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女性作家及其作品中的女性困境

一、论中国女性作家及作品中的女性困境（论文文献综述）

颜海平^[1]（2022）在《现代中国女性作家与生成的现代性》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精卫鸟这一氤氲贯穿于现代中国女性作家由"尽心力"以"创人生"开启书写的具体意象出发,探讨了她们在风格多样的跨界转换中孕育生成的现代本体驱动和寓意形态。文中以秋瑾、冰心、卢隐、萧红、丁玲等作家书写为例,分析其对于生物族裔政治及其建构逻辑的"结构性潜意识"如何与其以"尽心力"而移动结构性限制、改写历史命运的"日常胆识"相互交织融合。这样的意识与身体互融,以不同的形式渗透并推动着这些女性书写,在认知与情感、伦理与审美的结合融通中,进一步催生了跨界诗学的变革动能。本文旨在示意蕴含其中有待阐释的历史信息,与常规西学自现代以来的两分法及其既定内容呈现出的差异对照。精卫鸟与现代中国女性作家所承载的"生成的现代性"为叩问、改写、融会、扬弃由这些族裔、性别、物种范畴暨分类逻辑所规定的现代西学及其局限性提供了有力的思想资源。

连正^[2]（2021）在《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文中提出1935年小田岳夫对《幻灭》的摘译是茅盾中长篇小说在日本译介的滥觞之作。1936年他再将《动摇》和《追求》合译,以《忧愁的中国:大过渡期》为书名由东京第一书房出版发行,这是首部茅盾作品的日译单行本。《大过渡期》出版后引发日本批评家的不同评价,日本学者以局外人角度,从文学本身出发所提出的观点对中国国内茅盾研究界有一定参考价值,而这些评价又与战前日本社会文化背景分不开。二战后日本学者进一步推进深化了对《蚀》的研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我们认识到:总览社会全局、记录时代风云的宏大叙事与刻画人情风俗、发掘人性幽微的私人化叙事各有其存在价值、各有其特定读者群体,也都可以引发域外读者兴趣、产生国际影响。日本学者看重茅盾,还因他的西欧式现实主义给正在探索东西方结合之路的日本文学界以启发和示范。1940年武田泰淳翻译了《虹》,这是继《大过渡期》之后又一部茅盾中长篇小说的日译单行本。武田泰淳只翻译了《虹》的前7章,在译本的“解题”中对“虹”的象征意义、文体及人物性格作出了解说;他解析了茅盾在创作《虹》之时深受柏格森哲学体系中的“延绵性”思想影响的特质。《虹》日译本生成前后,井上红梅、藤井冠次等单纯从文学角度更加准确地将茅盾作品置于世界文学体系中予以阐释,其研究成果虽为数不多,却细致入微,观点独特,并具有一定前瞻性。《虹》对译者武田泰淳在战后短篇小说《圣女侠女》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两部作品在叙事背景、人物描写、女性主义等方面存在明显互文性,这充分体现了《虹》在异国文化体系中特殊的文学价值和意义。《子夜》是日本学界译介与研究的重要中国现代作品之一。迄今为止,其日文译本共计6个版本。1936年4月竹内好发表的《茅盾论》一文是最早系统评价《子夜》的文献。竹内好通过对《子夜》以反话的“恶文”评价方式抨击了因循守旧的支那学派和旧汉学派。在竹内好的意识里,茅盾是一位在东方文化体系中建立“新文学”范式的奠基者之一。他用反语的方式意图告诫那些因循守旧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在如何处理本民族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相结合问题上,茅盾为20世纪30年代日本文坛提供了范式和借鉴,其影响和价值不容忽视更不能贬低。1938年增田涉以《上海的深夜》为题目欲将《子夜》完整翻译,译文中除译者“解说”外还附有刘岘版画作品《子夜之图》图片共10幅,比起作品本身,他更意欲通过翻译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的《子夜》,以文字图片的直观方式向日本读者介绍战争状态下的上海,但因战争及读者评价不高等原因,该译本实际只完成了前两章。二战后《子夜》迎来了翻译的高潮期,1952年尾坂德司首次将其完整翻译发表,之后小野忍和高田昭二于1962年和1970年分上下册完成了合译,竹内好更是于1963年和1970年两次完整翻译了《子夜》。译者从现实主义、创作主题等视角出发对该作品予于了积极性评介。战后《子夜》在日本的研究呈现出研究视野和方法多元化与文本经典化的逐步递进性特点。《子夜》的译介评价成为茅盾小说在日本“经典化”历程最为典型的例证。《蚀》《虹》《子夜》日译单行本的出现推动了茅盾战时长篇小说在日本的译介。1947年小野忍在《随笔中国》杂志中发表的《茅盾文学-（其一）关于<腐蚀>》一文成为了《腐蚀》在日传播的滥觞之作。1951年小野忍对菊池租《腐蚀》的译稿进行了修改补充,1954年6月发表出版了首部《腐蚀》日译单行本,1961年他再次修改并出版发行了单行本;1978年市川宏再度将《腐蚀》完整翻译发表。从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日本学者从文体结构、意识流手法、叙事风格等方面对《腐蚀》的文本展开了阐释与研究,其观点在中日学界产生了对话与争鸣之关系,体现了在异国文化体系中茅盾努力发掘人性的复杂性、尊重艺术规律的现实主义作家之精神。