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刊举办“县局局长话两改”征文活动（论文文献综述）
杨利强[1]（2016）在《从轻化工到重化工：“天”字号企业发展研究（1923-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企业是社会经济的细胞,是市场活动的主体。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艰难发展历程中,民族企业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在产生之初就面临外资企业和外国产品在中国占据绝对优势的不利条件,如何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生存和发展,是每一位民族企业家在企业创立之初就不得不优先考虑的事情。天厨味精厂是民国时期中国最大的调味粉企业,由吴蕴初、张逸云等人创办于1923年,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以天厨味精厂为基础建立的“天”字号化工企业至今存续了近百年,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其兴衰不仅是近代调味粉行业而且是中国近代化学工业乃至近代工业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民国初年,日货味之素等调味粉作为新兴的轻化产品填补了中国市场的空白,逐渐畅销并处于绝对的市场垄断地位,获利颇丰。受到实业救国时代背景的影响,再加上高额利润的刺激,吴蕴初研制出国货味精并于1923年正式创办天厨味精厂。天厨凭借佛教化宣传、塑造国货明星等特色化的营销手段逐渐赢得了市场。在与日商、国内同业的激烈竞争中,天厨凭借过硬质量和先进技术取得初步发展,产品畅销国内外。进入30年代,随着国内调味粉行业竞争加剧以及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在吴蕴初的带领下,天厨实现了经营战略的转移。吴蕴初以天厨味精厂为基础相继创办天原电化厂、天盛陶器厂、天利氮气厂等企业,建立“天”字号化工产业链,不仅解决了自身的原料供应问题,降低了企业成本,更在此过程中实现了企业的集团化发展,完成了由轻化工到重化工的转变,为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吴蕴初作为“天”字号企业的创办者,极具有近代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主导着企业由轻化到重化的成长之路。“天”字号企业在发展中一方面通过股份制改革、完善股权分配制度等方式完善了企业的制度建设,建立了现代化企业；另一方又通过创办化学工业研究所、建立清寒教育基金等途径加强了对科研事业、社会公益事业的投入,履行了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天”字号企业的发展壮大。研究“天”字号企业成长壮大的历史,观察其在市场竞争、产权保护、产品经营、战略管理等多方面进行调适从而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进而取得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以使我们对当时民族企业的生存发展有更清晰和深刻的认识,能够对当前中国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赵亚丽[2]（2014）在《梅朵与《大众电影》（1950-1955）》文中研究表明《大众电影》1950年6月1日创刊于上海，是新中国第一本畅销全国的电影刊物。创刊不久，《大众电影》就以它活泼的风格和丰富的内容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与追捧，在积极推广国产进步影片、苏联影片，抵制英美帝国主义影片、建立新中国电影舆论阵地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大众电影》第一任主编，梅朵凭借丰富的编辑经验和对文艺工作的热爱，在《大众电影》初期的成长阶段贡献了许多力量，是《大众电影》的灵魂人物。而《大众电影》生存的50年代正是中国历史变革的重要时期，在这个年代中生存的个人和刊物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本文以1950年到1955年的《大众电影》杂志为基础，以《大众电影》办刊地点和内容风格的变化为线索，结合时代背景对《大众电影》初期的发展变化进行梳理和阐释，探究主编梅朵与刊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了解特殊历史环境中人的思想、行为、经验对刊物的影响的同时，也通过刊物的发展变化呈现这一历史时期中人的思想转变和历史选择。本文通过三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在与同时期的刊物进行对比的基础上，通过“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梳理和分析《大众电影》一经问世就受到欢迎的原因，从而对《大众电影》创刊初期所处时代背景、历史传统和主编梅朵的能动作用有较详细的了解。第二章，从历史经验的借鉴、大众趣味的转变、影评阵地的建立和自由的工作环境四个方面，对上海时期（1950-1951）《大众电影》的特点、作用和取得的成绩进行总结，从而展现梅朵在《大众电影》创刊前两年中的贡献和作用。同时为北京时期（1952-1955）《大众电影》风格的改变和梅朵本人思想、地位的变化提供参考依据。第三章，对政治环境、办刊地点、编辑人员改变之后的《大众电影》在内容、风格上的转变进行研究，同时关注主编梅朵的际遇、思想的转变和其在转变过程中对《大众电影》发挥的能动性作用。通过对迁京之后的《大众电影》风貌变化的分析，呈现像梅朵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时代环境中的努力、挣扎、调适及其无奈的历史宿命。
王建强,赵敏,刘飞[3]（2014）在《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绵阳市游仙区建设“教育生态绿洲”纪实》文中研究表明2012年,在绵阳市教育综合目标考核中,游仙区荣获了特等奖的第一名;2013年,游仙区荣获了国家体育总局表彰的"民族传统体育优秀推广奖";2013年中考,绵阳中学、南山中学硬上线845人,比2012年净增164人,义务教育质量创建区以来之最;中小学生参加国家省市青少年科技、创新、体育、艺术等竞赛获奖高达15689人次……中考高考捷报频传,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幼教普教职教协调共进,名师名校名校长群星闪耀。为什么花儿这样红呢?是什么让游仙教育不断走向蓬勃?这一切还得从2012年游仙区建设"教育生态绿洲"说起。
