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信力在建立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一、国家信誉在建立国际秩序中的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刘丰^[1]（2021）在《秩序主导、内部纷争与美国联盟体系转型》文中提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维持着一个庞大的联盟体系,发挥着安全互助、战略协调和秩序维持的功能,而维持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是美国不断推动联盟体系升级、调整和转型的核心目标。在秩序转型背景下,美国试图推动亚太联盟体系朝着应对大国战略竞争这一战略目标发展,因此根据不同议题构建多样的盟友和安全伙伴网络,在彼此并没有安全义务的盟友之间增强协调与合作,并且扩大了联盟体系的任务范围。但与此同时,联盟内部纷争的凸显,也对美国维持秩序稳定性和延续性的努力构成挑战,增加了秩序维持的成本,导致合法性权威流失,也造成美国主导秩序内部的核心支持者在各自关切议题上与其保持距离。伴随地区权力格局和国内政治状况的发展,美国与特定盟友之间的亲疏远近存在差异,也在支持、追随、疏远和排斥等选择之间波动和摇摆。当美国政府对国际秩序持较强的修正主义态度、追求绝对主导和奉行霸权利益至上,因而难以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的动态变化和秩序内成员的利益诉求时,盟友对其主导秩序的排斥和疏远倾向会上升。相反,当美国在较大程度上包容盟友的利益诉求时,盟友对其主导秩序会表现出较强的支持和追随倾向。美国全球战略与联盟体系内部动力之间的动态变化是观察国际秩序走向的重要变量。

王家曦^[2]（2021）在《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对战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外交所做之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经济外交”即某一国基于政治考量,透过权力相对关系,将经济工具作为媒介,针对特定的外交战略目标,由施动主体（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对受动主体（同样为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策动与控制,以引导或迫使受动主体服从施动主体的政策目标及利益诉求的行为。经济外交有两种形式,即“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其二,“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中最为典型的两种经济外交,其涉及对象的广泛性、战略目标的多元性、战略手段的丰富性和战略效果的显着性,都为探讨经济外交的性质、作用和意义指明了方向。经济外交实践又作为国际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中的能动因素,形成了一个交叉嵌套、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战略交汇与互动,这就为在层次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对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可能性。战后的美日经济外交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空背景下,面临共同但有所区别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所关注的即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对机遇和挑战的认知与因应,并尝试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加以探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战后不同阶段中,美日两国进行了哪些经济外交实践?其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哪些特点?从理论视角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形成这些联系和区别的主要动因为何?这些动因又将如何影响美日两国经济外交的决策和实施?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回答,是本文展开研究的主要脉络。通过梳理美日两国经济外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文根据战略核心指向的转换与战略的调整和演进,梳理出以下几点研究发现:其一,战后初期是国际经贸新秩序的形成阶段,美日两国由于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权力资源的不同,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外交路径。美国通过经济外交塑造了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维持经济权力的经济外交路径。而日本则通过积极在东南亚开展经济外交摆脱了战争带来的萧条与停滞,重建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扩大经济权利和利益的经济外交路径。其二,进入冷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全球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外交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权重都在持续上升。安全关切也成为经济外交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能源、贸易、高科技产品等涉及国际经贸的议题成为外交战略中安全关切聚焦的重点。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体量和优势的美日两国,其经济外交中的安全化构建也随之展开。贸易壁垒、贸易保护和经济制裁成为经济外交的新工具,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安全内涵。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国际经贸发展的形式和方向,也对此后两极格局的瓦解和新的全球经贸秩序形成埋下了伏笔。其三,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瓦解释放了压在国际经济贸易头上的安全重负。从20世纪末至今,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国际经贸大繁荣、大发展的催化剂。在进入新的跨越式发展时代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对全球化和区域化这两大趋势做出战略回应。对于美国来说,“其他国家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益过多”被界定为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域外国家”和“亚太地区主要参与者”双重角色之下的美国为了应对此种威胁,确保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便通过经济外交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这一战略挑战做出了回应。而面对亚太区域的整合和域内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日本有以下几个战略主张:第一,以经济为手段建立美国、日本与欧洲三极国际新秩序;第二,加强美日安保及突显自己为西方国家一员,除了运用美日同盟关系与亚太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外,日本也以亚太先进民主化国家自居,主导亚太民主化;认为身为亚太民主国家,必要努力使亚太稳定与和平共存。回顾美日经济外交从形成到发展的整个变迁过程不难发现,经济事务在外交中的地位和权重是持续增加的。作为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相交叉的特殊领域,经济外交是国际关系领域中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对经济外交的既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的性质、手段、地位和作用受到较多关注。