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析北宋士人“治世”才能缺乏的原因（论文文献综述）
王海宾[1]（2021）在《《八朝名臣言行录》文献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八朝名臣言行录》成书于南宋乾道八年（1172）,是“言行录”体史书的开创之作,是南宋大儒朱熹纂修的一部重要史书,是书取材广博、考证精当、内容丰富、体例独特、文献价值极高。朱熹本着“有补世教”之目的纂修了《八朝名臣言行录》,希望当世君臣能够通过此书“以古鉴今”“因人省己”。朱熹以独特的视角选择了北宋八朝104位“名臣”,将他们收录于《八朝名臣言行录》,通过“名臣事迹”展现北宋160余年的历史。其独以一朝“名臣”汇为一书,每位“名臣”的传记由小传、正文、注文组成,该书采摭北宋笔记、文集、碑传、杂纂等200余种文献,分条叙述,基本直录原文,自注出处,其“体裁、义例”别具一格,兼具“征实”和“善叙”的特点。此体例,该书当属首创,可称为“言行录体”。言行录体例史书源于正史列传,经朱熹创立,形成了编纂结构独特的新史体,其以时系人,以人系事,提纲挈领,以叙人臣之迹,以寓“八朝”之史。自《八朝名臣言行录》起,“言行录”体例史书的载述范畴得以确定,编纂结构模式得以建构,撰述思想得以生成。其后,历代续仿之作不绝,形成了“言行录”史书系列,朱熹首创之功,堪称不朽。《八朝名臣言行录》历代屡有刻印,形成了诸多版本。南宋至明清时期,其主要有“一详一略”两本版本系统。一是目前所见该书最早的版本,即南宋“淳熙本”;另一个是流传最广的版本即“李衡校正本”;两种版本各具特色,各有价值。此外,还有被学界所忽略的一个版本,即《新纂门目十朝名臣言行录》,可称为“新纂本”。研究发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新纂门目十朝名臣言行录》与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宋淳熙刻本主体内容相同,惟个别部分有增删,可断定其脱胎于《八朝名臣言行录》早期版本,与淳熙本为同书异本。其与淳熙本行款、版式等亦有别,亦显示为别一宋版。该本不见于目前学界梳理的《八朝名臣言行录》传世版本系统,为朱熹该着一新发现的版本。该本既有助于完善《八朝名臣言行录》版本系统的整理研究,又可补淳熙本之缺页,有校勘之用,并对《八朝名臣言行录》有所增补。《八朝名臣言行录》是辑佚、校勘北宋典籍,研究北宋人物、考辨史实的重要文献。经初步统计,全书所征引并注明出处的文献2151条,全书总计约32.9万余字,能确切统计的引书215种。其主要来源于各类单篇文献120余种,包括单篇“言行录”、神道碑、奏状、行状、序文、题跋、墓志铭等文献;还包括笔记、小说、语录、家传、别集、总集、杂史等类书籍近90余种。这其中涉及很多现已亡佚的文献,如:《巵史》《荆公语录》《范太史遗事》《范忠宣言行录》《蓬山志》《系年录》《仁宗君臣政要》等;也涉及很多传至今日已非足本的书籍,如:《玉壶清话》《东斋记事》《韩魏公遗事》《杨文公谈苑》《吕氏杂志》《金坡遗事》等。《八朝名臣言行录》征引的现已亡佚、残存之书主要佚文约380余条,可校补它书之误、脱、衍、倒,极具“征文考献”之资。《八朝名臣言行录》流传广泛,其后历代书目文献对其多有着录;类书、杂纂、文集、笔记、方志等各类文献对其广泛采摭;其在流传过程中成为官方学校和私人藏书中的必藏书目;古代学者时常利用该书考证历史或校补它书。在流传过程中,《八朝名臣言行录》被奉为经典,其成为士人案头的必读之书,成为士子学习社会历史知识的范本;士人认为可以通过阅读该书提升莅官处事的能力,并能提高自身修养。《八朝名臣言行录》故事性强,其内容易于读者接受,体现了其传播朱熹思想的重要性。《八朝名臣言行录》因其自身的诸多优势及时代发展之影响,加之朱子学在思想界的权威所致,其渐成经典、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盛传不衰。
甄跃达[2]（2020）在《傅山道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傅山是明末清初值得关注的一位学术大师。以往的研究过于重视其遗民和启蒙思想家身份,而对他与道家道教的关系认识不足。该文论证傅山道学概念的成立,以此解读其思想在明末清初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独特意义,深化明清之际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明末清初精英士人的思想,呈现出在自由思考中走向现实主义的总体倾向;而“一般思想、知识和信仰的世界”,呈现出更强的世俗化特征。傅山的家乡山西,地理区域性突出,多民族聚居,有着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时代和地域的这些思想文化特征,通过世代的累积和个人的经历,塑造了傅山偏好道家道教的思想倾向。即使他的被后世视为遗民行为的反清活动,也是以道家道教思想为指导的。探讨傅山的道学思想,首先需要分别探讨其道家思想和道教思想,然后分析二者能否统合为道学思想。在道家思想部分,傅山突出了“道”的本体地位。为阐明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关系,他以“精”作为“道”和“气”之间的概念:道中有精,气由精生,经验世界由气生成。在这种认识下,傅山指出人对经验世界存在原生是非和衍生是非两种经验认知;个人回归于道的总体规划是“性修反德”,但此过程中也要打破经验认知,回归“真知”。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双重建构,也使他的伦理思想、政治思想和事功思想兼具入世和出世的双重特征。当然,在构建其道学思想过程中,他对老庄之学和黄老道之学的思想都有吸收。傅山确实有宗教信仰,而且他对道教、佛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的认识都处于时人的前列。傅山师从郭静中,成为全真道龙门派第六代弟子。《道藏精华》中的丹亭真人传道密书和《玄机口诀》,在内丹思想上与《傅山全书》所见傅山的内丹思想有相似之处。笔者认为傅山纂录两部道书的可能性较大,但支持这种认识的文献证据尚不够充足。傅山的道教思想有比较明显的全真教特征,“性命兼修,修性为先”。他会通道教内丹学、中国传统医学和道家思想,是对道教思想的重要贡献,也是“道学”概念成立的重要理论基础。道学思想是傅山思想的核心,由此形成了他以“觉”为核心的学术思想。“觉”兼具信仰和学术理性双重特征。它可以被视为北方士人在经世致用的时代潮流下,突破了宋明理学学术体系的一项学术成就。傅山在道学思想的基础上诠释和吸收先秦儒、墨、名等家的思想,并大力批判宋明诸子的理学思想。傅山的道学思想借鉴佛教思想之处实多,但在宇宙论问题上始终站在道家思想的立场上。道学与文学、艺术的关系,实际蕴含了道的应用和表达问题。傅山的医学思想以人体“水火互藏”说为基础,因此重视人的生理和精神两方面的健康。由于个体的精神状况受外部世界的影响较大,所以他在思考“道”与“术”的关系时,注重具体的“世”的背景。傅山不仅对人的表达问题有深刻思考,而且对人表达思想情感的文学艺术形式规律也有自己的探索。他在文学和书法上追求“自然”境界,显示了其文艺思想的道学特征。
黄辉[3]（2020）在《明代书法美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代书法美学思想重本源、重艺术审美、强调书法的精神寄托,追求书法的哲学境界。其美学发展有着清晰的演变规律,从道德束缚走向艺术审美,进而转变到强调创作主体“意”的表达和性情的解放,最后走向禅宗的静穆,回归理性的反思。本文通过明代书家对书法的研究,充分挖掘明代书论及前代书论,探讨明代书法美学思想发展的自身规律,并将其置于中国哲学文化的背景之下,从经验到哲学,从书写法度到审美追求,从道德到生命关怀,以确立明代书法美学在三千年书法史上的坐标,并试图构建明代书法的知识谱系。本文在研究中,着重考察每一个阶段的书法美学思想及其特点,并兼顾到问题的复杂性,以揭示此阶段书法美学思想存在和发展的意义,进而构建属于明代书法美学自身的知识系统和框架。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整体考察了明代书法美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基本概况。本文主要从哲学文化、审美范畴等视角来考察明代书法美学思想的历史演变轨迹,并以明代文艺思潮的发展作为参照,按时间发展顺序,把明代书法美学思想划分五个阶段,并分析了每个阶段的书法美学特征,提炼出此时期的书法美学范畴,深入探讨美学范畴的内涵与外延,以及此范畴的具体表现,最终梳理出明代书法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其主要特征。第二章分析了明初“寓理于书”书法美学观念的成因和表现。明初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思想,书法的理学色彩得以强化,书法成为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体现礼法的工具。明代初期的书法继承了元代回归晋唐的复古路线,赵孟頫的书法则视为学习晋唐书法的桥梁,故而赵孟頫的书法地位在明初并没有受到影响。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朱熹的书法观念成为了理学批评的标准之一,以中和之美作为书法的评判标准,限制了书法艺术性的发挥。本章分析了在理学的影响下,书法的三种外在表现形态,即强调“书品即人品”的伦理学价值;强调性情之正;强调书法载道的社会功用。明代初期书法的社会功用,书法的展示效果附着于文字的应用,即台阁体书法,由于台阁体书法代表着庙堂士人的审美旨趣和帝王的价值标准,决定了书法的社会属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明代台阁体文风、皇权制度对台阁书家审美旨趣和心态的影响。第三章讨论了明代复古主义思想对书法美学思想的影响。分析了明代复古主义的诗文主张对王世贞书论的影响,王世贞“以古雅论书”,并以魏晋书风作为古雅的理想标准。以高举复古主义为代表的书家,推崇“二王”的正统地位,使得晋唐名家的书法传统很好的在明代中后期延续下来,开创了明代帖学书法的新局面。