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策略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张战明[1](2021)在《基于典型案例分析的BSG公司对合作项目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经济全球化下的大趋势下,对外投资合作越来越多,尤其是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逐渐进入了高潮。然而,随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越来越频繁和对外合作项目的不断增多,在对外合作项目的管理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有些问题阻碍了项目的顺利进行,有些甚至导致了项目的失败。为了研究中国企业对外合作项目的管理问题,有必要选择一些企业对外合作项目的案例进行研究,查找中国企业对外合作项目的管理问题的形成原因,从而提出相应的管理提升措施。本文采用文献总结法对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汇总归纳,通过案例研究法对BSG公司的对外合作发展过程进行回顾,对BSG公司外合作项目中的两个具体案例进行深入研究,结合案例分析出该公司在对外合作项目管理中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管理模式的对接问题,二是对外合作人才的管理问题,三是项目的沟通管理问题,四是跨文化管理问题。总结了问题的产生原因主要是:制度改进和人员培训储备滞后于项目进展,国际变局导致合作不确定因素增加及文化冲突的管理意识不够等。结合相关中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针对BSG公司的对外合作项目的管理,笔者在文中提出提升对外合作项目管理水平的四项具体措施:首先,建立项目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其次,储备对外合作管理人才,理顺人才管理机制,第三,建立沟通管理规划,采取合适的冲突沟通策略和有效的沟通方式;第四,进行跨文化培训,实行本土化策略,并采用灵活的管理机制和激励手段。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对于BSG公司及相关企业的对外合作项目管理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也能对于中国企业的对外合作发展能提供一点启示和帮助。
王雨晴[2](2021)在《东道国投资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日趋复杂,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逐渐增强。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通过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以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因此,东道国的投资制度环境对于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至关重要,稳定的投资制度环境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稳定发展,降低投资风险并增强投资企业信心。本文以双边投资协定、资本项目开放、制度质量三种指标衡量东道国投资制度环境,结合最新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东道国投资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首先,在梳理对外直接投资文献基础上,归纳总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及东道国投资制度环境的现状特征。其次,在理论层面上分析了东道国投资制度环境作用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机制,并提出三个研究假设。再次,在实证分析部分,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综合制度质量指标,得到中国2003-2018年对114个国家(地区)投资的面板数据,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面板门槛模型测算出资本项目开放度影响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质量阈值。再此基础上,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并用解释变量滞后期进行内生性检验。最后以制度质量高低、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双边投资协定的生效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且对制度质量水平偏低的国家作用更强;第二,当东道国的制度质量达到了阈值后,资本项目开放度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显着的正向影响;第三,与经典理论相反,中国企业更偏好向制度质量偏低的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但东道国投资制度环境的改善,即双边投资协定的生效和资本项目开放度的提高,可以弱化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的负向影响。
曹瑶[3](2021)在《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鼓励国内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以实现自身国际化战略。在双边领导人的有力引领下,中国与东盟新四国投资合作关系稳步发展。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东盟新四国外资主要来源国。由于对外开放时间短、国内政治不稳定和工业基础弱等原因,东盟新四国地区基础设施质量极其低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东盟新四国国内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已严重制约这些国家经济贸易发展,同时,本国资金和技术的匮乏使得东盟新四国目前无法仅依靠自身力量完善本国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基建企业具备的资金与技术优势恰好弥补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建设条件的不足。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促进东盟新四国工业发展、改善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状况,同时有利于中国开展国际优势产能合作、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加深中国与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合作符合双方经济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有益于实现中国与东盟新四国互利共赢。本文以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为研究对象。第一章为引言部分。第二章首先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以及海外投资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接着阐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以及垄断优势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在本文中的具体运用。第三章分析了中国选择东盟新四国基建行业进行投资的政治动因、经济动因以及其他动因。第四章为现状分析,当前中国在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的现状表现为投资总额增长、投资行业集中以及投资主体单一。第五章为问题分析,本章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将中国在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相关资料进行逐级编码,得出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建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投资问题主要包括资金问题、跨国投资相关人才缺失、未考虑利益相关方诉求等内部问题以及东盟新四国政治风险较大、地缘政治局面复杂等外部问题。第六章为策略研究,针对当前存在的具体问题,从政府、行业及企业三方面提出促进中国企业对东盟新四国基建投资的对策。
逄嘉宁[4](2020)在《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资本流动 ——基于国际投资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迄今为止,大多数国际金融模型都建立在理性预期范式下。这种范式中的经济主体对复杂经济过程的规律有着超乎其学识、经历、境遇的理性又正确的感知,这显然与现实存在出入。本文认为,国际金融模型应建立在跨文化行为主体(个体、企业及国家)的价值观、感知及文化特质的基础之上,只有深入地解构文化,分析多层次文化主体对于文化的感知,才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国际资本流动中文化差异对各类投资影响。本文首先通过界定“国家文化”及“资本流动”的概念来划定文章的讨论范围。“文化”本身不仅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宽广架构,更是潜移默化中对人类行为与经济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的群体心理编程。如何在纵横交错的经济、制度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一窥文化差异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成为了本文关注的首要问题。这不仅要求研究者对文化的概念抽丝剥茧,分离出可以量化的部分,亦需要谨慎地探究文化差异在不同维度、不同层面上不同方向和强度的效用;更要将这些问题与不同层级、不同内容的国际资本流动相结合,并寻找恰当的预测方式及回归模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Hofstede为代表的文化社会学研究成果使文化之核心一价值观得到了量化及应用,其效度及普适性也得到了诸多验证。本文将文化价值观维度作为文化差异衡量的主要方式,以国家文化熟悉度、管理者感知文化差异作为辅助,探讨国家文化差异对经济结果的相关性及影响。第三章细述了将国家文化差异纳入经济学模型建立本文国际资本流动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主要理论、文化差异对国际资本流动各组成部分影响及传导路径。理论发展部分介绍了经济学中刻画国际商品资本流动的经典理论引的产生背景、发展继承以及适用性;而第二部分则从资本流动的视角着笔,结合文献详述文化差异对不同资本流及资本流动构成的影响。其中传导路径一节主要描述文化对经济结果循序渐进的作用机制,论证文化与金融研究结合的适用性,并结合文献,分层次梳理文化差异对微观企业决策者,到中观企业对外投资,再到宏观国家之间的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所谓“见微知着”,文化最微观、最基本的载体单元是人,行为人通过自身的文化视角感知世界,并依此行事。