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谈地方志工作在三个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王丽松[1]（2021）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村落体育方式转变研究 ——以魏家关村落地平跷为例》文中提出在“健康中国”、“全民健身”、“乡村振兴”等战略持续推进的社会环境下,村落体育作为村民健康文明体育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与发展势必会被寄予新的期待。而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村落体育方式已悄然发生转变,呈现出一种传统村落体育文化特质逐渐消亡,新的村落体育文化特质又尚未形成的生存面貌,致使其在不断衰竭中耗散。村落体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该何去何从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研究的社会价值性与个案的代表性,本文选取了魏家关村落地平跷为个案研究,主要以文献资料法、个案研究法、田野调查法考察魏家关村落地平跷的前世今生,并运用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视域,探析促使魏家关村落地平跷发生转变的动因,以期见微知着,深入洞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村落体育的传承与发展,缓解现代社会语境之下的村落经济发展与村落精神文明建设的失衡,破解传统村落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融合的困境,为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一己之力。研究结论主要如下:1.魏家关村落地平跷起源于河北省顺平县,是一种带有地域特色的村落体育活动。其起源于清朝的乾隆时期,之后随着时代更迭和人们对其不断地选择,地平跷这一村落体育方式主要发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活动场域之变、参与动机之变、参与群体之变、组织方式之变,形式与内容之变,从而形成了传统地坪跷与现代广场舞相融合后具有地域风格的村落体育方式。2.纵观魏家关村落地平跷的个案研究,发现村落体育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既是多重复杂的又是动态发展的。由村落生存环境之下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网络环境等变化引起的村落体育活动场域之变;由村民价值观念之下消费观与教育观的变化引起的村落体育参与群体的参与动机之变;由规范文化范畴之下的村落风俗习惯转变引起的村落体育参与群体之变;由村落社会组织转变引起的村落体育组织方式之变。由村落生产生活方式之下的生活水平、产业结构、饮食行为、文化娱乐方式等转变所带动的村落体育形式与内容之变。然而,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村落体育的转变方式和转变原因都主要归因于参与主体需求的转变,这是历史进程中时代的必然选择。3.比较研究三个不同时期的魏家关村落地平跷的传承发展情况,在地平跷活动场域方面,村落公共体育服务供需失衡;在地平跷参与动机方面,动机不足造成了传统地平跷传承断裂;在地平跷参与群体方面,完成了从传统时期大部分为男性参与到现代社会大部分为女性参与的颠覆性转变;在地平跷组织方式层面,基层政府体育组织人员缺位;在地平跷形式与内容方面,传统地平跷的现代同质化发展。4.村落体育的发展可以在魏家关村落地平跷转变的个案研究中借鉴经验,即落实并加强政策引导,规范村落体育管理。因地制宜,创新村落公共体育服务模式。经济助推:加强村落体育发展保障。把握一村一品的根本原则,传承特色村落体育项目,将其独特的体育文化精髓历代传承才是村落体育永葆青春活力的根本所在。
姜迪[2]（2021）在《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研究》文中认为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手段,根植于中国的法制传统,在漫长的传统中国历史时期,调解一直是官方化解民间矛盾纠纷的重要方式,甚至被置于高于正式司法审判的地位。而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正是生发于这种法制传统根脉的一片崭新枝叶,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对传统中国调解制度的继承、发展和创新。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及实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受到传统和现实两种因素的所用:首先,传统中国社会的乡村自治模式、民间千百年来的“无讼”和“惧讼”观念以及传统中国的小农经济模式均对仍处于乡土社会中的陕甘宁边区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使其在纠纷解决模式的设计和选择中不得不予以考虑;其次,中国共产党在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社会改造过程中,导致纠纷大量增加,这与边区本就孱弱的司法供给能力产生了极强的张力,而这种矛盾在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资源紧张的革命战争年代注定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中国共产党急于探求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以缓解社会治理压力。所以,在充分吸收借鉴传统社会治理模式、有效盘活根据地现有社会治理资源的基础上,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这一崭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是采取社会团体、司法机关、政府、个人等多元主体参与调解的全民参与社会治理模式。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权的建设过程中,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与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相结合的方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引导人民参与边区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激发人民的政治热情,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边区政府将边区人民组织起来,激发了人民生产和抗战的积极性,实现了最广泛的社会动员,避免了国民党政府权力下沉中出现的“国家政权内卷化”的问题。在这一对边区社会组织、动员、整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量的新式精英,培育了众多的新式基层组织（社会团体）。新式精英取代了旧式精英成为乡村社会的领袖,他们在乡村社会中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榜样的力量,获得了群众的支持与拥护。新式基层组织也进一步削弱了宗族组织和家族组织等传统社会组织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重新完成了边区社会的组织化进程。新式精英与新式基层组织都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推动新式基层组织与新式乡村精英积极参与纠纷调解,极大地拓展了共产党在边区社会的治理空间,实现了调解工作的最广泛覆盖,使权力的触角深入到乡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中最受众多学者关注的就是人民司法的象征—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司法调解中,马锡五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并运用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方式,缓解了法律理想与法律实践之间的张力,客观上推动了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发展。马锡五审判方式中蕴含多重治理技术,拓展了司法的功能,它打破了司法审判的固有模式,其所表征的“身体在场”、“司法广场式”司法治理策略和理念,被作为典型树立起来。模范的塑造和符号资源的生产进一步塑造、凝结了司法认同,构筑了政治合法性。正式借由马锡五审判方式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其他根据地的推广,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内悄悄发起了一场心灵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执政地位更为稳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创立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新型司法模式的诞生。调解制度在陕甘宁边区不仅仅是弥补司法资源供给不足、化解社会纠纷冲突的有效手段,更成为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改造边区人民群众思想的有力武器,在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意识、贯彻党的路线方针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的时代,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影响力仍在,从浙江诸暨的“枫桥经验”到浙江永康的“龙山经验”,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到“大调解”,在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和纠纷解决模式中仍然能够看到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潜在影响。我们应充分挖掘其社会治理的精髓,坚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依归,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贯彻基层民主自治原则。在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中,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培育乡村治理主体实现多元治理。