可见,重视本源,深察前代书法之流变,融会晋唐书法的帖学传统,依然是明代书家的历史担当。本章分析了王世贞“以古雅论书”的三个理论形态,即古雅的审美境界;书法的形态与古雅的关系;反对俗书。探讨了王世贞古雅书法的理想标准和评判标准,进而讨论了王世贞对赵孟頫、祝允明书法的评价立场。最后,分析了晚明赵宦光对“格调”说的继承和发展,以及“格不古则时俗,调不韵则旷野”“晋法藏于韵,唐韵拘于法”的理论内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延续书法的历史文脉问题。第四章论述了明代吴门书家群对宋人书法的学习及对“意”内涵的挖掘。本章以宋人的“意”为切入点,深入地考察了吴门书家对“意”内涵的深入挖掘,以此来探讨吴门书家的书法史学观。祝允明深察前代书法之流变,重视本源,他曾批评世人学习书法“不察其祖宗本貌”,为了防止书法脱离传统,祝允明提出了“沿晋游唐,守而勿失”的书法观,正是明代中期以来,书家“深察前代书法之流变”,故而避开了明代初期重形质而轻神采的书法观念。明代的吴门书家群虽然“重意求韵”,但是他们却将宋人书法中的“意”与晋唐书法中的“韵、法、逸”相勾连,追求尚雅的审美境界。本章还着重论述了吴门书家的学古求变的时代背景,分析了“重意求韵”思想对明代后期书法的影响,分析了晚明董其昌与王铎对晋韵的强调,董其昌首次确立以“韵、法、意”三个概念来区分晋、唐、宋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确立了自己的书法史观,在书法创作上,他以晋韵为宗,唐法为径,宋意为新,形成了自家面貌。王铎则将晋韵直接等同于“二王”书风,认为“书不宗晋,终入野道”,视晋人书法中的“韵”为最高审美境界。第五章考察了阳明心学对书法美学的影响。明代中期以来,受心学的影响,书家开始强调书法中的艺术性,行草书开始朝着个性化的方向发展。书法能够传达出人的性情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徐渭已将书法视为自己生命的表征,在他那里,书法即是生命,并成为了他的精神寄托。徐渭以书法再现“真我”,把书法的笔墨形式与生命精神统一起来,将艺术的生命精神赋以人格化的生命关怀,与庄子哲学相通,去体悟生命的美和道德的善。晚明个性化的书风实因书家真情的注入,书法的达情功能已变为主导因素,心学在此过程中提供了文化支撑。本章讨论了情感是书法的本质要素,分析了情感得以释放的内外环境,以及阳明心学对情感的体认。强调了情感的自然状态是书法得以发展的最佳状态。分析了书法的形态与性情的相互关系,指出了书法的根本特征是表现人类情感的真实性。同时,讨论了“真”的三种理论形态,即“真我”观念,人格化的生命关怀,以及书法与中国哲学“精、气、神”的依存关系。第六章分析了晚明禅宗思想对书法的影响。中国书法的演进过程需要文化传统的支撑,书法艺术的传统根基于文化传统,哲学作用于书法,不仅可以影响到书家的思维、认知方式和接受心理。有时,哲学的新变会为书法的创新提供文化的支撑。然而,书法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艺术,它不仅需要技法层面的支撑,还需要技进乎道。书法的审美境界基于书法的形式而归于文化。晚明的董其昌以禅喻书,在书法上主张顿悟,化解了书法的诸多难题,他以禅境为书境,追求魏晋书法中“古淡”的艺术效果,将“淡”视为一种人生境界,一种人格精神的表现。在书法上实现了自我超越,开启了晚明书法艺术的新潮流。本章分析了“古法”传统在晚明的延续问题,提出了“悟”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论述了书法的审美境界与禅宗的密切关系,以及庄禅思想对书法的影响。分析了董其昌在此时期如何运用禅宗思想进行书法的转化。分析了董其昌书论中“生”的两个理论层面,一为技术层面,二为审美层面。结语部分总结全文,从道德品格、技法品格、审美品格、哲学品格四个层面对明代书法美学思想进行了概括。本文对明代书法美学思想的内涵及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理论形态,进行了重新梳理,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挖掘其理论价值,通过创新研究观念,揭示了明代书法美学思想与道德、技法、审美、哲学的互融共存关系。
张子峻[4]（2019）在《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文中指出宋代儒学聚焦于国家秩序的理论建构,主要表现为以道德介入治理的伦理政治理论。宋儒治理哲学的核心议题是关于道德的正当性与普遍性之论证,其基本思路是为人伦世界的道德奠定形上根基。然近百年来学人对宋代儒学的研究偏于概念辨析和体系建构,于宋儒为学之旨关注较少。学人欲揭示宋代儒学的经世之旨,就须从概念辨析和体系建构的思想世界,回归到产生这种思想的历史世界;而讨论宋儒如何建构政治治理的理论内容,则须从历史世界再次回到思想世界。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建立了以“道”和“理”表达秩序追寻的理论言说范式。这一范式以“自然”的客观性论证道德的普遍性与正当性:道、理是天道之“自然”,同时也与人伦之“当然”对应,形成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天人相关”论证。天人相关论以天人之间的相似、相关进行比附、推类、模拟,以此论证人间社会制度的正当,这是基于对生产、生活中天人之间的相似情景进行的论证。宋儒以接续孔孟之道、复三代之治为己任,其治理理论继承了先秦儒家以“道”“理”论“治”的范式。但宋儒在“出入佛老”的历程中,融贯“心性”与“天道”为伦理政治之道德确立形上地位。宋代伦理政治直承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正当性与普遍性之论证问题,但宋儒更加强调从“性命”与“天道”融贯的角度,进行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之普适性证成。这一过程是从宋初强调制度性的“治术”,进展为以道德性之“治体”引导制度性之“治术”的“体用”结构。同时在佛、道性空、无为诸说对形下之治术、治体的消解中,于北宋中期展开道德性之“治体”的形上立法,即关于“道体”的建构。“道体”建构是对道德性之“治体”的形上提升,以王安石、张载、二程为代表。“道体”的确立标志着自先秦以来,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的普遍性与正当性证成之完成。具体而言,王安石早期重视《论语》《孟子》,他在北宋首倡“道德性命之学”,建立起政治治理理论中道德性之“治体”引导制度性之“治术”的体用模式。但其思想中期转而重视《尚书》、《诗经》、《周礼》,以论证其更革的正当性。荆公经诠所据经书,大致有一个从重视“四书”（《论语》《孟子》《中庸》等）向重视“五经”（《尚书》、《诗经》）的变化。这一变化表明他更为侧重制度性之“治术”,忽视进一步对道德性之治体的阐释。这表现于哲学阐释上,是他虽然用“道之体”来统摄“道之用”,然“道之体”的呈现却依赖于“道之用”,更强调“适用为本”,导致体用二本。即制度性“治术”与道德性“治体”的“二本”,没有完成“内圣外王”的体用衔接。荆公试图以经典解释和文字诠解工作来重建“道”的整全性,以消除“二本”之弊,但因其经解风格有汉儒孔、郑言简意赅之风,加之又多牵附之弊,所揭之“道”未获普遍认可,未能实现“道”的统一。这促使在他执政和变革中,倚靠从帝王借代的“势”压制异己之“道”,促使“道—势”问题的凸显。荆公阐扬“道德性命”,但杂糅佛、道,未给伦理政治之道德内容确立道体地位。奠定道德的形上地位,首先就要瓦解佛、道的理论根基。张载以“虚”的聚散阐发宇宙生成论和宇宙本体论,来完成这一任务。宇宙生成论的目的是否定佛、道性空、无为思想,“虚”聚合为形质之“气”,进而产生万物,即以“虚→气→万物”这一过程,说明万物实存,彻底否定佛、道之学的根基,横渠“四为句”就是挺立儒者任道精神的体现。宇宙本体论则以“虚”所具湛、静、无形等属性,确立“虚”的本体属性,在宇宙生化中,人禀受“虚”的属性,用以解释心性的至上来源,从而赋予道德性之心性的至上与普遍,为道德奠定至上依据。但张载阐释的“清虚一大”之“虚”,合“性气”与“形气”为一体,尚有形下之嫌。理论上,形下之气无法为道德奠定最高依据,因而横渠在“道体”奠立上尤有缺失。二程将“虚”的“性气”与“形气”剥离为形上之“理”与形下之“气”,由此展开“道体”建构。他们首先完成由“道”至“理”的话语转换,确立“理”关涉秩序的论说模式。同时,由“天即理”完成“理”的本体论证,由“性即理”赋予“天理”道德内容,由“礼即理”证成治术、治体之形上地位。由此,二程将前人外在论证转到“一天人,齐上下”的内在论证,从外在论证的推类、比附转向以人道“心性”与天道“自然”融合,将人道之“当然”奠基于天道之“必然”,完成伦理政治之道德的形上化,即从“治术”“治体”提升至“道体”的理论建构:道德性仁义之“治体”引导制度性法、礼之“治术”,同时在应对佛、道挑战中,将道德性之“治体”提升至“天道”“天理”的层面,完成儒家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之形上化。宋儒将伦理政治的道德内容形上化、绝对化,存在某种理论危险。首先,形上化的道德虽能为道德树立权威,但也能因其绝对化而出现“以理杀人”之问题。再者,至上的“道”既可能是“绝对真理”,也会因此被利用为排斥“异论”的思想独断。最后,在所有寻求秩序的策略中,道德仅为其中一端,宋儒将道德上达为天理、天道,塑造其为最根本因素,掩盖了秩序实现仰赖多种渠道的事实。而在反思宋儒道论时,从塑造“当代”国家型态的历史原因回望传统儒家治理之学,还可从“传统”至“当代”的“内生演化”中,挖掘当代国家治理的历史资源。
