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一战线看邓演达反蒋斗争的失败

一、从统一战线的角度看邓演达反蒋斗争的失败（论文文献综述）

王晓琎^[1]（2021）在《深刻领悟新时代加强党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重大意义》文中研究指明深刻领悟新时代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要从历史维度、理论维度和制度维度深入考察这一理念的重大意义。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统一战线发展壮大的基本前提,是确保统一战线发挥法宝作用的根本保障,是进一步完善统一战线制度建设的应有之义。

李珊珊^[2]（2021）在《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党制度是人类现代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共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全新概括,其中具有两大主体,一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二是作为参政党的八个民主党派。作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党概念,民主党派是与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亲密友党,而参政党的称谓则是一个具有集体含义的政治名词,彰显了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独特位置和作用。它突破了西方政治学对“政党”的一般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特色”所在。新型政党制度是一个系统性构成,参政党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其角色定位的规范化程度,及其与其他结构性要素的互动关系对这一制度具有重要的型塑作用。因而以参政党为视角对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需要从要素分析系统、从部分考察整体,这与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具有一定程度的契合性,可以借鉴其角色、结构与体系的分析模型,将参政党角色定位于组织、制度与治理三个层面,再以此为基础分析参政党与执政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体系中的结构性互动,以及参政党的角色功能向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效能的转化,从而形成从参政党视角出发考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研究框架。参政党的三种角色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首先,参政党只有具备完善的组织体系,才能在此基础上建构规范化的制度,进而充分发挥治理功能;其次,合理有效的制度设计,也为参政党组织的良性发展,及其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必要保障;再次,随着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的不断深化,又反过来对其组织建设和制度设置的规范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角色定位在新型政党制度演进的过程中不断明确,同时其自身的规范化进程也深刻影响着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模式,使后者呈现出平稳渐进、合作共识的总体特征。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包括组织模式、制度模式与治理模式三重要素。在组织模式上,参政党与执政党的互动遵循民主集中的组织原则,形成了非竞争性的组织关系,具有非对称性的组织特征。在制度模式上,参政党与执政党在国家政权层面的互动形成了“执政—参政”的制度模式,在政党层面的互动形成了多党合作的制度模式,在社会层面的互动形成了政治协商的制度模式。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新型政党制度全方位嵌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形成了“嵌入式”治理的模式,具有一主多元的权力配置格局,以及科学化与民主化的政策优化机制。从总体上看,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呈现出鲜明的合作型特征,其中执政党领导合作,参政党协同参与,有效提升了治理绩效。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效能包括体系效能、过程效能与政策效能三个维度。参政党自身具有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利益综合、社会服务与政策反馈等功能,它与执政党互动则形成了政治沟通、科学决策、民主协商以及民主监督等功能。这些功能维系着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体系,提升了该制度的效率与稳定性,充分展现了该制度治理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政策效果。尽管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显着的制度优势,但它在结构运作与能效发挥等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间,而参政党自身建设也有待进一步规范。鉴于外在的环境的复杂多变,新型政党制度尤需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提升运行效能、增强适应能力,从而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董鹏林^[3]（2021）在《人民政协界别演进与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民政协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唯一由界别组成的政治组织,其性质定位和功能优势都需要依托界别才能得以良好实现。界别是组成人民政协的基本单位,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制度产物,在中国制度体系中独树一帜,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制度意义。随着新时代国家治理复杂性的日益增长,基于界别组成的人民政协具有应对国家治理复杂性日益增长问题的制度优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彰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不断赋予人民政协新定位新使命,开始深度挖掘人民政协界别制度所蕴含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基于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明确规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具体步骤,提出了界别优化的问题,足见人民政协界别问题的重要性。既然人民政协界别制度蕴含着丰富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为什么其仍面临社会影响力偏弱,社会认同感不足等问题呢?其原因是复杂的。由此,从其生成演进的历史进程、理论渊源和实践经验、面临的问题与不足等方面来全方位认识和把握人民政协界别相关问题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界别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当前学术界在中共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支撑的基础上,采用政治学、社会学和组织学等学科的理论工具对界别问题进行了丰富的深具启发性和前瞻性的研究,为实现界别进一步优化,推进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发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进一步深化界别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思路和理论资源。尽管如此,学术界对人民政协界别问题仍存在认识不清、论述不透,解释力不足的问题。本文运用系统分析方法、质性研究方法、制度比较方法等方法,对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内涵、理论基础、历史演进、面临的不足与优化对策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在强调系统全面的同时也注重针对性,以此来加深社会对人民政协界别制度价值和制度优势的认识和理解。