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粮食减产不必忧虑（论文文献综述）
梁坤[1]（2021）在《国民政府战时液体燃料统制研究（1937-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石油市场完全被英美国家的石油公司所垄断。外国石油公司掌控着中国能源供给的命脉,给中国的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带来了巨大风险。进入20世纪30年代,为应对经济危机与日本侵华危机,国民政府加紧经济备战,尝试统制以石油为代表的液体燃料资源。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沿海口岸逐步被日本封锁,石油供应陷入危机之中。为应对危机,国民政府借鉴战前的统制经验,实施液体燃料统制制度,逐步建构液体燃料统制网络。其中,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是执掌统制事宜的核心机构,它经历了多次调整与变革。战时国民政府统制液体燃料的基本路径是由国家控制并配置这一战略资源,从开源与节流两个层面来增加资源供给与优化资源配置。统制网络的建构,推动了开源与节流工作的开展。从开源方面来看,国民政府首先是制定石油进口监管政策,从市场主导转向政府主导,在坚持商业性进口的同时积极争取政治性援助,“石油外交”成为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是以“自力更生”为价值取向,采取“寓扶植于统制”的策略,推动国内石油工业、酒精工业及植物油炼油工业的发展,围绕增产工作颁布了一系列管制章则。影响国内液体燃料生产的核心因素是价格问题,而价格统制是液体燃料统制的关键抓手。国民政府施行的限价政策与行业追求合理利润的诉求发生了矛盾,价格形成机制及定价话语权成为了行业与政府反复博弈的焦点。从节流方面来看,它的目的是优先满足军事需求,压缩民间消费。其一是统制分配,由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统筹分配、调剂供需,坚持以军用为导向。其二是统制消费,以发动节约汽油运动来干预个人消费行为,动员社会力量监督浪费现象。其三是查缉私油,以打击黑市的形式防止资源无序流动。不过,各环节统制工作的推进面临着多重阻力,其间充斥着供应与需求、军用与民用、中央与地方或明或暗的竞争与矛盾。战时液体燃料统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统制制度日渐完善,范围逐步扩大。然而由于政府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依赖蒋介石的个人权威,因此统制的个人化色彩颇为浓厚,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的作用反而有弱化的趋势。从液体燃料统制的绩效来看,它一方面对支持抗日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缓解了战时液体燃料危机,增强了国人抗战胜利的信心,提升了战时工业化水平。另一方面,液体燃料统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与缺陷,引发了工业界、社会舆论甚至是外国专家的不满,同时由于管制机构的内在困境、腐败问题、统制链断裂等缺陷妨碍了统制效能的充分发挥。国家权力干预经济运行是统制经济的主要特征,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战时统制经济的运转并不是国家单向控制的结果,而是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所形塑的。国民政府与液体燃料行业之间既保持着合作关系,也存在博弈和“对抗”的现象。
张晨[2]（2020）在《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围绕农业及粮食问题而开展的农业政策制定可以说是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政府行为。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当下,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开始逐步向全球化农业生产模式的方向发展,国际农产品贸易市场的活跃度逐步升高,相关领域内的竞争变得愈发激烈。因此,为维护其自身利益,作为世界主要粮食进口国的日本开始稳步推进农业政策的转向工作。战后的日本农业政策在《农业基本法》的指导下,共经历了60年代的“基本法农政”,70年代的“综合农政”以及之后的“地域农政”共三个主要阶段。进入到本世纪之后,日本的农业政策自小泉纯一郎内阁时期的“攻势型农政”,历经积极推进FTA/EPA谈判的民主党时期的农业政策,直至安倍晋三的“攻势型农林水产业”政策为止,以实现对既有的农业生产结构革新为目的,通过推动本国农产品出口,发展形成了极具“外向型”特征的“攻势型农业”。“攻势型农业”得以成型的重要基础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食粮法》与《食料·农业·农村基本法》的出台为标志,构建出的战后日本第二个农业政策制定框架。其与旧《农业基本法》的农业政策制定框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以新世纪日本农业政策转向为切入点,通过“国际粮食体制”理论所构建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跳出传统分析日本农业问题只限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束缚,实践性地打通农业政策分析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阻隔,探讨农业领域内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是如何影响战后日本农业政策的制定,分析并总结战后日本农业政策制定的特点。战后日本农业政策能够发生转向的前提实际上是基于日本政府不断地对早已不适应国际农业政治经济局势的既有农业政策进行的修正。因此,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于日本农业政策的制定,已发展到起决定作用的程度。日本农业政策转向的经验在于其对国际环境变化的积极快速感知,而其教训也在于对国际环境变化的消极迟滞应对。换句话讲,政府行为取向的形成就在于其自身与外界进行何种的互动之上。
路美玲[3]（2020）在《汉代自然灾异文学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然灾异是人类共同的创伤记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自然灾异的斗争史。文学作为人类共通情感的载体,在自然灾异面前不应失语。汉代自然灾异文学书写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从文学的角度切入研究汉代自然灾异书写,既能够在文学与灾害的互动研究中加深对自然与历史的理解,展示汉代文学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还能够对现代社会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有益的历史线索与借鉴,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研究意义和研究价值。论文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汉代典籍中的自然灾异种类及灾异概况。首先,在研究汉代的自然灾异文学书写之前,需要对汉代以前的自然灾异书写历史进行追溯,以全面了解自然灾异文学书写的发展历程,为研究汉代自然灾异文学书写作铺垫。其次,整理汉代文献典籍中记载的各类自然灾异,分析各种类灾异在两汉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和不同季节的独特性,以及其与哲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不同联系。最后,在全面了解汉代各种类自然灾异的基础上,探究汉代政府和民间的灾前防范、临灾救助和灾后补救措施的内容、功用、价值和意义。第二部分是汉代自然灾异书写的思想内涵,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四个部分。首先,汉代自然灾异书写中蕴含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和基于二者形成的灾异遣告思想是灾异书写的思想基础,对汉代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政治思想是汉代自然灾异书写的核心部分。灾异遣告思想对君主权力的限制,是封建政治的自我改良,而政治权力绑架下形成的灾异附会思想又将封建政治拉入深渊。灾异罪己诏是汉代君臣对上天遣告的反馈和对百姓承受灾异的心理抚慰。复次,汉代救灾措施中体现出来的济贫调均和重农抑商思想,是灾异经济思想的成熟和完善。最后,汉代自然灾异书写的所有内容都是当时社会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汉代祭祀禳灾礼俗是汉代政府和民间应对自然灾异的社会文化反映。第三部分是汉代自然灾异书写的文学特征。汉代的自然灾异书写分为史传文学、散文、赋和诗歌。史传文学是汉代自然灾异书写的主要载体,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正史文学,也包括《两汉纪》《东观汉记》《西京杂记》《汉魏六朝杂传集》等古今杂史传文学。散文中的灾异书写包括汉代君臣的灾异诏令、灾异奏疏以及政论散文。汉代散文灾异书写的辞赋化倾向和典重文雅、温柔敦厚的情感特征是其异于其他题材的独特之处。汉代赋体灾异书写以抒情小赋为主,多见于东汉末年建安时期,内容可分为祁雨赋、霖雨赋、暑热赋,呈现出明显的同题共作特征,自觉追求雕饰。汉代诗歌中的自然灾异书写以歌诗谣谚为承载形式,内容上可分为记述灾异、预言谶语、品评官吏、反映社会现实和人生哲理四部分。第四部分是汉代自然灾异文学书写的影响。自然灾异因其巨大的消极影响与汉代复杂混乱的社会现实一道为促进文学自身的觉醒作出应有的贡献。同时,汉代自然灾异文学书写中蕴含着丰富的志怪色彩,与天人感应、阴阳五行思想一道,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提供了思想基础和题材内容的支持。再者,汉代冤感天灾的叙事母题在后世迅速泛化和文学化。
