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保持我国并购活动健康发展的实践途径（论文文献综述）
聂世坤[1]（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欧叶荣[2]（2020）在《多元文化场域中的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国内外形势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思想观念、社会思潮之间的碰撞愈烈、交锋正酣,多元文化场域的复杂交织态势已经成为我国文化生态的典型特征,正不断威胁和消解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较政治文化附着于政治系统的强大稳定性,及党内政治文化以维护政党合法性为宗旨的特征,行政文化在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中更易发生变动,也更能凸显人的主体性精神和体现人的价值追求,因而具有整合、引领的天然优势。而且,多元文化场域中民主与法治、自由与平等、权力与权利、自我与他者、吃苦与享乐、个体与公共等价值间的张力,也构成了行政文化系统内部的多层次矛盾。这给行政文化整合带来了重大历史挑战,因而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构建成为行政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选择,对推动行政文化创新性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从理论层面来看,多元文化场域可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内容维度、价值维度、性质维度、形式维度等多个层面立体展开;行政文化系统也是历史继承性与实践创新性、纵向融合性与横向融合性、精英性与大众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精神流传性与物质依附性等多元属性并存的有机统一体;由此可辩证把握多元文化场域与行政文化系统的互构逻辑、以及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客观依据。从现实层面来看,主流文化、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网络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等各个文化场域给行政文化发展带来了诸多机遇与挑战;究其实质,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主要面临着传承与转换的整合、民族化与国际化的整合、现实与理想的整合、人与机器的整合、人的主体性的整合、精神厚重与表达轻浮的整合等实质困境。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构建具有对行政文化系统自身及行政文化生态系统两个层面的目标导向,需同时把握机制构建的一般原则和文化整合的特殊原则。其具体方案设计为探索期:“思想点”的准备——认知转变机制;碰撞期:“障碍点”的排除——矫治优化机制;磨合期:“中立点”的寻求——沟通对话机制;拓创期:“基因点”的交合——功能协调机制、结构重建机制、价值重塑机制;以及全过程:“风险点”的规避——风险规避机制五个阶段。其中,行政文化系统的结构重建和价值重塑是核心,也是本文主要创新点所在。不同文化场域之间的博弈,促使行政精神文化、行政制度文化、行政行为文化等各层面的要素调整和内涵赋新:精神层面包括培养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相统一的行政动机、工作态度与生活态度相统一的行政态度、不忘初心与牢记使命相统一的行政情感等开放兼容的行政心理;塑造工作生活与日常生活相统一的行政实践观、行政主体与公民身份相统一的行政角色观、人民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统一的行政价值观等先进健康的行政观念;确立中国梦与共产主义相统一的行政理想、马克思主义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统一的行政信仰、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相统一的行政道德等与时俱进的行政思想;及发展系统性和交叉性的学科体系、主体性和原创性的学术体系、大众化和国际化的话语体系等本土化的行政理论。制度层面包括以精英联大众,塑造全员参与的民主体系;以科学融人文,塑造技术规则的责任体系;以西方鉴中国,塑造融礼于法的法治体系;以传统喻现代,塑造自律家训的廉洁体系;以线上促线下,塑造人民满意的服务体系;以国内推国际,塑造和平发展的友好体系。行为层面包括“刮骨疗毒”之克服网络文化浮夸风气,反对形式主义;摒弃传统文化官本位意识,反对官僚主义;割除西方文化功利毒瘤,反对享乐主义;警惕大众文化消费特性,反对奢靡之风和“淬火赋能”之传承红色革命基因,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吸收西方竞争特质,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紧跟大众现实需求,为民服务真抓实干;借助网络技术优势,勇于担当奋发有为。进一步指出,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共同体现了人民是共和国的真正缔造者,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共同揭示了人民是共和国的伟大建设者,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化共同彰显了人民是共和国的最终评判者,所以人民是多元文化场域的根本价值指向,并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价值体系的建构,涵盖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价值取向、整体推进人民各项权利平衡发展的行政价值规范、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有机统一的行政价值准则、增强人民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的行政价值标准、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行政价值追求、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政价值目标。为促进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具体实现,需遵循紧跟行政体制改革的时代步伐、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相协调、密切关注与调适技术伦理的新问题,及以增强文化自信为心理支撑等实践策略;实施强化主流行政文化的导向作用、推动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渐进平衡发展的运行方式、贯彻行政公共理性的根本目标、营造文化传播自律的优质环境等现实路径。
赵玲[3]（2020）在《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投融资策略选择 ——基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创新和并购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在新时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利用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企业和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就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发表重要论述。在2017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更是将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作为近年来金融工作的主题,并指出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应该回归本源,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要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关于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在传统金融理论分析框架下,托宾Q理论一直被视为连接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桥梁,是资本市场发挥资源优化配置功能、服务实体经济的理论基础。但其依赖于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即资本市场是有效的,股票价格是公司内在价值的真实反映。然而,由于市场摩擦和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干扰,资本市场并非完全有效,市场价格往往难以反映资产的真实价值,会出现错误定价现象（Baker等,2003;Polk和Sapienza,2009;Dong等,2017）。特别是在相关制度尚不十分健全的新兴转轨经济体中,市场投机氛围浓厚,信息不对称严重,投资者认知偏差较大,错误定价更为严重和频繁（游家兴和吴静,2012;赵玲和黄昊,2019）。因此,在资本市场错误定价可能成为常态的情况下,研究如何更好地发挥其“利”抵制其“弊”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并厘清相应微观作用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企业作为实体经济运行的重要微观组织形式,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力量和关键载体。从微观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的视角出发,考察资产错误定价的影响有助于厘清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资本结构是企业融资决策的核心内容,不仅是管理者对融资成本权衡的结果,也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与公司价值密切相关。同时,杠杆调整也是近年来政府经济工作的主攻方向。根据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研究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问题尤为突出,债务率高达156%。杠杆率的不断攀升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埋下了重大风险隐患,杠杆调整迫在眉睫。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杠杆调整”列为供给测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明确指出要增加权益资本比重,调整企业杠杆,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企业杠杆调整决策取决于调整成本和调整收益的权衡,股价估值偏误会直接影响企业权益资金融资成本,改变企业权益融资意愿,进而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动态调整。此外,资本结构作为投资者关注的重点,管理层也势必会将其作为迎合提升股价的目标。基于这两个方面,本文尝试从资本结构调整的视角出发,考察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也积累了诸多问题和矛盾。经济结构不合理,增长质量不高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重要难题。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重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事实上,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要求发展模式从更多依靠高投入、低端产业增长向技术驱动、高端产业引领转变。要大力推动技术创新和资源并购整合,加快淘汰低端落后产能。从企业投资的视角来看,研发创新是维持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源动力,掌握了创新的主动权也就等于抢占了未来发展的先机;兼并收购是企业资源配置的重要战略手段,也是公司实现资源整合、规模扩张、技术获取以及品牌价值提升的捷径（陈仕华等,2015;赖黎等,2017）。通过兼并收购实现资源整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翟进步等,2010;张学勇等,2017）。创新研发和兼并收购作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战略决策,一方面必然会引起市场投资者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也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这与资本市场功能发挥可能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渠道不谋而合。因此,从企业创新和并购投资决策出发,能更好地厘清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微观作用机理。本文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这一重要命题为切入点,基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非理性等行为金融理论,围绕企业市场择时和管理层迎合理论,构建了资产错误定价情境下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杠杆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资源整合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研发创新和兼并收购等具体投融资决策出发,实证检验了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本文共分为七章,各章主要研究内容和相关结论如下:第1章,导论。本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阐述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提出了预期创新点,同时对论文写作的结构和整体架构进行了规划和安排。第2章,文献综述。本章主要对资产错误定价和企业投融资决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具体来讲,包括资产错误定价的涵义及其测度、影响因素研究以及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决策行为影响的经济后果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现有文献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评析。第3章,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决策的理论分析框架。立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以资本市场功能发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逻辑起点,基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非理性等行为金融理论,结合企业市场择时和管理层迎合行为,逻辑推导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内在机理和作用路径,从而构建资产错误定价情境下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为后文的实证检验奠定基础。第4章,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本章试图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视角出发,考察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融资决策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这一影响的作用机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在股价高估、过度负债的情形下,错误定价程度与资本结构向下调整速度显着正相关,并且这一相关关系在股票流动性较高、企业成长性较好的样本中更为明显。高估的股价为企业股权融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为资本结构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提供了权益资金支持。（2）在股价高估、负债不足的情形下,错误定价程度与资本结构向上调整速度的关系不显着。（3）在股价低估、过度负债的情形下,错误定价程度与资本结构向上调整速度显着正相关,并且这一相关关系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明显。同时,错误定价的程度与定向增发的概率也呈现出显着的正相关关系。（4）在股价低估、负债不足的情形下,错误定价程度与资本结构向上调整速度显着正相关,并且这一相关关系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法律环境较好地区样本中更为明显。这些结果表明,市场估值偏误对公司资本结构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股价高估会降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为过度负债公司提供更多股权融资机会。股价低估一方面为大股东定向增发、利益输送提供了机会,从而促使过度负债的公司向目标资本结构调整;另一方面,股价被低估同时负债不足时,会激励企业进行更多的债务融资,以期向市场传递公司盈利质量较高的信号,吸引投资者的关注拉升股价。第5章,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创新策略选择。研发创新是企业的重要投资决策,也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资本市场投资者关注的热点话题。本章详细考察了资产错误定价环境中企业对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决策权衡。