具体而言,论文在结构安排上主要如下: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与价值、国内外关于人民政协界别的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之处等内容,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第二章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内涵。首先论述人民政协界别的相关概念,如职业代表制、统一战线、协商民主、人民政协以及界与界别等几个概念,为认识界别问题提供良好的理论视角;其次论述人民政协界别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基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产生的政治上的包容性、设置上的平等性、组织上的精英性与运行上的协商性等几方面特征。之后论述人民政协界别的结构与功能,人民政协界别的差序结构有助于政治吸纳、政治社会化以及政治协调等方面的功能。这就对人民政协界别有了一个直观和整体的认识与印象。第三章人民政协界别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中的相关思想,如统一战线思想、政党理论、人民政协思想与人民民主思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如和同思想、中庸思想、仁政思想和天下为公思想等。第四章人民政协界别的演进历程。基于人民政协界别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制度产物的学术判断,将在鸦片战争后产生的“合群”思想作为人民政协界别制度开始萌发的起点。由此可分为,人民政协界别的生成阶段（1840-1948）,确立与曲折发展阶段（1948-1978）,巩固与发展阶段（1978-2012）,快速发展阶段（2012至今）等四个阶段,这表明了界别制度的内生性。其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与酝酿而厚积薄发的演进过程,是中国人民的重大制度创造,不仅在中国具有重要制度意义,同时具有世界性的意义。第五章人民政协界别历史演进的逻辑、特征与经验。本章是由第四章衍生出来的,是对第四章人民政协界别历史演进的深入分析,主要分析了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也就是推动界别历史演进的主要动力;界别历史演进的主要趋势与主要经验。以此为认识界别面临的问题,提出优化路径奠定基础。第六章新时代人民政协界别面临的不足与优化路径。主要论述人民政协界别面临的问题,包括社会影响力不足、界别设置重叠交叉、界别委员身份认同感不强、界别履职实效性不足等问题。为此,提出优化界别的主要原则,要处理好一元与多元、吸纳性与代表性、扩大政治参与和实现政治稳定三个方面的张力,将这些张力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保证界别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在此基础上,提出界别优化的具体策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扩大政协界别的社会影响力,调整与优化政协界别设置,改善界别委员结构与履职效果,建立健全界别履职常态化机制平台等几个方面优化策略。本文的创新观点有:一是提出人民政协界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制度成果,是对各类民主制度实践经验的集大成的结果。二是人民政协界别呈现出差序结构,具有政治社会化、政治吸纳与政治协调的功能。三是人民政协界别历史演进是在统战逻辑、资政逻辑和社会逻辑等三重逻辑的互动共构之下实现的。总之,本文立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工具来系统研究人民政协界别,丰富了人民政协界别的研究成果,为推进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提供了理论参考。

王芳^[4]（2021）在《民主革命时期宋庆龄的政治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宋庆龄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伟大的革命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她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阶段,并在投身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形成发展了宝贵的政治思想。宋庆龄的政治思想在当时促进了社会观念的进步,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并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在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国梦不懈奋斗的新时代,她的思想仍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目前学界对宋庆龄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其政治思想领域仍有深入研究的空间,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角度来展开研究。本论文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分析宋庆龄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形成阶段。一方面从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中西文化教育的影响、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影响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这四个方面阐述宋庆龄政治思想形成的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宋庆龄的实践活动及重大讲话来分析其各个阶段思想的转变。第二部分主要论述民主革命时期宋庆龄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关于坚持和发展三民主义的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关于抗战必胜的思想、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关于战后和平建国的思想。第三部分主要对宋庆龄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进行评价和分析。首先阐明宋庆龄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其次分析其政治思想的重大历史意义,最后结合新时代阐述宋庆龄政治思想的现实意义。本文围绕民主革命时期宋庆龄的政治思想及实践活动,分析和梳理宋庆龄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形成阶段,深入研究各个时期宋庆龄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分析其政治思想对革命进程产生的巨大历史贡献,并进一步揭示宋庆龄的政治思想对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启示。

