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历史上两次重大思想转变

一、我党历史上思维方式的两次大转变（论文文献综述）

刘基琴^[1]（2021）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宣传教育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杰出的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从创立、发展到逐步壮大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全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的典范,周恩来在这一时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宣传教育思想,不仅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起到了指导和推动作用,还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以及新时代党的宣传教育工作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启示。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所处的社会背景、革命活动经历和革命理论建设等方面,研究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宣传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主要划分为四个时期:初步萌芽时期、逐渐形成时期、走向成熟时期和继续发展时期。在周恩来宣传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其宣传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宣传教育思想内容丰富,主要包括宣传教育的目的和意义、对象和方向、途径和方法、地位和作用等内容。从宣传教育思想的内容来分析所蕴含的宣传教育思想特征,是理解和研究周恩来宣传教育思想内涵的重点方式。其宣传教育思想的主要特点有:强调原则性、讲究战略性、对象具有针对性、方法途径多样性等特点。最后总结概括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宣传教育工作的宝贵经验和启示。其宣传教育教育思想的历史经验主要包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全党全军,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进行宣传教育,重视团结人民群众的力量,科学合理地区分宣传教育的对象,强调宣传教育方式的多样性,注重宣传教育的对外合作与交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宣传教育思想的历史经验,启示当今的宣传教育工作者要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不动摇,宣传教育的对象要有合理性和针对性,灵活运用新媒体宣传教育工具,结合国内外环境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宣传教育思想的研究,深刻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宣传教育思想内容丰富,对推动和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对新时代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刘栋^[2]（2020）在《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政党是政治组织,政治属性是政党第一位的属性。加强自身政治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着标志。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诞生以来,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都十分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形成了讲政治的优良传统。运用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结合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框架,追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历史,梳理和总结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能够深刻认识党的政治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政治建设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特殊的历史条件。通过对延安时期党的历史资料的挖掘,重点挖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三位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建设的思想,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治建设思想,总结延安时期以前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政治建设的经验,以求“研之有理”。厘清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条件和实践要求,是实现“研之有据”的重要前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既肩负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又面临着异常复杂的社会环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现实所需。从党面临的外部环境来看,既有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又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以提高战斗力。从我们党领导社会革命的角度来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局部执政阶段,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边区经济和民生建设的需要。从党的自我革命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是一种复杂的系统性存在,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围绕自身政治建设进行了丰富实践,主要包括夯实思想根基以坚定政治信仰,完善党的领导机制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政治能力,依托局部执政着力净化政治生态等。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保证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方向和效果,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营造了一个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推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进程。这一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特点在于,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凸显了党的政治建设任务的艰巨性,斗争中突出了理论指导的创新性,出于革命的需要党的政治建设在军队方面表现尤其突出,价值追求方面凸显人民性。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是一个政党保持自身活力的重要法宝。循着历史逻辑,回顾和总结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在方向引领、核心领导、路线遵循、示范引领、整风运动、纪律约束等方面积累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宝贵经验。