实证结果发现:（1）在股价高估时,错误定价程度与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和质量显着正相关。即股价越被高估,企业专利申请数量越多,质量越高;并且这一效果在过度负债、融资约束较高以及拥有股权融资的子样本中更为明显。（2）在股价低估时,错误定价程度与企业专利申请数量也显着正相关,但主要体现在非发明专利上,专利质量提升并不明显。即股价越被低估,企业非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越多;并且这一效果在负债不足、融资约束较低以及投资者短视的子样本中更为明显。这说明股价高估会给企业带来融资优势,进而促进企业研发资金投入,提升创新质量。股价低估时,企业倾向于进行策略式创新以博取市场投资者的关注提升股价,结果导致创新质量不高。第6章,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并购决策。并购既是企业配置资源的重要战略手段,也是公司实现规模扩张、技术获取以及品牌价值提升的捷径。通过兼并收购实现资源整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本章考察了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并购投资决策的影响,并进一步结合是否热点并购、非相关并购等探究了其作用机理。实证结果发现:（1）在股价高估时,错误定价程度与企业并购概率显着正相关,且二者的正相关关系在融资约束较大、银行业竞争较低地区的样本中更为明显;此时的并购更倾向于采用股权方式进行对价支付,且在股票流动性较好、企业过度负债的样本中更为明显;从并购绩效来看,股价高估时企业支付的并购溢价显着较高,降低了企业的并购绩效。（2）当股价被低估时,错误定价程度与并购概率也呈现显着正相关,但此时企业更多采用策略性的并购,更倾向于实施多元化并购策略,并购对象也大多为产业政策支持的热门行业;对于支付方式而言,低估时企业并购更多采用现金支付,且在地区银行业竞争较强、企业负债不足的样本中使用现金支付的现象更为明显;从并购绩效来看,股价低估时,由于企业选择并购对象多为政策支持行业,且并没有支付过高的并购溢价,最终获得了显着为正的并购绩效。第7章,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本章总结了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根据文章的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同时在此基础上对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的研究不足之处与后续研究的方向进行展望。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基于资产错误定价的视角,研究资本市场与实体企业投融资策略之间的关系,拓展了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投融资行为是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增值活动,如何提升投融资效率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完美市场假说的条件下对此展开研究,在资产错误定价的情境下考察企业投融资行为的文献仍较少。本文从资产定价的视角出发,系统考察了资产价值高估和低估状态下企业投融资策略的变化,弥补了现有文献的不足。事实上,在制度转轨的新兴经济体中,各项制度尚不完善,投资者专业能力参差不齐,错误定价现象较为严重。从某种意义上说,资产估值偏误对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影响可能比传统的公司治理、高管特征等因素更为深远。（2）基于市场非有效的观点,结合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基础,研究资产错误定价下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变化,丰富了资产错误定价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错误定价是转型经济体资本市场呈现的常态,现有文献对错误定价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探讨,但关注错误定价经济后果的文献还相对较少。而且已有研究几乎都指出资产错误定价可能会造成资源错配、决策偏差等不良影响,仅有少数文献从产业结构调整、融资约束缓解等角度出发,发现了资产错误定价带来的有利一面。结合目前正在推进的杠杆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本文围绕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研发创新和兼并收购等投融资决策行为展开研究,以期全面厘清资产错误定价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的积极或消极影响,这有助于丰富资产错误定价经济后果研究的相关文献。（3）区别检验了股价高估和低估状态的非对称性影响,从多个维度探讨了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的作用机理。已有文献对资产错误定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整体错误定价程度或股价高估状态,忽略了股价低估状态的影响,更鲜有文献从高估和低估两个维度考察资产错误定价的非对称影响。本文在区分股价高估和股价低估两个层面后,分别从企业股权融资成本改变、投资者关注、管理层外部压力和迎合等视角出发,实证考察了不同情形下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的影响,这为后续关于市场估值与企业投融资策略选择相关文献的研究提供了很好地参考。此外,本文还从理性迎合渠道和股权融资渠道的视角出发,探讨了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的作用机理。现有文献都认为资产定价偏误可能会影响企业的行为,但少有文献进一步探讨定价偏误影响企业行为的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同时,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本章的研究有助于监管层进一步认识资产定价偏误对实体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为其制定金融市场改革相关政策提供依据。（4）通过对资产错误定价成因的分析,基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非理性等行为金融理论尝试构建了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现有研究关于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的理论基础、内在机理和实现形式,相对比较零散、片面、缺乏系统性。本文立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以资本市场功能发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逻辑起点,基于信息不对称、投资者非理性等行为金融理论,结合企业市场择时和管理层迎合行为,逻辑推导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内在机理和作用路径,从而构建资产错误定价情境下企业投融资决策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夯实资本市场运行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
王宁[4]（2020）在《管理者过度自信、投资行为与公司财务困境》文中研究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信用经济,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资本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速度令世人惊叹,曾经取得的成绩也令人瞩目,但近些年来却暴露出压力上升和风险加大的迹象。有统计数据显示近两年上市公司业绩不佳,部分公司商誉减值幅度大且亏损严重。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规律是不变的。因此,可以说内部管理层制定的各项经营决策决定了公司的生死存亡,那么管理层自身的能力和行为特征以及经营决策的具体内容就变得至关重要。本文将管理者过度自信作为起点,研究管理者心理偏差如何通过投资行为影响公司财务困境。自信是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自信的人有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有助于激励人们推动事物向预期的方向发展,主观上的努力往往会大大提升成功的概率。根据优胜劣汰的观点,自信的人勇于创新、敢于接受挑战,从而增加成功的机会,所以更具有生存的竞争优势。但是,当自信的人们享受成功喜悦的时候,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沉浸于自己自信、果断、高效的决策所带来的成就感,自我肯定的认知不断强化,最终形成过度自信的心理偏差。随着行为金融学的深入发展,研究者认为心理因素会阻碍决策者理性行事,导致实践中出现两个阻碍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行为障碍,一个存在于公司内部,是管理者由于认知缺陷和情感影响而犯下的错误所带来的成本或价值损失;一个存在于公司外部,源于分析师和投资者的行为错误。公司内部的行为障碍直接影响经营决策的制定和决策执行的后果,从而出现管理者过度自信影响投资决策、投资决策影响财务困境的传导路径。本文首先在第2章中从管理者过度自信、财务困境、管理者过度自信对投资行为的影响、投资行为对财务困境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其中重点关注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度量和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财务决策尤其是投资决策的影响以及财务困境成因的实证研究。此外,为配合后文关于中介效应研究假设的检验,对该问题涉及到的已有文献做必要梳理,为明确中介效应分析法对本文研究的适用性提供依据。第3章从行为金融的角度研究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成因,重点讨论管理者过度自信和公司财务困境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相对于理性公司而言,过度自信公司更容易陷入财务困境,盈利能力、公司治理水平和营运能力的提升有助于缓解财务困境,而投资机会、管理层持股会使财务健康状况恶化。对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度量指标,文章在稳健性检验部分通过实证分析排除了管理层增持股票的其他潜在解释,包括内部消息、历史业绩、风险偏好和信号传递,证明该方法是稳健的。第4章从投资规模的角度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财务困境之间的作用机理,具体分为过度投资和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两个问题。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首先,当公司处于较为宽松的内外融资环境时,相对于理性公司而言,管理者过度自信公司更容易出现过度投资的现象;但在融资条件较为恶劣的环境下,虽然获取资金的成本较高,但管理者自信投资项目未来的高收益足以弥补融资成本,且自身控制风险的能力可以确保高收益的实现,因而投资水平并未相应降低,没有呈现出显着的投资不足。其次,在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公司,相对于内部现金流上升的情况而言,内部现金流下降时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性会变弱,即内部现金流下降并未带来投资规模相应下调,投资规模出现向下调整粘性,从而出现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非对称现象,而该现象在融资约束环境下虽然变弱但仍然存在。最后,过度投资现象和投资规模向下调整粘性即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非对称现象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财务困境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第5章选择多元化经营的视角,从投资方向的角度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财务困境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首先,相对于理性管理者而言,过度自信管理者更易选择多元化经营,且多元化经营程度更深,体现为过度自信管理者选择多元化经营的概率更高、当年出现新增收入来源的可能性更大、经营涉及的行业数目更多、赫芬达尔指数更小、熵指数更大,总体显示出过度自信管理者的扩张欲望。其次,相对于单一经营而言,多元化经营的公司更易陷入财务困境,表现为行业数目越多、赫芬达尔指数越小、熵指数越大则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越高。为进一步证实这个结论,文中对决策实施前后的不同时段进行区分,从时间序列的角度证明相对于多元化决策实施之前的财务状况而言,上市公司在决策实施之后更容易陷入财务困境。再次,如果公司在进入样本期之前是单一经营的状态,那么相对于经验丰富的多元化经营公司而言,这种公司在首次实施多元化决策之后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更高,在重复经历中汲取经验的学习能力是不同多元化行为产生差异化影响的原因。第四,多元化经营决策尤其是单一公司多元化一次的行为,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财务困境的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第五,过度自信管理者实施多元化决策后陷入财务困境并至少持续三年,而理性管理者实施多元化决策后并不会陷入财务困境。第6章选择并购决策的视角,从投资行为的角度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财务困境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首先,相对于管理者理性的公司而言,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公司更易选择并购活动,而且连续并购的可能性更大、并购活动更频繁。其次,管理者过度自信公司更易选择非相关并购、跨地域并购,在并购时更易选择现金支付,而且会支付更高的并购溢价。进一步分析发现过度自信管理者往往忽视非相关并购交易资源整合的难度以及跨地域并购伴随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确定支付方式时不能充分考虑公司内部资源和所处市场环境,在确定交易金额时又夸大标的公司的潜在价值,从而不可避免的给出过度支付。再次,管理者过度自信公司的并购行为更易导致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最后,并购行为在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财务困境关系中发挥的部分中介作用是显着的,管理者过度自信通过不恰当的并购行为间接导致公司陷入财务困境,具体体现为非相关并购的中介效应、跨地域并购的中介效应、支付方式不当的中介效应和并购溢价过高中介效应。其中支付方式不当的中介效应体现为主并公司由于过高估计并购后资源整合带来的收益,在存有融资约束的情况下依然选择用现金支付,进而导致公司陷入财务困境。
邓秀媛[5]（2020）在《违规处罚对企业并购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上市公司违规事件频繁出现,不仅损害了以投资者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权益,阻碍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还影响到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健全。为有效约束公司违规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监管机构不断加强监管力度。因各类违规问题受到处罚的上市公司也不断增多,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这些受到违规处罚的企业不仅面临可能的法律制裁和诉讼,更重要的是在信息化环境下,监管机构公开发布的违规公告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会对企业的声誉资本造成严重损失。众多利益相关者可能撤回对公司的支持及资源,造成公司价值下降的同时,也会影响到企业的筹资、投资等各类财务活动的开展。在违规处罚对于企业财务活动的影响中,对于筹资活动的影响已形成大量研究成果,然而现有文献对于违规处罚后企业投资活动的调整缺乏足够的关注。本文以企业最核心的投资活动之一——并购活动为研究对象,探讨违规处罚对于企业并购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在中国市场“新兴+转型”背景下,基于“声誉损失--声誉修复”的理论视角,以2008-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于违规处罚与企业并购倾向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然后,本文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检验了违规企业发起并购的声誉修复机制;最后,本文研究了违规企业的并购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本文主要的研究结果如下:第一,就违规处罚对于企业并购倾向的影响方面,研究发现:（1）在我国,违规企业会更倾向于发起并购,并且其并购频率更高,并购规模也更大;（2）从企业股权性质来看,相比于资源禀赋较为丰富的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违规处罚后更会具有并购倾向;（3）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程度和类型的违规处罚事件对于企业的声誉修复行为会带来不同的影响,严重违规以及信息披露违规对于企业并购倾向的正向影响更为显着;另外,违规处罚对于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具有长期效应。本文结合理论分析和经济转型期的现实情境,致力于分析企业在被违规处罚后积极发起并购活动的声誉修复动机,发掘企业应对监管处罚的中国逻辑。