孙曈^[5]（2020）在《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党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政党认同是政治主体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对政党所产生的一种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其对政党做出的一种肯定性的心理反映和行为表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根植于中国特有的国情,淬炼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种新型的政党关系主要特征就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框架下,存在着执政党认同与参政党认同的两个维度,由于参政党与执政党在目标、利益和使命上的一致性,因此,中国的执政党与参政党携手形成了“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认同关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政治发展道路,构建了新型的中国政党制度。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参政党的建设,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方针和政策,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这一历史性文件中,将中国八个民主党派定性为“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①由此可见,中国参政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信任,同时所肩负的使命也更加重大。但是,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中国参政党认同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参政党在领导班子建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党协商、自身建设等还存在诸多不足,进而影响了参政党的认同度。因此,从政党认同的视角来把握我国多党合作的历史脉络,总结参政党认同的历史经验,探索今后参政党认同的路径,对新时代参政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论文通过对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进行梳理,总结了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脉络,论证了各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认同中国共产党、发挥参政党政党功能、与执政党一道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基础。通过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基于问卷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分析总结了参政党认同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索了参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队伍建设、履职绩效、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认同路径,为今后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国参政党的认同度、提升中国参政党的履职能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论文内容由以下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中国参政党认同的理论阐述。对与本研究相关的政党认同理论概念问题,如:认同、政治认同、政党认同进行界定与解读;对参政党认同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认同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为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理论指导。第二部分是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演进。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民主党派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建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制度保障,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参政党认同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实践成果,对中国参政党认同经验进行了概括与总结。第三部分是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从认同的空间、认同的平台、自我认同层面阐明新时代参政党认同的机遇;从意识形态、信息技术、大统战工作格局、参政党履职能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层面阐述参政党认同面临的挑战;通过对参政党认同的调查数据统计与分析,揭示出当前参政党认同面临的状况及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发展路径。根据参政党认同理论,分别从政党意识形态认同、参政党队伍认同、参政党履职绩效认同、参政党自身建设认同、参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认同等方面,提出了推进新时代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发展路径及对策。

孙冲亚^[6]（2019）在《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探索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建国初期,国民党仍然有数百万部队盘踞在中国西南地区,约有7000万西南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着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将他们解放。在当时,“西南问题至为复杂”,突出表现为政治局势错综复杂、经济文化发展落后和民族矛盾异常突出等等,时刻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作为党在西南地区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深刻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稳定西南局势,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进而保障西南民众的基本生活,单靠党的几十万干部和人民军队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通过党的重要法宝,即利用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力量。由此,为了更好地担负起党和人民交付的历史重任,促使西南各项工作驶入稳定发展的轨道,邓小平高度重视发挥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作用,他在贯彻党的统战理论和统战政策的前提下,率领西南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统一战线工作。需要注意的是,邓小平对党的统战理论和统战政策的运用并不是机械地、僵化地,而是在深刻认识统一战线实质内涵、基本原则和任务要求的基础上,将统一战线原理同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体现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高度灵活性和适应性特征。本文基于历史视野的研究方法,通过对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所领导开展的统战工作进行深入研究,包括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所依托的理论依据和现实要求;邓小平对统一战线工作在理论上进行的深刻探索;邓小平在西南实践中对统一战线工作进行的纵深推进;邓小平在领导统一战线工作时表现出来的独特理论品格;邓小平领导的统战工作的历史贡献和当代启示等等,进而呈现出统一战线在大西南各项建设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历史地看,邓小平在主政西南时期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为迅速改变西南地区的混乱局面掌握了力量源泉,也为有力推进西南地区的解放、改造和建设事业奠定了社会基础。从更深远的历史意义看,邓小平在此期间对统一战线工作进行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推进,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为邓小平统战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他在开展统战工作时所具有的政治原则性、策略灵活性和实事求是等特征和品质,还为新时代党的统战工作提供了历史启示。总之,深入研究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进行的富有创造性的统战活动,探寻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理光辉的思想因子,对于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的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路璐^[7]（2019）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的源与流研究》文中提出统一战线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重要策略。