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中国与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孔俐颖[1]（2021）在《文化符号学视域下佩列文小说中的东西方问题研究》文中提出维克多·奥列格维奇·佩列文是当代最受欢迎的俄罗斯作家之一,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人物,也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俄罗斯青年作家中最着名、最神秘和最有争议的一位。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西方学者常常将他与海明威、卡夫卡等大文豪相提并论。中国学者将其比作当代着名作家王朔和莫言。还有学者认为佩列文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十分类似,二人皆成功填平了严肃文学和大众文学之间的鸿沟。佩列文在作品中体现了睿智的思想和哲学思辨能力,在这一点上甚至有评论家将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提并论。不同于一些后现代主义作家对苏维埃神话和俄罗斯传统的狂热解构,佩列文在内容上忠实地继承了关照现实的文学传统。我们认为,佩列文在创作中延续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关于东西方问题的论争。他擅于精准把握时代脉搏,透过荒诞的故事揭示深刻的哲理。苏联解体后人们的幻灭感和迷惘感、大众传媒对人们思想的控制,西方商品、科技、语言与文化对俄罗斯的渗透、俄罗斯在东西方间的踟蹰均被他展现得淋漓尽致。面对当代俄罗斯人在文化归属上的西方化倾向,佩列文以东方文化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浪潮和转型时期俄罗斯人的心理迷茫,并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之下将历史、现实和人的存在本质均指向虚空,旨在放下对民族定位的执念,号召俄罗斯人以精神自由的姿态踏入新的历史道路。在本论文中,我们以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思想为着眼点,对俄罗斯、东方与西方的文化符号域特点进行了梳理,将佩列文笔下的东西方问题转换为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域下的西方文化符号域和东方文化符号域,以探究不同文化符号域之间交流碰撞所产生的意义。我们在洛特曼文化符号学基础之上结合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思想、“拟像”论和“内爆”论,霍米·巴巴的“模仿说”和“中间地带”思想、德勒兹的“游牧空间”说等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及日本“空无”思想、中国禅宗的“空观”和道家的“无为”思想等东方哲学理论对佩列文小说中的西方文化符号域、东方文化符号域、小说人物在符号域边界地带的求索及佩列文小说中东西方问题的思想意蕴和审美效果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文本分析。论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三大部分组成。绪论部分我们简述了俄罗斯文学史上东西方问题的缘起,综述了俄罗斯、国内与西方学界对佩列文小说东西方问题的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本论文研究的意义、写作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和难点。在第一章“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域与佩列文作品的东西方问题”中,我们对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理论进行了总结与梳理,并对“二元对立”“符号域”等概念进行重点论述,总结出东方文化符号域与西方文化符号域的特征,并以佩列文的系列作品加以比照,分析将文化符号学理论运用于佩列文小说东西方问题研究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在第二章“佩列文小说中的西方文化符号域”中,我们结合了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思想、霍米巴巴的模仿说等相关理论从“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下的俄式消费社会”“令人神往的俄式民主社会”和“人工智能打造的虚拟未来”三个层面来探究佩列文小说中的西方文化符号域,揭示苏联解体后西方的文化、商品、政治、科技席卷俄罗斯社会的图景;在第三章“佩列文小说中的东方文化符号域”中,我们采用了中国禅宗思想、道家思想、日本“空无”思想等相关学说从“日本实用主义和空无思想打造的理想之境”“中国禅宗的虚空之境”和“中国道家的无为之境”三个层面来探究佩列文小说中的东方文化符号域,分析作者如何以东方文化来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并揭示俄罗斯社会的“智慧转型”的东方转向;在第四章“边界地带的求索”中,我们结合身份理论及德勒兹的游牧空间理论,从“身份的焦虑”“无望的恋情”“游牧空间下的逃逸”三个方面分析边界地带人的求索,揭示苏联解体后,面临不同模式在人的心理层面的激烈碰撞与冲击,人的心灵形成的巨大“虚空”;在第五章“佩列文小说东西方问题的思想意蕴和审美效果”中,我们主要从“虚空:东西方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多元文化共生的美学图景”两个层面进行阐释,揭示了佩列文立足“虚空”思维对俄罗斯的东西方历史地理意义进行消解,并构建了一个东西方及多种文化和谐共生的美学图景的过程。通过对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域下佩列文小说东西方问题的特点、思想内涵和建构艺术的研究,我们发现佩列文以后现代主义的荒诞和文字游戏为面具,充满对生命本源的执着,对人性的诘问,对物欲横流的时代和虚拟世界的担忧,以及对俄罗斯未来发展道路的紧张思索,至此,一个忧国忧民的作家形象跃然纸上。
高洁[2]（2021）在《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文中认为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了中西方文化遗产管理的异同,对中西方各自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文化遗产管理进行了梳理。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异同,通过比较来更好的认识自身,并探索可以借鉴的经验;二是将文化理论和跨文化理论应用在文化遗产管理的各个层面,尝试分析遗产所体现的文化价值以及传统文化对遗产管理的深层影响。中西文化遗产管理的比较可以分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比较分为静态对比和动态对比,即中西方管理体系的静态对比和遗产管理中出现的跨文化交流;纵向对比即对比中西方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遗产管理的横向比较从主体——利益相关者、客体一—文化遗产和介体——管理体制三个部分展开。西方是个宽泛的概念,从遗产管理的实践角度来看,这里的西方主要指西方的文化源头一—欧洲。在研究中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比较研究、跨文化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即纵向比较。欧洲的保护思想演变主要围绕“修复”一词展开,不同的修复原则和手段反映了每个时代人们对遗产价值的不同理解。保护中的“价值理性”关注“为何保护”,而“工具理性”关注“如何保护”,这两者构成了对立又统一的整体。中国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价值由谁决定?西方成熟的保护理念是否具有本土适应性?要解决这些问题都必须从根源入手,既要了解遗产的传统文化价值,也要了解遗产对当代人的价值。案例部分以西班牙世界遗产为例,西班牙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因社会制度等原因曾落后于英美意等国,也曾经历过因保护理念变化而造成破坏的问题。在文化遗产的丰富性、独特性和多元化上与中国具有相似性,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中国的遗产保护开始较晚,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众旅游的兴起,以及申报世界遗产所带来的巨大效益的影响,遗产保护与管理的理论也迅速发展起来。我国的遗产保护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和制约,还需探索真正适合于中国的遗产发展之路。第二章是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建筑遗产中的体现。本章以建筑遗产为例,说明了不同材质与风格的建筑遗产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和核心价值。西方建筑以石材为主,风格雄壮威严;中国建筑以木材为主,显得纤细灵动,遗产建筑本体的差异性体现出中西传统文化的不同精神内核。中西管理思想也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本身就是治国安邦的理论,可以被称作“管理型思想”。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儒家文化不断糅合其他文化特质,成为多个朝代管理大一统帝国的有效手段,这些管理思想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西方的管理思想起初是“见物不见人”的,没有将人的价值作为管理的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也开始将管理中的人看作是复杂的个体,更接近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到了现代这个紧密相连的全球化时代,中西文化的差异性日益显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拿来比较,但不存在统一的价值体系,文化不会向着同一个方向进化,只会在各自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性并存是发展的趋势,文化交流与互补必定会对世界的发展有所助益。第三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管理体制是遗产管理中的介体,连接起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遗产。在中国遗产事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遗产地过度商业化、真实性受损、文化认同缺失、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以及对世界遗产的过度利用等。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遗产管理体制密切相关,因此体制问题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多种管理经营模式应运而生,但总体上还是以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为主。同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目标仍是发展的主要目标,由此导致了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在遗产价值认知方面,管理者和民众的遗产保护意识尚需培养。