第二,关于违规企业发起的并购通过何种机制修复声誉,研究发现:（1）相对于违规后未并购的企业,违规后发起并购的企业权益融资成本更低,表明在资本市场上,违规企业的并购能够缓和企业与关键的资本提供者——股东的关系;（2）相对于违规后未并购的企业,违规后发起并购的企业来自供应商的商业信用额度更高,以及对客户的销售收入更高,表明在产品市场上,违规企业的并购能够缓和企业与供应链上下游的关键利益相关者——供应商和客户的关系;（3）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资本市场上,违规企业发起并购在提升企业融资规模方面也能够起到积极作用;（4）在产品市场上,违规造成的声誉损失及后续并购带来的声誉修复在规模较小的供应商和客户方面表现更为明显。本文认为,违规企业的并购活动能够通过缓和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或者说,减弱企业在面临声誉损失时,遭受关键利益相关者惩罚或制裁的程度,进而起到一定的声誉修复作用。第三,违规企业的并购绩效方面,研究结果表明:（1）相对于违规后未并购的企业,违规后实施并购的企业当年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均更高,说明违规企业的并购行为能够带来较好的短期绩效;（2）从并购类型来看,横向并购对提升违规企业的短期绩效产生更显着的影响;（3）进一步分析指出,由于企业资源的有限性,违规企业并购投资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占其他类型的投资活动,尤其是会导致研发投入规模的下降;（4）违规企业并购后三年的绩效出现“反转”,企业的长期绩效相对较差。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在受到违规处罚后,会被动地接受到来自各利益相关方的负面评价或消极反应,也有部分公司会采取主动措施,如以调整并购决策的方式进行应对,以挽回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并保障公司正常经营和未来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而这样的行为能够在短期内达到一定的效果,并有利于提升企业绩效。相较于以往研究,本文的主要创新与贡献可归纳为如下几点:首先,本文关注到我国企业在受到违规处罚后会更倾向于发起并购的特殊现象,并深入探讨了这种现象产生的现实情境、理论解释、作用机制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深化了对企业行为的认识。从违规处罚对企业财务活动的影响来看,大量文献关注到违规后的融资活动,而对投资活动的变化缺乏足够的重视,少量研究涉及到违规后企业投资的分析,也是以融资作为中介,认为违规造成企业融资受限,投资也因此缩减。现有文献较少直接和系统的以违规处罚与企业投资为对象进行的研究,也忽略了作为决策执行者的企业在面对处罚产生的声誉冲击时,在投资方面的主动调整。本文探讨了违规处罚对于企业核心的并购投资所产生的影响,拓展了以往理论文献的分析视角。其次,本文研究了在违规处罚情境下企业更倾向于实施并购的内在动机,为并购动机理论的研究增加了新的经验证据。传统的并购动机研究所提出的如追求协同效应、管理者过度自信等动机从企业及其高管的角度进行分析,而近期的文献愈加关注外部环境因素对于企业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并购潮、国家体制环境、行业管制、政治晋升机会、各类评选活动等环境因素都会引发企业并购决策的调整。本文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现状,研究了企业在受到违规处罚背景下的并购决策,从声誉修复的角度出发,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去理解和评估并购背后的行为逻辑和决策机制,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拓展和延伸。再次,本文的研究提出当企业在面临违规处罚所造成的声誉损失危机时,会采用调整并购行为的方法以应对和补救的新观点,丰富了声誉修复领域的研究内容。企业如何修复受损的声誉是现有声誉研究中重要的未解决问题。相关文献认为,企业会通过改善公司治理、变更高管、更换审计师、增加慈善捐赠、自愿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以及采取企业更名等内部和外部行动积极反应,以缓解违规处罚所产生的负面声誉冲击。本文的研究指出,发起并购是企业重要的声誉修复方式之一,在违规处罚情境下实施的并购有利于挽回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上关键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减弱声誉损失的负面影响,丰富了相关的文献研究。最后,本文的结论具有一定的现实贡献。从监管机构角度,本文的结论提示监管机构需要就违规处罚后企业的应对措施合理预期并有针对性地引导与监督。我国证券市场上监管趋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违规处罚案件的数量持续增加;二是违规处罚会带来更为严重的经济后果。然而随之而来的现象是,受到处罚的违规公司越来越多,成为一个特殊而庞大的群体类型,并且这些违规公司会采取措施以应对处罚的负面影响。因此,监管机构在通过增加企业违规成本的方式降低违规概率之外,也应该对企业在受到处罚后的行为决策给与一定关注,以避免监管处罚的治理作用被弱化或扭曲。从企业角度,本文探讨的问题帮助企业理解和选择违规处罚的应对措施。当企业面对违规处罚所造成的声誉损失时,应对措施的重点应当落在内部改进还是外部形象塑造,或是如何协调两种不同方向的行动,才能有针对性地改善和解决企业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从根源上防止违规行为的再次发生,对于缓解违规处罚的负面效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从投资者角度,本文研究结论也提醒资本市场投资者和其它利益相关者对于企业在违规后的应对策略应有深刻的理解,帮助其甄别企业行为的真实价值。
董少明[6]（2020）在《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文中认为并购重组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从过去国有企业激发活力,实现扭亏为盈和发展壮大,到当下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并购重组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从历史演进的大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和历史规律,在历史演进的分析中重新认识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意义和作用,以更好的指导当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改革实践。基于此,本论文尝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遵循“理论分析——历史演进——实证研究——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对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研究。论文首先梳理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相关文献、理论,从而奠定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之后,着重从历史演进的视角考察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发展的起步阶段（1984—1991）、转型阶段（1992-2002）和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剖析各个阶段的背景、特点和成效;其次,论文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进行实证检验和绩效评价,总结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成绩,剖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和成因,并进一步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影响因素;最后,论文借鉴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原则、目标和模式,厘析了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主体定位和政府作用,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提升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的对策建议,尤其要加强“顶层设计”,强调“法治企业”,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和破产清算体系,以及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和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刘奎甫[7]（2019）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并购的影响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全球经济政策形势波谲云诡、技术创新突飞猛进、新生代消费群体需求迥然各异的共振作用下,企业正在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经营环境。在企业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对企业具有突出影响力的一类宏观不确定性。所谓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指,政府制定、实施和变更经济政策的内容和效果无法被经济主体进行准确预测。特别是对于尚在制度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政府依然在经济运行和资源分配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且经济政策制定过程的不透明性更高,经济政策调整和转向的频率更快,因此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力更加显着深刻。Baker,Bloom,and Davis（2016）编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显示,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中枢自2008年后呈现总体上移的趋势,这说明我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程度在不断加深。相关实证研究也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的投资活动、研发创新、融资成本、现金持有水平等重要经营决策和绩效水平产生显着的影响。但是现有文献并没有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企业的并购决策进行深入探究,并且并没有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产生负面作用还是积极影响得到一致的结论。另一方面,并购投资对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兼并收购不仅是企业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也是实现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而且从实践的角度看,我国公司进行并购投资的频率在不断提高,越来越依仗通过外部并购实现公司的外延式增长和进行市值管理。但是,现有文献中从宏观视野探寻影响企业并购意愿因素的研究成果仍较为缺乏。因此,本文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并购投资决策联系在一起,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特征,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会对我国企业的并购投资决策产生显着影响,以期从并购投资的角度进一步验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的影响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究竟是会对公司并购行为产生抑制作用还是激发公司的并购动机,同时从宏观视野进一步确定影响公司并购的前因变量。尽管学者们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做了大量的研究,但并没有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决策影响的方向和具体的作用渠道达成一致,甚至存在相反的意见。例如,部分学者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公司的研发投入,但另外一些学者却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研发投入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一矛盾的关系同样适用在公司的并购投资情境,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并购投资的影响效应在事前是不明确的。综合现有的公司财务理论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领域的相关文献,本文分析提出:一方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实物期权效应、提高融资成本和降低并购融资的通畅性等渠道从而抑制企业的并购行为;但另一方面,根据并购增长期权理论,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同时也蕴含着更多的并购机会,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提升并购的潜在收益,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升高会对企业的并购投资产生促进作用。除了探究总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并购投资的影响效应外,本文还将总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拆分,分别检验了财政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以及汇率和资本管制不确定性这四类重要的分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并购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这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本文主要结论的稳健性。企业自身和所处环境的特征可能会导致企业并购行为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敏感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为了进一步明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公司并购投资的边界条件和验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究竟是如何传导至公司的并购活动,本文引入了三个在中国情境下对企业来说极为重要的情境变量——公司产权性质、融资约束程度和所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考察它们是否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并购行为的关系产生显着的调节效应。为了实证检验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本文利用中国沪深A股2000-2017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采用非线性的面板probit计量模型,对上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并购投资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全面的实证检验。最终,本文研究得到如下重要的结论:第一,从整体上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公司的并购投资,而不是促进公司的并购活动。本文测算发现,如果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上升100点,则公司发起并购的概率下降2个百分点,这相当于样本公司平均发起并购概率（16.78%）的11.92%。这说明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公司并购行为的负面影响在经济上也是十分显着的。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并购投资的负面影响并非一成不变的,在某些特殊情境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并购投资的负面影响甚至会消失。具体来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并购的关系会受到公司产权性质的显着调节。当公司为国有企业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并购投资的抑制作用会大幅减弱。而融资约束程度会强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并购投资的负向关系。当公司面临较高程度的融资约束程度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并购投资的抑制作用会加强。此外,本文发现,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方向与本文的初始假设并不一致。第三,各分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并购投资的影响强度存在异质性。总体上看,财政政策不确定性、汇率及资本管制政策不确定性以及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并购投资的影响更加明显,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并购投资的影响缺乏统计显着性。