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世纪初发展我国玉米遗传育种科学技术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指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潘光堂,杨克诚,李晚忱,黄玉碧,高世斌,兰海,李芦江,曹墨菊,唐祈林,付凤玲,周树峰,吴元奇,卢艳丽,林海建,沈亚欧,荣廷昭[2]（2020）在《我国西南玉米杂种优势群及其杂优模式研究与应用的回顾》文中研究表明四川农业大学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直接从热带种质选育自交系与温带种质自交系杂交,将温、热带种质的优点结合到杂交一代的西南玉米育种新思路,从Suwan-1群体中成功选育了自交系S37（苏37）,构建了"温带种质自交系×热带种质自交系"的杂优模式。在此基础上,不断总结西南玉米育种的成功经验,经过研究和发展,又提出将西南玉米育种用种质划分为Reid（瑞德）、Non-Reid（非瑞德）和Tropical（热带）3个类群,其两两组配,可构成"Reid×Non-Reid（浅丘、河谷组配模式）、Reid×Tropical和Non-Reid×Tropical（深丘、山区组配模式）"三角形杂优组配模式。本文系统回顾了我国西南玉米育种中热带种质利用、杂种优势群划分及杂优模式研究与应用的发展历程,并对今后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张晓娟,周莉,桂建芳[3]（2019）在《遗传育种生物技术创新与水产养殖绿色发展》文中研究说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由于政策引导、科技进步和市场开放,中国水产养殖产量持续快速增长.特别是随着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水产遗传育种已从传统选择育种和杂交育种,发展至细胞工程育种、性别控制育种、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全基因组选择育种、分子设计育种和基因组编辑等精准设计育种.水产遗传育种基础研究和技术的进步推动着中国水产种业的形成和蓬勃发展,截至2018年,全国水产原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并由农业农村部公告的水产新品种就有215个.本文在分析国内外主要进展的基础上,重点综述了水产遗传育种生物技术发展的重大事件及其时间节点、新品种培育和水产种业的发展现状,并由此提出了新时代水产遗传育种和水产种业的国家需求以及推动水产养殖绿色发展的作用及其意义.
石慧[4]（2018）在《大豆在美国的引种推广及本土化研究》文中认为大豆是最早起源于中国的栽培作物之一,自古以来,大豆不但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主要粮食来源和优质植物蛋白来源,还在农作物种植、植物油脂补充、牲畜饲养等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历史上大豆在中国经历了从野生生长到人工栽培、从成为人们的主食到转向副食、从主要向世界出口到依靠从美洲进口的历史变迁,大豆也在此发展过程中先后通过不同的路径被广泛地引种传播到世界各地,到目前已经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具有多重利用价值的重要作物品种。相比大豆在中国可以追溯千年的悠久发展历史,大豆被引入美国则是在近几个世纪左右发生的。18世纪中期大豆传入美国后并没有很快地发展起来,而是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缓慢发展后,主要作为一种牧草作物开始被广泛地推广并发展起来。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新大豆品种的引入、大豆加工技术进步和大豆新用途的不断被开发等,美国大豆开始进入快速产业化发展阶段,并于20世纪50年代超过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此后,美国大豆开始全面产业化发展,在不断满足美国国内大豆加工需求的同时,还积极拓展海外市场进行大豆及其制品的对外出口贸易。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后,南美洲国家巴西和阿根廷大豆产业相继发展,对美国大豆的世界市场占有率造成了影响,但美国仍然保持着世界最大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的地位。美国大豆最大的输送地是历史上的大豆起源地和主产国中国,随着20世纪末期中国大豆进口市场的放开,大量美洲大豆开始进入并逐渐占领了中国的大豆市场,中美两国大豆生产和出口的相对优势地位完全发生了逆转。鉴于历史时期大豆在美国取得的让人瞩目的发展成果,把中国原产作物大豆在美国的发展作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历史文献法、定量分析法、田野调查法等研究方法,并在大量一手英文文献和统计数据资料的支撑下,将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分期。通过绘制多个相关的图和表,对大豆在美国本土化的发展和动因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在中美大豆发展比较中为中国大豆产业未来发展提出建议,研究主体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的历史背景。中国有着丰富的野生大豆资源,经过人类不断地采集和驯化,大豆最早在中国有了栽培品种。此后几千年的栽培和利用过程中,大豆通过与不同国家间的农业交流互动,曾先后在不同时期被引种种植于亚洲、欧洲、美洲等国家和地区。大豆在美国的传入是在地理大发现与海外贸易兴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早期主要通过四条海上路径分别从不同国家传入美国。第二部分分别从大豆生产、栽培技术、加工利用、组织制度四个方面对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及本土化的具体发展情况展开追溯。首先,对大豆在美国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期。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和官方统计数据的整理,将大豆生产在美国的发展进程大致划分为:早期引种和缓慢发展时期、快速发展时期、波动发展时期以及稳步发展时期。在四个发展时期中,因为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政策、技术水平、社会背景等因素不同,大豆生产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总体上看,大豆生产在美国经历了从一种新奇作物发展成为国家重要经济作物的变迁。其次,从大豆生产技术的进步展现其本土化进程。在大豆育种和品种发展上,美国的大豆品种在美国经历了由少到多的过程,早期世界范围内的引种活动为美国大豆传统育种和新品种的开发提供了大量的亲本原料,20世纪末以后则开始转向转基因大豆品种的开发和种植;在大豆栽培和收获技术发展上,整地、播种、田间管理、收获和贮藏等都有不同的变化;在大豆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发展上,也形成了针对美国大豆病虫害类型的主要防治手段。