陶海洋[4]（2013）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文中指出《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张荣杰[5]（2012）在《民国时期上海邮工与邮务工会研究（1912-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发达的邮驿。既有服务官府的驿站体系,又有遍及各地的民信局。但近代意义上的邮政却出现在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借口中国没有邮政机构,在各通商口岸开始设置“客邮”。1866年,海关总税务司开始兼办邮政,开近代邮政先河。1878年开始海关试办邮政。到1896年,全国24处设有海关的地方都开办了海关邮局。光绪帝下令开办的大清邮政,采取海关管理体制。邮政伴随近代社会转型产生,发展十分迅速,成为国民政府时期少有的盈利国有企业之一。随之产生了新式的工人群体——邮工。他们经办各种邮政业务,为民众提供便利,与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都紧密相关。上海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经济文化发达,是中国的经济与文化中心。信息的传播,包裹的运输,以及钱财的汇兑,无不依赖于邮政。邮工成为整个国家与社会的“脚”,全力推动着近代社会的转型。本文以社会史为视野,将邮工群体置于整个近代社会大变迁背景之下,考察邮工生活、薪资待遇、工作状况等,认为邮工群体社会地位较一般产业工人为高。并力图揭示邮工与近代邮政发展,邮工与近代上海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独立的招考制度是近代邮政的灵魂。邮工不是由农民转化而成,是通过考试入局工作。这是邮工不同于其他产业工人的最大之处。随着邮政业的迅速发展,上海邮工群体不断扩大,大量富有文化知识的青年加入邮工队伍,增添了新鲜血液。与其他工人群体相比较,邮工群体文化程度较高。邮政运营全赖邮工,他们主要负责邮件的收发、运送和投递工作。受文化程度与工作经验限制,其工作分工,劳动时间,工作环境差异较大,在工作中存在一定的劳动风险。邮政虽是少有的盈利国营单位,但下层邮工的待遇并不高。但整体而言,邮工群体生活较其他下层群体为优。上海邮工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在中华民族遭受外敌入侵时,上海邮工组织义勇军传递情报,维护社会治安,组建邮工医疗队,奔赴战场救死扶伤。邮工群体人数虽少,但因其职业的特殊性质,成为国共两党竞相争取的对象。为改善邮工待遇,中共曾多次领导邮工罢工,一度控制邮务工会。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通过“清党”与“改组”,将邮务工会纳入“正轨”。国民政府为控制邮工,下大力气对邮工进行管理,开办邮务学习班,强化邮工思想教育。在邮工内部开展清党,肃整邮工队伍,并利用帮会管控邮工。国民党对邮务工会干部加以拉拢,封官加爵,出钱出物,资助工会,为工会活动提供便利。邮务工会在政治上亲近国民党,被国民政府誉为模范工会,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工运系统的台柱子。上海邮务工会作为上海七大工会之首,在全国工运界占有很高地位,具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邮务工会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化解工潮,组织各种文体活动,丰富邮工生活。国难当头时,邮务工会组织各种抗日爱国运动。为改善邮工生活待遇提高政治权利,邮务工会领导邮工采取罢工等激烈行动与国家抗争。邮务工会还积极参与邮政,不仅关注上海,而且关注整个国家邮政,为改良邮政献言献策,甚至以罢工相力谏。上海邮务工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协助调解工潮,邮务工会与国家社会的互动,展现出既合作又对抗的态势。上海邮务工会提倡劳资合作,反对阶级斗争。上海邮务工会作为黄色工会的代表,具有不可多得的典型性,体现了近代中国黄色工会的复杂性。
袁翼[6]（2010）在《打造高水平网络传媒 提升教育信息化水平——庐江教育网科学发展纪实》文中研究表明2348平方公里的皖中庐江,自古钟灵毓秀,人文荟萃。早在西汉,这里就诞生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公学始祖文翁。文翁兴学,启励着后贤,因此,庐江教育历代有着雄健的文脉和深厚的底蕴。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庐江教育发
方小玉[7]（2009）在《民国《经济学季刊》（1930-1937）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学季刊》是民国时期经济学界的权威期刊,是国内经济学刊物的代表。它宣传西方经济学理论,并对其进行研究和效仿,进而结合中国国情,运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探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诸多实际问题,反映的经济思想体现出民国时期经济思想的主流及特点。本文试从其创办、运营、出版及作者群体和内容分类等几个方面,对《经济学季刊》进行系统性分析,将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相结合,以考察季刊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古代中国没有经济科学,虽然史籍中有大量关于经济政策及经济活动的记载,但始终没有发展成为系统的经济学理论,这是由中国封建小农经济的性质所决定的。清末,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国门被打开,西洋的先进技术率先传入中国,随后国人发现仅仅拥有技术并不能真正富国强兵,于是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理论。西方经济学理论传入中国,得益于20世纪初的留学热潮。大批中国留学生奔赴日本和欧美,大多数人选择了经济学专业。二、三十年代,这些留学生纷纷回国,投入到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之中。他们或进入高校任教,或担任政府官员,许多人成为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正是由于这些留学背景的精英,中国近代经济学才得以创立和发展起来。由于当时国内没有研究经济学的专门机构,所以这些留学生回国后纷纷组建团体,相互之间交流学术思想。