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坚持党的初心和使命不动摇;把坚决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重中之重;密切结合复杂环境,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加强党员党性修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强化制度保障,不断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制度化;推动党的政治建设与党的其他各项建设协调共进。历史发展表明,只有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才能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党组织战斗力,促进党的事业顺利发展。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无论党的建设推进到什么阶段,政治建设这个根本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李春艳^[3]（2020）在《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所谓“廉政”,顾名思义就是指廉洁政治,这是一种与贪污腐败直接对立的政治现象,因此,强调廉政就必须要坚决反对腐败。当前中国共产党必须严加惩治贪污腐败问题,必须要把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去认知,唱响反腐倡廉的时代最强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1）这里,不仅明确了党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同时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党所面临的执政环境和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为此,党中央多次提出要坚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不断深化标本兼治,努力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通过廉政建设的不懈努力换取“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因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想坚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就必须深入学习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历届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政思想,厘清该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所遵循的内在规律,挖掘它的现实价值,这样才能对当前建设廉洁型执政党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产生重要的指导性作用。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思想资源。它包含四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廉政建设要坚持人民至上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要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列宁提出执政党“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毛泽东提出党拒腐防变的铜墙铁壁是真心实意的群众;邓小平提出廉政工作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造福群众;习近平强调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来保持执政本色,二是廉政建设要坚持制度反腐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打碎旧的国家制度和机器是遏制腐败的根本途径;列宁提出消除腐败必须“用法令指明道路”;毛泽东提出用“党内法规”和制度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邓小平提出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要通过法制来保证;习近平强调要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三是廉政建设要纯洁党的组织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要严格党员入口,以保组织纯洁;列宁要求通过开展“清党”工作以维护党组织纯洁;毛泽东提出抓好思想道德建设做“端端正正的官”;邓小平提出完善选人用人标准以确保组织纯洁;习近平提出要通过培养选拔好干部、从严管理干部的方式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四是廉政建设要加强权力监督,反对特权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特权,实现人类解放;列宁提出要“同一切特权作不调和的斗争”;毛泽东提出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邓小平提出搞特权和特殊化“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腐化”;习近平强调必须坚决反对“四风”问题,必须从思想作风上反对特权。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继承性和创新性、时代性和局限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实践,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对当前建设廉洁型执政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经验启示:巩固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紧紧依靠人民,保持执政本色;纯洁党的组织,筑牢战斗堡垒;完善制度建设,防止权力越轨;加强权力监督,确保权力阳光化;严厉打击特权,维护制度公正。廉政建设关系到执政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思想上的纯洁性和组织上的纪律性,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党必须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只有坚持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才能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始终不忘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

许康^[4]（2019）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哲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更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本文从哲学上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行整体研究,揭示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大意义,切实纠正发展中以“GDP”论英雄的发展观,为新时代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奠定坚实基础。从西方哲学的视角来看,二战后,先后出现了以GDP为中心的发展观、综合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把人作为发展的中心是一种趋势;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来看,在发展问题上,必须坚持实践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从中国哲学的视角来看,我们还应该继承和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从中共党人的视角来看,党必须不忘初心,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国内的视角来看,第一,人民是“实践的人”,所以,发展必须依靠人民的力量,发展必须依靠人民的智慧;第二,人民是“现实的人”,所以,发展必须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人民是衡量发展与否的标准;第三,人民是“社会的人”,所以,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共享是为了人民的全面发展。从世界的视角来看,世界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时代,党必须坚持人民立场,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应该坚持共享发展理念,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在新时代,应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新时代,唯物史观应该关注实践的人、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在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回归人类世界、坚持人民性、关注人民需求。