再次,从大豆加工利用的变化展现其本土化进程。大豆在美国的利用方式,从主要作为牧草作物发展为主要作为豆粒收获进行加工利用。作为牧草作物期间可当作青绿饲料、青贮饲料、干草饲料、放牧或肥田等多种方式利用。而作为大豆加工则主要制成豆油、豆粕和大豆食品等。最后,大豆在美国的本土化发展还表现在包括政府机构和高校、相关企业公司和行业协会等方面的组织机构发展上。第三部分是对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及本土化的动因进分析和探讨。通过对大豆在美国本土化发展过程的梳理,指出历史时期内美国大豆产业的兴旺发展并不是只由单一因素导致的,应该说大豆在美国的发展是以自然为前提、以政策为引领、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支撑和以合作为依托的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而作用的结果。第四部分通过梳理中国和美国大豆生产地位的转换,以及对相对优势地位转变的动因分析,结合大豆在美国本土化发展的成功经验与历史教训,努力从多个方面对中国大豆产业乃至现代农业发展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通过对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及本土化进程的历史探究,试图从多方面分析和总结大豆在美国本土化和快速产业化发展的动因,为农作物的引种推广及本土化研究带来启发,为探索中国特色的大豆发展之路提供借鉴。
石松[5]（2017）在《20世纪美国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发展历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出于服务国家战略、人道主义等多重因素的考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自二战后开始有组织、大规模地向其他需要帮助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由于农业进步对于消除贫困、维护全球和平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美国政府和很多援助机构将相当数量的对外援助资源投入了农业发展领域,其形式包括农业物资的直接投入、灌溉设施等工程援建,以及教育和技术援助等。经过多年实践,美国政府、科学和教育界人士逐步得到共识:帮助受援方发展自身的农业生产体系,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才是最为关键的援助内容和有效的援助方式。纵观美国自身的农业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育、科研和推广“三位一体”的农业发展体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开创这一发展模式的美国赠地高校,也在其发展过程中将关注的对象从本国农业逐步扩大至更广阔的范围。他们分享知识、服务社会的基本职能也因此在空间上得以延伸和拓展。尤其是在二战后,为了配合杜鲁门政府“第四点计划”的战略需求,美国赠地高校首先在政府组织下承担实施了一批对外援助项目。在农业领域开展对外援助,在诸多赠地高校乃至美国高校中,康奈尔大学可谓是先锋和代表。因此,本文旨在全面系统地梳理康奈尔大学自20世纪开始组织和参与的农业领域的对外援助活动的整个发展历程,将这一发展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进行考查论述,并作对比分析。康奈尔大学开展对外农业援助较早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约20世纪上半叶的时间为其初步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二战结束后,康奈尔大学的对外农业援助开始逐步向第二个阶段转型,从而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纵观这两个阶段,康奈尔大学开展对外农业援助不论是起源还是转型,均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内部动因的综合作用下发生的;而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其援助地域和对象的侧重、援助方式和内容的选择同样也有着较为显着的变化。从两个发展阶段中选取的代表性援助案例“康奈尔—金陵故事”和“康奈尔—洛斯巴诺斯故事”,既折射出各自历史阶段的不同背景和特点,也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体现出延续性和传承性的脉络。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对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的整个发展历程及其影响进行客观的评述,首先必须承认这些援助行为给受援方带来的客观帮助,为世界农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以及它对先进农业科技在全球传播和应用的推动。但是,我们亦不能忽视对外农业援助配合国家外交战略、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性特点,以及援助双方必须互惠互利而绝非单向给予的基本特征。由此来看,这些援助行为也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本研究的创新之处首先在于观点和视角的创新:一是将康奈尔对外援助行为从学界普遍理解的二战后起源向前追溯至19与20世纪之交,将当时的一些民间和个人行为认定为其对外农业援助的开端,从而得以更完整地把握和分析研究对象的全貌;二是从对外农业援助的利益指向出发,能更好地理解其发生发展的背景和原因,以及实施援助一方从中的获益;三是明确了对外农业援助行为与农业高校基本职能之间的关系,以便于科学归纳和梳理具体援助内容与形式。此外,本研究发掘利用了大量康奈尔大学保存的珍贵档案和史料,在研究内容和材料上也有一定的创新之处。通过对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发展历程的研究,除了可以更多地挖掘历史、还原先进农业科技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历史轨迹,更可以从史实中总结归纳出一定的经验和启示。希望这些经验和启示,对于中国农业高校在放眼全球寻求更大发展机遇时能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希望对于新形势下中国和其他各国加强农业领域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农业生产面临的新挑战能够有所启迪。
陈启文[6]（2017）在《袁隆平的世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一章人就像一粒种子追溯一个生命的诞生追溯一个生命的诞生,如同探悉一粒种子。一切早已不再是悬念,只是我接下来叙述的前提。这是一个命定为种子而生的人,一个命定要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人。通过一粒种子,可以追溯物种的起源。"万物的原则,起始于根基",这是古希腊数学家、