《腐蚀》对堀田善卫在1951年创作的中篇小说《齿轮》产生了深刻影响。两部作品在故事背景、人物性格、心理描写等方面具有明显互文性,充分体现了《腐蚀》在战后初期日本学界及评论界所产生巨大影响力。1949年9月,竹内好首次为日本读者简介了《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故事梗概,之后相继出现了3个日译版本,即1958年版奥野信太郎译、1962年版竹内好译和1980年版立间洋介译。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研究者渴望通过阅读《霜叶红似二月花》中描写的挣扎于“五四”历史转型期的个体生命与民族思想文化纠葛审视反思日本战败后所面临的民族精神困境及在西方政治话语主导下所形成的文化断层。80年代《霜叶红似二月花》再译并被译者给予高度评价,其原因在于新时期之后在以国内学界为主导的批评语境中对带有《红楼梦》式古典文学风格的《霜叶红似二月花》经典化的全面推进不无关系。其次,“全球化”的世界格局致使日本无论在创作还是理论研究方面均呈现出多元态势,日本文艺思潮再次陷入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之中。对于西方文学文化的接受,日本批评界深刻认识到:接受并不等于近代式盲目的“拿来”与“互动”,“本土意识”也并非战时保守式的固步自封,而是要各取所长,形成平等对话关系。此背景之下,在日本人看来带有《儒林外史》风格的《子夜》与具有《红楼梦》文体风格和民族艺术色彩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这两部描写中国传统与现代的长篇史诗巨作自然在80年代受到了日本学界及读者的强烈关注。除长篇小说外,茅盾短篇小说在日本也被大量翻译与研究。短篇小说《水藻行》创作完成于1936年2月26日,1937年5月1日发表在日本《改造》杂志第19卷第5期的首页,这是茅盾创作生涯中唯一一篇在国外发表的小说作品,在中日文学交流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经梳考史料,笔者与导师发现,《水藻行》实为山上正义所译,而并非鲁迅译或鹿地亘及胡风合译。对于日本大型杂志社《改造》来说,能得到中国文坛巨匠茅盾的赐稿可谓求之不得。社长山本实彦在作品刊登之前便开始运作宣传,4月底便出现了小田岳夫、本多显彰等评论家发表的数篇报刊评论。5月1日登载之后又相继出现数篇评论。通过这些评论足以证明《水藻行》在战前中日文学文化交流史上体现出了不容忽视的非凡意义。《春蚕》《秋收》《林家铺子》《小巫》等作品战前战后在日本均被翻译发表,其中《春蚕》共4个译本,《林家铺子》共3个译本,是茅盾短篇小说中日译版本较多的两部作品。日本研究者及读者通过这些作品直接了解到了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情况和挣扎于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农民形象。战前,竹内好将《春蚕》置于中国农民文学整体框架中阐释其特有文学价值的评论彰显出30年代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解把握的整体性与全面性。战后“农村三部曲”和《林家铺子》进一步被研究阐释。日本学者更加关注于茅盾作为“作家”意识在文本中的体现,探究茅盾作为“作家”的个体生命体验和思想内质,关于故事情节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自然不被纳入研究重点。由此,“农村三部曲”与《子夜》同样作为“纯文学”而并非作为了解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份高级社会文件”被接受与解读的。日本学者正是敏锐地认识到茅盾农村叙事小说中“独特的艺术价值”和“超越政治立场的文献价值”,才采取了与国内较为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进而得出了更为独特的观点和阅读感受。总体来说,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无论是研究视野、研究与翻译方法,还是结论观点都应引起我国茅盾研究界的关注与借鉴。随着中日文学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对异质文化的深刻认识与理解,展开彼此间的交流,化解双方文化与思维上的隔阂已然成为两国不容回避的重要议题。研究茅盾文学在异质文化的译介与研究有助于从“他者”的视角反观审视自我文化与文学中被遮蔽与忽视的价值与意义,同时窥视日本学者以“他者”的视野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探究在异质文化语境中如何消解彼此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产生的误解与偏差,这对于我们未来进一步研究茅盾不无裨益。