达那尔·毛肯[3]（2021）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以白哈巴村、喀纳斯村和禾木村哈萨克族与图瓦人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说道:“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历史角度去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各个区域内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正在变化着;本文以白哈巴村、喀纳斯村和禾木村的哈萨克族与图瓦人民族关系现状为出发点及研究背景,研究哈萨克族与图瓦人之间生活方式、经济、教育交往交流交融演变过程,为各民族群众的共同繁荣有深远意义。相同环境和生产下哈萨克族与图瓦人不一样的文化特征。通过认识和探索相关学者在民族关系的方面成果,认识相关文献领悟和研究根本上再去了解哈萨克族与图瓦人民族之间的历史和发展。随着图瓦人与哈萨克族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居住格局、生产关系、婚姻、教育、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中不断碰撞出“新鲜血液”,以此交往交流交融程度在不断深化,从交往交流交融中产生更美好的环境。在新疆现阶段大多学者以维汉或哈汉的民族关系作为主要的研究,笔者主要以民族学角度去研究探索哈萨克族与图瓦人之间的民族关系,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可持续发展战略、民族政策及偏远地区现代化,更好的做到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思想理念有着深远的意义。以便更加坚定国家认同,坚持中国产党的领导;有利于新疆各民族在全球经济化势态中相互认知、认同、包容;有利于偏远地区、边界地区现代化的繁荣发展;有利于边界边疆建设和保护,更有利于传承和发扬民族优良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晋江艳[4]（2021）在《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文中提出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中国人民的社会保障实践持续了上千年,且随着社会发展,保障对象逐步扩大,保障措施日益多样,保障思想不断丰富,但严格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始终没有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1949至1956年,较全国其他地区,东北地区经济基础较好,重工业相对发达,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处于战争前沿,优抚安置任务异常艰巨,促使社会保障事业迅速发展,建立了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在内的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之后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研究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丰富东北地区党史研究和完善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一定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重点采用文献分析法和计量史学法,分六部分对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进行全面分析。作为文章的起点,第1章遵循党史研究基本思路,介绍了选题背景,说明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重点整理和介绍了国内外研究成果,认为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保障的研究已硕果累累,但关于东北地区的研究尚有不足,仍有一定的研究空间。任何实践都不是空中楼阁。研究社会保障,首先要追根溯源,探究其实践基础。1949至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开展的社会保障实践具有坚实的理论、历史和现实基础,三者缺一不可。第2章和第3章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认为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党组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保障思想）为指导,受中国传统社会保障思想影响,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尤其是东北解放区的社会保障实践基础上,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形势,建设国家重工业基地、开展农业合作化的经济计划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形势,在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情况下,领导人民创建了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亟需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同时也具备了建立社会保障的条件。第4章和第5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始终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保障”概念,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完善,但无论是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还是社会优抚工作都已经开展起来。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相对系统的组织机构体系、广泛的社会动员以及以政府、社会和内部机构为主体的监督机制搭建了一个社会保障体系。第4章重点介绍了这一内容,即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在这一制度框架下,东北各地竭尽所能救济灾民、贫民和朝鲜战灾孤儿,收容改造旧社会遗留的娼妓和游民;重点在企业中建立劳动保险制度,开展丰富多彩的职工福利,为社会上的孤寡老人、孤儿、残疾人以及精神病人建立民政福利;优待军烈属和革命残废军人,褒扬抚恤革命英烈,妥善安置回乡转业人员等,丰富的内容使社会保障由简单的制度构建层面跨越到充实的制度实践层面。第5章则重点介绍了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在充分认识制度结构和实践内容的基础上,第6章进一步提升,重点分析了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认为其对政治建设而言,通过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巩固了新生政权;对于经济建设而言,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进而促进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建设;对于军事活动而言,激发了群众参军参战的热情,为抗美援朝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对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而言,构建了社保制度的基本框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结合当前东北地区的社会保障现状,以史鉴今,提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确保社会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坚持群众观点,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坚持自力更生,克服“等靠要”思想。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总体来说,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实践是成功的,但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稳定性和和可持续性不足。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实践,本文采取在总体肯定的基础上加以批判借鉴的态度。
韩俊喆[5]（2021）在《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水利建设关系国计民生,治水兴水关系定国安邦。新中国成立以前,广西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边疆省份,主要是发展农业经济,而土地作为发展农业经济的基础,从最初来看,水美田肥的地方就是经济发达的地方,因而开展水利建设对于农业经济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广西后,为巩固地方政权、稳定农业生产、恢复国民经济,开始了水利建设。通过对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入考察,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进行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0--1965年间,先是中共广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委员会,1958年之后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和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对于开展水利建设,不仅仅是注重水利工程方面的修建,例如蓄水工程、引水工程、提水工程、水电工程,也同样十分重视水利主管机构的组建、水利人才培养模式、水利工程的管理、水利法规的制定,而后者作为开展水利建设的体制机制,从制度层面保障了水利建设的长久发展。此外,通过开展土地改革,变革农业生产关系,进一步激发了广西各族人民开展水利建设的积极性,在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劳动者作为社会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占据主导位置,有效的保证了这一时期广西水利建设的速度、质量和规模。