张建坤[5]（2019）在《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元佑学术”是个历史上的特定概念,有比较明确的内涵,一般是指北宋后期和“荆公新学”相对立的理论形态,以朔学、蜀学和洛学为主干,而非宽泛地等同于整个元佑时期的学术。相应的元佑学术群体,指的也不是整个元佑时期的学术群体,而是有着一致的“元佑学术”背景的士大夫群体,以司马光学派、苏轼文人集团和洛学学派为主体。“元佑学术”是“宋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阶段,上承“庆历学术”,与“荆公新学”并驾齐驱,下启南宋“道学”。“元佑学术”与“元佑政事”关系紧密,甚至被视为“元佑政事”的意识形态。近百年来,学界虽对“元佑学术”中的蜀学、洛学已作了丰富的个案研究,但从整体上观照“元佑学术”的基本面貌、问题意识与共同旨趣等,尚嫌不足。宋代士大夫一般都兼具学者、官僚、文人三重身份,他们的学术和他们的政治理想、政治行动密不可分,主要目的即实践他们的政治理想,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元佑学术”,有助于理解“元佑学术”的本质属性。实际上,“元佑学术”的焦点不在于对“熙丰新法”和“荆公新学”作批判性的理论反思,而在于调适北宋立国以来的“内向治道”规范。所谓的“内向治道”规范,就是一种内倾至皇帝个人修养与权威的统治原理,它以社会政治稳定为中心目标,以“安内养外”的外交原则、“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清静致治”的统治方针为基本内容,一方面强化了北宋的皇权支配,带来了百余年的太平治安盛局,另一方面又导致一系列社会政治弊病。“元佑学术”本质上是要趋利避害,在维护“内向治道”规范的基础上,消除其弊端,既维护政治稳定,又确保社会发展;既加强皇帝集权,又落实士大夫用权。“元佑学术”的这条政治思想道路先于“熙丰变法”而存在,反对“熙丰新法”和“荆公新学”实则“元佑学术”的一种可能性结果,而非根本性目的,不能径认为“元佑学术”的本质属性是批判“熙丰变法”和“荆公新学”。鉴于政治思想的理论深度及现存思想资料的丰富性,比较合理的选择是以司马光学派中的司马光、范祖禹、刘安世,苏轼文人集团中的苏轼、苏辙、秦观、张耒,洛学学派中的程颐为元佑学术群体的主要代表,通过他们的核心政治观念来解析他们的政治思想,进而理解“元佑学术”的基本面貌和本质属性。“中和”是司马光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政治观念,它本质上是实践的,重心在于“执中治心”,侧重于外在的“制中”之法。这在政治上要求按照传统儒家“礼所以制中”的理路,建立“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礼治政体,使日益强化的皇权支配,回归无过与不及的平衡状态。司马光的中和政治实践论在元佑时期被付诸实践,却因其内在困境所限,非但没能消解皇权支配的绝对性,反而推进了北宋皇权支配的强化进程。“帝学”是范祖禹一系列面向哲宗的着作的共同思想主旨,它是以“学成圣王”为目的,以《大学》纲领、条目为主干的道德、知识系统,实质上是一种旨在“正君心”的为己之学,以儒家先王之道为准则的正统之学。“帝学”也有丰富的治道内容,归根结底则是“法祖宗”,尤其是“法仁宗”。然而,“学成圣王”的教育目标十分高远,不免给年幼的哲宗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影响哲宗对元佑之臣的政治好感。刘安世的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公议”政治精神中。他基于阴阳消长的易道变通精神及“君臣一体”的身体政治隐喻,按照进君子、退小人→公议→台谏的政治逻辑,展开了他的“公议”政治精神,这种精神又集中表现在他立足台谏制度,积极维护台谏官员政治意见的表达与实践,以期消除朋党,坚守元佑“国是”。然而,“公议”与“国是”同具专断性,刘安世虽张扬了“公议”政治精神,有利于消解皇权支配的绝对性,但也使“公议”异化为了少数台谏官的“私议”“横议”,打破了权力制衡机制,给元佑政局蒙上一层阴影。“人情”是二苏政治思想的底色,这个“人情”是一种“情—理结构”。这在政治上,要求皇帝“通上下之情”,即结臣心以结民心。结臣心,是秉承“和而不同”的政治精神,循理无私,尊重士大夫“公议”;结民心,是秉承“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政治精神,尊重民众的情欲需求,因势立法,不分新旧,一切以富民、利民、便民为本。“通上下之情”的过程其实也是皇权利用、加工、塑造臣民政治情感的过程,在给予士大夫一定的行政自主权,给予天下臣民一种自由感、安全感、满足感、幸福感的同时,也塑造了他们对皇权的信赖感。秦观、张耒深化了二苏的“人情”政治论,开展出了政治调和论。秦观、张耒的政治调和论,立足于他们心目中的“大全之道”。这个“大全之道”不可描述,二人把捉它的途径也有所不同,秦观从养气入手,张耒从尽性入手。虽有此不同,但都旨在平衡内外,开放出宽容境域,使元佑政治能够走向不分新旧、多元并包的和谐之路。王道政治理想是程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他心目中的王道政治是一种“降格”以求的政治模式,以他和程颢共同倡明的“道学”为基础,蕴含天理、公心、民本三重维度,归结于那句“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根本上旨在重建政治宪纲,平衡皇帝集权与士大夫用权,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总的来说,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在不同的致思理路下蕴藏着一个共同思想主旨——平衡皇帝集权与士大夫用权、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这显示出,“元佑学术”其实是个“多元一体”的思想形态,“多元”本身就是一种平衡,平衡方能构成稳定的整体。“元佑学术”的这一面貌和属性,对我们当下仍有重要启示意义。平衡各方面的权力、利益,获得情感上的通畅,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兼顾社会的不断发展,进入和乐之境,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美好愿景。这仍然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对平衡之道的关注,对平衡技艺的探索。
李春霞[6]（2019）在《傅玄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傅玄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傅玄是魏晋之际重要的作家代表,他不仅创作了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子书《傅子》,而且有数量较多的诗、赋、文等文学作品存世。历来对傅玄的研究,关注局部的较多,系统化研究的较少。因此,对傅玄进行综合性研究还存在较大的空间。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分为上编傅玄及其《傅子》研究和下编傅玄文学创作研究两大部分,各四章,共八章。第一章傅玄人格精神、任职和着述情况考论。傅玄人格精神具有崇儒尚学、奖掖后进,务实建言、机敏通变,刚直火暴、缺乏雅量的特征。其人格精神的形成除受傅氏家风传承的影响外,还与个人经历的地理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傅玄一生经历汉末、曹魏和晋初三个时期,高平陵政变之后,他在学术背景的相似性以及利益一致性的双重作用下转投司马氏集团。他务实建言,对时政多有匡扶,实现了由寒素位至通显的人生逆转。傅玄着述丰富,不但着有数十万言的子书《傅子》,而且创作卷帙宏富的诗赋文集。但由于《傅子》与《傅玄集》在后期散佚严重,后人对其展开辑佚工作。《傅子》的辑佚工作开始于清代,辑本中较好的有方濬师本、叶德辉本、严可均本等,以严氏本运用最广。《傅玄集》的辑佚整理工作开始于明代,清代辑佚者在明人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整理工作。第二章傅玄《傅子》创作环境与思想特征论析。《傅子》创作与当时的学术思想环境和社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曹魏时文学自觉与文章地位的提高,对傅玄创作《傅子》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魏晋时期,随着法、道等思想的抬头,儒学不再如两汉定为一尊,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思想特征。《傅子》在思想上呈现出对各家思想兼容博取的特征,是与这一思想多元化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的;魏晋统治者不但重视法纪,多次讨论肉刑废兴问题,而且在人才任用上,针对汉末吏选弊端与魏初人才政策得失围绕才性“四本”问题展开讨论;同时,魏晋时两次政权更迭,基于政权建构的需要,这一时期的礼学建设成绩显着。以上内容也都在《傅子》中有重要反映。由于魏晋世风浮华,《傅子》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社会批判性特征。《傅子》虽具有对各家思想兼容的多元化特征,但在思想性质归属上,《傅子》具有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并兼取名、法等其它各家思想的特征。第三章傅玄《傅子》与魏晋儒家政治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汉代儒学,在汉末吏选危机、社会纲纪混乱以及两次党锢之祸中逐渐走向衰落。魏晋时,儒学虽不再处于一尊地位,但其在政治上的实际影响力并没有下降。针对汉末儒学弊端,一方面,傅玄等人吸收名、法思想,建立起德才兼备、量才与督责并重的新的人才吏选思想,对传统儒家人才思想的弊端进行了修正;另一方面,傅玄在前人对礼法、刑赏等问题讨论的基础上,援法入儒,建立起以儒融法、儒法相济的礼法政治思想,使魏晋儒家政治思想在具体政治实践中更加具有兼容性与通变性。从而更好地适应了新的时代要求。第四章傅玄《傅子》的文学特征。《傅子》具有浓郁的文学性,从《傅子》中直接体现的文学观点来看,具有明显的宗经意识与重视文采的特点。从《傅子》中不同体例内容来看,内篇属于政论文的部分,不仅具有主题明确、多种论证方法相结合的特点,而且具有构句之法形式多样、善于辩难与语言质朴朗畅的特征。