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英两国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预警与应对（论文文献综述）
王栋升[1]（2021）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中国公共卫生治理完善对策探析》文中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镇化进程的持续加快,各类风险因素也在逐步增加,风险社会正在加速到来。一方面,从2003年的SARS事件到2013年的N9禽流感事件再到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人类与传染病相伴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传染病疫情的泛滥对公众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极大地制约了社会发展,已经成为人类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另一方面,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公共卫生治理敲响了警钟,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属于一起较为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它在对我国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严重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短板与不足。因此,如何有效阻断重大传染病疫情扩散、加强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建设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宏观背景,以我国公共卫生治理的体制机制及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应急防控中的实践运作情况为考察对象,具体探讨我国公共卫生治理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分析其深层次原因,从多元角度提出科学合理的对策建议,以期对我国公共卫生治理路径的拓展、治理体系的完善具有参考和引导意义。
毕九川[2]（2021）在《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非典、埃博拉和新冠肺炎等多次国际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中国外交在应急处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开始于非典疫期间期间经历了由“被动融入”到“探索性参与”的过程。中国基于国家安全和应对国际压力的考虑,开始尝试建立应急卫生外交机制并强调国际卫生合作。在多边层面,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内强化技术领域的交流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在东亚区域基于已有的地区多边框架和共识,建立应急卫生新机制,积极开展应急卫生合作。在双边层面,中国主要围绕争取国际理解支持和尽快恢复中外交往展开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后非典时期,中国卫生应急体系不断完善,双边和多边卫生外交不断发展。援助西非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是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的重要节点。此次疫情期间,中国不仅早于世界卫生组织数月开展对外应急卫生援助,还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后,迅速启动国内应急卫生机制,创新应急卫生外交运转机制,强化全球应急卫生合作。在多边层面,中国在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框架下开展多边应急卫生行动。在双边层面,除了对疫情国家开展史无前例的应急卫生援助外,中国还与美欧等国加强卫生合作。中国此次应急卫生外交取得了积极效果,提升了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软实力。后埃博拉时期,中国卫生外交进入了高速发展期,不断扩大卫生外交范围,强化在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层面的卫生外交行动。新冠疫情是21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际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兼顾国内与全球卫生安全,初步成熟。中国根据疫情发展不断调整应急卫生外交机制,从“三级联动”到“中央统筹—归口管理”,更加细化和完善。外交行动表现出引领性参与全球应急卫生治理的特点。在多边层面,中国始终与世界卫生组织全面合作,维护其权威;在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全面开展多边磋商、交流与合作。在双边层面,中国强化与各国“云”交流;开展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对外应急卫生援助和发展合作。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取得显着成绩。应急卫生外交是中国外交和全球卫生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呈现出立体化、规范化和公开化的发展趋势;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呈现出方向转变、区域扩大化、方式多样化和内容多元化的特点。各个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因素、中国参与应急卫生外交的意愿和能力是影响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变化的动因。
张坤[3]（2021）在《中韩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应对“新冠疫情”这类全球挑战,维护自身安全和发展利益,是摆在每个国家面前的迫切难题。中韩两国作为较好应对本次疫情的国家,又互为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对二者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进行比较研究,极具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本论文首先通过系统回顾中韩两国学界针对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研究成果,为后文展开做了铺垫。在第一章,进一步界定了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相关概念,并在第二章就中韩两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发展概况进行了梳理。第三章则以案例分析的形式,就两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在实际此次新冠疫情中的运作进行了探究。总体而言,两国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能够有效且较好地应对新冠疫情。在第四章中,选取中韩两国应急管理体系的指挥体制、社会参与、科技支撑、法制建设、舆情应对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并认为中韩两国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在适应本国国情而展现差异的同时,也遵循着许多共性原则,如强调法制和社会参与,重视科技的作用等,因而很有必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后疫情时代,两国需要进一步加强中韩共同体建设,夯实合作基础,丰富合作内涵,从而更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机遇和挑战。
王一然[4]（2021）在《中韩公共卫生安全合作路径研究》文中提出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并蔓延至全球,大规模传染病的扩散蔓延不仅威胁人类生命健康,对国际安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各国合力解决公共卫生安全威胁、加强在该领域的合作并建立健全的合作机制刻不容缓。中韩两国作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受影响较大的国家,也是全球抗疫能力排名中较好的国家,疫情的出现为两国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进行双边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当前,两国在该领域虽然具备充分的合作空间和潜力、各层次的公共卫生多边合作基础,但尚未形成完善和持续的双边合作机制。双边与多边合作机制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两位一体”的,能够相互影响、相互补充,进而促成持续性的合作。本文将以非传统安全与新自由主义安全观为理论视角分析中韩两国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合作必要性与现状、尚未形成双边合作机制的原因、能够促成双边合作机制的优势条件以及可行性路径。正文第一部分首先对公共卫生安全、新自由主义安全观、国际安全机制的相关理论进行阐述,非传统安全具有全球性、跨国性特征,需要经过双方、多方合力解决;新自由主义安全观认为国际机制是解决无政府状态所产生问题的有效途径,国家能够通过国际机制实现互动合作,而国际道德不仅存在且具有作用;第二部分简要列举了中韩两国开展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必要性及现状;第三部分总结了未来中韩建立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所具备的优势条件,包括双方较为一致的“共同安全”观念、良好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基础、韩国较高的医疗卫生条件和丰富的传染病防治经验以及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发展的必然趋势;第四部分对中韩尚未建立双边合作机制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包括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建立健全的双边合作机制内在动力不足以及韩国对华的信任缺失;第五部分提出了中韩两国建立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可行性路径,包括促进中韩两国恢复经济推动贸易往来、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安全共同体观念、发挥“两位一体”作用以建立长效机制与合作模式、通过第三方国家拓展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等。积极推动中韩两国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合作,不仅是当前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迫切需要,符合两国利益诉求,更是促进两国关系、对两国传统安全问题产生良性“外溢效应”、增强东亚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的重要课题。
