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工贸易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论文文献综述）
韩美琳[1]（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研究指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潘秋晨[2]（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刘廷宇[3]（2021）在《承接外包对中国技能工资差距影响的理论分析和计量检验》文中研究说明技能工资差距是指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劳动力市场技能工资差距逐年扩大,引发了学界的思考。以Feenstra&Hanson（1996）为首的研究认为外包这一新兴的国际分工贸易模式是引致技能工资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随着信息通讯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更新迭代,各国企业间的沟通成本迅速降低,使得跨越不同国境的“碎片化”生产模式成为可能。外包的核心原理在于,发达经济体中的跨国企业为维持企业核心竞争力,将非核心产品的生产环节转移至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中,从而构成了中间品贸易的图景。发达经济体将中间品生产过程外包至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过程中,对于本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显着影响,中间品生产过程的转移使得大量位于低端制造业的本国非熟练技能劳动力面临绝对工资降低、失业或职业转换等问题。事实上,从接包方视角来看,承接中间品生产过程对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同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高技术密集度的中间品产品制造环节可能会通过要素市场扭曲改善、产品价格变动、技术溢出等渠道作用于本国劳动力市场,从而影响技能工资差距:从要素扭曲视角来看,承接外包水平的上升可能会通过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企业进入退出条件的改善、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等途径降低行业内垄断,改善福利损失与要素市场扭曲,进而影响技能工资差距;从产品价格变动视角来看,承接外包水平的变化可以引致产品价格变动,进而影响要素相对需求变动,并影响技能工资差距;从技术溢出视角来看,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模仿等途径吸收发包方的前沿技术,进而影响技能工资差距。遗憾的是,现有的理论基础与经验分析多数集中于发达经济体,针对承接外包一方的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总体较少。基于此,本文试图将承接外包纳入现有中间品贸易理论模型之中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场景。本文将从要素扭曲改善渠道、产品价格变动渠道、技术溢出渠道以及工资分布视角入手,通过理论分析与计量检验探究承接外包对中国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这一研究不仅能够扩展与丰富现有中间品贸易理论,而且对新时代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及政府定位不平等现状、实施民生举措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与理论支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首先,文章探究了承接外包通过要素市场扭曲改善渠道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文章构建了承接外包通过改善要素市场扭曲影响技能工资差距的理论分析框架,随后利用面板中介效应模型进行计量检验,并探讨了异质行业的情形。结果显示:（1）承接外包能够有效改善要素市场扭曲现状;（2）承接外包通过改善要素市场扭曲进一步促进了其对中国技能工资差距的抑制作用;（3）承接外包的扭曲改善效应主要集中于低技术行业,在高技术行业中不显着。其次,文章探究了承接外包通过产品价格变动渠道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文章扩展了Hijzen（2007）的贸易外包模型,随后利用委托工资结构模型探究了异质性承接外包指标的产品价格变动渠道对于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1）承接外包引致的产品价格变动可通过要素偏向效应与行业偏向效应两种渠道影响工资差距;（2）狭义承接外包对于行业整体工资水平与产品价格均产生了显着负向的影响;（3）狭义承接外包的产品价格效应显着降低了中国高技能劳动力与中、低技能劳动力间的工资差距,并且这一作用主要由要素偏向效应所主导。再次,文章探究了承接外包通过技术溢出渠道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文章扩展了Acemoglu&Autor（2011）的李嘉图工作任务模型,随后基于多年份CHIP数据,并结合多层线性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对模型推演得到的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结果显示:（1）承接外包与常规任务偏向型技术进步均引致了高技能劳动力和中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扩大、中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缩小的工资极化现象;（2）承接外包对低技能群体和高技能群体的工资具有明显的非对称影响,相对而言其更偏向于促升高技能劳动群体的工资水平;（3）承接外包进一步通过技术外溢效应诱发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极化。最后,文章从工资分布视角探究了承接外包对于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文章结合微观数据探究了承接外包对于不同工资分位群体的影响差异,随后进一步结合随机截距多层线性模型、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模型以及无条件分位数分解法等计量手段,从组内效应、组间效应等多维度视角剖析了技能工资差距的形成机理以及承接外包影响工资分布的作用途径。结果显示:（1）承接外包显着促进了工资分布的两极分化,但对工资多极极化的影响不显着;（2）承接外包在职业和教育层面上均存在显着的极化促进作用;（3）承接外包对于高工资群体的偏向逐渐减弱,从而降低了其对于工资极化的推动作用,并且此作用源自其工资结构效应而非工资构成效应。在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承接外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不容忽视。尽管本文研究显示承接外包能够显着降低技能工资差距,但工资差距的降低主要源于现阶段中国参与国际贸易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制造为主。随着贸易强国战略的稳步推进、产业链话语权的不断提高,未来中国的贸易产品中,创新驱动产品与生产性服务产品的市场份额必然会不断扩大,这会进一步刺激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并扩大技能工资差距。因此,有关部门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并采取必要的福利措施,否则在国际经济贸易新格局下,国内的收入分配差距可能会被进一步拉大,从而激发一系列社会矛盾。
黄智[4]（2021）在《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出口占商品出口比重长期高于90%,为中国对外经济的持续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近几年的现实观察中,一些制约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逐渐凸显,制造业出口增长呈放缓趋势,制造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造业作为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核心内容,其出口竞争力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分工地位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出口竞争力,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制造业发展的核心任务。因此,本文主要聚焦以下问题:当前中国的制造业和制造业出口是否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哪些因素驱动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在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贸环境中,如何科学地指导制造业提升出口竞争力,最终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解答这些问题,本文将分为七个章节进行详细讨论,具体如下:第一章主要论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明确研究范式、研究内容和主要方法,并对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进行界定。第二章为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本章围绕国际分工理论凝练本文理论脉络,梳理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总结出口竞争力的测度方法,对近年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夯实本文研究基础并拓展研究视角。第三章对中国制造业和制造业出口的现状展开研究。本章从研究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概况入手,接着分析制造业出口的现状特征和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出口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仍面临高端产品竞争力不足、国际竞争和贸易摩擦加剧等问题。第四章为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测算和分析。本章分别从规模和质量两个维度测度中国制造业整体和细分行业两个层面的出口竞争力,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整体规模竞争力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而近年整体质量竞争力处于停滞状态,且传统统计模式下放大了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增加值贸易统计更适合当前国际分工的实际情况;细分制造业行业的出口竞争力演化趋势具有较大差异,但鲜有兼具规模和质量竞争力的行业,进一步证实了制造业的结构性问题;综上,中国制造业出口距离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还存在一定距离。第五章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之一。通过构建经济复杂度和技术创新影响出口竞争力的理论模型,并基于制造业行业数据通过面板模型进行验证,研究发现技术创新、经济复杂度和两者的协同效应对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竞争力和质量竞争力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第六章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之一。本章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垂直专业化水平影响出口竞争力的理论模型,通过面板数据模型验证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阻碍作用,垂直专业化水平对出口竞争力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但两者共同影响下仍然能够促进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即加深垂直专业化水平可以抵消政策不确定性的负向冲击作用。第七章为结论和建议。在总结本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加快技术创新、深化国际分工和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三个方面提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出口竞争力的对策建议。整体而言,本文可能在以下两方面形成创新点。第一,理论层面的创新。本文在统一的研究范式下,对影响出口竞争力的诸多因素进行了综合研究。首先,本文着重突出了技术创新和经济复杂度的影响,并构建理论机制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拓展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其次,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垂直专业化水平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统筹于一个理论框架内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国际分工深化和经贸环境变化之间的两难问题。第二,实践层面的创新。本文基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求,从规模和质量两个维度综合运用多种指标测度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变化趋势,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在拓展研究边际的同时为后续研究提供重要参考。并基于全文多个结论,结合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等中国经济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脉络,提出了未来一段时期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提升竞争力的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价值。