李小庆[4]（2019）在《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下河”是指淮扬运河以东、黄海以西、运盐河以北、废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域,在明清行政区划上隶属淮扬二府。明嘉靖中叶以后,下河地区经济整体趋于衰败,同时局部地带却保持着持续性商业繁兴,对此经济现象,学界尚乏系统考察。与以往基于环境、灾伤、漕运、盐业等视角的专题研究只是旁涉下河地区不同,本文以下河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地方社会与民生视角,正面考察该地水利、农业、商业、盐业及百姓生活情状等历史面相,清晰呈现地区经济面貌的具像图景与变迁轨迹,藉以提炼影响下河经济演变的诸种要素,追问形塑该地经济格局的根由。最后以下河为个案,试就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稍作申说。大致结论为:明中叶以来下河水利环境的恶化是国家政策逐步推演实践的结果。明代治黄以保运为先,造成淮河入海通路被侵占,遂使淮扬运道、祖陵与下河地区同罹水患。鉴于祖陵、运道对皇室与国计的特殊意义,下河被迫成为排泄区。清廷虽曾积极救治下河水利,却未能变更下河作为排泄区的角色设定,主要原因在于固守保运通漕政策,而缺乏稳定的资金投入能力及有效的统筹管理机制,则进一步削弱了下河水利的治理效能。由于水利环境难以根本改善,灾伤频发,使得作为下河主导产业与经济命脉的农业生产面临着巨大阻碍,具体表现在田地大量损毁、耕作效率低下、种植制度与节奏变动引发的产能减损、再投入能力弱化等多个层面。就农业收成评估,晚明多属欠年,清代黄河北徙前欠年亦占据近半光景,下河农业根基被彻底动摇。下河发达的内外交通网络,为商品流通与贸易开展提供了便捷条件,商业得以发展。但其发展也面临着运河商贸波动、商品附加值低、商品生产缺乏稳定性等限制性因素。尤其是生产稳定性的缺乏直接导致了下河商品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双重萎缩,商业发展只能更多地倚赖交通优势带来的规模性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形成的强劲消费。这不仅导致下河经济与商业活动空间龟缩一隅,也放大了商业发展的潜在风险。下河部分人口、土地资源被规定用作盐业生产,但在国家政策框架下,下河百姓却难以从盐业中获利。无论是“食盐”还是“肩挑背负”政策,皆属蝇头微利;盐商通过善举将部分盐利分润于下河,但却不构成对下河经济的有效“反哺”;下河百姓以及外来人群的勾连贩私,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秩序的稳定。从付出与回报角度考量,盐业并不因下河“所有”而构成天然的优势发展资源。资源对于资源所在地的意义主要取决于国家对资源的利用与分配机制。由明入清,下河百姓承担的赋、役负担皆有所减轻。依托于宽广的水面,以及河工、盐业、漕运释放出来的工作机遇,失地百姓尚有多种谋生途径可供选择,但大多数生活贫苦。国家的蠲赈举措虽能缓解灾伤引发的民生伤害,却无力兜底因政策性致灾造成的民生窘境,亦无法扭转下河整体衰败、贫困的命运。下河士绅曾力图改变地方的生存窘境。在水利方面,他们虽明了致灾缘由并有所申说,但却深知事涉国计,并未对国家泄水行为本身进行强烈抗拒,终难达成整体改善水利的目标。赋税减免的努力成效则基本取决于国家财力是否许可。可见下河士绅面对水利环境恶化及由此引发的地方窘境及衰变命运,实属无能为力。整体而言,环境、国策与地方士绅构成了理解下河经济演变的要素。环境是下河经济演变的基础。该地交通、稻作、盐业等优势皆基于环境生成,这既构成了下河经济演变的底色,也成为国家与下河发生关联的背景条件。下河因运道、盐业与国家经济密切关联,成为国家财赋的核心承载区域,这让下河经济演变在环境禀赋之外,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下河因保运政策被迫成为泄水区,农业因之衰败,地区经济失去了自主造血的能力。基于漕运政策带来的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带动了商业的勃兴,但同时泄水也让下河失去了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难以充分利用交通优势构筑起广泛的商品交流,商业繁兴局促一隅。最终,基于国家政策形成的局部商业繁荣与政策性泄水引发的下河农业衰败交织共存,构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两层皮现象。下河被规定为盐业生产提供资源,但却被排斥在盐利分配格局之外,纯然成为盐课提取地。而维护运道及驿递供给则给下河百姓带来了极大负担。另一方面,国家治水形成的间歇性水文环境改善、漕盐运带来的谋生机会以及国家的积极蠲赈举措,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农业衰败引发的生存危机,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但国家政策造成的消极恶果与积极成效不可等量齐观,毕竟在国家政策的作用下,下河百姓陷于普遍贫困,地区经济也因此衰败沦落。国家的积极作为只是履行维系地方秩序、保障民生最低生存底线的职责,而非助力地方摆脱贫困状态。下河士绅试图改善地方生存窘态,然收效甚微,根本无力左右该地的经济面貌与发展态势。对明清下河经济而言,国家政策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下河的历史演变,构成了帝制时代基于国家政策与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变迁的典型个案。这提示区域经济受制于国家大的经济结构,多扮演国家既定性经济角色,本身并不具备脱离国家而独立演进的能力与途径,所以区域史研究需放置于全国性经济结构中进行审视,充分考量“国家”要素。下河士绅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有限,并未表现出对地方的支配性影响,下河因此绝非“士绅社会”。如此,在对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解读时,既不可强行谋求统一的解释模式,也不可将单一区域模式推演、默认成全国模式。至于何为帝制后期地方社会的支配力量,可能还需更多的个案呈现,方能周至论说。
聂选华[5]（2019）在《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在不同时空范围内呈现出普遍性、连续性、积累性和重叠交错的分布特征,灾害的持续性和衍生性造成饥荒蔓延。面对严重的灾荒,清朝政府和云贵地方当局以国家完备的荒政制度为蓝本,积极开展灾荒赈济工作。荒政作为清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国家府库银钱和粮食等救灾物资的调拨,灾荒赈济举措的协调推行,以及云贵地区毗邻省区之间赈灾物资的应急补给,较大程度上拓展了云贵地区被灾民众的生存空间。清代国家荒政的制度化和灾荒赈济实践路径的系统化,为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和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条件。清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对云贵地区灾荒期间的社会治理和经营,清朝中央政权在云贵地区的设治经营及自上而下的“国家化”进程,为云贵地方的灾荒治理提供了制度支撑。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不同程度地加剧了云贵两省自然灾害暴发的频次,并对清政府加强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进程造成影响。荒政制度作为清代国家治理西南边疆的重要路径,为清朝中央政权巩固和经营西南边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云贵地区与周边乃至中原地区的灾赈资源整合与融通,加强了清政府在西南边疆灾荒治理期间的协调联动能力和应急响应能力,并从根本上加快了清代国家“一体多元”的发展进程。边疆治理是当前学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热点议题之一。本文以清代云贵地区作为研究的特定时段和区域,以清代国家灾荒赈济的社会治理及其效应为研究对象,对西南边疆地区灾荒期间社会治理的国家应急响应能力进行分析,以多角度地认识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各个面向。同时,基于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历史维度和现实维度,深入分析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能力和基本谱系,对清代国家的西南边疆治理体系以及云贵地区的底层认同和国家认同进行探讨,藉此系统阐释清代灾荒赈济在西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过程中得到深入施行的深层机理和积极效应。