王志朵[5]（2021）在《新自由制度主义视角下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冷战结束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国际社会人口的交流与货物的流通越来越频繁,全球经济呈现增长的趋势,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不断紧密,相互依赖的程度不变加深。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突出,公共卫生安全的问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人类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首先对于公共卫生和公共卫生安全的概念进行了梳理,由于公共卫生安全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针对公共卫生问题展开国际合作时涉及国际制度,因此,在理解中国和东南亚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问题上,新自由制度主义能够提供有力的研究视角。东南亚国家由于地理、社会环境以及公共卫生设施等因素,在面对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上,有较强的合作现实需求,中国在应对公共卫生安全威胁方面也有合作需要,双方也因此在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上达成了合作共识。在2003年至2012年这一期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利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10+1机制、东盟——中日韩10+3等多个平台,推动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合作机制的形成;2013年至今的这段时间内,双方又通过次区域合作机制、中国东盟卫生发展高官会以及卫生部长会议等形式,进一步推动了双方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合作的发展。随着历史和现实的不断考验,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呈现出在制度机制层面上不断成熟,最后达成建设中国——东盟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共识。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建设,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有了长足进步,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效。中国通过对东南亚国家医疗基础设施的援助、援建,提升了相关国家在应对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上的水平,同时,通过在与东南亚相邻区域内建设国际医院,进一步提升扩大了一些东南亚国家居民的医疗资源,这些措施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东南亚国家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水平;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还通过建设专项基金,以及加大公共卫生领域的资金投入,进一步提升了东南亚地区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最后,中国还通过举办培训班、互派留学生等方式,为东南亚国家培养培育了大批公共卫生领域的人才,有效推动了当地医护水平整体提升。虽然在卫生合作领域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是中国与东南亚区域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在制度安排上不够完善,某些机制职能重叠,合作主体单一,没有形成法制化、规范化的机制。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区域的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各国之间的经济差异大,对于公共卫生产品的投入比例较低。公共卫生安全是属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一部分,在合作意向上,受到主权的影响,缺乏合作的诚意,对于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视仍有待提高。为了消除双方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合作的制约因素,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发展,扩大合作机制化带来的成效,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应该采取如下措施。首先,双方要通过积极引领推动专业组织建设、健全合作相关的法律规范、引入非国家行为体参与等方式,完善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制度安排。其次,双方可以成立专门委员会管理用于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资金,并且提高双方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资金投入。最后,要进一步加强各国的合作意向,为此各国需要增强公共卫生安全的主体责任意识,增加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合作交流的频率,并在公共卫生合作领域秉持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中国与东南亚区域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的建设过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完善的过程,虽然仍面临着一些问题,但是这一合作机制为国际社会的其它区域国家合作提供了蓝图。公共卫生治理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事情,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王庆明,张震[6]（2020）在《公共卫生危机的科学、产业与制度三重维度——基于美英两国抗击新冠肺炎的事实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共卫生系统具有多重维度,它既是一套以探索人类健康和技术进步为目标的科学体系,也是一套以医疗服务为载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产业链条和商业体系,还是一套以确保公共卫生秩序和社会公平为目标的制度系统。科学、产业和制度三重维度之间相互交叠,任何单一层面的问题都可能会影响公共卫生体系的整体运转效果。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暴露了当前公共卫生系统在科学认知、产业分布和制度设置层面的三重危机,这三者都深嵌于社会结构之中。新冠肺炎分布的年龄结构、阶层结构和种族结构等事实揭示出,全球疫情危机不单是公共卫生系统本身的危机,还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危机。疫情传播的全球性以及感染风险的普遍性警示我们:在加强全球合作的基础上,保护弱势群体便是保卫社会,这应成为公共卫生科学共识之外的社会共识。
金辉[7]（2020）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文中指出宏观税负的高低直接关乎国计民生,影响强国富民和稳定发展,是政府、学者和公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宏观税负高企,严重地制约了经济的增长和转型升级,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宏观税负畸高的主要原因:“分税制”以来,税权分配向中央集中并趋于规范,但事权划分改革止步不前,存在政府事权范围过大、政府间事权重叠严重、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事权划分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等问题,导致事权与支出责任不断下沉,造成了严重的财政纵向失衡,使得地方财政产生巨大缺口,于是地方政府伸出攫取之手,通过土地财政、乱收费等方式增加收入,极大地推高了宏观税负。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的视角下,将宏观税负约束至合理区间,并科学合理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是破解中国财政困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一环,是切实降低宏观税负、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有四个部分。首先,国际比较。在国家结构、经济水平差异的视角下,比较了美、英、俄、蒙四国的政府间事权划分模式,并将4国拓展到81个国家,归纳不同类型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共性和特性,提炼出若干经验启示;其次,历史、现状与比较。