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地方铁路在江苏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田光辉[1]（2019）在《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工业和城镇化的快速扩张,环境问题愈加受到政府和公众的关切,为应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压力,环境规制逐步增强,开始成为产业地理格局调整的重要因素。污染企业和产业对环境规制的响应成为各学科研究的热点。然而,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冲突是工业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世界性难题,出于财税动机和经济增长等地方利益考虑,地方保护会对环境规制的实施和执行形成干扰,也会影响污染产业的地理空间格局。因此,需要将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纳入统一的理论和模型分析框架中,才能更好的理解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变化。本文以“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的关系”为核心论题,基于环境规制理论、地方保护理论和区位论,从宏观和微观视角系统研究两因素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契合生态文明建设下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需要,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结合已有研究和相关理论,本研究系统阐述了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和产业动态作用的理论依据和作用机制,在考虑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构建了综合性理论分析框架。同时,为更好的理解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作用,本研究对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演变轨迹进行了分阶段阐述,揭示其特点、问题和演进方向,分析其影响。依据所构建的分析框架,本文以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主要研究区域进行实证分析,将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分为宏观层面产业分布变化和微观层面产业动态调整,产业动态包括企业进入、退出、企业利润率、企业创新、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共包含以下研究内容: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时空格局及其交互机制,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特征,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分布的影响,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动态的影响。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分布差异显着,存在负向空间关联特征;两者具有区域“模仿行为”和交互制约作用。地市层面环境规制分布呈现东高西低,高值不断向内陆转移;地方保护则由北高南低向中西高、东部低转变。两者均为空间集聚特征,其中,环境规制集聚程度趋于离散;地方保护空间集聚存在明显的东西和南北差异。两者存在负相关空间关联特征。在两者作用和竞争形态上。全样本估计中,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具有交互制约作用,均存在区域“模仿行为”。发现环境规制并非单向的“逐底竞争”,而是在利益争夺、地市博弈及环境恶化中累积向上。而邻近地区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较弱。分阶段估计中,环境规制的“模仿制约”形态有所增强,环境规制“竞争向上”得到强化。分区域估计中,由东至西,环境规制对地方保护的作用形态分别呈现“模仿制约”、“独立制约”、“独立无效”;地方保护对环境规制的作用形态则呈现“独立无效”、“独立制约”和“模仿促进”。（2）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波动下降,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时间变化上,污染密集型产业总量稳步提升,比重波动下降,内部组成结构相对稳定。先后经历缓慢增长、快速扩张和结构转型三个阶段,表现为“分散-集中-分散”趋势。空间分布上,省级层面,北京、广东、江苏和浙江是主要产能转出地,中西部则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承接地。地市层面上,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江苏省是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分布区,总体布局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特征;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为产能的主要转出地,重点开发区域则成为产能的主要增长地区。各行业的调整方向在地带间、城市群和地市间存在较大差异。（3）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存在区域、产业、和空间异质性。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开始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尤其对高污染行业,证实“污染避难所”效应存在。省域层面,环境规制的作用在东西部突出,而在地市三大地带内均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规模的抑制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上升而增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的关系呈现倒“N”型。地方保护推动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尤其对高国有比重行业,而不符高利税产业倾向布局在地方保护高地区的假设。与邻近地区的地方保护博弈将削弱产业收益。省级层面,地方保护作用在中西部显着,而地市层面,由西至东,地方保护指数越高,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增幅越大。随着地方保护指数上升,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呈现“V”型;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地方保护先促进后抑制污染密集型产业增长。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在考虑尺度、区域和产业异质性后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两者的交互作用在省域层面的东中部明显,而在地市层面,中西部更能体现出两者的交互作用。地方保护抑制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的作用。（4）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动态的影响受到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的影响。（1）企业进入高值呈现向西部移动的态势。环境规制提升了高污染企业的进入壁垒,而对国企、外资和大企业有所削弱。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降低西部,而提升了东中部的进入门槛;国企保护动机则降低了企业进入门槛。大企业更易进入地方保护动机高的地区,国有企业易进入利税保护动机高的地区,而东中部国有比重高的地区则限制国有企业进入。环境规制提升了东西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高地区的企业进入壁垒,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抑制环境规制的作用。（2）污染企业的退出率和内部退出结构的高值区域逐渐西移,东部企业退出规模有所提升。环境规制并非污染企业退出的关键因素,年龄大的企业受影响较高。东西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降低了污染企业的退出概率,而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增加了企业退出数量。国有和外资企业在地方保护程度高的地区退出壁垒较高,环境规制推动地方利税保护动机高的地区污染企业退出,而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对环境规制作用的发挥具有抑制作用。（3）企业利润率的空间格局呈现东部总体较优,中西部发展迅速的特征。强“波特假说”未得到验证,“合规成本”可以用来解释环境规制与企业利润率的关系。保护利税动机有利于提升企业利润率,而除国企、外资和大企业外,国有企业保护动机不利于利润率提升。利税保护动机改变了环境规制遵循成本效应,而国企保护动机和环境规制的负向效应具有叠加作用。地区异质性上,中部地区环境规制遵循成本效应较强,降低了利税比重高地区的利润,而西部国企即使面对严格的环境规制,其利润也能得到保障。（4）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创新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和长三角,逐步向中部和成渝地区扩展。未证实弱“波特假说”存在,环境规制有利于推动国企和外资企业的创新,但对大企业具有“挤压效应”。地方保护利税动机能够推动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其中,外资和民营企业是创新主力。国企保护动机则阻碍创新增长,且不利于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发挥。（5）污染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化集聚格局各有不同特点,但整体变化相对稳定。在全国和中部,环境规制促使产业集聚分散,而在东西部,环境规制则推动产业集聚提升。环境规制利于民营企业为主的地区产业集聚,而在国企和大企业为主的地区,环境规制增强不利于产业集聚。地方利税保护动机促使产业分散,除东部外,国企保护动机推动产业集聚。环境规制总体上降低了地方保护动机高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6）产业结构“污染化”格局呈现西高东低,产业结构趋于“清洁化”。环境规制有利于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向“清洁化”转型,尤其是对内部规模经济大的产业,而对民营企业比重大的行业作用不明显。除内部规模大的产业外,地方利税保护动机会推动产业向“清洁化”转型。国有企业保护动机则不利于产业向“清洁化”转型。环境规制有利于抑制地区利税占比高地区的产业增长,但环境规制的作用易受国企保护动机的干扰。根据相关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加强环境治理和管理体系建设,提升环境规制效率;（2）推动市场化和国有体制改革,减少不良干预;（3）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区域向好竞争;（4）综合统筹、合理谋划,做好产业迁出和承接工作;（5）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措施;（6）增强企业创新能力;（7）发展绿色产业,致力产业结构“清洁化”转型。创新之处:在理论上,将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同时纳入分析框架,并分析二者对污染产业地理格局的作用机制;构建地市层面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测度方法,并考察两者的作用形态;从宏观、微观和异质性视角探讨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影响,丰富了相关研究。