在管理模式、资金来源、保护和管理的多元化参与等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经验。遗产管理和旅游管理关系密切,相互交融,由于遗产也可以被看作是资源,如何合理利用遗产资源,避免空置和过度利用两个极端,是每个遗产地都要平衡的问题。第四章是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研究。利益相关者是遗产管理中的主体,包括管理者、保护者、经营者、社区居民、遗产旅游者、非政府组织、社会大众等。管理者与保护者有时是一体的,有时是多个主体,在我国政府是遗产管理责任的主要承担着者,但也不应忽视保护专家的作用。遗产经营者与遗产地居民是一对具有互动关系的主体,二者利益关系的平衡与否直接影响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遗产旅游者是受到各方关注的群体,中西方遗产旅游者在看待遗产价值和审美文化方面都存在差异,特别是在对真实性的追求上差异更为显着。如何平衡旅游业发展与遗产保护的关系也是中西方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遗产地旅游活动中的各种关系都是围绕旅游者展开的,管理者、经营者和参与到景区经营中的社区居民往往会以旅游者的需求为目标。但遗产景区有其特殊性,它还担负着发展社会文化的任务,如果完全迎合大众游客的需求,遗产景区难以发挥它的全部功能。提升旅游的文化和精神层次,是现代文化和遗产旅游的发展方向。遗产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只有找到这些关系之间的平衡才能做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第五、六、七章为案例研究。第五章比较了遗产活化和遗产数字化管理的中西理论与实践。“活化”是指对遗产的物质层面和价值层面所体现的文化加以“诠释—融合—重构”的过程。遗产的数字化既是主动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也是为了应对社会的改变而必须做出的选择。由于信息时代和互联网的发展,我国与西方在数字化方面的发展齐头并进,并在应用领域超越了西方。故宫在遗产活化和数字化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实践,收获了正向的社会反馈,这些经验也被其他文化机构所借鉴,对推广和传承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西方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数字化、新媒体和社交网络对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讨论了技术发展与文化变革的关系。一些学者对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快速发展抱有谨慎的态度,反对技术决定论,认为工具应当为人的目的服务。遗产活化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基本方式都是要对传统文化有了深入了解之后,解码“文化基因”,然后与现代生活方式相连接,给人以怀旧的体验或对文化的共鸣。第六章讨论了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比较了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古城与曲阜。这两处遗产都是各自国家的文化圣地,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是它们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世代生活在历史城镇中的居民是那里的主人,历史城镇也是最能体现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遗产,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其中的关键问题。曲阜和圣地亚哥古城同属于“文化圣地”,历史城镇常见的商业化倾向可能会削弱其神圣性和文化价值,也可能会出现“创造性破坏”的情况。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基于文化的解决方案,除了要注重物质遗产的保护,还要重视遗产的价值和文化符号,关注遗产地的地格和历史文化背景。同时,保护传统和现代发展之间需要找到平衡,要考虑到住房、人口、就业、商业、环境、社区融合与文化认同等因素。未来曲阜的发展还要理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找到阻碍发展的症结,从而将更好的阐释和发扬儒家文化。第七章比较了两条文化线路遗产,分别是丝绸之路和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中较新的一类,它突破了过去以点状为主的类型特征,在空间上做了延伸。同时也扩展了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避免了文化脉络的割裂,丰富了遗产参观者的活动内容与体验。这类遗产具有流动性和跨文化交流的特征,在管理上更是涉及到跨国的遗产管理,可以借鉴国际管理的经验。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多地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旅游经济的表现优于宏观经济发展,旅游业在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为突出,旅游减贫、带动就业等作用需进一步引导、扶持和彰显,文化旅游能够对丝绸之路的复兴发挥重要作用。创新点在于:首先,在研究视角方面,从文化的视角对遗产管理进行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切入点。文化遗产不是无本之木,它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文化的传承,因此也要用延续的眼光去看待遗产,把文化遗产放置在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理解和管理。其次,在研究思路与内容上,对比了两个空间——中国与西方,梳理了两个方向——横向与纵向,分析了三个组成部分——遗产管理的主体、客体和介体。在案例部分探讨了三类具有遗产管理领域代表性和前沿性的文化遗产。第三,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合了历史学、文化比较学、国际管理学、旅游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文化,运用了文化与跨文化的理论,讨论了中西差异和经验借鉴,也探索了我国文化遗产的国际化之路。文化遗产是由一代又一代人选择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的价值既取决于历史,也取决于当代和未来。目前我国文化遗产事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遗产除经济价值之外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通过了解西方遗产的发展道路和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身,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理念,更要从本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文化遗产事业可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良性发展,进而使我国的文化遗产“走出去”,推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蒲颖[3]（2021）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30年代,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陷入了山河破碎、国事陵夷的危局,救亡图存成为国家和民族亟待解决的历史主题。为了拨开迷雾,寻求新的发展路径,仁人志士将文化变革作为社会改革的一种方案,期冀用文化的转型完成民族的发展和复兴,掀起一阵又一阵文化思潮。面对被“文化殖民”的危险,苦苦追寻中国出路的知识分子期待在整理国故中寻找救国良策,他们转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寻求具有恒久价值的文化资源,力求立足基本国情、凸显中国本位、提升民族自信、抵抗外来挑战、实现民族复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便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本位文化论背景复杂,底蕴厚重,内涵丰富,特色鲜明,文脉绵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生和现代化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位文化派和全盘西化派的相关文集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理论联系实践,历史结合现实,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梳理中国本位文化论的前因后果及其影响。本文在全面耙梳史料的基础上,论述了中国本位文化论提出的时代背景,揭示了这一思潮发生的历史必然性;论述了本位文化派和全盘西化派论战的发展过程及相关代表人物的思想主张,揭示了思潮演变的历史逻辑;论述了中国本位文化论在一定程度上弘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改变了全盘西化思潮的发展方向、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积极影响,也揭示了其中存在的缺乏对国情正确认识以及“文化决定论”倾向等方面的历史局限性;进一步阐释了中国本位文化论对今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而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和东方智慧等方面的价值启示。