本文主要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绪论。简要阐述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及切入点,阐明运用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对“水利”与“1950--1965年”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二部分,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背景。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峻的国际形势造成周边局势的动荡,亟需中国共产党在短时间内巩固人民政权。与此同时,国内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国民经济亦处在崩溃的边缘。在广西,货币市场混乱、匪患严重,时刻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其次,新中国成立初期,水旱灾害频发,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秩序。在广西,封建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水利设施相对简单且工程质量差,因而对于治理水旱灾害收效甚微。此外,广西人文环境的改变也不断的加剧水旱灾害发生的频率。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水旱灾害频发的局面,从根本上要求中共广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委员会着眼于水利建设,兴修水利,契合了广西各族人民群众的最大愿望。第三部分,主要从四个阶段分析与考察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发展历程:第一,恢复阶段（1950--1952）。中共广西省委与省人民政府委员会高度重视水利建设,以建立健全水利主管机构为抓手,初步组织起自上而下的水利主管机构,确立了优先培养水利技术人才的模式,投资修复或续建旧有引水工程设施,兴建小型蓄水工程。第二,起步阶段（1953--1957）。中共广西省委与省人民政府委员会严格落实党中央制定的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投资修建水库为重点,修建中小型蓄水工程,在勘测、规划、设计的基础上试办小型水电站。第三,高潮阶段（1958--1960）。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与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在贯彻落实总路线的同时,把批判“反冒进”与宣传贯彻总路线结合,蓄水、引水、提水工程在全自治区范围内开展起来。同时,集中力量布局、勘测、规划、设计全区范围内的水电建设,有步骤的试办中小型水电站,有条件的开展水电电网建设。第四,调整阶段（1961--1965）。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与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坚决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开始对区内水利建设进行全面调整,主要是加强工程管理与配套建设,有效开展了库区移民安置工作。此外,根据广西各地水利发展的客观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了机电排灌工程建设、水土保持工作、山区人畜饮水工作,与此同时,开始进行河流梯级开发规划与县域电网布局。第四部分,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成效与特点。通过贯彻党委领导、“民办公助”的方针,以安全性需求为主导,一是组建起自上而下的水利主管机构,二是水利职业技术教育蓬勃发展,三是初步形成了合理有序的水利建设格局,四是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增加,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产量提高,促进了广西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五部分,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经验与启示。这一时期广西水利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的成效,总的来说是坚持了“一个核心、一个主体,两个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即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水利建设的核心与根本,各族人民群众是水利建设的主体和依靠力量,科技进步是水利建设的不竭动力,同时遵循保护生态环境优先的原则。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广西的治水兴水在拥有良好机遇的同时也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在严格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前提下,科学擘画水利建设未来发展的蓝图,实现广西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一是要坚持与时俱进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二是要创新水利监督与管理体制机制;三是要坚持经济性需求与生态性需求并重,强化生态水利建设;四是要坚持科技治水兴水,持续推进水利科学技术的进步。
王春鹏[6]（2021）在《东路哈哈腔的审美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东路哈哈腔,又称“东调哈哈腔”,是哈哈腔三大支系中的原初母系。它形成于明末清初,跨区域流传于衔接冀鲁两省的冀东南-鲁西北地区,是融合清初“东柳”与“西梆”两大声腔特点的北方民间艺术,几百年来一直深受流传区域内民众的欢迎与喜爱。东路哈哈腔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信息与艺术资源,反映当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重要的审美文化研究价值。但由于时代变迁,人们的生活与娱乐方式发生巨变,东路哈哈腔正显现出不容乐观的生存状况。政策引导、经济补助、行政干预等手段虽然可以在短时期内起到缓解作用,但却很难做到能长久地维持其生命。在诸多措施不见明显成效的情况下,对东路哈哈腔开展一种基于学术层面的“抢救”,即进行审美文化内涵研究,应是当前很必要的一个现实选择。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跨区域生长的东路哈哈腔缺乏应有的关注和深入探讨,往往围绕某一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哈哈腔进行研究,或者将其作为哈哈腔整体中的一部分而停留于纯艺术的概要论述,致使我们很难触及到它的真实面目,从而不能很好地为剧种保护与研究起到有力支撑。为此,本文将以问题研究为导向,在“文化区域”视域下对东路哈哈腔进行独立而系统的审美文化内涵研究,即以田野调查和文献记载为依据,结合民族音乐学、文化学、社会学、美学等学科的学术积累,梳理东路哈哈腔的形成与发展,并以此为基础深入研究其艺术特质、审美内涵、剧种本体、审美价值与文化属性,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向整体呈现这门艺术的发展全景。全文内容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的必要性、研究现状与综述、研究思路与创新点。此部分着重阐述了东路哈哈腔现实生存状况,以及对其开展审美文化内涵研究的必要性;在综合分析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拟定从“文化区域”、文化生态以及审美文化学统摄下的多学科交叉三个维度进行研究;希望通过运用历史演绎与逻辑分析相结合、整体研究与比较研究互补、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考证相统一的方法,在东路哈哈腔的形成与发展、艺术特质、审美内涵解析、审美规律探寻等方面取得新发现、提出新见解。第一章是东路哈哈腔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论文从地理文化生态、源流与生成、支系划分与东路哈哈腔的传播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与梳理了东路哈哈腔的形成与发展。在地理文化生态方面,当地地势平坦、地理位置重要、水陆交通发达;悠久的民俗活动和丰富的民间艺术资源,使该地区形成多样与多元的文化艺术生态;当地在明末清初就已出现诸多初具戏曲形态的民间表演艺术,从而使这一区域形成浓郁的戏曲文化氛围。在剧种起源与生成方面,论文提出哈哈腔最早以俗曲形态从十七世纪中叶生发,艺人所说其存在“三百年历史”的提法并不是它成为剧种的起始时间;指出哈哈腔有多重艺术源头,而不是从某一单独源头生发;认为将剧种发源地表述为沧州运东地区更贴近;第一次完整地回溯了哈哈腔的生成与发展过程。在流派划分与东路哈哈腔的传播方面,论文认为东路哈哈腔是三路支系中的原初母系;东路哈哈腔在鲁西北的流传呈现阶梯式和多样化的传播特点。第二章是东路哈哈腔的艺术特质。论文从语言、唱腔、音乐、剧目和表演五个方面对东路哈哈腔的艺术特质进行了全面论述。在语言特质方面,东路哈哈腔的语言通俗而诙谐,具体表现为独特的声调与音韵、规整且直白的唱词以及大量运用的俏皮俚语。在唱腔特质方面,东路哈哈腔的唱腔质朴自然,其旋律具有浓郁的地域属性,行进时稳中求变;板式结构组织有序。相对于西路,东路哈哈腔保留了冀东南-鲁西北地区民歌的粗犷舒展、平稳流畅,带有更多来自生活的直爽性格。在音乐特质方面,东路哈哈腔的音乐给人以灵动自由之感,其过门音乐以灵活多变的曲调为唱腔起到引导与桥梁的作用;伴奏曲牌和锣鼓经种类繁多、色彩丰富;文武场各有侧重,在吹拉敲打间烘托着唱腔,渲染着舞台氛围,它们在突出人物冲突与情感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剧目特质方面,东路哈哈腔的剧目具有典型的平民品格,它的对子戏短小精悍,生活气息浓厚;草台戏主要演民间历史故事、传奇小说,剧情跌宕起伏,人物形象富有个性,彰显出强烈的民间气质;台本戏具有超出以往的故事长度、人物数量、行当角色和排场规模,虽然达到至臻成熟的水平,但始终不失平民本色;建国后的新编戏在艺术精神和思想上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现代戏则较为新颖地反映了新时代的生活特点。在表演特质方面,东路哈哈腔的表演笃实率真,它注重逼真细腻的生活化动作;偏好风逗乐的表演手段;运用多种舞姿身段和特殊技巧;擅长夸张性的舞台表演风格。