桑威[2]（2016）在《PPP模式在江苏铁路建设发展中的应用》文中认为铁路建设对于我国经济保持繁荣和稳定意义重大,按照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建设要求,我国2015年铁路建设领域的投资额将达到8000亿元以上,江苏未来几年的铁建投入也将持续增加。然而我国当前各级政府和中国铁路总公司背负着巨额的负债,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铁路建设资金都存在较大缺口。PPP作为一项创新融资模式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推广,它能使政府和社会资本有机结合,发挥出各自的优势,从而有效弥补当前我国大规模铁路建设所造成的资金缺口,提升运营效率,并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本文根据江苏省铁路发展过程以及当前发展规划,针对江苏省铁路建设投融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剖析,分析了项目建设发展的资金缺口规模,论证出投融资体制的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必须大力推广PPP模式;阐明江苏省铁路建设通过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的必要性和效用;在详细分析了民间资本进入铁路领域的障碍后,创新研究了江苏铁路建设引入PPP模式的制度环境问题、投融资体制问题、路径设计问题、机制创新问题。最后,论述了 PPP在江苏铁路建设过程中的风险控制,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孙红军[3]（2016）在《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目标与路径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并且要通过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来建设“法治中国”。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建设法治政府,是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战略、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一环。本文重点研究了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目标与路径问题。本文在结构上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地方政府法治化概述,主要阐述本文涉及到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包括法治与法治化;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角色;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等,主要是本文在后面的写作和分析要涉及到的一些概念。第二章为中西政府法治化历程与检视,主要是简要回顾和总结中国清末以前、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府法制（治）化历程;简要回顾和总结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的政府法治化历程,并从中汲取值得我们今天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进程可资借鉴的经验。第三章为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现状、成就、实践困境和原因分析,主要是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法治化取得的成就（这成为我们今天继续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现实基础）,剖析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仍然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第四章为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目标:建成法治政府,并将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具体化为建成依法行政的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诚信政府、廉价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第五章为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路径选择,主要是从执政党与中央政府“下压”、社会大众“上推”与地方政府相关的上下左右联动、协同角度分析地方政府法治化的动力机制,从地方政府主体自律、社会主体参与、政社互动等三个方面分析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程序机制,从观念更新（法律至上、以人为本、权利本位和公平正义）、制度创新（党政关系、央、地关系、吏治法治化）、和市民社会建设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具体实现路径。最后是简短的结论,本文认为,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最终目标是建成法治政府,而这是一个过程,并且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
简晓彬[4]（2014）在《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机理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通过廉价生产要素形成的比较优势加入国际分工，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然而，制造业产品的大量出口为中国赢得“世界工厂”头衔的同时，并没有实现我国制造业攀升价值链高端的目标，反而面临价值链低端锁定，以及由于资源、能源、环境等刚性约束以及要素成本快速上升导致的“贫困化增长”等诸多风险。因此，研究制造业价值链现状及攀升机理，对于明确我国制造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推动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江苏省制造业为例，从价值链攀升现状出发，依次研究了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影响因素、动力与阻力、攀升路径、攀升效率、攀升实例、攀升措施与政策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在界定价值、价值链、价值链攀升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运用技术密集度分类、生产要素密集度分类、C-D函数产出弹性三种方法对价值链攀升现状进行综合测度，研究表明，从总体上看，江苏制造业多数行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运用VAR模型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创新、产业集群和规模经济等因素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具有重要影响。基于索洛模型及数理经济模型的推演则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生产性服务、技术创新、规模经济等变量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内在机理。运用经济与产业关联分析、博弈论、主成分分析及面板计量经济模型，从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创新、对外贸易与地区专业化、FDI与区际产业转移四个层面研究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动力与阻力。研究表明，首先，江苏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拉动作用偏弱，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协同是推动制造业攀升价值链高端的重要动力；其次，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与地区专业化、企业规模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长期看，外贸出口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再次，国际产业转移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并无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区际产业转移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则表现出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运用系统动力学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路径的分析表明，投入增长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总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以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是制约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水平的重要因素。此外，产业集聚和企业规模、技术创新及信息化水平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具有重要影响。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和DEA-Malmquist指数分析方法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效率的测度表明，三大要素密集度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效率存在随时期演变的动态差异，基本表现为波浪式曲折攀升模式，反映出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过程的非平衡性、非稳定性特征，但蕴含在其中的总体效率上升趋势较为明显。对江苏装备制造业的实例研究表明，江苏装备制造业加工组装能力较强，并具备初步的品牌营销能力，但研发创新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其次，企业层面的研究表明，徐工集团与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的主营业务利润主要来自于价值链中的加工制造及品牌营销环节，而研发创新的利润率偏低。最后，产业规模、生产性服务、技术创新对装备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外贸出口、产业集群对江苏装备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促进作用。最后，从国际国内环境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机理的结合中总结并提出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关键措施及政策建议。
江夏[5]（2014）在《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学前教育供给矛盾日益激化,凸显出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的不合理,虽然2010年以来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进行了相应调整,但供给制度能否朝着理想的方向变迁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为此,本研究尝试把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这一过程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基础上,对“供给制度何以如此变迁”这一问题进行追问,通过厘清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内在逻辑,为理解和分析当前城市学前教育供给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并为现阶段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朝着理想方向变迁提供些许建议。研究主要借助文献法还原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过程,并辅之以调查法完善对制度变迁过程的了解。研究围绕着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1979-2009年的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历程是怎样的?它何以如此变迁? 2010年以来的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又何以能够朝着理想方向变迁?首先,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表现为一个从权威型一元供给制度向市场主导的多元供给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一变迁具有三个基本特点:从变迁的速度来看是增量变迁带动存量变迁的渐进式制度变迁;从变迁的方式来看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合;从变迁的性质看是从帕累托改进式到非帕累托改进式的过程。其次,研究者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有限理性人”假设,从成本-收益角度探寻了改革后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通过把制度变迁区分为“私人供给的重新合法化”、“市场供给的主导化”以及“单位供给的市场化”三个片段,分别研究后发现:经济制度变迁只是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诱因;政府、单位以及微观主体对收益最大化的追求是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不同变迁主体的偏好、权力与利益博弈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政府是决定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方向的核心主体。接下来,研究者又对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进行了分析,以回答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部分不合理的制度何以能够长期存在。研究发现改革后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方面是来源于权威型一元供给制度变迁的不彻底,具体表现为以身份获取资源的方式在单位供给中的遗留以及非公非民的尴尬产权在集体供给中的延续,主要的原因是利益集团对原有制度的固守;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多元供给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不规范,具体表现为政府对市场供给的过度依赖以及志愿供给在城市学前教育供给中的持续弱化,主要原因是利益集团将制度变迁引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最后,研究者从规范角度对改革后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何以如此变迁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反思,并为现阶段的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朝向合理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建议。研究认为成本与收益的非对称性、制度需求者在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中的边缘化、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自利性的显现体现出供给制度变迁过程存在不公正。对于现阶段的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而言,关键是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政府应承担利益协调者的角色,并提高家长、学术团体、教师等制度需求者在制度变迁中的参与程度。