纵观二战以来的外交史,经济外交的作用不断强化,影响不断外溢,特别是在全球化将全人类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之后,经济外交的更加不可替代。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经济外交倡导的“合作、互惠、共赢”理念并非总能在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甚至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经济外交本身就会成为冲突和对抗的诱因。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入口,如何通过经济外交框架下的合作共赢和包容性增长重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和进步主义,经济外交如何在防范和化解冲突风险、拓展人类共同福祉、促进国际经济制度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是时代留给所有国际事务参与者们共同求索的一道考题。

王林兵^[3]（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国际秩序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成向东^[4]（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张少冬^[5]（2021）在《新时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及实践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际秩序观是指主权国家对国际秩序的看法及主张,具体而言,是指主权国家基于对国际局势及发展趋势的判断,以国家实力为基础,兼顾本国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对本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国家身份做出定位,提出符合主流价值理念的国际秩序看法及主张。现行国际秩序主体架构包括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秩序,以IMF、世界银行、WTO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其辅助架构包括二战后不断出现的各种双边及多边国际组织,以及相关规则、制度与保障机制,还包括诸如主权平等、多边主义、自由贸易等无形价值理念。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及实践已历经70余年变迁。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主要经历了批判和挑战国际秩序（1949-1977）、主动参与国际秩序（1978-2000）、全面融入国际秩序（2001-2012）三个阶段。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对国际局势及发展趋势的判断逐步走向乐观,对国家身份定位从突出意识形态斗争的社会主义国家身份、第三世界国家身份,逐步发展到突出代表本国发展利益及担当国际责任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和大国身份,国际秩序主张从要求建立国际新秩序转向主张改革其不公正与不合理性,并且提出和平共处、新安全观、和谐世界等一系列价值理念。中国与国际秩序的互动关系也从最初消极批判、被动参与走向主动参与、直至全面融入,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从旁观者、批判者和挑战者,转变为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和改革者。不同阶段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既有一定延续性,又发生了很大变化,究其原因,主要受多重因素影响,即国际局势由紧张走向缓和,中国国家实力不断得到提升,中国对本国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进行调整与平衡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国际秩序出现新的变革趋势之际,对国际秩序面临的时代命题做出回应,对本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国家身份做出定位,提出许多富有创建性、前瞻性的国际秩序看法、主张及价值理念,并将其付诸实践。与党的十八大之前相比,新时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既保持了一定延续性,又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继续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判断,同时又提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战略判断。国家身份定位在坚持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同时,突出大国身份定位。提出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秩序主张,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等富有创建性、前瞻性的国际秩序方案及理念。新时代中国在国际秩序中扮演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和改革者等多重角色。中国体现大国责任与担当,坚定维护和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秩序,加大支持联合国各项事务力度,支持联合国进行改革;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动IMF和世界银行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支持WTO多边贸易体系,提出和推动落实WTO改革方案;在其他多边国际组织中发挥大国作用。针对现行国际秩序存在的不足,中国主导创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亚投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加快构建双边及多边自由贸易区,提出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等国际秩序方案及理念得到国际社会认同。中国国际秩序观实践进程中挑战与机遇并存。当前中美两国的国际秩序主张出现分歧,成为中国国际秩序观实践面临的主要挑战。中国对国际秩序进行增量创建受到国际社会质疑甚至故意歪曲,被解读为中国要建立本国霸权,要在现行国际秩序之外“另起炉灶”,甚至被曲解为中国将恢复传统朝贡秩序,这些质疑与歪曲极大增加了中国国际秩序观实践的阻力。随着中国综合实力提升,西方国家希望和要求中国分担国际秩序运行成本,发展中国家期望中国能够提供更多支持与援助,中国维护和建设国际秩序也需要付出相应成本,对这三方面的成本付出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埋下战略透支隐患。全球化不断推进使人类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都有进行合作共同维护国际秩序的愿望,国际社会希望中国能在国际秩序中担当大国责任,这些因素为中国国际秩序观实践深入推进提供了机遇。中国要抓住战略契机,继续践行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促使中美两国在现行国际秩序中形成正常竞合关系,避免因中美恶性竞争使国际秩序遭到破坏。同时,中国要与其他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等各方力量进行合作,共同构建和维护国际秩序。当然,国际秩序变革将是一个渐进、缓慢的过程,中国要保持强大战略定力与战略耐力,始终把做好自己的事情放在首位,量力而行承担国际责任,稳步推动国际秩序和平变革。