张好[4]（2021）在《五四时期《新青年》论东西文化问题及其现代启示的研究》文中认为五四时期由《新青年》与《东方杂志》发端围绕东西文化问题展开讨论,进而在中国学界引发了一场长达十余年的学术论战。这场论战不仅是前半个世纪关于文化问题各种论争的逻辑延伸,也是清末民初新旧杂糅的时局以及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与激烈斗争的产物。《新青年》与这场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关系密切。一开始《新青年》就是这场论战的主要阵地,《新青年》同人作为论战的重要一方,围绕着东西文化问题进行了非常充分的阐释,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围绕着东西文化的特性、差异、优劣等问题,《新青年》同人在分析、概括中西文化不同特性之后,认为东西文化差异巨大,是“古今之别”,西方文化且优于中国文化;其次,在东西文化能否调和的问题上,《新青年》同人坚持“破旧立新”,反对“调和论”;最后,论战聚焦于中国文化的出路这一时代命题,此时《新青年》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扛起了“社会主义文明”的旗帜,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在五四时期这场论战背景下,《新青年》围绕东西文化问题提出了非常鲜明的思想主张,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它激起国人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以及东西文化关系,激励新一代青年自觉承担起文化发展的重任,它带来的思想革新不仅为中国未来文化建设指出了方向,而且从整体上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同时,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新青年》同人没有充分意识到文化发展是具有延续性的,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过激批评的立场,对西方文化也缺乏较为辩证的分析,等等。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我们从《新青年》的视角回溯和研究这场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问题论战,认识到目前中国文化建设需要客观认识、辩证分析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要勇于对内自我革新、善于向外借鉴吸收,坚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传统文化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刘景珍[5]（2021）在《英语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传播》文中指出英语是迄今为止人类语言史上传播最广、影响力最强的语言,它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相互交织,已经成为塑造世界的力量之一。鉴于语言传播是一种多因素影响的复杂行为,目前语言传播领域的研究尚未能对此提供有力的解释和指导。但研究者们仍在不断地探索,结合不同的对象国/地区进行挖掘,旨在找到英语传播背后的动因机制。本研究在完善Cooper（1979,1982）的语言传播研究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结合语言政策与规划学、传播学、语言经济学等相关理论,通过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对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沙特和伊拉克这7个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英语传播以历时与共时、整体与个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调查和剖析。主要研究发现如下:（1）英语在海湾阿拉伯地区的传播历经铺垫期、兴盛期和矛盾期。英保护国体制并不是影响英语传播的主要因素。石油经济的兴起才真正促发了英语传播,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为英语传播接力,而海湾阿拉伯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本土语言文化的重视和回归成为英语进一步传播的阻力;（2）各对象国个案研究的结果印证了经济和文化是影响英语在海湾阿拉伯国家传播的主导因素,但在人口、历史、政治和地缘因素的调节和制约下,英语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传播又表现出各自的特色;（3）综合历时与共时、整体与个案的分析结果,笔者提出了英语传播的“经济驱动-文化互化模式”。“经济驱动-文化互化模式”不但验证了 Quirk（1988）语言传播“经济文化模式”的宏观传播思想,还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出具体的英语传播机制。“经济驱动-文化互化模式”的提出不仅为语言传播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些新思路,而且给国际中文传播实践也带来一定的参考和启示。
陈中梅[6]（2019）在《秘—逻模式与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形成及其展开态势研究续篇——从怀特海教授关于宗教与科学的一段论述谈起》文中研究表明内容提要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基本结构形态,而这一基本结构形态一经大致形成,就会以其形成本身,在哲学、宗教、法律、政治、语言、文艺和社会等视角以外,提供考察该文化历史发展进程并会旁及上述视角的另一个重要、有时甚至是关键的切入点。有鉴于此,对于研究西方文化的中外学者来说,把它的基本结构揭示出来并赋予其尽可能贴切的概念表达,便是一份不应推辞的责任。在笔者提出的秘（索思）—逻（格斯）理论中,秘索思（■）和逻格斯（■）是构成西方文化基本框架的两个配套的根源性结构要素,也是认知与解析这一基本框架的两个元概念。秘索思和逻格斯既对立冲突,又互补合作,二者都有各自的存在价值和独立品格。纵观历史,我们得知西方文化的秘—逻品质会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主流表现样式。较之其他配套词语和二元模式,秘索思和逻格斯更为贴近西方文化的词源学和古典学根基,具备更强的掌控力、更好的学理对称性和更丰富的学术含量,发挥了前者难以替代的总括性表义功能。在本文提出的概念谱系中,统括性非元概念二元术语的叙事地位有所变动,却依然不可或缺。宗教与科学、信仰与理性、启示与实证、神话与逻辑、文学与科技、诗与哲学、诗性真理与科学真理、唯灵论与机械论、浪漫主义与启蒙精神、耶路撒冷与雅典、狄俄尼索斯与阿波罗、超越的传统与理解的传统、价值理性（或精神和道德因素）与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及其人文图谱中的关系和作用,依然是西方主流思想家们极为关注的热门话题。作为其他二元模式理论设计上的包容者和总括性代表,秘—逻模式受益于自身的元概念地位和构成系统性,拥有很强的分辨效能和更精致的解释效力。在该模式的细密爬梳比对下,西方思想和人文脉络的可思辨格局发生了变化,呈现出一种有别于一些西方着名学者所持观点的展开态势,给我们带来了诸多以前不曾有过的智性体验。事实表明,一个对西方文化基本架构以及评判它的一些主要理论成果进行认真梳理与重新评估的重大学术机遇,很可能已经悄然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西方文化崇尚"力",因此也容易造成对立。一部西方思想史既是一部二元冲突的历史,也是一部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断尝试将对立的双方调和与综合起来的历史。如同帕斯卡尔以降的许多伟大思想家一样,怀特海牢牢抓住了影响近当代西方文化发展进程的宗教与科学这两个基本要素,通过长期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在西方乃至全球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持续的影响。然而,尽管他很正确地看到了冲突所造成的负面结果,但对它的正面或积极作用却似乎略显估计不足。为了多角度解析西方文化的二元构成,有时亦会有意无意地借此扩展宗教的概念外延,他采用了包括机体论与机械论以及美学与理性在内的各种配套术语,却因为心仪于冲突的化解与事态的终极谐和,而始终未能形成一种周全且层次分明的系统表述。
王杨秀[7]（2021）在《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化哲学是从哲学角度对文化现象做总体性研究的学科,它关注文化的本质、特征、规律、类型、演化等一系列问题。而且,文化哲学是明显地立足于“广义文化”的界定之上,即文化是“人化”、是人类的生存样态等等。作为“我们目前在哲学体系中所区分的全体分支中最有疑问和最富争议的一门学科”（1）,对文化哲学研究的理路选择和内涵释义显得尤为重要。劳思光的文化哲学思想广博深厚,涵容中西方传统哲学思想和现当代哲学理论,有着对文化问题的敏感度和对危机意识的感知力,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文主义思想和社会批判理论。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形成于其学术生涯的晚期阶段,其显着特征是从中国文化问题转向世界文化问题,关注世界文化危机,以此为研究对象开展理论建设工作。本文对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旨趣、内容、特色、意义和限度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阐释和分析。论文指出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的特色在于:第一,开放性,包括治学态度的开放性、理论思维的开放性和哲学体系的开放性等。第二,原创性,提出了文化哲学方面的许多基本范畴,如把文化意识分为建设意识与解放意识,把西方、中国、印度的文化精神概括为重智精神、重德精神与舍离精神等,提出了双重结构文化观,开创了文化哲学内涵的研究进路,如开放成素与封闭成素沟通、主体境域的单一与并立关系等。第三,建设性,用劳思光概念创新的词语来说,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毫无疑问是建设意识的表现,这种建设性理论的开展始终伴随着劳思光对中国文化的深情初衷,他试图将文化内涵和社会危机结合起来,把文化的批判推进到社会领域。一方面,从历时性来说,文化问题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国文化在历史面前绝处逢生、曲径通幽,中国文化精神的特性有着自我调和的功能,使得它在现当代文化潮流之中有一种主动性的进步要求,要为中国文化发展找到合理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从共时性来说,中国文化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化成果丰富且特点显着,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西方哲学的贬低态度都在与中国哲学发生着冲突,这些都构成了时代的重要议题,也是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所关注的焦点。此外,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不仅为认识现当代社会的文化困境提供了重要的视域,而且从整体上推动了中国文化哲学的发展。文化哲学的兴起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事情,虽然存在对文化哲学理论的不同定位,但是其致力于对文化现象的研究并作出自觉的文化批判,对文化内涵进行知识性的建构和对文化转型的主题予以重视,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哲学具有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的特性,自然会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给出自己的解释。劳思光的文化哲学思想紧扣时代脉搏,在全球化进程中作出了对文化转型和重建文化秩序的自觉理论批判,运用独特的理论视角去理解中国文化风雨变化的现实境遇,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李新潮[8]（2021）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文中指出近代以来,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回答往往首先聚焦于对“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时代拷问。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重要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政治高度和科学态度,为新的历史阶段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然而,以“政治话语”面貌首先出场的“两创”,常常被认定为是不证自明的,似乎可以被随意运用于关涉文化传承的所有语境之中。