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角度来谈,从事金融资产跨境转移的主体是企业,而企业的决策主体是企业管理者。作为文化及公司行为的载体,管理者基于学习的跨文化经历形成了其对于国家文化差异的独特感知,继而塑造其对于国家文化差异对公司跨境发展意义的管理认知,并成为其制定企业的国际化战略的依据。第四章将董事会跨文化经历作为企业对文化差异感知的代理变量,利用Logit及T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上市企业董事会整体跨文化敏感度水平与公司海外并购持股份额的相关性。公司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业界及学界“谈文化差异色变”的负面刻板印象。在实操过程中,文化差异不仅仅是信息摩擦、潜在交易成本的“罪魁祸首”,亦是促进创新协同,多元化发展的“肱骨之臣”。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从组织行为学的“开发-探索”视角出发,意图为“积极跨文化研究”进路增添经验证明。本文将中国企业从2005-2018年对60个东道国的对外投资数据汇总为国家层面面板数据,建立单边动态引力模型,以文化差异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选址决策的影响为例,基于非参数协方差矩估计及D-K修正标准误,探讨文化距离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流向及流量的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文化距离总体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呈U型的特征,各文化维度对于区位选择影响程度和方向并不一致。进一步的分组结果表明,文化距离的U型效应在中国企业对OECD国家的投资中体现较为明显,而对非OECD国家的投资则呈负相关。在前两章的实证研究中,文化差异影响的效度及稳健性得到了很好的数据支撑。接下来,我们将视域拓展至宏观的国际双边资本流动。受限于数据及方法,将文化差异引入分析模型的进路人迹罕至。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针对多种形式的跨国投资流,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以及国际资本流的组成,探讨文化差异在不同语境下与各影响因素的互动与耦合。文化差异对于不同资本流动的影响强度各不相同,研究资本双向流动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各层次不同经济主体面临的信息摩擦的本质,以及跨国资本市场的构成,而探求文化差异对于双边的整体资本流动构成的影响,以期加深和拓展研究者对文化差异与动态的金融资产跨境配置结构变动的相关性的理解。本文依托跨境资本流量数据,建立了动态面板引力模型,并基于两步的稳健系统GMM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文化熟悉度对国际直接投资及证券投资的流向及流量具有积极影响,文化距离与国际直接投资呈负相关而与证券投资呈正相关,正式制度对于文化差异对国际直接投资负面效应的影响具有缓解作用而对证券投资则并不显着,与之相呼应的是,文化距离对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非OECD国家较明显,而在OECD国家则不明显;总体而言,文化距离对于国际证券投资对直接投资之比具有正面影响,说明国家对于文化距离遥远的东道国,仍偏向于承诺程度更低的非实物资产投资。最后,基于对以上分析及研究的总结,本文提出了对于未来该领域发展,以及针对目前中国国际化发展阶段的展望。
李梦芳[5](2020)在《中国电力企业对外投资方式选择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对外投资已经成为企业参与国际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也是全球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我国“走出去”政策的不断深入,选择对外投资的电力企业不断增多。随着电力行业对外投资失败案例的不断增多、对外投资回报率的不断下降,需要企业在对外投资活动中更加谨慎,对企业的要求也会更高,而想要在投资活动中获得利益就更需要企业实施正确的投资策略。电力行业作为我国的基础性行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单纯的对外贸易合作和工程外包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电力企业的发展,探究电力企业的投资方式对我国电力企业成功“走出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聚焦电力企业对外投资方式的选择,首先论述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发展的现状与海外投资失败的矛盾,基于行业的特殊性,明晰电力企业对外投资方式选择的重要性和意义。通过国内外文献研究分析,讨论了影响企业对外投资方式选择的因素,主要从企业和东道国两个方面来考虑。之后主要介绍了中国对外投资概况、国内外电力企业对外投资发展状况,并根据现状提出中国电力企业出现的恶性竞争和投资失败问题、对外投资方式单一和创新力不足的问题。然后进一步的通过实证研究,建立了ordered probit模型估计,选取2019年世界五百强的中国电力企业近11年的投资项目,从企业的投资动机和东道国的投资吸引力两方面选取变量,并对实证结果采取ordered log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主要得出以下结论:我国电力企业在面向资源较为丰裕的东道国投资时,选择对外投资方式的概率大小依次为合同进入、并购投资、绿地投资;当我国电力企业面向市场机会较多的东道国投资时,选择对外投资方式的概率大小依次是合同进入、并购投资、绿地投资;当电力企业在技术较为发达的东道国投资时,选择对外投资方式的概率大小依次是合同进入、并购投资、绿地投资;当电力企业竞争力较强时,选择对外投资方式的概率大小依次是合同进入、并购投资、绿地投资;当我国电力企业在政治欠稳定的国家投资时,选择对外投资方式的概率大小依次为合同进入、并购投资、绿地投资;当东道国的投资开放较为宽松时,我国电力企业选择对外投资方式的概率大小依次为绿地投资、并购投资、合同进入;当我国与东道国的贸易联系度较高时,电力企业选择的对外投资方式的概率大小依次是绿地投资、并购投资、合同进入。本文基于国家电网公司在四个国家不同的投资方式,分别讨论了东道国的投资吸引力、选取该投资方式的推动力、投资实现的效果以及实证结果的检验。最后根据中国电力企业出现的两个问题,从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与对策。本文的主要贡献:(1)以电力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与案例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不同因素对企业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并将对外投资方式做出排序选择,对其他电力企业“走出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2)以国家电网公司的多种不同的投资方式来进行分析,探讨国家电网进行对外投资成功盈利的案例,以案例分析进行实践性检验,丰富了国际化理论。
李丹[6](2020)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文中指出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吸收国际技术溢出的一项常用路径。2002年,中国实施并进一步加快了“走出去”战略的步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DI)实现了“井喷式”的增长。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构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历经了再一次飞跃。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重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与美国技术封锁的背景下,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中国企业如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升本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对我国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本文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实现路径及所展现出的新特点,对逆向技术溢出的运行机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剖析,分别从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宏观层面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产生的机理、影响因素及其性质进行了总结和归纳。结合逆向技术溢出发生的过程,总结出了逆向技术具有的一些特征,并指出技术的经济外部性是逆向技术溢出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从理论机制层面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之间的联系,主要涉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异质性分析与投资模式异质性分析。在结合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特征实际的基础上,分析了每个发展阶段逆向技术溢出的情况。其次,本文的实证研究从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两方面入手,分别基于宏观加总数据和微观企业个体数据构建相应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地区异质性、行业异质性、投资主体异质性等方面进行了考察分析。借鉴国际上的经典技术溢出的思想及其相关理论,分别基于总产出视角和宏观全要素生产率视角构建了本文宏观层面的研究模型,进而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通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取外国技术资本溢出之间的关系,检验了2003~2017年以来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总体回归结果表明:2003~2017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国外溢出的研发资本显着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意义上的技术水平提升和中国总产值意义上的技术水平提升,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较为显着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在样本期间内,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着;现阶段中国进口贸易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是技术水平提升意义上的。