蒋芳菲,王玉主^[6]（2020）在《国际信誉及其变化的条件——兼论中国国际信誉的变化》文中指出国际信誉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能力和意图的可信赖性的综合评价。它既是一种国家能力的体现和国家行为选择的映射,也是一种建立于他国评价基础之上的国家声誉。一国国际信誉的建立、维持和提升需满足以下五个必要条件:硬实力、综合治理能力与履约能力、政府公信力和社会凝聚力、取信于他国的政策行为、国际传播力和舆论影响力。中国的国际信誉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遭受了较为严重的损害。2020年新冠疫情为中国提供了一次夯实国内社会基础、提升国际信誉的宝贵机会,但其他国家对中国能力和意图可信赖性的评价也出现了更大的分歧。中国若要在"后疫情时代"进一步全面提升国际信誉,仍需付出更多智慧与长期努力,并将其建立于对国家、市场、社会互动关系的深度考察和对"人"的深层关怀之上。

韩春阳^[7]（2020）在《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研究》文中提出特朗普政府提出以“美国优先”为其政策原则,为了实现其全球战略,特朗普政府要求北约欧洲盟国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和支付更多的军费。特朗普频繁表示:美国承担了北约过重的军费负担,因此要求欧洲盟国尽快将各自的军费提高到不低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为了使欧洲盟国尽快达到上述要求,特朗普甚至扬言要退出北约,称北约已经“过时”,对美国的北约欧洲盟友进行十分无礼的批评,决定削减驻德美军,等等。特朗普政府的这一系列举动,使得美欧军费分担矛盾迅速激化,扩大了美国与其欧洲盟友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尽管美欧军费分担矛盾一直长期存在,但自冷战结束后,该矛盾总体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然而,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该矛盾呈现出高度激化的局面,出现了一些与过去相比不同的特点,值得去研究和分析。而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挑起该矛盾的原因、美欧就该矛盾进行的博弈、该矛盾的复杂影响等问题,也值得去研究和分析。本文以“特朗普时期的美欧军费分担矛盾”为研究对象,运用了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数据分析法来全面分析特朗普时期的美欧军费分担矛盾,主体内容分为四个章节。本文第一章全面梳理了从北约成立到特朗普上台之前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历史,将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并总结了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三个特性。本文第二章从三个方面对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激化情况进行阐述和分析,包括特朗普政府挑起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原因、美欧就军费分担矛盾的博弈情况、美欧军费分担矛盾与美欧其他矛盾的牵连情况。本文第三章阐述了美欧双方对军费分担矛盾进行缓和的路径,分析了为何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缓和难以持久,并结合2020年的新形势对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本文第四章对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的特点进行了详细阐述,指出该矛盾对于未来的北约发展、欧洲战略自主、俄欧关系、中国的战略压力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结语部分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之上,给出了我国可以考虑的对策建议。特朗普时期的美欧军费分担矛盾对中国来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中国应当抓住机遇、化解挑战。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对中国的施压力度很可能会继续增大,并且可能会策动北约欧洲盟国一起打压中国。因此,为了塑造对中国有利的战略环境,中国应当利用好美欧联盟因为军费分担矛盾而裂痕扩大的有利机会,构建良好的中欧关系以防止北约欧洲盟国加入美国打压中国的阵营,同时加强中俄关系以应对北约的力量强化和威胁调整。

游启明^[8]（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李袁^[9]（2020）在《冷战后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的困境和对策研究》文中指出在当前的东亚体系下,大国凭借自身的优势,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由小国组成的东盟抱团取暖,将新崛起的大国带入到东南亚大国舞台上。通过实施“大国平衡”战略,东盟在东南亚国际事务上获得了发言权,并坐上了区域领导的位置。虽然东南亚被誉为东盟地区论坛的驾驶员,但是在实力上东盟不具备资本和平等地位与大国讨价还价。大国只是形式上聚在一起,却没有实质性的合作。本文通过探讨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的困境和对策,想要使东盟在短期内能够成为一个更为有效的多边合作机构,并在东盟地区论坛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东盟解决自身的“大国平衡”战略困境,不仅可以维护自己的中心地位,而且为大国建立合作关系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困境所指的就是东盟缺乏能力或制度缓解域内外的问题,它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东盟国家间要向前发展,而且东盟与大国的关系也要通过建立相应有效的制度和规范来调整,大国间要克服相互猜疑,调整自身在区域或全球的责任和义务。总之,东盟不仅需要通过解决自身内部和外部的问题来赢得尊重,而且也需要妥善处理自身内部和外部事务来平衡各方利益。东盟需要建立相应有效的制度和规范来促进和调整大国之间的关系,并使东盟在东盟地区论坛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东南亚被誉为东盟地区论坛的驾驶员,需要采取措施解决自身内部和外部的问题,维护自己的中心地位。

詹子懿^[10]（2020）在《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以及国际与地区形势的复杂变动,中国的外交战略面临着深刻而剧烈的转型,周边外交的重要性显着提升。东南亚拥有着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关键航道和战略水域,是进出我国东南沿海的门户,也是重要的交通运输线路,这种特殊的地缘位置以及密切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关系使得东盟及其成员国在我国周边外交战略中至关重要,其是中国地缘经济、政治和安全的依托地带,也是中国开展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在中国—东盟总体外交关系中,防务外交是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开展安全合作的重要形式和手段,它对于增进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互信和理解、减少疑虑、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着巨大的意义,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安全抓手和重要支撑。中国与东南亚的防务外交开始于冷战时期。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出现了重大变革,伴随着东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以及中国对外战略与安全观念的转变,中国与东南亚（东盟国家）的防务外交进程在稳步推进中取得了重大突破,逐渐步入新的平台、轨道和领域,有效地促进了双方关系的深化,并推动着亚太地区新型安全秩序的建立。