梳理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和现实困境,讨论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及其国际比较,为事权划分改革指明方向;再次,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是在理论分析中,界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利用Barro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二是在实证研究中,利用熵值法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检验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支出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使用Lind-Mehlum方法估算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最优值,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为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提供参考依据;最后,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在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域下,结合国际经验、现实情况以及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从四本预算分别展开,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部分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制定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可能的创新之处:1、借鉴国际经验并基于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视角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1）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以及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进行研究。已有文献中关于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研究,往往就划分而谈划分,这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支出责任定量划分难以深入。只能停留在事权定性划分的层面,无法深入到支出责任定量划分的层面,使得事权划分和支出责任划分处于割裂状态。二是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宏观税负畸高的问题。这是因为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上划或下调,都无法改变总财政支出,进而无法降低宏观税负。因此,本文将全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支出、事权与支出责任纳入统一框架,先参考前人测度的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宏观税负合理区间,再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将部分政府事权让渡给市场,进而划分各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最终降低财政支出和宏观税负至合理区间。（2）较大拓展了国际比较的视野。其一,已有文献中的国际比较研究,往往利用国际数据库的二手数据或者样本国家的政策文件,进行定性分析或者政策解读。本文则从美、英、俄、蒙四国的财政部、统计局等网站,收集详细的财政支出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其二,已有文献注重案例研究,缺乏分类比较。本文依国家结构、经济水平的差异,将目标国家分为四类,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将样本数量扩大至81国并进行分类比较。2、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的关系财政分权的已有文献,更加关注经济增长,忽略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理论分析中可能的创新之处。本文利用Barro模型,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代际效用总和最大化,并纳入央、地两级财政支出,研究财政支出分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θl*=γ/（β+γ）。财政支出分权水平过高不利于发挥公共产品供给的规模效益,过低则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信息优势,都将造成效率的损失,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实证研究中可能的创新之处。基于理论分析,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经济、资源环境、社会三个维度的可持续发展指数,采用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财政支出分权与可持续发展呈倒“U”型关系的结论;其次,通过Lind-Mehlum方法进一步检验倒“U”型关系,并据此估算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最优地方财政支出比例;最后,发现中国地方财政支出比例过高,远高于其最优值,不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在重新划分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时,注重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重,如在普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的缺陷和事权划分的积弊,本文试图以此为背景开展相关研究。首先,界定事权范围。梳理已有文献、财政账目、相关卫生法律、法规和政策,界定公共卫生事权的范围,明确相应支出内容。其次,现状分析。通过分析公共卫生领域的行政体系结构、详细数据,以及事权改革文件,探讨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改革。再次,开展理论分析,并找出改革方向。归纳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路径,并基于此找出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核心要素和事权划分的重要方向。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结合疫情防控和事权划分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从责任分配、行政体系、法制建设等方面,提出完善中央与地方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政策建议。
徐文姣[8]（2019）在《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研究》文中认为冷战后,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各国交流日益密切,利益融合,依赖加深,在产生巨大利益的同时也给全球卫生带来新的挑战。艾滋病、疟疾、结核以及非传染性疾病等的长期威胁未除,以“非典”、“埃博拉”、“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寨卡”等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及可能的跨国传播威胁又不期而至。显然,公共卫生问题早已不是一国内部事务,而是利害相连的世界各国必须共同面对的巨大挑战。这迫使各国必须开展跨境卫生合作,更深入地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主权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最主要行为体。但过往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研究的注意力大都集中于大国行为体,对中小国家的作用关注较少。加拿大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发达的中等国家,尽管其人口、军事、与外交实力有限,却对全球卫生治理作出了不容忽视的重要贡献,甚至在某些特定领域发挥了领导作用。这一“中等国家扮演领导者角色”的现象值得探究。本研究以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为研究对象,以加拿大中等国家理论——“自由国际主义”为理论框架,综合运用案例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等方法,重点探究加拿大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角色定位、路径选择以及影响其理念行为转变的各种因素。通过对加拿大参与创立世界卫生组织、推动制定《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发起《母婴儿童健康马斯科卡倡议》以及抗击“非典”和西非“埃博拉”疫情四个案例的深入分析,结果发现:加拿大不仅广泛而深入地参与了全球卫生治理,而且在某些时期和特定领域内发挥了关键作用。具体体现在加拿大推动创立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参与制定全球卫生规范、投入全球卫生援助以及支持全球卫生行动四大方面。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加拿大主要交替扮演了参与者和领导者这两种角色,并展示出对多边或有限多边合作路径的偏好。本研究认为加拿大对外政策理论中的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可为这两种角色定位及其路径选择提供较为可信的诠释,而加拿大在参与者和领导者之间的角色互换则是国内外诸多影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本研究表明,在全球卫生治理这个“低政治”领域,加拿大有意愿亦有能力担当主要推动者和领导者的角色。尽管这一角色在中等国家整体实力与资源限制的条件下难以维持其系统性和持续性,但这并不影响加拿大阶段性、选择性地发挥领导作用,对解决全球卫生治理的内在困境作出自己的贡献。