杨虎[7]（2011）在《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玉米属禾本科玉米属植物,原产于美洲大陆的墨西哥、秘鲁、智利等沿安第斯山麓狭长地带。1492年哥伦布到达新大陆后,始有关于玉米文字记载的历史。稍后玉米被引种到北欧诸国,并从那里传播到非洲和亚洲以至世界大部分地区。玉米现已发展为粮食、经济、饲料、果蔬、能源等多元用途作物。在我国粮食生产中玉米种植面积位居第一位,产量处于第二位。其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玉米是利用杂种优势时间最早、面积较大的作物。杂交玉米的培育和推广,是玉米种子商品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玉米种子商品化主要标志是20世纪中期出现种、粮生产分工并确立。由此,玉米种子商品率日益提高,逐渐形成产业化。至20世纪末,杂交玉米覆盖率已逾90%,为所有农作物杂种利用最高。可以说正是在20世纪,玉米种业从无到有,从原始自留种发展到种业产业化,由迟滞封闭的传统孤立态走向蓬勃开放的现代产业化,亦代表着中国种业的发展方向。玉米种子是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玉米种子产业的良性发展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故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时间为序,以玉米种业发展为线索,梳理了20世纪玉米种业在各个阶段所表现的具体形式和发展特点,首次尝试结合运营管理体制与玉米种业的核心载体——玉米品种的演变,把中国玉米种业的演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玉米农家种的继承与改良（引入—1962）；玉米杂交种的创新与曲折演变（1963—1975）；紧凑型玉米品种的变革与普及利用（1976—1994）；现代玉米种业产业化的形成与运营机制（1995—至今）。突破以往单纯按时间或政治体制划分的局限,从本质上揭示了玉米种业发展的历史轨迹与特征。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探讨了玉米种业发展的影响与作用,分析了玉米种业发展的动力因素,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的特点；归纳了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经验与启示；指出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问题与不足。本文首先以玉米农家种的继承与改良为切入点,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传统玉米种业的延续与渐变过程（引入—1962）。在回顾玉米在中国的引进、传播及影响基础上,客观展现了传统玉米种业相关技术的继承与创新,并总结了传统玉米种业渐变的科技特征。玉米约在16世纪初期传入中国。最早是经由西南陆路传入,大致是先边疆,后内地；先山区,后平原；先南方,后北方。玉米的传入和发展促使耕地面积的进一步扩大开垦,增加了粮食产量,对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起了重要作用。正因如此,人们越来越重视玉米的种植、栽培和种子收集保存等各种技术的学习和总结,这就是传统玉米种业的相关技术积累工作,亦为玉米种业的继承与创新准备了前提。在中国玉米种业由传统向现代渐变创新过程中,具有明显的科技特征,即以自然科学理论为指导；以科学实验为基础；以生物统计学等进行定量分析；以化肥、农药和农机等为新型农业投入物。随之,玉米栽培与科技关系亦日益密切。中国玉米种业经过农家种时期的长期发展与引进种改良,已取得一定成绩,1958年12月,农业部颁布《全国玉米杂交种繁殖推广工作试行方案》,统一规划全国的玉米育种、繁殖和推广工作。1963年玉米单交种新单1号的育成标志我国玉米育种从以选育双杂交种为主向以选育单杂交种为主利用杂交优势的新阶段。亦为中国玉米种业进入玉米杂交种的创新与曲折演变（1963—1975）时期奠定了坚实基础。此阶段受政治等因素影响,玉米种业发展较为曲折缓慢,但仍取得一定成绩：一是玉米栽培技术的进步；二是玉米种质资源的整理与利用；三是玉米种质创新技术与体制发展。在探索高产高效玉米杂交种的过程中,紧凑型株型育种成效显着。1976年烟台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于伊育成的烟单14成为第一个在生产较大规模推广利用的玉米紧凑型品种,标志着中国玉米种业进入以紧凑型玉米为主导的时代。李登海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育了一系列紧凑型玉米品种,其中掖单2号与掖单13号分别为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我国玉米主推品种,从而开拓了紧凑型玉米育种的崭新局面,亦为我国玉米种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紧凑型玉米品种的变革与普及利用为玉米种业发展准备了前提条件。现代玉米育种技术的创新和现代玉米杂交优势群的形成与利用乃是紧凑型玉米育种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些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掖单13号等系列优良品种不断产生,并在实践中普及推广,取得增产实效；玉米紧凑型良种是基础,管理是关键。紧凑型玉米乃是密植型种,栽培管理上有其特殊要求,只有采取合适恰当的栽培与管理技术才能保证理想增效。各时期标志性玉米优良品种的选育与推广利用促进了玉米种业持续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玉米种业市场与体制发展变革发展,玉米种业产业化亦逐渐被提上日程,经过不断探索和总结,至1995年,国家实施了玉米种子工程项目,亦标志着我国现代玉米种业产业化的开端。在分析归纳了现代玉米种业的科技创新变革和玉米种业市场与体制变革的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对现代玉米种业发展态势进行了总体分析。最后以登海种业与德农种业为例对现代玉米种业公司进行了个案分析。中国玉米种业体制经历了一个由政府主管到逐步走向市场调节公司化的过程。1987年,中国种子公司正式成立,并于1995年更名为中国种业集团公司。现代玉米种业产业化主要包括玉米品种研发体系、玉米种子生产、加工及销售体系、玉米种子行业管理体系和玉米产业组织结构等方面。现代产业化玉米种业公司成长历程集中体现了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状况。登海种业是最大的玉米种子现代企业、德农种业为新兴的玉米种子企业,皆具代表性,故而在对玉米种业发展态势进行总体分析之后,以他们为个案进行了例证分析。玉米种业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首先是促进玉米产量提高和面积扩大。新中国成立前后,无论是面积、单产还是总产均有较大程度地提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紧凑型玉米的持续培育并得以迅速大面积推广,体现了玉米品种发展对产量提高的贡献之巨。吉林省是我国春玉米最大产区,山东省是我国夏玉米最大产区。故本文以山东省为例考察了玉米种业对区域农业开发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吉林省为例考察了玉米种业发展对农业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作用。