孙萌萌[6]（2018）在《从冰期预测到全球变暖假说 ——气候科学的议程转变研究（1960-1979）》文中研究表明1960-1970年代,人们对气候变化未来趋势的判断经历了从冰期到全球变暖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气候风险的大众传播中,也体现在相应的科学领域。对气候变化趋势判断的转变,实际上反映的是气候变化科学的议程变化。本研究以“1960-1970年代从冰期预测到全球变暖预测的转变”为中心,尝试回答“气候议程在这一时段如何转变”的问题,以推进对“二氧化碳气候变化研究何以获得气候研究的优势与权威地位”问题的认识。为此,本研究分五个步骤完成。第一,从1970年代气候风险的大众传播出发,以媒体报道为中心,通过与科学文本对比,确认了冰期预测的科学家信源、主要争议和相关社会议程,从而发现冰期预测是随着1970年代初粮食危机的政治议程而获得社会广泛关注的。为了回答粮食危机的相关问题,气候科学家从全球变冷和冰期预测转向全球气候模式改变。随着粮食政治从“寻找原因”到“寻求解决”的议程转变,粮食技术替代气候变化成为粮食问题中更重要的科学议题,而全球变冷所依据的理论由于预测能力的不足而在1970年代末衰落,并被全球变暖预测的新闻报道所取代。第二,从科学内部寻找冰期预测兴起与衰落的原因。冰期预测最核心的科学来源是米兰科维奇假说,对其在1960-1970年代所获进展的分析表明:首先,米兰科维奇假说的精确验证发生于1976年,在作出冰期预测时的70年代初,在科学界的接受度有限;其次,米兰科维奇假说作为气候预测存在从数据分析到理论自身的双重不确定性,且无法提供短期预测所需的精确度。第三,冰期预测之所以出现,是由于古气候学家和地质学家在气候的天文理论方面所获得的进展,更新了人们对冰期图景的认识。最后,冰期预测所受到的外来压力主要是社会对气候变化预测时间尺度的要求。随着外界对短期气候预测实用性的确认,冰期预测随之衰落,并让位于全球变暖预测。70年代中期以后,部分古气候学家接受了二氧化碳作为新的研究方向,并将冰期预测限定在“自然气候变化”范围内。第三,从“物理气候学”和数值气候模式的兴起,看二氧化碳气候学的提升。用于进行二氧化碳敏感性研究的气候数值模式起源于以卑尔根学派气象思想与电子计算机结合而产生的数值天气预报。在美国“科学外交”政策下诞生的全球大气研究项目的最初目标,是拓展数值天气预报的预报能力。但由于洛伦兹“蝴蝶效应”的提出,这一原始目标的可行性大打折扣。随着第一阶段目标的结束,全球大气研究项目开始转向以气候数值模式为基础的气候预测,其最终目标是实现气候预测与气候控制。仍然出于洛伦兹的混沌理论,气候的可预测性问题直到70年代末还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对物理机制的了解不够而带来的不确定性等。这些争议与不确定性使二氧化碳敏感性研究被界定在虚拟实验的范畴,而不具备预测的含义。但随着美国政府的介入,在1979年末的一份以“二氧化碳的数值模式研究是否可靠”为核心问题的报告中,最终确认了二氧化碳敏感性研究作为气候预测的可靠性。第四,从世界气象组织内部气候学议程的变化,看科学议程转变的机制。从1953-1980年,世界气象组织的气候学议程经历了以下变化过程:·1953-1961:从气候学到气候变化或气候波动;·1969-1972:从气候波动到气候与环境;·1973-1976:从气候与环境到人类影响气候;·1977-1979:从人类影响气候到二氧化碳气候作用。从1969年开始的议程变化,是由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及之后的联合国环境项目基金来主导的。由对大型气象和气候学项目的资助,联合国实现了对气候学科学的议程设置。对由外部压力导致的科学议程优先级别的变化,一些科学家出于不同角度的考虑提出了不同程度的反对。但这些反对未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议程转变的形势。第五,对气候变化观念在中国同一时段情形的研究。70年代初竺可桢对中国历史气候变迁的综合性研究发表,时当气候异常与冰期预测传播至中国。竺可桢的研究遂成为反对冰期预测的依据。“历史气候是波动的,不会朝一个方向一直发展下去”曾在60年代作为竺可桢反驳国外有关全球变暖讨论的思想依据。而对“气候与社会”“气候与人类”等曾经与气候决定论关系密切、容易在意识形态管控严格的环境中引发争议的问题,竺可桢选择了回避。尽管他本人是国内环境保护的先驱,但他的气候变迁研究也同时撇开了环境议题。70年代的冰期预测中,竺可桢认识到这种宣传有其政治经济背景而未给予过多重视。竺可桢去世之后,同时随着国内外交政策和政治环境的转变,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开始更加紧密地追随联合国的科学议程,开始向一个全球气候风险框架靠拢。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得出结论:科学进展无法单独回答气候科学议程何以在1960-1970年代发生转变的问题;而这种转变的外部原因,也是一种政治动因,即国际环境政治对气候科学的议程设置。环境项目对大型科学项目的资助是实现议程转变的主要机制。国内的议程变化是国际环境政治全球影响的直接体现。本研究表明,政治能够影响、而且事实上已经影响了气候科学研究的内容及方向。
马一峰[7]（2018）在《清前期河南蝗灾与地方社会（1644-1795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河南一直都是蝗灾的重灾区,清前期亦是,该时期河南蝗灾具有发生频率高、连年性突出、季节上冬春少、夏秋多、空间上分布广泛以及与旱灾、饥疫等其他灾种具有并发性等特征。其发生是自然环境和社会原因双重作用下形成的,适宜的自然环境为蝗虫的滋生与发育提供了生存空间,当地政府和民众对蝗虫的不警惕和不作为则造成蝗虫肆虐成灾,影响民众日常生计。清代河南蝗灾的应对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灾前的蝗虫应对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再到社会民众,均利用自己各种手段和方法来消弭蝗灾,如:挖沟焚瘗、扑打蝗虫、人工驱赶、收买蝗虫、抢收庄稼以及利用蝗虫天敌来消灭蝗虫,甚至还会采取较为消极的祭祀蝗神庙的办法以希望消弭蝗灾。许多地方因为捕蝗工作开展及时而使蝗不成灾。但是捕蝗工作作为一种行政运作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地方高层官员过于信任下级官吏而不亲身前往田间查看;借口邻境飞蝗推诿扯皮,推卸责任;不尽心实力进行捕蝗工作,而是潦草应付,出现钦差走后,蝗蝻再生的情况;勘察过程中随从过多,扰累民众。第二阶段是灾后的生活应对,在该阶段,中央政府通过蠲免赋税减轻灾后民众的赋税压力,地方政府则筹措粮食,维持市场正常秩序,减轻粮食压力,民众则尽自己之力救助乡族、亲邻,缓解民众饥荒。对于流民的处置上,一般会劝归回籍或者原地安插。蝗灾最直接影响社会民众日常生活的就是粮食问题,由粮食问题又引发出一系列相关问题,如粮价、土地以及群体事件等。在粮价上,由于河南地区粮食产量本就不高,再加上该地跴麴之风盛行又消耗了大量的粮食,使得粮食储备量不足以应付灾荒之年的支出,导致粮价上涨。在土地问题上,由于许多底层民众难以应付灾荒,故而将自己的土地、家人乃至自己本身卖与大地主、大商人等富民阶层,造成土地集中问题严重。在群体事件上,则是民众因为无法应付政府征收的诸多税种和科派钱粮不得不铤而走险,聚众抗官,拦路告官。通过对清前期河南地区蝗灾问题的研究,可以有如下认识:一是在清前期的灾荒应对中,官府处于一种主导地位。二是随着统治者对蝗虫认知的加深,针对蝗灾的的政策有所转变。在顺康时期,政府会专门针对蝗灾进行蠲免赋税,对灾民进行灾后赈恤,到了雍正以后,专门针对蝗灾的蠲免和赈恤政策已经不会出现,但是皇帝对地方官员治蝗不力的处罚上谕逐渐增多,对于捕蝗工作“人力可以胜之”的观念不断出现。三是重视灾荒发生后社会问题的连锁反应。蝗灾问题不是一个单独问题,它的影响十分广泛,对于蝗灾问题的研究,不能单纯的就灾言灾,而应该考虑到蝗灾的社会影响以及整个社会各种阶层力量面对其社会影响所做出的应对反应,
郭川[8]（2017）在《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文中认为“公教人员”是对政府公务员和学校教职员的统称,在民国社会,公教人员是一个精英阶层,公务员是政府的执政基础,保证政府的正常运作;教职员则是政府的“智库”,为政府提供智力支持。公教人员又是一个中间阶层,是政府和民众的联接纽带,在思想领域起着控制、教化和引领“民心”的作用。因此,公教人员对于现代社会的政治、文化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公教人员,内迁比例非常之高,不论从自身阶层来看,还是从整个内迁移民来看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是政府和国民抗战到底的精神支柱,公教人员的心态变化和由此引发的群体行为,对于战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以及该阶层的历史进程,都是不容忽视的。抗日战争使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被卷入了一场现代化战争。整个战争期间,除了军事压力是迫在眉睫的威胁之外,国民政府坚持长期抗战面临的最大问题即是财政问题,面对内忧外患,国民政府由于生产能力和自救能力的不足,只能以滥发纸币的方式来饮鸩止渴,由此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恶性通货膨胀,进而引发物价不可遏制的飞涨,最终导致国民生活陷入困境,这既是一种连锁反应,也是一种恶性循环。在通货膨胀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公教人员阶层,由于恪守传统“士人”“谋道不谋食”的生活准则,这一阶层往往缺乏自我谋生能力,战争的暴发又剥夺了他们额外的经济来源,因此,在抗战时期,公教人员只能完全依赖政府薪金生活。在大后方的特定历史时空中,随着物价飞涨的愈演愈烈,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真正沦入了“十儒九丐”的地步。更重要的是,随着公教人员经济地位的滑落,自身尚且难保,更遑论成为民众的精神领袖。战时社会“士农工商”传统秩序的本末倒置,公教人员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同时滑落,使马斯洛所说人的“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这五种基本需要无一得到满足。这无疑击穿公教人员作为现代“士人”能够安贫乐道的底线,进而由物质的“不够”产生精神的“不平”,公教人员的群体心态也经历了对国民政府由拥护到离心,直至对立的嬗变。