赵祥云^[5]（2018）在《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文中认为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是国家赞助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活动,是中国构建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途径。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行为既存在共同特点,也具有各自的特点,并体现出历时性的演进特征。因此,分析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及其嬗变特征,并探讨其规范嬗变的社会文化动因,是当前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一、不同时期的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具有何种特征?二、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体现在哪些方面?三、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嬗变的动因体现在哪些方面?四、新时代语境下如何实现领导人着作原文意义的异域建构?本研究选取《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原文文本及其英译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研究需要,选择其中五种文本,即标题文本、口语化文本、修辞话语文本、政治话语文本和文化负载项文本,进行抽样分析。本研究从描述翻译学的规范概念入手,基于领导人着作英译文本的抽样分析,对三位领导人着作的英译规范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分析,找出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共性特征和个体特征,并分析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及其社会文化动因。本研究总体上采用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而言,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第一,文献分析法,主要见于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第二,抽样分析方法,主要见于第三、四、五章。本研究首先对三位领导人着作的英译文本进行随机抽样,然后分析抽样文本的翻译策略,并据此提炼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规范。第三,比较分析法,主要见于第六章。基于抽样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借助表格、折线图和柱形图,直观呈现不同时期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基本特征。第四,译例分析法,主要见于第三、四、五和第七章。通过译例分析方法,对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策略进行实证分析,然后总结提炼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起始规范和操作规范。第五,理论阐释法,主要见于第六章。借助文化学派和社会学派的相关理论,分析和阐释社会文化语境变迁、意识形态、权力、诗学、赞助人、译者惯习等因素对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形成和嬗变的影响。研究表明,《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的起始规范分别是“以我为主”、“走向对话”和“融通中外”,其操作规范分别为“异化主导”、“趋向多元”和“多元互补”。虽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体现出历史的演进特征,但“走向对话”和“融通中外”都坚持以“以我为主”为基本原则。总体而言,领导人着作英译活动具有以下五种基本特征:翻译行为的政治性、翻译原则的明确性、翻译模式的集体性、翻译方向的逆向性和翻译策略的针对性等。基于三位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抽样分析和比较研究,提出新时代语境下领导人着作原文意义异域构建的三种模式:文化移植、文化融合和文化重构,并指出不同模式所对应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新时代语境下中央政论文献英译的认识,对中央文献英译理论构建及其实践发展都具有启迪意义。

王薇^[6]（2018）在《萨孟武宪政思想研究》文中指出萨孟武既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熏陶,又接受过新式教育。留日期间就读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政治学专业,受森口繁治、门格尔、考茨基思想的直接影响,紧随西方政治思潮,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宪政国家建构理想。他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中国,必须先发展经济,进行产业革命,然后才有可能发展宪政。其宪政建设的最终目标虽然是共产主义,但他不赞同共产党的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而是主张在宪政实现之后,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和平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在他看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建国构想正与其思想相合。另外,从“力”上来考量,当时也只有国民党能够完成这些任务。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现实方面看,萨孟武都倾向于国民党,这就不难理解其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与自由派知识分子争论中为国民党“辩护”的言论了。然而,看似其为国民党政权辩护的背后,是他对宪政理想的追求,却又因为未能跳出时代的局限,而成为了党派知识分子。