其它有关“三国人物传记”的内容,在叙事思想上具有尚仁德、重信义;尚质实、轻巧言的特点;在叙事方法上具有直接叙事与推衍叙事相结合的特征。第五章傅玄诗歌研究。傅玄诗歌在主题上可以分为庙堂雅诗、女性主题诗、纪实诗与咏怀诗三个部分。傅玄是司马氏集团的得力干将,他本身博学解钟律,这使其成为西晋开国制礼作乐的不二人选。傅玄创作了数量较大的庙堂雅诗,这些诗歌具有颂美、劝谏与征实相结合的创作特征。傅玄女性主题诗歌具有关注视角深广、重视教化的创作特征。而且,傅玄柔婉情深的女性诗歌与其刚直、儒行的人格精神具有内在渊源上的一致性。傅玄纪实诗与咏怀诗真实、直接地表现了他的情感世界。与建安诗歌清刚劲健的充实之美相较,傅玄诗歌一方面在艺术感染力上呈现出“风力”下降的“力柔”趋势,这是傅玄诗风不同于建安诗歌的地方;另一方面,在诗歌创作中,傅玄重视人工“思力”而使其诗歌呈现出“采缛”的特征,这对西晋诗风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导引意义。第六章傅玄辞赋研究。傅玄现存辞赋约六十篇,内容以咏物为主。在汉魏求实诚、讲真美的世风与魏晋尚实才、重博物的时代风气影响之下,傅玄辞赋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征实化特征。魏晋之时,随着文士生命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文学自觉的出现,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在题材上逐步贴近文士自身的日常世俗生活,在创作上更加注重艺术技巧的展示,从而使文学作品呈现出世俗化、繁缛化的创作倾向。傅玄辞赋中出现的世俗化、精致化的创作特征正是在这一背景的影响下显露出来的。傅玄辞赋体物细腻,重视生活气息和情趣等特点,不但对汉代咏物赋有所超越,而且也影响到西晋咏物赋的风貌。魏晋时期诗歌句式与散文的骈偶化文风对赋体创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建安时已经出现杂言诗句入赋体的现象,魏晋之际傅玄的赋作中更是较早的出现了以整齐的七言诗句入赋体的现象,这对刘宋之后大量诗体赋的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七章傅玄散文研究。本章主要以傅玄创作的箴、铭、奏疏和赋序为研究对象。傅玄箴、铭文大部分作品延续了这一文体传统的警戒功能。由于傅玄是一位较为传统的儒者,他大量的箴、铭作品均表现出君子戒己修身的内容特征。这与《傅子》中表现君子修身的内容可以相互发明。傅玄箴、铭作品整体上体现出温润义雅的艺术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傅玄的铭文作品,在大部分延续传统的规诫功能以外,又有部分作品表现出较单纯的赋物写景新功能,在这部分题咏式铭文作品中,传统的铭刻行为开始弱化,作品整体上呈现出由非文学应用文向文学美文过度的特征。傅玄奏疏文在内容上主要是针对时弊提出的建议和具体的改进措施,体现了傅玄的儒家忧世情怀与务实作风。第八章傅玄文学理论研究。傅玄文学理论主要表现在文学创作论与文体论两个方面。傅玄的文学创作思想主要体现在“承流而作”与“引源而广”两个方面。“承流而作”侧重宗经与模拟,“引源而广”注重通变与创新。受其影响,傅玄在文学创作上呈现出模拟与创新共存的特点。此外,在文学创作倾向上表现出教化与娱乐兼具的特征。而且,不同文学体裁表现的侧重点也不同。再者,魏晋时期,傅玄较早在其作品序文中表现出对文体的关注,并形成了系统的文体论。傅玄文体论的生成与其重视模拟的文学创作特征密切相关。而且,傅玄文体论在研究内容上已涉及到源流论、风格论、作家作品论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已具有“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敷理以举统、选文以定篇”的最初形态,已初步架构起文体论研究的基本范式。傅玄文体论对之后的文学批评着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张清修[7]（2019）在《宋代士大夫社会理想及其时代性》文中指出门阀士族的衰落消亡、科举制度的改革和立国以来采取的右文国策等多种因素,共同促进了宋代士大夫政治主体地位的形成。集官僚、学者、文人于一身而三任,社会地位等与前代相比有明显不同的特点,使宋代士大夫社会使命感之强,社会理想思想之丰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加之赵宋王朝为士大夫阶层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参与空间,士大夫们在构建“回向三代”的社会理想等重大社会建设问题上提出了诸多理论,并多能将其付诸实践,为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繁荣和道德价值重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如范仲淹为实现“治平天下”而推行的庆历新政;张载“民胞物与”为特点的社会理想构想;王安石为实现国富民强而兴起的熙宁变法;朱熹重建儒家伦理道德的理学思想;陆九渊以“心学”为主的社会理想,陈亮的事功思想等。宋代士大夫陈义高远,大讲兴利除弊,显示了他们渊博的知识和对社会建设的宏观把握以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但一些学者尤其后来的理学家们的空谈性命、坐而论道,使这些理论存在程度不同的缺陷和失误。发端于北宋中期的党争,逐渐使士大夫阶层的思想趋向非此即彼的偏狭与对立,所构建的社会理想不免为多种社会因素所影响。士大夫阶层为宋代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古代社会理想思想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张昊苏[8]（2019）在《乾嘉文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运用罗宗强先生开创的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对“乾嘉文学思想”展开专门研究,希望对乾嘉文学思潮、士人心态乃至时代风貌有所发明。本论文分为以下几部分:绪论。主要包括:对文学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综述与反思,特别注意探讨在乾嘉文学思想研究中运用这一角度的学术价值。本论文在方法上对罗宗强范式的改良。对乾嘉文学思想研究情况的综述。本论文研究的范围、框架、思路。第一章,简要概括乾嘉时期的文化政策、思想学术史、文学活动等内容。本章勾勒的简要框架,是此下数章专题性论述的基本依据。第二章,主要探讨政治力量与文学思想的关系。乾嘉时代,特别是乾隆朝,以“稽古右文”为世所艳称,文化贡献不可抹杀;但社会也处在文字狱和“官学”的阴影之下,帝王专制对学术、思想、文学、心态均有压抑,使士人闭口钳舌。然而,即使是体制内的知识人、甚至是在官方性的写作中,也时刻（隐约）透露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感。不遇之士则“变音”尤甚。第三章,主要讨论乾嘉考据学与文学思想的关系。区别于文人、学人合一的倾向,乾嘉以“朴学”为“主流”,考据学者对辞章多有贬斥。这一学术倾向投射到文学领域,则引起了学、文的分离,使创作倾向、批评理论均有相应的演化。这个时期大盛的义理考据辞章之讨论,代表了朴学家与理学家、辞章家的区隔,隐然成为数十年后文史哲“学术现代化”分科的理论资源。第四章,主要讨论追求个性解放与艺术精致的文学思想倾向。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家,都必有其创作的追求。乾嘉时代固然有讲求规范的创作理论,但文人所接受的主流思潮则是发扬性灵,彰显才情。更具体地说,这些观念直接地接续了晚明的传统,包括士人（主要是江南）的生活方式、文学创作心态和思想观念等,均成为晚明的延续,并在某些问题上走的更远。第五章,主要讨论叙事文学展现的文学思想命题。乾嘉时期同时是叙事文学的高峰,“六大名着”独占其二,其他小说也各有优长。故这里单独立章,探讨叙事文学在乾嘉时期对文学思想的特殊贡献。创作中出现的“自传性”现象、文体兼容的“集大成”现象及文言叙事文学的文体新变,均证明这一时期叙事文学创作思想上的特殊性。
王耀辉[9]（2019）在《宋儒非老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在宋代,随着儒学复兴运动的发展,一些儒者出于儒家立场,不断对老子思想进行批评。宋儒的非老思想,对宋代老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主要采用思想史与学术史、文献学结合的研究方法,并结合政治史与社会史的视角,具体分析北宋、南宋两个时期儒者对老子思想的种种批评,以及当时不同身份的其他解《老》人士对这些批评的回应,籍此揭示影响宋代老学发展的因素,反思宋儒对老子思想的偏见与批评,探讨儒、道思想之间的深层关系。基于儒家立场,一些北宋儒者往往视老子为异端。他们指责老子的“绝仁弃义”之说为乱政亡国之言,称老子的清静无为是一切因任自然、无所作为,根本无法用于治国。至于老子的贵身轻名思想,则被斥为独善其身、不顾国家社会之论。而其物极必反思想,也被冠以阴谋权术之名。同时,一些理学家还对老子的道论进行了批评。他们之所以批评老子,除了因为儒、道两家在修身、治国理念上存在分歧,尤其是老子对儒家伦理有所非议外,还有着具体的历史原因。范仲淹对老子贵身轻名思想的批评就与回应吕夷简的指责有关,苏轼、程颐非议老子则与反对王安石变法密切联系。面对当时儒者对老子思想的批评,陈景元、苏辙、宋徽宗等人在注解《老子》的过程中,多认为老子之道中包含儒家伦理,儒、道思想并不存在根本矛盾,而老子之所以非议儒家伦理,目的是矫正时弊;老子的无为也不是因循放任、无所作为,而是无心而为、自然而为;至于老子“将欲翕之,必固张之”之语,意在强调见微知着,其并非阴谋权术。需要注意的是,在回应非老思想的过程中,宋徽宗并没有将老子的无为注解成无所作为。不过,南宋一些儒者并不认同北宋老学的一些思想观点。其中,一些理学家认为老子之所以非议儒家伦理,其原因在于老子以无论道,没有认识到儒家伦理与道的一致性。