冉雪^[3]（2021）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文学领域英雄书写研究现状与思考》文中认为在日渐升温的英雄文化研究中,文学是其中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形成了以不同英雄题材、英雄类型和英雄理论为中心的研究格局。在文学各题材中,英雄史诗、古典小说、武侠小说与军旅小说最热衷于书写英雄。在形形色色的英雄类型中,悲剧英雄、反英雄与女英雄以对英雄命运的观照、对英雄书写传统的反叛和对英雄性别格局的重塑,受到当代研究者的热情关注。当前,英雄书写的理论研究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对相关概念的深入探讨则是英雄文化研究得以提升的基石,围绕英雄主义、英雄叙事、英雄形象等概念的研究工作正一步步推进。文学领域英雄书写的整体性研究与基础性研究也还存在着诸多需要完善之处。随着新时代英雄文化的发展,英雄书写的当代性问题浮出历史地表,新时代英雄文化正成为文学领域英雄书写的新的发展方向。

刘幸^[4]（2021）在《新时期以来河南小说的民俗书写与乡土世界建构》文中研究指明在新时期以来的河南小说中,中原民俗被赋予了时代内涵,它们既成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展现人物性格命运及强化地域文化色彩的重要手段,又生动地表达着中原人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心理,成为展现河南乡村生活、地域文化精神以及时代变革的重要元素,使读者从中领略到中原独特的地域风情以及中原人民思想精神的历史演化过程。从民俗书写的角度看新时期以来河南小说中的乡土世界,能够审视当代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后河南农村伴随现代化发展呈现出的独特复杂的乡村风貌。本文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主要对新时期以来河南小说及文艺民俗学的研究历史与现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论文的核心概念以及需要说明的问题进行整体上的论述。第一章重点讨论了新时期以来河南小说民俗书写的背景与特征。河南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经济制度造就了河南独特的民俗文化,为新时期以来河南小说的民俗书写提供深度的背景支撑。河南浓郁的民俗氛围和作家在生活中的民俗体验催生了新时期以来河南作家对民俗文化的独特情感,成为作家们在乡村叙事中进行民俗书写的可能性条件和自觉动力。基于作家生命体验及创作意志的差异,新时期以来的河南作家在创作中呈现出理性批判、温和反讽和眷恋怀念并存的多元民俗审美姿态。受特殊思想精神表达的需要,部分河南作家尝试在小说中建构出一些现实生活中并不真实存在的民俗事象,借此来展现中原乡村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新时期以来的河南作家并不是一个整体,不同的小区域作家群以各自生活的文化区为依托,以每个区域不同的乡村风俗背景和样态为源泉,创作出多元化的民俗图景。河南作家的民俗书写还与时代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新中国成立至新世纪以后,每个阶段都呈现出与此前不同的新特点。第二章论述了新时期以来的河南作家依托民俗书写建构的当代河南乡土景观。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曾给中原乡村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与活力,但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也给乡村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民俗文化具有稳定性,也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新时期以来的河南小说以中原独特的乡风民俗为切入点,对后改革时代河南乡村社会生态的发展与变迁予以观照,通过传统民俗的衰颓展现河南乡村文化生态景观,民俗的变异透视河南乡村权力景观,民俗的淡化表现河南乡村的伦理裂变景观,其中也包含着对现代化的哲理反思。第三章论述了新时期以来河南作家借民俗书写展现的当代中原农民生活与命运。新时期以来的河南作家在创作中集中展现了河南地区丰富多样的民俗事象,它们成为中原农民原初生活状态的显现与缩影。在新时期以来的河南小说中,乡村民俗情节的加入在展现中原地区独特生活面貌的同时,也是中原农民行为举止或文化心理的真实展现,作家用带有中原色彩的婚丧风俗来突显农民境遇的不幸和凄凉,寄托着对农民在沉重负压下的苦难命运的深刻怜悯。河南地区民间信仰风气浓重,新时期河南作家笔下的中原民间信仰描写,深刻反映了深处内陆腹地的河南地区以“天人合一”、“万物有灵”为核心的精神信仰和思想观念,它们作为小说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河南作家用以渲染地方色彩,营造乡村神秘文化氛围的重要手段,同时也展现了中原农民的认识水平和精神状态。第四章论述了新时期以来河南作家以民间话语呈现的河南乡土意蕴。河南作家通过对中原方言俗语及修辞格的灵活使用来展现河南乡村世界。方言摹声拟态、随声传形的特点使读者能从各种人物的语言中分辨出他们的身份与性格,人物形象因此更显鲜明、生动。比喻、反语、双关、夸张、通感等修辞格使故事情节和人物在方言语境下更加富于个性化。新时期以来河南作家创作中的民歌民谣是凸显河南区域文化氛围和特色、表达河南人情感与精神的重要手段,具有内在的审美价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河南地区神话传说蕴藏丰富,周大新小说中的民间神话传说既生动活泼、多姿多彩,又带有鲜明的时代和地方特色。第五章探讨了新时期以来河南小说民俗书写的艺术功能。民俗既是历史的积淀,也是现实的存在,这种兼具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特点,使它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重要媒介。在新时期以来的河南小说中,民俗书写为作家进行地域化、个性化写作提供现实支撑,丰富的民俗书写不仅呈现出地域独特的人文风貌,更从历史文化的高度对民众生活予以观照,展示着历史与时代变迁下乡村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使作品获得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和时代意义。作为特定地区长期积淀下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地域风俗反映着该地区与众不同的性格特质和文化心理,因而具有明显的超阶级性和超时代性。河南作家在创作中加入民俗描写,使小说在表达政治主题的同时,也对人性人情有一定程度的书写和表达,对小说政治化倾向起到一定的消解作用。河南地区乡村民俗书写为河南作家进行乡土建构和艺术想象提供现实支撑,展演着中原民众生活,也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困境,蕴含着作家对现代性的反思。