陶韶菁^[7]（2014）在《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党报传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报是中国共产党利用媒介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载体，是解决中国当前具体问题的思想武器。新媒体是基于数字技术而产生的信息传播方式，其本质是一种基于信息技术和知识技术而形成的信息价值系统。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的勃兴，改变了中国传媒的生态环境，也重构了信息传播与接受的方式。党报传播肩负着意识形态宣传和传媒事业发展的双重使命，在新的传播生态下进行适应性变革与调整以便更好地履行使命就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坚持问题导向，开展实证研究，构建了新媒体环境下党报传播的“新闻立体三角关系理论”，从党报与公众、党报与现实生活、党报与政党、党报与国家等关系层面，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党报传播体系的发展趋势；对传统的“信息—新闻—传媒新闻”的“新闻三环理论”传播模式进行了研究拓展，创造性地提出了“信息—舆论—新闻”的“新三环新闻理论”传播模式，并指出将新闻传播注入和赋予主流意识形态从而引导社会舆论，应该成为新业态环境下党报传播体系的发展目标。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党报传播体系在维护社会秩序和推动社会进步中的功能，党报传播体系的结构与功能需要进行重组和优化：一是在结构上实现从宣传主导向信息分享的发展变迁。在结构转变过程中，要夯实党报传播体系的组织因素、管理因素、制度环境因素和价值因素构成的基础结构，要不断完善党报内部行政管理和技术管理互构、党报运行过程中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形成的交互结构，从而实现整合秩序的目的，既包括党报内部的组织管理和制度设置为党报运行提供的基础秩序整合，也包括通过党报的传播和运行建构出大社会秩序的稳定。最终实现传递主流社会价值、子系统秩序与社会整体系统秩序的兼容与和谐。二是在功能上做到从总体性支配到综合性干预的发展路径转移。在功能嬗变上，要对党报传播期望达到的状态与结果（含党报传播的主体目标和客观目标）做好目标评价，要对党报运行实际产生的效果和状态（指党报传播体系在内外环境的作用下所能够发挥的社会功能）进行状态评估，从而推动社会进步，既包括推动基础秩序的社会进步（指维护和建设现有的社会秩序，为社会整体进步提供保障），也包括推进基础秩序的革新和完善，创造向更加和谐状态和科学状态的社会秩序迈进的基础。最终实现建立整合政治、经济和公共功能的文化运行机制，子系统的动态进步和社会整体系统的稳步向前推进。三是在模式上逐步形成基于“信息—舆论—新闻”的三元互动和双向反馈的传播模式。首先是信息舆论替代信息传播，在“新三环新闻理论”模式中，传播的不仅仅是信息，更多的是舆情符号，承载着信息和价值双重要素，赋予了信息以价值判断和社会评价的功能；其次是双向反馈替代单向传播，在“新三环新闻理论”模式中，新闻传递出的信息会激活或演变成为某种舆论，这种舆论既是党报传播的目的，也是党报传播的反馈机制，通过与其他言论互动和竞争之后形成信息场，进而反作用于党报传播体系，为党报主导和控制舆论提供了坚实基础；最后是多元互动替代静态输出。在“新三环”模式中，信息不是片段式、静态的和稳定的，而是链条式、动态的和多变的，信息之间会发生相互作用，信息与环境之间也会发生互动，信息与受众之间也会形成竞争，从而建构出一个复杂的、多元的、能动的信息竞争格局。此外，为了适应新媒体发展态势下，并将党报“新三环新闻理论”传播模式落到实处，党报传播体系需要以全媒体发展模式夯实党报主流地位，以新媒体技术重构党报传播的生态环境，逐步建立消费者主权与生产者主权相统一的传播格局，最终逐渐融入国际化和适应“地球村”。

胡华^[8]（2014）在《中共民主执政的历史探索与现实思考》文中研究指明民主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执政就是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形式、民主的手段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是党的民主执政的核心理念、是其灵魂，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的民主执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坚实基础。所以，坚持和发展民主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神圣使命，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历史性课题。本文在学术界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执政的历史探索过程及其经验，重点探讨在中国国情下党的民主执政的实现路径问题，深入总结和研究我党民主执政经验，运用党对民主执政规律性的认识，力图完善党民主执政的具体方式和路径，积极稳妥地推进党的民主执政实践。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章主要论述本文选题的意义、本文涉及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范畴。文章提出，民主执政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执政党的主要执政方式，理论界对于民主执政的研究是持续、不间断的，已经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本文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总结。本文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主与民主执政思想与实践，包括西方的民主理论,都为中国共产党推进民主执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经验借鉴。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我们党需要结合中国现实和未来发展蓝图，不断改进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民主执政能力。第二章主要对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历史进行探索。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丰富执政经验的政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对民主执政进行了探索，经历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探索，特别是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的探索，党和毛泽东对建设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开始进行战略构想，提出走民主政治的新路。全国执政后党对民主执政的探索出现了一些曲折。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党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求全党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党对民主执政新路的探索逐步成熟。对党民主执政的历史进行总结和梳理，可以汲取宝贵经验，提高党的民主执政水平，进一步促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第三章研究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基本现状。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民主执政的探索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不断进步，基层民主得到了发展，党内民主也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全面落实，加强了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取得了宝贵的经验。但是，现阶段党的民主执政还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党的传统执政方式路径依赖的影响，部分领导干部民主意识薄弱的问题，还有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要克服这些问题，要求我们党在探索的过程中完善民主执政的理论并进行有效的实践。第四章探讨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路径。这是本文的重点部分。本文提出，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现实条件已经逐步成熟，认为推进民主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要落到实处，要有具体的实现路径，要经历长期艰难的探索实践。根据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文章提出了实现党民主执政的四个有效路径：首先，国家民主是民主执政的核心内容，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其次，基层民主建设是民主执政的关键；再次，党内民主建设是民主执政的基础，要坚持民主集中制，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最后，还要积极培养民主执政相关要素，积极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推进网络民主政治的发展，加强党的民主执政文化建设。我们要探索和完善这些有效路径，积极推进党的民主执政顺利发展。