第三章是东路哈哈腔的审美解析。在全面论述东路哈哈腔艺术特质的基础上,论文从艺术题旨、叙事模式、人物形象、人文价值理念四个角度出发,结合历史背景和人文传统,对其审美内涵进行深入解读与分析。在艺术题旨上,东路哈哈腔用幽默逗乐调节底层生活;歌唱坚贞不渝的男女爱情;高扬忠孝节义的是非观念,充满了日常生活化的特点。在叙事模式上,东路哈哈腔的叙事平中见奇,呈现为归于“团圆”的串珠叙事结构、“背道而驰”的情节冲突,“少”而不“弱”的悬念设置以及“悲”而不“伤”的审美基调。在人物形象上,东路哈哈腔贴近百姓生活塑造人物;将角色放置于“二元相对”模式下进行刻画;通过“以事见人”的讲述方式展现人物,从而使其戏中人物充满个性魅力。在人文价值理念上,东路哈哈腔以“广乐成教”为宗旨,秉承“俗而不庸”的审美取向;以“明志”观照人生;崇尚“中和”的价值理念;讲求有裨风化的劝惩之道。第四章是东路哈哈腔的剧种本体及创生机制。论文以剖析研究的方式深入剧种内部,分析了东路哈哈腔的声腔、剧种本体和其创生机制。在声腔上,认为东路哈哈腔声腔本质上是一种从“东柳”向“西梆”的过渡与衍变,其成因在于:柳子腔曲牌板腔化为这种衍变发展提供了前提基础;诗赞体上下句为它借鉴吸收梆子剧目搭建了可以跨越的桥梁;京杭运河是剧种产生并发生变化的外在客观条件。在剧种本体结构上,认为东路哈哈腔的剧种本体呈现为一种逐级向外递增的圈层嫡存结构,每一层级都是在上一层级基础上的发展或衍变,而不是推翻或取代;在圈层结构层级数增加过程中,它们逐渐体现出统一的外在定势、题材取向、声腔风格等剧种本体特征,使剧种本体得以构建;这一结构清晰地揭示了东路哈哈腔等地方小剧种的成长模式和嫡存方式。在剧种创生机制上,认为东路哈哈腔具有顽强的自我创生机制,具体体现在:艺人的二次创造、“戏仿”策略和观演互动等。第五章是东路哈哈腔的审美价值与文化属性。论文从审美价值和文化属性两个方向探讨东路哈哈腔的文化份量。在审美价值方面,论文认为东路哈哈腔有自己的审美体系,不仅包括具体文化现象中蕴含的艺术特质、审美内涵,剧种审美规律,也包括当地社会赋予它的民间情感。它是当地社会共同“人类情感”的集中体现,是其艺术价值的持久性所在;东路哈哈腔还是当地民众源自内心、纯粹天性的自然表达,它使百姓朴素的生活呈现出人文的美丽和有益于社会稳定发展的积极意义;东路哈哈腔在当代则是人们实现文化认同的精神符号。在文化属性方面,论文认为东路哈哈腔在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文化;它审美的深层向度是指向人性;古典格调应是其在当代审美文化中的主要品格。结语对全文进行系统总结与提升。在正文对东路哈哈腔论述与分析的基础上,围绕地方小剧种的整体性、艺术魅力、审美文化内涵以及如何实现其当代价值等问题作进一步阐述与总结。
李会玲[7]（2021）在《地方博物馆与地域文化展陈研究 ——以宜昌博物馆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物馆被普遍认为是中华民族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精神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在不断推动、促进世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具有特殊作用。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至今已走过10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中国各类博物馆在场馆设施建设、藏品保护研究、陈列展示和免费开放、满足民众需求、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不断取得全新进展。中国各类博物馆不仅被认为是中国历史的真实保存者和实时记录者,也被当代中国人民认为是实现建设中华民族伟大繁荣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见证者和参与者。随着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在国家政策、民众需求、文化支撑、地方发展等多因素的影响下,以展示地域特色文化的地方博物馆日益增多,地方博物馆成为展现地方特色文化的重要载体。地方博物馆主要以政府投入为主,囿于各地在对本区域文化挖掘研究不够、策划人员水平不一,投入经费不足等,地方博物馆建设呈现出良莠不齐的状态,对地方特色的展示片面,导致地方博物馆建设达不到凸显地方文化的目的。宜昌博物馆在2019年建成并对外开放,前后至今不足两年。该馆建设采取全新理念,不同于以往地方博物馆的建设,以全新的技术手段呈现宜昌地区的地域特色,馆内各大展陈蕴含着宜昌地区特有的活力,各展厅整体发散的是灵动的氛围。但在具体内容的选择上,缺乏一定程度的深入思考,本文意在从博物馆角度切入,通过对博物馆全面细致地剖析,客观评析宜昌博物馆对宜昌地域特色的展现。其中主要从宜昌博物馆的建筑、展陈、社教推广等方面了解该馆对宜昌地域特色的展现是否全面独到,并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为其他地方博物馆的建设与完善提供案例支持,意在总结出一套适应地方博物馆发展的通行之道,为地方博物馆建设的完善添砖加瓦,为地方文化的建设营造良好的基础。
李维鑫[8]（2021）在《基于城景交互的桂林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949-2019）》文中研究表明在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城市与景观环境一直以来以一种互动关系共生于一个系统之中,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创造了不同的城市类型,其中山水城市模式是古今中外公认的城市典范。中国古代营城往往离不开山水环境,视其为城市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今的城市研究却往往与古人营城所展示出来的山水人居环境思想有所偏差。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态环境在城市建设中容易被忽视,过度人工化趋势明显,伴随着地域文化特色的逐步衰微,使得城市风貌特色逐步衰退,出现千城一面的城市趋同现象。桂林是我国国际旅游名城和历史文化名城,具有两千多年的建城史。桂林城市的风景建设一直与城市建设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对山水景观环境的保护与利用已成为指导桂林城市建设的核心思想,其城市与风景建设的发展历程在我国城市规划历史中具有重要地位,研究桂林城市规划的历史进程对城市特色构建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本文以人居环境科学理论、城景一体化理论为依据,以文献研究、实地调研以及比较分析为研究方法,基于城景交互的视角,将建国以后桂林的城市规划划分为城景决择期、城景协调期、城景创新期三个时期。并对每个时期的城市性质、城市结构、城市布局、建筑风貌、风景建设进行研究,详细分析各个时期城市发展与景观建设之间的关系,发现建国以后桂林城景交互具有“街巷对景”、“建筑隐景”、“城市融景”、“人文点景”四个规律,总结出具有桂林地方特色的城景交互模式。同时,依据桂林的城景交互规律和模式,探讨桂林城市的现状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未来发展构想,以期延续和强化桂林山水城市特征,为桂林城市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也为与桂林类似的山水城市提供借鉴。
华见[9]（2021）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是当前党和国家对于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最新论述,在乡村场域,其提出具有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建设的多重政策背景,是党和国家对于乡村治理规律的一般性总结。因此,具体到黔东南州乡村治理,把握黔东南州乡村治理普遍性的同时更要把握其特殊性。黔东南州乡村治理独特的地理环境、相对滞后的经济发展、复杂多元的民族成分以及相应的民族优惠政策等,这些特殊性彰显了黔东南州乡村治理过程的特殊性。结合黔东南州乡村治理体系变迁历程,可以发现黔东南州乡村治理生态与外部环境的走向与关系是由“封闭”走向“开放”,这意味着黔东南州乡村治理正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大系统,自治单元、德治单元和法治单元都是其子系统。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要着眼于自治单元、法治单元以及德治单元,通过相应的技术、规则以及制度层面的“融合”,使各子系统（单元）良性互动,最终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系统）更加成熟。通过对黔东南州“整体图景”和“微观绘描”的分析,发现黔东南州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自治、法治和德治单元困境,也存在着主体失谐、规则断层、空间民族分隔、经济支撑乏力等原因造成的“融合”困境。针对这些困境,首先要树立相应的“体系化”理念,引领乡村治理总过程;其次是要夯实自治、法治与德治单元基础,为进一步“融合”提供要素支撑;最后,在具体的“融合过程”中:以统一的纲领性政策法规为“三治融合”提供合法性支撑;以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协同克服主体“失谐”,实现多元主体联动;以优化“微治理”单元,重构融合基础;以厚植集体经济实现利益机制的联结,为“三治”提供融合动力;以数字乡村的建设实现信息的共享、主体的联通,突破空间壁垒;以评估指标和反馈机制的健全保证“三治”融合过程的可持续性,最终建立起适宜黔东南州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善治。