还有一些儒者指责老子此语有矫枉过正之弊。在对老子无为思想的理解上,一些南宋儒者仍然坚持传统观点,认为老子的无为即纯任自然、无所事事之意。并且,其中的一些儒者还从公私之心、天理人欲、道德教化等方面历陈孔、老之异。在他们看来,尽管孔子和老子都讲无为,但是孔子主张无为是出于公心,老子却出于自利之心;孔子主张节制、引导人欲,老子却强调禁止人欲;孔子重视休养生息的同时,还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老子则忽视道德教化。这些差别,使孔、老之无为有着天壤之别,二者并不像一些人宣称的那样有着根本的一致性。面对宋儒的非老思想,南宋一些《老子》注解者在继承北宋老学思想的基础上,指出老子之无为并不是要摒弃儒家伦理,不用礼乐刑政。他们继续强调老子无为思想中的有为因素,以突出孔、老无为思想的共性。为说明这一点,他们一方面肯定文景之治来说明老子学说之功效,另一方面批评魏晋清谈之士没有真正理解老子,以此来为老子思想辩护。在修身论上,南宋《老子》注解者认为老子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其养生思想并非长生方术。他们声称,老子之所以让人节制欲望,是希望人们精神上宁静自然,与道合真。至于以德报怨,其含义是用道的视角看待怨恨,从而超越怨恨,不要冤冤相报。在道论上,南宋老学则继承了北宋老学的观点,继续强调老子之道并非空无一物,而是包含仁义礼智。针对老子的“一生二”之语,一些《老子》注解者依然认为它是在讲道生阴阳二气,道气关系正体现了老子道论的玄妙之处。处于强势话语系统中的儒者对老子思想的非议,促使当时的《老子》注解者必须对此进行回应。可以说,宋儒的非老思想,对宋代老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另外,相当一部分宋儒是在特定的政治形势下对老子思想进行批评的,他们并没有对老子学说完全否定,他们对老子思想的态度是复杂的。这种历史现象启示我们,对一种思想学说而言,其能够有所发展,离不开来自其他学说的批评。因此,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要重视重视思想间的矛盾与冲突。另外,一些思想家虽然宣称自己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但是,他的某些观点与看法可能是冲突的、矛盾的。对这种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我们在思想史研究中不应回避,而应加以历史地、整体地分析。
周兴[10]（2019）在《明代广东儒学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代以前,两广地区一直是中国较为落后的地区,儒学的传播也较为薄弱。然而,从明代开始,广东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在思想界也同时出现了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儒家学者群体。明代广东儒学的兴盛与广东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复杂的内在关系。儒学以“仁道”作为学术的追求目标,实现“仁道”的主要途径是礼的践履。宋明儒学尤其如此,其表现在道学成为宋明儒学的主流,它延续了宋、元、明三个朝代,长达七百余年。仅从延续时间之长,就可看到道学在中国历史上所具备的强劲生命力。与宋明全国儒学的总体状况一样,明代广东儒学也以道学为主流、实学为支流。本文重点考察广东各派儒家学者的思想理论及其格君、泽民的经世实践,探讨儒学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历史作用。第一章简述明代之前广东内部经济、文化格局的变化。两汉、六朝时期,粤西和粤北因地处岭南联系中原的主要交通线,成为广东经济的重心;隋唐时期,由于主要交通线转移到粤北,粤西衰落;宋元时期,粤中、粤东和海南地区得到大规模开发,广东经济重心完成了由内地山区向沿海地区的转移。广东内部文化中心的变迁亦大体同步,两汉时期粤西成为儒学中心,六朝、隋唐时期佛教、道教兴盛于粤中、粤北。两宋时期儒学主要在粤中、粤东和海南传播,为明代儒学在这三个地区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第二章叙述明初统治者的文教政策及明代前期广东儒学的初步兴起。明朝建立后,统治者非常重视儒学教育,广东各地普遍设立学校,为广东儒家学者群体的出现准备了必要条件。虽然明初逐步确立起朱学的统治地位,但明初思想家注重在心上做工夫,潜藏着心学的发展方向。明代前期,广东学者丘濬和陈献章突破了朱学,其中丘濬不再做“明道”的理论工作而着力于“行道”实践,丘濬格君及推行礼教的实践表明他实际上转向了实学。陈献章则提出“静中养出端倪”的学术宗旨,着重体悟“仁”的内涵,其弟子林光和张诩进一步发展了白沙心学的内在一面,但两人之学都很快沉寂。白沙学派对出处的态度表明,白沙心学难以将仁道落实于经世实践。第三章阐述甘泉学派如何将心学的理念落实于经世实践。湛若水提出“随处体认天理”的宗旨,改造程朱的“敬”作为其修养工夫,并通过“心事合一”的理论将“敬”落实于“事”,从而将仁道落实到经世实践。湛若水通过格君和宗族建设的实践,要求将“敬”的工夫贯彻到政治事务和社会生活。湛若水弟子庞嵩和唐伯元都企图克服王学的空虚,庞嵩以甘泉心学兼融王学,而唐伯元则以甘泉心学批判王学。从陈献章到湛若水,心学呈现出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第四章叙述广东王学的理论及礼教实践。王阳明先后提出“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等宗旨,其学在理论上实现了明道与行道的合一,对仁道的理论探讨提升了一个层次。广东的王门后学以方献夫、薛侃和杨起元最为显着。方献夫提出“知本”作为学术宗旨,然而在其理论结构中不重视“事”的一面。在嘉靖初,方献夫将心学思想运用于“大礼议”的政治斗争,以礼制合于人情作为理论根据。薛侃以“格物”为其学的核心,但强化了王学本体中的虚的一面,晚年的“格物”更走向了空虚。薛侃发展了王阳明的《南赣乡约》作为落实仁道的主要途径。杨起元着重阐述“赤子之心”的内涵,并以“赤子之心”来落实孝弟慈等道德价值,但在理论上消解了儒家道德修养的工夫。第五章论述明代广东朱子学者的思想及其推进朱熹礼教的主要途径。其中,霍韬以“居处恭”发挥朱学持敬修养的工夫,并通过礼落实于“事”。他在“大礼议”中坚持宗法秩序作为礼的根本,同时致力于宗族的制度化建设。黄佐以“博文约礼”为宗旨,其推行礼教的方式主要是乡约的制度设计。霍韬、黄佐分别将朱熹《家礼》、《增补吕氏乡约》的原则以社会制度的形式落实于社会生活,这是他们对朱熹礼教的推进。第六章叙述明代中后期广东实学的理论及经世实践。陈建维护朱学而驳斥心学,但放弃探讨本体问题而偏向于研究国家的现实问题,转向了实学的经世方案。海瑞以心学为根基而以实学为归宿,其“养气”论塑造出其刚毅的道德人格,“万物一体”之说培养了他对社会大众的责任心,其“行道”的主要途径是社会经济改革。叶春及虽然继承了甘泉心学,但其学术的重点转向了推行社会经济改革,并且以推行乡约的形式落实仁道。总体上看,实学与道学有着紧密联系,在“明道”的层面接受道学的解释而不再作理论上的探讨,而将学术重心转向“行道”,但不以推行道德价值的礼教为主,而致力于探讨实际的政治、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明末清初,广东儒者基本坚持以文经世的实学路线。第七章讨论明代广东儒学的特征,附带述及明代广东儒学的历史影响。就明代广东的儒家学者群体而论,道学在基层社会推行礼教的成就更突出,而实学则在格君的政治实践中更成功。道学以推行礼教作为“行道”的主要方式,其礼教以心性修养工夫为根基,以宗族和乡约为主要形式,将儒家的价值理念落实于社会生活,为民众奠定安身立命之基,塑造民众的人格,在提高民众素质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发展,这在粤中、粤东表现得很突出。实学也重视社会建设,但侧重以礼仪制度来管理社会,礼教难以深入推行,社会不能持续发展,在海南可见到这一点。同时,礼教的推行不仅实现了广东与全国在社会风俗上的统一,而且儒家的文化价值系统主导着社会生活。广东学者与外省学者共同缔造了明代的心学思潮,从而在深层的思想文化层面融入中央王朝。明代广东儒学的成就在清代仍发挥着重大影响,主要表现是康有为对心学的继承。康有为将心学的理念推向制度化,晚年以孔子之教为“国魂”并提升至国教的地位,作为救国的根本途径。本文的结论是,明代广东儒学在改造广东地方社会的过程中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其中礼教起着关键的作用。礼教是儒学的精华,礼教构建的文化价值系统为广东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这是儒家仁道落实于社会的结果。道学充分地发挥了儒家礼教的精蕴。道学以礼教落实儒家的道德价值,塑造了民众的人格,重建了社会结构,从而实现了对人自身和社会的改造。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儒学的理论创新不可或缺,如何将儒学的价值理念加以解释,以适应文化各异的各地民众的需要,这就需要学者吸取本地思想资源,在这方面道学显然具有优势。明代前期,陈献章过于吸收佛教、道家的理论,在开创心学的同时,又使儒学的道德价值出现偏颇。明代中期,以湛若水为代表的心学家对白沙心学进行了纠偏,将儒学的道德价值贯彻于经世实践之中,其表现是在礼教中将“敬”的工夫落实在社会生活中。与此同时,外来的王学与甘泉心学的作用是相同的。以霍韬、黄佐为代表的广东理学家则将道德价值以制度化的形式落实于社会生活。明代中后期,由于国家政治、经济危机逐渐加深,社会矛盾逐步激化,实学逐渐兴起,儒学逐步向近代转型。从明代广东儒学的总体情况看,道学在以礼教改造社会、提升人的综合素质等方面体现了强大的能力,这既是明代广东儒学兴盛与社会发展基本同步的原因,也是道学作为宋明儒学主流的原因。
二、试析北宋士人“治世”才能缺乏的原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析北宋士人“治世”才能缺乏的原因（论文提纲范文）