章建[6]（2013）在《铁路与近代安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1912-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近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和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力量，铁路自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对于社会经济增长、社会风气演变等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同样，晚清末季铁路传入中国后，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止，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铁路也担当了促进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角色。近代安徽是中国东南的重要省份，物产丰富，农产品等大宗物品的外销迫切需要有能沟通南北、连接口岸与广大腹地的便捷运输通道，这种对于近代交通方式的诉求成为了推动铁路发展的内在动力，促使铁路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自1912年津浦铁路首通，到20世纪30年代淮南铁路、江南铁路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在安徽初步形成了一个铁路运输网络。这一网络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会中安徽交通格局仅以东西向的水运为主，而缺乏连通南北重要孔道的局面。在铁路以及水运等交通方式的共同努力之下，近代安徽的运输局面为之一新，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变迁步伐。具体而言，由于铁路的贯通和大量促进运输的政策的推行，首先使得广大铁路沿线地区以及接受铁路影响的“腹地”农村，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不断加深，进而出现了连片的规模化经验模式，使得以小麦、水稻、茶叶、烟草等为代表的农作物在满足农民自我消费的同时，商品化趋势发展明显。其次，铁路的运营对于工业品由沿海输入内地、由城市输入农村建构了便捷的通道，在此影响下近代安徽的工业艰难起步，同时亦通过铁路运输的作用，拥有丰富煤、铁矿藏的安徽成为了近代中国最重要的煤炭、铁矿石供应基地之一，这一点在20世纪30年代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再次，在铁路运营的影响下，近代安徽的城市化步伐加快，不仅出现了火车带来的城市，而且铁路沿线城镇的近代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发轫于清代的安徽省会之“争”又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铁路成为了省会确立的必要条件。第四，铁路的建成，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间影响着人们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社会风气的流变，正是通过铁路这一近代交通工具，架起了安徽腹地与口岸联系的桥梁，近代旅游业逐步萌发、近代城市生活方式开始起步，社会发展呈现出外向与开放的姿态。然而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种由于铁路的贯通而带来的进步，犹如星星之火，在积淀已深的传统社会中尚未形成燎原之势，就绝大多数人、特别是生活在乡村的众多人们而言，社会经济变迁对他们生活影响的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对于铁路在近代社会中的革命作用要有充分而适度的估计。从某种程度上说，铁路的存在之于近代安徽的经济社会变迁，不仅是一种推动力量，更是一种促进变迁的必要条件，假以时日，必能产生类似“耦合”的充分效应，而这已被新中国成立后的事实所证明。
陶海洋[7]（2013）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文中指出《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郑春勇[8]（2012）在《我国区域产业转移中的政府作用研究》文中指出区域产业转移，是当前国内的一个重要经济现象，也是一个为许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们所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本研究的核心旨趣在于从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来考察政府在国内产业转移中的作用，总结其规律性，探讨政府干预对区域产业转移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而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关于政府如何更好地促进区域产业转移的建议。自建国伊始，政府干预区域产业转移的现象就一直存在。比较典型的是发生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三线”建设和转轨时期的“东锭西移”。这两次区域产业转移，虽然时代背景不同、政府干预的方式不同，但均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效果不甚理想。而当前国内正在发生的产业转移与以前的区域产业转移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异性。因为，现在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正在逐步转型，主体功能区规划也正在付诸实践，同时，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努力破解产业同构和重复建设等难题也是现阶段我国政府已经着手的重点工作。但从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形势来看，我国面临的处境并不乐观：一方面，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发达国家推行制造业再造和产业回归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顺利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另一方面，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竞争优势开始凸显，不仅发达国家争相到印度、越南等国进行投资，就连我国沿海省市的产业也纷纷向这些地区转移。由此导致我国陷入了东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总量减少、中西部地区可能错失发展机遇的困境。就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现状而言，呈现出北上、西进和区域整合的基本态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产业转移，并采取了不少干预措施。在中央政府层面，从国务院、发改委、商务部和工信部的相关举措来看，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层次分明的立体式干预特点。同时，在干预方式上，注重树立典型；在干预手段上，偏重政策引导；在领域选择上，突出国计民生重点行业和特殊领域；在产业布局上，突出重点、错位发展；在方向顺序上，从东到西，中部试验、西部推行，中西并举。此外，在中央政府推动区域产业转移的过程中，由于政策传导路径的差异还形成了三种作用机制，大致为：中央政府——央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中央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在地方政府层面，产业转出地政府、产业承接地政府的表现区别较大，即使同为转出地或同为承接地，政府介入产业转移的力度也各不相同，由此，也就形成了四种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主动调整、被动适应、积极引进、消极承接。其中，前两种是产业转出地政府的行为模式，后两种是产业承接地政府的行为模式。但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又是在动态变化的。随着影响因素的变化，转出地政府的两种行为模式会相互转化，承接地政府的两种行为模式也会相互转化，甚至转出地政府的行为模式在一定条件下都有可能会转化成承接地政府的行为模式。政府干预对我国的区域产业转移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在如何充分发挥政府在区域产业转移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意大利、韩国等国政府推动本国区域产业转移的做法。为了更好地推动我国的区域产业转移，应该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央部委与省级政府的关系以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具体来讲就是要分层定位各级政府的职能、促进部际协作、规范地方政府间竞争、加强省部合作、发展良性互动的政企关系。在操作层面，应该根据产业转移成熟度来选择政府干预的时机，在区域产业转移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政府作用，同时，要加强转出地政府与承接地政府之间的合作。另外，为了更好地实施区域产业转移战略，还应该适当满足企业和企业家的合理诉求。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把握好政府干预的合理限度。
周莹[9]（2012）在《不足与不公：铁路春运“一票难求”现象的社会学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春运现象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出现,在5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春运见证了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产生的负面效应。本文运用制度主义和社会结构的理论视角,从我国春运的历史背景、现实境况以及制度体系出发,基于质性研究方法,通过与春运有关的组织者（铁路部门、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购票者（旅客）、倒票者（“黄牛”）等不同类型、不同阶层的人群的访谈以及大量的文献分析,从铁路春运“一票难求”的生成路径、结构性困境、正式制度的负外部性和非正式制度的嵌入等方面展开深入分析,进而探索在制度变革进程中如何有效实现社会资源的分配正义。通过对铁路春运“一票难求”的促成因素和生成路径的探究发现,与中国人口流动的嬗变历程相对应,春运现象也随之变化：改革开放前,中国铁路发展非常滞后,运力极其匮乏。但是在当时,春节前后铁路运力供需仍能保持相对均衡；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体制变革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口流动日益加剧,铁路的建设发展速度远远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步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一票难求”现象逐渐产生、突显和加剧；在经济社会转型、政府管理思路变革、人口变迁和铁路运营及管理格局变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铁路春运“一票难求”逐渐成为当今中国特有的周期性问题,即便是在高铁运网快速扩张的今天,仍然摆脱不了运力提升后的供需悖论。高铁的出现,其本意在于缓解铁路运力上的不足,提高运能,但在一个竞争不充分的铁路市场中,这一目标非但未曾有效实现,反而使得大量低收入群体可供自己选择的普列更为减少,进而将其推入一个更为拥挤的、更为有限的选择空间内,这在客观上进一步加剧了“一票难求”的状况。春运铁路运力不足的原因固然有多种,但就其本质而言,不外如下两个主要方面：需求旺盛与运能不足。中国社会近数十年来的社会转型带来了人口的高度流动性,这在客观上导致铁路客运需求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发生井喷。与激增的需求相比,铁路在供给方面却长期处于滞后状态,铁路运能建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处于低水平徘徊。这一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铁路市场中的垄断体制所产生的低效率与非充分竞争效应无疑是导致这一弊病长期存在的深刻致因。毫无疑问,社会流动的体制变迁与铁路运力之间的张力在中国客观存在。另一方面,相较于其他运输方式而言,铁路客运表现出明显的比较优势,公众对于铁路客运的选择偏好相应也是客观存在。但由于建设滞后,客观上造成铁路运能在一定时期内表现为一种稀缺性资源,这就更加放大了铁路客运供需市场“一票难求”的非均衡效应。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是,中国近数十年来的体制变迁,深刻地影响了铁路客运市场的供需平衡,而这正是铁路运力不足的结构性困境。制度是人类对规则或规范的理性选择行为,它既包含着制度本身不断进化和变革的内在逻辑,也反映着创新进程中的价值追求和伦理意涵。因此,铁路票务制度在设计初衷上追求制度绩效目标的同时,也注重制度本身蕴涵的社会关照,体现伦理与道德关怀及社会的公平、正义。