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为理论视域,在批判性反思中厘清其理论定位,在学理性阐释中澄明其思想内涵,在历史性审视中彰显其思想史意义。“两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两创”与“二为”“双百”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内容;狭义的“两创”与“两相”“两有”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核心内涵。在狭义层面,“创造性转化”是指要根据时代发展状况将古老的文化内涵和形式转化为符合现代人需要的新内涵和新样式;“创新性发展”是指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保留“旧文化”之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进而“新文化”又不断发展为“更新的文化”的过程。“创造性转化”重在“继往”,即在整理、筛选中华传统文化母体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和当代转化;“创新性发展”重在“开来”,即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对富有当代价值的内涵和形式在实践中进行淬炼和发展。就哲学基础而言,“两创”思想之中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哲学底色、辩证否定的哲学内涵和辩证发展的哲学要求;就运行机理而言,“两创”思想之中内蕴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辩证分析—逐级抽象”“时空交融—综合创新”“纵横结合—循环往进”的内在机理。正是这些哲学基础和运行机理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基本属性,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传承理念与传承方法统一体的展开模式。经过一系列的界定、辨析、分析和解读,希冀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特定概念,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具体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而言,有必要以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谱系为历史底色,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为时代背景,对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对象、方向和路径进行系统考察,从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实现。“两创”思想的思想史意义需要在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格局之中进行谱系定位和历史审视:就纵向而言,“两创”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理论逻辑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延续和理论表征,它不仅全方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传承的核心观点,而且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丰富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融入了“综合创新”等思想成果、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明确了文化转化创新的基本限度,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就横向而言,“两创”文化观中蕴含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从容自信的文化心态、可解析性的文化认知、实践取向的文化标准分别替代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自卑或自负的文化心态、整体主义的文化认知、或内或外的文化标准,从而超越了“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开辟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境界。总之,“两创”思想的理论出场和实践运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但并不代表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最终解答,而只是适应新的时代语境所产生的阶段性理论呈现。只要“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没有得到彻底解答,只要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尚未得到彻底平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文化使命就仍然驱使着我们继续前行。
韩青松[9]（2021）在《评估与诠释：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话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际武术联合会是武术国际化发展进程中最具影响力的组织实体,在武术入奥以及武术国际普及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如何评价国际武术联合会的组织发展及政策实践,对于厘清国际武术联合会的作用与价值、拓宽对武术国际化发展的考察视野大有裨益。然而,长期以来国际武术联合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一是武术国际化发展研究多为国家层面武术对外推广普及“应当如何”的宏观策略研究,忽视了国际武术联合会对于武术国际化的重要意义。二是现实发展中,国际武术联合会的政策实践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存在着对中国武术协会的发展依赖。从组织政策话语的视角对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话语进行评估与情境化诠释,既是组织决策精准化与科学化的必然要求,亦有助于明确政策问题的由来与利益相关者的真实诉求。进而,为国际武术联合会改善组织治理、提升决策水平提供政策知识,为推动武术在国际受众的“入脑入心”提供理论参考与经验借鉴。本研究从To C（Theories of Change）政策评估理论和话语分析理论出发,以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话语为研究对象,在为期一年的海外田野调查中深入欧洲武术传播的日常教学、学术交流与武术竞赛场景,确立“移情理解”的田野基础;选取8位国际武术联合会高级官员及28位国际级武术裁判、海外国家级武术官员、武术教练及学者进行深度访谈,获取政策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对组织政策和中国武术的认知与态度。进而使用QSR NVivo12质性分析软件对相关政策文本与口述文本进行观点提取、符码赋予和主题汇总。在此基础上,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政策回应对组织政策假设进行整体评估。进而,从组织愿景出发,结合具体语境诠释武术入奥的话语挑战以及官方术语Wushu的话语困顿。从而明确国际武术联合会近三十年的政策话语实践说了什么、如何说的、以及在不同情境下说的效果如何。研究发现,组织政策话语中的逻辑假设呈现出政策问题如何被认知、被表述、被解决的方式和过程。基于To C变化理论的政策评估结果显示: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话语实践实现了在组织规模、组织架构、赛事体系、国际权威认证等方面的突破。但存在组织代表性缺失和社交媒体运营重心偏离的“执行失利”,与推行竞技武术套路技术改革的“理论失利”。同时,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话语运作中对于政策利益相关者的合理诉求与社会情境的忽视,造成赛事参与者主体身份转换的艰难,以及利益诉求难以满足下政策利益相关者的弱者抵抗。研究还发现,话语规则限定着政策话语实践能否言之有效。国际奥委会对“奥运项目评估”的政策议题建构描绘出奥运项目的理想形象,具化在《奥运项目评估标准》之中,表现出对运动流行性的焦点关注。在此语境中,国际武术联合会围绕武术入奥的政策变迁以及所提交的入奥报告并未很好契合国际奥委会话语规则,存在武术国际大众基础薄弱、陈述报告策略偏离、流行性不足等问题。应从正确认知流行性的国际化底色,处理好大众与精英的发展关系,调整好武术入奥报告的表述策略,利用好“奥组委提议”的入奥机遇等方面主动适应规则。研究还发现,语言符号通过话语表征进行形象建构与意义生产。西方文化语境中官方术语Wushu面临不被认可或不为所知的话语困顿。在西方受众看来,“功夫电影、传统武术、技击实用”的Kung Fu相比“竞技武术、操舞化套路、官方话语”的Wushu更能代表“中国武术”。究其原因,Kung Fu与西方文化前理解“Chinese martial arts”的意义契合而实现惯习迁移,确立了话语权威性。而国际武术联合会在为Wushu“正名”及“团结”Kung Fu的政策话语实践中,并未就“何为Wushu”有着准确定位而产生自相矛盾,阻碍着西方受众对于Wushu术语的接纳与认知。基于研究的理论实践,提出体育组织内部的权力竞争与不同主体对体育项目的认知差异,影响着政策效果及政策评估结果。而多元主体参与下的政策知识共创,能够缓和不同主体间的权力竞争与认知差异,形成破解政策问题的政策共识。聚焦组织的发展实践,国际武术联合会应从“找准符号定位、坚定话语主导、团结多元主体、增强媒介运作”建构起官方术语Wushu的知识体系,发挥Wushu正本清源、符号引领的话语职责;通过“主动政策学习、开展对话协商、建立评估制度”实现“善治”的理念转变,以回应政策质疑,提升治理绩效水平。