邸小松[10]（2021）在《长春城市景观史及其审美阐释（1800-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在梳理近现代长春城市景观的发生、变迁历史,并结合近现代城市史、建筑史、社会生活史与审美文化史等相关史料,对近现代长春城市景观及其历史变迁进行美学的、历史的、文化的分析和阐释,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城市景观鉴赏、分析的有效方法,并对近代殖民都市的城市景观和审美现代性展开理论的阐释。论文由引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构成。引论介绍了选题背景、研究方法、先行研究成果以及研究内容。正文由五章构成:第一章主要讨论传统中国城市景观的区域呈现。论及长春城的缘起及其早期的景观发生与变迁。从长春城的起源、城市的发展及萌芽,以及长春早期的城市开发三个方面梳理了长春城的早期城市景观及其历史和社会底蕴。作为在近现代中国乃至东亚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城市,长春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古代东北的历史时空中,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缘位置。其作为“城市”的起源和发展线索是,从最开始“借地养民”的长春厅,到初具规模的长春城。其早期城市景观呈现出鲜明的传统中国城市美学及其地方化的特征,可以说,长春早期城市规模、建设、空间布局以及景观变迁,乃是传统中国城市景观的区域呈现。第二章主要讨论20世纪初期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诞生及其所表征的城市现代性生成的复杂历史脉络。在沙俄和日本对长春的殖民侵入、分割与对抗的过程中,殖民势力通过都市规划和建筑,将新艺术、新古典主义、巴洛克以及日本“辰野式”等样式移植到长春,促成了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外缘性发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朝地方政府在长春开埠,设立商埠地,在承续中国建筑文化和城市美学传统的基础上,开启了以街区规划、中西折中主义建筑样式等为表征的城市景观的现代化历程。这一历程构成了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内发性起点。商埠地将长春老城与满铁附属地、沙俄宽城子附属地这两个异态空间连接了起来,使长春城市空间呈现出特殊的景观样貌。在此现代城市景观形成的过程中,殖民与反殖民的对抗,以美学的形式隐匿地呈现在建筑景观的对峙和竞争中。第三章主要讨论长春沦为伪“满洲国”首都后,日本殖民者和伪满当局对长春展开的一系列现代城市规划及其城市景观设计。日伪当局将长春更名为“新京”,不但转变了城市功能,而且通过都市规划这样的现代知识制造出“国都新京”未来的景观幻相。在这里,日本殖民者在参照欧美现代都市规划形式的同时,还植入了城市空间布局和社会管治方面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后者以其所构想的建筑和城市景观的感性形态展现出来——他们企图将“从江户到东京”的所谓“历史革新精神”映射到其所谓“满洲文化发祥的根源地”的“国都”变迁历程中,以城市景观为视觉装置显现出来。第四章主要讨论伪满时期长春城市景观的构成、呈现及其殖民主义城市美学问题。为展示伪“满洲国国都”新形象,夸示日本殖民者所带来的“现代文明”,在日本殖民势力的极力推动下,伪满傀儡政权完成了“国都”规划,形成了独特的殖民主义都市景观,包括伪满临时帝宫、官厅、宗教场所、轴线林荫大道、中心广场、住宅、商店以及电影院、公园等各类景观装置。这些独特现代都市景观,以不同面孔、姿态和形式,呈现了殖民统治的形象和秩序。而在“新京”都市计划中并未受到关注、甚至被有意漠视的长春老城、商埠地、宽城子站区和满铁附属地,事实上也构成了这一历史时期长春城市景观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筑、道路、公园乃至各种流动的文化景观,作为这一“全新的殖民主义现代都市”的历史起点,深度参与了后者的景观建构,并使其整体景观和美学呈现出复杂的异质结构。第五章从整体上对长春现代城市景观展开美学的、历史的与文化的分析与阐释。对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历史层累、空间展开和城市肌理的分析表明,作为一种视觉装置被认识的城市景观,事实上直接关涉到极为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等的事件和背景要素。在城市及其景观实践的现代化——现代性城市景观的生成和演变过程,实质上蕴含着本土化和殖民化之间的竞争与对抗。而此种以景观形态呈现出来的殖民与反殖民的竞争与对抗,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占据主动的殖民势力所极力遮蔽和抹杀的,在当下的学术和文化语境中亦值得重新加以探讨。殖民势力藉由城市景观的审美现代性以及为景观命名进而将其“风格化”的话语实践,在动机上是同其殖民扩张的步调一致的。结语部分立足于长春城市景观的梳理和研究,尝试性提出进一步拓展和丰富城市景观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从功能、形式和象征意义等多重维度展开城市景观研究。
二、浅谈地方志工作在三个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谈地方志工作在三个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村落体育方式转变研究 ——以魏家关村落地平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新时代下背景下全民健身的健康理念深入人心 |
| 1.1.2 村落体育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
| 1.1.3 机遇促使为实地调研提供了便利条件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2.文献综述 |
| 2.1 新农村建设的相关研究 |
| 2.2 村落体育的相关研究 |
| 2.2.1 村落体育的前沿热点分析 |
| 2.2.2 村落体育的传承与发展 |
| 2.2.3 村落体育的形式与功能研究 |
| 2.3 新农村建设与村落体育发展相关研究 |
| 2.4 魏家关村落地平跷的相关研究 |
| 2.4.1 地平跷的艺术特色研究 |
| 2.4.2 地平跷的艺术形式重构研究 |
| 2.5 综述小结 |
| 2.6 核心概念界定 |
| 2.6.1 村落 |
| 2.6.2 新农村 |
| 2.6.3 村落体育 |
| 2.6.4 体育方式 |
| 3.研究对象与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文献资料法 |
| 3.2.2 田野调查法 |
| 3.2.3 个案研究法 |
| 3.2.4 逻辑分析法 |
| 4.研究结果与分析 |
| 4.1 新农村与村落体育 |
| 4.1.1 村落与新农村发展 |
| 4.1.2 村落体育的生存镜像 |
| 4.1.3 新农村与村落体育的共生 |
| 4.2 个案考察:魏家关村落地平跷概述 |
| 4.2.1 魏家关村落地平跷的生存场域 |
| 4.2.2 魏家关村落地平跷的发展之源 |
| 4.2.3 魏家关村落地平跷的转变 |
| 4.3 文化社会学视域下魏家关村落地平跷转变的理论诠释 |
| 4.3.1 文化生态系统变迁下的魏家关村落地平跷 |
| 4.3.2 社会系统变迁下的魏家关村落地平跷 |
| 5.个案反思 |
| 5.1 魏家关村落地平跷的生存危机 |
| 5.1.1 基层政府体育组织人员缺位 |
| 5.1.2 传统地平跷的现代同质化发展 |
| 5.1.3 魏家关村落公共体育服务供需失衡 |
| 5.1.4 传统地平跷的传承断裂 |
| 5.2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村落体育发展应该注意的问题 |
| 5.2.1 政策引导:规范村落体育组织 |
| 5.2.2 一村一品:传承特色村落体育项目 |
| 5.2.3 因地制宜:创新村落公共体育服务模式 |
| 5.2.4 经济助推:加强村落体育发展保障 |
| 6.结论 |
| 7.致谢 |
| 8.参考文献 |
| 9.附录 |
| 附件一 访谈提纲 |
| 附件二 访谈纪要 |
| 附件三 田野调查相关图片 |
（2）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的历史沿革 |
|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
| 二、抗日战争时期 |
| 三、解放战争时期 |
|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社会与文化 |
| 一、边区的自然环境与农业生产 |
| 二、边区工业的建立和发展 |
| 三、抗战前边区落后的社会文化 |
| 四、边区政府对边区社会文化的改造 |
| 五、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与文化对纠纷解决的影响 |
| 第二章 陕甘宁边区调解的制度建构 |
| 第一节 传统中国调解制度的历史发展与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历史沿革 |
| 一、传统中国社会调解制度的历史发展 |
| 二、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萌芽 |
| 三、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形成 |
| 四、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发展 |
|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调解的类型 |
| 一、民间社会调解 |
| 二、群众团体调解 |
| 三、边区政府调解 |
| 四、司法机关调解 |
|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调解的适用范围 |
| 一、民事调解的适用范围 |
| 二、刑事调解的适用范围 |
|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调解的原则 |
| 一、尊重双方意愿 |
| 二、非诉讼前置程序 |
| 三、遵守政府法令、兼顾善良习惯 |
| 第三章 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传统历史的社会文化因素影响 |
| 一、传统社会乡村自治模式的影响 |
| 二、传统“无讼”和“惧讼”观念的影响 |
| 三、传统小农经济模式的影响 |
|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社会变迁的影响 |
| 一、人口迁移流动导致社会治理难度增加 |
| 二、土地政策调整导致纠纷大量增加 |
| 三、婚姻制度变革导致社会失序 |
|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司法制度形式化不足 |
| 一、边区司法干部长期短缺 |
| 二、边区司法干部专业能力欠缺 |
| 三、诉讼程序不能满足边区民众的需要 |
|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的大力推广 |
| 一、边区政府、边区高等法院的推广 |
| 二、边区领导人的推动 |
| 第四章 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组织网络与治理功能 |
| 第一节 国民党基层社会的整合困境 |
| 一、国民党“以党治国”思想的确立 |
| 二、国民党权力下沉及其内卷化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基层政治动员的探索与新式调解权威 |
| 一、推进民主选举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 |
| 二、吸纳农民先进分子参与政权管理 |
| 三、开展社会教育植入新的政治理念 |
| 四、“内生型”精英与新式乡村调解人 |
|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的组织化 |
| 一、边区民众团体的政治基础 |
| 二、边区民众团体的规范发展 |
| 三、边区民众团体与社会组织化 |
| 第四节 调解组织网络的形成与治理功能 |
| 一、新式乡村精英、民众团体与调解的组织化 |
| 二、调解组织网络的治理功能 |
| 第五章 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治理策略与权力技术 |