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本身却在执行中被异化从而产生负外部性,影响了火车票资源的公平分配。长期以来,为了维护身份化的户籍—职业分层体系,国家通过制度构建给予行政—制度支持,从而在全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一种严格的制度区隔。在春运火车票分配问题上也不例外,制度区隔同样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预设了各阶层民众之间、时空之间以及部门与公众之间的差异,并形成了身份区隔、时空区隔和部门区隔。同时,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执行力扭曲以及社会、文化等因素,铁路客运票务制度出现失灵与异化的现象,引发了车票配额与调度有失公平、预留票与购票优先权违背关怀初衷、团体票与合同订票制度被无限滥用,以及便民代售点逆向选择等现象的发生。对铁路春运“一票难求”的巨大民怨与社会危机不仅是针对运力不足,更多的是指向分配不公。在中国这个熟人社会中,人情、面子、关系、部门利益、权力寻租等非正式制度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和约束性,它们总能以其强大的“根基”和多年的“惯性”持续影响着正式制度的效用发挥和改革完善,从而使得铁路春运“一票难求”现象进一步突显。其中值得注意的变化在于,在市场经济和工具理性“殖民”日常生活世界的今天,非正式制度的嵌入逻辑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即由传统的以人情、面子为主的关系嵌入向现代以利益交换、权力寻租为主的利益嵌入的转变。关系嵌入更多在于维护人际关系,为个人在生存、发展进程中获取社会资源建构有效社会支持系统；而利益嵌入则更多指向利益诉求,它不仅把传统的关系嵌入庸俗化、功利化,更使之与权力的结合愈益紧密,导致权力寻租更加隐形化、复杂化和普遍化。研究发现,铁路春运“一票难求”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交通运力不足的问题,而是在社会转型期,旧的制度体系向新的制度体系变迁的过程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作用下产生的社会问题。即制度变迁引发了社会结构分化,结构分化带来了社会关系变革,社会关系变革又加剧了处于不同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中的个体获取社会资源能力的差异,这种差异甚至妨害到了他们在享受火车票这种公共产品时的正当权利。这一方面是制度壁垒与刚性需求、路径依赖与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导致的结构性困境下的运力不足；另一方面则是稀缺资源行政垄断、正式制度的异化和非正式制度的嵌入等导致的分配不公。从而引发不足与不公的双重变奏：运力不足引发社会资源配置不公；同时,资源分配不公继续加剧运力不足。在当今社会转型与结构变迁的时代背景下,需要不断降低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弱化效应,并从制度建构、规范化运作等方面持续增强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规制,保障个体权利,以实现社会资源的分配正义。
刘伟[10]（2011）在《建国以来党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是一个地域广袤、自然条件差异很大的国家,区域对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政治性等多重意义,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自始至终都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们党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区域实际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断调整区域发展战略思想,适时推动区域战略转型,对中国区域建设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深刻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既有的区域结构。在当前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进行党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研究,既是区域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要求,也是区域问题集中凸显的理论呼唤,更是区域和谐发展面临挑战的紧迫需要,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的现实价值。本研究综合运用党史学、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执政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视角,以中国现代化发展为主线,立足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与逻辑有机统一,对建国以来党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进行系统总结。通过研究,本文将建国以来党的区域战略思想演进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前30年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思想、改革开放后23年的“两个大局”区域战略思想和新世纪近10年的“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并依据此划分,深入分析了不同历史阶段党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调整的理论资源、内外部因素,系统总结了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客观评价了战略思想的实施成效,进而剖析了建国60多年来党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调整的历史逻辑和理论创新,提炼出其发展演进的基本特点和经验教训。通过研究,论文重点提出了以下观点：一是提出“民族问题区域化”和“区域问题民族化”两个概念。强调在当前的背景下应该更多采取“民族问题区域化”策略,就区域谈民族、就经济谈和谐,弱化、消弭民族隔阂,强化、放大经济因素。二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区域战略思想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划分。既打破了按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新一届党中央、将“两个大局”割裂开来的传统划分方式,又突破了目前对于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关注不够的问题,提出以“西部大开发”为代表的控制区域差距战略思想是对邓小平“第二个大局”思想的回应、是一个带有过渡性特征的战略思想,而“统筹区域发展”在党的区域战略思想发展历程中具有阶段性的意义。三是首次对党的“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进行系统总结。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经济区经济”发展、“老、少、边、穷”特殊区域发展和以城镇化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等5个方面阐述了“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并认为实现由“主次性”向“全面性”的转变、更加强调区域发展的整体性,由“先后性”向“共时性”的转变、更加强调发展权的公平性,由“弥补性”向“互利性”的转变、更加强调区域间的共生性,由“缩小区域生产力水平差距”向“缩小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转变、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是“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最独特的理论创新之处。四是从政治、经济、社会等综合性角度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进行评述,力求做到历史的“公允”。如在分析1958年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地方工业体系时,并没有简单认为这是“大跃进头脑发热”的产物,而是从当时缓解交通运力紧张、“避免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调动地方生产积极性等角度探究了其提出的历史合理性；在认识“三线”建设时,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既肯定其军事成效,也分析了经济方面存在的弊病；在探讨“改革开放缘何发起于南方小镇”时,不仅分析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因素,而且从中国渐进性改革、南北区域的政治风险差异等方面探究了党的区域战略初衷。五是分析了60多年来党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并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角度提炼了四个方面的经验教训。
二、论地方铁路在江苏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地方铁路在江苏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制造业地理格局已从向东部地区集聚转向中西部地区扩散 |
| 1.1.2 严峻的环境形势推动环境治理体系持续完善 |
| 1.1.3 污染企业对环境规制的区位响应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命题 |
| 1.1.4 地方保护和区域竞争是影响环境规制执行力度和效果的重要因素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1.5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5.1 技术路线 |
| 1.5.2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与文献述评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地理格局 |
| 2.1.2 污染密集型产业 |
| 2.1.3 环境规制 |
| 2.1.4 地方保护 |
| 2.1.5 区域、产业和企业异质性 |
| 2.2 相关研究进展 |
| 2.2.1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研究 |
| 2.2.2 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 2.2.3 环境规制与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 2.2.4 地方保护与产业地理格局研究 |
| 2.2.5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关系及其对产业地理格局的影响 |
| 2.3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3.1 理论依据 |
| 3.1.1 产业空间格局理论 |
| 3.1.2 政府行为理论 |
| 3.1.3 环境规制理论 |
| 3.1.4 地方保护理论 |
| 3.2 作用机制分析 |
| 3.2.1 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 |
| 3.2.2 地方保护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影响 |
| 3.2.3 环境规制和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 |
| 3.2.4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企业空间动态 |
| 3.2.5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企业创新 |
| 3.2.6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产业集聚 |
| 3.2.7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结构转型 |
| 3.3 本文理论分析框架 |
| 第四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的演变及定量测度 |
| 4.1 环境规制演变与定量测度 |
| 4.1.1 环境保护制度演变阶段 |
| 4.1.2 环境规制实施与效果 |
| 4.1.3 环境规制强度的测度 |
| 4.2 地方保护演变及定量测度 |
| 4.2.1 地方保护演变阶段 |
| 4.2.2 地方保护的影响 |
| 4.2.3 地方保护的测度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时空格局及交互作用 |
| 5.1 地方竞争: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权衡 |
| 5.2 数据处理与研究方法 |
| 5.2.1 研究数据与处理 |
| 5.2.2 空间关联分析方法 |
| 5.2.3 模型构建、变量选择与空间矩阵设定 |
| 5.3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空间格局 |
| 5.3.1 时间特征 |
| 5.3.2 空间分异特征 |
| 5.4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空间关联 |
| 5.4.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4.2 单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4.3 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5.5 环境规制与地方保护的交互作用 |
