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晋初年王道的贡献

一、试述王导在东晋初年的贡献（论文文献综述）

徐海波^[1]（2021）在《东晋南朝佛教与政治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许秀文^[2]（2020）在《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文中认为尽管中国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内容、结构、层次都是与国际接轨、借鉴西方国家既有制度构建起来的,但社会保障的思想和措施绝不是舶来品,而是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虽然我国古代没有“社会保障”这个语汇,但是历朝历代由国家主持、兴办,社会组织和个人广泛参与的仓储备荒、赈济灾民、救济孤寡、养老育幼、施医恤病等丰富的思想和活动,都在事实上发挥着社会保障功能,其活动性质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有着一定程度的契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其特定的社会背景与纷乱的政权更迭,社会动荡,战争频仍,自然灾害和疫病频发,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有迫切的被救助的需求。这样的乱世让人怀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与否、即或存在作用又能发挥几何、有没有研究的必要?基于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保障研究与其他断代相比较略显薄弱,重视程度不够,未能形成合理完善的研究体系。但翻阅史料可知,与人民希望被救助的需求相对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保障不仅存在,而且内容庞杂丰富,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帝王诏令中多有涉及社会保障的内容,纪传经文中也有若干救助、抚恤、慈善的记载,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的社会救助机构、医疗机构。当然在这样的时代,政府实施社会保障政策措施肯定有力所不逮的时候,适应社会需要,佛教、道教宗教组织、民间的宗族组织甚至个人广泛参与和开展慈善救助,作用凸显,成为政府保障的有益补充。中国历史上的纷争动荡时期往往也是思想意识活跃、旧制度衰亡、新制度开创的时期,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制度措施上如果有所发展完善,就是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史上的重要变革,值得全面梳理和总结,深入挖掘和研究,对其在中国社会保障史上的地位加以明确。本文运用历史学和社会保障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内容进行全面梳理研究。首先,从日常和自然灾害、战乱和疫病背景下帝王发布的诏令、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佛教与道教传播过程中的理念和活动以及宗族救助的事例中总结提炼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方社会保障供给主体的社会保障思想。其次,基于这一时期社会保障的具体表现,本着大体符合历史学、社会学研究的分类习惯,同时参考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分类标准的思路,将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划分为五个类别,即政府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宗教慈善和民间救助,由社会保障思想及这五类活动构成魏晋南北朝多元主体社会保障研究的体系架构。再次,对政府、宗教、宗族三方社会保障供给主体做出的社会保障实践进行由个别到整体的研究,对各主体做出的社会保障活动方式、效果进行梳理、归纳和相关探讨,力求从不同角度综合反映这一时期社会保障的总体样貌。主要包括政府主体进行的社会救助制度与实践、社会优抚制度与实践、社会福利制度与实践,宗教组织主体进行的佛教、道教慈善实践以及宗族组织为主体进行的民间救助。政府社会救助制度与实践,按其救助情况和对象的不同可以划分为灾害救助、贫困救助、医疗救助三类,以灾害救助为主,分别讨论政府在每一类救助中采取了哪些常规性和应急性救助方法,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各种社会救助措施实施中都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政权应对以上三种情况均有一套历代承袭的制度化举措,不可避免有一些制度流于形式,但也有一些制度的确起到真正的救助作用。社会优抚制度从军功封爵、休假制度、抚恤制度三方面体现了魏晋南北朝对军人以及军人家属政治上和物质上的优待和抚恤。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需要对于兵源的要求比较迫切,因而在优抚制度上下了更多的功夫,优抚思想与实践内容都开始变得比较丰富。这一时期兵役制度非常复杂,优抚制度也体现出等级性特点,比如兵士与将士的抚恤等级不同,北朝汉人服役性质的兵士待遇完全不能和鲜卑本民族军士相提并论。社会福利制度包括养老尊老、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社会若是群体的基本保障福利以及统治阶级官僚阶层的的身份性福利。有些社会福利已经制度化,尤其是在养老和身份性福利方面,其它福利则更多地体现出随机性和随意性特征。宗教慈善即当时的佛教和道教慈善是这一时期最具特色的慈善活动。佛教进入中国后,迅速顺应中国国情,入乡随俗,在意识形态上与玄学、儒学相结合,得以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传播,宣传其慈悲精神、因果报应思想、福田布施思想,劝导人们止恶从善、劝善化俗,通过济贫救灾、施医给药等慈善实践,为魏晋南北朝慈善思想和实践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活力。本土宗教道教的劝善去恶、救穷周急等慈善思想也成为我国慈善思想的渊源之一,并在发展壮大过程中通过诸如医疗等救济举动展现出它的功能,发展信众,救济社会,社会效果明显。以家族、宗族为主的民间救助历史悠久,是社会救助的基础层次和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分裂战乱、人民大流徙的背景凸显了宗族的重要。同宗血缘关系成为当时社会组织最理想的纽带,宗族成员间的救济、养老、助葬等慈善活动对敦亲睦族、维护基层社会生活稳定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在对各项社会保障活动进行分类探讨的基础上,从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体系的高度进行该时期社会保障研究的整体归纳,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多元主体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情况进行说明,分析三种不同主体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地位、作用,相互间的联系与冲突。由于动乱社会一些国家的官方社会保障缺失,客观上对民间救助提出了要求,宗族互助、宗教慈善等民间救助赈济活动便应运而生。这是该时期社会保障多元体系发展的社会原因,也是该时期社会保障的重要特征。与先秦至秦汉较单一的政府保障相比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多元主体社会保障模式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具有历史的进步性。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并不像一些既有研究认为的那样作用和影响不及秦汉,远输隋唐,在这样的乱世,对社会保障的得失和影响应该辩证看待。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处在初步发展时期,明显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保障层次也较低,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得当运用这一体系的政权,重视民生,保障到位,救助了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起到了安抚民心、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具有竞争力并统治长久;对社会保障不予重视的政权,穷兵黩武,忽视民生,社会保障缺失,在民心向背、社会秩序得失乃至国运长短上也有明显体现,社会保障与政权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因果关系。当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保障的作用也不能够虚夸,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和成效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社会治乱、国力盛衰、帝王贤愚、吏治好坏、经济强弱等情势无一不影响着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应该客观公正地对其进行评价。