大后方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过渡期（1937-1939）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最为富庶的沿海地区迅速沦陷,使国民政府的收入骤减,所幸的是,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影响物价的最主要因素是粮食而非工业品,1937年、1938年,大后方连续两年粮食丰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物价的上涨。对于初到大后方的公教人员来说,还有着法币对地方货币的兑换优势以及中央人对地方人的心理优势,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普遍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道义感所裹挟,也为“抗日救亡”的民族情绪所激励,这时公教人员普遍呈现“亢奋心态”,在行动上则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随着日军攻势的加强,大后方与华东各省、印度支那的联系被切断,同时大批难民涌入大后方,使外援减少而内耗加大。此时的公教人员,生活水准下降,战局的不利,也使公教人员开始认识到战争的持续性和艰巨性,前期的亢奋心态开始冷却,代之以“沮丧心态”,在行动上则表现为开始消极怠工。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公教人员心态基本上处于由“亢奋”——“沮丧”的“过渡期”。二、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量变期（1940-1941）1940年,宜昌的陷落,使大后方运输的咽喉——长江航道被扼制,继之滇湎、滇越公路中断,大后方的物资匮乏情况进一步加剧,使该年成为中国通货膨胀的拐点,面对突如其来、势头汹涌的物价上涨,公教人员普遍出现“焦虑心态”,在行动上则开始出现要求加薪、“跳槽”等自发性群体行动;1941年,大后方开始出现绝粮,社会也随之发生动荡,公教人员对抗战前途开始感到悲观,普遍出现“迷惘心态”,只能寄希望于战争的提前结束,此期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出现了自觉性的群体行动,开始有组织地逐级上书要求改善待遇。由于此期的物价上涨大都与日军对大后方的“疲劳轰炸”相伴随,大后方物价问题被军事压力暂时掩盖,公教人员的关注焦点得到转移,虽然不满情绪开始萌生,但却在同仇敌忾中自我压抑,总之,这一阶段公教人员心态处于“焦虑”——“迷惘”的“量变期”。三、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转折期（1942-194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消失,香港沦陷,大后方的海上走私渠道被彻底堵死,通往苏联的沙漠公路和通往印度的“驼峰航线”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大后方的物资需求,恶性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军将几乎全部的海、空军力量都转投到太平洋战场,再也无力对大后方实施成规模的轰炸,日军陆军的攻击重点也转向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后方暂时得以相安无事。军事压力的减轻,反而使大后方前一时期得到遮蔽的物价问题凸显无遗,国民政府对物价的管控乏力再也难辞其咎。1942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推进,公教人员对战争的提前结束已不抱希望,普遍呈现“苦闷心态”,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开始暴发,群体性行动开始升级;1943年,国民政府限价政策的失败,使公教人员的心态由前期的量化积累来到质变转折点,公教人员开始出现对政府执政能力的“置疑心态”,群体性行动也越来越频繁,并且开始直接针对政府的越级上书,基层单位再也无力对此加以掌控。所谓“民无信不立”,至此,蒋介石已经基本上失去了民心。综合起来看,该阶段公教人员的心态处于由量变向质变的“转折期”。四、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质变期（1944-1945）1944年,大后方在工业生产能力下降的同时,粮食却获得丰收,大后方物价曾一度回落,但此时公教人员已不堪重负,普遍表现出一种“苦撑心态”,豫湘桂战役的惨败,彻底显露了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终于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开始公开发表不满言论,甚至并公开对政府进行抨击;1945年,随着日军进攻的恢复,大后方物价又开始疯涨,与盟国的凯歌高奏对照悬殊的社会现实,使公教人员普遍呈现出“绝望心态”,突如其来的抗战胜利在他们眼中也不过是“惨胜”而已,胜利的短暂狂欢难掩对政府、前途的绝望,公教人员在行动上出现了对政府的群体性叛逆,满腹牢骚已经转化为要求政府改革乃至革命的要求,总体而言,无论是“苦撑”还是“绝望”,都已发生质变,这一阶段的公教人员心态可以用“质变期”来概括。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导致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导致了精英阶层与政府的疏离。经过八年抗战,公教人员的左翼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右翼则感到心灰意冷,甚至对政府产生“恨铁不成钢”的抱怨,作为大多数的中间派则对政府采取漠然视之的态度。此时的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都是百孔千疮,作为执政基础和思想精英的公教人员,出于绝望而对政府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已然使政府无法正常运作,更何况还日益为政府的对立面所吸引和凝聚。体制内精英阶层的瓦解,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另一方面,公教人员的心态嬗变使之成为“脱序人”——即脱离了当时主流社会秩序的人。抗战期间,由于公教人员经济地位的下降,国民普遍对该阶层丧失敬畏之心,进而至于产生蔑视,该阶层的精英地位日益向边缘化滑落。更重要的是,公教人员生活的窘境使之不得不采取有伤体面,以及有违于传统道德规范,甚至铤而走险的谋生手段,这使得公教人员在进行内省时自惭形秽,自我认同的失落使公教人员开始缺乏自信,对自身价值产生怀疑,甚至对一惯坚守的信仰出现动摇;总之,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的双重失落,使公教人员最终由吸附在体制内的精英阶层成为流离于体制外的“脱序人”,这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落”成为势在必然的事。
闵祥鹏[9]（2016）在《实都策略、人口增长与政治中心东移——唐显庆至开元年间长安、洛阳政治地位变迁的量化分析》文中研究指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及其主导下的实都政策是京畿物资供需失衡的根源,也是历代都城盛衰的关键。唐显庆至开元间长安、洛阳政治地位的变化即是受此影响导致政治中心变迁的实例。由于唐初京畿地区推行实都与限迁政策,长安人口在永徽末年已近历史最高值,人众地狭导致授田亩数、户均粮食量、余粮数额等持续下降。根据灾损比例与农户维持温饱的最低亩数的量化分析,可见永徽之际的京畿农户不仅储粮有限,且承灾能力极低。政府根本无法在这一地区收购余粮,仅凭关中租税与外粮已无法满足长安人口的增长。所以在实都与限迁政策下,京畿人口膨胀与粮食供给之间的矛盾成为显庆至开元年间唐政治中心东移的主要因素。
林杰[10]（2016）在《水源地农业面源污染的农户生态补偿意愿及政策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农业面源污染尤其是种植业污染已成为当今水源地的主要污染源之一。现有文献发现,较之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激励排污微观主体自愿行为的生态补偿机制的治污效果可能更好。本文以水源地农业面源污染的直接产生者——农户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为研究对象,基于新消费者理论求得农户家庭生产的效用极大化条件,并构建家庭福利函数深入分析家庭福利最优化的关键决定因素;进一步利用浙江省温州市桥墩水库和余姚市四明湖水库等水源地的541个水稻种植户调查数据,采取有序Logit回归模型、分位数回归模型及联立双变量Probit模型依次从“环保参与意愿→受偿意愿→受偿方式选择意愿”三个递进层次对水源地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农户参与意愿展开全面具体的实证分析;最后,在以上研究和发达国家经验启示的基础上,提出水源地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户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总体思路。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如下:（1）农户生产决策的效用极大化条件是使基于生态补偿创造的生产条件的边际产品价值与其他投入要素边际产品价值无限接近。而在达到家庭福利最优化的条件下,除了个体特征因素,农户生态保护参与意愿还受不同性质产品价格与补偿的农户利用效率所影响。而最优补偿量则取决于各种投入要素在保护性耕作、传统耕作或是其他用途之间的边际产品价值的比较。在选择补偿方式时,农户会基于产出对经济损失的止损能力、各种希望通过补偿获得弥补的需要、不同补偿手段的要素转化率和其他补偿方式的各种投入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等因素进行决策。