2019年6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61.2%,其中手机网民人数达到8.47亿。互联网的应用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有效的利用互联网技术,对于地方政府治理有着很大的帮助。与此同时,党和国家也将政务新媒体建设提高到战略发展的高度,颁布了《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旨在充分发挥政务新媒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目前,各地方政府的政务新媒体建设工作进行的如火如荼,但是,政务新媒体发展迅速的同时也暴露出部分问题,比如部分政务新媒体出现了“僵尸号”、“标题党”等运营管理方面的问题,没有发挥政务新媒体在地方政府治理中应有的作用,反而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因此,本文选取河北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数据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探索完善政务新媒体在地方政府治理中作用的对策,希望可以帮助地方政府在治理中有效的使用这一治理工具,真正实现“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本文首先阐述了选题背景、选题意义,梳理了国内外关于政务新媒体的研究现状并对其分类总结,说明了本文运用的研究方法及创新点。其次对政务新媒体的相关概念和文章的基础理论进行解释,包括“互联网+政务服务”、“政务新媒体”概念及地方政府治理、电子政务、新公共服务理论,同时阐述了政务新媒体在地方政府治理中树立政府形象、提供公共服务、开展双向互动及引导社会舆论的作用,并以此作用为判断依据、结合数据指出当前政务新媒体在河北省地方政府治理中的问题所在,包括公共服务功能弱化、双向互动交流不足、舆论应对引导滞后。再次,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有平台建设不精简、资源矩阵不联通、运营管理不到位及观念技术不更新四个方面,并列举国内外优秀的政务新媒体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应用案例,总结出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最后,根据问题原因及优秀案例经验,给出河北省在地方政府治理中合理应用政务新媒体的对策,可以对政务新媒体进行清理整合,通过关停“双低”账号及打造优质账号提高政务新媒体建设质量;通过与传统媒体融合发展及联通数据资源强化政务新媒体矩阵;通过加强监督管理、组建人才队伍及做好宣传推广增强政务新媒体影响力;利用大数据技术及5G技术等新技术不断创新发展模式。