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经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传入中国后,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奋斗历程中领导人民、最广泛地团结各方面力量,从而不断夺取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一大法宝。本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典籍和着述为线索,对统一战线思想的来源、发展和内涵的演变进行了梳理与分析,以期实现以下三点目的:第一,通过对“统一战线”概念的进一步考订,澄清其来龙去脉,完善其定义。第二,通过对古今中外各种联盟实践及思想的比较,研究联盟历史文化的根源,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科学性的认识。第三,通过对统一战线的来源和演变进行梳理与分析,探索统一战线的发展演进规律。笔者在中央编译局图书馆通过查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经典文献的德文、英文、法文、俄文等原版着作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学说,但他们表达“统一战线”概念时并没有创造新的词汇,而是沿用“同盟”或“联盟”等词汇。作为专用术语,“统一战线”一词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创造。中国共产党从苏俄和共产国际引入“united front”,最初译为“联合战线”,后来改称“统一战线”。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前辈学者关于“统一战线”概念分为广义和狭义的看法值得商榷。“统一战线”是一种特殊的联盟,它同历史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联盟具有策略上的同一性,但又不同于古今中外的帝王将相或现代资产阶级为了维护、扩大自身的权力或维持势力均衡而结成的联盟。这个概念的定义可以调整为:统一战线是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为了彻底实现解放自身和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依据不同时期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团结本阶级各个阶层和政治派别,并同其它阶级、阶层、政党、集团以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的联盟。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期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思想的实质可以概括为无产阶级为了取得革命胜利,为了从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必须结成广泛而牢固的联盟。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重视无产阶级自身的联盟,这个联盟既包括一个国家内不同政治派别的无产阶级团结统一,又包括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团结统一。这种联盟策略在西方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从古希腊以降,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的政治史几乎就是一部纷繁复杂的联盟史。而直接成为无产阶级联盟思想源头的则是这样一个事实:在资本主义时代,随着资本的全球化,全世界的资本家已经结成兄弟般的联盟,任何一个国家工人的解放斗争都会立即遭到全世界资本家的联合镇压,因此,无产阶级要争取自己的解放,绝不能单打独斗,全世界的工人必须结成巩固的联盟。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同以往各种联盟既有策略上的关联,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以往各种联盟都是统治者的联盟、压迫者的联盟、剥削者的联盟,其目的,或者是为了战胜更强大的对手,或者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或者是为了维持势力均衡,总之,都是为了巩固、扩大和维护统治者的权力和利益。无产阶级联盟则是被统治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的联盟,是造反的联盟、革命的联盟,其目的,是要彻底推翻一切压迫者、剥削者,把无产阶级以及一切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解放出来。因此,这是一个比以往一切联盟更为广泛、更为持久、更为巩固的联盟,是一个超出了压迫者剥削者狭隘利益和狭隘眼界的全新的联盟。这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全新的联盟及其思想,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第一,明确宣布自己是无产者的联盟,是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服务的,是为无产阶级彻底解放服务的。第二,明确宣布无产阶级联盟是同资产阶级联盟对立的、对抗的,这是两个相互敌对的联盟,而介于这两个敌对联盟之间的一切中间势力,无产阶级都应当尽力争取,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同盟者。第三,资产阶级是世界性的,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也是世界性的,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革命,而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国际统一战线。这个全新的联盟,这个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完全是统一的。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的统一战线思想来源于战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蕴含于前进与后退、团结与统一、经济与政治的各种政策和策略之中。列宁的统一战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在苏俄革命具体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资产阶级被看作一个整体,不分国家不分民族。到列宁时代,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东方各国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加深,后者为求得自身发展而反对前者的斗争,客观上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资产阶级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共产国际成立后,列宁指导共产国际提出“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直接的目的是谋求同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所联系的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统一。列宁还指导共产国际运用统一战线策略联合西欧无产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发动世界革命。列宁提出了“两个联盟”的思想,一个是苏维埃俄国与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盟,二是共产国际与落后国家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的临时联盟。