（2）收入相关因素对农户水源地面源污染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较为显着,兼业者、家庭收入和个人收入高者、生产效率高者更倾向于选择高比例削减化肥和农药。农户对于农药与化肥污染的认知程度不高,所以不同环境认知程度的农户之间水源面源污染治理参与意愿差异并不明显。另外,受偿意愿越高的农户一般更加依赖农业收入,参与意愿也较低。（3）对于农户水源地面源污染治理的受偿意愿来说,化肥削减情景下两地的受偿期望值与农户平均利润和报告30%削减量农户的平均受偿意愿较为接近,且低于两地最高土地流转价格;而在农药削减情景下两地受偿期望值差距较大,且均远高于化肥削减情景下的期望受偿值。农户受偿的基本愿望实为确保家庭消费结构与收入水平不受影响。生产效率和预期减产风险对期望受偿强度存在正效应;家庭总收入、粮食出售比例与期望受偿强度正相关;而参与意愿低、家庭经济条件或居住地经济环境差的农户受偿意愿会相对较高。（4）农户对补偿方式的选择是其综合考虑功能性、灵活性与稳定性的结果。虽然资金补偿最受欢迎,但是绝大部分农户对于其它非资金补偿方式同样具有极高接受度。相对于造血式补偿与脱钩补偿,农户更偏好于输血式补偿和挂钩补偿。在多选情景下,资金补偿是农户首选补偿方式,其次是粮食补偿与替代投入品,然后是技术学习与其他就业,而物理杀虫与有机肥的接受度最低。生产效率更高与参与意愿更高的农户更希望获得经济补偿,而不会选择技术补偿;耕地破碎度高、面积大的农户更偏好于替代投入品与非智力补偿,家庭收入高的农户容易选择智力补偿与其他就业。（5）农户关于农药面源污染治理的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相较化肥的差异性更小,可影响农药削减情景下农户决策的因素相比化肥削减情景下更少,这可能是由农药相对高减产风险的特征所决定。在补偿方式方面,农户更谨慎看待农药削减的后果,在多选情景下他们偏好于更具替代关系的补偿方式组合以分散风险;而在相对风险易控的化肥削减情景中,农户倾向于选择具有互补关系的补偿方式。（6）立足于农户视角的水源地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政策应该是在充分考虑农户需求的基础上,以农户家庭为单位逐步推进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政策设计的重点在于通过全面提升农户的农田管理能力来增进其参与意愿,并且在体现公平、体现差别、体现信用、相应补偿和损失补偿五大原则指导下使农户的环保参与率、受偿满意度与补偿方式选择合理性全面得到提升。本文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内容上,以农户家庭机会成本权衡解析生态补偿的农户参与意愿,从三个递进层面对水源地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农户参与意愿展开系统研究,既考虑了农户参与意愿的整体性,又兼顾了不同层面之间的差别性。第二,研究方法上,综合使用改进的重复投标博弈法、分位数回归与联立双变量Probit模型等方法使实证结果更具可靠性和解释力;同时,对期望受偿强度的度量和对补偿方式的重新筛选与整合也提升了分析结论的严谨度;第三,研究视角上,立足于微观主体解读水源地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困境,更进一步在农户意愿实证考察基础上,构建以农户需求为导向的水源地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这样得出的相关政策建议更具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二、粮食减产不必忧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粮食减产不必忧虑（论文提纲范文）
（1）国民政府战时液体燃料统制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创新之处与不足 |
| 四、研究内容 |
| 五、概念说明 |
| 第一章 战前液体燃料统制的萌芽与实践 |
| 第一节 液体燃料问题的显现与国人认知 |
| 第二节 液体燃料统制的初步尝试 |
| 第三节 “进口替代战略”的起步 |
| 第二章 战时液体燃料统制机构的设立与改革 |
| 第一节 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的设立与完善(1938-1940) |
| 第二节 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改隶运输统制局(1940-1942) |
| 第三节 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的调整与改革困境(1943-1945) |
| 第三章 战时石油进口统制与“石油外交” |
| 第一节 石油进口统制政策的变化 |
| 第二节 苏联石油援华 |
| 第三节 争取美国援助 |
| 第四节 英国石油援华的限度 |
| 第四章 国民政府与战时液体燃料工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石油工业的发展与困境 |
| 第二节 酒精工业的繁荣与危机 |
| 第三节 植物油炼油工业的契机与瓶颈 |
| 第五章 液体燃料价格统制中行业与政府的博弈 |
| 第一节 玉门汽油定价问题的博弈 |
| 第二节 国产动力油料评价制度的实施与影响 |
| 第三节 国营、民营酒精业与液委会的博弈 |
| 第六章 战时液体燃料的分配与消费统制 |
| 第一节 以军用为导向的分配制度 |
| 第二节 节约汽油运动 |
| 第三节 查缉私油 |
| 第七章 战时液体燃料统制的特点与评价 |
| 第一节 液体燃料统制的特点 |
| 第二节 液体燃料统制的评价 |
| 结语 |
| 一、国民政府统制液体燃料的路径 |
| 二、液体燃料统制中的政府与行业 |
| 三、资源与战争的辩证关系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2）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以及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及文献的回顾及综述 |
| 第二节 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的农业发展—“国际粮食体制”理论 |
| 第一节 第一粮食体制 |
| (一)“第一粮食体制”的形成及特征 |
| (二)“第一粮食体制”的终结与之后的调整 |
| 第二节 第二粮食体制 |
| (一)“第二粮食体制”的形成及特征 |
| (二)“第二粮食体制”的终结及遗产 |
| 第二节 对于“第三粮食体制”的展望 |
| (一)哈里特?弗里德曼的积极乐观论调 |
| (二)菲利普·麦克迈克尔的消极悲观论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第二粮食体制”中的日本农业政策 |
| 第一节 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下的“农地改革”和“粮食援助” |
| 第二节 国际市场冲击下的“基本法农政” |
| 第三节 “第二粮食体制”末期的“综合农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第三粮食体制”特征背景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 |
| 第一节 美日贸易摩擦升级下的农产品市场深度开放与“地域农政” |
| 第二节 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农业政策调整 |
| 第三节 GATT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与日本农业政策转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转向后的新世纪日本农业政策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WTO多哈回合农业谈判与小泉纯一郎的“攻势型农政” |
| 第二节 FTA/EPA谈判的推动和民主党的农业政策 |
| 第三节 美日、欧日FTA/EPA谈判与安倍晋三的“攻势型农林水产业”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汉代自然灾异文学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分析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四、“灾”“异”概念流变梳理 |
| 第一章 汉代自然灾异文学书写概述 |
| 第一节 汉代以前自然灾异的文学书写 |
| 一、神话、历史传说 |
| 二、诗歌 |
| 三、散文 |
| 第二节 历史典籍对汉代自然灾异的载录 |
| 一、水灾 |
| 二、旱灾 |
| 三、地震 |
| 四、生物性灾害 |
| 五、饥馑 |
| 六、火灾 |
| 七、疾疫 |
| 八、雪、雹、霜 |
| 九、其它 |
| 第三节 汉代的防灾、救灾措施 |
| 一、灾前防范 |
| 二、临灾救助 |
| 三、灾后补救 |
| 第二章 汉代自然灾异书写的思想内涵 |
| 第一节 汉代自然灾异书写蕴含的哲学思想 |
| 一、天人感应灾异思想 |
| 二、阴阳五行灾异思想 |
| 第二节 汉代自然灾异书写蕴含的政治思想 |
| 一、灾异遣告思想对君主权力的限制 |
| 二、灾异附会思想——政治权力绑架下的灾异遣告说 |
| 三、灾异罪己诏与汉代应灾的模式化 |
| 第三节 汉代自然灾异书写蕴含的经济思想 |
| 一、济贫调均 |
| 二、重农抑商 |
| 第四节 汉代自然灾异书写蕴含的社会文化思想 |
| 一、两汉祭祀禳灾礼俗 |
| 二、两汉灾异观——畏灾与救灾并存 |
| 第三章 汉代自然灾异书写的文学特征 |
| 第一节 汉代史传文学中的灾异书写 |
| 一、汉代史传灾异书写的主要内容、文学特征和意义价值 |
| 二、汉代史传灾异书写的流变特征 |
| 第二节 汉代散文中的灾异书写 |
| 一、汉代散文灾异书写的内容 |
| 二、汉代散文灾异书写的文学特征 |
| 第三节 汉代赋体文学中的灾异书写 |
| 一、汉代赋体文学灾异书写的内容 |
| 二、汉代赋体灾异书写的文学特征 |