徐爱新^[9]（2013）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女性教育主流化运动研究》文中认为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女性被剥夺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权利，十九世纪末，女子学校产生，中国女性教育发起了向国家主流教育进军的革命运动，基于社会革命的政治目的和追求妇女解放的妇女工作宗旨，中国共产党成为这场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初步确立了女性教育基本思想，开展了一定女性教育实践。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制定了《党纲》、《党章》，明确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以及社会革命的政治目的，为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党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认识论，树立了“男女并重”的社会性别观，把女性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力量，提出了“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们的利益而奋斗”的妇女工作宗旨。党把女性教育作为促进妇女解放的重要手段，作为获取革命人才的重要途径，初步树立了人人平等、教育人人的基本教育思想，拓展了教育对象的类别和范围，在不掌握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情况下，独立或与社会团体、国民党合作创办了适宜成年女性教育的平民女校、业余补习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各种年龄、各种劳动性质、各种层次的女性均具备了接受形式化教育的可能，为执政后全面构建女性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以后，党构建了两性教育全面并轨的苏维埃教育体制，设立了教育管理机构，制定了一定的教育标准规范，搭建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的现代女性教育体系框架，将女性教育引入制度化教育发展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为党全面推行其政治纲领和执政纲领提供了前提，党以“男女共同发动、男女共同教育”为基本原则，在教育体制的构建中完全消除了性别界限，将女性教育与男性教育统一为苏维埃公民教育。党优先发展工农教育，建立了具有苏维埃教育特色的学校教育系统，在许多从未开展过正规学校教育的穷乡僻壤办起了小学，扶持贫苦家庭出身的女童入学，创新了女性成人教育形式，发展起灵活广泛的社会教育，使没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的成年女性和失学儿童获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为了培养妇女干部，党积极发展中高等教育，为革命培养女性人才，农村革命根据地基本上形成了由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小学教育三部分构成，以教育政策法规为引导，由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和妇女组织牵头，以教育结构体系为载体的女性教育体系的框架模型。抗日战争时期，党进一步完善了女性教育制度，推动女性教育走向人民大众，成为服务于绝大多数女性并得到人民群众广泛认可的教育，女性教育率先在中国的局部区域上升到主流教育地位。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为女性教育事业明确了性质、内容和方向，残酷的战争环境和紧迫的抗战任务对女性教育提出了迫切要求，各根据地进一步完善了教育部门与妇女组织联动的女性教育管理体制，积极推动办学体制改革，尊重“群众的自愿与需要”，试行“公办民助”的教育政策，初步形成了公办、民办、社会团体办学的多元化办学格局。女性教育进入旺盛发展时期，小学校的数量和学生人数迅速扩张，部分地区小学入学率达到90%以上，中高等院校的数量增长，专业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社会教育起到了普及教育的作用，教育对象几乎覆盖到了根据地内每个人，成千上万的女性摆脱了文盲状态，女性教育真正走入女性的生产生活。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女性教育由局部农村走向全国。伴随着党对全国军事行动的节节胜利，不同地域的女性相继纳入党政权覆盖范围，女性教育对象由少变多，由局部区域的农村女性拓展到全国各个地域、各个阶层、各个类别、各个民族的女性群体，由于党在城镇女性教育中缺乏经验，城镇女性教育问题得到党的高度重视，教育重心逐渐由农村女性教育向城镇女性教育转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领导的女性教育由地方教育上升为国家教育，在原有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党对全国的女性教育重新进行了制度化、规范化、大众化，使女性教育成为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通过立法确立了女性的受教育权，通过学制改革、制定教育政策法规、完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规范教育管理和教学行为，建立了两性教育全面并轨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互为补充的现代教育体系，为女性接受教育提供了保障，通过政策引导和大力宣传，建立了男女平等的社会文化，极力消除制约女性接受教育的消极因素，大力提高女童入学率和成人教育普及率，使中国女性的整体素质发生了根本改观。历经建党初期的尝试、土地革命时期的奠基、抗日战争时期的繁盛以及建国后的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女性教育由党纲中的政治理想上升到受《宪法》保护，办学主体由一党之力演变到政府、社会团体、工矿企业、社会人士多元化办学，教育主体由少数女性扩充到各个地域、各个民族、各个阶层的覆盖全中国的整个女性群体，与男性教育的关系由两性教育分立到两性教育全面统一，女性与男性共同享受无差别的公民教育，女性教育成为顺应女性发展规律，陪伴、呵护女性成长的日常社会活动，绝大多数女性能够享受到与男性无差别的现代教育，并借助于现代教育追求自身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统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女性教育主流化运动，既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女性教育主流化运动史，也是一部由少数贵族女性教育到以劳动妇女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教育的受教育权变革史，还是一部中国教育史由以男性为主的教育到男女平等受教育的革命史，更是一部领导中国女性推翻封建压迫，追求妇女解放的一部百年妇女解放运动史，不仅圆满完成了中国女性教育主流化的历史使命，奠定了当代中国女性教育的底基，而且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启示。女性教育主流化运动告诉我们，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程度、教育者的教育思想理念及决心、教育方案的设计与实施、受教育者自身的学习需求是推动女性教育发展的四大积极因素，贫穷和封建思想是制约中国女性教育的两大消极因素，当今时代，女性承担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女性教育将继续肩负起教育女性、培养女性、发展女性的时代使命，促进女性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必须用时代的新思路、新观点深刻解读妇女解放的内涵，科学建构现代女性的成才标准和人才规格，用先进的社会性别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激发女性对现代教育的内在需求，建立政府、社会、教育或教学机构、个人步调一致协调发展的教育运行机制，针对女性的身心特点科学施教、因性施教，才能顺应女性的成长规律，培养自尊、自信、自爱、自立、自强的现代女性，使女性在国家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杜建明^[10]（2011）在《论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阶级分析方法是我们所熟悉的一种认识方法和研究工具,这一方法被广泛使用于包括法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运用这一方法将对社会现象的观察与思考与人的群体性存在方式——阶级的存在联系起来,以阶级存在的内在动因——阶级利益和外在表征——阶级行动为研究路径对社会现象加以阐释,以阶级存在的多维性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的丰富性、多样性加以解析。