陈博[9]（2018）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突发公共卫生时有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人类不可避免需要面对的问题。因其具有突发性、群体性、危害性等特点,我们不得不重视对其的预防。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制度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一个热点,我国经过多年的研究目前已经构建起一套高效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机制。但是应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佳的解决措施是防患于未然。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带来的重大危害,倘若能够在其暴发之前能够准确预测其发展趋势必定能减少其带来的损害,因此完善突发公共卫生预警制度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SARS和H1N1以及H7N9先后三次挑战我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工作。尽管给我们造成了巨大财产和人员损失,但是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促成了我国政府管理理念的重大改变,预警制度的发展得到了重视。当前,我国突发公共卫生预警制度有了一定的发展。然而,在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例如预警主体的不合理、预警标准的滞后性、监测主体范围不够广泛等问题。学术界多是从公共管理学方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希望能够从法学的视角,通过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对国内外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现状的研究,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本文的写作思路:一开始在引言部分,详细介绍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的研究背景、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意义,详细叙述了国内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的研究现状,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第一部分论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基本概念、特点和有关研究理论。第二部分概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的,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的发展概况以及不足之处。第三部分,选取了美国、日本、英国三个国家的突发公共卫生预警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提炼出值得我国借鉴的优点。第四部分,结合我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的实际情况提出我国应当在预警主体、预警标准、预警的中枢管理体制、预警监测的社会参与四个方面进行完善。最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了展望。
白丰硕[10]（2014）在《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危机预警体系的完善研究》文中指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国家与地区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在人口增长与资源分配矛盾逐渐激烈的今天,全球进入了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高发时期。中国的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兴起于2003年"SARS"事件。伴随着经济稳步发展和城镇化的高速进程,传统与现代的文化融合、社会与自然的矛盾以及逐年上升的人口自然流动率,使得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风险防控日益困难。公共卫生危机萌发率上升；风险信息监控不周；监控力量薄弱以及应对措施单一的种种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时刻挑战着政府的危机管理水平。目前,国家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预警体系的研究和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一案三制”的建设框架下,逐渐开展了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总体应急预案、特别机构设立与立法支持等相关工作。然而,现实存在的诸如公共投入不足、公众风险意识淡薄、危机教育滞后等问题也不容忽视。因此,通过对国家突发公共卫生危机预警体系的完善性研究,探究建设公共卫生危机预警机制的理论根源与先进经验,不仅有助于政府提升危机管理能力,获取更多的社会信任和支持,还能够防患于未然,让人民安居乐业,让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稳步向前。
二、美英两国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预警与应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英两国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预警与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1）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中国公共卫生治理完善对策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 (二)国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
| (三)综合评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研究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中国公共卫生治理的基础研究 |
| 第一节 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概念阐释 |
| 一、冠状病毒与新型冠状病毒的概念 |
| 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概念 |
| 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含义与特点 |
| 第二节 传染病的相关概念阐释 |
| 一、传染病的概念 |
| 二、传染病疫情的概念 |
| 三、我国传染病防控体系概述 |
| 第三节 公共卫生治理的相关概念阐释 |
| 一、公共卫生的概念 |
| 二、公共卫生防控的概念 |
| 三、公共卫生治理的概念、体系及基本构成要素 |
| 四、公共卫生治理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 |
| 第四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公共卫生治理完善的理论基础 |
| 一、应急管理理论 |
| 二、韧性治理理论 |
| 三、多中心治理理论 |
| 四、协同治理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基于新冠疫情防控的中国公共卫生治理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公共卫生治理的现状 |
|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治理目标 |
| 二、政府主导下的治理主体多元并存 |
| 三、由“应急”到“常态化”治理方式的多样化选择 |
| 四、“医疗服务体系+疾控中心+社区防控”三位一体的治理体系 |
| 五、由中央到地方联防联控机制的落实 |
| 第二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公共卫生治理存在的问题 |
| 一、由疫情反复导致“应急”和“常态化”治理目标的间歇性冲突 |
| 二、由政府为主导的社会自治能力不足 |
| 三、由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差异导致的防控措施执行力参差不齐 |
| 四、公共卫生防疫与基层医疗服务以及社区防控的深度融合有待加强 |
| 五、各地联防联控的具体措施有待协同与对接 |
| 第三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公共卫生治理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政府部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经验的欠缺 |
| 二、基层社区疫情防控的专职和专业人才缺乏 |
| 三、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和常态化防控的方式方法创新性不足 |
| 四、公共卫生防控体系的韧性治理能力较弱 |
| 五、公共卫生防疫的跨界协作与协同治理机制尚不健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公共卫生治理完善对策：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经验启示为视角 |
| 第一节 推进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分类分级防控 |
| 一、建立健全公共卫生风险的分级分类指标体系 |
| 二、明确公共卫生治理的分级分类防控措施 |
| 三、完善公共卫生治理的信息发布机制 |
| 第二节 全面提高政府的公共卫生应急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 |
| 一、加强政府在公共卫生应急治理过程中的舆论引导能力建设 |
| 二、加强政府在公共卫生应急治理过程中的应急主导能力建设 |
| 三、加强政府在公共卫生应急治理过程中的多方协调能力建设 |
| 四、加强政府在公共卫生治理过程中的物资保障能力建设 |
| 第三节 强化公共卫生防控的基层组织架构和职能 |
| 一、将基层社区纳入公共卫生防控体系 |
| 二、完善公共卫生防控的基层组织架构和人员配备 |
| 三、强化基层公共卫生组织的日常防控与风险预警职能 |
| 第四节 深化公共卫生防控和医疗服务体系的分工协同 |
| 一、发挥家庭医生的早发现、早防控功能 |
| 二、促进公共卫生防控和医疗服务体系资源的共建共享 |
| 三、构建公共卫生防控和医疗服务体系的信息协作平台 |
| 第五节 加快完善公共卫生风险防范的法律法规 |
| 一、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公共卫生法律体系 |
| 二、修订《传染病防治法》中的问题条款 |
| 三、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的问题条款 |
| 四、全面落实《生物安全法》中的各项规定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期间发表论文 |
（2）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创新点和不足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五、案例选择说明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卫生外交的演进与全球卫生外交 |