| 第一节 革命、婚姻与法律——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的困局 |
| 一、陕甘宁边区建立前的封建婚姻制度 |
| 二、陕甘宁边区婚姻制度变革的法律表达 |
| 三、陕甘宁边区婚姻治理的积极影响 |
| 四、婚姻治理中的革命理想与实践困局 |
| 第二节 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婚姻治理中的司法调解 |
| 一、马锡五审判方式与陕甘宁边区的政法环境 |
| 二、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核心理念 |
| 三、封捧儿婚姻案——婚姻治理实践的个案解析 |
|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司法调解与个别化的权力技术 |
| 一、塑造典型与符号资源的再生产 |
| 二、“身体”在场的司法治理 |
| 三、“司法广场”中的革命教化 |
|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司法调解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
| 一、国民党司法政策在乡村社会的困境 |
| 二、司法认同与政治合法性建构——中国司法新传统的形成 |
| 第六章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精神血脉 |
| 第一节 继承和发扬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核心理念 |
| 一、马锡五审判方式回归的必然性 |
| 二、坚持司法为民的核心理念 |
| 三、通过司法实践推进社会治理 |
| 第二节 培育新式乡村精英实现多元治理 |
| 一、“悬浮”状态下的乡村治理困境 |
| 二、新乡贤的理性塑造 |
| 三、纠纷解决中的新乡贤 |
| 第三节 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
| 一、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纠纷治理 |
| 二、建立社会组织调解工作机制 |
| 三、建立健全多元化调解组织网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以白哈巴村、喀纳斯村和禾木村哈萨克族与图瓦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相关领域研究 |
| (二)国内相关领域研究 |
| (三)关于哈萨克族及其图瓦人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一)田野调查:参与观察法 |
| (二)田野调查:深度访谈法 |
| (三)田野调查:问卷调查法 |
| (四)文献法 |
| 四、交往交流交融的相关理论 |
| (一)交往交流交融涵义及背景 |
| (二)交往交流交融之间的关系及发展 |
| (三)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研究 |
| (四)交往交流交融关键性 |
| 第一章 田野点概况 |
| 第一节 历史沿革与自然环境 |
| 一、西北第一村:白哈巴村 |
| 二、人间净土:喀纳斯 |
| 三、最美乡村:禾木村 |
| 第二节 人文环境与经济概况 |
| 一、人口及民族 |
| 二、教育基础设施 |
| 三、经济概况 |
| 第二章 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 |
| 第一节 居住格局及生产关系 |
| 一、居住格局 |
| 二、生产关系 |
| 第二节 婚姻 |
| 一、婚姻对象 |
| 二、婚礼 |
| 三、子女的民族选择 |
| 第三节 语言文字 |
| 一、语言跨族际交往 |
| 二、语言态度 |
| 第三章 加强交往交流交融的途径 |
| 第一节 风俗习惯:交往交流交融 |
| 一、服饰 |
| 二、饮食 |
| 三、节日互动 |
| 四、宗教信仰 |
| 第二节 思想观念 |
| 一、思想层面 |
| 二、经济层面 |
| 第三节 加强三村中干部队伍建设 |
| 一、少数民族干部队伍重要性 |
| 二、少数民族干部起带头作用的表现 |
| 第四节 发展教育与经济 |
| 一、发展教育事业 |
| 二、发展经济 |
| 第五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调查问卷 |
| 附录二:访问提纲 |
| 附录三:田野点照片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科研及获奖情况 |
| 致谢 |
（4）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1.2 列宁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2 中国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2.1 中国传统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2.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主要领导人的社会保障思想 |
| 第3章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 |
| 3.1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历史基础 |
| 3.1.1 革命根据地的社会保障 |
| 3.1.2 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 |
| 3.1.3 解放区的社会保障 |
| 3.2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现实基础 |
| 3.2.1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
| 3.2.2 农业合作化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民经济的发展 |
| 3.2.3 处于抗美援朝战争前沿 |
| 3.2.4 苏联社会保障制度及其示范效应 |
| 第4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及其运行机制 |
| 4.1 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
| 4.1.1 社会救济的资金来源 |
| 4.1.2 社会保险的资金来源 |
| 4.1.3 社会福利的资金来源 |
| 4.1.4 社会优抚的资金来源 |
| 4.2 社会保障的组织机构 |
| 4.2.1 政府机构 |
| 4.2.2 社会团体 |
| 4.2.3 企业内部机构 |
| 4.3 社会保障制度的动员与监督 |
| 4.3.1 社会保障中的社会动员 |
| 4.3.2 对社会保障工作的监督 |
| 第5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 |
| 5.1 社会救济 |
| 5.1.1 灾害救济 |
| 5.1.2 贫民救济 |
| 5.1.3 娼妓游民收容改造 |
| 5.1.4 朝鲜战灾孤儿救济 |
| 5.2 社会保险 |
| 5.2.1 养老保险 |
| 5.2.2 医疗保险 |
| 5.2.3 伤残保险 |
| 5.2.4 生育保险 |
| 5.2.5 优异贡献待遇 |
| 5.3 社会福利 |
| 5.3.1 民政福利 |
| 5.3.2 职工福利 |
| 5.4 社会优抚 |
| 5.4.1 优待补助 |
| 5.4.2 褒扬抚恤 |
| 5.4.3 安置复员军人 |
| 第6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及启示 |
| 6.1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 |
| 6.1.1 增强了人们对新生政权的认同,提高了党的执政合法性 |
| 6.1.2 提高了劳动者积极性,促进东北工业迅速发展 |
| 6.1.3 激发了群众支前热情和军人士气,保障抗美援朝取得胜利 |
| 6.1.4 构建了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框架,为新中国社会保障奠定了基础 |
| 6.2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启示 |
| 6.2.1 坚持实事求是,确保社会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
| 6.2.2 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作风 |
| 6.2.3 坚持自力更生,克服“等靠要”思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5）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选题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1.“水利” |
| 2.“1950—1965年”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水利建设的背景 |
| (一)新中国成立亟需巩固人民政权,各项建设百废俱兴 |
| (二)水旱灾害频发,严重损害经济社会秩序 |
| 二、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发展历程 |
| (一)恢复阶段(1950—1952) |
| 1.初步建立起自上而下的水利建设主管机构 |
| 2.依托大中专学校,培养水利技术人才 |
| 3.修复或续建旧有引水工程设施,兴建小型蓄水工程 |
| (二)起步阶段(1953—1957) |
| 1.组建水利主管机构,重视水利技术人才培养 |
| 2.以水库为重点,修建中小型蓄水工程 |
| 3.重视水电建设的勘探、规划与设计,试办小型水电站 |
| (三)高潮阶段(1958—1960) |
| 1.蓄水、引水、提水工程全面开展,农村水利基本实现“五化”目标 |
| 2.水电建设发展起来,大力兴建中小型水电站 |
| (四)调整阶段(1961—1965) |
| 1.加强工程管理与配套建设,重点兴建机电排灌工程 |
| 2.开展水库移民安置、水土保持、山区人畜饮水工作 |
| 3.河流梯级开发规划与县域电网布局 |
| 三、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成效与特点 |
| (一)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的成效 |
| 1.组建起自上而下的水利主管机构 |
| 2.水利技术职业教育蓬勃发展 |
| 3.初步形成了合理有序的水利建设格局 |
| 4.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增加,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产量提高 |
| (二)1950—1965 年广西水利建设的基本特点 |
| 1.贯彻党委领导、“民办公助”的方针 |