| 第四节 汉代诗歌中的灾异书写 |
| 一、汉代诗歌灾异书写的内容 |
| 二、汉代诗歌灾异书写的意义和价值 |
| 第四章 汉代自然灾异文学书写的影响 |
| 第一节 个体生命意识促进文学的自觉发展 |
| 一、消极的生命态度——及时行乐 |
| 二、积极的人生态度——建功立业 |
| 第二节 促进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兴盛 |
| 一、灾异思想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思想基础 |
| 二、两汉志怪话语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内容来源 |
| 第三节 冤感天灾叙事母题的泛化与文学化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两汉自然灾异年表 |
| 附录二:两汉灾异罪己诏简表 |
| 附录三:两汉灾异奏对与上疏简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4）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时段与“下河”概念界说 |
| 三 研究现状综述 |
| 四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五 文献系统 |
| 第一章 晚明下河地区的经济转衰 |
| 一 明中叶以前下河发展的优、劣势——基于环境的考察 |
| 二 下河由盛转衰的时间节点及缘由 |
| (一)明中前期的经济恢复 |
| (二)下河地区的衰败:时间节点及原因 |
| 三 晚明下河水害的生成机制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计与民生:清代下河水利问题的延续与治理 |
| 一 明末清初下河水利失治 |
| 二 下河水利治理历程:康熙二十三年至雍正年间 |
| 三 下河水利治理历程:乾隆至嘉道年间 |
| 四 国策、财力与管理机制:下河水利治理成效的影响因素 |
| 余论 |
| 第三章 难尽地力:水利“不治”、灾伤与下河农业根底的损毁 |
| 一 清代下河灾伤的数理统计及分析 |
| 二 灾伤与下河农业生产 |
| (一)耕地面积与使用率 |
| (二)农业生产与投入 |
| 三 下河农业收成评估 |
| 小结 |
| 第四章 交通、商业发展与下河经济 |
| 一 发达的内外交通条件 |
| (一)下河内部的水陆交通网络 |
| (二)下河的对外交通线路 |
| 二 下河地区的商品生产与流通 |
| (一)商品生产与售卖 |
| (二)下河商品的集散模式 |
| 三 基于杂税、市镇看下河地区的商业发展 |
| (一)杂税税额变动 |
| (二)市镇的数理统计及解读 |
| 四 下河商业发展的限制性因素 |
| (一)运河贸易本身受到诸多限制 |
| (二)下河商品的低附加值 |
| (三)农业收获量的起伏不定 |
| 小结 |
| 第五章 蝇头微利:盐业与下河社会 |
| 一 灶户与荡地的管控 |
| (一)灶户的佥派与管控 |
| (二)荡地的管控 |
| 二 地方的盐利分配(上):二府食盐 |
| (一)明代淮扬二府的盐业政策 |
| (二)清代淮扬二府的盐业政策 |
| 三 地方的盐利分配(下):肩挑背负 |
| 四 盐商资本的使用与地方社会 |
| (一)资金使用项目与地域空间分布 |
| (二)对商人捐输报效行为的解读 |
| 五 私盐贩卖与地方秩序 |
| 小结 |
| 第六章 下河百姓的赋役负担及生存状态 |
| 一 折银、雇募与劳役负担 |
| (一)运河维护 |
| (二)驿站负担 |
| 二 晚明以来下河百姓的赋税负担 |
| (一)晚明下河赋税沉重 |
| (二)清代田赋加增与蠲免的常态化 |
| 三 下河百姓的谋生途径与生存境遇 |
| 四 灾伤下的民生惨状 |
| (一)人口死亡、买卖与流徙 |
| (二)灾荒赈济与百姓生活 |
| 小结 |
| 第七章 下河士绅改变生存窘态的努力及成效 |
| 一 改善水利环境的主张与实践 |
| (一)减轻上游来水的努力 |
| (二)排泄来水:下河水网与海口的开浚 |
| (三)下河水利治理的系统方案举要 |
| 二 轻减赋税的努力——以晚明泰州与兴化为例 |
| (一)泰州赋税减免的努力 |
| (二)兴化粮额调整及改折努力 |
| 三 下河士绅的作用申说 |
| 结论 |
| 一 明清下河经济变迁的历史面貌 |
| 二 下河经济变迁的要素解析 |
| 三 下河个案所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
| 附录 |
| 一 明清下河水、旱(蝗)、潮(江、海)灾统计及蠲赈一览表 |
| 二 清代下河农业收成统计资料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二、灾荒史研究的问题导向及既有研究成果 |
| 三、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四、研究重点和难点 |
| 五、创新与写作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自然因素 |
|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 |
| 二、气候变迁的驱动 |
| 三、生态环境变迁的负面效应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发生的社会因素 |
| 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化 |
| 二、云贵地区民族起义的扰动 |
| 三、西方近代化势力的入侵 |
| 第二章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差异 |
| 一、气象灾害 |
| 二、地震灾害 |
| 三、地质灾害 |
| 四、疫疾灾害 |
| 五、农作物病虫害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自然灾害产生的后果及影响 |
| 一、灾害对云贵地区农业生产的冲击 |
| 二、灾害对云贵地区财政经济的损耗 |
| 三、灾害对云贵地区民众生活的扰动 |
| 四、灾荒对云贵地区社会文化的影响 |
| 第三章 清代云贵地区荒政制度的施行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荒政的基本程序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报灾 |
| 二、清代云贵地区的勘灾 |
| 三、清代云贵地区的审户 |
| 四、清代云贵地区的发赈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救灾的基本措施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蠲免 |
| 二、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 |
| 三、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借贷 |
| 四、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抚恤 |
| 第四章 清代云贵地区的备荒仓储制度建设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常平仓建设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常平仓设置 |
| 二、云贵地区常平仓的功能 |
| 三、云贵地区常平仓的管理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社仓建设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社仓设置 |
| 二、清代云贵地区社仓的功能 |
| 三、云贵地区社仓的管理 |
| 第三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建设 |
| 一、清代云贵地区的义仓建设 |
| 二、清代云贵地区义仓的功能 |
| 三、清代云贵地区义仓的管理 |
| 第四节 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建设 |
| 一、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推行的原因 |
| 二、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的建设 |
| 三、清末西南边疆地区积谷备荒制度的实践成效 |
| 第五章 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赈实践路径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官方救灾实践路径 |
| 一、减免额赋以纾民困 |
| 二、平粜米谷以平市价 |
| 三、赈给银米以裕口食 |
| 四、鼓励垦殖以补种杂粮 |
| 五、捐给养廉银两以资赈济 |
| 第二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民间救灾实践路径 |
| 一、地方官宦倾力捐输 |
| 二、民间绅商慷慨捐赀助赈 |
| 三、民众祭拜神灵以禳弥消灾 |
| 第三节 清代云贵地区的灾后恢复重建实践 |
| 一、修缮城墙以资扞卫 |
| 二、疏挖河道以广“东作” |
| 三、修复桥梁设施以利行旅 |
| 四、修复盐井以利税课征收 |
| 第六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荒赈济案例探讨 |
| 第一节 危机与应对:清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害救济 |
| 一、清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情 |
| 二、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害赈济 |
| 三、道光十三年云南地震灾后重建 |