通过上述分析和实证检验,本研究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做出了比较重要的理论贡献,同时也为企业进行科学投资决策和政府完善政策制定等重要的实践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包含如下四个方面:第一,本文拓展了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效应的研究,进一步明确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决策的影响方向和边界条件等问题,这有助于促进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问题形成更加深入的认识。本文基于中国的特殊制度环境,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上市公司并购投资的影响,并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公司并购行为的正面和负面的作用渠道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述;而且本文创新地将总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一步拆分,探索了四类重要的分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并购行为的影响。第二,现有的关于公司并购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利用代理理论、行为理论以及协同效益假说等微观范畴的理论进行解释,关注管理者个体特质、公司特征等微观要素是如何对公司并购行为产生影响的。本文则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这一宏观视角,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并购投资的影响效应,从而进一步拓展了宏观层面关于公司并购影响因素的研究。第三,本文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有关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领域的研究。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交叉研究是当前公司财务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本文并非从经济政策本身入手,而是关注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维度,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并购行为的影响,本文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主要作用渠道进行了深入阐述。本文从企业并购决策的视角,确认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公司决策产生消极作用。第四,本文的研究对我国企业如何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外部环境下进行决策以及如何应对和缓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冲击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践指导。同时本文的发现对经济政策制定者也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经济政策制定者要尽可能的减少政策调整频率,增强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引导市场和企业形成对政策的合理预期,从而减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和实体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
张津伟[8]（2019）在《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演进及产业生态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矿资源作为我国最早成规模“走出去”的地勘企业,自1999年至今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在此期间,公司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堪称我国地勘行业国际化“最佳实践”企业之一。论文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企业演化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阶段特征、战略绩效、成功要素、演进机理以及产业生态优化等问题展开研究。论文取得成果如下:（1）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三个阶段依次递进,表现出相应的阶段特征:第一阶段特征为“借船出海”、专一化战略和“打工者”地位;第二阶段特征为实施纵向一体化和同心多元化战略;第三阶段特征为实施跨领域相关多元化战略和实现跨越式发展。中矿资源三个阶段战略均取得了较好的绩效,这些绩效分别表现为财务绩效、市场绩效、产业生态绩效等。中矿资源三个阶段战略的成功,既取决于高管团队的内在特质,又取决于企业内部资源能力与外部环境机会的匹配,以及高管团队在动态中对于战略决策、战略行动、战略绩效的有效掌控。（2）对于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的演进机理,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要素的逻辑过程,即在内外动因推动下,高管团队对于内部资源能力、外部机会以及企业愿景使命建立正确认知,组织通过利用式学习和探索性学习实现能力重塑,进而有效推进资源整合和战略转型升级。实施战略转型升级,需要通过“三因素”耦合机制、启动-响应机制、内外协同机制、动态调适机制、评估修正机制以及奖惩机制来实现。（3）在系统分析中矿资源产业体系和产业支撑体系及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其产业生态优化的措施建议,并提出了以卡普兰等关于平衡积分卡和战略地图的思想作为中矿资源核心竞争力培育引导体系的建议。论文研究成果对于深化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研究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对于中矿资源及类似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实践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秦杰[9]（2019）在《私募股权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文中提出我国资本市场正处于重大变革时期,在“放松管制、鼓励创新”的市场化监管思路和政策推动下,大量新的更为复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推出已是市场的客观需要和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我国资本市场产品创新的发展,投资者与证券商等主体的法律地位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随即产生了新的利益冲突,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现实需求凸显。国内外理论界对私募股权投资的资金募集、投资运作、发展规律和操作流程都有研究,但大多数是从金融学、经济学或管理学角度进行观察的,交叉学科研究的风气较为盛行,较少有纯粹从法律视角探讨和构建私募股权投资法律制度的文献。可以认为,目前国内对私募股权投资的研究成果还不足以令人信服地回答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关心的问题,这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如何给出私募股权投资确切的定义和法律特征?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特殊性在哪里?私募股权投资体现的法律关系有哪些?私募投资者需要的特殊法律保护需求是什么?现行法律对私募投资者是如何保护的、是否能够有效保护、保护的具体方式有哪些?如何对私募股权投资的合格投资者进行圈定?如何在制度、法律、政策方面营造有利于私募股权投资快速发展的局面?如何在信息披露、退出机制,甚至整体监管制度等具体的手段和内容方面有效构建多元化的投资者利益保护措施和多层次的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制度......以上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章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研究视角。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引出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研究落脚点。首先,聚焦私募股权投资的主要表现形式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具体内涵进行界定,比较分析私募与公募的内在差异,进而区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其他相关品种的异同,然后,对私募股权投资的三种形式解读并分类整理了私募股权投资具体的基金类型;其次,提出当前我国法治背景下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价值考量,主要侧重豁免注册制下的效率价值体现、发行方式限制的公平价值考虑和有效保护投资者的秩序价值延伸;最后,提炼了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现实困境,具体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投资主体适格的制度缺陷、投资过程中信息披露的要求模糊、投资退出各种方式的多重限制、法律监管的权责失范。第二章私募股权投资者主体地位的立法强化。本章主要分四个层次来论述当前我国私募股权投资者的主体规范,并针对性的提出完善建议。第一,基于私募投资者的立法刚需,归纳在制定投资者立法时应当坚持的法律原则;第二,通过梳理特定市场条件满足的准入性制度和考察投资对象与投资者的匹配性,分析我国的合格投资者制度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第三,评价我国私募股权投资者立法规则现状,提出投资者主体立法规定的粗泛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规定的散乱;第四,针对前述分析,提出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完善的宏观思考,建议对私募合格投资者可以分类规范,提出具体量化和质化标准,提出制度设计构思。第三章私募股权投资信息披露的分类保障。私募股权投资失败的主要风险之一就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投资判断失误,进而私募股权投资者保护的关键环节在于信息披露。具体而言,首先,分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存在机理和内涵建设,论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机制的应然价值;其次,通过梳理具体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信息披露中的实务问题,讨论当前私募股权投资信息披露的规制现状下可能涉及的犯罪后果和投资者利益救济情况,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进行法律评价。最后,从综合构建差异化信息披露机制、统筹构建信息披露规则刚要、效率维度下的适度披露豁免设想和信息管理体系的示范性效应参与等四个方面提出以立法原则性要求为主、投资者合同自由约定为辅的私募信息披露制度合规建议。第四章规范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机制的多元输出。当前我国退出机制的主要问题是退出方式不灵活,缺乏多样化退出途径,以至投资者利益受损时补救机制遭受束缚,可以将退出方式,特别是非上市情形下的私募股权投资的退出方式多元化、规范化以便投资者及时止损。具体而言,首先,分析了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方式选择的相关考量,包括影响退出方式的因素分析、四种退出方式的基本情况;其次,分别整理四种模式下的立法规制重心,且对具体实务问题进行梳理,分析各种模式下的实务困难和问题;最后,针对上述问题分别提出立法完善建议。第五章统筹优化私募股权投资的法律监管。监管制度一直是法律保护的重中之重,要做好私募股权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必须站到整体法律监管的高度。整体监管,不仅仅关注于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活动,更关注对私募股权投资监管目标、监管原则和监管价值等监管理念的更新。而且必须厘清私募股权基金监管主体及其监管职能的对应匹配,以解决实务中没人管、交叉管的现象。具体而言,第一,从监管原则、监管目标和监管价值三个板块的内容来锁定私募股权投资者保护的监管理念;第二,通过对监管行政机关和自律组织的监管职能梳理来分析当前我国监管的职能定位,强调权责对应,重视监管问责,并针对私募监管问题提出权责适配的统筹优化和路径实现建议;第三,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准入、信息披露等方面提出全局监管的立法完善建议。
黄丹[10]（2019）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治理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顶梁柱”,长期以来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国有企业能否有效率地经营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走势和前进质量。但是,在实践中,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却广受诟病。追根溯源,现有研究表明,由于产权结构不够清晰,政府控制带来的政治成本和代理成本共同构成了制约国有企业经营效率的最根本原因（例如,Megginson and Netter,2001;Djankov and Murrel,2002;Sapienza,2004;逯东等,2014;等）。所谓“机制不活,效率不高”,要从根本上解开这些效率桎梏,需要在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结合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1+N”政策体系来看,作为本轮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混合所有制改革事实上构成了现阶段国有企业市场化探索的重要着力点,可通过产权结构的市场化调整为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机制引入市场化力量。在此情景下,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究其倡导的产权改革能否以及如何才能切实的帮助国有企业优化经营效率?就成为了国有企业改革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从形式上来看,“让渡部分股权+分享治理参与能力”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基本实现路径。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的界定,混合所有制改革最直接的表现是:在保持原国有资本控股地位的前提下,引入与国有实际控制人相互独立且利益诉求存在差异的其他资本,即引入非实际控制人;并通过“治理权力的分享”,赋予非实际控制人“发声”的能力和影响力,在其发挥治理效应的过程中,实现市场逻辑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的重塑。在此过程中,从本质上来看,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预期政策效果最终是通过非实际控制人积极“发声”并实质性参与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实现的。有鉴于此,本文特别选择从非实际控制人的治理参与活动切入,将非实际控制人视作市场化力量的代表,通过检验其在国有企业中的治理效应表现,就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否通过产权结构的市场化带动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优化这一问题提供理论层面的解答。诚然,目前也有研究围绕混合所有制改革对非实际控制人的治理效应进行了讨论,但是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对于非实际控制人的界定以及非实际控制人治理效应的解读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全面、准确的呈现非实际控制人在国有企业中的治理效应表现。具体而言,一方面,现有研究通常将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解为把民营资本引入国有企业,主要关注了非国有股东的治理效应,而忽略了其他国有资本这类非实际控制人的影响。事实上,根据相关政策文件的描述,混合所有制改革强调的是利益关系视角的股权多元化。无论引入的资本是国有性质还是非国有性质,只要这一资本在利益关系上是独立于国有实际控制人的,即具备治理参与的动机以及发挥治理效应的可能性,相应的就属于非实际控制人。另一方面,在解读非实际控制人的治理效应时,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了“权力监督”效应（例如,郝阳和龚六堂,2017;蔡贵龙等,2018a;等）,强调非实际控制人是通过监督和约束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的自利性行为来发挥作用的。但是,根据现实实践以及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政策描述,非实际控制人本质上可能具备双重治理效应。具体而言,除了要监督和约束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不做“坏事”（即权力监督）,非实际控制人还可为国有企业提供知识、技术、管理理念等多方面的资源支持,帮助其“做的更好”（即资源支持）。有鉴于此,为了全方位、立体化的解构非实际控制人在国有企业中的治理效应表现以及治理效应逻辑,立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逻辑,本文将采用利益关系视角在理论维度和数据维度对国有企业的非实际控制人进行重新界定,并基于“权力监督”和“资源支持”两条路径构建了“两维一体”的分析框架,以此解读非实际控制人在国有企业的治理效应逻辑。