魏杰^[3]（2020）在《钟嵘《诗品》玄言诗四家考论》文中研究说明杜预、王济、孙绰、许询四人均是晋代的玄言诗人,钟嵘的《诗品》下品将四人合列一条:“永嘉以来,清虚在俗。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风尚备。真长、仲祖、桓、庾诸公犹相袭。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可见在钟嵘眼中,四人的玄言诗是最能代表整个两晋玄言诗创作的。杜预其作为玄言诗人的身份少有人提及,这不仅是因其诗今已亡佚,更是因为关注点多集中在其对《左传》的贡献上。王济,太原晋阳人,曹魏司空王昶之孙,司徒王浑次子。《晋书》本传载其:“善《易》及《庄》、《老》。文词俊茂,伎艺过人,有名当世,与姊夫和峤及裴楷齐名。”然其玄言诗今亦不多见,故少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少有提及,但在钟嵘的时代,必定尚存有二人大量的玄言诗,故钟嵘方能有此评语。东晋是玄言诗大盛的时代,孙绰、许询以文才并世,冠绝当时,并称为东晋文坛宗主,对有晋一代的玄言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孙绰的玄言诗堪称东晋玄言诗之代表,典型地反映了其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特点。许询,其诗今仅存两首,终身不仕,以高迈见称。本文广泛收集晋四位玄言诗人的资料,并立足于各类文献与前人成果。采用“文本细读”和“竭泽而渔”的方法对谱主的生平进行考证,力图完成以下几个层面的研究:一、对谱主的生平、仕历、创作与交游做出详尽切实的考证;二、对四位玄言诗人在两晋的玄言诗产生、发展的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论述。本谱分为绪论、上下编两个部分:绪论:选题说明、研究综述、研究方法;上编:玄言诗人四人研究。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对四人与玄言诗的关系研究。第二章、第三章是对四位玄言诗人的家世的源流梳理,包括对四人的先世、祖辈进行考证,希图了解谱主的家庭环境对谱主的影响。以《晋书》、《世说新语》等史料为基础对四人的生平经历进行论述。下编为杜预、王济、孙绰、许询四人年谱。按编年的形式编排谱主的生平事迹、文学作品并进行详细考辨。