| 5.5.1 估计方法 |
| 5.5.2 全样本估计结果 |
| 5.5.3 分阶段与分地区估计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 6.1 引言 |
| 6.2 省域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时空格局演变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省域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的时空变化 |
| 6.3 地市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地市尺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时空格局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分布 |
| 7.1 引言 |
| 7.2 省域尺度的计量模型分析 |
| 7.2.1 计量模型构建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指标处理和模型检验 |
| 7.2.4 实证分析结果 |
| 7.3 地市尺度计量模型分析 |
| 7.3.1 计量模型构建 |
| 7.3.2 变量选择 |
| 7.3.3 指标处理和模型检验 |
| 7.3.4 实证分析结果 |
| 7.4 地市尺度空间异质性分析 |
| 7.4.1 模型设定 |
| 7.4.2 门槛变量检验 |
| 7.4.3 门槛回归及结果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动态 |
| 8.1 引言 |
| 8.2 产业动态的指标量化 |
| 8.2.1 企业进入和退出 |
| 8.2.2 企业利润率和企业创新 |
| 8.2.3 区域工业集聚 |
| 8.2.4 产业转型 |
| 8.2.5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8.3 产业动态的时空演化特征 |
| 8.3.1 企业进入 |
| 8.3.2 企业退出 |
| 8.3.3 企业利润率 |
| 8.3.4 企业创新 |
| 8.3.5 专业化集聚 |
| 8.3.6 产业结构 |
| 8.4 模型设计与数据介绍 |
| 8.4.1 模型设计 |
| 8.4.2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
| 8.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8.5.1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影响 |
| 8.5.2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企业利润和企业创新的影响 |
| 8.5.3 环境规制、地方保护对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的影响 |
| 8.6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3 创新之处 |
| 9.4 研究不足和展望 |
| 9.4.1 研究不足 |
| 9.4.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2）PPP模式在江苏铁路建设发展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概述 |
| 1.1 研究背景与PPP概述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江苏铁路建设投融资现状与引入PPP的重要作用 |
| 2.1 江苏铁路建设投融资现状 |
| 2.2 江苏铁路投融资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2.3 江苏铁路建设的融资缺口分析 |
| 2.4 江苏铁路融资实施PPP模式的必要性与作用 |
| 第三章 江苏铁路建设引入PPP模式的条件分析 |
| 3.1 PPP模式引入江苏铁路建设的支撑条件 |
| 3.2 民间资本通过PPP模式进入铁路领域的障碍思考 |
| 3.3 铁路建设引入PPP模式的制度环境创新 |
| 3.4 江苏铁路建设引入PPP模式的机制创新 |
| 第四章 江苏铁路建设PPP模式实务操作 |
| 4.1 江苏省铁路建设PPP产业基金设计 |
| 4.2 铁路发展基金资产证券化融资方案设计 |
| 第五章 PPP模式在江苏铁路建设中的风险及其控制 |
| 5.1 铁路建设领域的PPP项目主要面临的风险 |
| 5.2 江苏铁路建设的PPP模式之风险控制 |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投融资政策建议 |
| 6.2 PPP运作形式方面建议 |
| 6.3 PPP机制方面的建议 |
| 6.4 风险控制方面的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目标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理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和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地方政府法治化概述 |
| 第一节 法治与法治化 |
| 一、法治与法制 |
| 二、法治的构成要件 |
| 三、法治与人治 |
| 四、法治与道德 |
| 五、法治与改革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角色定位 |
| 一、政府概述 |
| 二、地方政府概述 |
| 三、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 |
| 第三节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 |
| 一、法治国家的内涵与特征 |
| 二、法治政府的内涵与特征 |
| 三、法治社会的内涵与特征 |
| 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关系 |
| 第四节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 |
| 一、依法治国的内涵及其特征 |
| 二、依法执政的涵义与特征 |
| 三、依法行政的内涵与特征 |
| 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的协同关系 |
| 第五节 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 |
| 一、法治思维的内涵及其特征 |
| 二、法治方式的内涵及其特征 |
| 三、法治思维与法治理念 |
| 第二章 中西政府法制（治）历程与检视 |
| 第一节 中国政府法制（治）化进程 |
| 一、清末宪政改革前的政府法制化历程与检视 |
| 二、清末行政改革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政府法制化历程与检视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法治化历程与检视 |
| 第二节 西方政府法制（治）进程检视 |
| 一、英国政府从法制到法治进程及检视 |
| 二、美国政府从法制到法治进程及检视 |
| 三、法国政府从法制到法治进程 |
| 四、德国政府从法制到法治进程及检视 |
| 第三节 中西政府法制（治）化比较与检视 |
| 一、历史推进中的关键条件差异 |
| 二、法治进程中的核心动力差异 |
| 三、法治发展的文化土壤不同 |
| 第三章 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现状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实践 |
| 一、地方政府的法治实践探索 |
| 二、地政府政府法治实践的共同点 |
| 三、地方政府法治实践的特色与个性 |
| 四、地方政府法治思维的共同点 |
| 第二节 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成就 |
| 一、法治政府建设氛围日渐浓厚 |
| 二、政府决策水平不断提升 |
| 三、制度建设质量切实提高 |
| 四、社会公共服务能力不断增强 |
| 五、行政执法行为不断规范 |
| 六、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完善 |
| 七、行政执法监督效能不断提升 |
| 第三节 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实践困境 |
| 一、各级地方政府仍然过于依赖行政手段，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不够 |
| 二、社会价值多元，社会心理失衡，对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提出新挑战 |
| 三、新兴媒体成为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必须应对的全新课题 |
| 四、地方政府立法“不良”与执法“不善”问题并存 |
| 五、地方政府运作“财权”与“事权”界限不清 |
| 六、地方政府监督的“体制内”与“体制外”双重软化 |
| 第四节 制约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原因分析 |
| 一、法律制度体系尚不完善、制度供给不足 |
| 二、人治影响根深蒂固，法治观念尚未全面确立 |
| 三、政府角色定位尚不准确，角色错位、越位和不到位情况依然存在 |
| 四、“以物为本”的观念影响仍然很深，“以人为本‘的理念尚未真正树立 |
| 第四章 法治政府：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目标 |
| 第一节 从政策行政走向法治行政，建成依法行政的政府 |
| 一、依政策治国理政已经成为我们的一种传统和习惯 |
| 二、重政策、轻法律有特定的社会历史与现实背景 |
| 三、依政策行政在我国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有浓重的人治特质 |
| 四、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必须实现从政策行政向法治行政的转变 |
| 五、从政策行政走向依法行政的着力点 |
| 第二节 从全能走向有限，建成有限政府 |
| 一、有限政府是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 |
| 二、权力有限：地方政府权力不是无边的 |
| 三、职能有限：地方政府不是万能的 |
| 第三节 从价值追求走向制度实践，建成责任、诚信、廉洁与服务型政府 |
| 一、权责统一：建成责任政府 |
| 二、诚实守信：建成诚信政府 |
| 三、廉洁高效：建成廉价政府 |
| 四、善政善治：建成服务型政府 |
| 第五章 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路径 |
| 第一节 动力机制：上下互动与联动 |
| 一、下压：执政党与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 |
| 二、上推：民众权利意识觉醒和维权意识增强 |
| 三、协力：上下联动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 |
| 第二节 程序机制：主导律己、参与透明与环节细化 |
| 一、地方政府律己严谨化 |
| 二、社会主体参与明晰化 |
| 三、政社互动程序规范化 |
| 第三节 路径选择：出发点与归宿点的法治连贯 |
| 一、理念更新：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前提 |
| 二、制度创新：地方政府法治化的核心要求 |
| 三、行为约束：地方政府法治化的关键所在 |
| 四、社会自治：夯实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社会基础 |
| 结论 |
| 一、推进地方法治政府法治化、建设法治政府是一个过程、一个系统工程 |
| 二、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离不开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下压” |
| 三、地方法治政府建设也离不开自治型市民社会的建设和民众的“上推” |
| 参考文献 |
| 科研情况 |
| 后记 |
（4）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机理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Extended Abstract |
| 图清单 |
| 表清单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4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2 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 |
| 2.1 价值链概念 |
| 2.2 中国式价值链微笑曲线 |
| 2.3 制造业升级理论 |
| 2.4 国际分工理论 |
| 2.5 权变理论 |
| 2.6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2.7 小结 |
| 3 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现状、影响因素及瓶颈 |
| 3.1 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现状分析 |
| 3.2 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影响因素分析 |
| 3.3 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瓶颈制约 |
| 3.4 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理论模型 |
| 3.5 小结 |
| 4 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动力与阻力 |
| 4.1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
| 4.2 技术创新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
| 4.3 对外贸易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
| 4.4 FDI 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
| 4.5 小结 |
| 5 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路径及优化 |