王妍^[5]（2021）在《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经济和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受国家政策和影视制作行业的影响,我国乡村题材的影视作品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在制作水平、内容创作和主题表达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在这类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出现了反映这种社会巨变的思想主题和一系列从传统到现代转化的人物形象,其中最能体现时代思想和艺术变革的是乡村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其具有多元的意识嬗变和形象创新。从二十世纪三十代开始,乡村女性形象在中国影视艺术中是一个常见的形象。与中国乡村社会传统观念和五四新文化启蒙主义思想相纠葛,乡村女性形象具有传统与现代双重意识。新时代与旧时代的文化冲突、思想冲突以及大环境的变迁,都是女性形象变迁的原因。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题材电影和电视剧创作,在新时期同类题材创作的基础上,再次肩负起了反映社会变革和变革中的乡村女性形象和女性意识的历史重任,呈现出当下中国乡村社会风貌和乡村女性群像。她们是传统文化的现实载体,更是思想解放的主体。我们在梳理和评价这些形象鲜明的乡村女性形象时,不能不思考几个问题:她们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她们与新时期姊妹们有些什么样的异同?她们的形象塑造具有哪些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作为观众和研究者我们要以什么样的视角去诠释这些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及其塑造方式?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努力在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影视作品中去寻找相关答案。从社会学和影视创作理论的角度分析并阐述新世纪以来乡村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的类型和呈现方式,以表现对乡村女性群体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注。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大潮的惯性影响下,新世纪影视剧中乡村女性的形象也在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以此其形象的变迁来印证中国改革开放的艰苦历程,并从中看到了乡村女性在人生价值观、道德取向、情感诉求等方面的变化。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女性的社会处境也发生进一步变化乃至分化。在市场化、都市化和网络化等浪潮冲击下,中国乡村社会结构、道德伦理、人生行为和家庭关系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其中乡村女性的身份、价值和命运的变化最为显着。以乡土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能够充分表征这种时代的新变化,另一方面也能够最适宜表达中国社会传统观念和人生价值观对于当下的深层影响。不同于以往或从电影或从电视的单一形式和单部作品的角度分析乡村女性形象的常见方式,本文以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创作为起点进行纵向梳理、以作品中女性形象类型及其特征横向比较的全方位视角,力求从中国乡村题材影视剧的发展演变和乡村女性形象谱系的延续中,去溯源乡村题材影视剧对乡土和乡村女性的重新审视和再塑造,同时从中探索新世纪中国乡土社会的变革及其引发的乡村女性社会地位、生活方式、职业身份、价值观念的变化过程。通过梳理乡村题材影视剧的女性形象谱系及其人生历程,发现当下乡村女性形象大致分为两大系列:一类是更加趋于开放和现代的乡村女性形象。她们接受了当代文明的洗礼,也留下了当代文明的伤疤。这类女性通过现实和网络接触到越来越多的现代文明和都市文化,并给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大的影响,她们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勇于挑战传统宗法观念和女性道德,争取自己应有的社会角色和家庭地位。这类女性形象包括乡村女干部、女性创业者和某些大学生女村官等。同时,在现代文明和都市文化的负面影响下,乡村女性形象也发生了现代性的畸变。她们从社会底层冲杀出来寻找自己新的人生之路,这是一种正常的人性需求。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将人性良知、自然身体和个人尊严都变成了改变自己命运的资本,金钱至上、自我中心、纵欲享乐成为其追求的价值观。当代乡村题材影视剧生动地刻画了这些堕落或复杂女性的形象,其中包括乡村女贪官、风尘女和留守情妇等。另一类是受传统道德影响和宗法观念迫害的传统乡村女性形象。中国乡村社会和农民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普遍和最持久的保守者,往往也是最终的受害者。由于乡村社会与现代文明的自然间隔,传统文化对于乡村女性的影响源远流长。这种影响培养和保留了中国乡村女性的传统美德,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表征,具有很高的道德境界和审美价值。