| 一、卫生外交的演进 |
| 二、全球卫生外交 |
| 第二节 应急卫生外交 |
| 一、应急管理与应急外交 |
| 二、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与应急卫生外交 |
| 第三节 中国卫生外交历程和中国应急卫生外交 |
| 一、中国卫生外交历程简要回顾 |
| 二、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相关概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起步:应对非典疫情 |
| 第一节 中国应对非典疫情概况 |
| 一、最初预警和初步反应期 |
| 二、全面卫生应急期 |
| 第二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一、全国防治非典肺炎指挥部之下的外交联动机制 |
| 二、全国防治非典肺炎指挥部之下的外事组 |
| 第三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 |
| 一、全球多边层面:与WHO合作 |
| 二、区域多边层面:东亚东南亚区域合作 |
| 三、双边应急卫生外交 |
| 第四节 非典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及影响 |
| 一、非典疫情时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 |
| 二、对后非典疫情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影响(2004-2013)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发展:应对埃博拉疫情 |
| 第一节 埃博拉疫情及国际社会应对概况 |
| 一、埃博拉疫情概况 |
| 二、国际社会应对概况 |
| 第二节 埃博拉疫情时期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一、国务院联防联控的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二、对外应急援助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援非抗埃”的应急卫生外交行动 |
| 一、中国“援非抗埃”的多边应急卫生合作 |
| 二、中国“援非抗埃”的双边应急卫生合作 |
| 第四节 中国“援非抗埃”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及影响 |
| 一、中国“援非抗埃”应急卫生外交的效果 |
| 二、对后埃博拉疫情期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影响(2014-2019)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逐步成熟:应对新冠疫情 |
| 第一节 新冠疫情及应对概况 |
| 一、中国国内卫生应急期 |
| 二、中国国内防控常态化与全球卫生应急期 |
| 第二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 |
| 一、国家元首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层面 |
| 二、国务院层面 |
| 三、外交部层面 |
| 第三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全球与区域多边合作 |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与WHO全面合作 |
| 二、全球大国协调:G20 框架内合作 |
| 三、在东亚东南亚区域的多边应急卫生合作 |
| 四、全球多边与区域多边应急卫生合作的有机融合 |
| 第四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双边援助与发展合作 |
| 一、医疗技术双边援助和防疫能力合作 |
| 二、应急医疗物资双边援助 |
| 三、关于疫苗的双边援助与合作 |
| 第五节 新冠疫情期间的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评价 |
| 一、有效促进疫情防控 |
| 二、有力维护海外公民权益 |
| 三、应急能力赢得国际广泛赞誉 |
| 四、建设性参与全球应急卫生合作 |
| 五、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的发展变化 |
| 第一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发展 |
| 一、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立体化 |
| 二、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规范化和公开化 |
| 三、应急卫生外交机制的专业化 |
| 第二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行动的变化 |
| 一、应急卫生外交行动的方向转变和地域范围的扩大化 |
| 二、应急卫生外交的方式多样化和内容多元化 |
| 第三节 21 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发展变化的动因分析 |
| 一、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自的特点 |
| 二、全球卫生治理力量的影响 |
| 三、中国开展应急卫生外交的意愿 |
| 四、中国开展应急卫生外交的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3）中韩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论文摘要 |
| 摘要 |
|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第一章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概念界定 |
| 1.1 公共卫生 |
| 1.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
| 1.3 应急管理体系 |
| 1.3.1 应急管理的内涵 |
| 1.3.2 应急管理体系 |
| 第二章 中韩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概观 |
| 2.1 中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
| 2.1.1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 |
| 2.1.2 改革开放初期至2003 年非典事件 |
| 2.1.3 抗击非典以来“一案三制”体系的建立 |
| 2.2 韩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
| 第三章 中韩新冠疫情应对案例分析 |
| 3.1 中国应对新冠疫情过程 |
| 3.2 韩国应对新冠疫情过程 |
| 3.3 中韩应对疫情合作机制 |
| 第四章 中韩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比较 |
| 4.1 相同点 |
| 4.1.1 指挥体系:集中统一 高效权威 |
| 4.1.2 社会参与:公开透明 广泛动员 |
| 4.1.3 科技支撑:服务实际 快速攻关 |
| 4.2 相异点 |
| 4.2.1 信息公开与舆情应对 |
| 4.2.2 疫情防控:“封城”VS不“封城” |
| 4.2.3 应急管理法制建设 |
| 4.3 对我国的启示 |
| 4.3.1 提高科学防控意识能力 |
| 4.3.2 强化应急管理法制保障 |
| 4.3.4 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4）中韩公共卫生安全合作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四、研究的难点与重点 |
| 五、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1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1.1 公共卫生安全 |
| 1.2 非传统安全 |
| 1.3 新自由主义安全观 |
| 第2章 中韩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必要性及现状 |
| 2.1 中韩公共卫生合作的必要性 |
| 2.2 中韩在全球和地区层次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 |
| 第3章 中韩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有利条件 |
| 3.1 中韩两国的“共同安全”观念一致 |
| 3.2 中韩两国良好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基础 |
| 3.3 韩国良好的医疗卫生水平及疫情防治经验 |
| 第4章 中韩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制约因素 |
| 4.1 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制约 |
| 4.2 建立双边合作机制的内在动力不足 |
| 4.3 韩国对华信任不足 |
| 第5章 中韩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可行性路径 |
| 5.1 促进经济复苏以及推动政治关系发展 |
| 5.2 完善两国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化水平 |
| 5.3 增强非政府组织与第三方国家的作用 |
| 5.4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观念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新自由制度主义视角下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概述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概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目标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 创新点 |
| 二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的界定与理论的梳理 |
| 第一节 概念的界定 |
| 一 公共卫生与公共卫生安全 |
| (一)公共卫生概念的界定 |
| (二)公共卫生安全概念的界定 |
| (三)公共卫生安全的特征分析 |
| 第二节 理论的梳理 |
| 一 新自由制度主义兴起的背景 |
| (一)国际环境转变 |
| (二)对新现实主义的修正与补充 |
| 二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主张 |
| (一)相互依赖 |
| (二)共同利益 |
| (三)国际机制 |
| 三 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本文的适用性 |