（1）《八朝名臣言行录》文献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评阅小组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主旨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主旨 |
| 二、研究回顾与展望 |
| (一)研究回顾 |
| (二)研究展望 |
| 三、研究思路及创获 |
| (一)研究思路 |
| (二)主要创获 |
| 第一章 《八朝名臣言行录》纂修始末 |
| 第一节 纂修背景与宗旨 |
| 一、纂修背景 |
| 二、纂者动机 |
| 三、纂修宗旨 |
| 第二节 成书过程及选材 |
| 一、成书时间 |
| 二、纂修经过 |
| 三、材料取舍 |
| 第三节 纂修主题和内容 |
| 一、纂修主题 |
| 二、名臣选汰 |
| 三、主要内容 |
| 第二章 《八朝名臣言行录》体例源流 |
| 第一节 言行录体例阐释 |
| 一、别于列传的体例 |
| 二、呈现的总体特征 |
| 第二节 朱熹创立新史体 |
| 一、言行录体例的起源 |
| 二、言行录体例的创立 |
| 第三节 言行录体例发展 |
| 一、宋、元时期的继承 |
| 二、明、清时期的繁盛 |
| 第三章 《八朝名臣言行录》版本比较 |
| 第一节 诸本的基本情况 |
| 一、现存最早的淳熙本 |
| 二、流传最广的李衡校正本 |
| 三、罕为人知的新纂本 |
| 第二节 诸本的内容异同 |
| 一、淳熙本与李衡校正本 |
| 二、淳熙本与新纂本 |
| 三、李衡校正本与新纂本 |
| 第三节 诸本的价值比较 |
| 一、淳熙本征文考献 |
| 二、李衡校正本以广流传 |
| 三、新纂本拾遗补阙 |
| 第四节 诸本之关系蠡测 |
| 一、宋元版本情况 |
| 二、明代版本情况 |
| 三、清代版本情况 |
| 第四章 《八朝名臣言行录》文献价值 |
| 第一节 征引文献情况 |
| 一、征引文献统计 |
| 二、征引文献方法 |
| 三、征引文献缺陷 |
| 第二节 辑佚价值举隅 |
| 一、辑集亡佚之书 |
| 二、辑补缺佚之书 |
| 三、辑拾漏佚之篇 |
| 第三节 校勘价值举隅 |
| 一、校正讹误 |
| 二、增补脱漏 |
| 三、删除衍文 |
| 四、乙正倒文 |
| 第五章 《八朝名臣言行录》传播流布 |
| 第一节 书目文献的着录 |
| 一、宋元书目的着录 |
| 二、明代目录的着录 |
| 三、清代目录的着录 |
| 第二节 各类文献的援采 |
| 一、同类文献的援采 |
| 二、类书等对其援采 |
| 三、杂纂等对其援采 |
| 第三节 历代藏刻与应用 |
| 一、历代刻印与典藏 |
| 二、学人评介和应用 |
| 三、阅读及题咏情况 |
| 余论:《八朝名臣言行录》何以盛传不衰 |
| 附录:《八朝名臣言行录》所存其它着述主要佚文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后记 |
（2）傅山道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1. 关于傅山 |
| 2. 关于“道学”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1. 关于傅山道家思想的研究 |
| 2. 关于傅山与道教的研究 |
| 3.傅山思想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傅山与道家道教之因缘 |
| 第一节 时代和地域 |
| 一、时代思潮 |
| 二、地域社会 |
| 第二节 家世和生平 |
| 一、傅山的家世 |
| 二、“本自才情人” |
| 三、道士与遗民 |
| 四、“老来归宿” |
| 第三节 道学与傅山的反清活动 |
| 一、“忠孝神仙” |
| 二、“圣人不仁” |
| 第二章 傅山的道家思想 |
| 第一节 道与气 |
| 一、有无论 |
| 二、论理、气 |
| 第二节 道与识 |
| 一、原生是非和衍生是非 |
| 二、“修性反德”: 工夫论的路径规划 |
| 三、“真知”和“情实”: 道的两个面向 |
| 第三节 黄老与老庄 |
| 一、方外人行方内事 |
| 二、政治思想 |
| 三、事功思想 |
| 第三章 傅山的道教信仰与思想 |
| 第一节 傅山的宗教观 |
| 第二节 傅山的道教思想 |
| 一、道派师承 |
| 二、道教着述 |
| 第三节 内丹理论 |
| 第四章 道学与傅山的学术思想体系 |
| 第一节 道学与傅山的学术研究 |
| 一、傅山的学术观 |
| 二、道学与儒学 |
| 三、道学与佛学 |
| 四、道学与名家、墨家思想 |
| 第二节 道学与傅山的医学、文艺 |
| 一、道学与傅山的医学思想 |
| 二、道学与傅山的文艺思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明代书法美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明代书法美学思想概观 |
| 第一节 明代书法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分期 |
| 第二节 明代书法美学思想的主要特征和审美范畴 |
| 第二章 “寓理于书”的书法美学观念 |
| 第一节 书品即人品 |
| 第二节 心之所发,蕴之为道德 |
| 第三节 书者载道 |
| 第三章 明代书法美学思想中的“格调”论 |
| 第一节 以古雅论书 |
| 第二节 格不古则时俗,调不韵则旷野 |
| 第四章 明代书法美学思想中的“意” |
| 第一节 重意求韵 |
| 第二节 反对泥古不化 |
| 第五章 明代书法美学思想中的“性情”论 |
| 第一节 书为心画 |
| 第二节 书贵情真 |
| 第六章 明代书法美学思想中的“以禅喻书” |
| 第一节 悟 |
| 第二节 书法犹释氏心印 |
| 第三节 熟后生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4）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现状 |
| 1.1.1 选题背景:宋代儒学研究的哲学化书写范式及挑战 |
| 1.1.2 研究现状:儒家道论与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研究现状 |
| 1.2 研究方法与内容范围 |
| 1.2.1 研究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哲学与政治学互动、文本细读 |
| 1.2.2 内容范围:此期儒家道论涵盖的人物、时间及其相关次概念 |
| 1.3 研究价值与论文创新 |
| 1.3.1 研究价值:研讨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意义 |
| 1.3.2 论文创新:研究范式的拓展与旨趣的发掘 |
| 第2章 话语范式:儒家以道致治的秩序话语检视 |
| 2.1 范式缘起:春秋战国与晚唐、五代、宋初的社会失序 |
| 2.1.1 从上古至中古:春秋战国政治失序与秩序情结的形成 |
| 2.1.2 从中古至近世:唐、五代、宋初政治环境与秩序诉求 |
| 2.1.3 从自发到自觉:儒者对政治秩序的追寻及其理论回应 |
| 2.2 范式初立:政治秩序观念下的先秦儒家的道论与理论 |
| 2.2.1 观念兴起:秩序意识的产生 |
| 2.2.2 由天及人:从自然之“道”到人文秩序 |
| 2.2.3 融道于治:先秦儒家“道”论的秩序义 |
| 2.2.4 以理论治:先秦儒家“理”论的秩序义 |
| 2.3 范式拓展:北宋政治的秩序诉求及儒家道论秩序内涵 |
| 2.3.1 秩序诉求:中心国家的消失与北宋的政局 |
| 2.3.2 理论建构:从“正统”建构到“价值共识”生成 |
| 2.3.3 以道求治:北宋以“道”论“治”的理论建构 |
| 2.4 范式完成:宋儒由术至道的政治秩序理论演进之历程 |
| 2.4.1 治术肇端:北宋初期儒者的致治之方 |
| 2.4.2 治体追寻:治术转向治体的内在动力 |
| 2.4.3 道体确立:从王安石、张载到二程 |
| 2.5 本章结语 |
| 第3章 以术行道:荆公更革变易之道的逻辑论证* |
| 3.1 文献考察:王安石哲学的典据考察及其架构 |
| 3.1.1 文本典据:王安石思想的文献考察 |
| 3.1.2 理论特点:王安石思想理论的融会性 |
| 3.1.3 道有体用:王安石思想架构的特点 |
| 3.2 道摄礼法:王安石政治秩序重建的道论进路 |
| 3.2.1 法礼交织:北宋前期法礼互斥之治理问题 |
| 3.2.2 道法先王:荆公对礼、法对立的解决策略 |
| 3.2.3 体用二本:以体用摄礼法的秩序策略反思 |
| 3.3 解经明道:王安石秩序重构的经典诠释路径 |
| 3.3.1 问题回顾:对王安石前期道论之反思 |
| 3.3.2 解决策略:从“求道之全”到“致一”之道 |
| 3.3.3 策略反思:对统一性建构策略的检视 |
| 3.3.4 诠释重构:荆公《字说》对统一性的重建 |
| 3.4 由道而之焉:王安石的政治实践及其道论依据 |
| 3.4.1 势的获得: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和运行 |
| 3.4.2 势道合一:政治革新推行的效率考量 |
| 3.4.3 由是而之焉:王安石行政方式变化的效率考量与道论依据 |
| 3.5 道势之间:王安石道论的二重性及内在困境 |
| 3.5.1 历史考察:宋代道势关系的新情态 |
| 3.5.2 问题呈现:荆公理论中的道势紧张 |
| 3.5.3 问题慎思:遵道,抑或从势 |
| 3.6 本章结语:遗留问题以及对此期诸儒理论之刺激 |
| 第4章 天道为用:张载气化为道思想之秩序诉求* |
| 4.1 心道学政:张载哲学的体系建构与旨趣 |
| 4.1.1 文献考察:“横渠四为句”版本辨正 |
| 4.1.2 为学旨趣:“四为句”与张载哲学旨归 |
| 4.2 以气明道:张载气化哲学及其秩序追寻 |
| 4.2.1 论析前提:辨析学界虚、气之异 |
| 4.2.2 终极依据:天道秩序之理论建构 |
| 4.3 天道之用:张载哲学的群体关切与个体关怀 |
| 4.3.1 群体关切:人道秩序普适性论证 |
| 4.3.2 个体关怀:存在者心灵秩序实现 |