从全国范围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意义上的技术水平提升作用主要来自技术水平变化意义上的逆向溢出效应。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理区域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地区差异,分别基于总产出视角和宏观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实证结论有同有异。进一步地,本文在行业层面实证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渠道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现在不同的行业大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效果并不相同,对于一些非技术密集行业,并没有显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对于研发密集型的行业,则更容易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地,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合并数据,从微观层面考察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区分了投资主体异质性与行业异质性进行分析。首先,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考察了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创新水平上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问题。其次,进一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显着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效果受到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影响,不同行业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异质性。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实证结论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全国范围已经显现,且在地域、行业、企业所有制方面显示了异质性。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主要有:第一,中国企业应多选择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第二,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应共同增加研发经费的投入;第三,中国政府应注重人才培养,加大对国内教育的资源与经费投入,以明显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第四,因地制宜实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等。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宁杰[7](2020)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下的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转型 ——基于投资模式和效率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美贸易摩擦带来了全球范围内产业链的转移,导致全球供应链的断裂和重构。矿产资源作为重要的生产原材料,处于供应链中最上游,也是我国在重构全球供应链时必须着重考虑的一环。我国虽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不能完全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供需缺口长期存在,需要从外部进口。对外直接投资和通过国际贸易获取矿产资源相比,在增强一国长期能源和资源的安全性上更加可靠。我国的矿业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在规模和数量上都出现了大幅的下降。目前处于结构转型期的我国经济,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开始出现结构变化,给我国矿业对外投资带来了相应的转型要求。了解当前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状态和模式,对我国矿业对外投资转型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投资模式的选择是决定投资成败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比中国矿业对外进行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数据,分析了两种模式各自的优劣,发现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中使用的主要模式是绿地投资模式,进而对各种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和东道国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影响投资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投资效率是制定我国的全球矿产资源战略布局和投资策略的重要参考。通过对我国矿业全球投资效率的研究发现,东道国的经济水平对中国矿业对外投资有正相关关系,而劳动力成本和制度距离有负相关关系。从总体上看我国矿业对外投资的效率相对于前沿水平的偏差为-36.3%,表现为投资不足的状态。而分区域来看,我国对大洋洲出现投资过度,对亚洲、非洲、美洲和欧洲则出现投资不足。在对104个国家和地区研究发现,我国在17个国家投资过度,而在剩下的87个国家投资不足。对特定区域研究发现,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不足,对战略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研究发现,我国在这些国家的整体投资水平也呈现不足的状态。针对于目前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出现的投资不足和分布不均的情况,本文建议应合理选择投资模式,充分利用矿业资本市场对全球资源进行布局,同时也应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构建矿产资源供给多元化的供应链体系。
李国敏[8](2019)在《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文中指出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应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面临的战略风险。对于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其应对,国内外有了丰富的研究,但对于海外战略风险,人们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固然战略风险与政治风险关系极其密切,但鉴于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影响后果的特殊严重性,有必要予以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围绕上述核心问题,我们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为主,同时运用历史考察、案例分析等方法展开全文。首先弄清企业国际化理论和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史,重点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的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情况,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其次,着重对企业海外战略风险进行解析。在梳理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基础上,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探讨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往往由宏观国际环境格局或中观双边外交关系的重大变动所造成,具有宏观全局性、强烈的政治性和立体多维的关联性,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和突变式涌现特征,其破坏性极大,并且可能持续发生不利影响。论文还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接着以中兴通讯和华为两个中国高科技企业作为案例,分析在新时代、百年大变局背景下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造成的严重战略风险。本文还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案例,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等因素对于中企海外项目造成的战略风险。最后,论文就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提出了应对建议,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利益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艾敏[9](2019)在《我国矿业企业“走出去”研究 ——以中国五矿集团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我国虽然拥有较大的矿产资源总量,但基于我国人口数量位居世界第一的国情,导致我国人均矿产资源储备较少,远远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经济发展呈现良好的势头和前景,采矿业作为能源支柱对于经济的推动力十分重要,鉴于此我国对矿产资源的需求正在不断增加。但我国已有的矿产资源不足以支撑如此巨大的需求,故我国只能依赖于进口稀缺的矿产资源来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行,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相当高。因此,为了获取我国短缺的矿产资源,我国矿业企业“走出去”是很有必要的。随着我国提出的“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发展,我国与世界各国在多方面的合作日益密切,我国的矿业企业“走出去”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矿企“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但是,由于对采矿业所面临的问题没有很好地认识,导致了我国很多矿产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遭受了巨大损失。