康旭华[5]（2021）在《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面对能源需求迅速增加与能源供给不足,生产生活用能与全面可持续发展两大矛盾,各国和地区纷纷选择合作以共同应对发展难题,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和全球气候谈判等为代表的能源合作屡见不鲜。在国内,能源及其相关的气候和低碳发展等问题也受到了中央和地方的高度关注,并积极寻求对内对外合作以保证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在此过程中,资源型地区作为能源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承担者,同时也肩负着自身转型发展的历史重任。目前,资源型经济转型已经进入关键的时期,需要寻找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可行的实践措施。因此,将能源合作这一时代命题与资源型经济的转型需求相结合,从要素组合视角研究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不仅可以在理论上为中观层面能源合作相关问题奠定微观基础,为资源型经济相关学术研究开辟新的视角;还能够指导资源型经济转型实践,为其探寻突破路径。本文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论、空间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等理论,采用归纳演绎、比较静态分析、数理模型分析、案例研究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层层深入展开研究。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支撑和立场与方法论指导,针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标与约束,阐明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必要性和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借鉴空间经济学和技术创新理论对要素水平与垂直联系以及系统超循环理论,从不同要素组合的水平和垂直方向作用及演进规律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进行理论分析;通过吸收和运用雷布津斯基定理、增长极理论、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熊彼特制度要素作用理论,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展开比较静态分析、数理模型分析和逻辑推理。进而,运用案例分析法和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对典型资源型省份——山西省的能源合作及其对转型的作用进行了阶段性梳理,运用熵权法、OLS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等计量方法对山西、陕西、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甘肃、宁夏、青海、贵州、云南十个省（区）能源合作对其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影响效果进行实证检验,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1）本文针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标和约束,总结了资源型地区能源合作的动因,笔者认为资源型地区天然就是能源合作的参与者,需要立足自身禀赋优势,在政府引导下,有意识地通过多种能源合作获得多元要素,以参与水平分工;双向合作关系的建立有益于资源型经济转型;不同的能源合作类型将对资源型经济产生差别化作用,能源合作引入要素作为“负熵流”,对资源型经济耗散作用回归稳态会产生重要作用。（2）本文运用集聚与扩散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和系统论分析发现,分析发现在能源合作带来的要素流动基础上,不同要素组合通过水平和垂直两个层面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产生作用。其中,水平层面作用是要素组合内部产生的实质性变化,表现形式依要素组合各异,主要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效率产生影响;垂直层面作用是要素组合在构成形态上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极化效应和均衡效应。二者此消彼长,共同影响着资源型经济中能源要素主导地位的涨落,促进了不同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的演进。（3）通过对能源贸易合作、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这四类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机理分析,本文得出结论:在水平层面,能源贸易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能够产生收入效应,初期可促进其转型,而发展到一定程度则会产生相反的作用;能源投资合作通过结构效应和内涵效应可以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通过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可产生推动作用。在垂直层面,能源贸易合作通常会对能源要素产生极化效应,而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可以发挥极化效应或均衡效应,由此影响资源型经济能源要素的主导地位,从而影响其转型效果。（4）论文在运用熵权法对2005-2019年十个资源型省（区）资源型经济转型效果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分别采用OLS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法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效果进行了基本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检验对象在检验期间参与能源贸易合作、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在水平层面分别通过收入效应、结构效应和内涵效应、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促进自身资源型经济转型;在垂直层面,分别通过极化效应（能源贸易合作）和均衡效应（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对能源要素主体地位分别产生强化和弱化作用,从而对资源型经济转型起到反向和正向影响。（5）通过采用案例分析和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典型资源型省份——山西省的能源合作及其对转型影响进行阶段性梳理,本文得出结论:山西省的能源合作由量变到质变、从单向到双向,在不断演进中逐步实现合作领域的清洁化;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也随能源合作体系的不断完善、各类型能源合作内在质量的改善及相互间的联合开展,由能源产业内部到工业体系再到整个经济与社会体系,沿着产业发展—资源利用—地区协调—生态环境的效果路径循序渐进地显现出来;能源合作是资源型经济实现转型的“捷径”之一;而开放程度不高、对高质量要素吸收不够,对转型引领作用不足、各类合作结合乏力与创新能力欠缺制约了山西省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发挥。（6）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认为资源型地区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政府需要有意识地引导资源型经济转型,立足自身禀赋优势,开展多种类型的能源合作,并根据转型需求吸收高质量要素,促进转型发展。在能源贸易合作中,应增加高附加值能源商品和能源服务贸易合作,促进能源合作向吸收高质量要素的方向发展,同时促进贸易收入的资本化。在能源投资合作中,应避免投机合作,积极利用外资,引导合作资本投向新兴产业和提升能源产业劳动力素质的领域。在能源技术合作中,加强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和国内能源领域的创新合作,通过内部合作形成产—学—研一体化,加快技术研发与转化。目前,能源治理合作的发展尚未成熟,需要着力在能源基金利用与监管和生态保护机制建设,以及统一能源金融和碳交易体系等方面加强与其他地区的合作。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尝试从要素组合水平层面和垂直层面作用角度分析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其中,借鉴前人将空间经济学的极化效应运用至要素组合的方法,进一步将要素在空间上的扩散效应转化为在经济体内要素构成上的均衡效应,补充并完善了相关理论,构建了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机理的分析框架。第二,本文在地区合作层面上,将能源合作划分为能源贸易合作、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并将散见于个别研究的具体化能源合作纳入同一个研究体系,运用同一研究范式进行系统性研究,并推演出不同类型能源合作间的演进规律,从而勾勒出能源合作体系的概貌,其中的个别观点和内容对今后相关问题研究的具有一定借鉴价值。第三,目前尚未有专门针对能源合作相关经济活动进行统计的部门和数据,本文选取山西省为代表,经过长期调研、数据搜集、整理,梳理出其参与各类能源合作的实际情况并进行了阶段性梳理,掌握了充足详实的现实数据和研究方法,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相关部门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的不足之处以及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是:第一,由于实证检验对象实际情况的限制,本文未将能源服务贸易合作纳入能源贸易合作的研究中。今后,可将能源贸易合作单独作为研究主题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第二,鉴于研究重心关系,在对能源治理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进行机理分析时,本文未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加以区分,而是淡化了其中的差别,这也是作者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之一。第三,尽管本文已经竭尽所能对省级能源合作数据进行挖掘和梳理,但可能仍然存在一定欠缺。今后,笔者将进一步钻研统计方法,以便深化和完善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周岩[6]（2021）在《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整体关税水平的下降,生产环节的可分解性和中间产品的可贸易性日趋增强,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网络在全球范围内铺陈开来,掀起了一场“全球生产链革命”。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的迅猛发展大幅降低了国际分工的参与门槛,吸引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争相涌入来分享全球化红利。根据联合国贸发会（UNCTAD）2013年发布的《全球价值链与发展报告》显示,基于GVC的贸易量已占全球贸易总量的80%,GVC对发展中国家GDP的平均贡献率更是达到惊人的30%,可以说GVC已经完全渗透到经济活动中的各个角落,俨然成为引导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当前中国正处于两个“重大结构性失衡”之中,即世界经济失衡和区域经济失调的问题依然凸出,严重制约中国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这一双重失衡的原因错综复杂又众说纷纭,而日益兴起的GVC正好为解释和化解这些结构性矛盾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为此,本研究将基于GVC分析框架,从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展示中国融入GVC空间差异的全景图,并试图寻找到转变GVC融入方式、缩小国家间和地区间差距的可行路径,以求利用GVC力量来实现价值链攀升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双重目标。本文由八章构成。第一章是绪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从理论研究角度回顾了GVC理论化和模型化之路,从应用研究角度评述了中国GVC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的现况。第三章为理论机理,系统性梳理了相关理论基础,探讨了内在的逻辑关系与作用机理,为GVC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第四章至第七章为本文主体部分,围绕GVC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这一主题分别从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展开深入探讨。其中,第四章采用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分别从贸易角度和生产角度剖析了中国融入GVC的异质性特征,描绘了GVC的来源和去向,回答了中国与世界各国GVC差异体现在何处的问题。第五章继续聚焦于全球层面,主要探讨影响GVC攀升的全球性因素和国别性因素,揭示了创新驱动价值链攀升的作用路径,提出了构建包容协调GVC的空间路径。第六章将研究视角从全球层面转向区域层面,在对Baldwin（2001）局部溢出模型拓展的基础上,研究了GVC的中间品关联效应,揭示了GVC与地区收入差距的逻辑关系,并以部门从业人员区位商为权重将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进行结构性匹配,据此分析各个省份上下游关联强度的时空差异,同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验证了中间品关联效应及其协调机制的有效性。第七章从产品质量视角出发进一步完善了GVC的协调机制,同时为理解GVC对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提供了微观基础。该章揭示了GVC与地区质量差距的逻辑关系,并采用中国海关微观数据描绘了各个省份出口产品质量的时空差异,同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验证了GVC产品质量效益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回答了如何通过GVC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的问题。第八章是对全文的总结,归纳主要的研究结论,得到相应的政策启示。