综上,立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本质和政策逻辑,本文结合“权力监督”和“资源支持”两条路径,以董事会权力作为非实际控制人治理参与能力的替代变量,全面检验了非实际控制人,作为市场化力量的代表,能否按照市场化的逻辑在国有企业中发挥治理效应,缓解由政府控制带来的政治成本和代理成本的不利影响,进而实现国有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具体而言,结合当前经济改革领域的热点话题以及国有企业特殊的治理环境,本文研究内容主要沿着如下两条逻辑展开:首先,立足于当前全面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在充分考虑薪酬激励在驱动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方面的重要意义以及愈加强烈的国有企业高管激励机制市场化改革需求的基础上,本文从高管创新激励这一内部管理活动切入,检验了非实际控制人的“资源支持”效应。其次,结合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以及“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现实需求,加之考虑到投资活动中潜藏的强烈政府干预意志,本文特别选择从对外的并购活动和对内的资本配置活动入手,检验了非实际控制人的双重治理效应对国有企业投资活动方面效率的影响。其中,并购效率侧重于从投入产出视角评价国有企业对外扩张活动的效率,而资本配置效率则重点强调了国有企业对内扩张活动是否实现了资本与投资机会的最佳匹配。围绕以上研究内容,本文得到了如下研究结论:首先,就高管创新激励而言,研究发现,非实际控制人的董事会权力越大,国有企业高管的创新激励越有效（即更高的薪酬与创新业绩敏感性）,表明非实际控制人可凭借其董事会权力将基于创新导向的薪酬激励机制引入国有企业,帮助其通过激励机制改进来激发高管的创新动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推动创新激励的过程中,（1）非实际控制人会采用“条件模式”来权衡财务业绩和创新业绩,即在财务业绩达标的基础上增强创新激励;（2）非实际控制人不仅能够权衡激励风险与激励收益,还能够甄别不同类型创新以及技术创新在不同类型企业的价值贡献度。此外,本文还验证了非实际控制人发挥“资源支持”效应的作用机理,发现在原有高管薪酬激励契约有效性较低（即激励机制改进诉求较高）的国有企业中,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影响更加显着。其次,就并购效率而言,研究发现,当非实际控制人具有董事会权力时,国有企业的并购活动“做得更少但做的更好”,即发起并购的可能性较低但所选项目的并购绩效较高,呈现出较高的并购效率。进一步研究表明,当非实际控制人为国有性质或者国有企业为地方政府控制时,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治理效应会更加显着;并且,具有董事会权力的非实际控制人主要是通过减少无效并购（源头控制）和提高并购整合能力（过程控制）这两条路径来为国有企业并购效率的提升提供保障的;另外,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的正式推出放大了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在战略性行业国有企业中的治理效应。最后,就资本配置效率而言,研究发现:（1）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越大,国有企业资本支出与投资机会的敏感性越强,表明非实际控制人可凭借其董事会权力增强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2）当非实际控制人为国有性质或者与国有企业存在较高的利益关联度时,其董事会权力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更为显着,表明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治理效应受到由产权性质赋予的差异化“发声”能力以及由利益关联度决定的“发声”动机的影响;（3）在政府干预较强或者外部监督较弱的国有企业中,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更加显着。与此同时,在高管存在业务能力不足或者过度自信的国有企业中,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同样具有更为显着的影响;（4）进一步发现,非实际控制人可凭借其董事会权力降低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和投资不足行为。不同于现有研究,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逻辑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特征,本文跳出了现有研究的固有认知（即引入民营资本）,采用利益关系视角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本质进行了更为准确的理解,强调混合所有制改革重在引入利益关系独立于国有实际控制人的其他资本,其实践逻辑不仅包括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混合,还包括不同政府控制的国有资本的混合。在此过程中,无论引入的资本是国有性质还是非国有性质,只要在利益关系上是独立于国有实际控制人的,即具备发挥混合所有制改革预期政策效果的潜力。以此为基础,本文创新性的将国有企业的非实际控制人在理论层面重新界定为“与国有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的、相互独立且利益诉求各异的利益团体群”,并以此进行了后续的实证研究。相较于仅仅关注非国有股东的现有研究,本文拓展了对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的认识,将利益目标迥异于国有实际控制人的非国有资本和国有资本均界定为国有企业的非实际控制人,这种理解更加符合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本质。第二,本文不再局限于现有研究广泛采用的股权制衡分析框架,而是立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逻辑和实践经验,结合“权力监督”和“资源支持”两条路径,构建了“两维一体”的综合分析框架,以此解读非实际控制人在国有企业的治理效应表现。总体而言,本文强调除了要监督和约束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不做“坏事”（即“权力监督”）,非实际控制人还能够为国有企业提供知识、技术、管理理念等多方面的资源支持,帮助其“做的更好”（即“资源支持”）。这一理论分析视角的选取不仅有助于加深现有研究对于非实际控制人治理效应的理解,也更加契合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逻辑。第三,结合公司治理实践,本文突破了股权或者控制权视角的评价方式,创新性的采用董事会权力来度量非实际控制人的治理参与能力。相较于股权或控制权,本文认为,董事会权力不仅赋予了非实际控制人直接参与董事会决策的投票权,还为非实际控制人提供了更多公司内部私有信息,可以较为有效的避免“治理参与无门”或“治理参与无效”的问题;以此进行度量,能够充分的利用董事会席位的“一人一票”优势以及信息获取优势,进而更为准确且直接的度量非实际控制人的治理参与能力。第四,立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大背景,加之考虑到在薪酬受到管制的国有企业中薪酬激励机制改进对于创新驱动的重要意义,本文以高管创新激励作为切入点,验证了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在国有企业的“资源支持”效应,并且证明了这种“资源支持”效应是具备有效性的。通过这部分研究,一方面,本文从“资源支持”视角拓展了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治理效应的研究,为如何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来促进国有企业创新提供了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本文结合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有效薪酬激励契约进行了再认识,并提出了国有企业特殊治理环境下创新导向型薪酬激励契约的构建思路,即将创新业绩、创新业绩预期纳入薪酬决定模型并与薪酬达成正向联动,来实现对创新结果的“奖励”和创新阶段性风险和成果的“补偿”。第五,立足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加之考虑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现实需求以及国有企业投资活动中的强烈政府干预意志,本文分别从并购效率和资本配置效率切入,验证了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在国有企业的双重效应表现（即“权力监督”和“资源支持”）,并且拓展讨论了这种治理效应在不同“发声”能力和动机下的差异性表现及其作用机理。其中,最为重要的研究发现是:在国有企业特殊治理环境下,由于国有性质非实际控制人具备相对较强的治理参与能力和动机,非实际控制人的治理效应主要是由国有性质非实际控制人来发挥的。通过这部分研究,本文不仅基于并购效率和资本配置效率视角丰富了非实际控制人治理效应相关研究,还为市场化力量能否以及如何有效制衡政府股东行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答。
二、保持我国并购活动健康发展的实践途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保持我国并购活动健康发展的实践途径（论文提纲范文）
（1）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之处 |
| 1.7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 3.1.4 层次分析法 |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 4.3.1 动机分类 |
| 4.3.2 市场寻求型 |
| 4.3.3 避税地投资 |
| 4.3.4 政策激励型 |
| 4.3.5 制度寻求型 |
| 4.3.6 战略投资型 |
| 4.3.7 要素寻求型 |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 4.4.1 政策优势 |
| 4.4.2 资本优势 |
| 4.4.3 技术优势 |
| 4.4.4 货币优势 |
| 4.4.5 国家优势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 6.1.2 资本的分配 |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 7.5 异质性检验 |
| 7.5.1 时间异质性 |
| 7.5.2 国家异质性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2）多元文化场域中的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问题缘起 |
| 1.1.2 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是行政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选择 |
| 1.1.3 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对行政文化创新性发展的战略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多元文化场域 |
| 1.2.2 行政文化 |
| 1.2.3 行政文化整合机制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整合相关研究 |
| 1.3.2 文化整合相关研究 |
| 1.3.3 多元文化整合相关研究 |
| 1.3.4 行政文化整合相关研究 |
| 1.3.5 总体评价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理论逻辑 |
| 2.1 多元文化场域的多维立体呈现 |
| 2.1.1 时间维度: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交汇 |
| 2.1.2 空间维度: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 |
| 2.1.3 内容维度: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交织 |
| 2.1.4 价值维度: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冲突 |
| 2.1.5 性质维度: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并存 |
| 2.1.6 形式维度:线上文化与线下文化碰撞 |
| 2.2 行政文化系统的多元属性并存 |
| 2.2.1 历史继承性与实践创新性相统一 |
| 2.2.2 纵向融合性与横向融合性相统一 |
| 2.2.3 精英性与大众性相统一 |
| 2.2.4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 |
| 2.2.5 物质依附性与精神流传性相统一 |
| 2.3 多元文化场域与行政文化系统的互构逻辑 |
| 2.3.1 多元文化场域是行政文化多元属性生成的客观环境 |
| 2.3.2 行政文化系统是多元文化特质要素的融合样态 |
| 2.3.3 行政文化各成分的交锋是多元文化场域竞争的具体反映 |
| 2.3.4 多元文化场域变换与行政文化发展是同一过程 |
| 2.4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客观依据 |
| 2.4.1 舆论形势:多元社会思潮泛滥挑战和威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
| 2.4.2 政治导向:多元文化场域的政治化趋势是行政文化整合的催化剂 |
| 2.4.3 历史渊源:行政文化整合是应对多元文化冲突的主动选择 |
| 2.4.4 理论支撑:行政文化自身具有对他文化的渗透、融合、同化功能 |
| 2.4.5 现实要求:多元文化场域的激烈交锋构成了行政文化系统的多层次矛盾 |
| 第3章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现实逻辑 |
| 3.1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发展面临的机遇 |
| 3.1.1 主流文化确保行政文化前进方向 |
| 3.1.2 优秀传统文化筑牢行政文化思想根基 |
| 3.1.3 西方文化拓宽行政文化国际视野 |
| 3.1.4 网络文化丰富行政文化表达方式 |
| 3.1.5 精英文化提升行政文化发展层次 |
| 3.1.6 大众文化增添行政文化现实意蕴 |
| 3.2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发展面临的挑战 |
| 3.2.1 西方文化霸权企图消解主流行政文化的主导地位 |
| 3.2.2 落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阻碍行政文化转型与升级 |
| 3.2.3 网络文化低俗致瘾削弱行政文化传播力与被认同 |
| 3.2.4 精英文化品质下滑降低行政文化的思想深度 |
| 3.2.5 大众文化混乱异化加深行政文化的世俗观念 |
| 3.2.6 青年亚文化流行狂欢侵蚀行政文化的人格素养 |
| 3.3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实质困境 |
| 3.3.1 传承与转换的整合困境 |
| 3.3.2 民族化与国际化的整合困境 |
| 3.3.3 现实与理想的整合困境 |
| 3.3.4 人与机器的整合困境 |
| 3.3.5 人的主体性的整合困境 |
| 3.3.6 精神厚重与表达轻浮的整合困境 |
| 第4章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的目标模式、指导原则与方案设计 |
| 4.1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的目标模式 |
| 4.1.1 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对行政文化系统自身的目标预期 |
| 4.1.2 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对行政文化生态系统的目标预期 |
| 4.2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的指导原则 |
| 4.2.1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的一般原则 |
| 4.2.2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的特殊原则 |
| 4.3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的方案设计 |
| 4.3.1 探索期:“思想点”的准备 |
| 4.3.2 碰撞期:“障碍点”的排除 |
| 4.3.3 磨合期:“中立点”的寻求 |
| 4.3.4 拓创期:“基因点”的交合 |
| 4.3.5 全过程:“风险点”的规避 |
| 第5章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构建的基本框架 |
| 5.1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认知转变机制 |
| 5.1.1 各美其美:文化认同 |
| 5.1.2 美人之美:文化尊重 |
| 5.1.3 美美与共:文化宽容 |
| 5.1.4 天下大同:文明进步 |
| 5.2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矫治优化机制 |
| 5.2.1 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与合理转换 |
| 5.2.2 西方文化的积极引进与智慧识别 |
| 5.2.3 精英文化的凤凰涅磐与自我新生 |
| 5.2.4 大众文化的价值引领与返璞归真 |
| 5.2.5 网络文化的引导匡正与健康回归 |
| 5.2.6 青年亚文化的有效疏导与科学治理 |
| 5.3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沟通对话机制 |
| 5.3.1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序对接 |
| 5.3.2 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正义交流 |
| 5.3.3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雅俗共进 |