| 第二节 清光绪朝云南昭通以工代赈的实践路径及成效研究 |
| 一、清朝“以工代赈”在西南边疆实施的原因 |
| 二、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主导措施 |
| 三、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辅助举措 |
| 四、光绪十八年昭通府“以工代赈”实践的社会成效 |
| 第三节 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应急响应 |
| 一、清代贵州“新疆”的开辟 |
| 二、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发生的背景 |
| 三、清代贵州“新疆”地区自然灾害时空分布特征 |
| 四、清代贵州“新疆”地区的自然灾害应急响应 |
| 第七章 清代云贵地区灾赈实践的区域联动效应 |
| 第一节 清代云贵地区灾赈实践的区域协调联动 |
| 一、云贵地区灾赈物资的应急调运和供给 |
| 二、云贵地区灾荒赈济的“国家干预” |
| 三、云贵地区灾赈期间的乡村秩序维系 |
| 第二节 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联动效应 |
| 一、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困境 |
| 二、清光宣时期云南的灾赈近代化转型路径 |
| 三、清光宣时期云南灾赈近代化转型的社会效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及荣获奖励情况 |
| 致谢 |
（6）从冰期预测到全球变暖假说 ——气候科学的议程转变研究（1960-197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回顾 |
| 1.1.1 气候学的历史书写 |
| 1.1.2 核心问题 |
| 1.2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现状 |
| 1.3 材料与方法 |
| 第2章 粮食危机与冰期预测之涌现 |
| 2.1 1970年代气候风险的大众传播 |
| 2.1.1 “媒体塑造”说的来源 |
| 2.1.2 冰期预测在媒体中的呈现 |
| 2.2 粮食危机议程中的气候变化科学 |
| 2.2.1 从“全球变冷”到“气候模式改变” |
| 2.2.2 技术乐观主义与变冷预测的衰落 |
| 2.3 小结 |
| 第3章 冰期预测:米兰科维奇假说的复兴 |
| 3.1 70年代初的接受情况 |
| 3.1.1 寻求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
| 3.1.2 冰期预测面临的两种不确定性 |
| 3.2 冰期忧虑的来源 |
| 3.3 冰期预测的转变 |
| 3.4 小结 |
| 第4章 全球变暖预测:气候数值模式的兴起 |
| 4.1 源流:从卑尔根学派到二氧化碳气候模式 |
| 4.1.1 大气数值模式的起源:卑尔根学派与电子计算机项目 |
| 4.1.2 地球物理流体力学实验室的建立 |
| 4.1.3 从天气可预测性到气候可预测性 |
| 4.2 气候数值模式从“实验”到“预测”的转变 |
| 4.2.1 物理机制的未知领域 |
| 4.2.2 探索性的二氧化碳敏感性实验 |
| 4.2.3 预测“可靠性”的确立 |
| 4.3 小结 |
| 第5章 议程设置:联合国在气候科学议程变化中的作用 |
| 5.1 “异常天气”观念的提出 |
| 5.1.1 异常(unusual)、特殊(exceptional)和重要(significant)天气 |
| 5.1.2 “异常天气”的科学背景:统计气候学 |
| 5.2 环境政治的裹挟:1969- |
| 5.2.1 背景:气候学的实用化转向 |
| 5.2.2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议程设置 |
| 5.2.3 科学家对议程设置的异议 |
| 5.3 小结 |
| 第6章 气候议题进入中国(1961-1979) |
| 6.1 竺可桢与冰期预测 |
| 6.1.1 早期气候观念及其外来影响 |
| 6.1.2 《初步研究》中气候观念形成的外来影响 |
| 6.1.3 竺可桢对冰期预测的态度 |
| 6.2 议题转变:从关注变冷到关注变暖 |
| 6.2.1 议题转变的过程 |
| 6.2.2 议题转变的原因 |
| 6.3 小结 |
| 第7章 结语:气候科学议程转变的机制 |
| 7.1 内史解释及其局限性:议程转变的技术及理论背景 |
| 7.2 外史解释:议题兴衰的外部影响 |
| 7.2.1 粮食危机与冰期预测的兴衰 |
| 7.2.2 “政府报告”与气候数值模式预测目标的改变 |
| 7.3 联合国议程设置:气候科学议程转变的机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冰期预测报道(报纸,1970-1979)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与学术活动 |
| 致谢 |
（7）清前期河南蝗灾与地方社会（1644-1795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一)对蝗虫灾害资料的整理 |
| (二)对蝗虫和蝗灾的综合性研究 |
| (三)对蝗虫和蝗灾的专题性研究 |
| (四)若干思考 |
| 第一章 清代河南的自然地理环境和行政建制 |
| 第一节 自然地理环境 |
| 一、地形 |
| 二、气候 |
| 三、水系 |
| 第二节 行政建制 |
| 第二章 清代河南蝗灾概况 |
| 第一节 清代河南蝗灾统计概况 |
| 第二节 蝗灾发生特点分析 |
| 第三节 蝗灾成因分析 |
| 一、自然原因 |
| 二、社会原因 |
| 第三章 蝗灾应对 |
| 第一节 蝗虫应对——积极处理蝗灾中的蝗虫 |
| 一、蝗虫认知 |
| 二、捕除蝗蝻 |
| 三、规则与现实的分离——捕蝗运作中的效果差异 |
| 第二节 生活应对——积极处理蝗灾中的饥荒 |
| 一、蠲免赋税 |
| 二、筹措粮食 |
| 三、借助民间力量安置和救济饥民 |
| 四、针对流民的救济 |
| 第四章 灾荒之中的粮食问题及其连锁反应 |
| 第一节 灾荒之中的粮价问题 |
| 第二节 灾荒中的群体事件 |
| 第三节 灾荒之中的土地集中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的界定 |
| 1、抗战大后方 |
| 2、公教人员 |
| 3、日常生活 |
| 4、心态 |
| 5、嬗变 |
| 二、选题依据 |
| 1、选题意义 |
| 2、研究现状 |
| 3、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概述 |
| 第一节 衣食住行 |
| 一、衣不蔽体 |
| 二、食不果腹 |
| 三、住不安居 |
| 四、行步维艰 |
| 第二节 生老病死 |
| 一、生不能养 |
| 二、老不能孝 |
| 三、病不能医 |
| 四、死不能葬 |
| 第二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过渡期（1937－1939） |
| 第一节 1937年—1938 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的“物价天堂”（1937-1938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亢奋心态（1937-1938 年） |
| 1、对自我的深刻反省 |
| 2、对领袖的狂热崇拜 |
| 3、对胜利的盲目信心 |
| 三、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1937-1938 年） |
| 第二节 1939年的大后方物价与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物价开始飞涨（1939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沮丧心态（1939 年） |
| 三、公教人员开始消极怠工（1939 年） |
| 第三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量变期（1940-1941） |
| 第一节 1940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通货膨胀的转折点（1940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焦虑心态（1940 年） |
| 1、对难以为生的焦虑 |
| 2、对物价失控的焦虑 |
| 3、对党国前途的焦虑 |
| 三、公教人员的自发性群体行动（1940 年） |
| 1、要求改善待遇 |
| 2、“跳槽”行为的蔓延 |
| 第二节 1941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开始出现绝粮（1941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迷惘心态（1941 年） |
| 1、对“身世将安托”的迷惘 |
| 2、对“社会在动”的担忧 |
| 三、公教人员的自觉性群体行动（1941 年） |
| 1、高校教职员向学校的群体性上书 |
| 2、“平价大案”中公教人员的兔死狐悲 |
| 第四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转折期（1942-1943） |
| 第一节 1942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通货膨胀的严重化（1942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苦闷心态（1942 年） |
| 1、对战争提前结束不再抱希望 |
| 2、对政府不满情绪的出现 |
| 三、公教人员群体行动的升级（1942 年） |
| 1、“跳槽”行为的普遍化 |
| 2、“朱森事件”中公教人员的借题发挥 |
| 第二节 1943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物价越限越高（1943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置疑心态—转折点（1943 年） |