| (一)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与国家利益紧密相关 |
| (二)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与国际制度紧密相关 |
| 第二章 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建立的背景 |
| 一 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环境 |
| 二 医疗基础设施薄弱 |
| 三 应对公共卫生安全危机的共同需要 |
| 第二节 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2003-2012) |
| 一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
| (一)建立健康亚太社区 |
| (二)成立亚太经合卫生工作组 |
| 二 中国——东盟10+1 会议机制 |
| (一)举办定期会议 |
| (二)建立中国——东盟卫生部长会议 |
| 三 东盟——中日韩10+3 会议机制 |
| (一)召开国际会议 |
| (二)建立信息共享制度 |
| 第三节 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的发展(2013-至今) |
| 一 次区域公共卫生安全机制的建设 |
| 二 中国—东盟卫生发展高会议机制的完善 |
| 三 东盟10+1与10+3 卫生部长会议机制的推动 |
| 四 建设专业性论坛 |
| 第三章 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的成效分析 |
| 第一节 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成效 |
| 一 中国与东盟双边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
| 二 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多边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 |
| 第二节 技术和资金的投入成效 |
| 一 技术方面的投入 |
| 二 资金方面的投入 |
| 第三节 人力资源的合作成效 |
| 一 举办培训班 |
| 二 交流合作项目增多 |
| 第四章 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的制约因素 |
| 第一节 机制化建设不足 |
| 一 机制协调不完善,合作主体单一 |
| 二 缺少具有约束性的机制 |
| 第二节 公共卫生资金投入比例低 |
| 一 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经济差异较大 |
| 二 公共卫生资金投入比例程度较低 |
| 第三节 合作基础相对薄弱 |
| 一 合作意识不强,呈现“碎片化”模式 |
| 二 对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视程度低 |
| 三 受限于传统安全观的局限 |
| 第五章 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进一步完善机制建设 |
| 一 积极引领和推动专业组织的建设 |
| 二 健全法律手段完善合作机制 |
| 三 发挥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 |
| 第二节 提高公共卫生资金和技术的投入 |
| 一 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管理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资金 |
| 二 提高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公共卫生技术的投入 |
| 第三节 增强各国合作意向 |
| 一 增强各国公共卫生安全的责任主体意识 |
| 二 增加公共卫生安全领域合作交流的频率 |
| 三 将人类命运共同意识贯穿公共卫生合作领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公共卫生危机的科学、产业与制度三重维度——基于美英两国抗击新冠肺炎的事实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全球疫情危机的多重维度及其结构特征 |
| 三、公共卫生系统的科学认知危机 |
| 四、公共卫生供给的商业模式和产业危机 |
| 五、公共卫生系统的制度设置及其危机 |
| 六、结论与讨论 |
（7）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
| 1.2.1 论文的研究目标 |
| 1.2.2 论文的研究内容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难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 |
| 1.4.1 难点 |
| 1.4.2 论文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回顾 |
| 2.1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全口径宏观税负 |
| 2.1.1 全口径宏观税负的概念界定与测度 |
| 2.1.2 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与实证检验 |
| 2.1.3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的研究 |
| 2.2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
| 2.2.1 经济增长视角下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历程 |
| 2.2.2 财政分权理论的新发展与现实困境——部分财政分权 |
| 2.2.3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
| 2.3 财政分权、政府间竞争与政府支出结构 |
| 2.3.1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要素流动与政府间竞争 |
| 2.3.2 政府间竞争与财政支出结构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支出 |
| 2.3.3 政府间竞争与政府规模 |
| 2.4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2.4.1 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理论基础和原则 |
| 2.4.2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国际案例 |
| 2.4.3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中国案例 |
| 2.5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国际比较 |
| 3.1 联邦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1.1 联邦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美国为例 |
| 3.1.2 联邦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俄罗斯为例 |
| 3.2 单一制国家央、地间事权划分的案例分析 |
| 3.2.1 单一制发达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英国为例 |
| 3.2.2 单一制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模式——以蒙古为例 |
| 3.3 各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1 美、俄、英、蒙四国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比较分析 |
| 3.3.2 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比较的拓展——基于81个国家的数据 |
| 3.4 启示与借鉴 |
| 3.4.1 划清政府、市场边界的启示与借鉴 |
| 3.4.2 优化中央、地方财政支出比例的启示与借鉴 |
| 3.4.3 划分中央、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启示与借鉴 |
| 3.4.4 健全央、地两级财政法制体系的启示与借鉴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历史变迁、现状和比较 |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央、地间财政关系的变迁 |
| 4.1.1 计划经济体制下集权与分权的动荡变化时期(1950-1980年) |
| 4.1.2 改革开放背景下财政分权体系探索和建设时期(1980-2013 年) |
| 4.1.3 财政体制现代化改革时期(2014年至今) |
| 4.2 分税制改革后央、地间财政关系的总体现状——财政困境和思考 |
| 4.2.1 财政现状之央、地间财政失衡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2 财政现状之转移支付体系不完善与地方财政缺口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2.3 财政现状之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困境及其思考 |
| 4.2.4 财政现状之宏观税负畸高的困境及其思考 |
| 4.3 各领域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现状与比较 |
| 4.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
| 4.3.5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现状、比较的总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研究 |
| 5.1 可持续发展与央、地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1.1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界定 |
| 5.1.2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Barro模型的理论分析 |
| 5.1.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的理论分析 |
| 5.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与测度 |
| 5.2.1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构建 |
| 5.2.2 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数的指标权重计算——基于改进后的熵值法 |