| 5.3.4 主流文化与网络文化的互融互鉴 |
| 5.3.5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价值融合 |
| 5.3.6 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良性互动 |
| 5.4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功能协调机制 |
| 5.4.1 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引与传统文化固本培元相结合 |
| 5.4.2 中国文化自信自强与西方文化开放创新相结合 |
| 5.4.3 精英文化批判教化与大众文化活跃写实相结合 |
| 5.4.4 主流文化凝聚引导与网络文化认同补阙相结合 |
| 5.4.5 科学文化技术理性与人文文化人本关怀相结合 |
| 5.4.6 红色文化革命精神与青年亚文化批判个性相结合 |
| 5.5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结构重建机制 |
| 5.5.1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精神文化的整合 |
| 5.5.2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制度文化的整合 |
| 5.5.3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行为文化的整合 |
| 5.6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价值重塑机制 |
| 5.6.1 人是多元文化场域的核心和主体要素 |
| 5.6.2 人民是多元文化场域的根本价值指向 |
| 5.6.3 多元文化场域中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价值体系构建 |
| 5.7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风险规避机制 |
| 5.7.1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潜在风险 |
| 5.7.2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的风险规避 |
| 第6章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实践路径 |
| 6.1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实践策略 |
| 6.1.1 紧跟行政体制改革的时代步伐 |
| 6.1.2 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相协调 |
| 6.1.3 密切关注与调适技术伦理的新问题 |
| 6.1.4 以增强文化自信为心理支撑 |
| 6.2 多元文化场域中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的实践措施 |
| 6.2.1 强化主流行政文化的导向作用 |
| 6.2.2 推动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6.2.3 建构渐进平衡发展的运行方式 |
| 6.2.4 贯彻行政公共理性的根本目标 |
| 6.2.5 营造文化传播自律的优质环境 |
| 第7章 研究结论和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博连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3）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投融资策略选择 ——基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创新和并购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预期创新 |
| 1.5 论文结构安排 |
| 2.文献综述 |
| 2.1 资产错误定价的含义及其测度 |
| 2.1.1 资产错误定价的概念界定 |
| 2.1.2 资产错误定价的测度方法 |
| 2.2 资产错误定价影响因素 |
| 2.2.1 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 |
| 2.2.2 市场交易制度 |
| 2.2.3 投资者非理性认知 |
| 2.3 资产错误定价经济后果 |
| 2.3.1 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 |
| 2.3.2 资产错误定价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
| 2.4 简要评述 |
| 3.资产错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有效市场理论 |
| 3.1.2 行为金融理论 |
| 3.2 内在机理 |
| 3.2.1 资产错误定价视角下的企业择时 |
| 3.2.2 资产错误定价视角下的企业迎合 |
| 3.3 实现形式 |
| 3.3.1 投融资行为的切入点 |
| 3.3.2 资产错误定价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
| 3.3.3 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创新 |
| 3.3.4 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并购 |
| 4.资产错误定价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
| 4.1 问题提出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资本结构调整 |
| 4.2.2 资产错误定价 |
| 4.2.3 假设推导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说明 |
| 4.3.3 模型设定 |
| 4.3.4 描述性统计 |
| 4.4 资产错误定价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 |
| 4.4.1 资本结构调整:基准结果 |
| 4.4.2 资产错误定价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 |
| 4.4.3 资产错误定价与资本结构调整:稳健性检验 |
| 4.5 进一步研究:异质性分析以及调整路径选择 |
| 4.5.1 资产错误定价与资本结构调整:股价高估&过度负债 |
| 4.5.2 资产错误定价与资本结构调整:股价低估&过度负债 |
| 4.5.3 资产错误定价与资本结构调整:股价低估&负债不足 |
| 4.6 本章小结 |
| 5.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创新策略选择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理论分析与假设推导 |
| 5.2.1 企业创新 |
| 5.2.2 资产错误定价 |
| 5.2.3 假设推导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说明 |
| 5.3.3 模型设定 |
| 5.3.4 描述性分析 |
| 5.4 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创新 |
| 5.4.1 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创新:基本结果 |
| 5.4.2 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创新:稳健性检验 |
| 5.5 进一步分析:股价高估与企业创新的机理及异质性检验 |
| 5.5.1 股价高估与企业创新: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5.2 股价高估与企业创新:融资约束的影响 |
| 5.5.3 股价高估与企业创新路径分析:迎合渠道VS股权融资渠道 |
| 5.6 进一步分析:股价低估与企业创新的机理及异质性检验 |
| 5.6.1 股价低估与企业创新:资本结构的影响 |
| 5.6.2 股价低估与企业创新:融资约束的影响 |
| 5.6.3 股价低估与企业创新路径分析:迎合渠道VS股权融资渠道 |
| 5.7 本章小结 |
| 6.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并购决策 |
| 6.1 问题提出 |
| 6.2 理论分析与假设推导 |
| 6.2.1 企业并购 |
| 6.2.2 资产错误定价 |
| 6.2.3 假设推导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3.2 变量说明 |
| 6.3.3 模型设定 |
| 6.3.4 描述性统计 |
| 6.4 股价高估与企业并购 |
| 6.4.1 股价高估与企业并购概率 |
| 6.4.2 股价高估与并购支付方式选择 |
| 6.4.3 股价高估与企业并购绩效 |
| 6.5 股价低估与企业并购 |
| 6.5.1 股价低估与企业并购概率 |
| 6.5.2 股价低估与并购支付方式选择 |
| 6.5.3 股价低估与企业并购绩效 |
| 6.6 本章小结 |
| 7.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4）管理者过度自信、投资行为与公司财务困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1.5 结构安排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管理者过度自信 |
| 2.1.1 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基本内涵 |
| 2.1.2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投资决策 |
| 2.1.3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其他决策 |
| 2.2 财务困境 |
| 2.2.1 财务困境理论 |
| 2.2.2 财务困境成因实证研究 |
| 2.3 中介效应 |
| 2.3.1 中介效应及其应用 |
| 2.3.2 中介效应分析法对本研究的适用性 |
| 2.3.3 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
| 2.3.4 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 |
| 2.4 文献评述 |
| 2.4.1 指标选取问题 |
| 2.4.2 过度自信的双重效应 |
| 2.4.3 过度自信与财务困境 |
| 第3章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财务困境 |
| 3.1 引言 |
| 3.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3 研究设计 |
| 3.3.1 模型设定 |
| 3.3.2 变量选取 |
| 3.3.3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 3.4 实证检验 |
| 3.4.1 描述性统计 |
| 3.4.2 变量相关性分析 |
| 3.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3.5 稳健性检验 |
| 3.5.1 过度自信度量方法的适用性 |
| 3.5.2 其他度量过度自信的方法 |
| 3.5.3 样本自选择偏误问题 |
| 3.6 基本结论 |
| 第4章 管理者过度自信、投资规模与公司财务困境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过度投资 |
| 4.2.2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
| 4.2.3 投资规模中介效应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变量选取 |
| 4.3.3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 4.4 实证检验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变量相关性分析 |
| 4.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5 稳健性分析 |
| 4.5.1 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的适用性 |
| 4.5.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6 基本结论 |
| 第5章 管理者过度自信、多元化经营与公司财务困境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多元化经营决策 |
| 5.2.2 多元化经营与公司财务困境 |
| 5.2.3 多元化经营中介效应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模型设定 |
| 5.3.2 变量选取 |
| 5.3.3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 5.4 实证检验 |
| 5.4.1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多元化经营决策 |
| 5.4.2 多元化经营与公司财务困境 |
| 5.4.3 多元化经营中介效应 |
| 5.4.4 进一步分析:多元化经营导致财务困境的持续时间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归核化 |
| 5.5.2 过度自信管理者归核化后的财务状况 |
| 5.6 基本结论 |
| 附表 |
| 第6章 管理者过度自信、并购决策与公司财务困境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决策 |
| 6.2.2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行为特征 |
| 6.2.3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主并公司财务困境 |
| 6.2.4 并购行为中介效应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模型设定 |
| 6.3.2 变量选取 |
| 6.3.3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 6.4 实证检验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变量相关性分析 |
| 6.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基本结论 |
| 附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违规处罚对企业并购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论文结构 |
| 1.4 研究创新与贡献 |
| 2.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1.3 资源基础理论 |
| 2.1.4 企业危机管理理论 |
| 2.1.5 信号传递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违规处罚及声誉损失的相关研究 |
| 2.2.2 声誉修复的相关研究 |
| 2.2.3 企业并购的相关研究 |
| 2.3 研究述评 |
| 3.上市公司监管制度背景与违规处罚现状分析 |
| 3.1 上市公司监管制度背景 |
| 3.2 上市公司违规处罚现状分析 |
| 4.违规处罚与企业并购倾向 |
| 4.1 问题提出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企业违规处罚的负面后果及其应对措施 |
| 4.2.2 研究假设 |
| 4.3 研究设计 |
| 4.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3.2 变量定义和模型设计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描述性统计 |
| 4.4.2 多元回归分析 |
| 4.4.3 基于股权性质的调节效应分析 |
| 4.5 进一步分析 |
| 4.5.1 违规处罚严重程度的分析 |
| 4.5.2 违规处罚原因类型的分析 |
| 4.5.3 违规处罚对企业并购影响的长期效应分析 |
| 4.6 稳健性检验 |
| 4.6.1 变量替换 |
| 4.6.2 内生性问题 |
| 4.6.3 样本选择问题 |
| 4.6.4 控制高管特征因素 |
| 4.7 本章小结 |
| 5.违规处罚、企业并购与声誉修复——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机制检验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资本市场的声誉修复 |
| 5.2.2 产品市场的声誉修复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定义和模型设计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多元回归分析 |
| 5.5 进一步分析 |
| 5.5.1 融资额度的分析 |
| 5.5.2 供应商和客户规模的分析 |
| 5.6 稳健性检验 |
| 5.6.1 变量替换 |
| 5.6.2 内生性问题 |
| 5.6.3 样本选择问题 |
| 5.7 本章小结 |
| 6.违规处罚与企业并购绩效 |
| 6.1 问题提出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企业并购动机与并购绩效 |
| 6.2.2 企业声誉与并购绩效 |
| 6.2.3 研究假设 |
| 6.3 实证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3.2 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多元回归分析 |
| 6.4.3 基于并购类型的调节效应分析 |
| 6.5 进一步分析 |
| 6.5.1 并购市场绩效分析 |
| 6.5.2 母公司绩效分析 |
| 6.5.3 企业投资方向分析 |
| 6.5.4 并购长期绩效分析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6.1 变量替换 |
| 6.6.2 内生性问题 |
| 6.6.3 样本选择问题 |
| 6.7 本章小结 |
| 7.研究结论、不足与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的政策建议 |
| 7.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目录成果 |
（6）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创新点与研究不足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范畴界定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基本概述 |