为了顺应形势,1923年中国经济学社得以成立。学社由留学英美的学生组成,社员大多是当时的经济学精英,很多人甚至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正是由于学社成员的理论权威性和社会影响力,使得学社成为当时经济学研究机构中的主力军。《经济学季刊》即是学社社刊,创办于1930年,至1937年停刊,共出版8卷29期,刊登文章333篇,作者达158位。《经济学季刊》实行编辑责任制,前后共有两位编辑,每位编辑的言论即代表季刊的办刊方针。1930年至1934年,季刊总编辑为李权时,他提出的办刊方针是立足国际、提升高度；1934年至1937年,季刊总编辑为唐庆增,他提出的办刊方针是着眼实际、学以致用。从办刊方针的变动可以看出,季刊宗旨前后经历了一个不断细化的过程,由着重理论研究到倾向于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季刊的资金是多渠道筹募,但主要源于中国经济学社基金、广告费用和私人捐助。季刊的出版则一直由商务印书馆承接,后因战祸,商务印书馆被破坏,则一度转由黎明书局承印。《经济学季刊》的作者主要是中国经济学社社员,其结构具有多样化特点,主要由经济学界名人、商界名人、文化界名人和政界名人等构成。这些人大部分是留学生,具有相当高的经济学理论水平,他们发表的文章,大多代表着当时经济学发展的前沿,其观点在经济学界具有权威性。《经济学季刊》的文章涉及经济学诸多领域。笔者将其进行归类,以其所占篇幅的多寡,可将季刊反映的主要经济思想归为以下几类：经济思想史,经济学理论,金融与财政,劳动与土地经济,会计、审计与统计,经济政策等。其中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理论是涉及理论经济学的内容。金融与财政,劳动与土地经济,会计、审计与统计,经济政策等则属于应用经济学范畴。理论经济学的内容主要包括当时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传播,以及中国应发展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探讨。通过对这些文章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第一,《经济学季刊》所宣传的经济学理论,均是西方近代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但诸学者并不是一味的照搬,而是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并加以效仿,形成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第二,《经济学季刊》对于中国适合发展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希望寻找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道路。但是由于这些经济学者留洋之时,看到的是西方世界的物质繁荣和文明的先进,所以他们还是倾向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应用经济学的内容则占据了季刊大部分篇幅。笔者将其分为七个部分：货币与金融,财政,劳动经济,土地经济,会计、审计与统计,国难时期的经济建设方案,统制经济思潮。结合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不难看出,这七个部分均涉及国民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面,且都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如金融方面,1930年前后,世界经济恐慌造成了银价的大波浮动,西方国家对银价采取的措施直接影响到中国的银价。为了应对银价的涨跌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影响,国内学者均纷纷出谋划策,意在寻求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本位制,季刊上的文章大致提出了金本位制、银本位制、复本位制三种意见,但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批评,最后南京国民政府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尝试之后,实行法币政策,最终统一货币。这表明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并不只是停留在理论研究上,而是将国际经济背景与西方经济理论,加上中国的实际情况,三者相结合,力图总结出最合适的国民经济建设方案。其他几个方面也同样如此,均涉及现实经济问题。季刊针对每一次政策的变动,均会设专号进行探讨,对时政进行褒贬。《经济学季刊》除了在经济思想方面具有丰富的内容,在学风方面,也有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地方。季刊大多数文章涉经济学的应用,可见季刊的目的是学以致用,用先进的西洋学理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同时,季刊中有不少文章涉及学者间的相互质疑和争辩,有些甚至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分歧,可见季刊对于学术交流中的辩论是支持的,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只要有利于经济学的发展,对于各种形式的辩论,是持欢迎态度的。总之,研究《经济学季刊》的学术意义在于丰富了民国经济思想史的内容。其现实意义则在于值得我们发扬和借鉴的地方,总归起来有三点：不偏不倚的学术立场,学以致用和兼容并包的学风,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
乃风[8]（2007）在《公共关系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在,上至国家公安部,下至基层派出所,正在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和实践着公共关系的管理职能,各地公安机关纷纷成立公共关系部门,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公共关系已成为全国公安系统的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