然而,由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与高度繁荣的经济合作相比,中国与东盟国家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机制水平低、互动领域狭窄、内容层次有限和实践性较弱等问题困扰着双方防务外交的深入发展,进而对“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周边安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布局产生不利的影响。由此可见,在此背景下,系统全面地研究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关系的理论和政策实践有着重大学术和现实意义。对此,本文立足于历史研究和国际关系演绎分析的方法,将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置于冷战后亚太安全合作的整体背景和发展进程中,对其进行多层次、多维度、多轨道、多领域的探究,并基于经验梳理归纳总结双方防务外交发展中的结构性、规范性和动力性特点,明确其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及挑战,从而为中国周边防务外交的进一步发展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政策启示。本文在结构上分为绪论、主体六章节和结论。绪论部分立足于当今中国外交战略与亚太安全形势变化的特点阐述了本文选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并对国内外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归纳其不足和局限性,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学术基础和方向指导。第一章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防务外交概念的不同认知和使用,对防务外交做出了准确和全面的界定,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清晰的研究视角和概念框架。此外,本章还将从宏观背景和历史参照的角度梳理冷战时期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防务外交的发展。第二章将结合冷战结束后国际与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分析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演变的原因。在基础因素方面,两极对抗的终结为亚太地区战略力量的分化重组和中国—东南亚关系的全面发展扫清了障碍,进而为中国—东南亚（东盟）防务外交的转型铺平了道路。动力因素方面,冷战结束后全球、区域间、区域、次区域和国家等多层次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交织造成亚太地区安全威胁的综合化,迫切地要求中国与东盟国家提升地区实际安全治理能力,而防务外交则切合了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利益诉求。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对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实践分析的主体,分别探究了东盟框架内外的政策实践。其中,东盟组织框架内、以东盟为中心和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开展的最重要平台,这些机制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以及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除此之外,中国与东盟国家间还在东盟组织框架外开展了大量的防务外交与合作,主要有香格里拉对话和北京香山论坛等由大国发起并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下开展的防务外交,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延续并拓展深化的双边防务联系,包括防务对话交流、国防教育、武器转让和国防技术合作、舰艇访问、联合军事演练等多个内容领域。在前文理论和实践分析的基础上,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对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的现状与前景进行了评析和展望,归纳出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外交发展的结构性、规范性和动力性特点,指出其面临的内容层级较低、“软安全”导向与过于依赖多边机制三大局限,在此基础上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扎实提升防务外交层级水平,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国家战略互信建设;第二,切实履行亚洲新安全观中的“综合安全”理念,统筹维护传统与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威胁;第三,继续积极参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下的防务合作,同时要将重点放在做实具有战略潜力、战略价值的双边关系上,打造有助于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防务外交“战略支点国家”,以点带面,推动中国—东盟防务外交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二、国家信誉在建立国际秩序中的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家信誉在建立国际秩序中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秩序主导、内部纷争与美国联盟体系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2）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时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及实践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国际信誉及其变化的条件——兼论中国国际信誉的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7）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冷战后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的困境和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国家信誉在建立国际秩序中的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秩序主导、内部纷争与美国联盟体系转型[J]. 刘丰.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21(06)
• [2]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D]. 王家曦. 外交学院, 2021(11)
• [3]习近平新时代国际秩序观研究[D]. 王林兵. 新疆师范大学, 2021
• [4]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5]新时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及实践问题研究[D]. 张少冬. 中共中央党校, 2021
• [6]国际信誉及其变化的条件——兼论中国国际信誉的变化[J]. 蒋芳菲,王玉主. 战略决策研究, 2020(06)
• [7]特朗普时期美欧军费分担矛盾研究[D]. 韩春阳.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20(04)
• [8]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9]冷战后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的困境和对策研究[D]. 李袁. 湘潭大学, 2020(02)
• [10]冷战后中国-东盟国家防务外交研究[D]. 詹子懿. 南京大学, 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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