| 2.安全性需求占据主导地位 |
| 四、1950—1965 年广西水利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
| (一)1950—1965 年广西水利建设的历史经验 |
| 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水利建设的核心和根本 |
| 2.各族人民群众是水利建设的主体和依靠力量 |
| 3.科技进步是水利建设的不竭动力 |
| 4.水利建设必须遵循保护生态环境优先的原则 |
| (二)新时代广西水利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
| 1.与时俱进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 2.创新水利监督与管理的体制机制 |
| 3.经济性需求与生态性需求并重,强化生态水利建设 |
| 4.坚持科技治水兴水,持续推进水利科学技术的进步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6）东路哈哈腔的审美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必要性 |
| (一) 不容乐观的东路哈哈腔生存现状 |
| (二) 一种学术层面的“抢救”——开展审美文化内涵研究 |
| 二、研究现状综述与分析 |
| (一) 研究现状综述 |
| (二) 既有研究分析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意义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东路哈哈腔的历史文化语境 |
| 第一节 孕育东路哈哈腔的地理文化生态 |
| 一、地理与人文环境 |
| 二、文化艺术生态 |
| 三、当地演剧状况 |
| 第二节 哈哈腔的源流与生成考述 |
| 一、哈哈腔的源流考述 |
| 二、哈哈腔的生成过程回溯 |
| 第三节 流派辨析和东路哈哈腔的传播 |
| 一、哈哈腔的流派辨析 |
| 二、东路哈哈腔的流播路径 |
| 三、东路哈哈腔的流播特点与分析 |
| 第二章 东路哈哈腔的艺术特质 |
| 第一节 语言特质: 通俗诙谐 |
| 一、方言声韵独特 |
| 二、唱词规整而直白 |
| 三、大量运用俏皮俚语 |
| 第二节 唱腔特质: 质朴自然 |
| 一、带有浓郁地域色彩的旋律属性 |
| 二、稳中求变的旋法 |
| 三、组织有序的板式结构 |
| 四、东路哈哈腔与西路哈哈腔的旋律比较 |
| 第三节 音乐特质:灵动自由 |
| 一、锦上添花的过门音乐 |
| 二、色彩丰富的曲牌与锣鼓经 |
| 三、吹拉敲打的文武场 |
| 第四节 剧目特质:平民品格 |
| 一、生活气息浓厚的对子戏 |
| 二、彰显民间气质的草台戏 |
| 三、走向至臻成熟的台本戏 |
| 四、焕然一新的改编戏与现代戏 |
| 第五节 表演特质:笃实率真 |
| 一、注重逼真细腻的生活化动作 |
| 二、偏好风趣逗乐的表演手段 |
| 三、娴熟运用多种舞姿身段及特殊技巧 |
| 四、擅长夸张性的舞台动作表演 |
| 第三章 东路哈哈腔的审美解析 |
| 第一节 日常生活化的艺术题旨 |
| 一、用幽默逗乐调节底层生活 |
| 二、歌唱坚贞不渝的男女爱情 |
| 三、高扬忠孝节义的是非观念 |
| 第二节 平中见奇的叙事模式 |
| 一、归于“团圆”的串珠叙事结构 |
| 二、“背道而驰”的情节冲突 |
| 三、“少”而不“弱”的悬念设置 |
| 四、“悲”而不“伤”的情感基调 |
| 第三节 充满个性的人物形象 |
| 一、贴近百姓生活的人物 |
| 二、“二元相对”模式下的角色特性 |
| 三、“以事见人”的人物讲述方式 |
| 第四节 “广乐成教”的人文价值理念 |
| 一、“俗而不庸”的审美理念 |
| 二、“戏以明志”的人生观照 |
| 三、“中和”为美的价值导向 |
| 四、有裨风化的劝惩之道 |
| 第四章 东路哈哈腔的剧种本体及创生机制 |
| 第一节 声腔: 从“东柳”到“西梆”的过渡与衍变 |
| 一、从“东柳”到哈哈腔 |
| 二、过渡基础: 唱腔中的板腔因子 |
| 三、从哈哈腔到“西梆” |
| 四、成因分析 |
| 第二节 剧种本体: 一种逐级向外递增的圈层嫡存结构 |
| 一、什么是剧种本体 |
| 二、东路哈哈腔作为剧种本体的建构基础 |
| 三、东路哈哈腔的剧种本体结构 |
| 第三节 创生机制: 二次创造、“戏仿”策略、观演互动 |
| 一、东路哈哈腔艺人的二次创造 |
| 二、“戏仿”策略 |
| 三、观演互动 |
| 第五章 东路哈哈腔的审美价值与文化属性 |
| 第一节 东路哈哈腔的审美价值 |
| 一、当地社会民间情感的集中体现 |
| 二、地方民众自然表达的生命艺术 |
| 三、当代人实现文化认同的精神符号 |
| 第二节 东路哈哈腔的文化属性 |
| 一、东路哈哈腔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文化 |
| 二、东路哈哈腔审美的深层向度是指向人性 |
| 三、东路哈哈腔的古朴格调与当代审美文化 |
| 结语 |
| 附件: 田野调查工作部分图片及资料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7）地方博物馆与地域文化展陈研究 ——以宜昌博物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历史及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重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宜昌地域文化特色 |
| 第一节 宜昌地域文化的自然环境 |
| 一、山地平原相接 |
| 二、高山河流相接 |
| 第二节 宜昌历史发展脉络 |
| 一、史前至秦汉时期的宜昌 |
| 二、魏晋至明清时期的宜昌 |
| 三、近现代时期的宜昌 |
| 第三节 宜昌地域文化特色 |
| 一、多民族文化共存 |
| 二、巴楚文化混融 |
| 三、名人文化凸显 |
| 四、茶事兴盛 |
| 五、其他文化 |
| 第二章 宜昌博物馆对宜昌地域文化的展陈 |
| 第一节 地方博物馆的发展 |
| 一、地方博物馆发展阶段 |
| 二、地方博物馆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
| 三、宜昌博物馆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
| 第二节 地方博物馆的展陈 |
| 一、地方博物馆展陈主题选定 |
| 二、地方博物馆的展陈方式选定 |
| 第三节 宜昌博物馆与宜昌地域文化 |
| 一、宜昌博物馆建筑设计与宜昌地域文化 |
| 二、宜昌博物馆展陈主题及内容与宜昌地域文化 |
| 三、宜昌博物馆社教推广与宜昌地域文化 |
| 第三章 宜昌博物馆对地域文化展陈的启示 |
| 第一节 宜昌博物馆展陈存在的问题 |
| 一、内容展示方面的问题 |
| 二、展厅空间划分方面的问题 |
| 第二节 地方博物馆展陈地域文化的建议 |
| 一、适当融合地域外相关内容进行展陈 |
| 二、加大地域非物质遗产相关内容的展陈 |
| 三、通过文创经营增加陈列展的资金投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基于城景交互的桂林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范围和内容 |
| 1.2.1 研究范围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和框架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概念和相关理论 |
| 1.4.1 概念解析 |
| 1.4.2 相关理论 |
| 1.5 既往研究综述 |
| 1.5.1 城市与景观交互关系研究 |
| 1.5.2 我国城市规划历史研究 |
| 1.5.3 桂林城市规划历史研究 |
| 1.5.4 小结 |
| 第2章 桂林城市环境特征研究 |
| 2.1 史地概况 |
| 2.1.1 地理位置 |
| 2.1.2 地形地貌 |
| 2.1.3 历史沿革 |
| 2.2 城市环境构成 |
| 2.2.1 山水环境 |
| 2.2.2 人文环境 |
| 2.3 城市环境特征 |
| 2.3.1 山水环境特征 |
| 2.3.2 人文环境特征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桂林城市规划发展历程 |
| 3.1 桂林城市规划历史分期 |
| 3.1.1 分期依据 |
| 3.1.2 分期内容 |
| 3.2 建国以前桂林城市规划演进 |
| 3.2.1 城市规划演进 |
| 3.2.2 城景交互特征 |
| 3.2.3 规划演进的影响因素 |
| 3.3 建国以后桂林城市规划演进 |
| 3.3.1 城景决择期 |
| 3.3.2 城景协调期 |
| 3.3.3 城景创新期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城景决择期:工业导向和工业与风景并重的城市规划 |
| 4.1 工业主导的被动规划(1949-1958) |
| 4.1.1 社会背景 |
| 4.1.2 规划建设 |
| 4.2 工业与风景同步建设的探索规划(1959-1977) |
| 4.2.1 社会背景 |
| 4.2.2 规划建设 |
| 4.3 城景决择期桂林城景交互特征 |
| 4.3.1 城市建设特征 |
| 4.3.2 风景建设特征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城景协调期:可持续发展导向下的城市规划 |
| 5.1 理性主义思维下的保护规划(1978-1989) |
| 5.1.1 社会背景 |
| 5.1.2 规划实践 |
| 5.2 增长主义导向下的快速规划(1990-2006) |
| 5.2.1 社会背景 |
| 5.2.2 规划实践 |
| 5.3 城景协调期桂林城景交互特征 |
| 5.3.1 城市建设特征 |
| 5.3.2 风景建设特征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城景创新期:转型发展导向下的城市规划 |
| 6.1 城市格局重构下的新规划(2007-2019) |
| 6.1.1 社会背景 |
| 6.1.2 规划实践 |
| 6.2 城景创新期桂林城景交互特征 |
| 6.2.1 城市建设特征 |
| 6.2.2 风景建设特征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桂林城景交互的发展规律、模式及未来构想 |
| 7.1 桂林城景交互的发展规律 |
| 7.1.1 街巷对景 |
| 7.1.2 建筑隐景 |
| 7.1.3 城市融景 |
| 7.1.4 人文点景 |
| 7.2 桂林城景交互的发展模式 |
| 7.3 桂林城景交互的问题总结 |
| 7.3.1 产业发展较慢 |
| 7.3.2 绿地质量不高 |
| 7.3.3 城市特色衰微 |
| 7.3.4 新区活力不足 |
| 7.4 桂林城景交互的发展构想 |
| 7.4.1 产业转型 |
| 7.4.2 景观共享 |
| 7.4.3 文化保护 |
| 7.4.4 新旧协调 |
| 7.4.5 配套齐全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建国以后各时期桂林城景交互特征 |
| 8.1.2 建国以后桂林城景交互规律 |
| 8.1.3 具有桂林特色的城景交互模式 |
| 8.2 创新点 |
| 8.2.1 城市规划演进分期方法的创新 |
| 8.2.2 桂林城市规划演进研究时限的创新 |