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大量出现的贤妻良母形象是其中的代表,她们是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好儿媳和好邻居。在商品化大潮中,这类形象和这种思想性格成为现实生活的东方女性的楷模,也成为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审美价值中最诱人的艺术魅力。与此同时,贤妻良母式的传统乡村女性形象往往是建构在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坚忍性格之上的,她们往往是传统道德的崇高者,又是封建道德的殉葬者。因此,除去正常的贤妻良母之外,在传统乡村女性中还有传统道德的牺牲品。新世纪以来,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吸引了大量的农民进城,成为一支庞大的农民工队伍。他们抛家舍业辛勤劳作,为城市建设和城里人的生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支队伍在新时期是人数寥寥的,而进入新世纪之后,迅速壮大,同时也就在乡村社会产生出另外一支数量众多的队伍—留守妇女。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塑造了许多留守妇女这一新的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她们的人生处境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过去寡妇和弱女的命运。作品在描写这些人物形象时,充满了深厚的情感,但同时也表现出将其与贤妻良母形象融合的模糊认识。当然,不能简单地将是否走出家庭或乡村作为新旧女性和觉醒蒙昧女性形象的划分依据,因为从新世纪现代社会的发展来看,家务劳动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分工,家庭主妇或者全职太太也可能是一种新女性的形象。但是,在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这类的形象和观念还十分鲜见,可能就是因为乡村社会的现实状况和农民意识制约所致。论文在比较全面的对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类型进行了归类、界定的基础上,对于“留守妇女”“风尘女”等形象及其评价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解。这些问题与困惑不仅仅在影视作品创作中会遇到,而且还是“女性形象”在社会变革中必然面临的困惑。因此,以女性形象为理论出发点,将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影视作品创作为背景,探讨未来女性形象塑造的发展新途径,试图为影视剧中的女乡村性形象的创作及批评提出一点有价值的参考。在这两大类乡村女性形象系列之间,还有两种跨界性的女性形象,那就是靠近现代文明的大学生女村官和靠近乡村民间文化的农村“泼妇”形象。大学生女村官严格来说不属于乡村社会中人,但是其中扎根农村就业的女村官从身份和生活来说,具有了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新女性形象特质;而“泼妇”形象既有传统乡村民间文化的源流,又有现代文化的自我意识张扬。应该说,乡村现代女性中的这两类形象大多并不是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中才新出现的人物,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新时期文艺中已经登场,但是,在新世纪同类题材影视剧中这些人物形象更加突出和鲜明,而且这其中有的是新出现的女性形象。不同于二十世纪的乡村题材影视作品,新世纪同类题材的创作者具有了新的人学思想和美学理念,对于乡村女性形象的塑造手法更加多样,特别是受当代影视艺术观念和技巧的影响,在思想内涵上更加注重人物性格的多元性,显示出新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性。而在艺术手法上更加注意融会新的视听语言表现方式,特别是将传统的现实主义写实手法与现代主义表现技巧相结合,运用色彩、声音、构图和音乐等多种方式的不同变化来刻画各种女性形象,创造了比以往同类题材作品中更加丰富的乡村女性形象。本文力图从个案研究和文本细读中梳理总结出乡村女性形象并全面地分析其影像作品背后深刻的文化意蕴,结合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方法,将所研究的影视作品放置在新世纪市场化、城市化的叙事语境下,对其进行全景式的解读和阐释,并努力综合社会学、传播学、电影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方法,以尽量扩展当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文中专门从视听语言的角度,对于乡村女性形象塑造的不同艺术手法进行细致的分区,努力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对不同女性形象建构进行艺术本体分析。新世纪以来的乡村题材的影视作品较之以往有了长足的进步,用艺术形式展示了中国社会主义新乡村的新风貌,也引起了全社会对乡村女性群体命运的关注。当然,新世纪乡村题材影视剧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女性意识还存在着许多不足,特别是在表达女性内在精神世界和人性的复杂性、丰富性方面还需要做更深入的探讨,进而塑造出具有文艺史价值的典型形象。