在全文的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基础上,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首先,在全球视域下,中国与世界各国GVC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增加值结构的优劣、上下游角色的高低、跨境次数的多寡等方面。从贸易角度看,在中国总出口的垂直专业化中以最终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占据了半壁江山,而美国、德国和日本主要来源于以中间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和纯重复计算的贡献。从生产角度看,中国制造业的前向融入度普遍低于后向融入度,以化学品、机械设备、汽车为代表的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前向融入度更是在所有样本国家中排名末尾,反映了中国扮演的是下游生产者角色而非上游供应者角色。中国中间品的跨境次数少,主要以浅度分工模式参与GVC,德国和日本则以深度分工模式为主,中国汽车制造业深度分工的数值远低于德国和日本,就连纺织服装等优势产业的深度部分也落后于德国。其次,技术创新是缩小GVC地位差距、促进GVC协调发展的核心因素。通过对比GVC影响因素的系数大小和显着性水平可知,技术创新是世界各国攀升价值链的核心动力和普遍经验,而自然资源禀赋对GVC融入方式转变具有抑制作用,启示中国攀升价值链需要跳出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陷阱”。此外,中国与日韩、俄罗斯、欧盟等国家间的中间品出口效率较低,有待发挥独特的地缘优势,扩宽贸易伙伴范围,进一步释放中间品出口潜力以缩小GVC地位差距。总之,推动技术创新变革、拓宽贸易伙伴范围是中国价值链攀升的关键。然后,在区域层面下,中间品关联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是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协调机制。中国各省域之间GVC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上下游关联强度的异同,横向比较来看,沿海地区的中间品关联指数普遍高于内陆地区,纵向比较来看,各省份下游关联指数逐渐浅化,而上游关联指数逐渐深化和广化,上游关联效应有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又由于空间效应的存在,GVC不仅对本地区产生直接效应,还会对邻近地区产生间接效应,传统未考虑空间因素的模型高估了下游关联效应对地区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并且内陆地区下游关联指数的间接效应相对较大,表明内陆地区“价值洼地”的特征属性使得空间溢出效应更强、更有助于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最后,GVC的产品质量效应是缩小地区质量差距、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又一有效机制。产品质量作为协调机制实施的重要保障,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呈现出“哑铃状”结构特征。GVC的深化与广化对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地区间存在显着的差异,GVC深化通过规模效应、竞争效应以及要素配置效应显着提升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出口质量,而东部地区GVC的深化作用却日渐式微,反映了GVC深化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倒U型”关系,一旦超过特定阈值时就容易诱发跨国公司“俘获型”的限制与阻击。GVC广化通过结构优化效应和协同联动效应提升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出口质量。从总体上看,GVC深化与广化对于中部地区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最大,即产品质量效应最强,这样有助于填补哑铃的凹状空缺,从而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是丰富了现有研究对中国区域层面融入GVC的测度,首次将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细分行业进行结构性匹配,对区域融入GVC进行大样本和长时段的测度,这为辨析各省份GVC发展趋势提供了新技术和新结论。同时,在研究视角上完善了GVC促进协调发展的分析视角,质性讨论与实证检验相结合,为实现价值链攀升和经济协调发展双重目标提供新思路和新动力,这也是本文的期望所在。
陈瑶雯[7]（2020）在《人民币汇率区间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文中提出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型与优化升级是新时代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内涵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主要内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榜样、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成为中国整体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需要我们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优化配置两种资源,不断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要素市场化和全球化配置、深化开放合作,加快推动我国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型和优化升级进程。从历史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的幅度以及速度明显高过以往。聚焦当前实体经济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从出口产业、出口企业、出口产品层面观察,都有待加速推动产业高级化进程。特别就出口产业层面而言,我们目前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低端出口产能过剩、优势产能面临竞争、出口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能力低、出口产品附加值低、高端出口产业链不够完备和在出口产业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占有份额不足等方面问题。因此在新一轮全球产业价值链重塑的过程中,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有待提高,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带动力量之一,出口产业结构有待高级化。“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全产业链亟待从低附加值的传统生产贸易链环节向高附加值的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环节转型升级,提升出口产品利润空间,提高出口竞争力。向未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早已指出:产业结构转型、调整、优化、升级是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关键举措。要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特别是出口产业,淘汰落后产业,转移国内优势产能走出去,深入推进先进信息技术与工业化深度融合,重点培育战略性新兴出口产品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培育出口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围绕“出口”构建现代化知识产业发展新体系。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中国与全球经济多维融合速度的不断加快,国际与国内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伴随经济全球化引起的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深化与格局重塑、国际贸易与投资新格局的重塑或变动,对中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整体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影响将愈发明显。我们知道,实际汇率发生变动,以外币计价的一国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必然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贸易规模和进出口结构的变化,汇率的长期变动趋势会引致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生产结构的变化,并最终引导出口产业结构的整体性改变。因此,汇率作为沟通各个国家市场之间最为重要的经济变量,在普遍推行浮动汇率制度的情况下,汇率对各国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愈加重要。从现有的研究看,有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将促使企业利用市场价格手段推动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逐步提升出口产业结构高度化和推动贸易结构优化,使其盈利增长模式更加合理。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行、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格局重塑的现实下,一个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与支撑作用,出口产业链地位更加重要。就我国来说,随着“一带一路”进程和新一轮全球经济结构调整、我国与全球经济频繁互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加快,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影响的复杂性及其双向波动的不确定性（幅度与方向）已经成为“新常态”。在此背景下,研究和利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方向与幅度）以优化我国的出口产业结构愈发重要。本文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切入,结合汇率不完全传递理论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分析了汇率变动影响出口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的基础支撑理论,建立汇率变动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微观机制与宏观过程的理论分析框架,剖析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论证得出汇率变动主要通过价格传导与进出口贸易竞争力改变、国际资本流动（FDI与OFDI）与全球生产要素重整等渠道,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推动整体产业结构优化。作为经验借鉴,本文考察了美国、日本、中国的出口产业结构升级与汇率的关系及其汇率政策经验,然后建立计量模型进一步验证出口产品质量与汇率的关系及其对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并基于克鲁格曼汇率目标区模型为理论基础,构建了一个标准的CGE模型来模拟汇率波动对我国各经济和产业变量的影响,从而为构建汇率走廊边界以实现汇率波动的区间管理提供实证支持,最终对我国出口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汇率政策及其政策实施环境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研究认为,政府引导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要重视汇率政策工具。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既有市场的主导作用,也有政府的行政干预。汇率作为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政策工具之一,就要使“两只手”更好的发挥作用。在尊重市场主导的前提下,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政策工具或措施使生产要素和生产力资源从低效率的出口行业或产业向高效率出口行业、产业流动,从而提高整体经济运行的效率和水平,让“结构红利”成为新时代经济持续增长、高质量内涵发展的动力源。汇率作为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调节变量之一,能够凭借汇率价格信号的传递作用,通过市场竞争机制的内在动力机制促进出口产业结构的充分调整,导致出口产业结构的转型优化升级或者反过来恶化。尤其在中国开放大门不断敞开的现实情况下,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发挥调节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显着,必将成为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价格机制,即通过汇率的变化引导进出口价格、进出口规模和国内总体物价水平的改变,实现对出口产业结构各个相关经济变量的深入调节。因此,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一国汇率政策的适当调整、方向与幅度的适度管控,不仅能够为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出口企业寻找更大的市场空间和利润生存空间,还能使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内需和外需之间相机转换,从而对出口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程,特别是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认为,在生产要素导向的出口产业发展中,应对汇率风险的是出口产业的高度化及在此基础上的出口产业结构优化。一国的出口产业结构整体状态可以通过该产业的相关企业处于全球产业链重塑中的动态位置及其竞争优势来评估。企业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真正的生存能力体现于其在全球价值链形成中的增加值权重及其竞争优势,而这种生存能力更多的表现于企业出口产品的高科技附加值或生产要素禀赋、企业面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运营和管理能力、拥有的相关人才数量和技术资源以及技术更新能力、获取知识产权的能力、应对国际市场环境变化的综合能力、应对汇率大幅度波动风险的能力等,正是这些能力的综合作用,才能真正形成出口产业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从根本上讲,我们考虑的是一个企业或者行业的全要素竞争能力。