| 5.2.3 世界81个国家可持续发展指数的测度及排序 |
| 5.2.4 可持续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序比较 |
| 5.3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分权——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3.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3.2 基准回归结果 |
| 5.3.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3.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分权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3.5 进一步讨论——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三维讨论 |
| 5.3.6 基于Lind-Mehlum方法的最优央、地财政支出比例估计 |
| 5.4 可持续发展与财政支出结构——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
| 5.4.1 模型构建、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
| 5.4.2 基准回归结果 |
| 5.4.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 |
| 5.4.4 稳健性检验——财政支出结构与人类发展指数 |
| 5.4.5 实证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原则和思路 |
| 6.1.1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基础 |
| 6.1.2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原则 |
| 6.1.3 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思路 |
| 6.2 借鉴国际经验的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重构方案 |
| 6.2.1 一般公共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方案 |
| 6.2.5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央、地间公共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 |
| 6.3 重构之后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1 一般公共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事权配置及其支出规模测算 |
| 6.3.2 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央、地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中的央、地间财政支出划分及其规模测算 |
| 6.3.5 重构之后的央、地两级财政支出总规模测算及重构方案的优势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国际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2 历史、现状和比较的研究结论 |
| 7.1.3 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政策启示 |
| 7.2.2 具体的对策建议和方案 |
| 第八章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8.1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8.2 今后的努力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件:Lind-Mehlum方法的Stata编程代码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述评 |
| 三、研究问题、假设和案例选取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五、主要内容和框架 |
| 第一章 全球卫生治理的源起、发展与内在困境 |
| 第一节 全球卫生治理的源起及基本要素 |
| 一、全球卫生治理兴起的背景 |
| 二、全球卫生治理的概念及特点 |
| 三、全球卫生治理的主要对象 |
| 四、全球卫生治理的主要行为体 |
| 第二节 全球卫生治理的机制与规范 |
| 一、国际卫生治理机制与规范的产生 |
| 二、全球卫生治理机制与规范的发展 |
| 第三节 全球卫生治理的内在困境 |
| 一、全球卫生领导权和协调机制模糊 |
| 二、全球卫生资金投入不足 |
| 三、全球卫生问责、监督和执行机制缺位 |
| 小结 |
| 第二章 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动机与目标 |
| 第一节 加拿大自由国际主义理论思潮与其战后的国际行为 |
| 一、自由国际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内涵 |
| 二、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对加拿大参与全球事务的影响 |
| 第二节 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动机 |
| 一、维护国际、国家和人的安全 |
| 二、建构良好海外形象与提升国际影响力 |
| 三、推广国家价值观 |
| 第三节 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主要目标 |
| 一、促进全人类健康和卫生平等的实现 |
| 二、追求全球卫生大国和人道主义大国的地位 |
| 小结 |
| 第三章 参与卫生机制的创立：加拿大与世界卫生组织 |
| 第一节 加拿大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缘起 |
| 一、早期国际卫生会议的召开 |
| 二、二战前国际卫生组织的建立 |
| 三、卫生问题纳入《联合国宪章》 |
| 第二节 加拿大对世界卫生组织创立的推动 |
| 一、加拿大在技术筹备委员会中的作用 |
| 二、加拿大在国际卫生大会中的作用 |
| 三、加拿大在临时委员会中的作用 |
| 第三节 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与奇泽姆当选总干事 |
| 一、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与总干事人选 |
| 二、加拿大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 |
| 小结 |
| 第四章 推动卫生规范的制定：加拿大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
| 第一节 加拿大与《公约》的由来 |
| 一、烟草使用危害及全球控烟挑战 |
| 二、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控烟的早期努力 |
| 三、加拿大对授权制定《公约》的倡导 |
| 第二节 加拿大对《公约》制定的推动 |
| 一、对《公约》制定的资助 |
| 二、对《公约》谈判的推动 |
| 三、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公约》制定的倡导 |
| 第三节 《公约》的出台与加拿大的执行 |
| 一、《公约》的出台及其意义 |
| 二、加拿大对《公约》的执行 |
| 小结 |
| 第五章 主导卫生援助与平等的实现：加拿大与《马斯科卡倡议》 |
| 第一节 加拿大与《马斯科卡倡议》的缘起 |
| 一、妇女儿童健康的意义及困境 |
| 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与妇女儿童健康 |
| 三、“母婴儿童健康”设定为八国峰会关键议题 |
| 第二节 加拿大对《马斯科卡倡议》的筹备 |
| 一、筹划国内政策 |
| 二、寻求国际共识 |
| 第三节 加拿大与《马斯科卡倡议》的出台 |
| 一、《马斯科卡倡议》的出台 |
| 二、加拿大在《马斯科卡倡议》中的领导作用 |
| 第四节 加拿大对《马斯科卡倡议》的执行与跟进 |
| 一、加拿大对《马斯科卡倡议》的执行 |
| 二、加拿大对《马斯科卡倡议》的跟进 |
| 小结 |
| 第六章 应对卫生危机：加拿大与“非典”和“埃博拉”疫情 |
| 第一节 加拿大抗击“非典”疫情 |
| 一、加拿大爆发“非典”疫情的应对与教训 |
| 二、“非典”疫情暴露的国内公共卫生问题 |
| 三、加拿大对遏制“非典”疫情的全球贡献 |
| 第二节 国内卫生机制与国内外卫生安全战略的加强 |
| 一、国内公共卫生机制的改革 |
| 二、国家及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的加强 |
| 第三节 加拿大抗击西非“埃博拉”疫情 |
| 一、西非“埃博拉”疫情的原因与危害 |
| 二、加拿大防范“埃博拉”疫情的国内举措 |
| 三、加拿大遏制“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作为 |
| 小结 |
| 第七章 理论解释：加拿大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理念与行为 |
| 第一节 自由国际主义理论下的角色定位与路径选择 |
| 一、自由国际主义下的参与者和领导者角色 |
| 二、自由国际主义下的多边合作路径选择 |
| 三、务实主义哲学与加拿大角色定位和路径选择的灵活性 |
| 第二节 “推拉力”下的角色调整和路径转变 |
| 一、国际因素 |
| 二、国内政府因素 |
| 三、国内社会因素 |
| 四、医学研究与创新因素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9）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文献综述 |
| (二) 国内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理论基础及概述 |
|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理论基础 |
| (一) 社会权理论 |
| (二) 危机预警理论 |
|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概述 |
| (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内涵 |
| (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标准 |
| 第二章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 |
| 一、预警的含义 |
| 二、突发公共卫生预警制度的特征 |
| 三、我国突发公共事件预警制度的现状分析 |
| (一)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律体系 |