| 8.3 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个人简历、申请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9）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之处 |
| 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概念和基本理论 |
| (一)核心概念及其辨析 |
| 1.民族地区乡村治理 |
| 2.“三治”:自治、法治、德治 |
| 3.乡村治理体系 |
| 4.“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 |
| (二)基本理论 |
| 1.多中心治理理论 |
| 2.协商民主理论 |
| 3.社会系统理论 |
| 4.善治理论 |
| 二、黔东南州乡村治理背景与乡村治理体系变迁 |
| (一)黔东南州乡村治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
| 1.黔东南州乡村治理的普遍性 |
| 2.黔东南州乡村治理的特殊性 |
| (二)新中国成立前黔东南州乡村治理体系变迁 |
| 1.“皇权不下县”的传统乡村时期 |
| 2.政权下沉乡村的晚清民国时期 |
| (三)新中国成立后黔东南州乡村治理体系变迁 |
| 1.建国初期的乡村治理体系 |
| 2.人民公社化时期的“政社合一”乡村治理体系 |
| 3.改革开放后的乡村治理体系变迁 |
| 三、黔东南州“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现状 |
| (一)整体图景:黔东南州“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设计与经验 |
| 1.黔东南州乡村治理相关政策规划 |
| 2.黔东南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取得的主要经验 |
| (二)微观绘描:黔东南州不同特征村落“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现状 |
| 1.偏远民族村落“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以黄岗村为例 |
| 2.邻近城镇的混合聚居村落“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以中潮村为例 |
| 3.黔东南州州级示范村“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
| 四、黔东南州“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困境 |
| (一)黔东南州“三治融合”建设中的自治困境 |
| 1.村民自治关注度与参与度的脱节 |
| 2.自治能力有限与公共事务无限性的困境 |
| 3.自治主体缺失与村庄空心化 |
| 4.乡村自组织的制度性培育与保障不足 |
| (二)黔东南州“三治融合”建设中的法治困境 |
| 1.乡村治理法律体系不完善,习惯法适用不足 |
| 2.主体法治意识淡薄,法治能力不足 |
| 3.法治宣传形式比较单一,法治教育落后 |
| 4.法律供给不足,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滞后 |
| (三)黔东南州“三治融合”建设中的德治困境 |
| 1.德治主体变迁,传统德治精英边缘化 |
| 2.传统文化断层,内容创新不足 |
| 3.纵向展开不深入,“德”“治”脱节 |
| (四)黔东南州乡村治理“三治”的“融合”困境 |
| 1.主体失谐,角色身份异化与变迁 |
| 2.规则断层与冲突,协同治理机制缺乏 |
| 3.集体经济孱弱,村民收入支撑力不足 |
| 4.空间性分割,地域和民族成分复杂 |
| 五、完善黔东南州“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路径 |
| (一)理念引领:构筑“三治融合”乡村治理系统理念 |
| 1.主体层面:协同多元主体“三治”理念 |
| 2.应用层面:深化规则与技术“融合”理念 |
| 3.目标层面:构筑多元价值的“体系化” |
| (二)单元建设:夯实黔东南州乡村建设“三治”基础 |
| 1.加强自治主体性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体系 |
| 2.深化乡村法治,健全黔东南州民族地区法治体系 |
| 3.强化德治支撑,重构乡村伦理道德体系 |
| (三)体系建构:黔东南州“三治”“融合”的根本路径 |
| 1.加强政策保障,提供融合支撑 |
| 2.深化党委领导,实现“一核三治”融合 |
| 3.加强主体协同,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
| 4.优化“微治理”单元,重构“融合”基础 |
| 5.创新发展集体经济,提供融合动力 |
| 6.建设数字乡村,实现乡村再结构化 |
| 7.建立动态评估体系,调控融合进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10）长春城市景观史及其审美阐释（1800-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第一章 传统中国城市景观的区域呈现 |
| 一、皇家禁地边缘上的“浮城” |
| (一)山环水抱:长春的自然地理景观 |
| (二)禁地与边门:前城市时代“崇高”的边地景观 |
| 二、“浮动”的城市景观:早期长春城市景观的生成与拓展 |
| (一)长春厅的建筑景观与城市空间的展开 |
| (二)鸟瞰宽城子:长春城的轮廓与肌理 |
| 三、早期长春城市景观群落及其美学风格 |
| (一)官衙与城墙:城市景观中的政治意象 |
| (二)文庙与书院:中国文脉的景观重现 |
| (三)祠庙、集市与商业:中国传统城市生活美学的空间展开 |
| (四)早期长春城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与美学意蕴 |
| 第二章 殖民、开埠与现代化——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起点及其竞争 |
| 一、沙俄宽城子铁路附属地:现代城市景观的楔入 |
| (一)东省铁路与殖民空间的诞生 |
| (二)铁轨上生长出来的现代建筑意象与城市景观 |
| (三)现代都市街区的景观生产 |
| 二、满铁附属地:现代主义城市景观的萌动 |
| (一)“文装的武备”与殖民空间的膨胀 |
| (二)殖民空间的景观擘画与美学、意识形态考量 |
| (三)现代主义建筑艺术与都市景观的兴起 |
| 三、商埠地:现代城市景观生产中的中国本土特色 |
| (一)自行开埠:长春现代化的本土声音 |
| (二)商埠地的空间布局与秩序 |
| (三)商埠地建筑的景观形式及其民族意识 |
| 第三章 规划“新京”——殖民主义都市的景观想象 |
| 一、“奠都”考量与城市功能转变 |
| (一)“奠都”的考量 |
| (二)“名”与“实”:“新京”命名背后的殖民意图 |
| 二、殖民都市的景观想象:“国都”都市计划 |
| (一)殖民都市计划的空间模型与景观蓝本 |
| (二)完美与秩序:殖民主义都市空间和景观的美学手段 |
| 三、“国都”规划方案的出炉与实施 |
| (一)游移与虚幻的“中心”:“国都”建设计划的炮制及其核心问题 |
| (二)“国都”建设计划概要 |
| (三)“国都”建设计划的实施 |
| 第四章 伪满“新京”城市景观及空间构成 |
| 一、复辟迷梦的表象:伪满临时“帝宫”的景观及风格 |
| (一)“帝宫”前史及其建筑景观 |
| (二)“内廷”与“外廷”:空间、景观重构中的复辟迷梦 |
| (三)“东洋式”风格的凸显与殖民建筑景观的身份确证 |
| 二、殖民权力的经纬:“新京”的景观轴线与政治、宗教建筑景观 |
| (一)“新京”城市景观的“都心”及中轴线 |
| (二)殖民权力的感性显现:伪满政治建筑景观的风格化实验 |
| (三)精神与信仰的囚笼:“新京”宗教建筑景观 |
| 三、财富与欲望的构形:“新京”的商业景观群落 |
| (一)流动的景观:博览会与殖民帝国经济、商业体系的视觉叙述 |
| (二)商业中心:殖民都市的财富“纪念碑”与经济“神殿” |
| (三)“被崇拜的商品”:作为风景的百货大楼 |
| 四、电影与伪满“新京”的殖民都市文化景观 |
| (一)电影院与新的消费文化空间的生成 |
| (二)“满映”与“新京”电影文化的变异 |
| (三)电影文化:殖民意识形态与大众娱乐消费的混杂 |
| 五、公园:“新京”的休闲娱乐空间及其功能变异 |
| (一)长春近代“公园”的诞生 |
| (二)作为殖民开拓史叙事空间的公园:“满铁”与伪满“新京”的造园活动 |
| 第五章 长春现代城市景观的美学、历史与文化分析 |
| 一、色彩、纹理与景深装置:景观中的城市肌理 |
| (一)美学与政治交织的城市色彩 |
| (二)“平面—浅浮雕—高浮雕”:异质性的城市纹理 |
| (三)挤压式与对抗性的景深装置:绿地、水系、公园的配置 |
| 二、命名的巫术:伪满城市景观的风格化运动批判 |
| (一)“满洲式”:“风格”的假面 |
| (二)命名的巫术:殖民话语实践的内在逻辑 |
| 三、城市景观审美现代性的再审视 |
| (一)都市审美现代性的华丽表象与复杂性体验构成 |
| (二)对抗、凝视与他者化:殖民都市审美现代性的差异性结构 |
| (三)层累的景观遗存及其审美困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图片来源 |
| 附录二 表格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四、浅谈地方志工作在三个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村落体育方式转变研究 ——以魏家关村落地平跷为例[D]. 王丽松. 上海体育学院, 2021(11)
- [2]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研究[D]. 姜迪. 吉林大学, 2021(01)
- [3]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以白哈巴村、喀纳斯村和禾木村哈萨克族与图瓦人为例[D]. 达那尔·毛肯. 西北民族大学, 2021(09)
- [4]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D]. 晋江艳. 吉林大学, 2021(01)
- [5]1950-1965年广西水利建设研究[D]. 韩俊喆.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6]东路哈哈腔的审美文化研究[D]. 王春鹏. 山东大学, 2021(10)
- [7]地方博物馆与地域文化展陈研究 ——以宜昌博物馆为例[D]. 李会玲.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2021(12)
- [8]基于城景交互的桂林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949-2019）[D]. 李维鑫. 桂林理工大学, 2021(01)
- [9]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研究[D]. 华见. 贵州师范大学, 2021(12)
- [10]长春城市景观史及其审美阐释（1800-1945）[D]. 邸小松.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