孙大权[9]（2005）在《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经济学社于1923年创立,到1953年结束。是在马寅初、刘大钧主持下,以留美归国经济学者为主,集合全国政、学、商各界上层分子组成的经济学术团体。学社作为民国经济学界的英美派,其学术和思想居于当时社会的主流和中心地位,在民国时期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影响到新中国的人口论。这一重要经济学术团体,今日学界对之却了解甚少。本文在广泛收集各种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学社的活动和思想等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察。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形成了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经济学者群体,他们参加或组织的学术团体在各地广泛成立,为中国经济学社创立奠定了基础,1923年11月,清华留美归国的经济学者刘大钧、陈长蘅等人与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戴乐仁等共同创立了中国经济学社,其最初目的是为社员提高经济学教学和科研水平服务。1924年马寅初等人加入后,学社宗旨改变为:发展中国经济学术和改进中国现实经济。这一改变,适应了社会需要,导致了学社的长足的发展。 在马寅初、刘大钧的积极领导下,中国经济学社由北京市的一个小团体,向天津、上海、美国等地扩张,到1927年11月,学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心组织。在此之后,马寅初等人开始了大量吸收商界和政界社员,学社的组织与影响就进一步向社会各界延伸。同时,学社开始了艰辛的基金筹募,并取得了较大成效,到30年代中期,学社拥有杭州房产一处,南京地皮14亩,基金20万左右。然而由于抗战的爆发,中国经济学社的发展势头受到重大打击,虽然学社继续在重庆聚集社员,坚持发展,但学社的基金由于通货膨胀不断贬值,社员的政治立场也出现了重大分化,特别是马寅初被软禁后,学社发展进入后期,走向衰落,一直到1953年正式结束。 中国经济学社一年一度最重要的集体学术活动就是举行年会,前3届年会在北京举行,主要是社务会议。第四届年会在上海召开,确立了进行社务会、学术讨论会、讲学会、各种宴会以及参观游览等多种活动。在1927年至1936年间,学社在杭州、青岛、广州等地举行了10次年会,每次年会都受到了经济学界、政府、工商界以及社会舆论的关注与支持,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在1938年至1943年学社总部西迁重庆后,还召开了三次有影响的年会。同时,中国经济学社还举办了多种学术事业,如:出版丛书,创办社刊,建立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等等,发表了被经济学界公认的一批优秀学术成果,特别是刘大钧主持完成的中国第一次工业普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经济学社骨干社员马寅初、刘大钧、卫挺生、何廉、唐庆增、顾翊群、潘序伦等人的经济思想,在基本经济理论方面有明显的共同特点:关于经济哲学:主张“不激不随”的经济发展观,既反对激进的马克思主义（不激）,又批判保守的传统封建思想（不随）,并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在价值论与消费、生产、交易、分配论等方面,主要是受英美的马歇尔、克拉克等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而不是王亚南所说的主要受奥国派影响;在研究方法方面,注重实证和统计方法。 在应用理论和政策主张方面,他们多在切磋和争论中相互影响。关于统制与放任:1932年10月,武育干最早提出了在中国实施统制经济的主张,社员多主张在保留私有制前提下,由政府联合工商界上层统制全国经济。在统制经济理论流行时,顾翊群运用哈耶克理论批判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主张市场经济,运用比较优势论批判了贸易保护主义,主
本刊编辑部[10]（2001）在《给您拜年──本刊编辑部新年献辞》文中研究指明
二、本刊举办“县局局长话两改”征文活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本刊举办“县局局长话两改”征文活动（论文提纲范文）
（1）从轻化工到重化工：“天”字号企业发展研究（1923-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1、企业史研究概况 |
| 2、吴蕴初及“天”字号企业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 |
| 1、研究方法 |
| 2、研究内容及框架 |
| 第一章 天厨味精厂的创办 |
| 一、实业救国：天厨味精厂创办的外部环境 |
| 1、政府及社会对实业的提倡 |
| 2、近代日用化学工业的兴起 |
| 二、挽回利权：天厨创办的内在动力 |
| 1、日货味之素的历史 |
| 2、国产味精的发明 |
| 3、天厨味精厂的创办 |
| 第二章 天厨味精厂的初步发展(1923—1928) |
| 一、天厨厂初步发展概况 |
| 二、天厨厂初步发展的原因 |
| 1、天厨味精的特色化营销 |
| 2、重视商标权益,获得专利保护 |
| 3、以质量和技术赢得同业竞争 |
| 4、吴蕴初的个人因素 |
| 第三章 天厨味精厂的全面扩张(1929—1937) |
| 一、子母相生：吴蕴初经营策略的转变 |
| 1、技术专利的放弃与产品的多元化 |
| 2、天原电化厂的创办 |
| 3、天盛陶器厂的创办 |
| 二、由轻到重：天厨厂发展的战略转移 |
| 1、30年代初调味品市场概况 |
| 2、天利氮气厂的创办 |
| 三、天厨改组股份有限公司 |
| 1、股东纠葛与公司扩资改组 |
| 2、发明权益的再发配 |
| 四、天厨味精厂的科教事业 |
| 1、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 |
| 2、清寒教育基金 |
| 3、《工业安全》杂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梅朵与《大众电影》（1950-195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大众的“宠儿” |
| 一、 恰逢“天时” |
| 二、 依托“地利” |
| 三、 得益“人和” |
| 第二章 上海（1950-1951）：兼收并蓄的时代风貌 |
| 一、 历史经验的嫁接 |
| （一） 商业特征明显 |
| （二） 内容丰富生动 |
| （三） 重视读者互动 |
| 二、 大众趣味的转变 |
| （一） 批判“好莱坞” |
| （二） 宣传“进步”影片 |
| 三、 影评阵地的建立 |
| （一） “从群众中来” |
| （二） 专业影评队伍 |