黄衍鑫^[4]（2019）在《东晋南朝北方政治流亡人士研究》文中认为自永嘉之乱起,直至陈朝灭亡,人口迁徙是当时最为显着的时代特征之一。这一时期人口迁徙的主体是下层民众,但也存在一些特殊群体,而北方政治流亡人士就是其中之一。整个东晋南朝时期,北方政治流亡人士在前往南方的过程中共出现了六次高峰期,分别是347-352年、383-386年、410-417年、442-444年、505-509年、524-529年。这些高峰期产生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北方政治混乱,政局不稳,大量北方人士为寻求稳定的政治环境而选择前往南方;第二个是南方政权的北伐获得重大战果,像刘裕义熙北伐灭亡南燕、后秦,又像陈庆之北伐一度攻占北魏都城洛阳。北方人士流亡南方的原因众多,经过全面考证,大致可以归为以下三种:其一为北方政治混乱,部分北方人士为避难而前往南方;其二为部分北方人士在南北战争中战败被俘;其三为部分北方人士出身汉族,心怀对南方政权的思慕之情,主动前往南方。北方政治流亡人士入南后,其在南方各个领域都多有活动,通过考证,这些活动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军事活动,多数北方人士被启用为将领参与北伐,在南北战争中表现活跃。其次是内政方面,北方人士对于南方的一些重大决策多有建言,并获采纳。第三是外交方面,北方人士的南下直接影响着南北关系,南北双方经常因北方人士的叛逃而发起战争。除此之外,部分北方人士也为南北交好而不遗余力地奔走。第四是学术交流,北方人士将北方学术思想带入南方,促进南北学术思想的交流与融合,有助于打破南北学术间的壁垒。虽然北方政治流亡人士在政治上多获任用,但其在社会层面却难以融入南方,常常被南方士族用“虏”一词来蔑称,在正式场合也多次受到南方士族的排挤。北方政治流亡人士入南后主要在两个方面产生过重要影响。在文化方面,北方政治流亡人士促成北学南传,起到增进南北文化交流的作用。在政治方面,从短期看,北方政治流亡人士入南之举多次直接引发南北冲突,增加了南北战争频率。从长期看,北方政治流亡人士主要还是起到缓和南北关系的作用,有助于消弭南北间对立情绪,推动南北关系由对立走向缓和,为南北再次一统做了铺垫。

李晓琳^[5]（2019）在《以方士之行求儒士之果 ——郭璞诗赋研究》文中认为在大部分人的眼里,郭璞是一个方士,风水名家。后人最喜欢谈论的郭璞作品是他的《葬书》和《游仙诗》,后世最广为流传的郭璞事迹都与堪舆卜筮有关。他用堪称神奇的方术卜卦为统治者解决了很多难题。他也因此步入仕途,也基本赖此得到升迁,使他成为了两晋之际的名人。其实,考察郭璞的生平经历会发现,他出生于儒学世家,受家传儒学的熏陶,从小就有济世之志,一生从未忘却报国忧民。以方术入世,以卜卦扬名,对郭璞来讲,实在是乱世造成的乱象,是一场误会,是身不由己,无可奈何之事。细细剖析郭璞传世的诗赋作品,也能看出渗透其中的儒士情怀,报国之心。从某种意义上说,郭璞始终是在用他的方士行为来践行他的儒士之梦,寻求儒学之果。对于郭璞诗赋中这个层面意义的解读,在目前学术界还是比较欠缺的。因此,本文以《以方士之行求儒士之果——郭璞诗赋研究》为题,试图通过对郭璞生平仕历的考察,以及对其传世诗赋作品的重新解读,摸索郭璞的心路历程,还原郭璞的儒士身份。以为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贡献自己的一得之见。全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交代选题缘由和选题意义,综述与本选题有关内容的前贤研究情况。第二部分是第一章《郭璞的生平仕历》,考察郭璞的生平和仕历,分析郭璞一生随世漂浮的不得已现实,以及对儒士身份的耿耿于怀和最后成全。第三部分是第二章,通过考察郭璞诗歌创作的情况,分析郭璞诗歌中体现的儒士意识。第四部分是第三章,通过考察郭璞辞赋创作的情况,分析郭璞辞赋中体现的儒士本分和报国情怀。第五部分是第四章,通过分析两晋文人的仕宦生涯和文学创作等情况,探析当时士人们儒道兼修,特立独行的种种异常做派,进一步说明郭璞以方士之行求儒士之果的无奈之举在两晋乱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考索郭璞充满无奈的人生,和浸透着苦涩滋味的作品具有窥一斑见全豹的典型价值。第六部分《结语》,归结论文。