列宁的统一战线思想大大扩展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范围,同时也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列宁的统一战线思想集中体现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斯大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策略的突出贡献,是提出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斯大林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联合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把往日的敌人化为盟友,进一步扩展了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的范围,把统一战线策略发挥到极致,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最初不懂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后来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了第一个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统一战线历经艰难曲折,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毛泽东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本土文化,使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三个重要法宝之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独创性贡献,是正确解决了资产阶级问题。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是区别于欧美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特有的现象。把这两者加以区别并采取不同的政策,是中国革命必须解决的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毛泽东正确解决了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就正确解决了团结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革命联盟,结成包括最大多数人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终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这个重要法宝并没有被丢弃,而是继续应用于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把统一战线策略变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战略;继承和发展了列宁关于党与非党联盟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在国际统一战线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帝反霸的解放斗争,明确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基础上,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国家工作重点的重大战略转移,具有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解决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地位、任务、对象、范围和各个领域的方针政策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经过20世纪80、90年代的国内政治风波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剧变,邓小平制订了“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对外关系指导方针,中国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逐渐向内转,在对外关系中不再提世界革命,不再提国际统一战线,而是专注于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从1978年到2018年,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发展和完善,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三个代表”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科学发展观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以及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的重要论述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也实现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这个伟大的理论飞跃也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传入中国,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呈现出许多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也不同列宁斯大林时代的特征。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不仅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而且深受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影响,带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因。中国古代有许多政治家、军事家运用不同方式联合各种政治力量,创造了多姿多彩的联盟形态,积累了丰富的联盟经验和谋略。这些政治经验和政治谋略对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具体实践有很大影响。中国古代的政治智慧可以集中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天下为公”、“和而不同”、“兼容并蓄”。因此,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的中国化,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历史条件:一个是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另一个是同中国本土的传统政治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在发展演变的过程发生了三个历史性转变。第一,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从为阶级斗争服务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转变;伴随这个转变,统一战线的性质从革命时期各个革命阶级的联盟,转变为建设时期各种建设力量的联盟。第二,统一战线的战略目标,从革命时期“把自己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到建设时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转变;伴随这个转变,统一战线的本质从“团结朋友、孤立敌人”,转变为“大团结大联合”。第三,统一战线的功能定位,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战略到执政的共产党治国理政方略转变;伴随这个转变,统一战线的作用从“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转变为“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基本规律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实践一认识”规律,另一个是“继承—创新”规律。首先,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来源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是无产阶级夺取革命斗争胜利的重要策略。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再到中国共产党人,统一战线思想的每一个发展和演变,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由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共产党人在实践中遇到新问题,为解决问题而制订新的策略,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不过是新的策略的理论表现。其次,推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不断发展的另一个动力,是对人类不同文明中传统政治经验及其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批判继承了欧洲传统联盟和资产阶级联盟的经验,创造性地转化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策略。中国共产党批判继承了中国古代丰富的联盟经验和政治智慧,创造性地转化为夺取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转化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