| 四、 自由的工作环境 |
| 第三章 北京（1952-1955）：时代洪流中艰难前行 |
| 一、 《武训传》的批判 |
| （一） 《武训传》与《大众电影》 |
| （二） 合并《新电影》 |
| 二、 刊物风格的变化 |
| （一） 商业特征消失 |
| （二） 版面设计单调 |
| （三） 文化品位提升 |
| （四） 政治性加强 |
| 三、 梅朵能动性表达 |
| （一） 主编地位边缘化 |
| （二） 作者队伍壮大 |
| （三） 影评写作减少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4）《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研究回顾 |
| 三、 研究方法与目标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商务印书馆 |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简述 |
| 一、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与创办者 |
| 二、 张元济对“商务”的主要贡献 |
| 三、 《东方杂志》是“商务”最重要的杂志 |
| 第二节 关于《东方杂志》研究的几个问题 |
| 一、 《东方杂志》的创办 |
| 二、 《东方杂志》的主编 |
| 三、 《东方杂志》的栏目与用稿 |
| 四、 《东方杂志》的历史分期 |
| 第二章 杜亚泉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杜亚泉的生平及社会评价 |
| 一、 杜亚泉生平简介 |
| 二、 杜亚泉晚年生活拮据原因 |
| 三、 杜亚泉去世后的社会评价 |
| 第二节 杜亚泉研究概述 |
| 一、 “科学普及家和教育家”(1993年以前) |
| 二、 “杜亚泉热”(1993年以来) |
| 第三节 杜亚泉的思想 |
| 一、 述评大战前后的国际政局 |
| 二、 介绍边疆危机与中外关系 |
| 三、 关注日本舆论及对华政策 |
| 四、 述评辛亥革命及社会变化 |
| 五、 介绍世界新学说与思想 |
| 六、 中西文化异同与调和论 |
| 七、 道德接续与精神救国论 |
| 八、 思想启蒙中的文化论争 |
| 九、 杜亚泉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第三章 钱智修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钱智修对《东方杂志》的改革 |
| 一、 钱智修的生平简介 |
| 二、 钱智修的改革主张 |
| 第二节 钱智修对国外政治发展的介绍(1911—1919年) |
| 一、 主权在民的思想与寡头政治的压迫 |
| 二、 劳动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
| 第三节 钱智修对平民政治思想的述评(1920—1924年) |
| 一、 平民政治需要现代公共政策 |
| 二、 平民政治需要进化社会道德 |
| 三、 实行自治是平民政治的关键 |
| 四、 平民政治要求改造知识阶层 |
| 第四章 胡愈之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胡愈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 一、 胡愈之的生平及其在《东方杂志》的经历 |
| 二、 对胡愈之本人回忆有关内容的剖析 |
| 三、 胡愈之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胡愈之介绍国外新知识(1915—1919年) |
| 一、 关注中国等落后国家 |
| 二、 传播新科技与新知识 |
| 第三节 胡愈之的各类述评(1920—1927年) |
| 一、 1920年代的作品概述 |
| 二、 介绍欧美的政治发展 |
| 三、 述评中国政治及道路 |
| 四、 述评俄国革命及问题 |
| 五、 关注弱国与政治运动 |
| 六、 现代文学及文艺批评 |
| 第五章 王云五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概述 |
| 一、 王云五生平简介 |
| 二、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
| 第二节 “一·二八”事变与王云五的举措 |
| 一、 “一·二八”事变与商务印书馆的损失 |
| 二、 王云五为恢复商务印书馆所采取的措施 |
| 第三节 王云五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一、 长期担任发行负责人 |
| 二、 努力调整栏目与内容 |
| 三、 成功渡过搬迁曲折 |
| 第四节 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一、 当事人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二、 台湾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三、 大陆学界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第六章 早期《东方杂志》(1904—1910年)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社会思潮的激荡 |
| 一、 清末新政简介 |
| 二、 现代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 |
| 第二节 主编和主要栏目 |
| 一、 主编及其思想倾向 |
| 二、 主要栏目等介绍 |
| 第三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发展教育论 |
| 二、 振兴实业论 |
| 三、 改革政治论 |
| 四、 传统文化论 |
| 五、 外交形势论 |
| 第七章 杜亚泉时期的《东方杂志》(1911—1919年) |
| 第一节 时代动荡与思想纷争 |
| 一、 动荡时代与国内政局 |
| 二、 文化乱象与思潮涌动 |
| 第二节 杂志的稳定发展 |
| 一、 栏目和内容根本变化 |
| 二、 稳定的作者队伍形成 |
| 第三节 杂志的内容与特色 |
| 一、 记录各类社会动荡 |
| 二、 关注日本军国主义 |
| 三、 介绍现代社会思潮 |
| 四、 传播现代科技知识 |
| 五、 杂志的内容特色 |
| 第四节 文化分歧与主编调整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无奈的抉择 |
| 三、 冷静的纠偏 |
| 四、 未尽的结局 |
| 第八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上)(1920-1923年) |
| 第一节 政局变化与主义纷呈 |