考察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的动力因素,有三个因素影响最为突出：一是作为玉米种业自身技术因素,玉米品种改良是内驱动力；二是作为国家制度因素,国家农业科技政策是指针,具导引作用；三是作为产业经济杠杆,市场需求乃是玉米种子产业的核心环节,具强大推动力。最后总结了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的特点；归纳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经验启示；指出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问题与不足。纵观20世纪玉米种业的发展,它体现出自身运行的特点,有巨大成就,亦有问题与不足,无论得失成败,都对我们今天玉米种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启示与借鉴。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强化种业科研,走创新之路；锐意体制改革,走产业集团化之路；加强种子品牌建设,走优质精品之路；严格市场监管,走依法治种之路；拓宽种子市场,走国际化之路。
徐丁一[8]（2011）在《我国不同年代玉米单交种及其自交系秸秆纤维品质分析》文中认为玉米是我国重要粮食和饲料生产作物,我国玉米种植面积仅次于美国。研究我国玉米单交种及其亲本自交系秸秆纤维品质性状的发展变化规律,对指导玉米秸秆纤维品质的改良、应用及玉米茎秆抗倒性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利用种质基础背景广泛的32个玉米自交系及其组配的我国不同年代广泛推广的20个代表性单交种建立了相应的近红外光谱分析（NIRS）校正模型,分析其在不同生育时期、不同种植密度下地上2至4节秸秆纤维品质成分酸性洗涤纤维（ADF）、酸性洗涤木质素（ADL）、纤维素（CELLU）、半纤维素（HCELLU）和中性洗涤纤维（NDF）含量变化趋势；并对这5种秸秆纤维品质性状做了相应的遗传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秸秆纤维品质成分ADF、ADL、CELLU、HCELLU和NDF平均含量分别为30.741%、4.081%、27.096%、22.857%和54.236%,各纤维成分含量的变化范围分别是46.334%-10.133%、6.169%-0.253、42.780-6.291%、33.388-15.692%和76.752-34.680%。不同品种间、不同栽培密度、不同生育时期、不同年代间呈极显着差异,不同环境互作效应也影响秸秆纤维品质成分含量的变化。各组分含量（除ADL外）之间呈极显着正相关性,相关系数大于0.7,最高达0.95；ADL与其他组分含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小2、秸秆纤维品质含量变化趋势显示,随着生育时期的推进,秸秆纤维品质成分含量呈下降趋势,抽雄散粉期各组分含量达最大值,之后迅速降低,在完熟期含量最低。随着栽培密度的降低,自交系秸秆纤维品质各组分含量（除ADL外）有下降趋势,单交种变化趋势比较复杂；不同年代单交种秸秆纤维品质变化趋势同自交系一致,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峰值。3、不同杂种优势群自交系秸秆纤维品质性状比较的结果显示,除ADL外其他组分之间的分布有一致的表现,Lancaster群和塘四平头群含量较高,Reid群和旅大红骨群含量较低,ADL除综合亚群含量较高外,其他类群含量接近。4、秸秆纤维品质性状的遗传分析结果显示其遗传变异来源主要是显性效应和加性效应,ADF、ADL、CELLU、HCELLU和NDF的显性效应和加性效应方差分量比率分别为22.4%和26.6%、22.5%和22.7%、26.2%和24.1%、19.9%和17.4%以及21.3%和22.9%。各性状的狭义遗传力集中在20%左右；自交系群体各性状的加性效应值表现为一致的正向和负向效应值；单交种的中亲优势不显着,超亲优势都表现为极显着负向优势值。
李芦江[9]（2010）在《不同轮回选择方法对玉米窄基群体的改良效果》文中认为我国是世界玉米生产第二大国和玉米育种较先进的国家,但也是种质资源较贫乏的国家之一。玉米种质资源的贫乏,造成了种质基础狭窄的局面,种质基础狭窄已成为限制我国玉米育种水平进一步提高的主要制约因素,这就客观地要求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种质扩增、改良和创新以及杂种优势群和杂种优势模式的研究和构建上。轮回选择是玉米种质扩增与改良的基本方法,能有效地打破基因间的连锁关系,增加优良基因重组的机会,使群体中优良基因频率不断提高,达到改善群体表现的目的,从而为选育优良自交系提供基本素材,进而提高选育自交系及杂交种的效率。本研究以两个玉米窄基群体P3C0和P4C0及其分别经过5轮控制双亲混合选择的改良后代P3MSC1、P3MSC2、P3MSC3、P3MSC4、P3MSC5、P4MSC1、P4MSC2、P4MSC3、P4MSC4和P4MSC5,共12个群体为材料,通过多点田间表型鉴定和配合力测定,研究控制双亲混合选择对不同玉米窄基群体的改良效果；以基础群体P4C0及其经过5轮控制双亲混合选择的改良后代P4MSC1、P4MSC2、P4MSC3、P4MSC4和P4MSC5,P4C0经过1轮半同胞-S2：3（HS-S2：3）轮回选择的改良后代P4HSC1,P4HSC1经过3轮控制双亲混合选择的改良后代P4HSC1-MSC1、P4HSC1-MSC2和P4HSC1-MSC3以及将两个自交系加入到P4HSC1中进行1轮动态改良的群体P4HSC1-AP,共11个群体为材料,通过多点田间表型鉴定和配合力测定,研究不同轮回选择方法对玉米窄基群体的改良效果,并利用SSR分子标记分析不同轮回选择方法对群体遗传多样性的影响,为玉米窄基群体改良方案的完善提供参考；以从2个基础群体P4C0和P5C0及其经过2轮控制双亲混合选择的改良群体P4MSC2、P5MSC2和经过1轮HS-S2：3选择的改良群体P4HSC1、P5HSC1的单株自交后代中,分别选取来自不同基本株的3个田间表现优良的株系（基础群体为S6株系,改良群体为S5株系）,共计18个高代选系为材料,通过田间表型鉴定、多点配合力测定和SSR分子标记分析,对这些群体高代选系的育种潜势进行研究,为这些选系的利用及选系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控制双亲混合选择对基础群体P3C0和P4C0单株产量和主要构成性状及其一般配合力（GCA）改良效果明显,但对群体与测验种的特殊配合力（SCA）却没有明显的改良效果。经过5轮控制双亲混合选择改良后,两个基础群体P3C0和P4C0改良群体的株高和穗位高及其GCA效应值都随改良轮次增加而显着增加。基础群体P3C0及其改良后代,粒深和穗行数均以P3C0为最小,P3MSC5为最大,其GCA效应值分别以P3MSC2■和P3MSC5为最大；单株产量及其GCA效应值都以P3C0为最小,分别以P3MSC4和P3MSC2为最大。基础群体P4C0及其改良群体,粒深和穗行数均以P4C0为最小,分别以P4MSC5和P4MSC4为最大,其GCA效应值都以P4MSC4为最大；单株产量及其GCA效应值都以P4C0为最小,分别以P4MSC2和P4MSC4为最大。改良群体其余多数性状及其GCA效应值也都大于各自的基础群体,但不同群体的同一性状及同一群体的不同性状,在不同的改良轮次,其改良效果不尽相同。总体趋势表现为,控制双亲混合选择进行到一定世代后,群体一些性状及其GCA能得到同步有效改良,有些性状自身及其GCA的改良效果却不同步。当选择响应到达最大以后,持续的控制双亲混合选择会导致窄基群体的选择增益下降,甚至出现负增益。