因此,研究我国矿产企业“走出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有哪些以及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是十分必要的。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从矿业企业“走出去”的动因、区位选择、机遇和风险等角度进行了研究,但是很少有学者从矿业企业“走出去”的实际情况入手,比如选择一个矿业企业为实际案例来分析其对外投资的现状、投资策略、投资经验来进行分析。故本文选择了中国五矿集团为例进行研究,以一个实际的矿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针对目前矿业企业“走出去”存在的问题,结合该企业“走出去”的经验,总结出相关建议,能够更好地指导我国矿业企业“走出去”。本文共有五章,主要内容概括如下。第1章,绪论。首先,阐明了研究的背景以及意义。其次,总结归纳了我国对外投资相关文献的现有研究,最后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并提出本文的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2章,我国矿业企业“走出去”现状。首先,从矿业企业对外投资动因、对外投资规模、对外投资地理分布、对外投资方式、对外投资经营绩效五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矿业企业“走出去”的现状。然后提出了我国矿业企业“走出去”遇到的主要问题。第3章,中国五矿集团“走出去”案例分析。首先介绍了中国五矿集团的简要信息。其次从中国五矿集团对外投资的经营现状、主要业务领域、对外投资策略、海外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等方面详细介绍了中国五矿集团“走出去”的现状。投资领域介绍了中国五矿“走出去”业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冶金建设工程、贸易资源类、非钢工程类、科技研发类等领域。海外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介绍:减少饥饿、健康与疾病防治、社区教育、改善民生条件等方面。最后对中国五矿集团并购拉斯邦巴斯铜矿的成功案例以及并购Equinox矿业公司的失败案例从并购动因和并购过程、并购成功原因或失败原因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分析,然后总结出中国五矿“走出去”并购的模式、并购的动因、并购的特点以及并购的经验。第4章,我国矿业企业“走出去”的建议。本章结合了中国五矿集团“走出去”的经验对我国矿业企业“走出去”提出了相关建议,主要从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提出了建议。企业层面的建议包括提升企业自身的“软实力”、制定合理战略、减少政治阻碍、加强投资风险控制、实现本土化管理。政府层面的建议主要包括政府需要提供“走出去”的政策支持、政府可以成立采矿业对外投资委员会以及大力推行资源外交。第5章,结论与展望。总结了对我国矿业企业“走出去”的研究结论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刘梦恒[10](2019)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检验》文中认为从1999年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指数式增长趋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由2002年的27.0亿美元增加至2018年的1298.3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由2002年底的299.0亿美元增加至2018年底的19388.7亿美元。在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的同时,中国既承受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企业非理性投资的冲击,也面临着“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投资合作机遇。在这样的多元背景下,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呈现出怎样的新特征?企业非理性投资问题又如何能够得到进一步遏制?为此,本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空间发展趋势进行了研判,在此基础上搭建了对外直接投资空间效应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先后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邻近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网络效应。本文首先参照Altomonte&Pennings(2008)的贝叶斯学习机制,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实际,从理论层面揭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邻近效应机制。同时,以2003-2015年中国省际层面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为样本,基于传统经典计量模型检验和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等空间计量模型检验,探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邻近效应。同时,通过在模型中纳入“一带一路”因素和金融危机因素实证检验了这两个因素对该效应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着的空间邻近效应,而且这种空间邻近效应具体表现为跟随效应。“一带一路”因素和金融危机因素均显着提高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但是减弱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跟随效应。此外,还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论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其次本文借鉴Fernandes&Tang(2014)的寡头垄断市场模型,结合经典投资需求函数,从理论层面刻画了企业投资策略互动机制。同时,建立了 2003-2013年企业层面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集,并运用LPM模型、Probit模型和工具变量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邻近效应和制度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着的空间邻近效应,而且这种空间邻近效应具体表现为跟随效应;同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着的制度效应;邻近效应和制度效应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性,而在企业类型和外资参与层面的差异性不明显;此外,“一带一路”因素能够显着减弱邻近效应,但能够增强制度效应。第三,本文从空间视角出发,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空间误差模型等空间计量模型,并运用2003-2014年4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面板GMM估计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在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具体表现为挤出效应。一方面,中国在第三国的直接投资对中国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存在显着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第三国市场也会对中国在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产生显着的挤出效应。本文还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呈现出“一动机一导向”特征,即资源寻求动机和贸易导向特征。此外,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述发现。最后,本文运用引力模型方法构建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空间网络矩阵,使用网络分析工具Netdraw刻画了空间网络及其动态演进趋势,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UCINET对该网络进行了中心性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ERGM模型实证检验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空间网络的因素。研究发现,2003年以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空间网络特征显着,而且表现出持续延展的演变趋势。ERGM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空间网络具有明显的集聚性倾向。传统网络分析方法和ERGM模型共同发现了中国OFDI的资源寻求动机。在资源寻求动机的影响下,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空间布局时,会倾向于资源型国家,推动这些国家成为整个空间网络的中心国家。本文在研究视角、理论框架、分析方法和样本数据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研究视角上,从空间视角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问题,既有效拓宽了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视角,也弥补了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空间效应及“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研究的不足。理论框架上,将母国和东道国同时纳入理论框架,这允许我们在母国层面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邻近效应,在东道国层面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网络效应。分析方法上,综合运用经典传统计量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前沿网络模型等方法,使本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空间效应的刻画更加完整和客观。样本数据上,当前学界有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层面的数据较少且比较陈旧,本文将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统计局《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了匹配,形成时间跨度为2003-2013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层面数据。