| 一、 世界政局变化 |
| 二、 国内军阀混战 |
| 三、 各类主义纷呈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及其特色 |
| 一、 作者队伍概况 |
| 二、 记录世界时局的根本变化 |
| 三、 关注中国外交与国内乱政 |
| 四、 述评社会主义等现代思潮 |
| 五、 介绍现代学科与科学知识 |
| 六、 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九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中)(1924—1927年) |
| 第一节 国共合作与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一、 门户开放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二、 国内矛盾与国民革命的顺利发展 |
| 第二节 主要作者及栏目概述 |
| 一、 主要作者及其特点 |
| 二、 栏目变化分析 |
| 第三节 主要作品及其内容概述 |
| 一、 述评欧美主要强国矛盾 |
| 二、 关注国际联盟相关会议 |
| 三、 介绍世界各国政治动荡 |
| 四、 批评列强强占特殊利益 |
| 五、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政策 |
| 六、 南北斗争中的政治变动 |
| 七、 现代文学作者及其作品 |
| 八、 中外文化关系与新成果 |
| 第十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下)(1928—1931年) |
| 第一节 国家统一与中日冲突 |
| 一、 国家统一与中外矛盾 |
| 二、 日本扩张与中日冲突 |
| 三、 作者队伍及内容变化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欧美冲突与国际政治失序 |
| 二、 经济危机与不同发展道路 |
| 三、 民族独立与中国国家建设 |
| 四、 改订新约与中国外交环境 |
| 五、 民族危机与日俄侵略满蒙 |
| 六、 时代变迁与各类社会文化 |
| 七、 国家统一与民族文化重构 |
| 八、 文学创作与民众艰辛生活 |
| 第十一章 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1932—1941年) |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侵华战争 |
| 二、 中国应对危机之策与全面抗战 |
| 三、 《东方杂志》作者队伍概述 |
| 第二节 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战争威胁 |
| 二、 美国新政与统制经济问题 |
| 三、 法西斯崛起与国联的软弱 |
| 四、 内忧外患与中国国家建设 |
| 五、 日本侵略与中国抗战兴起 |
| 六、 反思传统与新型文化构建 |
| 七、 民众苦难与现实主义文学 |
| 八、 时代变迁与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三节 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 |
| 一、 作者队伍和内容特色概述 |
| 二、 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
| 三、 “东亚新秩序”与日本的窘境 |
| 四、 中国坚持抗日与战时经济 |
| 五、 社会知识传播与文化偏向 |
| 第十二章 苏继庼时期的《东方杂志》(1943—1948年) |
| 第一节 时局变化与杂志的衰败 |
| 一、 抗日战争前后的政治分裂 |
| 二、 作者队伍概况与杂志衰败 |
| 第二节 杂志的主要内容 |
| 一、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冷战”开始 |
| 二、 “永久和平”的期盼与新战争威胁 |
| 三、 中国抗战胜利与国共内战爆发 |
| 四、 文史类作品与传统文化的反思 |
| 五、 大学教育发展与现代学科知识 |
| 结语：《东方杂志》对现代文化的贡献 |
| 一、 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中外社会发展 |
| 二、 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
| 三、 滋养了大批现代人才 |
| 四、 启示 |
| 附表十五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民国时期上海邮工与邮务工会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述评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近代邮政发展 |
| 第一节 邮政趋于统一 |
| 一、裁撤驿站 |
| 二、取缔民信局 |
| 三、废除“客邮” |
| 第二节 近代国家邮政的发展 |
| 一、海关兼办邮递 |
| 二、海关试办邮政时期 |
| 三、大清邮政开办 |
| 四、中华邮政 |
| 第三节 上海邮政机构的建立与发展 |
| 一、邮政机构的设置与沿革 |
| 二、社会需求推动邮政发展 |
| 三、邮政业务发展与邮工群体壮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上海邮工群体概况 |
| 第一节 邮工来源 |
| 第二节 邮工群体特征 |
| 一、文化程度较高 |
| 二、职业声望较高 |
| 三、集中度高 |
| 四、青壮年多 |
| 五、女性绝少 |
| 六、群体标志逐渐明显 |
| 第三节 邮工的收入 |
| 一、工资收入 |
| 二、津贴收入 |
| 三、奖金收入 |
| 第四节 邮工福利 |
| 一、医疗福利 |
| 二、休假福利 |
| 三、旅费 |
| 四、抚恤养老金 |
| 五、子女教育福利 |
| 第五节 邮工生活负担 |
| 一、邮工消费情况 |
| 二、邮工生活感受 |
| 第六节 邮工工作状况 |
| 一、不同工种工作情况 |
| 二、单调乏味的工作 |
| 三、邮工的职业风险 |
| 四、职业病困扰 |
| 第七节 国家对邮工的管理 |
| 一、邮工的业务与思想教育 |
| 二、整肃邮工服务行为 |
| 三、清查邮工舞弊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邮务工会组织、活动与宣传 |
| 第一节 邮务工会的演变 |
| 一、成立邮务工会的尝试——建立邮务友谊会 |
| 二、从邮务公会到邮务工会 |
| 三、寿命短暂的白色邮务工会 |
| 四、中间工会 |
| 五、黄色工会的典型代表 |
| 六、邮务工会的嬗变 |
| 第二节 邮务工会主要活动 |
| 一、兴办邮工福利事业 |
| 二、开展各种文娱活动,丰富邮工业余生活 |