2.不同轮回选择方法对基础群体P4C0主要性状及其GCA改良效果不尽相同。P4C0经5轮控制双亲混合选择后,群体株高和穗位高及其GCA效应值持续增加,群体主要性状及其GCA都得到较好的改良,单株产量遗传增益主要集中在前2轮,3轮改良以后群体单株产量均值有下降的趋势。P4C0经过1轮HS-S2：3选择后,改良群体P4HSC1产量及其主要构成性状都得到了较好的改良。P4HSC1经3轮控制双亲混合选择后,群体主要性状及其GCA得到进一步改良。将两个与P4HSC1属同一杂优类群的优良自交系加入到群体P4HSC1中,进行1轮动态改良后,群体产量和主要构成性状及其GCA在P4HSC1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改良。以时间计算,控制双亲混合选择对群体P4C0产量和主要构成性状及其GCA改良效果优于HS-S2：3轮回选择,但在植株性状改良上HS-S2：3选择效果较好。以轮次计算,动态改良对群体P4HSC1产量和主要构成性状及其GCA的改良效果优于控制双亲混合选择,但动态改良后,群体株高、穗位高及其GCA效应值有较大幅度的增加。3.经过改良后,群体内优良个体出现频率（粒深大于1.100cm,穗行数大于或等于16行,单株产量大于160g的个体百分比）发生了变化。经过5轮控制双亲混合选择后,基础群体P3C0和P4C0及其改良后代优良个体出现频率随选择轮回增加呈波动增加趋势。P4C0经过1轮HS-S2：3选择后,群体优良个体出现频率较P4C0有较大的提高。P4HSC1经过1轮动态改良后,群体优良个体出现频率较P4C0和P4HSC1均有较大的提高。P4HSC1经过3轮控制双亲混合选择改良后,群体优良个体出现频率随改良轮次增加呈增加趋势,但有一定的波动。4.不同轮回选择方法对基础群体P4C0遗传多样性的影响存在差异。P4C0经过5轮控制双亲混合选择后,在改良的前2轮,多数表征遗传多样性的参数下降不明显,基因杂合度和遗传多样性指数还有小幅度增加。经3轮改良以后,群体杂合度遗传多样性开始下降,虽然衡量群体遗传多样性的参数虽然变化规律不尽相同,但其反映的整体趋势是基本一致的,即在群体改良的低代,群体遗传多样性得到了较好的保持,而多代的改良则会导致群体遗传多样性的下降。P4C0经过1轮HS-S2：3选择后,6个表征群体遗传多样性的参数比P4C0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P4HSC1经过1轮动态改良后,6个表征群体遗传多样性的参数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P4HSC1经过3轮控制双亲混合选择改良后,6个表征群体遗传多样性的参数均呈增大的趋势,但每轮增加的幅度均较小5.本地选择和异地选择对基础群体P4C0遗传多样性存在不同影响。P4C0经过5轮控制双亲混合选择后,群体基因型数虽然总体上是减小的趋势,但表现出减少与增加交替出现的现象。在四川改良形成的群体,其基因型数较其上一轮改良群体少,在云南改良形成的群体,其基因型数较其上一代增加。6.不同轮回选择方法创造了不同的遗传变异。将P4C0经过不同轮回选择方法改良的11个群体按来源分为5个类型,第一类包括P4C0,第二类包括P4MSC1、P4MSC2、P4MSC3、P4MSC4（?）（?）P4MSC5,第三类包括P4HSC1,第四类包括P4HSC1-AP,第五类包括P4HSC1-MSC1、P4HSC1-MSC2和P4HSC1-MSC3。分子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类型间、群体间和群体内的变异分别为6%、5%和89%,说明经过不同的轮回选择方法改良后,群体遗传变异虽然发生了不同的变化,但不同改良群体间的遗传变异仍远远小于群体内的遗传变异。从主坐标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基础群体及控制双亲混合选择的早代,群体内个体间的分布相对分散,而高代群体和P4HSC1及以P4HSC1为起始群体的两类改良群体,分布相对集中,随着改良轮次的增加,群体内个体的分布发生了定向变化,且不同选择方法改良后,群体内个体偏移的方向和程度不一致。7.改良群体高代选系在自交代数少1代的情况下,其纯合的位点比例与基础群体高代选系相当,说明用改良群体高代选系纯合速度较快。与基础群体高代选系相比,改良群体高代选系间遗传差异虽有减小的趋势,但仍有较大的遗传差异。8.不同群体高代选系之间,表型及配合力差异较大,来自同一群体不同基本株的选系之间差异也较大,群体高代选系的表型和配合力差异来源于不同群体及基本株的差异。总体而言,改良群体高代选系产量和主要构成性状及其GCA表现优于基础群体高代选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多数改良群体高代选系株高、穗位高及其GCA都较各自的基础群体高代选系有所增加。9.改良群体高代选系P4MSC2-1、P4MSC2-2、P5MSC2-2和P5MSC2-3以及基础群体高代选系P5C0-3,自身产量和主要性状及其GCA表现较好,与测验种所配组合产量较高,有较大的育种利用价值。
曾孟潜[10]（2009）在《我国玉米杂交优势利用回顾与未来育种改进遗传性状的前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回顾了我国玉米杂交优势利用研究启蒙与创建阶段（1926-1948）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1949至今）,在品间杂交、双杂交、三系杂交直至单杂交利用阶段杂交优势利用发展历程;提出我国杂交玉米研究发展的特点与明显的收益;指出期间应用综合育种方法技术选育成功的一些优秀骨干系,对未来育种起着较大的启迪效果;讨论并展望了未来育种改进遗传性状、育种目标、育种理念和杂交优势定义的问题。未来育种要求提高耐密性、低密度无胁迫下单株杂交优势和生物学与非生物学逆境抗性以及包括光合性能在内的一些生理特性。
二、新世纪初发展我国玉米遗传育种科学技术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世纪初发展我国玉米遗传育种科学技术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我国西南玉米杂种优势群及其杂优模式研究与应用的回顾（论文提纲范文）
| 1 国内外玉米杂优类群、杂优模式研究应用的简要回顾 |
| 2 西南玉米区热带种质Suwan-1的应用与“温带种质自交系×热带种质自交系”杂优组配方式的实践 |
| 3 西南玉米育种3个杂优类群间“三角形”杂优组配模式表述的提出及其发展 |
| 4 西南玉米杂优类群与杂优模式发展 |
| 4.1 杂优类群与杂优模式的相对稳定 |
| 4.2 热带种质的深入挖掘与创新利用 |
（3）遗传育种生物技术创新与水产养殖绿色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1 水产遗传育种技术的发展历程 |
| 1.1 选择育种技术 |
| 1.2 杂交育种技术 |
| 1.3 细胞工程育种技术 |
| 1.4 性别控制育种技术 |
| 1.5 基因转移与转基因育种技术 |
| 1.6 基于全基因组信息及分子设计等前沿育种技术 |
| 2 水产新品种培育与水产种业形成 |
| 3 水产遗传基础研究方兴未艾 |
| 4 新时代水产遗传育种和水产种业的发展需求 |
| 4.1 重要经济性状形成的遗传机制解析 |
| 4.2 遗传育种前沿技术开发以及育种技术集成应用 |
| 4.3 重大突破型优良品种的培育与示范应用 |
（4）大豆在美国的引种推广及本土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四、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五、创新及可能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大豆的起源与传播 |