潘司颖^[6]（2019）在《郭璞考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对东晋学者郭璞进行研究,除绪论外,共分四章。第一章对郭璞的生平重新进行考定。东晋初年门阀政治下,元帝与琅琊王氏及江东大族的矛盾日益凸显,这是郭璞后半生遭际的一个大背景。元帝太兴四年以及永昌元年,郭璞连上四道奏疏,劝告元帝减省刑罚,宽和待下,表现出与琅琊王氏高度一致的政治立场,遂被王敦召为记室参军。但郭璞为王敦所召后,极力劝止王敦反叛朝廷的野心,最终因此遇害。出身寒门的郭璞,凭藉卜筵才能,因缘际会,得以进入当时政权的中心地带,并与众多左右天下大势的人物相周旋,故而他既是门阀政治的参与者,又是门阀政治的边缘人。第二章分析郭璞的知识背景与思想世界。汉晋之际,学术界风气渐变:以博学多识为特征的通人之学,为务本尚简的老庄玄学所取代。然而,从现存的材料来看,郭璞精通易学与术数,对文字知识、草木鸟兽虫鱼知识、历史知识等无一不通,继承了汉儒通人之学以及焦延寿、京房一派的易学,与时代潮流出现明显错位。郭璞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旨趣与新学风龃龉不合,这是其生平遭际的关键原因之一。第三章分析郭璞的诗歌。郭璞以游仙诗擅名诗坛,诗中呈现出的“坎壈咏怀”与“列仙之趣”两种旨趣,相辅相成,共同造就了《游仙诗》的特色。除《游仙诗》外,郭璞还有十一首诗歌留存至今,这些诗歌对郭璞形象的还原有一定的价值。第四章分析郭璞的辞赋。郭璞现存辞赋十一篇,创作于人生的不同阶段。根据文本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类:写景抒情类、咏物抒情类、流寓纪行类、政治寄托类,分析其中蕴含的思想感情同样有助于理解郭璞的形象。

李超儒^[7]（2019）在《汉晋人物品题中“比论”研究》文中提出人物评议一直是中国历史固有的社会文化现象,而汉晋时期的人物品题又是中国古代人物评议中独特的社会文化景观。我们注意到,“比论”是汉晋时期人物品题中常用的方式方法,通过对“比论”品题的研究和探索,可以窥视这个时期人物品题鲜明的时代特征。东汉时期不仅是门阀士族登上政治舞台的时期,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从上古政治文化统治秩序变为中古政治文化统治秩序的过渡期。中古政治文化统治是门阀士族与名士共同维持的统治秩序,维持的关键手段就是人物品题,而“比论”是汉晋时期人物品题的核心现象,即“比论”实质上相当于人物品题中“品”的涵义。因此“比论”在中古政治文化统治秩序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比论”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反抗上古政治文化统治秩序上,即对于汉代经学所表现的政治人伦秩序如“君臣”关系、“父子”关系等或强或若的反抗,中古政治文化统治秩序正是在反抗上古政治文化统治秩序中建立起来的。其次,“比论”的重要性体现在其存在的复杂性上:“比论”是与门阀士族势力同生同灭的;“比论”在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影响;“比论”的存在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随着“比论”标准的变化而分为不同的阶段。最后,“比论”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其多维度的影响上,它不仅仅影响当时人物的心理,而且在身体层面也对当时人物有着或大或小的影响。“比论”现象的生成有着极为深刻的根源,它是中国“文士传统”、“文化传统”以及当时的“政治因素”、“社会因素”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而产生的结果。因此,对于“比论”的研究不仅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汉晋历史,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历史文化。