| 4.4 以古通今:秩序理论中的法古宗经倾向 |
| 4.4.1 追迹于三代:秩序社会的制度构想 |
| 4.4.2 法古效今:以古准今抑或稽古作新 |
| 4.5 本章结语:张载宇宙生化路径的秩序设计存在的遗留问题 |
| 第5章 道体性命:二程以理代道的政治秩序追寻 |
| 5.1 从道至理:二程以理为核心术语的哲学建构 |
| 5.1.1 二程哲学中的“道”论解析 |
| 5.1.2 二程之“理”与由道至理的术语转化 |
| 5.1.3 “以理代道”的理论旨趣 |
| 5.2 道体诉求:二程对北宋儒家秩序学说的拓展 |
| 5.2.1 典据之变:二程治理理论由治术向治体的深化 |
| 5.2.2 何为治体:秩序思想之伦理与政治的体用设计 |
| 5.2.3 由治体而及道体:自然天道与人伦性命的贯通 |
| 5.3 道体奠立:二程天理论的逻辑体系及其证成 |
| 5.3.1 模拟自然秩序:二程秩序证成的“法自然”进路 |
| 5.3.2 从“自然”到“天理”:二程秩序学说的“道体”准备 |
| 5.3.3 从“法自然”到“自然法”:二程学说的“道体”奠定 |
| 5.4 理融礼法:二程由治术、治体至道体的秩序重构 |
| 5.4.1 问题呈现:宋初礼、法并重的治理模式 |
| 5.4.2 以礼导法:以礼摄法的“治术”设计 |
| 5.4.3 以理融礼:治理治理的“道体”安排 |
| 5.5 本章结语:二程“道体”建构之缺失及其朱子的补充 |
| 第6章 问题延伸:北宋中期儒家道论与政治哲学 |
| 6.1 反思道论:宋儒道德形上立法的内在紧张 |
| 6.1.1 人伦常道抑或道的傲慢:道德形上化之反思 |
| 6.1.2 价值真理抑或思想独断:“一道”对异论的压制 |
| 6.1.3 道德万能抑或仅为一端:秩序实现仰赖多种渠道 |
| 6.2 传统启示:传统治理理论当代转化的可能性 |
| 6.2.1 前提论析:“古今”接续何以成立 |
| 6.2.2 化解之道:“内生性演化”与古今接榫 |
| 6.2.3 治理两翼:道德之治与法律之治之间 |
| 6.2.4 问题再思:儒法之治的现代转化挑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二 宋人论析治术、治体、道体等概念文献摘录 |
| 致谢 |
（5）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内容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内向治道规范下的元佑学术群体 |
| 2.1 北宋立国以来的内向治道规范 |
| 2.1.1 安内养外的外交原则 |
| 2.1.2 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 |
| 2.1.3 清静致治的统治方针 |
| 2.2 元佑学术概念内涵的形成及演变 |
| 2.2.1 哲宗朝孕育雏形 |
| 2.2.2 徽宗朝正式形成 |
| 2.2.3 钦宗以来的演变 |
| 2.3 元佑学术群体的问题意识与共同旨趣 |
| 2.3.1 元佑学术群体人物的选择 |
| 2.3.2 元佑学术群体对熙丰变法的态度 |
| 2.3.3 从回向三代到回向嘉佑 |
| 第3章 司马光的中和政治实践论 |
| 3.1 易道中和的天人之学要旨 |
| 3.2 执中治心的政治实践路径 |
| 3.3 再定国是的中和政治实践 |
| 第4章 范祖禹的帝学思想建构 |
| 4.1 帝学的政治与思想渊源 |
| 4.2 帝学的概念内涵及其理论依据 |
| 4.3 专法仁宗的治道指归 |
| 第5章 刘安世的公议政治精神 |
| 5.1 刘安世奏议中的公议政治精神 |
| 5.2 刘安世公议政治精神的展开方式 |
| 第6章 苏轼和苏辙的人情政治论 |
| 6.1 二苏政治思想的人情底色 |
| 6.2 二苏通上下之情的政治逻辑进路 |
| 第7章 秦观与张耒的政治调和论 |
| 7.1 平衡内外的大全之道 |
| 7.2 调和新旧的政治指归 |
| 第8章 程颐的王道政治理想 |
| 8.1 降格以求的政治理想 |
| 8.2 王道政治的三重维度 |
| 8.3 附程颐谏哲宗折柳考 |
| 结论 |
| 一、元佑学术的本来面目 |
| 二、元佑学术与北宋政治 |
| 三、元佑学术的平衡之道 |
| 四、元佑学史与道学史 |
| 参考文献 |
| 1.着作图书文献 |
| 1.1 古籍类 |
| 1.2 专着类 |
| 2.翻译图书文献 |
| 3.学术刊物文献 |
| 4.学位论文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傅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目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上编 傅玄及其《傅子》研究 |
| 第一章 傅玄人格精神、任职及着述情况考论 |
| 第一节 傅玄人格精神形成背景与表现特征 |
| 一、傅氏家风视阈下傅玄人格精神的形成背景 |
| (一) 傅玄家族谱系述论 |
| (二) 崇尚武力、果敢机智的远祖——傅介子 |
| (三) 勇敢、刚直、忠义的祖父——傅燮 |
| (四) 见识深远,恪守道义的父亲——傅干 |
| 二、傅玄人格精神形成的地缘性因素 |
| (一) 郡望北地 |
| (二) 出生于邺城 |
| (三) 避难于河内 |
| (四) 入太学于洛阳 |
| 三、傅玄人格精神的表现特征 |
| (一) 崇儒尚学,奖掖后进 |
| (二) 务实建言,机敏通变 |
| (三) 刚直火暴、缺乏雅量 |
| 第二节 魏晋皇权转移环境中傅玄的仕宦道路考论 |
| 一、曹魏时期 |
| 二、司马氏掌权时期 |
| 第三节 傅玄着述之着录与辑本流传考论 |
| 一、《傅子》着录、辑本情况 |
| (一) 唐代之前《傅子》着录情况 |
| (二) 唐代之后《傅子》着录情况考论 |
| (三) 《傅子》重要辑本考述 |
| 二、《傅玄集》着录及辑本情况 |
| (一) 着录情况 |
| (二) 总集、选集、类书选录情况 |
| (三) 明清人辑录情况 |
| (四) 诗歌补遗情况 |
| 三、傅玄其他着作辑录情况 |
| 第二章 《傅子》创作环境与思想特征论析 |
| 第一节 《傅子》创作的学术思想环境 |
| 一、文学自觉与文章地位的提高 |
| 二、魏晋子书着述风气的盛行 |
| 三、多元化的社会思潮 |
| 第二节 《傅子》创作的社会政治环境 |
| 第三节 《傅子》的思想特征 |
| 一、《傅子》思想的多元化特征 |
| 二、《傅子》思想的社会批评特征 |
| (一) 对奢靡无度社会风气的批判 |
| (二) 对虚诞谈玄、不婴世务的士人为官行为的批判 |
| 三、《傅子》思想性质考察与定位 |
| 第三章 傅玄《傅子》与魏晋儒家政治思想 |
| 第一节 汉末社会流弊与儒学的衰落 |
| 一、名实相乖的吏选之弊 |
| 二、法纪松弛之弊 |
| 三、党锢之祸加速儒学衰落步伐 |
| 第二节 曹魏政权对汉末社会弊病的反思与矫正 |
| 第三节 傅玄《傅子》对魏晋之际儒学的修正与丰富 |
| 一、魏晋之际人才问题的讨论 |
| 二、傅玄以德行为本、量才与督责并重的人才观的形成 |
| 三、傅玄之前关于礼、法关系的讨论 |
| 四、傅玄礼法政治思想的理论建构 |
| 第四章 傅玄《傅子》的文学特征 |
| 第一节 《傅子》的篇章特征 |
| 一、《傅子》篇章主题特征 |
| (一) 主题鲜明、篇首举题 |
| (二) 主题纯正,一以贯之 |
| 二、《傅子》篇章论证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傅子》的句法、辩对及语言特色 |
| 一、形式多样的构句之法 |
| 二、善于辩难的论说艺术 |
| 三、质朴朗畅的语言特色 |
| 第三节 《傅子》的叙事特色 |
| 一、叙事思想:尚仁德、重信义,尚质实、轻巧言 |
| 二、叙事方法:直接叙事、推衍叙事 |
| 下编 傅玄文学创作研究 |
| 第五章 傅玄诗歌研究 |
| 第一节 庙堂雅诗 |
| 一、庙堂雅诗产生的背景及创作情况 |
| 二、颂美、劝谏、征实兼具的内容特征 |
| (一) 颂美 |
| (二) 劝谏 |
| (三) 征实 |
| 三、古雅的艺术特征 |
| 第二节 女性主题诗 |
| 一、广深的关注视角 |
| 二、重视教化的创作倾向 |
| 三、女性主题诗歌创作与傅玄人格精神之关系 |
| 第三节 纪实诗与咏怀诗 |
| 一、纪实诗 |
| 二、咏怀诗 |
| 第四节 傅玄与魏晋之际诗风变革 |
| 第六章 傅玄辞赋研究 |
| 第一节 傅玄辞赋题材论 |
| 一、辞赋题材类型 |
| (一) 花木瓜果类 |
| (二) 动物类 |
| (三) 器物类 |
| (四) 天象时序类 |
| (五) 朝会都城类 |
| 二、辞赋题材特征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汉晋时代背景下傅玄辞赋创作特征论 |
| 一、汉魏世风转变与傅玄辞赋创作的征实化特征 |
| 二、魏晋文学自觉与傅玄辞赋创作的世俗化特征 |
| 三、魏晋华美文风与傅玄辞赋创作的精致化特征 |
| 四、汉晋诗赋文体互融与傅玄辞赋的诗化特征及导引意义 |
| 第七章 傅玄散文研究 |
| 第一节 重视警戒的箴文 |
| 第二节 规诫与题咏兼具的铭文 |
| 一、规诫性铭文 |
| 二、题咏式铭文 |
| 第三节 义多规镜的奏疏 |
| 第四节 形式多样的序 |
| 第八章 傅玄文学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文学创作论 |
| 一、“承流而作”与“引源而广”共存的文学创作思想 |
| 二、教化与娱乐兼具的文学创作倾向 |
| 第二节 文体论 |
| 一、模拟与文体论的生成 |
| (一) 重视模拟的时代风气 |
| (二) 拟作过程与文体论的生成 |
| 二、文体论的内容与影响 |
| (一) 文体论的内容 |
| (二) 文体论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7）宋代士大夫社会理想及其时代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一、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形成 |
| (一)宋代士大夫政治产生的背景 |
| 1.门阀世族与九品中正制 |
| 2.士族与科举制度 |