郭冰茹^[6]（2021）在《今天，我们如何讨论性别》文中指出2019年,张莉做了一个关于女作家写作观的调查,在六十二位参与问卷调查的女作家中,绝大多数都认为写作应该面向人类的总体命运和普遍存在,她们极力回避性别的指认,也不愿让自己的作品贴上"女性写作"的标签。迟子建在一次访谈中的回答也颇具代表性,她说:"刻意地展览女性标签,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迎合,反而丧失了身份。其实不用张扬身份,女作家写作时,其天然的气质,会显出裙钗的影子",当然,这只是看待"性别"的一个角度。另一方面,

沈涛^[7]（2021）在《论“70后”女作家的成长叙事与身份认同》文中提出

杨锦凤^[8]（2021）在《论徐坤小说的都市书写》文中提出

刘苏雅^[9]（2021）在《论姚鄂梅小说的性别书写与空间表征》文中提出

梅佚艽^[10]（2021）在《论蒋韵小说的女性书写》文中提出

二、论中国女性作家及作品中的女性困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中国女性作家及作品中的女性困境（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中国女性作家与生成的现代性（论文提纲范文）

（2）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文学领域英雄书写研究现状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期以来河南小说的民俗书写与乡土世界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5）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今天，我们如何讨论性别（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中国女性作家及作品中的女性困境（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中国女性作家与生成的现代性[J]. 颜海平. 妇女研究论丛, 2022(01)
• [2]茅盾小说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D]. 连正. 河北大学, 2021
• [3]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文学领域英雄书写研究现状与思考[J]. 冉雪.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6)
• [4]新时期以来河南小说的民俗书写与乡土世界建构[D]. 刘幸. 河北大学, 2021
• [5]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题材影视剧中女性形象研究[D]. 王妍. 吉林大学, 2021(01)
• [6]今天，我们如何讨论性别[J]. 郭冰茹. 上海文学, 2021(07)
• [7]论“70后”女作家的成长叙事与身份认同[D]. 沈涛.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 [8]论徐坤小说的都市书写[D]. 杨锦凤.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 [9]论姚鄂梅小说的性别书写与空间表征[D]. 刘苏雅. 三峡大学, 2021
• [10]论蒋韵小说的女性书写[D]. 梅佚艽. 江南大学,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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