杜春阳^[8]（2019）在《京口武力集团风尚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力图通过研究京口武力集团风尚的转变的动因、阶段和层次,进而揭示这种转变的本质。在这一过程中,本文将讨论不同的家族对南朝文化的贡献和影响。本文共五章:第一章,京口武力集团及其成员概述。本章通过梳理京口武力集团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揭示了晋末宋初这一集团由反抗桓氏压迫到“造宋”——即建立自身皇权政治——的奋斗目标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集团中涌现出的十个武力家族开始了建立和强化新的皇权统治的努力。第二章,宋齐之世集团风尚由武趋文。本章通过描述安上里刘氏怀肃支等五个家族的转变,试图勾勒出宋齐之世京口武力集团由武向文的风尚变迁。晋末宋初,安上里刘氏怀肃支和彭城吕县刘氏呈现出一种武勇粗蛮的风格,仍是一副武将风尚。宋齐之际,集团风尚发生了变化:高平金乡檀氏出现了檀超这样的好尚文雅之士;彭城绥舆里刘氏的刘骏、刘彧二帝也展现了刘宋皇室附庸风雅的倾向;东莞莒县刘氏则提倡文治。第三章,齐梁之际集团步入文化士族。本章通过彭城武原到氏等五个家族的变化,力图说明齐梁之际京口武力集团的武将家族文化地位跃升,逐步成为文化士族的过程。彭城武原到氏、安上里刘氏勔支和东莞莒县臧氏三个家族转变为文学世家,前两者在文学上更有成绩,臧氏则更以学术见长。然而,在学术和文学上都有成绩,并成为真正的高门文化士族的,还是兰陵萧氏。第四章,集团风尚变化的层面与趋势。本章将京口武力集团的风尚变化,概括为由“武将”到“文士”,并分成两个层面研究。第一个层面,是由尚武到尚文。所谓“尚武”,包括“善弓马”、行为粗鄙无礼、崇尚事功和缺乏教育四种表现。所谓“尚文”,则意味着武力变弱、作风清雅、鄙弃俗务和重视文教这四种变化。由尚武到尚文,就是这四个方面的变迁。第二个层面,则是由“将”到“士”,主要是指政治、社会地位的提升和文化影响的扩大。第五章,集团风尚转变之本质及影响。京口武力集团的风尚在南朝经历了由“武将”到“文士”的变迁。其实质则是晋末以来活动在京口地区的“尚武”之次等士族,在利用其武力推翻门阀政治之后,面对高门士族高严门第的压力和自身寻求与政治地位相适应之社会地位时,争夺社会声望和适应门第社会秩序之表现和结果。

王莉^[9]（2017）在《东晋谯国桓氏家族政治运作研究》文中认为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与五胡南下造成了中华北方的遍地硝烟,流亡的北方（西晋）朝廷在世家大族的扶持下南下建康建立了东晋朝,但从此也开始了帝王与世族共掌朝权的时代: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四大家族,相继而治,对东晋政治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以东晋谯国桓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桓氏家族在东晋时期的政治军事活动研究,考察其家族的政治运作,探析其家族的兴衰发展过程,并探讨谯国桓氏家族对东晋政治所产生的影响。东晋谯国桓氏为东汉世家大族桓荣后代。汉晋之间,桓氏家族经历了曲折岁月,由累世公卿的经学世家到曹魏时期遭遇嘉平之乱,没落成为刑家,直至东晋朝又逐步兴起。桓彝致力于东晋建朝初期发展家族政治事业,特别是注重南北士族之间交流往来;最后身死立名,为桓氏家族初显于东晋奠定了基础。桓温在桓彝政治积淀的基础上,以其突出的军事政治才能,得以朝廷重用,出任荆州这一重要方镇。得此契机,又凭借桓温的雄才大略,稳固了荆州势力,并逐步展开以荆州为大本营的政治扩张:北上征伐,东下京师,权倾朝野,家族势力发展到顶峰。桓温去世之后,桓氏家族威望骤减;其弟桓冲审时度势,以保家族大局为重,自避锋芒,出让扬州。桓冲几经周转回镇荆州大本营,虽然桓氏势力遭遇滑铁卢,但是根基得以保存,最终桓玄得此长期势力积淀而迅速崛起。桓玄,甚至取代晋室,建立大楚政权。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谯国桓氏家族始终立足以荆州地域的扩张为横轴,推动着家族与东晋朝的历史纵向发展。纵观东晋谯国桓氏家族发展过程,两起两落,随着大楚政权昙花一现,桓氏家族也退出了政治历史舞台。由于谯国桓氏家族在东晋属于新出门户,这一家族没有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家族那样深厚的政治积淀。谯国桓氏以武事为专门的寒族,门望和社会根基薄弱。即使桓氏凭借一时强权,获得势力膨胀,其社会政治地位终究不稳固。桓氏两次东下京师,都在短时内被逼退。桓氏以经营荆州,取得在东晋政治舞台上的资本,但是也因其势力地域性的限制,从根本上决定了桓氏家族很难在东晋政治舞台上获得更长远的发展。更何况在中古时代,一个家族的发展,又多取决于家族子弟的才能和运作,桓玄将家族势力发展到顶峰,却没有统领天下的政治修为,最终被刘裕打败,大楚政权灭亡,谯国桓氏家族衰落。