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策略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策略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典型案例分析的BSG公司对合作项目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1.3.3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 |
2.1.1 对外合作项目 |
2.1.2 项目管理 |
2.1.3 沟通管理 |
2.1.4 跨文化管理 |
2.2 相关理论 |
2.2.1 对外投资理论 |
2.2.2 沟通理论 |
2.2.3 文化理论 |
第三章 BSG公司对外合作现状 |
3.1 BSG公司基本情况 |
3.2 BSG公司对外合作背景 |
3.3 BSG公司对外合作现状 |
3.3.1 境内对外合作现状 |
3.3.2 境外对外合作现状 |
3.4 BSG公司对外合作优劣势分析 |
第四章 对外合作项目案例 |
4.1 BSG公司的股权收购项目 |
4.1.1 合作背景 |
4.1.2 目标公司 |
4.1.3 收购方案 |
4.1.4 合作过程 |
4.1.5 合作结果 |
4.2 BSG公司的合资建厂案例 |
4.2.1 合作背景 |
4.2.2 合作伙伴 |
4.2.3 合作方案 |
4.2.4 合作过程 |
4.2.5 合作结果 |
4.3 其他相关企业的对外合作案例 |
4.3.1 PCK公司的沙特合营建厂项目 |
4.3.2 CPTCD公司的委内瑞拉项目 |
第五章 BSG公司对外合作项目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5.1 管理模式的对接问题 |
5.1.1 项目合作单位的管理模式对接 |
5.1.2 相关单位的管理对接 |
5.1.3 政策的延续性 |
5.2 人员管理问题 |
5.2.1 对外合作人员存在双重身份 |
5.2.2 对外合作人员知识结构性缺陷 |
5.2.3 对外合作人员管理的长效性不足 |
5.3 项目沟通障碍重重 |
5.3.1 内部沟通存在时空差距 |
5.3.2 外部沟通利益冲突难以调和 |
5.3.3 冲突发生后沟通障碍大 |
5.4 跨文化管理困难影响合作深度发展 |
5.4.1 文化理念的差异致使建立互信难 |
5.4.2 管理理念的不同致使合作困难 |
5.4.3 工作机制的差异致使简单工作复杂化 |
5.5 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5.5.1 制度改进滞后于项目推进速度 |
5.5.2 人员储备与培训滞后于项目推进速度 |
5.5.3 国际变局导致合作不确定因素增加 |
5.5.4 文化冲突管理的意识还不够 |
第六章 提升对外合作项目管理水平的措施 |
6.1 项目管理和管理制度建设方面 |
6.1.1 建立符合当地实际的项目管理体制 |
6.1.2 建立相关单位的对接机制 |
6.1.3 建立备用方案,以应对政策变化的影响 |
6.2 对外合作人员管理方面 |
6.2.1 储备一定的对外合作人才 |
6.2.2 系统地培训对外合作人员 |
6.2.3 逐步建立对外合作人员的管理机制 |
6.3 项目沟通管理方面 |
6.3.1 预先制定内部沟通规划 |
6.3.2 采取合理的外部沟通策略 |
6.3.3 采用有效的沟通方式 |
6.4 跨文化管理方面 |
6.4.1 通过跨文化培训淡化文化差异 |
6.4.2 实行本土化策略减少管理冲突 |
6.4.3 采用灵活的管理模式和必要的激励手段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科研情况及获得的学术成果 |
(2)东道国投资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3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1.3.1 创新之处 |
1.3.2 不足之处 |
1.4 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 |
1.4.1 研究框架 |
1.4.2 技术路线 |
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2.1 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 |
2.1.1 理论研究 |
2.1.2 实证研究 |
2.2 东道国投资制度环境对OFDI的影响研究 |
2.2.1 资本项目开放度对OFDI的影响研究 |
2.2.2 双边投资协定对OFDI的影响研究 |
2.2.3 制度质量对OFDI的影响研究 |
2.3 综述总结 |
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东道国投资制度环境现状分析 |
3.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3.1.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规模 |
3.1.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 |
3.1.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 |
3.1.4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情况 |
3.2 东道国投资制度环境现状分析 |
3.2.1 中国与东道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的现状分析 |
3.2.2 东道国资本项目开放现状分析 |
3.2.3 东道国制度质量现状分析 |
4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4.1 东道国投资制度环境的界定 |
4.2 双边投资协定对OFDI的影响机制 |
4.2.1 双边投资协定的概念与作用 |
4.2.2 双边投资协定因素的影响机制和研究假设 |
4.3 资本项目开放度对OFDI的影响机制 |
4.3.1 资本项目开放度的概念与作用 |
4.3.2 资本项目开放度因素的影响机制和研究假设 |
4.4 制度质量对OFDI的影响机制 |
4.4.1 制度质量的概念与测算 |
4.4.2 制度质量因素的影响机制和研究假设 |
5 东道国投资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实证分析 |
5.1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5.1.1 被解释变量 |
5.1.2 核心解释变量 |
5.1.3 控制变量 |
5.2 综合制度质量水平指标构建 |
5.3 模型设定 |
5.4 变量描述性统计 |
5.5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5.6 稳健性检验 |
5.7 异质性分析 |
5.7.1 以中国制度质量为界的实证分析 |
5.7.2 以东道国制度质量中位数为界的实证分析 |
5.7.3 以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类的实证分析 |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研究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2.1 发挥双边投资协定在国际投资保障作用 |
6.2.2 完善信息服务体系对投资企业的引导作用 |
6.2.3 加强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防范监督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2.1 关于对外投资动因的研究 |
1.2.2 关于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问题的研究 |
1.2.3 关于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前景的研究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4.1 可能存在的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东盟新四国 |
2.1.2 基础设施 |
2.1.3 海外投资 |
2.2 理论基础 |
2.2.1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2.2.2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2.2.3 垄断优势理论 |
3 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动因 |
3.1 政治动因 |
3.2 经济动因 |
3.2.1 拓宽东盟新四国基建市场 |
3.2.2 带动中国基建相关原料与设备出口 |
3.2.3 促进中国与东盟新四国贸易增长 |
3.3 其他动因 |
3.3.1 东盟新四国区位优势明显 |
3.3.2 中国与东盟新四国文化差异小 |
3.3.3 东盟新四国劳动力资源丰富 |
4 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现状 |
4.1 投资总额增加 |
4.2 投资行业集中 |
4.3 投资主体单一 |
5 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存在的问题 |
5.1 扎根理论介绍 |
5.2 投资问题识别 |
5.2.1 原始资料来源 |
5.2.2 理论模型构建 |
5.2.3 理论饱和性检验 |
6 促进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策略 |
6.1 政府层面 |
6.1.1 建立基础设施投资风险评估机制 |
6.1.2 完善对外基建投资监督与保障法律法规 |
6.1.3 拓宽基建融资渠道 |
6.1.4 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
6.2 行业层面 |
6.2.1 搭建双边基础设施投资信息共享平台 |
6.2.2 加强对中国基建企业投资监督 |
6.3 企业层面 |
6.3.1 重视对东盟新四国基建投资风险评估 |
6.3.2 关注当地基建利益相关方诉求 |
6.3.3 联合高校培养复合型基建人才 |
6.3.4 加深与第三方基础设施投资合作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 |
致谢 |
(4)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资本流动 ——基于国际投资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意义 |
1.1.2 选题背景 |
1.2 主要概念与数据来源 |
1.2.1 国际资本流动的概念 |
1.2.2 国家文化的概念 |
1.2.3 主要数据来源 |
1.3 文献综述 |
1.3.1 国际资本流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
1.3.2 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资本流动 |
1.3.3 文献评述与研究启示 |
1.4 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结构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结构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1.5.1 研究创新 |
1.5.2 研究不足 |
第2章 文化差异研究与金融学的互动与耦合 |
2.1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文化的内涵与演化 |
2.1.1 文化的前因:定义与内涵 |
2.1.2 文化的现状:演化和稳定 |
2.1.3 文化的后果:趋同和逐异 |
2.2 金融学视野下的国家文化差异研究 |
2.2.1 传统金融学理论的不足与改进 |
2.2.2 文化研究的视角 |