因此,政府部门想依靠一时的环境改变或者政策保护来引导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是不可能有效的。与此相反,主要依靠廉价生产要素并处于初级要素导向和资源禀赋依赖阶段的产业,产业发展空间产品的低价格扩张将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导致需求受到抑制。形成持续和有竞争力的出口产业结构状态离不开技术进步作为支撑。外部压力可以促使企业产生提高产品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内在动力,促使出口企业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而非在低水平上简单地扩大再生产。政府应该通过改变出口产业所在环境的政策背景,改善竞争环境,发挥市场的作用,借以促进更高级别的生产要素的组合,来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最终推动出口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改造进程。研究认为,利用汇率政策促进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要把握好汇率波动的方向,管理好汇率波动的幅度,实现区间管理。我国过去奉行的汇率政策倾向于低估人民币汇率,采取相对严格的外汇管制,通过净出口的增加来增加外汇收入,增加国家外汇储备。但是,这一政策也使得形成了初级产业层面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相应限制了我国出口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发展。我们希望借助人民币升值的有利时机,加强高新技术的引进,提升原始创新和技术水平,逼迫出口企业淘汰低附加价值行业产品,释放生产要素发展高知识技术、高科技附加价值产业,推进出口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的优化。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汇率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毕竟只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方面,其他政策亦可能改变因为汇率变动而形成的优势或劣势。因此,汇率政策引导出口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国内一系列经济政策工具的积极配合。在汇率波动成为常态的情况下,出口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受到挑战,企业就要积极推进出口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适应汇率波动和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考虑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行业规模和结构的影响,相关行业的政策和发展规划的制定必须到考虑汇率因素,我们既要利用好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也要通过构建汇率走廊确定政府干预的边界,实现汇率波动的区间管理,让出口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
李永翠[8]（2020）在《新疆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升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开放经济部门与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产业结构升级和贸易结构优化的双重影响。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是我国外向型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新疆作为连接我国与欧亚的桥头堡,是我国向西开放的的窗口和前沿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提出构建了我国向西全面开放的新格局,也为新疆对外贸易与产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新疆应紧抓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机遇,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深化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不断优化对外贸易结构,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增强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关系的紧密程度,实现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进而推动新疆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本文立足于新疆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演进及现状,探究新疆应如何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促进新疆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首先,新疆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演进及现状。从新疆对外贸易总体规模、外贸商品结构、外贸方式结构和外贸市场结构四个方面深入探讨新疆对外贸易结构的演进及其特征,从新疆三次产业结构和三次产业内部结构探讨新疆产业结构的演进及其特征;其次,新疆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关系测评。基于结构变化效应指标,对新疆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并构建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二者的互动关系进行测度,进一步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对新疆出口贸易结构、进口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与分析,以评价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关系的紧密程度;再次,新疆对外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测度。通过构建对数回归模型,分别对新疆分类商品进出口对三次产业比重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以测度新疆对外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从中剖析新疆对外贸易结构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中存在的问题;第四,新疆产业结构对对外贸易结构升级的影响测度。通过构建半对数回归模型,分别对新疆三次产业对分类商品进出口比重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以测度新疆产业结构对对外贸易结构升级的影响,从中剖析新疆产业结构促进对外贸易结构升级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新疆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升级的对策与保障措施。立足新疆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演进特征,针对二者互动升级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新疆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升级的对策及保障措施。通过以上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新疆出口贸易结构、进口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均处于“高耦合低协调”状态,“高耦合”表明新疆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自身发展水平均较低,使两个系统间存在较强的动态关联性,二者处于低水平、低层次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状态。而“低协调”表明新疆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相互作用关系的紧密配合程度较低,即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不紧密;（2）出口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显着,进口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难以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服务化发展;（3）产业结构优化促进出口商品结构由资源密集型产品向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即产业结构优化促进了出口贸易结构高级化,但促进作用较弱。第二产业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促进工业结构不断优化,降低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增加了资源密集型产品进口,从而使进口贸易结构更加合理化;（4）依据新疆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高耦合低协调”的互动状态,以及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升级存在的问题,通过鼓励本地特色优势产品出口,扩大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大力承接和发展加工贸易和充分发挥进口商品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优化对外贸易结构,以带动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加快进出口产业集聚区建设,完善和延伸产业链,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强化产业“走出去”能力,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以促进对外贸易结构升级,最终实现新疆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良性互动,优化升级。
李国英[9]（2020）在《基于综合优势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贸易作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也应该实现高质量发展。但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萎缩以及国内劳动力、土地等各种要素价格的上涨和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的下降,中国加工贸易发展的瓶颈日益凸显:增值率低、国内产业链条短、缺乏自主创新基因等,同时一些发达经济体积极实施“再工业化”,另一些发展中经济体也积极承接产业和资本转移,中国加工贸易订单向外转移加速。因此,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情况下,作为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关键途径的中国加工贸易,其高质量发展特别是优势依托问题日益凸显,探索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依托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首先界定了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指标体系,然后从综合优势视角出发,反思比较优势的理论困境与现实陷阱,构建中国加工贸易的综合优势指标体系,研究其对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发掘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概之,本研究不仅从优势依托角度提供了一种新的贸易理论分析视角,而且为实现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指南,有助于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理论研究方面,本文一方面系统梳理了以往主要解释和指导中国加工贸易发展的比较优势理论,发现:不论是有李嘉图的外生技术比较优势、赫克歇尔-俄林的外生要素禀赋优势,还是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和新兴古典学派的内生比较优势,在解释中国加工贸易的比较优势源泉及发展问题上存在诸多缺陷,表现在理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证伪,面对“比较优势陷阱”的现实困境也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案,更无法将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困境和对策统一到同一理论框架下。另一方面,综合优势战略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经济发展取决于由该地区或产业的要素禀赋优势（劳动、资本等）、分工创新优势（技术、工业化水平等）和交易效率优势（各种硬件设施和配套政策措施等）所构成的综合优势,综合优势越大,其竞争力越强,即同时兼备要素禀赋优势、分工创新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三种优势于一体的综合优势产品、企业或产业最具竞争力,综合优势战略论在中国加工贸易发展问题上更具有实操性。基于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三方面的假设:（H1-H3）要素禀赋优势、分工创新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对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起显着的正向作用;（H4）要素禀赋优势、分工创新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是通过综合优势这个中介效应机制对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起作用;（H5）综合优势对实现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起显着的正向作用。