郝一峰^[8]（2019）在《统一战线与新中国初期民主政治建设研究（1949-1956）》文中提出民主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最佳政治形态和国家制度,牵引着古往今来无数国家和国民的探索和追求。民主虽源于西方却并不专属西方,中国政治现代化有属于自己的传统与国情,应有权探索自己的民主之路。作为统领中国挣脱漫长封建集权制并成长为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主导者,中国共产党依靠的是先进的科学理论,卓越的革命领导力,还有政治社会力量的整合凝聚能力。中国共产党正是依此在20世纪历史舞台上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激烈竞争中胜出,开启了中国政治民主化、国家现代化之路。而这与中国共产党整合各种政治社会力量的策略方法系统有着深层关联。没有这种整合方式,中国共产党不仅不能获得自身飞跃式发展,更不能完成中国式民主从局部到全国、从运动到制度的使命,而这个整合方式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统领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法宝,对统一战线的成熟运用获得的不仅是革命目标的实现,更有眼见为实的新型民主政权的形态构建。这表明了统一战线与中国民主政治的关联不仅不是强加附会,反而是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独特要求。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一定程度上就是在传统国家崩溃后,如何将分散的政治社会力量重新凝聚整合的过程。在经历了晚清政府立宪制改革、国民政府宪政等的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不完成这个使命,中国复刻任何形式、任何程度的西方式民主都将会失败。本研究基于这个基本前提来探讨统一战线与中国民主政治的深层关联,有意识挖掘统一战线作为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具有奠基意义的思想意识、工作方法、组织载体、实践形式乃至制度基础。统一战线“大联合大团结”的思想,内含着对“人民主权”的召唤和启蒙,即正因人民是“国家之主人”而有权管理国家,才应该将其联合与团结起来,从而使统一战线与民主在思想观念上形成逻辑自洽;统一战线从思想到实践,从理念到运动,在不断整合凝聚各阶层力量过程中不断对民主、民权意识进行传播和培育,确保统一战线成员在政治联盟中享有权利,并不断形成国家兴亡的责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从而使统一战线的开展与民主运动的开展在实践层面达到同步互动、相辅相成;统一战线发挥作用的组织载体以民主意识、民主价值为指导理念,在组织的构建、管理、运行和履职中不断运用民主方法,尊重各阶层成员民主权利和多元利益要求,从而使民主的理念、原则、方法伴随着统一战线组织的不断发育成熟而进一步的系统化、组织化,为具有人民性、广泛性的民主政治的组织构建、系统化运行奠定了基础;统一战线在自身功能不断发挥、自身机构不断成长中逐步走向制度化,而制度化的过程始终以民主理念、民主原则为指导,并以自身制度化来推进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日益完善,通过统一战线自身的制度化建设带动各阶层民主权利实现的程序化、规范化和法治化,从而在国家政权层面实现统一战线制度与民主制度的融合。同时,本研究将视角集中于新中国前七年这个历史区间,是因为这七年是新中国政治发展的黄金时期,从民主政治建设这个脉络来看,这七年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主导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所有经验系统和背后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这其中,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共同纲领》的通过,新中国的成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共和国宪法的通过,都是中国新型民主政权得以确立的标志。因而以这七年作为研究的时间域,能够比较集中的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从革命阶段向国家阶段转变的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本文首先从理论出发,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理论文本中所展现的统一战线与民主的关系的论述,初步验证并把握与民主的关系,为后续探讨其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分析做好充分准备。再分析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围绕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理论观点,从政党制度、国家制度及特色机构等角度探讨统一战线对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作用。从经典理论切入,分析概括出“统一战线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内在机理,包括组织载体、制度建构和实践形式等内容。再从理论转向历史,梳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各个发展形态并以此为依托探讨该形态推动下的阶段性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沿着统一战线不断成长的历史轨迹,结合特定的历史事件总结由此推动下的民主实践和民主运动。本研究主体部分为新中国前七年的民主政治建设,以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为分界线,前四年为中国民主政权初期,围绕对新政协的功能职责、历史作用,重点阐述协商建国、《共同纲领》、确立国家制度架构、代行人大职权等;后三年为民主宪制建立时期,以全国人大召开为起点,分析人大与政协获得各自独立完整职能后共建中国式民主的特色局面,以及统一战线推动下的政党友好合作关系的制度化延续。通过理论与历史的统一梳理、归纳与总结,对新中国前七年统一战线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功过进行系统、深入、辩证的分析评价。通过结合理论与历史,用“应然”与“实然”做系统的对照,从而发现问题,追溯根源,寻求突破口。在这个内容的基础上,本研究分析出新中国前七年统一战线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启示意义,力求透过丰富而具体的实证经验直达理性深层,从本质意义上探讨统一战线将从哪些方面改进自身以改善民主政治建设的推动作用,包括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民主与集中的综合、法制化与制度化的必然选择等。最后再结合当下的国际国内背景,结合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中国所面临的相似局面勾勒出统一战线继续适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伴有全球化时代国家所面临的宏大环境和自身从统治向治理转变的国家内在转型诉求,展望统一战线这个形成于革命时代的法宝应用于后发现代性大国未来政治发展和国家转型的趋势,包括开放格局下的大统战、法制化趋势、执政下移并构建现代市民社会、大力发展协商民主以及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等。