| 5.1 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作用变量 |
| 5.2 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动力学系统及变量设置 |
| 5.3 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动力学流图 |
| 5.4 制造业升级系统动力学仿真与优化 |
| 5.5 中国式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路径 |
| 5.6 小结 |
| 6 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效率 |
| 6.1 评价模型 |
| 6.2 评价标准设定 |
| 6.3 地区层面的评价 |
| 6.4 行业层面的评价 |
| 6.5 小结 |
| 7 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实例——以江苏装备制造业为例 |
| 7.1 江苏装备制造业发展现状 |
| 7.2 江苏装备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现状 |
| 7.3 江苏装备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动力与阻力 |
| 7.4 小结 |
| 8 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措施与政策 |
| 8.1 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关键措施 |
| 8.2 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政策建议 |
| 8.3 小结 |
| 9 结论与展望 |
| 9.1 主要结论 |
| 9.2 创新点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 |
| 附录 2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目标、思路及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 |
| 第三节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设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与基本特征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 |
| 一、制度变迁的起点:权威型的一元供给制度 |
| 二、制度创新期:私人供给的合法化以及政府供给的巩固(1979-1992) |
| 三、制度更替期:政府供给的削减与市场供给的兴起(1993-2002) |
| 四、制度僵滞期:市场主导的多元供给制度形成与巩固(2003-2009) |
| 五、可能的制度创新:政府主导的多元供给制度初步显现(2010-)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 |
| 一、增量变迁带动存量变迁的渐进式制度变迁 |
| 二、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合 |
| 三、从帕累托改进到非帕累托改进的过程 |
| 第三章 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分析 |
| 第一节 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动力机制的分析框架 |
| 一、分析的切入点 |
| 二、分析框架简述 |
| 三、对政府作为“有限理性人”的必要说明 |
| 第二节 冲破樊篱:私人供给何以能够重新合法化 |
| 一、制度非均衡:所有制调整与私人供给城市学前教育的可能空间 |
| 二、制度变迁中的主体角色分析 |
| 三、微观主体与政府的行为逻辑分析 |
| 第三节 走向异化:市场供给何以成为主导 |
| 一、外生动力: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与市场供给城市学前教育利润的增加 |
| 二、微观主体对主导地位的主动争取 |
| 三、政府对市场主导的推动作用及其行为逻辑 |
| 第四节 从突破到偏离:单位供给何以走向市场化 |
| 一、制度非均衡:单位制改革与单位供给学前教育成本的增长 |
| 二、单位、教育行政部门以及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角色分析 |
| 三、单位、教育行政部门以及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行为逻辑 |
| 第五节 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动力机制的总结 |
| 一、经济制度变迁是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诱因 |
| 二、主体收益最大化是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 |
| 三、不同变迁主体的偏好、权力与利益博弈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 |
| 四、政府是决定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方向的核心主体 |
| 第四章 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 |
| 第一节 路径依赖的概念与内涵 |
| 第二节 权威型一元供给制度变迁不彻底形成的路径依赖 |
| 一、以身份获取资源的方式在单位供给中的遗留 |
| 二、非公非民的尴尬产权在集体供给中的延续 |
| 第三节 多元供给制度变迁过程中形成的路径依赖 |
| 一、政府对市场供给的过度依赖及其“锁入效应” |
| 二、志愿供给在城市学前教育供给中的持续弱化 |
| 第五章 反思与展望 |
| 第一节 对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的反思 |
| 一、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成本与收益的非对称性 |
| 二、制度需求者在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中的边缘化 |
| 三、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自利性的显现与公共性的削弱 |
| 第二节 对现阶段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路径优化的思考 |
| 一、为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 |
| 二、政府应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承担利益协调者的角色 |
| 三、提高家长、学术团体、教师等制度需求者的参与程度 |
| 第三节 对本研究的反思 |
| 一、研究的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的不足之处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铁路与近代安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近代安徽铁路的建设与运营 |
| 第一节 近代安徽发展的铁路诉求 |
| 一、 近代安徽基本省情及客观的铁路需求 |
| 二、 沿线民众修建铁路的愿望与态度 |
| 第二节 近代安徽铁路的建设 |
| 一、 近代安徽三条铁路的修建 |
| 二、 铁路的建成改善了安徽南北交通格局 |
| 第三节 近代安徽铁路的运营 |
| 一、 近代安徽三条铁路的运营 |
| 二、 铁路的运营没有根本改变传统运输格局 |
| 第二章 铁路与近代安徽农业 |
| 第一节 铁路当局积极开展农产调查及品种改良 |
| 一、 民国前期安徽农业生产的曲折发展 |
| 二、 铁路沿线农产品生产状况的调查 |
| 三、 铁路与农业品种的改良和推广 |
| 第二节 铁路与农产品商品化 |
| 一、 铁路全力推动农产品外运与外销 |
| 二、 铁路对近代安徽茶叶生产及外销的影响 |
| 三、 铁路时代洋烟对近代安徽烟草业发展的影响 |
| 第三节 铁路与土地整理和宣城华侨垦殖事业 |
| 一、 民国时期土地调查整理与土地陈报工作的源起 |
| 二、 安徽省土地调查整理工作的开展 |
| 三、 铁路与安徽华侨垦殖事业的发展 |
| 第三章 铁路与近代安徽工矿业 |
| 第一节 近代安徽工矿业的起步和发展 |
| 一、 近代中国铁路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延伸 |
| 二、 晚清时期安徽工矿业的艰难起步 |
| 三、 民国时期安徽工矿业的缓慢发展 |
| 第二节 铁路与近代安徽煤矿业 |
| 一、 近代以来安徽煤矿业的发展 |
| 二、 淮南铁路与淮南煤矿的开采 |
| 三、 津浦铁路与烈山煤矿的兴衰 |
| 第三节 矿山铁路与近代安徽铁矿 |
| 一、 近代安徽铁矿石的开采及在全国的地位 |
| 二、 矿山铁路对铁矿石开采及其外运的作用 |
| 三、 铁路与马鞍山中央钢铁厂的筹建 |
| 第四章 铁路与近代安徽城市化 |
| 第一节 铁路与近代安徽城镇布局 |
| 第二节 铁路与近代安徽城市的发展 |
| 一、 铁路沿线各城市经济格局的形成 |
| 二、 铁路沿线城市近代金融业的兴起 |
| 三、 铁路沿线城市邮政通信业的发展 |
| 第三节 火车带来的城市——蚌埠 |
| 一、 津浦铁路与蚌埠城市空间布局的初步形成与发展 |
| 二、 津浦铁路与蚌埠城市人口的集聚与盐粮经济的发展 |
| 三、 津浦铁路与蚌埠城市产业结构的形成 |
| 第四节 铁路与近代安徽的省会之“争” |
| 一、 安徽建省以及省会的“艰难”确立 |
| 二、 铁路与民国时期的省会之“争” |
| 第五章 铁路与近代安徽城乡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铁路与新型生活方式 |
| 一、 铁路沿线新型生活方式的出现与初步发展 |
| 二、 铁路沿线城乡社会的落后面相依然存在 |
| 第二节 铁路与近代安徽旅游业 |
| 一、 各条铁路建成后系统地进行了沿线旅游资源的调查 |
| 二、 铁路推动近代安徽旅游业发展的各项举措 |
| 三、 名人政要旅游对安徽铁路沿线旅游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研究回顾 |
| 三、 研究方法与目标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商务印书馆 |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简述 |
| 一、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与创办者 |
| 二、 张元济对“商务”的主要贡献 |
| 三、 《东方杂志》是“商务”最重要的杂志 |
| 第二节 关于《东方杂志》研究的几个问题 |
| 一、 《东方杂志》的创办 |
| 二、 《东方杂志》的主编 |
| 三、 《东方杂志》的栏目与用稿 |
| 四、 《东方杂志》的历史分期 |
| 第二章 杜亚泉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杜亚泉的生平及社会评价 |
| 一、 杜亚泉生平简介 |
| 二、 杜亚泉晚年生活拮据原因 |
| 三、 杜亚泉去世后的社会评价 |
| 第二节 杜亚泉研究概述 |
| 一、 “科学普及家和教育家”(1993年以前) |
| 二、 “杜亚泉热”(1993年以来) |
| 第三节 杜亚泉的思想 |
| 一、 述评大战前后的国际政局 |
| 二、 介绍边疆危机与中外关系 |
| 三、 关注日本舆论及对华政策 |
| 四、 述评辛亥革命及社会变化 |
| 五、 介绍世界新学说与思想 |
| 六、 中西文化异同与调和论 |
| 七、 道德接续与精神救国论 |
| 八、 思想启蒙中的文化论争 |
| 九、 杜亚泉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第三章 钱智修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钱智修对《东方杂志》的改革 |
| 一、 钱智修的生平简介 |
| 二、 钱智修的改革主张 |
| 第二节 钱智修对国外政治发展的介绍(1911—1919年) |
| 一、 主权在民的思想与寡头政治的压迫 |
| 二、 劳动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
| 第三节 钱智修对平民政治思想的述评(1920—1924年) |
| 一、 平民政治需要现代公共政策 |
| 二、 平民政治需要进化社会道德 |
| 三、 实行自治是平民政治的关键 |
| 四、 平民政治要求改造知识阶层 |
| 第四章 胡愈之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胡愈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 一、 胡愈之的生平及其在《东方杂志》的经历 |
| 二、 对胡愈之本人回忆有关内容的剖析 |
| 三、 胡愈之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胡愈之介绍国外新知识(1915—1919年) |
| 一、 关注中国等落后国家 |
| 二、 传播新科技与新知识 |
| 第三节 胡愈之的各类述评(1920—1927年) |
| 一、 1920年代的作品概述 |
| 二、 介绍欧美的政治发展 |
| 三、 述评中国政治及道路 |
| 四、 述评俄国革命及问题 |
| 五、 关注弱国与政治运动 |
| 六、 现代文学及文艺批评 |
| 第五章 王云五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概述 |
| 一、 王云五生平简介 |
| 二、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
| 第二节 “一·二八”事变与王云五的举措 |
| 一、 “一·二八”事变与商务印书馆的损失 |
| 二、 王云五为恢复商务印书馆所采取的措施 |
| 第三节 王云五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一、 长期担任发行负责人 |
| 二、 努力调整栏目与内容 |
| 三、 成功渡过搬迁曲折 |
| 第四节 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一、 当事人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二、 台湾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三、 大陆学界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第六章 早期《东方杂志》(1904—1910年)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社会思潮的激荡 |