宋雪^[8]（2020）在《基于协同治理视角的灾害事件多元主体辟谣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灾害事件中,错综复杂的谣言环境使得社会弥漫着焦虑与恐惧的情绪,导致人心惶惶,干扰灾害救援与灾后重建工作,降低社会公信力,甚至使社会面临次生灾害风险。因而及时有效地进行辟谣行动在灾害事件社会治理中尤为重要。在社会化媒体时代,传统公共行政时期的政府或媒体单一主体辟谣显现出辟谣速度慢、辟谣公信力低、辟谣难度大、辟谣能力弱、辟谣信息不全面等诸多问题,多元主体参与辟谣行动可以弥补这一缺失,且社会化媒体的兴起为多元主体辟谣提供了便利条件,再加上辟谣行动符合社会各个主体的利益,因此可以说多元主体参与辟谣行动势在必行。由此,本研究对灾害事件中多元主体辟谣进行深入考察,通过考察灾害事件辟谣行动中的主体构成,以及多元辟谣主体的话语生产、辟谣效果,来厘清多元主体在辟谣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而指导协同辟谣机制构建,提高辟谣信息传播效率、提升灾害事件中的辟谣行动效果,维护灾害事件中清朗的舆论空间,帮助恢复社会秩序稳定。本研究以协同治理的视角关注了多元主体的辟谣行动,拓展了以往单一辟谣主体的研究视角,同时补充完善了协同治理的研究范畴,赋予该研究领域一定的创新性。研究基于灾害事件中的原创辟谣微博文本和下方评论文本,综合运用内容分析、语料库与话语分析等研究方法,基于“谁在辟谣”——“如何辟谣”——“产生怎样的辟谣效果”的研究思路,从协同治理理论视角,剖析灾害事件中多元主体如何参与辟谣行动以及生成怎样的辟谣效果问题,解析多元主体在灾害事件辟谣行动中的角色,进而提出优化协同辟谣机制的思考和建议。研究聚焦“谁在辟谣”这一问题,发现灾害事件中辟谣行动主体性质多样,政府主体、官方媒体主体、非官方媒体主体、普通个人主体、认证用户主体、企业与组织机构主体均积极参与到灾害事件辟谣行动中。从原创辟谣微博数量和辟谣微博数量的动态变化来看,政府主体是辟谣行动的核心领导者。在政府这一核心领导者的引领下,多元辟谣主体在政治认同、公共利益、主体效益、亲社会性和利他性的推动下,积极参与到灾害事件辟谣行动当中。在灾害事件中多元主体“如何辟谣”的问题上,研究从“辟谣对象”和“辟谣策略”两个方面展开。在辟谣对象方面,研究发现普通个人主体与认证用户主体在人为事故类灾害中更为活跃,而其他主体则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灾害类型偏向;所有性质类型的辟谣主体在谣言类型上倾向性一致。在辟谣策略方面,普通个人主体多基于道德正义立场,使用情感注入策略;政府主体、企业与组织机构主体多使用澄清谣言不实之处的劝服技巧;官方媒体主体通过建立造谣传谣者与辟谣者之间的二元对立方阵,揭示造谣传谣行为的不正当性,使得辟谣信息更加具有说服力。认证用户主体多通过对已知信息的再加工,做出基于事实的推理论证;非官方媒体主体多通过引用专家论证来对辟谣信息展开详细阐释。关于灾害事件中多元主体“产生怎样的辟谣效果”的问题,研究从辟谣信息传播力和辟谣信息接受效果两个方面来考察灾害事件中多元主体的辟谣效果。研究发现,在辟谣信息传播力方面,非官方媒体凭借其平台属性、认证用户主体凭借其庞大的粉丝基数以及适合与公众沟通的话语表达方式,而具有较强的辟谣信息传播力。在辟谣信息接受效果方面,官方媒体、非官方媒体的辟谣微博接受度最差。其中,官方媒体主体辟谣微博下方评论通过质疑的态度框架表达对官方媒体主体的不信任,并通过争夺界定谣言的话语权来否定官方媒体辟谣的合法性;非官方媒体主体辟谣微博下方评论通过愤怒情绪框架表达对非官方媒体主体的不信任,并通过真相框架要求非官方媒体主体提供更详细、全面的信息。政府主体的辟谣微博接受效果有待提高,其辟谣微博下方评论通过反讽框架与政府信息缺位框架的建构来表达对官方辟谣行动的不满。认证用户和普通个人主体的辟谣微博接受度最高,其辟谣微博下方评论通过信任的态度框架和“我们”与“他们”对立关系的建构,表达出对认证用户和普通个人主体深层次的认同。通过对灾害事件辟谣行动中“谁在辟谣”“如何辟谣”“产生了怎样的辟谣效果”等一系列问题的梳理,研究最终描绘出灾害事件中多元主体的辟谣角色。政府主体是灾害事件辟谣行动中的核心力量,普通个人主体是情绪化辟谣信息传播者,认证用户主体是理智的辟谣信息传播者,官方媒体承担着辟谣信息汇聚者与谣言警示者的角色,非官方媒体承担着辟谣信息专业阐释者的角色,企业与组织机构主体扮演着辟谣信息补充者的角色。然而,在灾害事件辟谣过程中,一些问题仍然影响着辟谣效果的发挥:普通个人主体传播力度弱、缺乏辟谣动力;官方媒体主体辟谣的接受效果差、公信力不足;“后真相”语境下,真相建构困境干扰了辟谣消息传播。研究在厘清灾害事件多元主体辟谣角色的基础上,针对灾害事件中的辟谣困境,提出协同辟谣的思考和建议。研究认为:第一,依据多元主体的辟谣动力,构建协同辟谣的共同目标;第二,整合多元主体辟谣信息,完善信息资源配置;第三,依据辟谣主体角色,完善灾害事件中多元辟谣主体联动机制,从而增强灾害事件中辟谣信息传播效果,全面提高辟谣效率。

文辰西^[9]（2020）在《地震类突发事件中四川省政务微博话语分析》文中提出近年来,各类型的突发事件呈现频繁爆发的态势,突发事件往往会对社会造成严重影响,同时考验着政府的危机应对能力。新媒体环境下大众话语权的上升对政府的话语权形成了强大的冲击,突发事件的快速广泛传播容易造成民众恐慌和谣言滋生。为把握话语权,政府高度重视利用新媒体传播技术升舆论引导能力,“政务微博”成为了突发事件中政府在新媒体平台进行舆论引导的重要阵地。本研究将连续6年入选全国十大党政新闻发布微博或全国十大外宣微博的“@四川发布”微博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了“@四川发布”在4·20雅安芦山、8·8九寨沟、6·17宜宾长宁三次地震中所发布的550条微博作为研究样本,运用语料库分析法和话语分析法对样本进行分析,探究“@四川发布”在突发事件中呈现出的话语范式、产生的原因、形成经过以及带来的影响。为今后突发事件中四川省政务微博话语的发展供可参考的内容,同时为话语分析在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应用供了新的视角。本研究发现突发事件中“@四川发布”的微博话语侧重管理主体危机处理信息;在标题中弱化了官方行为、隐藏官方目的;借助命题树立官方形象、功能一致性反击消解网络谣言;大量使用感叹句强化感情色彩、措辞严谨客观且贴近受众;直接引述增强真实性、数字应用暗示精确性、常见辞格增加形象性。突发事件中“@四川发布”的微博话语受到政治、社会和自身因素等语境影响,其中包括舆论引导是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和突发事件信息公开的政策变革;突发事件中受众的信息需求、突发事件各阶段的传播特点和新媒体语境下话语主体下移;把握话语权是政务微博的传播目标和突发事件中官方立场的表达。为更好地升舆论引导能力和把握话语权,突发事件中四川省政务微博话语需要把握突发事件的动态发展过程、丰富从民众角度出发的指导性话语、加强突发事件中的民众沟通互动和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突发事件的话语形式。