在实证研究方面,首先,依据上述理论分析分别构建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和综合优势的衡量指标体系并量化;其次,用熵权法计算出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指数和综合优势、素禀赋优势、分工创新优势、交易效率优势得分;进而从两个层面进行实证分析,一是以1998-2013年的全国层面的数据做时间序列分析,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二是以省域面板数据为观测样本,通过动态面板GMM（矩估计）和中介效应模型对全样本、分地区样本和分时段样本分别进行估计,分析综合优势对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中综合优势的影响作用最大且存在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综合优势通过中介效应机制来发挥作用,提升交易效率是增强加工贸易综合优势的一个有效途径;在中国加工贸易总体上处于价值链低端的情况下,要素禀赋优势在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影响作用更强;在加工贸易较发达的东部省市和时间断点后分工创新优势对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略高于要素禀赋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的作用,这与供应链水平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较大,但在要素禀赋优势影响作用下降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呈弱化趋势。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证分析,本研究提出基于综合优势新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四个思路:综合优势总体发展思路、区域和产业差异化发展思路、局部跨越式发展思路和新开放共赢发展思路。进而,基于这四个思路提出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即明确已有的要素禀赋优势、分工创新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培育中国加工贸易新综合优势:一是是依据区域差异和产业差异,结合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培育区域综合优势产业和具有综合优势的主导产业,通过动态化产业升级提升中国加工贸易的总体水平;二是促进要素禀赋优势局部跨越式提升实现加工贸易“要素密度逆转”、促进分工创新优势局部跨越式提升实现加工贸易的制造升级、促进交易效率优势的局部跨越式提升实现成本优势;三是完善对内对外开放的相关配套措施,借助自贸区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改善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外资结构,完善外商投资的区域导向和产业导向,实现新开放共赢。
余海燕[10]（2020）在《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研究》文中提出目前,全球贸易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部分是通过全球价值链进行的。在全球价值链时代,国际生产共享网络覆盖范围更广、链条更复杂,生产至少跨越一个边界,通常是跨越多个边界,促使各国经济紧密相连。全球价值链的出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参与全球经济的机会,更多国家分享全球价值链分工红利,经济发展水平大幅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参与世界经济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发达国家构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引擎,更是发展中国家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谋求更高位置的嵌入与更高地位攀升的主要手段。但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全球经济是否能够提升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至今仍存在一定的争议。本文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现状以及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形式出发,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完整分析框架,并聚焦于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通过理论论述、模型推导与实证模型检验得出结论: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能够通过产品价值增加、技术水平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三种路径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但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多方面提升都存在显着的促进作用,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多方面的影响方向不一,既有促进作用又有阻碍作用。最后本文聚焦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上,得出结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整体上能够促进我国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升级,但是对后向参与度的促进作用最大,表明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具有路径依赖性;对外直接投资更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促进我国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其次是技术进步效应,即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对我国改变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困局作用会更加显着;进一步延伸分析发现我国对进口中间产品具有高度依赖性,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实现我国中间产品的多次跨境流转,即提高他国使用我国生产的中间产品的次数,提高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本文的主要创新如下:一是在理论上构建了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多种可能路径以及实现形式:鉴于已有研究对“地位”和“位置”的混用,提出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综合概念,对“位置”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与辨析,并界定了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内涵与外延,是一种概念上的创新;基于已有研究中经常提到的“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等说法的笼统性,本文立足已有理论与研究,建立了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所有路径的分析框架,并分析了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如何作用于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是全球价值链升级视角与内容的一种创新。二是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完整分析框架。目前研究中,并没有从“升级方式—作用类别与方式—归纳主要路径—理论模型支撑—实证模型验证”的全方位完整分析框架:本文在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各种方式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对外直接投资如何作用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进行了理论阐述,随后归纳了对外直接投资整体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三种主要路径;然后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根据研究需要,对已有学者的模型进行改进与创新,构建了全球生产共享的价值链模型,对理论部分进行支撑;最后利用多国样本对理论进行了检验,支撑本文的核心命题。三是深刻剖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内在机制:找出了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活动是更多参与简单的还是更多参与复杂的,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的变化是更多来自与国内的变化还是来自国外的变化,亦或是中间产品的推动,以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分工部分以及我国中间产品在世界范围内流转的影响又是怎样的,现有文献并没有进行细致的阐述,本文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二、加工贸易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工贸易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论文提纲范文）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 2.1.1 高质量发展 |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 2.2.1 方向动力 |
| 2.2.2 政策导向 |
| 2.2.3 模式选择 |
| 2.2.4 可行路径 |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1 问题表现 |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 4.2 症因探析 |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 致谢 |
（3）承接外包对中国技能工资差距影响的理论分析和计量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技能工资差距的研究起源与技能劳动力的界定 |
| 1.2.1 技能工资差距的研究起源 |
| 1.2.2 技能劳动力的二分法界定 |
| 1.2.3 技能劳动力的三分法界定 |
| 1.3 国际贸易与技能工资差距的研究现状 |
| 1.3.1 传统贸易与技能工资差距 |
| 1.3.2 外包与技能工资差距 |
| 1.3.3 外包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渠道研究 |
| 1.4 全文章节安排与内容简介 |
| 1.5 论文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承接外包影响技能工资差距的理论基础 |
| 2.1 产业内贸易理论 |
| 2.1.1 相对工资差距 |
| 2.1.2 稳态均衡条件 |
| 2.1.3 进出口交换比率 |
| 2.2 任务贸易理论 |
| 2.2.1 基准模型 |
| 2.2.2 离岸外包对工资影响的分解 |
| 2.3 李嘉图工作任务理论 |
| 2.3.1 基准模型 |
| 2.3.2 稳态均衡条件 |
| 2.3.3 常规任务替代型离岸外包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承接外包、要素市场扭曲改善与技能工资差距 |
| 3.1 理论分析框架 |
| 3.1.1 承接外包与要素市场扭曲改善 |
| 3.1.2 要素市场扭曲改善的行业异质性 |
| 3.2 面板中介效应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3.2.1 面板中介效应模型设定 |
| 3.2.2 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测算 |
| 3.2.3 数据说明与变量选取 |
| 3.3 承接外包影响技能工资差距的要素扭曲改善渠道检验 |
| 3.3.1 面板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 |
| 3.3.2 基于低技术行业与高技术行业的异质性分析 |
| 3.3.3 稳健性检验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承接外包、产品价格变动与技能工资差距 |
| 4.1 扩展的贸易外包模型 |
| 4.1.1 基准模型 |
| 4.1.2 承接外包的引入 |
| 4.2 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
| 4.3 委托工资结构模型及其标准误偏误修正 |
| 4.3.1 委托工资结构模型介绍 |
| 4.3.2 委托工资法的标准误偏误修正 |
| 4.4 承接外包影响技能工资差距的产品价格变动渠道检验 |
| 4.4.1 3SLS回归结果 |
| 4.4.2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承接外包、技术溢出与技能工资差距 |
| 5.1 扩展的李嘉图工作任务模型 |
| 5.1.1 基准模型 |
| 5.1.2 承接外包和常规任务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引入 |
| 5.2 数据说明与职业技能排序 |
| 5.2.1 数据说明与变量选取 |
| 5.2.2 职业技能排序 |
| 5.3 多层线性模型的设定与结果分析 |
| 5.3.1 多层线性模型设定 |
| 5.3.2 分技能职业回归结果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3.4 内生性检验 |
| 5.4 承接外包影响技能工资差距的技术溢出渠道检验 |
| 5.4.1 技术溢出渠道的引入 |
| 5.4.2 承接外包的技术溢出渠道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工资分布视角下承接外包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 |
| 6.1 数据说明与典型化事实 |
| 6.1.1 数据说明与变量选取 |
| 6.1.2 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工资分布变动的典型化事实 |