| 一、 清末新政简介 |
| 二、 现代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 |
| 第二节 主编和主要栏目 |
| 一、 主编及其思想倾向 |
| 二、 主要栏目等介绍 |
| 第三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发展教育论 |
| 二、 振兴实业论 |
| 三、 改革政治论 |
| 四、 传统文化论 |
| 五、 外交形势论 |
| 第七章 杜亚泉时期的《东方杂志》(1911—1919年) |
| 第一节 时代动荡与思想纷争 |
| 一、 动荡时代与国内政局 |
| 二、 文化乱象与思潮涌动 |
| 第二节 杂志的稳定发展 |
| 一、 栏目和内容根本变化 |
| 二、 稳定的作者队伍形成 |
| 第三节 杂志的内容与特色 |
| 一、 记录各类社会动荡 |
| 二、 关注日本军国主义 |
| 三、 介绍现代社会思潮 |
| 四、 传播现代科技知识 |
| 五、 杂志的内容特色 |
| 第四节 文化分歧与主编调整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无奈的抉择 |
| 三、 冷静的纠偏 |
| 四、 未尽的结局 |
| 第八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上)(1920-1923年) |
| 第一节 政局变化与主义纷呈 |
| 一、 世界政局变化 |
| 二、 国内军阀混战 |
| 三、 各类主义纷呈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及其特色 |
| 一、 作者队伍概况 |
| 二、 记录世界时局的根本变化 |
| 三、 关注中国外交与国内乱政 |
| 四、 述评社会主义等现代思潮 |
| 五、 介绍现代学科与科学知识 |
| 六、 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九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中)(1924—1927年) |
| 第一节 国共合作与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一、 门户开放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二、 国内矛盾与国民革命的顺利发展 |
| 第二节 主要作者及栏目概述 |
| 一、 主要作者及其特点 |
| 二、 栏目变化分析 |
| 第三节 主要作品及其内容概述 |
| 一、 述评欧美主要强国矛盾 |
| 二、 关注国际联盟相关会议 |
| 三、 介绍世界各国政治动荡 |
| 四、 批评列强强占特殊利益 |
| 五、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政策 |
| 六、 南北斗争中的政治变动 |
| 七、 现代文学作者及其作品 |
| 八、 中外文化关系与新成果 |
| 第十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下)(1928—1931年) |
| 第一节 国家统一与中日冲突 |
| 一、 国家统一与中外矛盾 |
| 二、 日本扩张与中日冲突 |
| 三、 作者队伍及内容变化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欧美冲突与国际政治失序 |
| 二、 经济危机与不同发展道路 |
| 三、 民族独立与中国国家建设 |
| 四、 改订新约与中国外交环境 |
| 五、 民族危机与日俄侵略满蒙 |
| 六、 时代变迁与各类社会文化 |
| 七、 国家统一与民族文化重构 |
| 八、 文学创作与民众艰辛生活 |
| 第十一章 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1932—1941年) |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侵华战争 |
| 二、 中国应对危机之策与全面抗战 |
| 三、 《东方杂志》作者队伍概述 |
| 第二节 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战争威胁 |
| 二、 美国新政与统制经济问题 |
| 三、 法西斯崛起与国联的软弱 |
| 四、 内忧外患与中国国家建设 |
| 五、 日本侵略与中国抗战兴起 |
| 六、 反思传统与新型文化构建 |
| 七、 民众苦难与现实主义文学 |
| 八、 时代变迁与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三节 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 |
| 一、 作者队伍和内容特色概述 |
| 二、 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
| 三、 “东亚新秩序”与日本的窘境 |
| 四、 中国坚持抗日与战时经济 |
| 五、 社会知识传播与文化偏向 |
| 第十二章 苏继庼时期的《东方杂志》(1943—1948年) |
| 第一节 时局变化与杂志的衰败 |
| 一、 抗日战争前后的政治分裂 |
| 二、 作者队伍概况与杂志衰败 |
| 第二节 杂志的主要内容 |
| 一、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冷战”开始 |
| 二、 “永久和平”的期盼与新战争威胁 |
| 三、 中国抗战胜利与国共内战爆发 |
| 四、 文史类作品与传统文化的反思 |
| 五、 大学教育发展与现代学科知识 |
| 结语：《东方杂志》对现代文化的贡献 |
| 一、 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中外社会发展 |
| 二、 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
| 三、 滋养了大批现代人才 |
| 四、 启示 |
| 附表十五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我国区域产业转移中的政府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的研究 |
| 二、 国内的研究 |
| 三、 对相关研究的简单评价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 |
| 一、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论及其对本研究的指导意义 |
| 二、 区域产业转移理论及其对本研究的指导意义 |
| 三、 府际关系理论及其对本研究的指导意义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 |
| 一、 基本概念 |
| 二、 研究思路和章节安排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本文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我国区域产业转移及政府作用的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计划经济时代的区域产业转移：“三线”建设 |
| 一、 “大三线”建设中区域产业转移的基本进程 |
| 二、 “大三线”建设中区域产业转移的成效 |
| 三、 “小三线”建设中的区域产业转移：以上海为例 |
| 四、 “三线”建设中的政府作用及其反思 |
| 第二节 转轨时期的区域产业转移：“东锭西移” |
| 一、 “东锭西移”的概况 |
| 二、 “东锭西移”实施效益评估 |
| 三、 “东锭西移”的个案分析 |
| 四、 “东锭西移”中的政府表现及其评价 |
| 第三章 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基本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背景与动力 |
| 一、 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转型 |
| 二、 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限制 |
| 三、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 |
| 四、 破解产业同构难题的任务 |
| 五、 国际产业转移动向的影响 |
| 第二节 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目标、特点与路线 |
| 一、 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相关主体 |
| 二、 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目标 |
| 三、 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类型 |
| 四、 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特点 |
| 五、 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总体路线 |
| 第四章 中央政府在区域产业转移中的作用分析 |
| 第一节 政府干预区域产业转移的依据 |
| 一、 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
| 二、 加快区域产业转移进程 |
| 三、 减少产业转出的负面影响 |
| 四、 降低承接产业转移的风险 |
| 第二节 中央政府促进区域产业转移的主要举措 |
| 一、 国务院：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指导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 |
| 二、 发改委：设立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
| 三、 商务部：实施“东桑西移”和“万商西进”工程、支持加工贸易梯度转移、设立产业转移促进中心 |
| 四、 工信部：引导纺织产业转移、编制产业转移指导目录、举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 |
| 第三节 中央政府干预的效果及存在的问题 |
| 一、 中央政府干预区域产业转移的特点分析 |
| 二、 中央政府干预区域产业转移的三种作用机制 |
| 三、 中央政府干预区域产业转移的效果分析 |
| 四、 影响中央政府干预效果的若干因素分析 |
| 五、 中央政府干预可能会导致的问题 |
| 第五章 地方政府在区域产业转移中的作用分析 |
| 第一节 区域产业转移中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及其转化 |
| 一、 转出地政府的两种行为模式：主动调整与被动适应 |
| 二、 承接地政府的两种行为模式：积极引进与消极承接 |
| 三、 地方政府不同行为模式之间的转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干预的典型案例分析：广东“双转移” |
| 一、 广东推行“双转移”的背景 |
| 二、 广东推行“双转移”的举措 |
| 三、 广东推行“双转移”的成效 |
| 四、 广东推行“双转移”的困境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干预的效果及存在的问题 |
| 一、 地方政府干预的对内效果 |
| 二、 地方政府干预的外在效果 |
| 三、 地方政府干预存在的问题 |
| 第六章 国外区域产业转移中政府作用的典型经验 |
| 第一节 美国的区域产业转移 |
| 一、 美国区域产业转移的基本进程 |
| 二、 美国区域产业转移中的政府作用 |
| 三、 启示 |
| 第二节 意大利北方向南方的产业转移 |
| 一、 意大利区域产业转移的基本进程 |
| 二、 意大利区域产业转移中的政府作用 |
| 三、 启示 |
| 第三节 韩国首都圈向地方的产业转移 |
| 一、 韩国区域产业转移的基本进程 |
| 二、 韩国区域产业转移中的政府作用 |
| 三、 启示 |
| 第七章 关于改善政府在区域产业转移中作用的探讨 |
| 第一节 政府干预对区域产业转移的影响的总体分析 |
| 一、 政府干预对区域产业转移距离的影响 |
| 二、 政府干预对区域产业转移方向的影响 |
| 三、 政府干预对区域产业转移领域的影响 |
| 四、 政府干预对区域产业转移时机的影响 |
| 五、 政府干预对区域产业转移效益的影响 |
| 第二节 区域产业转移中的政府内部协调 |
| 一、 分层定位各级政府的职能 |
| 二、 促进部际协作 |
| 三、 规范地方政府间竞争 |
| 四、 加强省部合作 |
| 五、 发展良性互动的政企关系 |
| 第三节 政府介入区域产业转移的时机与限度 |
| 一、 根据产业转移成熟度来选择政府干预的时机 |
| 二、 在区域产业转移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政府作用 |
| 三、 加强转出地政府与承接地政府之间的合作 |
| 四、 满足企业和企业家的合理诉求 |
| 五、 把握政府干预的合理限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与学术成果 |
（9）不足与不公：铁路春运“一票难求”现象的社会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3 文献综述 |
| 1.4 理论视角与研究思路 |
| 1.5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6 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一票难求”的生成路径 |
| 2.1 改革开放前铁路运力供需相对均衡的体制基础 |
| 2.1.1 改革开放前的春运概述 |
| 2.1.2 改革开放前铁路春运运力供需分析 |
| 2.1.3 运力不足下的相对均衡 |
| 2.2 改革开放以来铁路运力不足与“一票难求” |
| 2.2.1 改革开放以来的铁路状况 |
| 2.2.2 “一票难求”的显现、凸现和持续 |
| 2.2.3 “一票难求”引起的民怨和危机 |
| 2.3 高铁扩张后的挤出效应 |
| 2.3.1 高歌猛进的高铁建设 |
| 2.3.2 运力提升后的供需悖论 |
| 第三章 体制变迁与供需失衡:运力不足的结构性困境 |
| 3.1 社会流动的体制变迁与铁路运力之间的张力 |
| 3.1.1 社会流动的体制变迁 |
| 3.1.2 体制变迁下激增的春运客运需求 |
| 3.1.3 铁路运网建设滞后的状况与原因 |
| 3.1.4 春运铁路运力供需矛盾分析 |
| 3.2 垄断与低效:铁路运力不足的体制困境 |
| 3.2.1 垄断体制下的铁路发展悖论 |
| 3.2.2 铁路运营管理的效率低下 |
| 3.3 “一票难求”:公众选择偏好与资源稀缺性的放大效应 |
| 3.3.1 铁路客运的比较优势 |
| 3.3.2 公众对铁路客运的选择偏好 |
| 3.3.3 “一票难求”的放大效应 |
| 第四章 正式制度的负外部性与车票资源配置不公 |
| 4.1 铁路客运票务制度的设计理念与社会关怀 |