2.2.3 文化与金融学研究 |
2.3 国家文化差异的度量 |
2.3.1 国家文化价值观维度 |
2.3.2 国家文化距离指数 |
2.4 国家文件差异在不同层面的应用 |
2.4.1 宏观层面:国家 |
2.4.2 中观层面:跨国企业 |
2.4.3 微观层面:企业决策者 |
第3章 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资本流动研究的理论基础 |
3.1 国际资本流动的引力模型 |
3.1.1 国际资本流动的“推力”与“拉力” |
3.1.2 国际资本流动的“引力模型” |
3.2 国家文化差异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传导路径 |
3.2.1 从管理者到企业 |
3.2.2 从企业到国家 |
3.2.3 从国家到国际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国家文化差异与企业对外投资持股决策 |
4.1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概况与特征 |
4.2 管理者文化差异认知的形成 |
4.3 企业海外投资持股策略的形成 |
4.4 管理者文化差异认知对企业并购持股策略影响的实证研究 |
4.4.1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4.4.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国家文化差异与国家对外投资的流量 |
5.1 中国海外股权投资的发展与现状 |
5.2 基于中国企业数据的国际投资的区位选择 |
5.2.1 文化差异对国际投资的区位选择的理论分析 |
5.2.2 以中国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的必要性 |
5.3 国家文化差异U型效应的理论基础 |
5.3.1 基于非参数协方差矩阵估计方法的回归分析 |
5.3.2 “开发-探索”视角下的积极文化差异观 |
5.3.3 多维度文化价值观差异的效应 |
5.4 国家文化差异U型效应的实证检验 |
5.4.1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5.4.2 稳健性分析及U型关系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双边资本流动 |
6.1 国家文化差异与双边国际投资流动 |
6.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
6.3 国家文化差异与双边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6.3.1 基于FGLS回归的实证分析 |
6.3.2 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
6.4 文化差异对双边国际证券投资流动影响的实证检验 |
6.5 文化差异对双边国际资本流动构成影响的实证检验 |
6.6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中国电力企业对外投资方式选择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目的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3 本文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1.3.1 本文创新点 |
1.3.2 不足之处 |
第2章 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2.2.1 关于对外投资的研究 |
2.2.2 关于投资方式的研究 |
2.2.3 关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式选择的研究 |
2.2.4 文献评述 |
2.3 理论基础 |
2.3.1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2.3.2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
2.4 技术路线 |
第3章 中国电力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问题分析 |
3.1 中国对外投资概况 |
3.2 国内外电力企业对外投资现状 |
3.2.1 中国电力企业对外投资状况 |
3.2.2 国际电力企业投资发展状况 |
3.3 中国电力企业对外投资的问题 |
3.3.1 恶性竞争与投资失败问题突出 |
3.3.2 对外投资方式单一,创新力不足 |
第4章 中国电力企业对外投资方式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4.1 对外投资方式的影响因素 |
4.2 假设的提出 |
4.3 构建对外投资方式选择模型——排序模型 |
4.4 变量的衡量 |
4.4.1 被解释变量的衡量 |
4.4.2 解释变量的衡量 |
4.4.3 控制变量的衡量 |
4.5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第5章 国家电网对外投资案例分析 |
5.1 并购投资葡萄牙国家能源网 |
5.1.1 案例简述 |
5.1.2 案例评述 |
5.2 在巴西投运首个独资输电项目 |
5.2.1 案例简述 |
5.2.2 案例评述 |
5.3 合资经营俄罗斯电网股份公司 |
5.3.1 案例简述 |
5.3.2 案例评述 |
5.4 以BOOT投资巴基斯坦输变电项目 |
5.4.1 案例简述 |
5.4.2 案例评述 |
第6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6.1 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2.1 政府层面 |
6.2.2 企业层面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研究目标和内容 |
1.2.1 研究目标 |
1.2.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思路、方法和框架结构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框架结构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2 文献综述 |
2.1 对外直接投资及逆向技术溢出概念的界定 |
2.1.1 对外直接投资概念的界定 |
2.1.2 技术溢出与逆向技术溢出概念的界定 |
2.2 与技术溢出相关的经济增长理论 |
2.2.1 “干中学”与技术的溢出 |
2.2.2 知识的外部性 |
2.2.3 人力资本溢出 |
2.3 与技术溢出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2.3.1 微观层面与技术溢出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2.3.2 中观层面与技术溢出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2.3.3 宏观层面与技术溢出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
2.4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研究的相关文献 |
2.4.1 关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的文献综述 |
2.4.2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机理的文献综述 |
2.4.3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2.4.4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模型及变量选取的文献综述 |
2.5 文献评述 |
2.6 本章小结 |
3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机制分析 |
3.1 逆向技术溢出的实现过程 |
3.1.1 技术在海外的溢出过程 |
3.1.2 技术的逆向转移过程 |
3.1.3 技术在投资母国国家层面的溢出过程 |
3.2 企业、产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机制 |
3.2.1 逆向技术溢出机制之企业层面 |
3.2.2 逆向技术溢出机制之产业层面 |
3.2.3 逆向技术溢出机制之国家层面 |
3.3 逆向技术溢出的特征分析 |
3.3.1 逆向技术溢出与对外直接投资类型的相关性 |
3.3.2 逆向技术溢出的不确定性 |
3.3.3 逆向技术溢出的外部性 |
3.4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分析——母国视角与东道国视角 |
3.4.1 跨国公司及其母国方面的因素 |
3.4.2 对外投资东道国的择取条件 |
3.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及方式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
3.5.1 不同投资主体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
3.5.2 不同投资方式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
3.6 本章小结 |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及特征分析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分析 |
4.1.1 起步探索阶段 |
4.1.2 调整发展阶段 |
4.1.3 高速发展阶段 |
4.1.4 稳健发展阶段 |
4.2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特征 |
4.2.1 制造业与信息服务业海外投资案例大幅增加 |
4.2.2 “一带一路”投资领域不断拓宽 |
4.2.3 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占比不断提升 |
4.2.4 跨国并购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方式 |
4.3 本章小结 |
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基于宏观数据 |
5.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5.1.1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模型构建 |
5.1.2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构建 |
5.2 样本选取、变量说明及数据处理 |
5.2.1 样本的选取 |
5.2.2 变量说明及数据处理 |
5.3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项情况 |
5.3.1 2002~2017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环比变化情况 |
5.3.2 2002~2017年中国各省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 |
5.4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5.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5.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总体分析 |
5.5.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地区差异实证分析 |