| (二)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的发展状况 |
|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初步建立——2003年“非典”事件 |
|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发展——“甲型H1N1流感”事件 |
| 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逐步完善——“H7N9”事件 |
| (三)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的不足 |
|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主体规定不合理 |
|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标准规定存在滞后性 |
| 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应急主体权力规定不合理 |
| 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参与主体单一 |
| 第三章 国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的比较 |
| 一、日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 |
| (一) 日本公共卫生体系 |
| (二) 日本防灾体系 |
| (三) 日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的启示 |
| 二、美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 |
| (一) 美国公共卫生体系 |
| (二) 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相关机构 |
| (三) 美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的启示 |
| 三、英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 |
| (一) 英国公共卫生体系 |
| (二) 英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运行体系 |
| (三) 英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的启示 |
| 第四章 完善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 |
| 一、完善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必要性 |
| (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权”转移的必要性 |
| (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标准动态调整的必要性 |
| (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垂直管理的必要性 |
| (四)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公众参与制度的必要性 |
| 二、完善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的基本原则 |
| (一) 信息公开真实透明原则 |
| (二) 人道主义待遇原则 |
| (三) 人权保障原则 |
| 三、完善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的具体制度 |
| (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权”转移制度 |
| 1、设立预警信息发布备案机构 |
| 2、授权监测主体预警信息发布权 |
| (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标准动态调整制度 |
|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标准国际化 |
|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标准实效评估制度 |
| (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垂直管理制度 |
| (四)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公众参与制度 |
| 1、扩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评估主体 |
| 2、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会商机制 |
| 3、构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社会动员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谢辞 |
| 个人简历与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10）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危机预警体系的完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依据 |
| 1.2. 研究理论基础和方法工具 |
| 1.2.1. 研究理论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概述 |
| 1.3.2. 国外研究概述 |
| 1.4. 创新与难点 |
| 1.5.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应急预警体系 |
| 2.1. 公共卫生危机预警体系 |
| 2.1.1. 公共卫生危机与公共卫生危机预警的定义 |
| 2.1.2. 公共卫生危机预警体系的特征 |
| 2.2. 突发公共卫生危机预警体系的运行机制 |
| 2.3. 突发公共卫生危机预警体系的现状 |
| 2.3.1. 我国公共卫生的建立与发展 |
| 2.3.2. 我国公共卫生预警管理体系建设历程 |
| 2.4. 公共卫生预警管理建设的现状和取得的成就 |
| 2.4.1. 应急预案 |
| 2.4.2. 应急管理体制 |
| 2.4.3. 应急管理机制 |
| 2.4.4. 应急管理法制 |
| 2.5. 突发公共卫生危机预警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
| 2.5.1. 应急预案建设不完善及政府责任不规范 |
| 2.5.2. 应急管理体制缺乏协调运作与综合管理 |
| 2.5.3. 应急管理机制缺乏社会力量参与、预警监测薄弱 |
| 2.5.4. 应急管理法制体系不完善 |
| 2.6. 突发公共卫生危机预警体系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2.6.1. 应急预案建设缺乏必要的危机研究、公共投入不足 |
| 2.6.2. 应急管理体制建设中政府职能未尽,联动不足 |
| 2.6.3. 应急管理机制建设中社会监督缺位 |
| 2.6.4. 应急管理法制建设中政府危机应对能力不足 |
| 第三章 发达国家公共卫生危机预警体系的经验借鉴 |
| 3.1. 发达国家公共卫生危机预警体系的经验 |
| 3.1.1. 美国国家公共卫生危机预警体系 |
| 3.1.2. 英国国家公共卫生危机预警体系 |
| 3.1.3. 其他发达国家公共卫生危机预警体系 |
| 3.2. 发达国家公共卫生危机预警体系的经验借鉴 |
| 3.2.1. 建立疫情监测平台,完善公共卫生安全应急机制 |
| 3.2.2. 快速反应,实现信息共享和透明化 |
| 3.2.3. 加强国际合作,重视健康教育 |
| 第四章 完善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危机预警体系的建议 |
| 4.1. 构建系统有效的突发公共卫生应急预案体系 |
| 4.1.1. 科学制定总体应急预案 |
| 4.1.2. 建立适宜国情、结合实际的科学决策制度 |
| 4.1.3. 加强专业学习,提高危机应对能力 |
| 4.2. 构建全方位的突发公共卫生预警管理体制 |
| 4.2.1. 重视公共卫生信息系统的建立健全 |
| 4.2.2. 建立和完善公共卫生危机预警的责任机制 |
| 4.3. 构建执行有力、资源整合的突发公共卫生预警管理机制 |
| 4.3.1. 加强政府职能部门的合作 |
| 4.3.2. 公共卫生危机预警体系的资源支持 |
| 4.3.3. 培养高素质公共卫生人才 |
| 4.4. 加快突发公共卫生预警体系管理法制建设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美英两国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预警与应对（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中国公共卫生治理完善对策探析[D]. 王栋升. 黑龙江大学, 2021(12)
- [2]21世纪中国应急卫生外交研究 ——以应对非典、埃博拉、新冠疫情的外交机制和外交行动为例[D]. 毕九川. 外交学院, 2021(10)
- [3]中韩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比较研究[D]. 张坤.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02)
- [4]中韩公共卫生安全合作路径研究[D]. 王一然. 吉林大学, 2021(01)
- [5]新自由制度主义视角下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机制研究[D]. 王志朵.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6]公共卫生危机的科学、产业与制度三重维度——基于美英两国抗击新冠肺炎的事实分析[J]. 王庆明,张震.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5)
- [7]可持续发展约束宏观税负视域下央、地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 ——基于国际比较的研究[D]. 金辉.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7)
- [8]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研究[D]. 徐文姣.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9]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制度研究[D]. 陈博. 福州大学, 2018(03)
- [10]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危机预警体系的完善研究[D]. 白丰硕. 西北大学, 20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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