刘钰[10]（2020）在《跨域体验的文学呈现 ——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的身份认同叙事》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的研究重点是19世纪中期以来由华人移民以汉语为媒介创作的反映北美华人移民移居生活和情感体验的小说创作。通观北美华文移民小说,文化身份追寻在原乡想象、历史记忆、异族交往、代际关系等主题中得到了浓墨重彩的艺术表现。本文采用文本细读、比较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方法,利用文化身份、形象学、社会学等理论,从原乡想象、历史记忆、异族交往、代际关系四个层面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在异质文化语境下,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身份认同的呈现方式、特征及其成因,系统挖掘和展示北美华人移民在中西文化之间的想象方式与实际抉择。之所以选择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复杂多变的文化身份作为论文的研究中心,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一是身份认同时刻处于建构过程中,在时间上始终指向未来。由于不同作家所处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不同,对文化身份的表述也不尽相同,它总是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而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因此,文化身份研究也如同文化身份认同一样,始终是一件不会被完成的“产品”（斯图亚特·霍尔语）,这也就意味着无论对当下还是未来的研究者而言文化身份认同都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二是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北美华文移民小说经历了近两百年的创作历程,但对其文化身份问题的研究却主要集中在新移民作家作品上,在地域上则呈现出重美国而轻加拿大的研究倾向,这些都不利于对研究对象作整体性把握。鉴于目前本研究领域所存在的不足,本论文以北美华文移民小说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为纵轴,通过对以上四个典型主题的剖析,力图系统挖掘和展示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的文化身份书写,突破研究对象和研究区域不平衡的局限。文化身份蕴含了北美华人移民特殊的族群散居经验,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合力作用下的产物,随着不同历史时代中西方之间权力话语的此消彼长,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的北美华人移民的文化身份认同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过程,其身份认同的流变不仅是我们认识跨文化空间中,北美华人群体不同时期特有的生存处境以及在此基础上创作的移民小说发展轨迹的一条重要途径。同时,这一区域文学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与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变革相始终,北美华人移民所面临的自我身份上的困惑和选择很大程度上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命运的一种隐喻,分析和把握这一隐喻的内涵,对于中国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民族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的调整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尤其在全球化语境的当下,各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与互动愈发剧烈和频繁,当今的世界文化由此呈现出多元混杂的特征,文化身份的追寻与文化认同的建构是每一个“在场者”都无法绕开的话题。
二、20世纪中国与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世纪中国与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文化符号学视域下佩列文小说中的东西方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 绪论 |
| 第一节 佩列文的创作与俄罗斯文学中的东西方问题 |
| 第二节 国内外佩列文小说东西方问题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本论文研究的意义和写作思路 |
| 第四节 本论文研究的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域与佩列文作品的东西方问题 |
| 第一节 文化符号学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文学 |
| 一、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的文本观 |
| 二、洛特曼的文本思想与罗兰·巴特的解构主义文本观 |
| 三、文化符号学理论与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 |
| 第二节 多元文化符号域与佩列文的创作个性 |
| 一、作家的个人经历 |
| 二、东方写作 |
| 三、对传统的批判继承 |
| 第三节 文化符号学思想与佩列文小说的东西方问题 |
| 一、“二元对立”思想 |
| 二、二元对立的两种模式 |
| 三、俄罗斯文化符号域、东方文化符号域与西方文化符号域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佩列文小说中的西方文化符号域 |
| 第一节 虚空之上的虚空:资本主义浪潮下的俄式消费社会 |
| 一、消费主体:俄式消费社会的突出景观 |
| 二、广告、电视:俄式消费社会的躯体 |
| 三、金钱:俄式消费社会的血液 |
| 第二节 “令人神往”的俄式民主社会 |
| 一、模仿:“俄式民主社会”的内核 |
| 二、大众传媒:打造“俄式民主社会”的肌体 |
| 三、民主VS反民主:俄罗斯民族身份的重构 |
| 第三节 人工智能打造的虚拟未来 |
| 一、人机共生:人的主体地位面临的挑战 |
| 二、人与物的翻转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佩列文小说中的东方文化符号域 |
| 第一节 日本实用主义和空无思想打造的“理想之境” |
| 一、讲究实用主义的“理想国” |
| 二、“空无”作为一种精神向度 |
| 三、日本式东方道路:实用主义和“空无”思想的结合 |
| 第二节 中国禅宗的虚空之境 |
| 一、闭环:虚空的存在状态 |
| 二、涅盘:虚空的超越 |
| 第三节 中国道家的无为之境 |
| 一、亦真亦幻的梦境 |
| 二、“天人合一”之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边界地带的求索 |
| 第一节 身份的焦虑 |
| 一、姓名:混杂的身份和文化隐喻 |
| 二、变装:通往西方世界的名片 |
| 三、广告撰稿人:边界地带的“翻译官” |
| 第二节 无望的恋情 |
| 一、跨国恋 |
| 二、人神恋 |
| 三、人机恋 |
| 第三节 游牧空间下的逃逸 |
| 一、人物生成中的逃逸 |
| 二、逃逸的理想归宿:自由开放的游牧空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佩列文小说中东西方问题的思想意蕴与审美效果 |
| 第一节 虚空:东西方问题的解决方案 |
| 一、地理虚空 |
| 二、历史虚空 |
| 第二节 多元文化共生的美学图景 |
| 一、狂欢化的人物群像 |
| 二、多样化的语言和文本形式 |
| 三、内爆型的审美效果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2）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综述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第四节 相关理论 |
| 一、文化遗产价值判定标准 |
| 二、文化遗产活化理论 |
| 三、真实性理论 |
| 四、文化认同理论 |
| 五、跨文化理论 |
| 第一章 中西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比较 |
| 第一节 欧洲遗产理论的发展阶段 |
| 一、古典时期(17世纪前) |
| 二、17世纪至19世纪初期 |
| 三、19世纪初期至19世纪90年代 |
| 四、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中后期 |
| 五、现代修复理论(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 |
| 六、遗产保护与管理中常用词词义辨析 |
| 第二节 西班牙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 |
| 一、早期的修复实践(19世纪以前) |
| 二、19世纪的保护实践 |
| 三、20世纪的遗产保护与管理 |
| 第三节 中国遗产管理的发展阶段 |
| 一、中国传统的修复实践(20世纪之前) |
| 二、现代遗产管理的萌芽期(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 |
| 三、停滞期与摸索期(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 |
| 四、现代遗产管理的发展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的比较 |
| 一、英法遗产管理的比较 |
| 二、中西遗产管理发展阶段中体现出的文化差异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西传统文化差异在遗产管理中的体现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遗产及管理思想中的体现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个维度 |
| 二、中国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 |
| 三、中国的管理文化 |
| 第二节 西方传统文化在建筑遗产及管理思想中的体现 |
| 一、西方传统文化的四个维度 |
| 二、西方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 |
| 三、西方的管理文化 |
| 第三节 中西方建筑遗产特征及管理思想比较 |
| 一、中西传统文化四个维度的比较 |
| 二、中西建筑遗产的文化特征比较 |
| 三、中西方管理文化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比较 |
| 第一节 中国遗产管理体制 |
| 一、我国遗产管理体制 |
| 二、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 |
| 三、我国遗产管理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四、我国遗产管理的法律框架 |
| 第二节 西方遗产管理体制 |
| 一、西方国家的遗产管理体制 |
| 二、“以价值为导向”的管理方法 |
| 三、文化遗产的效益评价 |
| 四、国际遗产保护与管理的法律框架 |
| 第三节 西班牙遗产管理体制 |
| 一、西班牙遗产保护机构 |
| 二、西班牙遗产管理的法律框架 |
| 三、西班牙的特色保护措施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管理体制的比较与借鉴 |
| 一、中西遗产管理法律框架的比较 |
| 二、国际遗产管理理念的本土化问题 |
| 三、中西遗产管理体制的比较 |
| 四、西方管理体制的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比较 |
| 第一节 文化遗产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概述 |
| 一、遗产管理者与保护者 |
| 二、遗产经营者 |
| 三、遗产地社区居民 |
| 四、遗产旅游者 |
| 五、非政府组织 |
| 六、社会大众 |
| 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遗产管理者与保护者的比较 |
| 一、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 |
| 二、保护与科学的关系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遗产经营者与社区居民的比较 |
| 一、遗产经营者比较 |
| 二、社区居民的参与度比较 |
| 三、社区居民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遗产旅游者的比较 |
| 一、中西方旅游者对真实性的追求差异 |
| 二、中西方旅游者的审美差异 |
| 三、遗产旅游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
| 四、遗产旅游对遗产地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故宫与西方博物馆: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比较 |