韩扬文^[10]（2016）在《玄思的开显与魏晋玄言诗》文中研究指明玄思作为一种极为精微幽深的思维形态,其道说方式与本体论所倚重的概念建树、逻辑推演及抽象思维有很大差异。尽管玄思微妙深湛,但它亦非恒久静默,不可道说,玄思能够通过一些灵动的语言形式开显出来。追问玄思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及古典诗歌中的表诠,将之主要收摄于玄学蔚兴、玄言诗风靡天下的魏晋时期无疑是一个上佳之选。本文所论玄思的开显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玄”之本义与玄思在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源头,及其在先秦时期的玄典中所建立起的抒义范式。“玄”义项纷纭,其中既包含着抒义性的思维,也渐渐演化出本体论的倾向。由于其义项的复杂性,后世衍生出种种对于“玄”的不同解会。但具有抒义性的玄思是更为本源性的。《老子》中具有抒义性的对消,具有运作性的动词及连续展开的让度式追问;《庄子》在卮言、寓言、重言中所展现的种种开境方式,皆对于玄思之抒义做出了基调性的示范。第二,“玄”之义项的分流与魏晋玄学之间的关系。本体论意义的“玄”进入玄学以后发展为辨名析理的思想方法,发展为崇有或贵无的单一倾向,发展为树立层层名相的《言尽意论》;而抒义形态的“玄”进入玄学以后发展为清谈中的当机性道说,发展为向秀、郭象《庄子注》中“迹冥”、“独化”的有无双遣之论,发展为荀粲、王弼的言不尽意论等。何晏、王弼等魏晋玄学家的思想中,同时含有以上两种相互冲突的论断,他们笔下的“无”或“玄”,有时是本体化的,有时则是境域化的。第三,“玄”之义项的分流进入魏晋诗歌以后所形成的诗歌形态之分际。本体论意义的“玄”与本体论形态的哲理发展为此期以孙绰、许询、支遁等为代表的玄言诗;而抒义论形态的“玄”与缘化的玄理不仅影响着嵇康、阮籍、陶渊明等思想家极其玄化的人生;且显示为呈现本真之境域的玄态诗。但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东晋玄言诗人们除了写作直陈哲理的作品以外,同时也创作了一些趋于玄态的诗歌作品。魏晋玄学的驳杂最大程度地体现在东晋诗人的身上,他们既接受了本体论思想,同时也部分接受了玄化的抒义方式。玄言诗的两种形态——概念的玄言诗和域发的玄态诗在东晋时期实际乃是并行于世的,它们在出现顺序上没有绝对的分际和次第性的关联。魏晋玄态诗的顶峰出现在陶渊明手中,他在诗中巧妙示例了种种合于玄思的抒义方式,如显示本真之象的方式,层层遣荡的方式,往复反顾进而寻求中道的方式等,这使他的诗得以在缘化的境域中即现象即本体地开显微妙的玄思。而作为后世对于玄言诗或玄态诗的应和,王维对于玄态诗作出了玄化的回应,而苏轼诗则多半对于玄言诗做出了知性的应和。则对于“玄”的不同解会,其实一直在幽暗中影响或护持着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以“玄”命名的学术和诗歌中,有的取用了“玄”趋于本体的义项,而其中的另一部分则对于“玄”缘化的本义做出了微妙的呼应。至于此中何种形态是更“玄”的,更本源的,这一问题应当引起玄学研究者及玄言诗研究者的深思。

二、试述王导在东晋初年的贡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述王导在东晋初年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2）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钟嵘《诗品》玄言诗四家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4）东晋南朝北方政治流亡人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以方士之行求儒士之果 ——郭璞诗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郭璞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7）汉晋人物品题中“比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京口武力集团风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东晋谯国桓氏家族政治运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玄思的开显与魏晋玄言诗（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述王导在东晋初年的贡献（论文参考文献）

• [1]东晋南朝佛教与政治关系研究[D]. 徐海波.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魏晋南北朝社会保障研究[D]. 许秀文.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钟嵘《诗品》玄言诗四家考论[D]. 魏杰.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4]东晋南朝北方政治流亡人士研究[D]. 黄衍鑫. 山东大学, 2019(09)
• [5]以方士之行求儒士之果 ——郭璞诗赋研究[D]. 李晓琳. 杭州师范大学, 2019(01)
• [6]郭璞考论[D]. 潘司颖. 厦门大学, 2019(08)
• [7]汉晋人物品题中“比论”研究[D]. 李超儒.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3)
• [8]京口武力集团风尚研究[D]. 杜春阳.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3)
• [9]东晋谯国桓氏家族政治运作研究[D]. 王莉. 云南师范大学, 2017(11)
• [10]玄思的开显与魏晋玄言诗[D]. 韩扬文. 云南大学, 20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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