孙坤明^[9]（2018）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意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试图全面解构唯物史观指导的中国历史理论和话语体系,瓦解中国人民的历史认同,从根本上冲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动摇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这一思潮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党员干部和群众缺乏成熟的历史意识,历史观混乱错误。因此,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意识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助于培育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成熟的历史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一章历史意识基本理论。首先,西方文明中历史意识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摆脱愚昧,奔向理性,逐步还原历史属人特征的过程;而中国古人对历史有着本能的兴趣和敬意,将历史意识视为抒发社会理想与实现政治抱负的基石,中国古人的历史意识往往带有浓厚的政治功用与文化反思倾向,具有鲜明的精神家园建设与文化自信树立指向。其次,历史意识是人类普遍的一种精神活动和心理特征,也是一种精神观念和思想方法,更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能力和素养。从人类的能力和素养角度来看,历史意识是人们立足于历史感知而认识处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关系的一种能力和素养。历史意识具有历史传统意识、真实意识、反思意识、认同意识和担当意识五个方面的内容,具有理性与感性有机统一、现实性与超越性有机统一、反思性与批判性有机统一、时间性与阶段性有机统一和层次性五个特征。第三,历史意识培育是历史学的根本目的,历史意识是一切科学研究的重要意识,是确立核心价值观和巩固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在传承文明、发展文化和构建民族精神家园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第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出现,是人类历史意识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开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行科学的历史教育,树立自信和增强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是培育人们成熟历史意识的重要手段。第二章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意识发展概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意识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历史感知而认识处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关系的重要能力和素养。首先,近代中国民族危机加剧与世界革命形势巨变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意识觉醒的外部环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引和中国传统历史意识沃土的深厚滋养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意识觉醒的内在动因。中国革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意识觉醒的实践基础。其次,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中前期,中国共产党历史意识形成并初步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意识具有重视历史理论研究和依托历史开展宣传教育,尊重历史事实,初步开展历史总结和历史纪念,初步尝试肃清封建历史文化遗毒以及固守国际经验和缺乏中国立场等五个方面的特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意识走向成熟。具体表现为:敬畏历史事实的权威与公正,客观评价历史成败得失,重视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重视研究历史条件,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和坚定中国立场与扞卫民族利益等五个方面。1948年3月党中央离开陕北至1949年10月中华人共和国成立期间,中国共产党注重保护历史文化遗存,注意铭记光辉历史,传承革命优良传统,严厉批驳虚无历史的错误行径,表明其历史意识得到进一步发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熟的历史意识,为其领导中国革命提供了情感基础、思想方法和能力保证,具体表现为,它是革命指导思想确立的关键,革命领导核心锻造的法宝和民族精神家园建构的依靠。第三章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意识是革命指导思想确立的关键。首先,中国共产党在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过程中体现了其成熟的历史意识:围绕三民主义革命指导思想与国民党展开论争,传承超越三民主义,注重历史诠释与革命斗争策略,努力建构新的革命指导思想;对毛泽东历史贡献作出科学定位:在历史比较中彰显毛泽东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历史相统一的角度来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夯实了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历史基石和情感基础;充分论证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必要性和必然性,尊重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确立的历史过程性,完善宣传毛泽东思想,形成党内思想理论认同,衷心拥护毛泽东党的领导核心和中国革命领袖地位,借助历史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批驳各种攻击,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其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意识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内容丰富与发展的全过程。同时,中国共产党历史意识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关系密切:实事求是内涵和实现途径具有丰富的历史意蕴,理性客观地论述与评价历史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第四章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意识是革命领导核心锻造的法宝。首先,中国共产党注意汲取丰富历史智慧,加强党员自身修养。具体表现为:善于从历史上解释说明党建问题的内容、重要性和产生根源;尊重中国历史特殊性和党员成长过程性,注重从思想和实践方面加强党员修养。其次,注意将党建课题融入中国革命历史征程中解决,及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深刻分析和正确处理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强化历史认同,维护党的团结巩固;重视历史学习研究,科学设计党员干部历史学习和历史意识培育的内容,运用科学方法学习研究历史;严把入党关,严肃组织纪律和严格管理制度,注重调查研究,保持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扬民主。第五章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意识是民族精神家园建构的依靠。首先,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中国民族精神家园危机有着清醒的自觉,认识到民族精神家园建设是“莫大之事业”,中华民族精神薄弱的状况极其危险,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社会余毒是导致精神家园危机的社会历史根源,;革命政党应是挽救民族精神家园危机的领导,而由于近代中国“还没有一个真正为民族利益而奋斗的国民革命党”,所以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历史重任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肩上。其次,延安时期饱含历史意识的文化事业建设,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具体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具有历史视角,重视历史总结和历史纪念,注重对历史遗存的保护和利用,着力肃清封建历史文化遗毒;注意从资料支撑与保障、推动学术研究等方面着手,大力支持历史学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和成果普及呈现鲜明特色;通过传承创新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继承发扬民族革命精神,塑造了新的中国革命精神形态——延安精神。