| 第一节 案例部分的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
| 一、世界文化遗产 |
| 二、文化遗产的数字化 |
| 三、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
| 四、全球化对文化遗产的影响 |
| 五、中国与西班牙世界文化遗产概况 |
| 第二节 故宫博物院的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 |
| 一、故宫概况 |
| 二、故宫的遗产活化实践 |
| 三、故宫的遗产数字化实践 |
| 第三节 阿尔罕布拉宫的遗产活化与西方博物馆的数字化管理 |
| 一、阿尔罕布拉宫概况 |
| 二、阿尔罕布拉宫的遗产利用 |
| 三、西方遗产数字化研究 |
| 第四节 中西遗产活化与数字化管理比较 |
| 一、实体博物馆与数字博物馆 |
| 二、博物馆的体验方式 |
| 三、博物馆的创新之道 |
| 四、遗产活化的发展方向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曲阜与圣地亚哥古城: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比较 |
| 第一节 曲阜“三孔”及其遗产价值 |
| 一、曲阜的历史变化 |
| 二、曲阜的遗产价值 |
| 三、曲阜的城市发展演变 |
| 第二节 圣地亚哥古城的改造经验 |
| 一、圣地亚哥的古城与新城 |
| 二、圣地亚哥城市改造的经验 |
| 第三节 历史城镇的可持续发展经验借鉴 |
| 一、“圣地”类遗产的管理 |
| 二、历史城镇的商业化问题 |
| 三、两处圣地管理的异同 |
| 四、历史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丝绸之路与朝圣之路:文化线路遗产的开发与管理比较 |
| 第一节 文化线路遗产 |
| 一、文化线路遗产的提出 |
| 二、文化线路遗产的价值 |
| 三、线性文化遗产的相关概念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的发展 |
| 一、丝绸之路概况 |
| 二、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 |
| 第三节 朝圣之路的发展 |
| 一、朝圣之路概况 |
| 二、朝圣之路的发展经验 |
| 第四节 欧洲的文化线路体系 |
| 一、文化线路认定 |
| 二、管理体系 |
| 三、财政制度 |
| 第五节 文化线路遗产的发展与管理比较 |
| 一、“欧洲文化线路”的管理经验借鉴 |
| 二、西班牙朝圣之路的发展经验借鉴 |
| 三、我国发展文化线路遗产的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基于文化视角的发现 |
| 二、西方遗产管理体制借鉴 |
| 三、案例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1.3.3 研究创新之处 |
| 1.4 研究意义 |
| 1.4.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4.2 研究的实践意义 |
| 2 20 世纪30 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论的提出背景 |
| 2.1 民族危机的加重是中国本位文化论提出的重要背景 |
| 2.2 对全盘西化论的反思是中国本位文化论提出的直接动力 |
| 2.3 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中国本位文化论提出的思想基础 |
| 2.4 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是中国本位文化论提出的重要条件 |
| 3 20 世纪30 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论的过程及代表人物 |
| 3.1 中国本位文化论提出的历史过程 |
| 3.1.1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发表 |
| 3.1.2 本位文化派与全盘西化派的论战 |
| 3.2 中国本位文化论的代表人物与思想主张 |
| 3.2.1 陶希圣本位文化思想 |
| 3.2.2 黄文山本位文化思想 |
| 3.2.3 陈石泉本位文化思想 |
| 4 20 世纪30 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论的主要内容 |
| 4.1 关于中国本位文化的内涵 |
| 4.2 关于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
| 4.3 关于文化的整体性与可分性 |
| 4.4 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路径 |
| 5 20 世纪30 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论的影响及局限 |
| 5.1 中国本位文化论的历史影响 |
| 5.1.1 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
| 5.1.2 改变了文化全盘西化的发展方向 |
| 5.1.3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
| 5.1.4 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现代化的转型 |
| 5.2 中国本位文化论的局限 |
| 5.2.1 缺乏中国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 |
| 5.2.2 忽视政治经济的“文化决定论” |
| 6 20 世纪30 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论发展的现实启示 |
| 6.1 中国文化建设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 6.2 中国文化发展应立足国情坚持实事求是 |
| 6.3 中国文化创新性发展要继承传统推陈出新 |
| 6.4 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化应面向世界博采众长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4）五四时期《新青年》论东西文化问题及其现代启示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根据 |
| 1.2 研究现状分析 |
| 1.3 研究目标、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2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论争的历史脉络 |
| 2.1 近代中学西学之争的出现 |
| 2.2 洋务运动时期“中西”之别与“体用”之辩 |
| 2.3 维新变法时期“变”与“不变”的哲学之争 |
| 2.4 清末民初思想文化领域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与复杂斗争 |
| 3 五四时期《新青年》论东西文化问题的主要内容及其演变 |
| 3.1 《新青年》论东西文化差异和优劣 |
| 3.1.1 《新青年》论东西文化的特性与差异 |
| 3.1.2 《新青年》论东西文化的优劣 |
| 3.1.3 《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思想交锋 |
| 3.2 《新青年》论东西文化、新旧问题能否调和 |
| 3.2.1 《新青年》同人从新旧角度论中西文化关系 |
| 3.2.2 东西调和论、新旧调和论的提出 |
| 3.2.3 《新青年》对调和论的辨析 |
| 3.3 《新青年》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思考与选择 |
| 3.3.1 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提出与《新青年》的政治转向 |
| 3.3.2 《新青年》对中国未来文化选择的思考 |
| 3.4 本章小结 |
| 4 五四时期《新青年》论东西文化问题的历史评价与现代启示 |
| 4.1 五四时期《新青年》论东西文化问题的积极影响 |
| 4.1.1 《新青年》的思想主张激起国人对东西文化的深入反思与重审 |
| 4.1.2 《新青年》的思想启蒙激励新一代青年勇于承担重任 |
| 4.1.3 《新青年》带来的思想革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
| 4.2 五四时期《新青年》论东西文化问题的历史局限性 |
| 4.2.1 《新青年》同人在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采取过激批评的立场 |
| 4.2.2 《新青年》同人在宣传西方文化时缺乏辩证的分析 |
| 4.3 五四时期《新青年》论东西文化问题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启示 |
| 4.3.1 打破传统文化发展的“惰性”因子,勇于自我革新 |
| 4.3.2 吸收外来文化优秀文明成果,善于为我所用 |
| 4.3.3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
| 5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新青年》中与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相关内容 |
| 附录二 《东方杂志》中与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相关内容 |
（5）英语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 |
| 1.1.1 语言传播研究中英语的凸显 |
| 1.1.2 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语言传播的理论研究 |
| 1.2.2 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英语传播研究 |
| 1.2.3 本节小结 |
| 1.3 研究问题与方法 |
| 1.3.1 研究问题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结构 |
| 第2章 语言传播研究分析框架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语言传播 |
| 2.1.2 英语传播 |
| 2.1.3 海湾阿拉伯国家 |
| 2.1.4 地租经济 |
| 2.1.5 知识经济 |
| 2.1.6 文化互化 |
| 2.2 语言传播研究的五大要素 |
| 2.2.1 传播背景 |
| 2.2.2 传播主体 |
| 2.2.3 传播内容 |
| 2.2.4 传播模式 |
| 2.2.5 传播成效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英语在海湾阿拉伯地区的现状 |
| 3.1 海湾阿拉伯地区复杂的语言环境 |
| 3.1.1 多元文化汇集下的多语共存 |
| 3.1.2 阿拉伯语的双言及式微现象 |
| 3.2 英语的多面角色 |
| 3.2.1 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
| 3.2.2 外籍人口的沟通桥梁 |
| 3.2.3 国民就业的制约筹码 |
| 3.2.4 教育改革的焦点 |
| 3.2.5 外宣和外交的工具 |
| 3.2.6 西方文化的象征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英语在海湾阿拉伯地区的传播历程 |
| 4.1 英语传播的铺垫期(1820s～1910s) |
| 4.1.1 奥斯曼帝国时期英语传播的萌芽 |
| 4.1.2 英国保护国体制下英语的缺席 |
| 4.1.3 阿英双语者的出现 |