5.5.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行业差异的实证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基于企业数据 |
6.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6.2 样本选取、变量说明及数据处理 |
6.2.1 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
6.2.2 变量说明及数据处理 |
6.3 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6.4.1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倾向得分匹配估计分析 |
6.4.2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进一步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7 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 |
7.1 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3 未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7)全球供应链重构下的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转型 ——基于投资模式和效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1.1 国际矿业新形势 |
1.1.2 国内矿业形势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对外投资理论研究综述 |
1.3.2 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综述 |
1.4 主要内容 |
1.5 研究路线与研究方法 |
1.6 主要创新点 |
2 全球供应链重构与矿产资源 |
2.1 现代全球供应链的定义和内涵 |
2.2 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分析 |
2.2.1 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历程 |
2.2.2 全球供应链的重构趋势 |
2.3 全球供应链重构对中国的影响 |
2.3.1 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背景 |
2.3.2 中国全球供应链的战略意义 |
2.4 全球供应链重构的矿业视角分析 |
2.4.1 供应链上游的话语权和利益分配 |
2.4.2 供应链上游的竞争和战略产业发展 |
2.5 我国供应链上游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
2.6 本章小结 |
3 我国矿产资源特征及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3.1 我国矿产资源特征分布 |
3.2 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
3.2.1 初始阶段(1993年以前) |
3.2.2 起步阶段(1993-2000年) |
3.2.3 增长阶段(2000-2013年) |
3.2.4 调整阶段(2013至今) |
3.3 我国矿业对外投资现状 |
3.3.1 投资规模和数量 |
3.3.2 投资区域分布 |
3.3.3 投资种类和权益分布 |
3.3.4 投资主体构成 |
3.4 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趋势 |
3.4.1 我国矿业对外投资的机遇正在形成 |
3.4.2 我国矿业对外投资的需求不断加大 |
3.5 本章小结 |
4 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分析 |
4.1 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比较 |
4.2 中国矿业对外投资模式演进历程 |
4.2.1 绿地投资模式 |
4.2.2 跨国并购模式 |
4.2.3 两种投资模式对比分析 |
4.3 我国矿业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
4.3.1 企业自身因素对投资模式的影响 |
4.3.2 东道国因素对投资模式的影响 |
4.4 中国矿业对外投资进入方式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4.4.1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4.4.2 模式建立与估计方法 |
4.4.3 实证结果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5 中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效率分析 |
5.1 研究方法介绍 |
5.2 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
5.2.1 变量选取和说明 |
5.2.2 数据来源及描述 |
5.3 单边随机前沿模型 |
5.3.1 模型构建 |
5.3.2 实证结果和分析 |
5.4 双边随机前沿模型 |
5.4.1 模型构建 |
5.4.2 基础模型估计 |
5.4.3 实证结果和分析 |
5.4.3.1 投资效应总结 |
5.4.3.2 投资净效应区域分布 |
5.4.3.3 投资净效应国家分布 |
5.4.3.4 一带一路和战略矿产国家的投资净效应 |
5.5 本章小结 |
6 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转型探索 |
6.1 中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选择 |
6.1.1 并购为主的投资模式 |
6.1.1.1 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
6.1.1.2 有利于获得矿产品定价权 |
6.1.2 并购的具体策略 |
6.1.2.1 以间接并购为主,直接并购为辅 |
6.1.2.2 以联合并购为主 |
6.1.2.3 灵活使用支付手段 |
6.1.2.4 以参股为主,谨慎控股 |
6.1.3 识别和应对并购风险 |
6.1.3.1 并购风险识别 |
6.1.3.2 风险应对策略 |
6.1.4 把握对外并购时机 |
6.2 中国矿业直接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建议 |
6.2.1 合理布局全球矿产资源 |
6.2.1.1 理性选择投资目标和区位 |
6.2.1.2 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矿业资本市场 |
6.2.2 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规模 |
6.2.2.1 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投资机遇 |
6.2.2.2 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面临的挑战 |
6.2.2.3 我国矿业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策略建议 |
6.3 本章小结 |
7 结论 |
7.1 本文结论 |
7.2 本文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8)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核心问题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论 |
三、思维方法、创新与不足 |
四、论文的结构 |
第一章 企业国际化与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与跨国公司 |
一、企业国际化的特点 |
二、经济全球化是企业国际化的主要外部条件 |
三、跨国公司 |
第二节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及其初期实践 |
一、中国企业的早期海外拓展 |
二、“走出去”战略的提出 |
三、“走出去”战略的初期实践(2000——2010) |
第三节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进入新时代(2010-) |
一、后危机时代 |
二、“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打开新空间 |
第二章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分析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面临的主要风险 |
一、非政治风险 |
二、政治风险的内涵与外延 |
第二节 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与类型 |
一、“战略”的基本含义是“全局性” |
二、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强烈政治性 |
三、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系统复杂性 |
四、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生成类型与严重危害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企业面临的海外战略风险 |
一、国际格局大变革带来企业战略风险 |
二、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若干形态 |
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海外战略风险比较 |
第三章 美国对华全面遏制与中国企业战略风险—以中兴通讯和华为公司为例 |
第一节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演变 |
一、美国对华战略敌视(1949—1971) |
二、美国对华战略接触与遏制(1972-2016) |
三、“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对华全面战略遏制(2017-) |
第二节 美国对中兴通讯的两次制裁 |
一、中兴通讯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二、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一次制裁 |
三、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二次制裁 |
四、美国制裁中兴通讯的原因、影响和启示 |
第三节 美国对华为的全力“围剿” |
一、华为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二、“孟晚舟事件”及其影响 |
三、美国遏制华为手机和5G业务全球拓展 |
四、华为反制美国打压与自强自卫的应对策略 |
第四节 美国对华遏制造成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 |
一、新时代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原因 |
二、中兴通讯与华为公司应对美国打压政策比较 |
第四章 中国企业海外项目遭受的战略风险—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例 |
第一节 缅甸密松电站项目及其搁置 |
一、密松电站的设想与立项 |
二、密松电站项目的突然中止与长期搁置 |
第二节 密松电站项目战略风险的系统分析 |