| 一、大豆起源于中国 |
| 二、大豆在世界传播 |
| 第二节 大豆传入美国的背景与路径 |
| 一、大豆传入前的历史背景 |
| 二、大豆传入美国的路径 |
| 第二章 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的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早期引种和缓慢发展时期(1898年以前) |
| 一、1898年以前的引种 |
| 二、1898年以前的试种 |
| 第二节 快速发展时期(1898年-1969年) |
| 一、生产的迅速发展 |
| 二、主产区的形成 |
| 第三节 波动发展时期(1970年-1995年) |
| 一、生产的起伏波动 |
| 二、主产区的发展 |
| 第四节 稳步发展时期(1996年至今) |
| 一、生产的稳步提高 |
| 二、主产区的现状 |
| 第三章 大豆在美国生产技术的本土化 |
| 第一节 大豆育种与品种资源发展 |
| 一、1898年以前的大豆品种 |
| 二、品种采集与传统育种发展 |
| 三、生物技术与转基因大豆 |
| 第二节 大豆栽培与收获技术的发展 |
| 一、整地 |
| 二、播种 |
| 三、田间管理 |
| 四、收获和贮藏 |
| 第三节 大豆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发展 |
| 一、大豆病害及其防治 |
| 二、大豆虫害及其防治 |
| 第四章 大豆在美国加工利用的本土化 |
| 第一节 大豆利用方式的改变 |
| 一、从大豆制品到牧草作物 |
| 二、从牧草作物到粒用大豆 |
| 第二节 大豆作为牧草作物的利用 |
| 一、青绿饲料 |
| 二、青贮饲料 |
| 三、干草饲料 |
| 四、放牧和肥田 |
| 五、豆粒喂养 |
| 第三节 粒用大豆的加工和利用 |
| 一、大豆加工业的发展 |
| 二、豆油的利用 |
| 三、豆粕的利用 |
| 四、大豆食品 |
| 第五章 大豆在美国组织机构的本土化 |
| 第一节 大豆相关政府机构与高校 |
| 一、美国农业部及相关工作 |
| 二、农业高校及试验推广站 |
| 第二节 大豆相关企业公司 |
| 一、产品加工公司 |
| 二、工业制造公司 |
| 三、作物种子公司 |
| 四、产品贸易公司 |
| 第三节 大豆相关协会组织 |
| 一、美国大豆协会 |
| 二、联合大豆基金会 |
| 三、美国大豆出口协会 |
| 第六章 大豆在美国引种推广及本土化的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大豆与美国自然条件的相互适应 |
| 一、大豆的植物生理特征 |
| 二、大豆适宜美国农业环境 |
| 第二节 大豆相关法案的推动 |
| 一、大豆补贴政策 |
| 二、大豆品种保护政策 |
| 第三节 大豆产业经济利益的驱动 |
| 一、美国国内市场的大豆产业 |
| 二、大豆及其产品的出口贸易 |
| 第四节 大豆相关技术体系的完善 |
| 一、大豆育种技术的发展 |
| 二、大豆种植的机械化 |
| 三、大豆加工技术的进步 |
| 四、大豆运输系统的健全 |
| 第五节 大豆相关组织制度的建设 |
| 一、大豆相关组织体系的构成 |
| 二、大豆相关组织体系的协作 |
| 第七章 美国大豆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中美大豆相对优势地位的转换 |
| 一、中国大豆的历史优势 |
| 二、中美大豆的现代转变 |
| 第二节 相对地位转变的原因分析 |
| 一、生产效率因素 |
| 二、产销体系因素 |
| 三、政策导向因素 |
| 四、消费结构因素 |
| 第三节 中国大豆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
| 一、政策上给予关注和支持 |
| 二、进行大豆生产技术创新 |
| 三、不断完善大豆产业链发展 |
| 四、推进大豆组织与制度优化 |
| 五、发展特色非转基因大豆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5）20世纪美国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发展历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依据与意义 |
| 一、研究依据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针对康奈尔大学的相关研究 |
| 二、对外农业援助的相关研究 |
| 三、有关康奈尔大学近代开展对外农业援助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 一、相关理论依据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资料来源 |
| 第五节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可能的不足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
| 第一节 “对外农业援助”的内涵与外延 |
| 一、对外援助(援外)、国际援助 |
| 二、对外农业援助 |
| 第二节 几个相关概念的阐释和辨析 |
| 一、国际发展援助 |
| 二、粮食援助 |
| 三、国际农业与农村发展 |
| 第二章 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的起源与初步发展 |
| 第一节 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发端的背景与动因 |
| 一、国家战略视角下的宏观背景 |
| 二、对外农业援助在康奈尔大学起源的内部动因 |
| 第二节 起源阶段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地域与方式的选择 |
| 一、地域的选择: 拉美与亚太地区 |
| 二、基于高校基本职能的援助方式的选择 |
| 第三节 主要援助活动内容 |
| 一、教育与人才培养: 招收外国留学生 |
| 二、开展科学研究: 零星出现的资源考察 |
| 三、以个人活动为主的知识转移与技术推广 |
| 四、校内组织或相关保障: 民间组织与社团的成立 |
| 第三章 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的转型和快速发展 |
| 第一节 转型的背景和动因 |
| 一、对外农业援助发生转型时的全球局势与宏观背景 |
| 二、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获得快速发展的内在动因 |
| 第二节 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转型中的地域和方式的选择 |
| 一、地域的选择: 广泛性与重点性并存 |
| 二、更加综合多样的援助方式 |
| 第三节 主要援助活动内容 |
| 一、教育与人才培养: 关注重点从规模向质量的转变 |
| 二、开展科学研究: 内容极大拓展与丰富 |
| 三、在技术推广基础上形成更加立体综合的援助项目 |
| 四、校内组织或保障: 官方机构的成立与激励措施 |
| 第四章 不同历史阶段的代表性个案及其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起源与初步发展阶段: 康奈尔—金陵故事 |
| 一、援助背景与起源 |
| 二、主要援助经历与内容 |
| 三、援助产生的影响和效应 |
| 第二节 转型和快速发展阶段: 康奈尔—洛斯巴诺斯故事 |
| 一、援助背景及起源 |
| 二、主要援助经历与内容 |