| 4.2 英语传播的兴盛期(1920s～1990s) |
| 4.2.1 促发英语传播的石油经济 |
| 4.2.2 现代化建设中兴起的英语传播 |
| 4.2.3 西方文化助推英语传播 |
| 4.3 英语传播的矛盾期(2000s～现在) |
| 4.3.1 “9.11”事件后英语的强势传播 |
| 4.3.2 经济转型对英语传播的影响 |
| 4.3.3 本土语言民族主义的觉醒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海湾阿拉伯各国的英语传播 |
| 5.1 阿联酋 |
| 5.1.1 语言社区概述 |
| 5.1.2 缺乏语言接触的英保护体制 |
| 5.1.3 经济驱动的英语传播 |
| 5.1.4 助推英语传播的四次教育改革 |
| 5.1.5 本土文化回归与英语传播的制衡 |
| 5.2 阿曼 |
| 5.2.1 语言社区概述 |
| 5.2.2 契约关系下有限的英语输入 |
| 5.2.3 石油催生的英语传播 |
| 5.2.4 强调英语交际的教育改革 |
| 5.2.5 英语传播带来的社会与文化冲击 |
| 5.3 巴林 |
| 5.3.1 语言社区概述 |
| 5.3.2 保护体制对巴林行政英语的影响 |
| 5.3.3 石油和外籍劳工共助英语传播 |
| 5.3.4 通过教育改革提升英语能力 |
| 5.3.5 国家发展战略中英语的淡化 |
| 5.4 卡塔尔 |
| 5.4.1 语言社区概述 |
| 5.4.2 保护国时期英语外来词的传播 |
| 5.4.3 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对英语的矛盾需求 |
| 5.4.4 以英语为中心的教育转向 |
| 5.4.5 阿拉伯语回归中的语言平衡 |
| 5.5 科威特 |
| 5.5.1 语言社区概述 |
| 5.5.2 保护国时期的行政和外交语言 |
| 5.5.3 随着石油经济兴起的英语 |
| 5.5.4 助推英语传播的教育体制 |
| 5.5.5 亲美文化下英语的流行 |
| 5.6 沙特 |
| 5.6.1 语言社区概述 |
| 5.6.2 英国与英语的到来 |
| 5.6.3 石油业带动的英语传播 |
| 5.6.4 从自发到被迫的英语教育 |
| 5.6.5 西方文化与瓦哈比思想的悖逆 |
| 5.7 伊拉克 |
| 5.7.1 语言社区概述 |
| 5.7.2 委任统治下英语教育的推广 |
| 5.7.3 英语从二语到外语的变迁 |
| 5.7.4 伊拉克战争后英语的流行 |
| 5.7.5 牵制英语传播的多方因素 |
| 5.8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经济驱动-文化互化传播模式 |
| 6.1 经济驱动-文化互化模式的构成 |
| 6.1.1 五大传播要素的特征 |
| 6.1.2 传播机制的多维双重结构 |
| 6.2 经济驱动与文化互化在语言传播中的互动 |
| 6.2.1 经济驱动是语言传播的源动力 |
| 6.2.2 文化互化是语言传播的博弈场 |
| 6.2.3 经济驱动与文化互化的辩证统一 |
| 6.3 经济驱动-文化互化模式的意义 |
| 6.3.1 对语言传播理论研究的推进 |
| 6.3.2 对中文国际传播实践的启示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语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创新 |
| 7.3 研究局限 |
| 参引文献 |
（6）秘—逻模式与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形成及其展开态势研究续篇——从怀特海教授关于宗教与科学的一段论述谈起（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译文 |
| 评论与阐发（以下简称“评论”） |
（7）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劳思光生平及其哲学思想概况 |
| 二、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五、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的缘起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中国20 世纪的风云变幻 |
| 二、西方世界的现代化 |
| 第二节 理论溯源 |
| 一、中国哲学的根基 |
| 二、西方哲学系统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的理路 |
| 第一节 对文化哲学范畴及内涵的界定 |
| 一、文化范畴 |
| 二、文化哲学范畴与地位取向 |
| 第二节 对西方文化哲学模型的整理 |
| 一、文化理论模型 |
| 二、西方其他文化哲学模型 |
| 第三节 文化哲学的构建路径 |
| 一、基源问题研究法 |
| 二、以主体性统摄中西方文化哲学研究 |
| 三、开放性哲学语言的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中的文化理念 |
| 第一节 文化发展 |
| 一、文化成长 |
| 二、文化变迁 |
| 第二节 文化意识 |
| 一、范畴与分类 |
| 二、中西方思想中的文化意识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劳思光在世界视域下对哲学与文化问题的阐释 |
| 第一节 对当代哲学困境与文化危机的解读 |
| 一、西方哲学家眼中的文化哲学问题 |
| 二、当代哲学研究中的困境 |
| 三、当代世界的文化危机 |
| 第二节 对中国文化路向的思考 |
| 一、劳思光之前的中国近现代哲学家的努力 |
| 二、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论界定 |
| 三、对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检视 |
| 四、对中国文化路向的希望指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对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的反思 |
| 第一节 理论评析 |
| 一、呼应了中国文化精神的特性 |
| 二、探索了不同路向的文化哲学研究模式 |
| 三、提供了文化哲学理论的基准 |
| 四、确认了当代文化哲学研究的主题 |
| 第二节 理论影响与贡献 |
| 一、对儒学理论的影响 |
| 二、理论贡献 |
| 三、对中国现当代的启示 |
| 第三节 理论限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8）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学理基础: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 |
| 一、相关概念界定与辨析 |
| (一)“文化”与“传统文化” |
|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 |
|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主要内容 |
| (一)基本立场:文化的最终根源在于现实的社会生活 |
| (二)认识前提:“使死人复生”的同时“死人也使我们受苦” |
| (三)基本依据: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决不是“永恒价值” |
| (四)基本态度:同传统观念的最彻底决裂决不是文化虚无 |
| (五)传承方式:“剥取”与“扬弃” |
| 第二章 近代文化思潮谱系中“两创”的时代出场 |
| 一、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双重路向” |
| (一)“以中化西”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文化传承观 |
| (二)“以西化中”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文化传承观 |
| 二、“第三重路向”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传承观 |
| (一)“以马化中”与“三元格局”的形成 |
| (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探索历程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生成脉络 |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提出的前奏曲 |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正式出场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文献确认 |
| 第三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理论阐释 |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多维界定 |
| (一)作为政治话语的“两创”与作为学术话语的“两创” |
| (二)作为文化观的“两创”与作为工作方针的“两创” |
| (三)广义的“两创”与狭义的“两创” |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哲学基础 |
| (一)就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而言:唯物史观 |
| (二)就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关系而言:辩证否定观 |
| (三)就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而言:辩证发展观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内涵解析 |
| (一)“创造性转化”:激活传统 |
| (二)“创新性发展”:弘扬传统 |
| (三)“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系 |
| 四、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运行机理 |
| (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 |
| (二)辩证批判,逐级抽象 |
| (三)时空交融,综合创新 |
| (四)纵横结合,循环往进 |
| 第四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 |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考察 |
| (一)顺应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实践需求 |
| (二)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时代需求 |
| (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需要 |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对象分析 |
| (一)全方位理解“中华传统文化” |
| (二)准确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方向选择 |
| (一)社会指向:反思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 |
| (二)文化指向: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 |
| 四、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路径 |
| (一)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原则路径 |
| (二)推动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路径 |