| 一、研究范畴界定 |
| 二、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动因分析 |
| 三、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类型 |
| 第二节 企业并购重组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资本流动与资本集中理论 |
| 二、现代西方企业重组理论 |
|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起步阶段(1984-1991) |
| 第一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现实背景——国有企业普遍亏损 |
| 二、理论背景——对“两权分离”的认识突破 |
| 第二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企业兼并的目标转向自觉优化经济结构 |
| 二、交易的自发性与政府干预并存 |
| 三、兼并方式以承担债务式和出资购买式为主 |
| 四、局部产权交易市场开始兴起 |
| 第三节 起步阶段并购重组的地方探索 |
| 一、成都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二、武汉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三、保定并购重组的特色和成效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转型阶段(1992-2002) |
| 第一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中国经济制度环境的变迁 |
| 二、企业重组受到政府高度重视 |
| 三、各类市场体系的建立 |
| 四、国企脱困和国企改革任务 |
| 第二节 转型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产权市场普遍兴起 |
| 二、企业并购的规模逐步扩大 |
| 三、政府积极参与引导 |
| 四、上市公司并购成为热点 |
| 五、部分中国企业开始参与跨国并购 |
| 六、外商并购国有企业成为新景观 |
| 第三节 转型阶段的并购重组成效 |
| 一、国企成功脱困 |
| 二、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 三、利用国内国外资本市场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之历史演进:全面发展阶段(2003-2018) |
| 第一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背景 |
| 一、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发展 |
| 二、鼓励混合所有制发展 |
| 三、法律法规逐步健全 |
| 第二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的特点 |
| 一、战略并购成为企业并购的重点 |
| 二、国企大型跨国企业的出现 |
| 三、以横向整合与纵向整合为主 |
| 第三节 全面发展阶段并购重组取得的成效 |
| 一、国企各项经济指标增长迅速 |
| 二、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
| 三、国有企业治理规范化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制度演进:绩效、问题与成因 |
| 第一节 国企并购重组取得的辉煌成绩 |
| 一、优化了产业布局,提升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
| 二、提高了资产证券化率,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
| 三、盘活了国有资产,提升了国有企业经营绩效 |
| 第二节 国企并购重组存在的问题 |
| 一、并购重组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
| 二、并购支付方式和融资渠道单一 |
| 三、盲目规模扩张与多元化转型并存 |
| 四、标的公司资产质量差导致并购效率低下 |
| 五、并购双方缺乏深层次整合 |
| 六、海外并购重组困难重重 |
| 第三节 国企并购重组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 |
| 一、企业并购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
| 二、政府“缺位”和“越位”现象并存 |
| 三、中介机构和资本市场尚不发达 |
| 四、企业自身条件缺乏 |
| 第六章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一、国有企业并购下政府与国企高管的行为动机分析 |
| 二、国企高管行为影响并购绩效的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一、变量选择 |
| 二、数据来源 |
| 第三节 数据描述性分析 |
| 一、主要变量统计描述 |
| 二、变量趋势分析 |
| 第四节 计量模型设定 |
| 一、实证基本模型设定 |
| 二、面板数据模型 |
| 第五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面板数据模型形式检验 |
| 二、计量模型估计及结果分析 |
| 第七章 域外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的经验借鉴 |
| 一、美国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美国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二节 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 一、日本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日本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三节 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借鉴 |
| 一、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法德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经验借鉴 |
|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经验及教训 |
| 一、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概况 |
| 二、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重组特点及教训 |
| 第八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目标与模式 |
| 第一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时代特征 |
| 一、通过调整结构来优化供给侧的重组方式 |
| 二、在重组中解决亏损企业与多余的产能 |
| 三、并购重组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步进行 |
| 第二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原则 |
| 一、最大限度地释放和激发国有企业竞争力 |
| 二、在国企并购重组中推进国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三、在国企并购重组中促进产能的优化配置 |
| 第三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目标导向 |
| 一、促进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
| 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 |
| 三、服务“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 |
| 第四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模式 |
| 一、横向重组模式 |
| 二、纵向重组模式 |
| 三、混合重组模式 |
| 四、策略联盟重组模式 |
| 第九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主体定位与政府作用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主体分析 |
|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不宜作为国企并购重组的主体 |
| 二、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凸显优势 |
| 三、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 |
| 第二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作用 |
| 一、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正面效应 |
| 二、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负面效应 |
| 第三节 政府在国企并购重组中的角色定位 |
| 一、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政策引导者 |
| 二、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宏观调控者 |
| 三、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信息中介者 |
| 四、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服务者 |
| 五、政府是国企并购重组中具体监督者 |
| 第四节 政府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的制度创新 |
| 一、保持国有资产管理权的独立性 |
| 二、完善法律制度 |
| 三、营造公平竞争的并购重组环境 |
| 四、制定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战略规划和指导政策 |
| 第十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国企并购重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指导思想 |
| 一、深化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顶层设计 |
| 二、强化并购重组的理念共识 |
| 三、明确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指导思想与基本要求 |
| 第二节 强调“法治企业”,突出国企总法律顾问作用 |
| 一、全面打造法治企业 |
| 二、深化国有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建设 |
| 第三节 构建完善的产权保护体系及破产清算体系 |
| 一、建立健全产权保护体系 |
| 二、构建破产清算体系 |
| 第四节 建立资本市场淘汰机制 |
| 一、加快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 |
| 二、完善资本市场退市制度 |
| 三、健全资本市场推动并购重组的作用机制 |
| 第五节 建立稳定的失业保障体系 |
| 一、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发挥社会托底作用 |
| 二、加大失业救助力度,维护社会稳定 |
| 三、完善再就业服务保障机制,促进再就业 |
|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并购的影响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并购行为的影响 |
| 1.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并购行为关系的调节机制 |
| 1.2.3 不同类别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并购影响 |
| 1.3 研究内容及主要研究贡献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主要研究贡献 |
| 1.4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相关文献综述 |
| 2.1 宏观不确定性研究文献述评 |
| 2.1.1 宏观不确定性的内涵和研究脉络 |
| 2.1.2 宏观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行为的作用渠道 |
| 2.1.3 宏观不确定性对公司决策的影响效应 |
| 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研究述评 |
| 2.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内涵 |
| 2.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后果研究 |
| 2.3 企业并购理论文献综述 |
| 2.3.1 公司并购的内涵 |
| 2.3.2 公司并购的理论视角 |
| 2.3.3 公司并购动因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3.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并购行为的影响 |
| 3.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实物期权效应 |
| 3.1.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公司并购的融资成本 |
| 3.1.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并购融资的顺畅程度 |
| 3.1.4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并购的增长期权价值 |
| 3.1.5 研究假设 |
| 3.2 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并购的调节效应 |
| 3.2.1 公司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
| 3.2.2 公司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 |
| 3.2.3 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 |
| 3.3 不同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并购影响 |
| 3.3.1 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并购行为 |
| 3.3.2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并购行为 |
| 3.3.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并购行为 |
| 3.3.4 汇率和资本管制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并购行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 4.1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
| 4.2 变量选取和测量 |
| 4.2.1 因变量 |
| 4.2.2 自变量 |
| 4.2.3 调节变量 |
| 4.2.4 控制变量 |
| 4.3 实证模型设定 |
| 4.3.1 主效应的实证模型 |
| 4.3.2 调节效应实证模型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实证分析结果 |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变量相关性分析 |
| 5.1.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1.2 相关系数 |
| 5.2 回归分析 |
| 5.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并购投资的主效应 |
| 5.2.2 调节变量回归结果分析 |
| 5.3 进一步研究—不同类型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
| 5.3.1 Huang and Luk(2018)整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实证结果 |
| 5.3.2 Huang and Luk(2018)分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实证结果 |
| 5.4 稳健性分析 |
| 5.4.1 更换因变量 |
| 5.4.2 控制潜在干扰变量 |
| 5.4.3 内生性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公司并购投资产生抑制作用 |
| 6.1.2 公司产权性质、融资约束程度以及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调节效应 |
| 6.1.3 分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并购投资的异质性影响 |
| 6.2 研究贡献与启示 |
| 6.2.1 拓展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经济后果的研究 |
| 6.2.2 拓展对公司并购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 |
| 6.2.3 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企业行为互动领域的文献 |
| 6.2.4 对企业行为决策和政府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 6.3 研究局限和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演进及产业生态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走出去”战略与“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 |