| 1、苦闷心态已达顶点 |
| 2、对政府能力的置疑 |
| 三、公教人员群体事件频繁（1943 年） |
| 1、高校教职员向政府的群体性上书 |
| 2、公教人员对《中国之命运》的抵触 |
| 第五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的质变期（1944－1945） |
| 第一节 1944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与物价赛跑（1944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苦撑心态（1944 年） |
| 1、谁先到达终点 |
| 2、对政府信心的丧失 |
| 三、公教人员对政府的群体性批评（1944 年） |
| 1、个人抱怨的公开化 |
| 2、对政府批评的公开化 |
| 3、“陶云逵事件”中公教人员的口诛笔伐 |
| 第二节 1945年的大后方物价及公教人员心态 |
| 一、大后方物价的“天文数字”（1945 年） |
| 二、大后方公教人员的绝望心态（1945 年） |
| 1、对经济现状的绝望 |
| 2、对党国现状的绝望 |
| 3、对战后前途的绝望 |
| 三、公教人员对政府的群体性叛逆（1945 年） |
| 1、中间分子呼吁改革 |
| 2、激进分子号召革命 |
| 第六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原因 |
| 第一节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物质原因—不够 |
| 一、不兼职难以为生 |
| 二、不典卖难以为生 |
| 三、不挪借难以为生 |
| 四、不贪腐难以为生 |
| 第二节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精神原因—不平 |
| 一、不患贫而患不均 |
| 二、不患寡而患不公 |
| 第七章 大后方公教人员心态嬗变的后果—沦为“脱序人” |
| 第一节 公教人员社会认同的失落 |
| 一、遭人怜悯 |
| 二、被人欺辱 |
| 三、“士农工商”的倒置 |
| 第二节 公教人员自我认同的失落 |
| 一、君子也喻于利 |
| 二、君子也及盗泉 |
| 三、君子也食嗟来之食 |
| 四、君子也有所争 |
| 五、再也不做“读书人” |
| 第三节 公教人员与政府的疏离 |
| 参考书目 |
| 论文涉及人名索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成果 |
（9）实都策略、人口增长与政治中心东移——唐显庆至开元年间长安、洛阳政治地位变迁的量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永徽六年京畿人口规模 |
| 二、京畿地区灾损与余粮 |
| (一)灾损程度 |
| (二)维持温饱的最低亩数 |
| 三、关内粮食供给的最高口数 |
| 余论 |
（10）水源地农业面源污染的农户生态补偿意愿及政策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论文关键概念界定 |
| 一、生态补偿 |
| 二、饮用水水源地 |
| 三、农业面源污染 |
| 第三节 研究目标与框架 |
| 一、论文主要目标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论文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为何进行生态补偿 |
| 一、饮用水安全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
| 二、农户行为与农业面源污染生态补偿 |
| 第二节 如何进行生态补偿 |
| 一、理论对策 |
| 二、补偿标准 |
| 三、补偿效应 |
| 第三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生态补偿农户参与决策模型的构建与扩展 |
| 第一节 农户受偿意愿经济构成 |
| 一、基于环境目标的受偿意愿 |
| 二、基于生产目标的受偿意愿 |
| 第二节 农户意愿与效用理论 |
| 一、农户意愿的效用理论基础 |
| 二、基于家庭生产效用极大化的生态补偿农户参与决策 |
| 第三节 家庭福利最优化的农户化肥、农药施用决策 |
| 一、削减化肥的最优决策 |
| 二、削减农药的最优决策 |
| 第四节 家庭福利最优化的农户受偿意愿 |
| 一、福利最优化的农户受偿条件 |
| 二、最优补偿量的决定因素 |
| 第五节 家庭福利最优化的补偿方式最佳选择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实证方案设计与调查点选取 |
| 第一节 浙江省源头水农业面源污染现状 |
| 一、浙江省源头水环境质量状况 |
| 二、浙江省化肥、农药潜在污染变化趋势 |
| 第二节 论文样本点介绍 |
| 一、桥墩水库概况 |
| 二、四明湖水库概况 |
| 三、选取两地区的可行性论证 |
| 第三节 问卷设计与调查步骤 |
| 一、农户化肥、农药削减指标设计说明 |
| 二、农户受偿意愿的调查设计说明 |
| 三、样本抽取方法说明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水源生态保护的农户参与意愿 |
| 第一节 化肥和农药的农户削减意愿 |
| 一、样本特征 |
| 二、受访者对农田生态环境的认知程度 |
| 三、农药、化肥削减量与产量关系的农户认知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模型与变量 |
| 一、模型构建 |
| 二、变量选择 |
| 第三节 内生性处理方法 |
| 一、工具变量选择及其有效性检验 |
| 二、内生性检验 |
| 第四节 模型估计结果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水源地农户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受偿意愿 |
| 第一节 农户削减农药、化肥的受偿意愿特征 |
| 一、农户削减化肥的受偿意愿 |
| 二、农户削减农药的受偿意愿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模型与变量 |
| 一、模型构建 |
| 二、变量选择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农户削减化肥的期望受偿强度影响因素分析 |
| 二、农户削减农药的期望受偿强度影响因素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水源地生态补偿方式的农户选择意向 |
| 第一节 补偿方式的类别 |
| 第二节 补偿方式的争议 |
| 一、资金补偿VS非资金补偿 |
| 二、输血式补偿VS造血式补偿 |
| 三、挂钩补偿VS脱钩补偿 |
| 四、农户选择补偿方式的决策依据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与说明 |
| 一、补偿方式的选择与分类 |
| 二、调查说明 |
| 三、农户选择补偿方式的描述性统计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模型与变量 |
| 一、理论分析 |
| 二、模型构建 |
| 三、变量说明 |
| 第五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化肥削减情景下实证结果 |
| 二、农药削减情景下实证结果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水源地农户导向生态补偿政策设计 |
| 第一节 中国生态补偿政策施行现状及其问题 |
| 一、农户的政策需求 |
| 二、国内政策法规施行现状 |
| 三、中国饮用水水源地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农户补偿实践 |
| 四、国内补偿政策的不完备之处 |
| 第二节 发达国家生态补偿政策及其经验启示 |
| 一、美国的补偿政策 |
| 二、欧盟的补偿政策 |
| 三、加拿大的补偿政策 |
| 四、日本的补偿政策 |
| 五、发达国家补偿政策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三节 基于自愿计划的生态补偿政策建议 |
| 一、补偿原则 |
| 二、农户导向的生态补偿政策框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粮食减产不必忧虑（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民政府战时液体燃料统制研究（1937-1945）[D]. 梁坤.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D]. 张晨. 外交学院, 2020(08)
- [3]汉代自然灾异文学书写研究[D]. 路美玲. 陕西理工大学, 2020(09)
- [4]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D]. 李小庆.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5]清代云贵地区的灾荒赈济研究[D]. 聂选华. 云南大学, 2019(09)
- [6]从冰期预测到全球变暖假说 ——气候科学的议程转变研究（1960-1979）[D]. 孙萌萌. 上海交通大学, 2018(01)
- [7]清前期河南蝗灾与地方社会（1644-1795年）[D]. 马一峰. 云南大学, 2018(01)
- [8]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D]. 郭川. 西南大学, 2017(10)
- [9]实都策略、人口增长与政治中心东移——唐显庆至开元年间长安、洛阳政治地位变迁的量化分析[J]. 闵祥鹏. 社会科学, 2016(07)
- [10]水源地农业面源污染的农户生态补偿意愿及政策机制研究[D]. 林杰. 浙江工商大学, 201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