| 三、维护邮工合法权益 |
| 四、维护邮务工会利益 |
| 五、邮务工会与当局关系 |
| 第三节 邮务工会的宣传喉舌——上海邮工月刊 |
| 一、办刊宗旨及出版发行 |
| 二、《上海邮工》的主要内容 |
| 三、《上海邮工》的政治立场 |
| 四、邮工对《上海邮工》的认知 |
| 五、《上海邮工》的宣传效果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上海邮工与近代上海社会 |
| 第一节 上海邮工与抗日爱国运动 |
| 一、利用职业便利为抗日做贡献 |
| 二、组织邮工抗日义勇军 |
| 三、致电政府、请愿,为抗日奔走 |
| 四、慰问抗日将士,积极募捐,捐助“邮工号”飞机 |
| 五、邮史留忠魂 |
| 第二节 在邮言邮——参与管理邮政事务 |
| 一、维护邮政独立考试制度 |
| 二、反对中美航空邮务合同 |
| 三、参与邮政管理其他事务 |
| 第三节 调解工潮,投身慈善 |
| 一、积极解决上海工潮 |
| 二、慷慨相助,参与救灾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6）打造高水平网络传媒 提升教育信息化水平——庐江教育网科学发展纪实（论文提纲范文）
| 功能强大的“传输器” |
| 和谐教育的“连心桥” |
| 均衡发展的“助推器” |
| 人文教育的“共鸣箱” |
（7）民国《经济学季刊》（1930-1937）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三、本文的主要任务和内容 |
| 四、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成立和《经济学季刊》的创办 |
| 第一节 20世纪初的留学热潮和经济学教育、科研的活跃 |
| 一、经济学留学生群体的出现 |
| 二、经济学教育、科研的活跃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学社的创立及其学术活动 |
| 一、各地经济学社团的出现和中国经济学社的创立 |
| 二、中国经济学社的发展方针及其学术活动 |
| 第三节 《经济学季刊》的创刊 |
| 一、创刊经过 |
| 二、与同时期重要经济期刊之比较 |
| 第二章 《经济学季刊》的运营、办刊方针、作者群体及研究领域 |
| 第一节 《经济学季刊》的运营 |
| 一、《经济学季刊》的编辑队伍 |
| 二、《经济学季刊》的资金筹募 |
| 三、《经济学季刊》的出版发行 |
| 第二节 《经济学季刊》的办刊方针 |
| 一、前期方针——立足国际,提升高度 |
| 二、后期方针——着眼实际,学以致用 |
| 第三节 《经济学季刊》作者群体及研究领域 |
| 一、作者群体多样化 |
| 二、《经济学季刊》文章涉及的研究领域 |
| 第三章 《经济学季刊》涉及理论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倾向 |
| 一、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的适用性 |
| 二、重视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借鉴 |
| 三、倾向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
| 第二节 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传播与探讨 |
| 一、对经济学本身的探讨 |
| 二、对价值论等理论的介绍与评论 |
| 第三节 《经济学季刊》作者针对相关理论展开辩论 |
| 一、围绕劳力价值论展开的辩论 |
| 二、围绕生产要素论展开的辩论 |
| 第四章 《经济学季刊》涉及应用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货币与金融问题探讨 |
| 一、针对1929年底至1930年初金贵银贱所展开的讨论 |
| 二、对新兴行业——信托业的关注 |
| 第二节 财政问题探讨 |
| 一、对财政制度与政策的探讨 |
| 二、对营业税的探讨 |
| 第三节 劳动经济问题探讨 |
| 一、关于清代学人的劳工学说 |
| 二、学者对劳动经济相关内容的尝试性研究 |
| 第四节 土地经济问题探讨 |
| 一、对《土地法》的批评与建议 |
| 二、关于井田制存在与否的讨论 |
| 第五节 会计、审计与统计问题探讨 |
| 一、会计问题研究 |
| 二、审计趋势研究 |
| 三、统计方法研究 |
| 第六节 国难时期的经济建设方案 |
| 一、国难时期的经济政策研究 |
| 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下的经济政策建议 |
| 第七节 统制经济思潮 |
| 一、"统制经济"概念的界定 |
| 二、关于中国是否适合实行统制经济的探讨 |
| 第五章 对《经济学季刊》创办的评价 |
| 第一节 《经济学季刊》具有鲜明的办刊特色 |
| 一、学术权威性 |
| 二、政策导向性 |
| 第二节 《经济学季刊》代表了中国近代经济学发展的前沿水平 |
| 一、集中了当时最有名的经济学家 |
| 二、宣传西方经济学理论最集中的阵地 |
| 三、反映的经济思想与国际同步 |
| 第三节 《经济学季刊》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
| 一、"经济界之权威读物"、"国内经济刊物之代表" |
| 二、对政府决策的影响 |
| 第四节 《经济学季刊》体现出难能可贵的学风 |
| 一、学以致用 |
| 二、兼容并包 |
| 结语:《经济学季刊》值得发扬之处以及对当今办刊的借鉴意义 |
| 附录:《经济学季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公共关系构建和谐警民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从新闻宣传到公共关系'>>从新闻宣传到公共关系 |
| 公关部门的故事'>>公关部门的故事 |
| 芜湖 |
| 南山 |
| 湖州 |
| 番禺 |
| “婴儿期”的警察公关'>>“婴儿期”的警察公关 |
（9）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第一章 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经济学社的创立 |
| 第一节 20世纪20年代前后学习经济学与商科专业的留学生群体的出现 |
| 一、学习“法政”的留日学生群体 |
| 二、经济学留欧生群体 |
| 三、程度高的经济学留美生群体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发展 |
| 一、经济学教育的发展 |
| 二、经济学科学研究机构的建立 |
| 三、经济着作、期刊的出版发行 |
| 第三节 民国初年各种经济学术社团的出现 |
| 第四节 中国经济学社的创立 |
| 一、中国经济学社的成立 |