| 6.2 基于极化指数的承接外包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分析 |
| 6.2.1 承接外包对多极极化指数的影响 |
| 6.2.2 承接外包对两极分化指数的影响 |
| 6.2.3 离岸外包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两极分化指数的影响 |
| 6.2.4 稳健性检验 |
| 6.3 承接外包对技能工资差距影响的组间与组内异质性分析 |
| 6.3.1 组间效应:随机截距多层线性回归 |
| 6.3.2 组内效应:无条件分位数回归 |
| 6.4 承接外包影响技能工资差距变动的作用途径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结论、启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 |
| 1.2.1 研究范式 |
| 1.2.2 研究内容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高质量发展 |
| 1.3.2 制造业及制造业出口 |
| 1.3.3 出口竞争力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相关研究综述 |
| 2.1 出口竞争力的理论基础 |
| 2.1.1 古典贸易理论 |
| 2.1.2 新古典理论 |
| 2.1.3 新贸易理论 |
| 2.1.4 竞争优势理论 |
| 2.2 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 |
| 2.2.1 直接影响因素 |
| 2.2.2 间接影响因素 |
| 2.3 出口竞争力的测度方式及相关应用研究 |
| 2.3.1 规模竞争力测度指标 |
| 2.3.2 质量竞争力测度指标 |
| 2.4 中国制造业发展相关研究综述 |
| 2.4.1 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现状的研究 |
| 2.4.2 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环境的研究 |
| 2.4.3 对中国制造业发展路径的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制造业和制造业出口的现状研究 |
| 3.1 中国制造业发展概况 |
| 3.1.1 中国制造业发展历程 |
| 3.1.2 中国制造业现实特征 |
| 3.2 中国制造业出口现状 |
| 3.2.1 中国制造业出口总体情况 |
| 3.2.2 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 |
| 3.2.3 制造业国际市场份额 |
| 3.3 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国际环境 |
| 3.3.1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冲击 |
| 3.3.2 中国制造业面临的贸易摩擦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测度和评价 |
| 4.1 出口规模竞争力的测度与评价 |
| 4.1.1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
| 4.1.2 贸易竞争力指数 |
| 4.2 出口质量竞争力的测度与评价 |
| 4.2.1 出口技术复杂度 |
| 4.2.2 垂直专业化指数和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复杂度、技术创新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5.1 经济复杂度的测算与评价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技术创新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5.2.2 经济复杂度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5.2.3 两者的协同效应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5.3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
| 5.3.1 实证模型构建 |
| 5.3.2 变量设定及数据处理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实证回归结果及分析 |
| 5.4.2 中介效应的检验 |
| 5.4.3 考虑内生性的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垂直专业化水平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6.1.2 垂直专业化水平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6.1.3 两者的协同效应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6.2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定 |
| 6.2.1 实证模型构建 |
| 6.2.2 变量设定及数据处理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平稳性和协整检验 |
| 6.3.2 面板模型的选择和回归 |
| 6.3.3 结果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和未来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以加快技术创新为核心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 |
| 7.2.2 高质量深化国际分工以形成制造业国内国际“良性循环” |
| 7.2.3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为制造业创造高质量的国际发展环境 |
| 7.3 研究创新和未来展望 |
| 7.3.1 研究创新 |
| 7.3.2 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件1 本文行业分类、中国工业行业分类和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对照表 |
| 附件2 2019 年中国、美国、日本产品国际市场份额(按HS1992 分类) |
| 附件3 1992-2018年13 个制造业行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
| 附件4 1992-2018年13 个制造业行业贸易竞争力指数(TC) |
| 附件5 1992-2018年13 个制造业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PRODY) |
| 附件6 1995-2014年13 个制造业行业垂直专业化指数(VSS) |
| 附件7 1995-2014年13 个制造业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5）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依据和论文的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本文的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2.1 能源合作模式、机制与效应研究述评 |
| 1.2.2 资源型经济转型研究述评 |
| 1.2.3 分工合作中要素变动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影响研究述评 |
| 1.2.4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影响研究述评 |
| 1.2.5 研究文献总体评价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及结构安排 |
| 1.5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理论分析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能源合作 |
| 2.1.2 资源型经济转型 |
| 2.1.3 要素流动与要素组合 |
| 2.2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在能源合作中的应用 |
| 2.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合作”理论在能源合作中的应用 |
| 2.3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动因 |
| 2.3.1 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标与约束 |
| 2.3.2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必要性 |
| 2.3.3 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有序”运行 |
| 2.4 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的作用分析 |
| 2.4.1 要素流动下要素组合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分析 |
| 2.4.2 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的水平和垂直层面作用 |
| 2.5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演进规律 |
| 2.5.1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类型划分 |
| 2.5.2 资源型经济不同能源合作类型的演进规律 |
| 2.6 小结 |
| 第3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1 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作用的一般机理分析 |
| 3.1.1 能源合作要素组合水平作用的基本假定 |
| 3.1.2 能源合作要素组合水平层面作用的一般机理分析 |
| 3.1.3 能源合作要素组合垂直层面作用的一般机理分析 |
| 3.2 能源贸易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机理分析 |
| 3.2.1 贸易在能源合作中的作用 |
| 3.2.2 能源贸易合作中要素的水平层面作用机理 |
| 3.2.3 能源贸易合作中要素的垂直层面作用机理 |
| 3.3 能源投资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3.1 资本要素的作用 |
| 3.3.2 能源投资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比较静态分析 |
| 3.3.3 能源投资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数理分析 |
| 3.3.4 能源投资合作垂直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 3.4 能源技术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4.1 技术要素的作用 |
| 3.4.2 能源技术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比较静态分析 |
| 3.4.3 能源技术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数理分析 |
| 3.4.4 能源技术合作垂直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 3.5 能源治理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5.1 制度要素的作用 |
| 3.5.2 能源治理合作的水平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 3.5.3 能源治理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数理分析 |
| 3.5.4 能源治理合作垂直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 3.6 小结 |
| 第4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实证检验 |
| 4.1 资源型经济转型效果的评价体系构建与结果分析 |
| 4.1.1 检验对象的确定 |
| 4.1.2 评价体系构建与方法选择 |
| 4.1.3 资源型经济转型效果评价 |
| 4.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1 解释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2 中介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3 控制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4.3.1 基准回归模型构建 |
| 4.3.2 水平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4.3.3 垂直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4.4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与基准回归分析 |
| 4.4.1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 4.4.2 模型的基准回归分析 |
| 4.5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 4.5.1 水平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 4.5.2 垂直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 4.5.3 实证检验结论 |
| 4.6 小结 |
| 第5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案例分析 |
| 5.1 起步阶段(1978-1991):单一贸易合作作用甚微 |
| 5.1.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 5.1.2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 5.2 全面发展准备阶段(1992-2000):投资合作促进内部结构优化 |
| 5.2.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 5.2.2 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 5.3 全面发展阶段(2001-2012):技术合作提升发展能力 |
| 5.3.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 5.3.2 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 5.4 成熟引领阶段(2013 至今):完善的合作体系全面促进转型 |