| 三、援助产生的影响和效应 |
| 第三节 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两个发展阶段的比较和分析 |
| 一、援助行为发生发展的背景和动因的对比 |
| 二、援助对象和发生地点的比较 |
| 三、援助方式与行为的比较 |
| 第五章 评价与启示 |
| 第一节 历史评价 |
| 一、带给受援方的积极影响,以及对世界农业发展做出的贡献 |
| 二、援助行为具有双方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基本特征 |
| 三、推动先进农业科技在全球范围的传播 |
| 四、特定时代背景下帮助获取国家利益的工具 |
| 五、“美国需要”和“美国模式”形成的历史局限性 |
| 第二节 经验与启示 |
| 一、对外农业援助与农业高校自身发展的良性互动 |
| 二、紧紧依托高校基本职能,充分发挥自身特长 |
| 三、“官民并举”和多渠道的经费投入 |
| 四、始终坚持合作共赢的基本属性 |
| 五、重视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条件 |
| 四、基本结构与研究重点 |
| 五、研究方法与手段 |
| 六、创新之处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玉米农家种的继承与改良(传入—1962) |
| 第一节 玉米在中国的引进、传播及影响 |
| 一、玉米引进中国的途径探讨 |
| 二、玉米在中国的传播 |
| 三、玉米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
| 第二节 玉米农家种相关技术的继承与改良 |
| 一、玉米农家种相关技术的继承 |
| 二、近代玉米种业相关技术的改良创新 |
| 三、金皇后等标志性玉米品种的推广与利用 |
| 第三节 玉米农家种改良创新的科技特征 |
| 一、以自然科学理论为指导 |
| 二、以科学实验为基础 |
| 三、以生物统计学等进行定量分析 |
| 四、以化肥、农药和农机等为新型农业投入物 |
| 第二章 玉米杂交种的创新与曲折演变(1963—1975) |
| 第一节 杂交玉米栽培技术演变 |
| 一、玉米栽培发展状况及特点 |
| 二、主要玉米生产技术的发展演变 |
| 第二节 玉米种质资源的整理与利用 |
| 一、我国玉米种质资源的搜集过程 |
| 二、中国玉米种质资源分布 |
| 三、玉米抗病性改良与种质资源利用 |
| 四、中单2号等标志性玉米品种推广与利用 |
| 第三节 玉米种质创新理论及技术演变 |
| 一、"南繁"等异地培育理论的创立与推广 |
| 二、玉米杂种优势技术创新与利用 |
| 三、玉米推广体系的初创与曲折发展 |
| 第三章 紧凑型玉米品种的变革与普及利用(1976—1994) |
| 第一节 紧凑型玉米品种变革的科技基础 |
| 一、现代玉米育种技术的创新 |
| 二、玉米杂交优势群的形成与利用 |
| 第二节 紧凑型玉米的产生与利用 |
| 一、紧凑型玉米的产生 |
| 二、紧凑型玉米品种的效应 |
| 三、掖单13号等标志性玉米品种推广与利用 |
| 第三节 紧凑型玉米栽培与管理技术 |
| 一、紧凑型玉米的栽培技术 |
| 二、紧凑型玉米的管理技术 |
| 三、紧凑型玉米选育栽培的问题与启示 |
| 第四章 现代玉米种业产业化的形成与运营机制(1995—至今) |
| 第一节 现代玉米种业市场与体制发展变革 |
| 一、玉米种业发展的历史进程 |
| 二、中国玉米种业体制的转变 |
| 三、玉米品种评定与审(认)定的演变 |
| 四、玉米品种推广体系的推进与创新 |
| 第二节 现代玉米种业发展态势分析 |
| 一、玉米品种研发体系 |
| 二、玉米种子生产、加工及销售体系 |
| 三、玉米种子行业管理体系 |
| 四、玉米产业组织结构 |
| 五、玉米种业需求及风险控制状况 |
| 第三节 现代玉米种业公司个案分析—以登海、德农种业为例 |
| 一、登海种业公司发展分析 |
| 二、北京德农种业公司发展分析 |
| 第五章 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影响与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玉米种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分析 |
| 一、促进玉米产量提高与面积扩大 |
| 二、推动了区域农业开发与经济发展 |
| 三、改变了农业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方式 |
| 第二节 技术因素—玉米品种改良的内驱动力 |
| 一、农家品种的评选及品种间杂交种的选育 |
| 二、玉米双交种的培育 |
| 三、玉米单杂交种的培育及其发展 |
| 四、玉米科学家的贡献 |
| 第三节 制度因素—国家农业科技政策的推动 |
| 一、组织玉米育种攻关和改革管理措施 |
| 二、玉米种子工程 |
| 三、知识产权法与植物新品种保护 |
| 四、种子法颁布历程 |
| 第四节 市场因素—玉米消费需求的拉动 |
| 一、市场需求理论分析 |
| 二、玉米市场需求的态势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8）我国不同年代玉米单交种及其自交系秸秆纤维品质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玉米的发展概况 |
| 1.1.1 美国玉米发展概况 |
| 1.1.2 我国玉米发展概况 |
| 1.1.3 浅析玉米发展前景 |
| 1.2 玉米秸秆纤维品质的研究现状 |
| 1.2.1 玉米秸秆纤维组成成分及其利用 |
| 1.2.2 玉米茎秆纤维组分的作用及其研究 |
| 1.3 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
| 1.3.1 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 |
| 1.3.2 近红外光谱分析过程 |
| 1.3.3 影响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的因素 |
| 1.3.4 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
| 1.3.5 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的应用 |
| 1.3.6 本试验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第二章 玉米秸秆纤维品质近红外测定模型建立 |
| 2.1 方法原理 |
| 2.2 材料与方法 |
| 2.2.1 材料 |
| 2.2.2 方法 |
| 2.3 结果与分析 |
| 2.3.1 玉米秸秆建模样品纤维组分化学质分析 |
| 2.3.2 玉米秸秆纤维组分近红外模型的建立与优化 |
| 2.4 讨论 |
| 第三章 我国不同年代玉米单交种及其亲本自交系秸秆纤维品质分析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实验材料 |
| 3.1.2 试验设计 |
| 3.2 结果与分析 |
| 3.2.1 秸秆纤维品质成分含量分析 |
| 3.2.2 单交种秸秆纤维品质成分含量变化趋势 |
| 3.2.3 自交系秸秆纤维品质成分含量变化趋势 |
| 3.3 讨论 |
| 第四章 玉米秸秆纤维品质性状的遗传分析 |
| 4.1 试验材料和方法 |
| 4.2 秸秆纤维品质性状的遗传分析 |
| 4.2.1 秸秆纤维品质性状遗传方差比率的分析 |
| 4.2.2 秸秆纤维品质性状遗传力分析 |
| 4.2.3 自交系秸秆纤维品质性状加性效应分析 |
| 4.3 单交种秸秆纤维品质性状的杂种优势分析 |