| 1.1.2 矿产资源全球性的多元化配置与优势互补 |
| 1.1.3 海外资源勘查的重要性 |
| 1.1.4 中矿资源成功之路经验总结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及科学问题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科学问题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完成的工作量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2 基础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资源勘查型企业 |
| 2.1.2 国际化战略 |
| 2.1.3 产业生态 |
| 2.2 基础理论 |
| 2.2.1 资源基础理论 |
| 2.2.2 经济学的企业演化理论 |
| 2.2.3 产业经济学理论 |
| 2.2.4 资源产业经济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关于企业国际化战略的研究 |
| 2.3.2 关于企业战略演化的研究 |
| 2.3.3 关于企业战略演进效应的研究 |
| 2.3.4 关于资源勘查型企业国际化战略的研究 |
| 2.4 小结 |
| 3 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实践案例描述 |
| 3.1 案例调研 |
| 3.2 中矿资源“走出去”背景 |
| 3.3 起步期:“借船出海”与技术服务立足 |
| 3.4 第二阶段:纵向延伸、优化组合 |
| 3.5 第三阶段:跨域发展、并购转型 |
| 4 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演进阶段特征及其成效 |
| 4.1 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演进阶段特征分析 |
| 4.1.1 第一阶段特征(1999~2006) |
| 4.1.2 第二阶段的特征(2007~2015) |
| 4.1.3 第三阶段的特征(2016 至今) |
| 4.2 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演进的成效分析 |
| 4.2.1 第一阶段战略绩效评价 |
| 4.2.2 第二阶段战略绩效评价 |
| 4.2.3 第三阶段战略绩效评价 |
| 4.3 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成功实践的要素分析 |
| 4.3.1 第一阶段战略成功实践的过程要素分析 |
| 4.3.2 第二阶段战略成功实践的过程要素分析 |
| 4.3.3 第三阶段战略成功实践的过程要素分析 |
| 4.3.4 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成功实践的关键要素 |
| 4.4 小结 |
| 5 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演进过程机理分析 |
| 5.1 分析的逻辑框架 |
| 5.2 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演进的动因分析 |
| 5.2.1 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演进的宏观环境分析 |
| 5.2.2 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演进的行业环境分析 |
| 5.2.3 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演进的内部环境分析 |
| 5.2.4 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演进的动因机理分析 |
| 5.3 高层管理团队认知分析 |
| 5.3.1 对于公司外部机会与威胁的认知 |
| 5.3.2 对于公司内部环境——资源和能力的认知 |
| 5.3.3 对于公司愿景、使命和目标的认知 |
| 5.4 中矿资源的组织学习分析 |
| 5.4.1 中矿资源的利用式学习 |
| 5.4.2 中矿资源的探索式学习 |
| 5.5 中矿资源的能力重塑和资源整合分析 |
| 5.5.1 中矿资源的能力重塑 |
| 5.5.2 中矿资源的资源整合 |
| 5.6 中矿资源战略转型升级的实施分析 |
| 5.7 小结 |
| 6 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演进中的产业生态优化 |
| 6.1 中矿资源产业体系基本构成分析 |
| 6.1.1 中矿资源产业体系演进的三个阶段 |
| 6.1.2 中矿资源产业链演进的三个阶段特征 |
| 6.2 中矿资源产业运行发展的支撑体系分析 |
| 6.2.1 中矿资源的战略与组织结构 |
| 6.2.2 中矿资源的组织制度与文化 |
| 6.2.3 中矿资源的组织资源与外部网络 |
| 6.3 中矿资源产业运行发展中存在的不足 |
| 6.3.1 产业体系本身存在的不足 |
| 6.3.2 产业支撑体系存在的不足 |
| 6.4 中矿资源产业生态体系优化的主要措施 |
| 6.4.1 优化产业布局 |
| 6.4.2 健全支撑体系 |
| 6.5 目标国和战略区位选择 |
| 6.5.1 基于因子分析法对目标国的选择 |
| 6.5.2 基于层次分析法对目标国战略区位的选择 |
| 6.6 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 |
| 6.6.1 认识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 |
| 6.6.2 认识核心竞争力的来源 |
| 6.6.3 中矿资源核心竞争力培育体系构建 |
| 6.7 小结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成果的学术贡献与实践价值 |
| 7.2.1 研究成果的学术贡献 |
| 7.2.2 研究成果的实践价值 |
| 7.3 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个人简介 |
| 附录二 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演进调研提纲 |
| 附录三 中矿资源经理层访谈提纲 |
| 附录四 中矿资源目标国及战略区位选择分析 |
| 1 中矿资源战略目标国及战略区位选择实践 |
| 2 目标国选择分析 |
| 3 中矿资源目标国战略区位选择分析 |
（9）私募股权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研究视角 |
| 第一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内涵界定 |
| 一、私募与公募的内在差异 |
|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相关投资品种的区分 |
| 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类型划分 |
| 第二节 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价值考量 |
| 一、豁免注册制下的效率价值体现 |
| 二、发行方式限制的公平价值考虑 |
| 三、有效保护投资者的秩序价值延伸 |
| 第三节 私募股权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现实困境 |
| 一、主体适格的制度缺陷 |
| 二、信息披露的要求模糊 |
| 三、退出方式的多重限制 |
| 四、法律监管的权责失范 |
| 第二章 私募股权投资者主体地位的立法强化 |
| 第一节 私募股权投资的立法刚需 |
| 一、私募股权投资的法律关系解读 |
| 二、投资者立法规范的法律原则归纳 |
| 第二节 私募投资者的合格与适当 |
| 一、合格——特定市场条件满足的准入性制度 |
| 二、适当——投资对象和投资者的匹配性考察 |
| 第三节 投资者立法规制的现行评价 |
| 一、投资者主体相关立法粗泛 |
| 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规定散乱 |
| 第四节 投资者立法规制的完善建议 |
| 一、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宏观思考 |
| 二、投资者准入制度设计的量化和质化 |
| 三、投资者分类规范的理想构建 |
| 第三章 私募股权投资信息披露的分类保障 |
| 第一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机制的应然价值 |
| 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存在机理 |
|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内涵建设 |
| 第二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实然评价 |
| 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的问题梳理 |
|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 |
| 第三节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合规建议 |
| 一、差异化信息披露机制的综合构建 |
| 二、信息披露规则刚要的统筹构建 |
| 三、效率维度下的适度披露豁免设想 |
| 四、信用管理体系的示范性效应参与 |
| 第四章 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机制的多元输出 |
| 第一节 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方式的概括分析 |
| 一、影响退出方式的因素解析 |
| 二、四种退出方式的利弊衡量 |
| 第二节 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方式的规制重心 |
| 一、上市退出:严格上市条件和程序 |
| 二、收购退出:关注再融资股份减持 |
| 三、回购退出:限制回购范围和数量 |
| 四、清算退出:斟酌解散申请权限制 |
| 第三节 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机制的立法完善 |
| 一、上市退出规制的立法优化 |
| 二、收购退出市场的规范搭建 |
| 三、回购退出范围的理性调适 |
| 四、清算退出程序的立法修改 |
| 第五章 私募股权投资法律监管的宏观把握 |
| 第一节 私募股权投资监管理念的锁定 |
| 一、强化自律优先的监管原则 |
| 二、注重投资者保护的监管目标 |
| 三、平衡效率与公平的监管价值 |
| 第二节 私募股权投资监管职能的定位 |
| 一、行政机关的职能配置和监管问责 |
| 二、自律组织的独立地位和辅助功能 |
| 三、监管职能的统筹优化和路径实现 |
| 第三节 私募股权投资监管的立法建议 |
| 一、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主体准入的监管优化 |
| 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的区分要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治理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 研究的内容与框架 |
| 2.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代理理论 |
| 2.1.2 公司治理理论 |
| 2.1.3 政府干预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国有企业经营效率相关研究回顾 |
| 2.2.2 “股权制衡”视角下非实际控制人治理效应相关研究回顾 |
| 2.2.3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非实际控制人治理效应 |
| 2.2.4 高管薪酬激励研究回顾 |
| 2.2.5 并购相关研究回顾 |
| 2.2.6 资本配置效率相关研究回顾 |
| 3.制度背景 |
| 3.1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沿革 |
| 3.1.1 国有企业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1978 年-1992 年) |
| 3.1.2 国有企业改革的制度创新阶段(1993 年-2002 年) |
| 3.1.3 国有企业改革的纵深推进阶段(2002 年至今) |
| 3.1.4 国有企业改革历程总结 |
| 3.2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回顾 |
| 4.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会权力的界定 |
| 4.1 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的界定 |
| 4.2 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界定 |
| 5.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与高管创新激励研究 |
| 5.1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考核目标选择与高管薪酬激励契约设计 |
| 5.2.2 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与国有企业高管创新激励 |
| 5.3 研究设计 |
| 5.3.1 样本与数据 |
| 5.3.2 主要变量定义 |
| 5.3.3 模型构建 |
| 5.4 实证结果 |
| 5.4.1 描述性统计 |
| 5.4.2 回归分析 |
| 5.5 进一步分析与讨论 |
| 5.5.1 高管薪酬激励考核目标选择:财务业绩和创新业绩的权衡 |
| 5.5.2 非实际控制人“资源支持”效应的有效性分析 |
| 5.5.3 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影响高管薪酬创新激励的作用机理 |
| 5.6 稳健性测试 |
| 5.6.1 内生性问题处理 |
| 5.6.2 使用其他薪酬变量 |
| 5.6.3 控制其他非实际控制人的影响 |
| 5.7 本章小结 |
| 6.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与并购效率研究 |
| 6.1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1 非实际控制人与企业经营效率 |
| 6.2.2 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与国有企业并购效率 |
| 6.3 研究设计 |
| 6.3.1 样本与数据 |
| 6.3.2 模型构建 |
| 6.4 实证结果 |
| 6.4.1 描述性统计 |
| 6.4.2 回归分析 |
| 6.5 进一步分析与讨论 |
| 6.5.1 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治理效应差异:政治地位差异视角的分析 |
| 6.5.2 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影响并购效率的作用机理:减少无效并购和提高并购整合能力 |
| 6.5.3 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对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治理效应的影响 |
| 6.6 稳健性测试 |
| 6.6.1 内生性问题处理 |
| 6.6.2 使用并购频率 |
| 6.6.3 使用其他并购绩效变量 |
| 6.7 本章小结 |
| 7.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与资本配置效率研究 |
| 7.1 研究问题与背景 |
| 7.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3 研究设计 |
| 7.3.1 样本与数据 |
| 7.3.2 模型构建 |
| 7.4 实证结果 |
| 7.4.1 描述性统计 |
| 7.4.2 回归分析 |
| 7.5 进一步分析与讨论 |
| 7.5.1 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治理效应差异:“发声”能力和“发声”动机视角的分析 |
| 7.5.2 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理 |
| 7.5.3 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如何促进资本配置效率:减少过度投资抑或投资不足 |
| 7.6 稳健性测试 |
| 7.6.1 内生性问题处理 |
| 7.6.2 使用其他投资支出变量 |
| 7.6.3 使用其他投资机会变量 |
| 7.6.4 控制其他非实际控制人的影响 |
| 7.7 本章小结 |
| 8.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启示 |
| 8.3 研究创新与贡献 |
| 8.4 研究局限 |
| 8.5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四、保持我国并购活动健康发展的实践途径（论文参考文献）
- [1]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2]多元文化场域中的行政文化整合机制研究[D]. 欧叶荣. 湘潭大学, 2020(12)
- [3]资产错误定价与企业投融资策略选择 ——基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创新和并购的视角[D]. 赵玲.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4]管理者过度自信、投资行为与公司财务困境[D]. 王宁. 吉林大学, 2020(08)
- [5]违规处罚对企业并购的影响研究[D]. 邓秀媛.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6]我国国有企业并购重组：历史演进及发展模式（1984-2018）[D]. 董少明.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0)
- [7]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并购的影响效应研究[D]. 刘奎甫. 南京大学, 2019(01)
- [8]中矿资源国际化战略演进及产业生态优化研究[D]. 张津伟.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19(02)
- [9]私募股权投资者的法律保护[D]. 秦杰.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1)
- [10]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非实际控制人董事会权力的治理效应研究[D]. 黄丹.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