| 5.4.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 5.4.2 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 5.5 山西省能源合作及其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
| 5.5.1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特点 |
| 5.5.2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能源合作存在的问题 |
| 5.5.3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合作作用的政策方向 |
| 5.6 小结 |
| 第6章 加强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政策建议 |
| 6.1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贸易合作的政策建议 |
| 6.1.1 调整能源贸易合作结构与提高商品附加值并重 |
| 6.1.2 积极拓展能源服务贸易合作 |
| 6.1.3 合理分配能源贸易合作收入 |
| 6.2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投资合作的政策建议 |
| 6.2.1 规避能源投资合作中的投机行为 |
| 6.2.2 积极引导新兴产业投资合作以优化能源投资结构 |
| 6.2.3 提升劳动力素质促进外生比较优势内生化 |
| 6.2.4 扩大外资规模与引导外资投向并重 |
| 6.3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技术合作的政策建议 |
| 6.3.1 通过技术创新合作提升行业竞争力 |
| 6.3.2 多渠道加强国内能源技术合作 |
| 6.3.3 促进能源产业产学研融合发展 |
| 6.4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治理合作的政策建议 |
| 6.4.1 通过能源治理合作提高合作红利 |
| 6.4.2 加强能源合作中的基金使用监管 |
| 6.4.3 发展绿色金融合作以推进能源金融体系建设 |
| 6.4.4 积极融入碳交易体系 |
| 6.4.5 完善生态保护机制以提高合作意愿 |
| 6.5 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他成果 |
（6）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结构 |
| 1.2.1 逻辑线索 |
| 1.2.2 内容安排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主要方法 |
| 1.3.2 可能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回溯 |
| 2.1.1 概念的演进 |
| 2.1.2 测度的改良 |
| 2.2 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差异研究 |
| 2.2.1 全球层面 |
| 2.2.2 区域层面 |
| 2.3 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协调发展研究 |
| 2.3.1 全球层面 |
| 2.3.2 区域层面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的理论机理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经济全球化理论 |
| 3.1.2 国际分工理论 |
| 3.1.3 技术创新理论 |
| 3.1.4 空间结构理论 |
| 3.1.5 协调发展理论 |
| 3.2 作用机理 |
| 3.2.1 技术创新效应 |
| 3.2.2 中间品关联效应 |
| 3.2.3 产品质量效应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动态演进及差异分析 |
| 4.1 引言 |
| 4.2 文献回顾 |
| 4.3 方法、指标和数据 |
| 4.3.1 测度方法 |
| 4.3.2 指标说明 |
| 4.3.3 数据来源 |
| 4.4 测算结果与分析 |
| 4.4.1 融入GVC的层次及其差异 |
| 4.4.2 融入GVC的方式及其差异 |
| 4.4.3 融入GVC的区位分布及其差异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因素及潜力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文献回顾 |
| 5.3 模型设定、变量及数据说明 |
| 5.3.1 模型设定 |
| 5.3.2 变量选取 |
| 5.3.3 数据说明 |
| 5.4 影响因素分析 |
| 5.4.1 基准回归 |
| 5.4.2 稳健性检验 |
| 5.5 攀升潜力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全球价值链、中间品关联与区域协调发展 |
| 6.1 引言 |
| 6.2 文献回顾 |
| 6.3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
| 6.3.1 基础模型 |
| 6.3.2 均衡分析 |
| 6.3.3 研究假说 |
| 6.4 实证模型与数据处理 |
| 6.4.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6.4.2 变量选取 |
| 6.4.3 数据来源 |
| 6.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5.1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6.5.2 基准回归 |
| 6.5.3 稳健性检验 |
| 6.5.4 进一步扩展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全球价值链、出口产品质量与区域协调发展 |
| 7.1 引言 |
| 7.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
| 7.3 地区出口产品质量及其空间差异 |
| 7.3.1 数据来源 |
| 7.3.2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计算 |
| 7.3.3 地区出口产品质量的计算 |
| 7.3.4 地区出口产品质量的时空差异 |
| 7.4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
| 7.4.1 变量选择 |
| 7.4.2 模型设定 |
| 7.5 实证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7）人民币汇率区间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目的 |
| 1.1.1 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及其波动区间管理已是趋势必然 |
| 1.1.2 汇率灵活管理有利于改善我国出口产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
| 1.1.3 研究汇率和我国出口产业结构调整之间关系愈发重要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层面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基本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3.3 基本框架图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现实与发展相结合的观察方法 |
| 1.4.2 主要实证和计量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研究创新点 |
| 1.5.2 本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汇率变动与出口产业结构关系理论与文献 |
| 2.1 研究的相关概念厘定 |
| 2.1.1 关于汇率 |
| 2.1.2 关于出口产业结构优化 |
| 2.2 汇率变动与出口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理论 |
| 2.2.1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的解释 |
| 2.2.2 汇率传递理论的解释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关于汇率变动与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影响及其路径 |
| 2.3.2 汇率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价格传导机制 |
| 2.3.3 汇率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国际贸易传导机制 |
| 2.3.4 汇率影响出口产业结构的国际资本流动传导机制 |
| 2.3.5 汇率变动与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
| 2.3.6 文献综述 |
| 第三章 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 |
| 3.1 汇率变动对出口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 |
| 3.1.1 价格替代—资源要素配置—出口产业结构 |
| 3.1.2 收入效应—产业溢出—出口产业结构 |
| 3.1.3 国际资本流动—出口产业结构 |
| 3.2 微观机理:基于价格穿越模型的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机理 |
| 3.2.1 价格不完全穿越模型与出口产业结构 |
| 3.2.2 价格不完全穿越模型与出口产业结构改革 |
| 3.2.3 利润最大化模型、企业经济行为与出口产业结构调整 |
| 3.3 宏观过程:汇率引致出口产业结构变迁的宏观解释 |
| 3.3.1 汇率制度选择与出口产业结构变迁的互动机理 |
| 3.3.2 汇率变动影响出口产业结构调整的价格渠道 |
| 3.3.3 汇率变动引致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对外贸易途径 |
| 3.3.4 汇率变动引致出口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国际资本流动途径 |
| 第四章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出口产业升级 |
| 4.1 实际有效汇率测算方法 |
| 4.1.1 理论基础及测算公式 |
| 4.1.2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行业层面有效汇率测算 |
| 4.2 行业出口质量测度分解和汇率指标构建 |
| 4.2.1 出口质量指数的测度及分解 |
| 4.2.2 经验回归结果的分析与解释 |
| 第五章 人民币汇率目标区管理与出口产业结构升级 |
| 5.1 汇率目标区模型构建 |
| 5.1.1 汇率目标区模型 |
| 5.1.2 汇率目标区的边界CGE模型构建 |
| 5.2 CGE模型实证与结论 |
| 5.2.1 数据与情景模拟 |
| 5.2.2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第六章 汇率政策与出口产业结构变迁的实践考察 |
| 6.1 汇率波动与美日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 6.1.1 汇率波动与美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 6.1.2 汇率波动与日本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 6.2 汇率波动与中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与调整 |
| 6.2.1 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发展 |
| 6.2.2 人民币汇率政策配合产业政策以促进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第七章 利用汇率政策工具推进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 |
| 7.1 以汇率制度改革推进出口产业结构升级 |
| 7.1.1 关于汇率制度安排 |
| 7.1.2 关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
| 7.2 利用汇率变动优化出口产业结构 |
| 7.2.1 充分发挥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 |
| 7.2.2 利用汇率变动调整贸易与投资结构 |
| 7.3 构建人民币汇率走廊加强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管理 |
| 7.3.1 关于构建人民币汇率走廊 |
| 7.3.2 关于人民币汇率走廊的区间管理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8）新疆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升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2.1 国外研究动态 |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 1.2.3 国内外研究动态评述 |
| 1.3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对外贸易结构升级 |
| 2.1.2 产业结构升级 |
| 2.1.3 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升级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对外贸易结构升级理论 |
| 2.2.2 产业结构升级理论 |
| 2.2.3 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发展理论 |
| 2.3 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升级机制 |
| 2.3.1 对外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
| 2.3.2 产业结构对对外贸易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 |
| 第三章 新疆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演进及现状 |
| 3.1 新疆对外贸易结构的演进及现状 |
| 3.1.1 新疆对外贸易总体规模演进及其特征 |
| 3.1.2 新疆外贸商品结构演进及其特征 |
| 3.1.3 新疆外贸方式结构演进及其特征 |
| 3.1.4 新疆外贸市场结构演进及其特征 |
| 3.2 新疆产业结构的演进及现状 |
| 3.2.1 新疆三次产业结构演进及其阶段特征 |
| 3.2.2 新疆三次产业内部结构演进及其特征 |
| 第四章 新疆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关系测评 |
| 4.1 新疆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关系测度 |