| 第五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思想史意义 |
| 一、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 |
| (一)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 |
| (二)确立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 |
| (三)融入了“综合创新”的思想成果 |
| (四)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 |
| (五)明确了文化转化发展的基本限度 |
| 二、超越了近代以来“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 |
| (一)近代以来“激进—保守”的两级困境 |
| (二)思维方式:从二元对立到辩证思维 |
| (三)文化心态:从自卑自负到从容自信 |
| (四)文化认知:从绝对整体主义到可解析性 |
| (五)文化标准:从“或内或外”到实践指向 |
| 参考文献 |
| 一、经典着作 |
| 二、中文着作 |
| 三、中文译着 |
| 四、英文文献 |
| 五、期刊论文 |
| 六、学位论文 |
| 七、报纸网络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一、发表论文 |
| 二、参与课题 |
| 三、参加会议 |
| 致谢 |
（9）评估与诠释：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武术国际化发展研究中国际武术联合会相关研究缺失 |
| 1.1.2 政策话语研究对国际武术联合会组织治理的现实价值 |
| 1.2 学界的观点和存在的问题 |
| 1.2.1 武术国际化发展研究概况 |
| 1.2.2 历史语境下的武术国际化回顾与反思 |
| 1.2.3 文化语境下的武术国际化研究 |
| 1.2.4 传播语境下的武术国际化研究 |
| 1.2.5 已有研究的不足 |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1.4.1 话语分析相关理论 |
| 1.4.2 政策话语分析 |
| 1.4.3 政策评估 |
| 1.5 研究方法及结构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结构 |
| 2 理想与现实:基于ToC的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评估 |
| 2.1 基于ToC变化理论的政策评估实施路径 |
| 2.2 理论与现实: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理论评估 |
| 2.2.1 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分析性逻辑模型的解读 |
| 2.2.2 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变化理论的评估 |
| 2.3 争议与反思: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评估结果的讨论与分析 |
| 2.3.1 执行失利与理论失利: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失利的类型划分 |
| 2.3.2 身份重构与利益竞争:利益相关者政策回应的解读与反思 |
| 2.4 小结 |
| 3 反思与适应:国际奥委会语境下武术入奥的话语挑战 |
| 3.1 知彼之规则:国际奥委会奥运项目管理的政策话语建构 |
| 3.1.1 奥运项目管理与评估的政策议题建构 |
| 3.1.2 《奥运项目评估标准》的文本话语解读 |
| 3.1.3 项目评估中对运动流行性的焦点聚集 |
| 3.2 知己之不足:国际武术联合会入奥实践的政策话语反思 |
| 3.2.1 流行性不足:国际奥委会官方表述中对武术运动的情感基调 |
| 3.2.2 精英话语主导:入奥指向下国际武术联合会的政策变迁 |
| 3.2.3 陈述策略偏离:奥运语境下武术入奥报告的文本剖析 |
| 3.3 国际奥委会语境下武术入奥的规则适应 |
| 3.3.1 正确认知流行性的国际化底色 |
| 3.3.2 处理好大众与精英的发展关系 |
| 3.3.3 调整武术入奥报告的表述策略 |
| 3.3.4 利用好“奥组委提议”的入奥机遇 |
| 3.4 小结 |
| 4 符号与表征:西方文化语境下官方术语Wushu的话语困顿 |
| 4.1 语言符号:“中国武术”的表征与现实 |
| 4.1.1 是Kung Fu还是Wushu:被忽视的语言符号 |
| 4.1.2 语言符号:表征之下的意义生产与循环 |
| 4.2 形象为何:他者认知中语言符号间的意象差异 |
| 4.2.1 能指/所指:语言符号分析的基础与起点 |
| 4.2.2 Kung Fu的符号意象:功夫电影、传统武术、技击实用 |
| 4.2.3 Wushu的符号意象:竞技武术、操舞化套路、官方话语 |
| 4.2.4 符号意象分野下的认同落差 |
| 4.3 缘何如此:西方文化语境中语言符号的意义生产 |
| 4.3.1 惯习迁移:Kung Fu话语权威性的确立 |
| 4.3.2 定位不明:Wushu言说实践的名实不一 |
| 4.4 小结 |
| 5 探索与实践:政策研究的理论思考与组织发展的实践指向 |
| 5.1 体育组织政策话语研究的理论思考 |
| 5.1.1 组织权力竞争与项目认知差异:影响体育组织政策评估结果的独特要素 |
| 5.1.2 政策知识共创:政策知识生产的多元主体协作 |
| 5.2 国际武术联合会组织发展的实践指向 |
| 5.2.1 符号生产:组织权力机制下武术知识体系的建构 |
| 5.2.2 理念转变:善治理念下组织政策的制定与评估 |
| 5.3 小结 |
| 6 结论、局限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局限 |
| 6.2.1 研究资料搜集的困难与不足 |
| 6.2.2 定性与定量的方法融合需要进一步加强 |
| 6.3 研究展望 |
| 6.3.1 拓展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活动的分析与评估范围 |
| 6.3.2 基于政策问题的不同认知尝试更多政策研究方法 |
| 6.3.3 进一步探索定量与定性深度融合的政策研究方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国际武术联合会官员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专家证人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学习经历及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跨域体验的文学呈现 ——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的身份认同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与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方法 |
| (一)文献研究综述 |
| (二)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北美华文小说中移民书写的历史发展 |
| 第一节 早期美国华人移民的痛史 |
| 一、近代中国人的美国想象 |
| 二、弱国子民的异国生存 |
| 第二节 20世纪50—70年代:台湾留学生文学 |
| 一、北美留学生文学发展历程 |
| 二、50—70年代前期:“无根者”的命运哀歌 |
| 三、70年代中后期:民族认同的回归 |
| 第三节 北美新移民文学的多元景观 |
| 第二章 跨时空书写中的原乡想象与身份认同 |
| 第一节 排华背景下华人先侨的民族国家想象 |
| 一、传统中国的“国家观念” |
| 二、种族迫害下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 |
| 第二节 无根漂泊者的文化乡愁 |
| 一、漂泊者的“文化中国”情结 |
| 二、台湾返乡留学生的文化失落与“根”的幻灭 |
| 第三节 跨越原乡与异乡边界的世界意识 |
| 一、重建成长记忆中的地理故乡 |
| 二、“越界书写”下的世界主义情怀 |
| 第三章 北美华人移民的历史记忆与身份建构 |
| 第一节 早期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的民族记忆 |
| 一、重新表征北美早期华人移民史的必要性 |
| 二、新移民作家对早期华人移民种族符码的颠覆与重构 |
| 第二节 “二战”视野下的身份追寻与民族形象的重建 |
| 一、中国新文学整体观视野下抗战叙事的时代变迁 |
| 二、40年代北美华文抗战小说中的民族文化情结 |
| 三、台湾旅美作家笔下被放逐的流浪者之歌 |
| 四、新移民作家“二战”书写中的认同困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怀 |
| 第三节 社会政治变革中个体的命运与身份建构 |
| 一、海外“伤痕文学”中归国知识分子的边缘身份 |
| 二、80年代新移民的历史重负与身份焦虑 |
| 第四章 跨文化异族交往与华人移民的身份建构 |
| 第一节 跨国婚恋中作为文化身份隐喻的两性关系 |
| 一、早期移民跨国婚恋中的种族歧视 |
| 二、台湾留学生文学跨国婚恋中的文化冲突 |
| 三、新移民小说中跨国婚恋中的身份困惑与人性探寻 |
| 第二节 职场生存中的文化抉择与身份转变 |
| 一、种族歧视下台湾学人对民族文化的固守 |
| 二、新移民的职场沉浮与世纪末的身份焦虑 |
| 三、新世纪以来职场小说中多元文化身份的探索 |
| 第五章 代际关系视域下华人移民的身份认同 |
| 第一节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视野下的代际冲突 |
| 第二节 异国背景下父子冲突中的文化身份抉择 |
| 一、中西方家庭伦理差异下的代际冲突 |
| 二、代际间的语言冲突与认同差异 |
| 三、移民父子的政治观念冲突与华人群体的边缘地位 |
| 第三节 从对抗走向对话:代际和解与文化融合 |
| 一、走出身份的迷途:“混血儿”的寻根之旅与身份重建 |
| 二、跨越文化冲突:代际隔阂下人类共通性情感的呈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20世纪中国与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文化符号学视域下佩列文小说中的东西方问题研究[D]. 孔俐颖.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基于文化视角的中西文化遗产管理比较研究[D]. 高洁. 山东大学, 2021(11)
- [3]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论”研究[D]. 蒲颖. 浙江大学, 2021(01)
- [4]五四时期《新青年》论东西文化问题及其现代启示的研究[D]. 张好. 浙江大学, 2021(01)
- [5]英语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传播[D]. 刘景珍.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6]秘—逻模式与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形成及其展开态势研究续篇——从怀特海教授关于宗教与科学的一段论述谈起[J]. 陈中梅. 文学, 2019(02)
- [7]劳思光文化哲学思想研究[D]. 王杨秀.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8]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D]. 李新潮. 兰州大学, 2021(09)
- [9]评估与诠释：国际武术联合会政策话语研究[D]. 韩青松. 上海体育学院, 2021(09)
- [10]跨域体验的文学呈现 ——北美华文移民小说中的身份认同叙事[D]. 刘钰. 吉林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