第三,重塑中华民族自信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构的一个重要内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反省历史,科学筹划未来;依托正面历史事实,积极总结历史经验,正确认识党的历史;深入挖掘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资源,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塑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历史意识的成熟与否关乎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意识发展和成熟方面有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意识与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研究,在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方面还需要做许多工作。

熊维娜^[10]（2018）在《董必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研究》文中指出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之一,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长期直接或间接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董必武代表党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广泛团结各党各派各阶层人士,为争取抗战胜利、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考察了董必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一是董必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二是董必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三是董必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历史贡献和当代意义。董必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有着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统战思想以及中国古代的和合思想是董必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基础;其次,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方针等是董必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政策依据;最后,董必武本人于党的领导下长期从事统战工作的实践构成了该思想的实践基础。董必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内涵丰富,主要包括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能性的论述,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力量的分析,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方法的阐释等。董必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体现着鲜明的理论特色,一是以政策为依据,注重灵活调整、解释和补充;二是以实践为基础,注重统战工作具体方法研究;三是以多元为支撑,强调建立立体广泛统一战线;四是以人民为中心,强调统战工作践行群众路线。董必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具有重要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一方面,它丰富和发展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并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发展。另一方面,董必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具有深刻的现代启示意义,即开展新时代的统一战线工作,要紧扣时代主题、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加强党的领导、将统一战线工作视为全党的工作,把握两大向度、将满足需求与引导奉献结合起来,注重自身建设、提高统战工作者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从统一战线的角度看邓演达反蒋斗争的失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统一战线的角度看邓演达反蒋斗争的失败（论文提纲范文）

（1）深刻领悟新时代加强党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重大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2）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人民政协界别演进与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民主革命时期宋庆龄的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探索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的源与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统一战线与新中国初期民主政治建设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9）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意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董必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统一战线的角度看邓演达反蒋斗争的失败（论文参考文献）

• [1]深刻领悟新时代加强党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重大意义[J]. 王晓琎. 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03)
• [2]参政党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D]. 李珊珊. 山东大学, 2021(02)
• [3]人民政协界别演进与优化研究[D]. 董鹏林. 吉林大学, 2021(01)
• [4]民主革命时期宋庆龄的政治思想研究[D]. 王芳.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5]中国参政党认同的历史建构与发展路径研究[D]. 孙曈.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6]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探索与实践研究[D]. 孙冲亚.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7]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的源与流研究[D]. 路璐. 山东大学, 2019(09)
• [8]统一战线与新中国初期民主政治建设研究（1949-1956）[D]. 郝一峰.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5)
• [9]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意识研究[D]. 孙坤明.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10]董必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研究[D]. 熊维娜. 武汉大学, 20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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