但是,阶级利益的冲突性和阶级行动的斗争性使阶级存在的空间范围被限制在经济领域,使阶级关系的呈现被局限于阶级斗争的维度之中,由此,阶级分析方法蜕变成研究阶级斗争的方法。而这种认识误区反映在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中,直接导致阶级分析方法的教条化、标签化和政治意识形态化,并据此形成了法学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范式”。而这种研究和认识的直接结果使阶级分析方法在建国初期的法学研究中只局限于简单的对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的分析,只局限于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分析和纯粹的“政治理想”分析。这种分析视角和研究路径不仅使法学研究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实践而成为政治的附庸和依从,也使该方法对社会阶级本身存在的多维性、丰富性的研究和认知被极大遮蔽,从而逐渐丧失其解释力乃至生命力。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为中国法学的观念更新、价值转换和制度再造提供了机遇和挑战,而法学阶级分析方法也应顺应时代变革的呼声和法学发展的要求,由简单的“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转向复杂的“阶层”差异与合作的分析,由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分析转向综合的“社会”分析,由纯粹的“理想”分析转向现实的“利益”分析,由片面的“权力”分析转向包含权力在内的全面的“权利”分析并与其他方法的紧密结合。而经历了上述视角转换和主题变奏的阶级分析方法在法学研究的具体适用中还必须注重法学研究对象的现实复杂性、注重阶级分析中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结合,注重阶级分析中描述方法与比较方法的结合并同时保持阶级分析方法的开放性。只有如此,阶级分析方法在法学场域中才能重新焕发其解释力、说服力和生命力。本文正式基于这样的思考,以“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为题,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法学研究在运用阶级方法时所呈现处的基本状态、基本特点、理论优劣的全面把握,从而形成对该方法的学术史的检视、学术史的反思和学术史的前瞻。本文共分为五章。在第一章“阶级与阶级分析方法”中,本章综合运用历史考察的方法和文献梳理的方法综合利用多种理论资源多维度、多视角的解释“阶级”概念,明确个体所属的“阶级”在现实层面上不仅由经济地位所决定,而且在基础上还衍生出相应的心理意识、伦理观念、社会地位、政治主张等多个方面,因此,阶级存在于社会空间的多重领域中。通过对“阶级”概念的多方位解析,进一步明确“阶级分析方法”的科学涵义。在第二章“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中,本章确立了“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助益”两个基本公理,通过充分详实的论证确立了阶级分析方法对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在第三章“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中阶级分析方法的学术史检视”中,本章对自20世纪初期发展至今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中阶级分析方法进行历史梳理,梳理的同时采用比较的方法,根据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将整个学术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并描述不同阶段的基本特征,从而力求全面对阶级分析方法的应用的历史脉络进行清晰的描述,而重点则关注于新中国法学这60年发展历程中的阶级分析,并深入总结六十年的法学研究中阶级分析方法的使用过程如何被逐渐教条化、标签化和政治意识形态化,并形成了法学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范式”。在第四章“法学阶级分析方法的现实主题转向”中,本章中运用描述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对六十年中国法学研究中阶级分析方法在宏观应用中所出现的转变利用相对应的范畴将这种变化描述出来,从而既将阶级分析方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展现出来,同时又暗示了阶级分析方法的未来走向。在第五章“法学阶级分析方法的科学应用”中,本章在上面几章的基础上,将重点放在阶级分析方法的具体使用步骤和使用方法上,使法学阶级分析方法对法律现象的观察和认识要注意多个方面、多重因素,而力求摆脱这一方法的僵化和教条化,从而正确发挥这一方法对法及法律的科学认识。

二、我党历史上思维方式的两次大转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党历史上思维方式的两次大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宣传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萨孟武宪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党报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共民主执政的历史探索与现实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女性教育主流化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论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四、我党历史上思维方式的两次大转变（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宣传教育思想研究[D]. 刘基琴. 贵州师范大学, 2021(12)
• [2]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研究[D]. 刘栋. 兰州大学, 2020(01)
• [3]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D]. 李春艳.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4]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哲学研究[D]. 许康.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2019(08)
• [5]国家领导人着作英译规范的嬗变研究[D]. 赵祥云.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6]萨孟武宪政思想研究[D]. 王薇.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7]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党报传播研究[D]. 陶韶菁. 华南理工大学, 2014(05)
• [8]中共民主执政的历史探索与现实思考[D]. 胡华.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0)
• [9]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女性教育主流化运动研究[D]. 徐爱新. 河北大学, 2013(12)
• [10]论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D]. 杜建明. 吉林大学, 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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