| 4.1.1 铁路客运售票的系统安排与整体关照 |
| 4.1.2 对特殊人群的预留票与优先购票制度 |
| 4.1.3 适度规模需求的团体票与合同订票制度 |
| 4.1.4 便民初衷的客票代售点 |
| 4.1.5 铁路客运票务制度的其他规定 |
| 4.2 铁路客运售票系统的制度区隔 |
| 4.2.1 身份区隔:购票群体的阶层分化 |
| 4.2.2 时空区隔:购票需求的条件转换 |
| 4.2.3 部门区隔:铁路系统与购票公众之间 |
| 4.3 铁路客运票务制度的失灵与异化 |
| 4.3.1 车票配额与调度原则的有失公平 |
| 4.3.2 预留票与购票优先权的道德风险 |
| 4.3.3 团体票与合同订票制度的无限滥用 |
| 4.3.4 便民代售点的逆向选择 |
| 第五章 非正式制度的嵌入与车票获取机会不公 |
| 5.1 人情面子:车票获取的重要渠道 |
| 5.1.1 差序格局下的人情面子 |
| 5.1.2 人情面子在车票获取中的运作方式 |
| 5.2 关系运作:“黄牛”现象分析 |
| 5.2.1 “黄牛”的关系网建构 |
| 5.2.2 “黄牛”关系运作中的利益交换 |
| 5.3 部门利益交换与权力寻租 |
| 5.3.1 部门间利益交换 |
| 5.3.2 权力寻租 |
| 5.4 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交互作用 |
| 5.4.1 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效率的弱化 |
| 5.4.2 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规制 |
|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结构性困境下的不足 |
| 6.1.2 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与分配正义 |
| 6.1.3 不足与不公的双重变奏 |
| 6.2 讨论与建议 |
| 6.2.1 铁路改革与弱势群体权益保障 |
| 6.2.2 机会平等与资源配置机理 |
| 6.2.3 个体权利与分配正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卷内备考表 |
（10）建国以来党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及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2.1 区域 |
| 1.2.2 区域发展战略 |
| 1.2.3 区域平衡发展战略与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研究概况 |
| 1.3.2 总体评述 |
| 1.4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分析框架 |
| 1.4.1 研究的基本思路 |
| 1.4.2 研究的主要框架 |
| 1.4.3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国区域结构格局 |
| 2.1 中国区域的自然地理特点 |
| 2.1.1 疆域环境的丰富性 |
| 2.1.2 地域经济的自足性 |
| 2.1.3 区域生态的脆弱性 |
| 2.2 中国区域的文化差异及其影响 |
| 2.2.1 中国区域文化的分布 |
| 2.2.2 文化转移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
| 2.3 中国区域结构的历史变迁 |
| 2.3.1 中国古代区域结构的演变 |
| 2.3.2 近代中国区域结构的变动 |
| 第3章 以改变生产力布局为重点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思想(1949-1978) |
| 3.1 党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思想产生的现实背景 |
| 3.1.1 历史遗留条件的客观诉求 |
| 3.1.2 国防安全与地缘政治因素 |
| 3.2 党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思想提出的理论依据 |
| 3.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区域发展的基本理论 |
| 3.2.2 前苏联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
| 3.3 建国初期党的"重点建设内地"区域战略思想 |
| 3.3.1 "平衡沿海与内地"的工业布局论 |
| 3.3.2 "统一规划、合理配置"的生产力布局原则论 |
| 3.3.3 "注重战略防御"的地缘安全论 |
| 3.3.4 "重点建设内地"战略思想的实施效果评价 |
| 3.4 "八大"前后"注重沿海与内地配合"的区域战略思想 |
| 3.4.1 "八大"前后党的区域战略思想调整的历史背景 |
| 3.4.2 《论十大关系》对适合中国国情区域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 |
| 3.4.3 "八大"前后党的区域战略思想调整的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 |
| 3.5 "大跃进"时期建立地方工业体系的区域战略思想 |
| 3.5.1 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地方工业体系的必要性探究 |
| 3.5.2 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地方工业体系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5.3 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地方工业体系战略思想的历史局限 |
| 3.6 六十年代后的"三线"建设区域战略思想 |
| 3.6.1 "三线"建设区域战略思想的提出背景 |
| 3.6.2 "三三线"建设区域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6.3 "三线"建设区域战略思想的实施效果 |
| 3.6.4 党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的反思 |
| 第4章 以效率优先为指向的"两个大局"区域战略思想(1978—2002) |
| 4.1 "两个大局"区域战略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
| 4.1.1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形势新变化 |
| 4.1.2 周边国家快速崛起所带来的发展压力 |
| 4.1.3 自身区域建设经验教训的理论反思 |
| 4.1.4 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的引入 |
| 4.2 "两个大局"区域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 |
| 4.2.1 孕育时期 |
| 4.2.2 发展时期 |
| 4.2.3 完善时期 |
| 4.3 "两个大局"区域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 |
| 4.3.1 "两个大局"区域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
| 4.3.2 "两个大局"区域战略思想的基本特点 |
| 4.4 "第一个大局"——"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区域战略思想 |
| 4.4.1 "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区域战略的启动因素 |
| 4.4.2 "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区域战略的主要内容 |
| 4.4.3 "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区域战略的理论创新 |
| 4.4.4 "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区域战略的实施效应 |
| 4.5 "第二个大局"——"控制发展差距"区域战略思想 |
| 4.5.1 "控制发展差距"区域战略的启动因素 |
| 4.5.2 "控制发展差距"区域战略的基本内涵 |
| 4.5.3 "控制发展差距"区域战略的主要内容 |
| 4.5.4 "控制发展差距"区域战略的重点措施 |
| 4.5.5 "控制发展差距"区域战略的实施效果 |
| 第5章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2002年——至今) |
| 5.1 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理论依据 |
| 5.1.1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 |
| 5.1.2 区域经济的理论创新拓展了发展新视野 |
| 5.2 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现实基础 |
| 5.2.1 区域发展差距呈继续拉大趋势 |
| 5.2.2 不同类型的区域问题开始集中出现 |
| 5.2.3 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增加了地方与中央博弈的压力 |
| 5.2.4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区域协调方式提出新要求 |
| 5.2.5 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 |
| 5.3 党的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提出过程 |
| 5.3.1 孕育时期 |
| 5.3.2 发展时期 |
| 5.3.3 成熟时期 |
| 5.4 党的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科学内涵和主要特点 |
| 5.4.1 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科学内涵 |
| 5.4.2 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主要特点 |
| 5.5 党的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主要内容 |
| 5.5.1 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思想 |
| 5.5.2 主体功能区战略思想 |
| 5.5.3 推动"经济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 |
| 5.5.4 促进"老、少、边、穷"特殊区域发展的思想 |
| 5.5.5 以城镇化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 |
| 5.6 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实践效应 |
| 5.6.1 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对"十一五"中国区域建设的推动作用 |
| 5.6.2 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区域发展的基本方略 |
| 第6章 建国以来党的区域战略思想发展的主要特点与历史启示 |
| 6.1 建国以来党的区域战略思想发展的主要特点 |
| 6.1.1 战略内容上,具有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
| 6.1.2 战略选择上,具有历史合理性与时代局限性的统一 |
| 6.1.3 战略推进上,具有包容性和连续性的统一 |
| 6.2 建国以来党的区域战略思想发展的历史启示 |
| 6.2.1 发挥集权与分权的最大效能,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 |
| 6.2.2 寻求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最佳结合点,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 |
| 6.2.3 坚持集中谋划与发展模式因地制宜,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
| 6.2.4 实现单一目标向综合目标的转变,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趋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四、论地方铁路在江苏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环境规制、地方保护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地理格局[D]. 田光辉. 河南大学, 2019(06)
- [2]PPP模式在江苏铁路建设发展中的应用[D]. 桑威. 南京大学, 2016(06)
- [3]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目标与路径研究[D]. 孙红军. 苏州大学, 2016(08)
- [4]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机理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D]. 简晓彬. 中国矿业大学, 2014(12)
- [5]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学前教育供给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D]. 江夏. 南京师范大学, 2014(01)
- [6]铁路与近代安徽经济社会变迁研究（1912-1937）[D]. 章建. 苏州大学, 2013(09)
- [7]《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01)
- [8]我国区域产业转移中的政府作用研究[D]. 郑春勇. 南开大学, 2012(07)
- [9]不足与不公：铁路春运“一票难求”现象的社会学分析[D]. 周莹. 华东理工大学, 2012(06)
- [10]建国以来党的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研究[D]. 刘伟. 陕西师范大学, 2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