| 4.1.1 指标构建与数据来源 |
| 4.1.2 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4.1.3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4.1.4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 |
| 4.2 新疆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性评价 |
| 4.2.1 模型构建 |
| 4.2.2 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
| 4.2.3 耦合协调度测算及结果分析 |
| 4.3 小结 |
| 第五章 新疆对外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 5.1 模型构建、变量与数据说明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与数据说明 |
| 5.2 时间序列的协整理论检验 |
| 5.2.1 ADF单位根检验 |
| 5.2.2 协整关系检验 |
| 5.3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5.3.1 分类商品进出口对第一产业比重变化的影响 |
| 5.3.2 分类商品进出口对第二产业比重变化的影响 |
| 5.3.3 分类商品进出口对第三产业比重变化的影响 |
| 5.4 新疆对外贸易结构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的问题 |
| 第六章 新疆产业结构对对外贸易结构升级的影响 |
| 6.1 模型构建、变量与数据说明 |
| 6.1.1 模型构建 |
| 6.1.2 变量与数据说明 |
| 6.2 时间序列的协整理论检验 |
| 6.2.1 ADF单位根检验 |
| 6.2.2 协整关系检验 |
| 6.3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6.3.1 三次产业对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 |
| 6.3.2 三次产业对进口结构变化的影响 |
| 6.4 新疆产业结构促进对外贸易结构升级存在的问题 |
| 第七章 新疆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升级的对策与保障措施 |
| 7.1 新疆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升级的对策 |
| 7.1.1 优化对外贸易结构,以带动产业结构升级 |
| 7.1.2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以促进对外贸易结构升级 |
| 7.2 新疆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升级的保障措施 |
| 7.2.1 加深对外开放程度,优化对外贸易发展环境 |
| 7.2.2 加强开放平台建设,构建对外贸易发展载体 |
| 7.2.3 合理引导和利用外资,促进对外贸易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2.4 提高政府政策的整体性,促进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附件 |
（9）基于综合优势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1.4 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界定 |
| 1.4.1 加工贸易 |
| 1.4.2 对外贸高质量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
| 1.4.3 对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界定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基于国际分工视角的文献回顾 |
| 2.1.1 国际分工的本质 |
| 2.1.2 国际分工的生产模式 |
| 2.1.3 国际分工导致的贸易方式 |
| 2.1.4 跨国经营的运行机制 |
| 2.2 基于中国加工贸易发展实践的文献回顾 |
| 2.2.1 加工贸易发展可依托的优势 |
| 2.2.2 加工贸易的利益 |
| 2.2.3 加工贸易发展面临的困境 |
| 2.2.4 加工贸易发展对策 |
| 2.3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加工贸易发展的优势依托理论 |
| 3.1 比较优势理论 |
| 3.1.1 比较优势理论梳理 |
| 3.1.2 比较优势理论对中国加工贸易发展的影响 |
| 3.2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综合比较优势理论 |
| 3.2.1 综合比较优势理论概述 |
| 3.2.2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专业化经济与分工经济 |
| 3.2.3 综合比较优势理论模型 |
| 3.3 综合比较优势理论的扩展 |
| 3.3.1 综合比较优势理论的扩展 |
| 3.3.2 综合比较优势应用的扩展——综合优势战略论 |
| 3.3.3 综合优势战略论的数理模型与指标体系 |
| 3.3.4 综合优势战略论在中国加工贸易发展上的适用性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综合优势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发展困境与发展方向 |
| 4.1 中国加工贸易基本状况 |
| 4.1.1 中国加工贸易发展演变 |
| 4.1.2 中国加工贸易的基本状况 |
| 4.2 中国加工贸易发展困境 |
| 4.2.1 中国加工贸易存在“比较优势陷阱” |
| 4.2.2 中国加工贸易存在“比较优势陷阱”的原因 |
| 4.3 中国加工贸易发展方向——高质量发展 |
| 4.3.1 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是国内外经济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
| 4.3.2 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转型的内在要求 |
| 4.3.3 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是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继续发展的动力 |
| 4.3.4 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制造业结构继续优化升级的重要渠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综合优势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全国层面 |
| 5.1 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界定指标与特征事实 |
| 5.1.1 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界定指标 |
| 5.1.2 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特征事实 |
| 5.2 中国加工贸易的综合优势指标体系和特征事实 |
| 5.2.1 中国加工贸易的综合优势指标体系 |
| 5.2.2 中国加工贸易的综合优势特征事实 |
| 5.3 基于综合优势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模型构建 |
| 5.3.1 变量选取 |
| 5.3.2 模型检验 |
| 5.3.3 误差修正模型 |
| 5.3.4 实证分析结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综合优势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省域层面 |
| 6.1 计量模型构建及指标选取 |
| 6.1.1 实验设计与模型构建 |
| 6.1.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6.2 估计策略及实证检验结果 |
| 6.2.1 描述性统计和面板数据检验 |
| 6.2.2 估计策略及结果 |
| 6.2.3 综合优势中介效应机制检验 |
| 6.2.4 综合优势在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上的作用机理 |
| 6.3 实证分析结论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于综合优势新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与路径 |
| 7.1 基于综合优势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思路 |
| 7.1.1 综合优势总体发展思路 |
| 7.1.2 差异化发展思路 |
| 7.1.3 局部跨越式发展思路 |
| 7.1.4 新开放共赢发展思路 |
| 7.2 基于综合优势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路径 |
| 7.2.1 差异化发展路径 |
| 7.2.2 局部跨越式发展路径 |
| 7.2.3 新开放共赢路径 |
| 第八章 研究创新、不足与展望 |
| 8.1 研究创新 |
| 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10）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
| 一、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 |
| 二、传统国际投资理论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内涵 |
| 二、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度量 |
| 三、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升级 |
| 四、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 |
| 五、对外直接投资与全球价值链 |
| 第三节 对现有研究的评述以及下一步研究思路 |
| 一、现有研究的不足 |
| 二、下一步研究思路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衡量与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界定与衡量 |
| 一、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概念与范围界定 |
| 二、增价值分解模型 |
| 三、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衡量指标 |
| 四、全球价值链地位衡量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全球价值链的现状分析 |
| 一、全球价值链的现状 |
| 二、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现状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OFDI影响母国GVC地位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OFDI促进GVC地位升级的方式分析 |
| 一、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方式 |
| 二、OFDI促进GVC地位升级的形式 |
| 第二节 OFDI促进GVC地位升级的间接效应分析 |
| 一、价值增值效应及升级方式 |
| 二、技术进步效应及升级方式 |
| 三、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升级方式 |
| 第三节 OFDI促进GVC地位升级的模型分析 |
| 一、理论假说 |
| 二、模型构建 |
| 三、模型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OFDI影响母国GVC地位的直接效应检验 |
| 第一节 OFDI影响GVC地位的总样本检验 |
| 一、变量的选取与数据处理 |
| 二、模型的设定 |
| 三、相关检验 |
| 四、模型回归及结果 |
| 五、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 |
| 第二节 OFDI影响GVC地位的异质性检验 |
| 一、发达国家样本 |
| 二、发展中国家样本 |
| 第三节 OFDI影响我国GVC地位的检验 |
| 一、国家样本检验 |
| 二、行业样本检验 |
| 三、对外直接投资类别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OFDI影响母国GVC地位的间接效应检验 |
| 第一节 OFDI影响母国GVC地位的中介效应分析 |
| 一、OFDI影响路径中介变量的实证检验 |
| 二、路径中介变量影响GVC的实证检验 |
| 三、路径存在性进一步检验 |
| 第二节 我国OFDI影响GVC地位的中介效应分析 |
| 一、中介效应分析 |
| 二、进一步扩展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一、通过国家战略积极主导构建全球价值链 |
| 二、通过技术、制度和模式创新升级价值链 |
| 三、突破低端锁定效应,攀升价值链高端环节 |
| 四、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调整提高全球价值链地位 |
| 五、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加工贸易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3]承接外包对中国技能工资差距影响的理论分析和计量检验[D]. 刘廷宇. 吉林大学, 2021(01)
- [4]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研究[D]. 黄智. 广西大学, 2021(12)
- [5]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研究[D]. 康旭华.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6]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研究[D]. 周岩. 东南大学, 2021(02)
- [7]人民币汇率区间波动对出口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D]. 陈瑶雯. 广西大学, 2020(07)
- [8]新疆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升级研究[D]. 李永翠. 石河子大学, 2020(08)
- [9]基于综合优势视角的中国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研究[D]. 李国英. 广西大学, 2020(07)
- [10]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研究[D]. 余海燕.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