严慧敏^[10]（2020）在《政务网站可用性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电子政务已成为民意表达和网络问政的重要平台之一,同时也是政府机关为社会提供服务,承担责任的桥梁[1]。2018年10月,国务院发布《政府网站集约化试点工作方案》指出,“努力建设整体联动、高效惠民的网上政府”,因此,对政务网站的可用性研究是至关重要的。本文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出发,将政府门户网站作为可用性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建立起一套“政府门户网站的可用性评价体系”,来规范我国政务网站的可用性建设。本文主要从以下方面对研究课题展开论述:首先对政务网站可用性研究的选题,探索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基于目前可用性研究理论,从可用性评价中挑选要素,在进一步确定在使用的政务网站相关可用性评价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相结合之后,分析政务网站的实际使用情况,总结出针对政务门户网站的可用性评价五个一级维度与二十个二级维度,并通过数字归一化和一致性的验证,完成政务网站的可用性评价体系建立。将已建立起的评价体系应用到实际案例当中验证,主要通过对政务网站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调研,抽取五组代表性实验对象进行评估;选取了20位实验者,设计用户测试、绩效度量以及自我报告方法的量化实验,得到五组实验的可用性评价量化结果。要得到一个要素相关系数矩阵,需要采用层次-灰色关联的研究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认证。最后,通过实验计算得到前面五组政务网站方案与最优解决方案的关联程度,并以此为依据排序判定这五组方案的优劣;对比政务网站排行,验证了本文评价体系的有效性。通过实验数据的排序,本文总结了各个评价维度的影响力,提出了政务网站可用性设计的参考意见。从政务网站的视觉层面出发,应加强完善服务设计;从政务网站内容维度看,应加强政务网站的信息建设;从政务网站的技术层面出发,需完善政务网站的基础功能建设;从交互维度的层面出发,坚持政务网站流程建设,政务流程的简洁性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减少网站使用过程中复杂的流程,使得用户可以轻松使用政府网站服务是网站建设的重要工作;从行为维度看,应该注重政务网站的针对性服务,加强网站的个性化建设。

二、2003中国电子政务十大新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3中国电子政务十大新闻（论文提纲范文）

（1）消防类政务微博话语建构分析 ——以“中国消防”官方微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基层政府形式主义的组织逻辑与治理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政务新媒体视域下的政府公信力提升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区级政务微信传播力优化研究 ——以“高明发布”微信公众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基于人工智能的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政务新媒体在河北省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基于协同治理视角的灾害事件多元主体辟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地震类突发事件中四川省政务微博话语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0）政务网站可用性评估指标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2003中国电子政务十大新闻（论文参考文献）

• [1]消防类政务微博话语建构分析 ——以“中国消防”官方微博为例[D]. 韩乔荣. 内蒙古大学, 2021(12)
• [2]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D]. 鲍静. 上海大学, 2020(08)
• [3]基层政府形式主义的组织逻辑与治理路径研究[D]. 张旭. 湘潭大学, 2020(02)
• [4]政务新媒体视域下的政府公信力提升策略研究[D]. 赵精云.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区级政务微信传播力优化研究 ——以“高明发布”微信公众号为例[D]. 王晴. 河北大学, 2020(08)
• [6]基于人工智能的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研究[D]. 王张华. 湘潭大学, 2020(10)
• [7]政务新媒体在河北省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应用研究[D]. 吴雨恋.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8]基于协同治理视角的灾害事件多元主体辟谣研究[D]. 宋雪.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9]地震类突发事件中四川省政务微博话语分析[D]. 文辰西.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10]政务网站可用性评估指标体系研究[D]. 严慧敏. 西南科技大学, 2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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