| 3.五代与武人政治 |
| 4.佛道冲击与儒学复兴 |
| (二)宋代士大夫政治的特点 |
| 1.复兴儒学为己任 |
| 2.与人主共治天下 |
| 二、北宋士大夫社会理想及其实践 |
| (一)范仲淹的社会理想及其实践 |
| 1.庆历新政及其主张 |
| 2.对外关系 |
| 3.范氏义庄实践和社会理想 |
| (二)张载的社会理想及其实践 |
| 1.关于人性 |
| 2.论社会规范 |
| 3.社会实践 |
| 4.社会理想 |
| (三)王安石的社会理想及其实践 |
| 1.人性论 |
| 2.熙宁变法与社会理想 |
| 三、南宋士大夫社会理想及其实践 |
| (一)朱熹的社会理想及其实践 |
| 1.社会思想与实践 |
| 2.社会理想 |
| (二)陆九渊的社会理想及其实践 |
| 1.心即理 |
| 2.社会理想及实践 |
| (三)陈亮的社会理想及其实践 |
| 1.社会思想与实践 |
| 2.社会理想 |
| 四、宋代士大夫社会理想的影响因素 |
| (一)党争问题 |
| (二)奔竞之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乾嘉文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上、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
| 一、文学思想史研究综述 |
| 二、何为“文学”?何为“文学思想”?——立足于清代文学的考察 |
| 三、何以“文学思想史”? |
| 中:乾嘉文学思想研究综述 |
| 一、乾嘉文学与文学思想史料略述 |
| 二、乾嘉时期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综述 |
| 下:范围、框架、思路 |
| 一、关于“乾嘉” |
| 二、论文的基本框架与主要思路 |
| 第一章 乾嘉文学思想展开的背景 |
| 第一节 乾嘉历史与文化政策 |
| 第二节 乾嘉时期的思想史、学术史概况 |
| 第三节 乾嘉文学概述(上):流派概述(附理论批评) |
| 第四节 乾嘉文学概述(下):历时性考察 |
| 第二章 政治压抑下的文学主潮 |
| 第一节 御制文学、科举制度、台阁文艺 |
| 第二节 官方修书与文体正变 |
| 第三节 盛世中的变音 |
| 第三章 朴学背景下的创作转向 |
| 第一节 “学人”与“文人”、“考据”与“辞章”之争 |
| 第二节 从推重学养到逞才炫博 |
| 第四章 个性解放与艺术的精致 |
| 第一节 晚明的潜流 |
| 第二节 两种精致化追求的离合 |
| 第三节 女性观念与女性文学的变化 |
| 第五章 叙事文学中的文学思想新貌 |
| 第一节 自寓、自况向自传性的进发 |
| 第二节 集大成与雅文学化 |
| 第三节 文言叙事文学的体制创新 |
| 结语:何以乾嘉? |
| 参考文献 |
（9）宋儒非老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一) 学术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宋代老学研究概况 |
| (二) 宋代非老思想研究概况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北宋儒者对老子思想的批评 |
| 第一节 柳开、石介、范仲淹、苏轼的非老思想 |
| 一、柳开、石介:斥老子为夷狄 |
| 二、范仲淹、苏轼:指责老子思想于国有害 |
| 第二节 张商英、欧阳修、刘敞等儒者的非老思想 |
| 一、晁迥、张商英:以佛为本,批评老子修身思想 |
| 二、欧阳修、刘敞、晁说之等儒者:基于儒家立场非议老子 |
| 第三节 理学家对老子思想的批评 |
| 一、与其他儒者非老思想的相通之处 |
| 二、对老子思想批评的深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北宋《老子》注解者对批评的回应 |
| 第一节 王安石学派对非老思想的回应 |
| 一、王安石:基于儒家立场,会通儒道 |
| 二、王雱:孔、老相为终始,如今当以老氏为正 |
| 三、吕惠卿:孔、老修身治国思想存在一致性 |
| 第二节 司马光、苏辙对非老思想的回应 |
| 一、司马光:儒、道思想不存在根本冲突 |
| 二、苏辙:孔、老思想相通,各有优长 |
| 第三节 陈景元、宋徽宗对非老思想的回应 |
| 一、陈景元:以道为本,融通儒道 |
| 二、宋徽宗无为思想辨析 |
| 三、宋徽宗在道论方面对非老思想的回应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南宋儒者对老子思想的批评 |
| 第一节 朱熹及其弟子门人的非老思想 |
| 一、对苏辙老学思想的批评 |
| 二、对老子道论和心性论的非议 |
| 三、对老子修身论与政论的指责 |
| 第二节 陆九渊、胡宏、吕祖谦等理学家的非老思想 |
| 一、陆九渊、杨简对老子思想的批评 |
| 二、胡寅、胡宏、张栻的非老思想 |
| 三、吕祖谦、魏了翁、陈着对老子思想的指责 |
| 第三节 南宋其他儒者对老子思想的批评 |
| 一、陈亮、叶适、周南的非老思想 |
| 二、留正、方逢辰、晁公武等儒者对老子思想的指责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南宋《老子》注解者对批评的回应 |
| 第一节 叶梦得、程大昌对非老思想的回应 |
| 一、叶梦得:儒、道相通,老子思想值得肯定 |
| 二、程大昌:儒、道各有侧重,但思想并不冲突 |
| 第二节 林希逸、刘辰翁、员兴宗等儒者对批评的回应 |
| 一、林希逸:老子之言不叛吾书,但时有太过 |
| 二、刘辰翁、员兴宗:虽曾非老,但又注老、尊老 |
| 第三节 李嘉谋、董思靖、范应元等道士对非老思想的回应 |
| 一、李嘉谋:老子思想可用于求道、治国、修身 |
| 二、董思靖、范应元:老子思想与理学存在相通之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对宋儒非老思想的评价 |
| 第一节 宋儒非老思想对老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
| 一、宋儒对老子道论之批评与《老子》注解者的回应 |
| 二、宋儒对老子政论的非议与注《老》人士之回应 |
| 三、宋儒对老子修身论的指责与《老子》注解者的回应 |
| 第二节 宋儒非老思想的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宋儒对老子思想的复杂态度 |
| 一、非老的理学家对老子思想的肯定与认可 |
| 二、其他非老的儒者对老子思想的复杂态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明代广东儒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与评述 |
| 三、相关概念的阐释与界定 |
| 四、写作思路与基本方法 |
| 第一章 明代之前的广东 |
| 一、广东的行政区划沿革 |
| 二、明代以前广东的社会经济发展 |
| 三、明代以前广东文化的演变与儒学的传播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前期广东的儒学 |
| 一、明初的文教政策与儒学的演变 |
| 二、丘濬对朱学的理解及其向实学的转变 |
| 三、陈献章的“静中养出端倪”与教育实践 |
| 四、林光与张诩对白沙心学的发展及白沙学派的出处问题 |
| 五、小结 |
| 第三章 甘泉心学的理论成就与经世实践 |
| 一、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的理论成就 |
| 二、湛若水格君与宗族建设的实践 |
| 三、庞嵩对王学的兼容与唐伯元对王学的批评 |
| 四、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广东王学的理论特征与推行礼教的实践 |
| 一、王学理论及其在广东的传播 |
| 二、方献夫的“知本”与议礼 |
| 三、薛侃的“格物”论及其推行乡约的实践 |
| 四、杨起元的“赤子之心”及其格君泽民的实践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广东朱学的礼治理论与实践 |
| 一、霍韬的“居处恭”及其礼治实践 |
| 二、黄佐的“博文约礼”及其乡约设计 |
| 三、小结 |
| 第六章 明中后期至明末清初广东儒学向实学的转向 |
| 一、陈建对心学的批评及其经世之学 |
| 二、海瑞的“养气”论及社会经济改革 |
| 三、叶春及对甘泉心学的继承及其实学成就 |
| 四、明末清初广东儒学的实学倾向 |
| 五、小结 |
| 第七章 明代广东儒学的特征及影响 |
| 一、重新审视儒家学者的经世实践 |
| 二、儒家学者对基层社会的改造 |
| 三、儒学在地方社会融入中央王朝过程中的作用 |
| 四、明代广东儒学的历史影响 |
| 五、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成果 |
四、试析北宋士人“治世”才能缺乏的原因（论文参考文献）
- [1]《八朝名臣言行录》文献学研究[D]. 王海宾. 吉林大学, 2021
- [2]傅山道学思想研究[D]. 甄跃达.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3]明代书法美学思想研究[D]. 黄辉. 扬州大学, 2020(01)
- [4]北宋中期儒家道论的秩序追寻[D]. 张子峻. 湖南大学, 2019(08)
- [5]元佑学术群体的政治思想研究[D]. 张建坤. 湖南大学, 2019(01)
- [6]傅玄研究[D]. 李春霞.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7]宋代士大夫社会理想及其时代性[D]. 张清修. 青岛大学, 2019(02)
- [8]乾嘉文学思想研究[D]. 张昊苏. 南开大学, 2019(05)
- [9]宋儒非老思想研究[D]. 王耀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10]明代广东儒学史研究[D]. 周兴. 西南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