| 4.4 讨论 |
| 第五章 结论 |
| 5.1 秸秆纤维品质成分含量差异性显着且相关性密切 |
| 5.2 秸秆纤维品质成分含量变化趋势 |
| 5.3 秸秆纤维品质性状的遗传分析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9）不同轮回选择方法对玉米窄基群体的改良效果（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文献综述 |
| 1.1 种质资源概述 |
| 1.2 国内外玉米种质资源利用现状 |
| 1.2.1 国外玉米种质资源利用现状 |
| 1.2.2 我国玉米种质资源利用现状 |
| 1.3 玉米种质资源拓展、改良和创新的必要性 |
| 1.4 种质资源扩增及创新的途径和方法 |
| 1.4.1 引进外来种质资源 |
| 1.4.2 系统整理、筛选地方种质资源 |
| 1.4.3 利用玉米野生近缘种特异基因 |
| 1.4.4 群体改良 |
| 1.4.5 其他途径和方法 |
| 1.5 群体改良的原理与方法 |
| 1.5.1 群体改良的原理 |
| 1.5.2 群体内改良方法 |
| 1.5.3 群体间改良方法 |
| 1.6 群体改良效果评价 |
| 1.6.1 自身性状 |
| 1.6.2 配合力 |
| 1.6.3 遗传多样性 |
| 1.6.4 其它方面 |
| 1.7 国内外群体改良利用研究进展 |
| 1.7.1 国外玉米群体改良、利用研究概况 |
| 1.7.2 我国玉米群体改良、利用研究进展 |
| 1.8 四川农业大学玉米群体合成、改良及利用研究 |
| 1.8.1 "G综合种"的合成、改良与利用 |
| 1.8.2 综合育种程序的构建与"三高"自交系S37和48-2的选育 |
| 1.8.3 新群体的合成及其育种潜势评价 |
| 1.8.4 群体改良效果初步研究 |
| 1.8.5 群体自交后代表现研究 |
| 2 目的与意义 |
| 3 材料与方法 |
| 3.1 基础材料 |
| 3.2 改良群体形成过程 |
| 3.2.1 半同胞-S2:3轮回选择(HS-S2:3) |
| 3.2.2 控制双亲混合选择 |
| 3.2.3 动态改良 |
| 3.3 田间试验 |
| 3.3.1 供试材料 |
| 3.3.2 试验设计 |
| 3.3.3 考察性状 |
| 3.3.4 群体比较试验的统计分析 |
| 3.3.5 自交系比较试验的统计分析 |
| 3.3.6 测交组合鉴定的统计分析 |
| 3.4 SSR分析 |
| 3.4.1 供试材料 |
| 3.4.2 DNA的提取 |
| 3.4.3 微卫星DNA的扩增 |
| 3.4.4 PCR扩增产物的电泳检测 |
| 3.4.5 统计分析 |
| 4 结果与分析 |
| 4.1 不同轮回选择方法对玉米窄基群体P4C0的改良效果 |
| 4.1.1 群体主要性状差异显着性检验 |
| 4.1.2 粒深和穗行数直接选择效应 |
| 4.1.3 相关选择响应 |
| 4.1.4 间接选择响应 |
| 4.1.5 群体表型变异系数比较 |
| 4.2 控制双亲混合选择对玉米窄群体P3C0和P4C0的改良效果 |
| 4.2.1 群体主要性状差异显着性检验 |
| 4.2.2 粒深和穗行数直接选择效应 |
| 4.2.3 相关选择响应 |
| 4.2.4 间接选择响应 |
| 4.2.5 群体表型变异系数比较 |
| 4.3 不同轮回选择方法改良群体的遗传多样性 |
| 4.3.1 SSR标记扩增结果 |
| 4.3.2 群体多态性位点比较 |
| 4.3.3 群体基因杂合度比较 |
| 4.3.4 群体遗传距离比较 |
| 4.3.5 群体遗传多样性指数分析 |
| 4.3.6 分子方差分析 |
| 4.3.6 群体基因型数比较 |
| 4.3.7 主坐标分析 |
| 4.4 不同轮回选择改良群体高代选系的育种潜势 |
| 4.4.1 群体高代选系主要性状表现 |
| 4.4.2 测交组合差异显着性检验及配合力方差分析 |
| 4.4.3 主要性状GCA效应分析 |
| 4.4.4 单株产量特殊配合力效应分析 |
| 4.4.5 高产组合组配方式 |
| 4.4.6 群体高代选系的SSR标记分析 |
| 5 讨论 |
| 5.1 不同轮回选择方法对群体主要性状及其GCA改良效果 |
| 5.2 不同轮回选择方法及异地选择对群体遗传多样性的影响 |
| 5.3 不同轮回选择方法的有效性和局限性 |
| 5.3.1 控制双亲混合选择的有效性和局限性 |
| 5.3.2 HS-S2:3轮回选择的有效性和局限性 |
| 5.3.3 动态改良方案的有效性和局限性 |
| 5.4 群体合成与改良利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
| 5.4.1 轮回选择基础群体的合成与评价 |
| 5.4.2 目标性状的确定与改良方法的选用 |
| 5.4.3 群体容量与选择强度 |
| 5.4.4 鉴定与选择 |
| 5.4.5 授粉方式 |
| 5.4.6 改良进展评价与改良方案调整 |
| 5.5 群体选系策略探讨 |
| 5.6 供试群体进一步改良与利用方案建议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和拟发表的文章 |
| 致谢 |
（10）我国玉米杂交优势利用回顾与未来育种改进遗传性状的前瞻（论文提纲范文）
| 1 我国玉米杂交优势利用研究简史 |
| 1.1 启蒙与创建阶段 (1926-1948) |
| 1.2 品间杂交、双交种阶段 (1949-1970) |
| 1.3 单交种为主阶段 (1971至今) |
| 2 对玉米杂交优势利用研究与生产有重要 (大) 影响的“骨干系” |
| 2.1 配制双交、三交种应用的“骨干系” |
| 2.2 组配单交种应用的“骨干系” |
| 2.3 影响深远的几个“骨干系” |
| 2.3.1 Zi330系 |
| 2.3.2 HZ4系 |
| 2.3.3 Dan598系 |
| 2.3.4 Zh58系 |
| 3 玉米过去、现在、未来育种目标性状及其相关性状, 选择与改进遗传性状的比较 |
| 3.1 育种目标性状及其相关性状 |
| 3.2 过去、现在育种中选择与改进的主要性状 |
| 3.3 未来育种中选择与改进的性状 |
四、新世纪初发展我国玉米遗传育种科学技术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我国西南玉米杂种优势群及其杂优模式研究与应用的回顾[J]. 潘光堂,杨克诚,李晚忱,黄玉碧,高世斌,兰海,李芦江,曹墨菊,唐祈林,付凤玲,周树峰,吴元奇,卢艳丽,林海建,沈亚欧,荣廷昭. 玉米科学, 2020(01)
- [3]遗传育种生物技术创新与水产养殖绿色发展[J]. 张晓娟,周莉,桂建芳. 中国科学:生命科学, 2019(11)
- [4]大豆在美国的引种推广及本土化研究[D]. 石慧.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2)
- [5]20世纪美国康奈尔大学对外农业援助发展历程研究[D]. 石松. 南京农业大学, 2017(07)
- [6]袁隆平的世界[J]. 陈启文. 芙蓉, 2017(02)
- [7]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研究[D]. 杨虎. 南京农业大学, 2011(05)
- [8]我国不同年代玉米单交种及其自交系秸秆纤维品质分析[D]. 徐丁一.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1(11)
- [9]不同轮回选择方法对玉米窄基群体的改良效果[D]. 李芦江. 四川农业大学, 2010(05)
- [10]我国玉米杂交优势利用回顾与未来育种改进遗传性状的前瞻[J]. 曾孟潜. 中国农业科技导报, 2009(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