一、缅甸国内复杂的政治社会因素 |
二、美西方因素与密松电站项目搁置 |
三、中方认识和处置密松电站战略风险之反思 |
四、“一带一路”倡议与密松电站项目 |
第三节 利比亚中企项目经受的战略风险 |
一、中国企业走进利比亚 |
二、“阿拉伯之春”与利比亚战乱 |
三、中企利比亚项目蒙受重大损失 |
第四节 中资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比较 |
一、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相似之处 |
二、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不同之处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对策 |
第一节 加强合规管理认清海外环境 |
一、中国企业要加强合规管理,提高国际化水平 |
二、认清东道国的政治状况及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
三、认清中国对外投资国际背景的变化及其影响 |
第二节 中国企业应对海外战略风险的策略机制 |
一、战略风险预防性策略机制 |
二、战略风险分散性策略机制 |
三、战略风险补救缓解性策略机制 |
第三节 中国政府如何帮助企业管控海外战略风险 |
一、政府帮助“走出去”企业加强与东道国的互动 |
二、综合利用国内、国际双层法律手段防范战略风险 |
三、同东道国主要利益集团和民众建立友好和谐关系 |
结论 |
一、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是复杂的系统风险 |
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需要危机意识与复杂系统思维 |
三、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前景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我国矿业企业“走出去”研究 ——以中国五矿集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1.3“走出去”相关理论基础 |
1.3.1 垄断优势理论 |
1.3.2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1.3.3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
1.4 研究方法与结构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结构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2章 我国矿业企业“走出去”现状 |
2.1“走出去”现状分析 |
2.1.1 对外投资动因分析 |
2.1.2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 |
2.1.3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 |
2.1.4 对外投资地理分布 |
2.1.5 对外投资经营绩效 |
2.2 我国矿业企业“走出去”存在的主要问题 |
2.2.1 投资过程中的问题 |
2.2.2 经营过程中的问题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中国五矿集团“走出去”案例分析 |
3.1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简介 |
3.2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走出去”现状 |
3.2.1 海外经营现状 |
3.2.2 主要业务领域 |
3.2.3 对外投资策略 |
3.2.4 海外社会责任 |
3.3 中国五矿集团“走出去”的并购案例分析 |
3.3.1 五矿并购拉斯邦巴斯铜矿案例分析 |
3.3.2 五矿并购Equinox矿业公司案例分析 |
3.4 中国五矿集团并购案例总结 |
3.4.1 并购模式 |
3.4.2 并购动因 |
3.4.3 并购特点 |
3.4.4 并购经验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我国矿业企业“走出去”的建议 |
4.1 企业层面的建议 |
4.1.1 提升企业自身的“软实力” |
4.1.2 制定合理战略 |
4.1.3 积极履行海外社会责任 |
4.1.4 加强投资风险控制 |
4.1.5 实现本土化管理 |
4.2 政府层面的建议 |
4.2.1 提供“走出去”的政策支持 |
4.2.2 成立专门的采矿业对外投资委员会 |
4.2.3 大力推行资源外交 |
第5章 结论与展望 |
5.1 结论 |
5.2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检验(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
1.2.1 理论框架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结构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1.4.1 可能的创新 |
1.4.2 可能的不足之处 |
2 文献综述 |
2.1 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研究 |
2.1.1 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划分 |
2.1.2 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
2.1.3 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 |
2.2 对外直接投资空间效应相关研究 |
2.2.1 对外直接投资空间邻近效应 |
2.2.2 对外直接投资空间溢出效应 |
2.2.3 对外直接投资空间网络效应 |
2.3 “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研究 |
2.3.1 “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一般效应 |
2.3.2 “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空间效应 |
2.4 本章小结 |
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发展现状与趋势 |
3.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空间发展的现状 |
3.1.1 宏观层面的空间发展现状 |
3.1.2 微观层面的空间发展现状 |
3.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空间发展的趋势 |
3.2.1 投资规模持续实现空间扩张 |
3.2.2 行业分布不断进行横向延伸 |
3.2.3 区域布局逐步实现均衡多元 |
3.2.4 生产营销创新网络联动共振 |
3.3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空间发展的现状与趋势 |
3.3.1 整体发展的现状与趋势 |
3.3.2 区域分布的现状与趋势 |
3.3.3 重点国家的现状与趋势 |
3.4 本章小结 |
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邻近效应:一个宏观视角 |
4.1 引言 |
4.2 文献回顾 |
4.3 理论机制与模型 |
4.4 计量模型与数据 |
4.4.1 一般计量模型的设定与变量选择 |
4.4.2 空间计量模型的设定与矩阵计算 |
4.4.3 数据来源与处理 |
4.5 实证结果 |
4.5.1 基准计量模型检验结果 |
4.5.2 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结果 |
4.5.3 进一步分析 |
4.6 稳健性检验 |
4.7 本章小结 |
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邻近效应:一个微观视角 |
5.1 引言 |
5.2 文献回顾 |
5.3 理论机制与模型 |
5.4 计量模型与数据 |
5.4.1 计量模型 |
5.4.2 变量选择 |
5.4.3 数据处理 |
5.5 实证结果 |
5.5.1 全样本估计结果 |
5.5.2 分样本估计结果 |
5.6 稳健性检验 |
5.7 本章小结 |
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一带一路”国家视角 |
6.1 引言 |
6.2 文献回顾 |
6.3 计量模型与数据 |
6.3.1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6.3.2 空间权重矩阵计算 |
6.3.3 指标选取和变量描述性统计 |
6.4 实证结果 |
6.4.1 空间溢出效应基本检验 |
6.4.2 地理特征权重空间面板模型估计 |
6.4.3 经济特征权重空间面板模型估计 |
6.5 稳健性检验 |
6.6 本章小结 |
7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网络效应:“一带一路”国家视角 |
7.1 引言 |
7.2 文献回顾 |
7.3 研究方法与数据 |
7.3.1 空间网络构建方法 |
7.3.2 数据来源 |
7.4 空间网络的动态演进特征 |
7.4.1 空间网络整体演变趋势 |
7.4.2 空间网络的中心性特征 |
7.5 空间网络效应影响因素检验:基于ERGM方法 |
7.5.1 ERGM模型界定 |
7.5.2 ERGM模型估计 |
7.6 本章小结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A 第5章(5-22)式的计算过程 |
附录B 第6章和第7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名单 |
附录C 第7章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空间网络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策略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典型案例分析的BSG公司对合作项目管理研究[D]. 张战明. 西安石油大学, 2021(02)
- [2]东道国投资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D]. 王雨晴. 大连理工大学, 2021(02)
- [3]中国对东盟新四国基础设施投资策略研究[D]. 曹瑶. 河北经贸大学, 2021(12)
- [4]国家文化差异与国际资本流动 ——基于国际投资的视角[D]. 逄嘉宁. 吉林大学, 2020(03)
- [5]中国电力企业对外投资方式选择的研究[D]. 李梦芳. 江西财经大学, 2020(11)
- [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D]. 李丹.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7]全球供应链重构下的我国矿业对外直接投资转型 ——基于投资模式和效率研究[D]. 宁杰.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01)
- [8]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D]. 李国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9]我国矿业企业“走出去”研究 ——以中国五矿集团为例[D]. 艾敏.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1)
- [10]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检验[D]. 刘梦恒. 浙江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