| 二、中国经济学社发展方针的制定 |
| 第二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组织发展与基金筹募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学社组织的演变 |
| 一、北京时期的组织演变 |
| 二、上海、南京时期的组织发展 |
| 三、重庆时期的组织演变 |
| 四、中国经济学社组织活动的结束 |
| 五、中国经济学社社员构成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学社的基金 |
| 一、北京时期的基金筹募 |
| 二、上海、南京时期的基金筹募和使用 |
| 三、中国经济学社基金的破产 |
| 第三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学术活动与举办的学术事业 |
| 第一节 举行年会 |
| 一、北京时期的三次年会 |
| 二、1927年第四届上海年会 |
| 三、1928—1931年杭州、南京、无锡、宁波年会 |
| 四、1932—1935年杭州、青岛、长沙、广州年会 |
| 五、1936年上海年会的举行与1937年福州年会的筹备 |
| 六、重庆时期的三次年会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学社举办的学术事业 |
| 一、出版书籍 |
| 二、创办刊物 |
| 三、举办的其他学术事业 |
| 第三节 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成立 |
| 一、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成立及维持 |
| 二、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的主要学术工作 |
| 第四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主要经济思想(上):基本经济理论与研究方法 |
| 第一节 “不激不随”的经济发展观 |
| 一、反对马克思主义 |
| 二、批判传统经济思想 |
| 三、辩护资本主义 |
| 第二节 价值论与消费、生产、交易、分配论 |
| 一、价值论 |
| 二、消费论 |
| 三、生产论 |
| 四、交易论 |
| 五、分配论 |
| 第三节 分析工具与研究方法 |
| 一、运用西方经济学分析工具 |
| 二、注重经济实务研究 |
| 三、实证研究与统计方法 |
| 第五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主要经济思想(下):应用理论与政策主张 |
| 第一节 统制经济(计划经济)论与自由放任论 |
| 一、中国经济学社与统制经济思潮的兴起 |
| 二、中国经济学社关于统制经济的主要思想 |
| 三、顾诩群、唐庆增的自由经济论 |
| 第二节 财政思想 |
| 一、财政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社关注的重点 |
| 二、卫挺生等人的“超然主计与联综组织”论 |
| 三、姚庆三对凯恩斯财政学理论的传播 |
| 四、马寅初等人的战时财政论 |
| 第三节 货币金融思想 |
| 一、银价跌落时期的货币金融思想 |
| 二、银价爆涨时期的货币金融思想 |
| 三、抗战初期维持法币汇价的讨论 |
| 第四节 劳资协调论与人口控制论 |
| 一、劳资协调论 |
| 二、人口控制论 |
| 第六章 中国经济学社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学社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
| 一、中国经济学社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心组织 |
| 二、中国经济学社是中国经济学术着作界的主力军 |
| 三、中国经济学社的成立是中国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划时代事件 |
| 第二节 中国经济学社对国民党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响 |
| 一、中国经济学社强烈的干政愿望 |
| 二、社员大量进入政府经济立法和决策机关担任要职 |
| 三、社员多次参加全国财经会议 |
| 四、社员的经济政策建议被国民党政府采纳的实例 |
| 五、学社提倡的经济思想对国民政府经济决策的间接影响 |
| 第三节 中国经济学社与工商界的合作与互动 |
| 一、工商界对经济学知识和经济学者的重视 |
| 二、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学社的支持 |
| 三、经济学者成为工商界的代言人 |
| 四、经济学者为工商界的发展出谋划策 |
| 第四节 中国经济学社对新中国人口思想的间接影响 |
| 附录一、中国经济学社社员简历表 |
| 附录二、中国经济学社社员着述表 |
| 参考文献 |
| 本人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简介: |
| 声明: |
| 致谢: |
四、本刊举办“县局局长话两改”征文活动（论文参考文献）
- [1]从轻化工到重化工：“天”字号企业发展研究（1923-1937）[D]. 杨利强.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2]梅朵与《大众电影》（1950-1955）[D]. 赵亚丽. 新疆大学, 2014(03)
- [3]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绵阳市游仙区建设“教育生态绿洲”纪实[J]. 王建强,赵敏,刘飞. 四川教育, 2014(Z1)
- [4]《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01)
- [5]民国时期上海邮工与邮务工会研究（1912-1937）[D]. 张荣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2(12)
- [6]打造高水平网络传媒 提升教育信息化水平——庐江教育网科学发展纪实[J]. 袁翼. 安徽教育, 2010(03)
- [7]民国《经济学季刊》（1930-1937）研究[D]. 方小玉. 武汉大学, 2009(01)
- [8]公共关系构建和谐警民关系[J]. 乃风. 国际公关, 2007(02)
- [9]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D]. 孙大权. 四川大学, 2005(04)
- [10]给您拜年──本刊编辑部新年献辞[J]. 本刊编辑部. 农村电工, 2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