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中国乐律学百年论着综录》（论文文献综述）
刘瑶,于广杰[1]（2021）在《百年来明清词调音乐研究现状与反思——以《木兰花》词调为例》文中提出明清词调音乐是重要的词乐历史形态,承载着唐宋词独特的声辞之美,也呈现出明清词人融前代遗声与当代声乐的博雅趣味。百年来明清词调音乐研究主要集中在乐律宫调理论、文学与音乐的关系、乐谱校订与翻译三大方面。依托传统音乐史和乐律理论,论者就词调音乐发展流变和乐律学研究之成果尚称丰富;以明清词调音乐乐例阐释词的文辞、声情与音乐关系的相关论述仍显得片面,不少地方甚至是主观臆断;以现代简谱、五线谱重新解读和翻译明清词调音乐也因译谱方式的不同而存在争议及偏失。反思百年来明清词调音乐研究的思路、方法以及依此取得的成就与不足,并以唐宋流行词调《木兰花》为例,阐明明清词调研究展现出的学术空间和张力,是推进明清词调音乐研究走向深入的重要基础。
黄金龙[2]（2020）在《崑曲曲牌源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崑曲曲牌源流研究”课题的展开,是基於目前对崑曲曲牌源流演变中存在的问题,所做的系统回顾和整理研究,是对戏剧本体的深入探索和考证。曲牌研究是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对南北曲曲谱的整理与研究、对自上古时期到近代相关音乐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各体音乐文学体裁文学的整理与研究等等,进而从整个中国“音乐文学“和“腔词关系”的宏观与微观视域考察崑曲曲牌的演进逻辑。本课题以通代研究角度切入,具体考察各代音乐文学与崑曲曲牌之间的源流互渗情况。第一章为“唐前古曲曲牌与崑曲曲牌之关系”。本课题对於崑曲曲牌源流的考察不仅仅把曲牌产生和发展限定为唐以後,而是力图在“前曲学时代”勾勒出一个曲牌音乐的酝酿和准备阶段,探索《诗经》、乐府等音乐文学在格律和音乐形式方面,对曲牌的产生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这也初步奠定了曲牌的文学和音乐基础。第二章为“大曲与崑曲曲牌关系论”。该章以大曲为主要考察对象,具体整理大曲源出崑曲曲牌的大致数量和基本演进方式,从而认为大曲的音乐管理方式和音乐体式,为崑曲曲牌提供了规范性和变异性的基本理念,同时也为崑曲曲牌的音乐文学来源提供了雅俗两方面的积累和雅俗融合的基本理念。第三章为“词牌与崑曲关系论”。作为崑曲曲牌的重要来源,该章主要考察“词曲递变”的文学逻辑和音乐逻辑,从而得见词与曲在宫调和格律的转化上,均有不同;其次,词法为度曲之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基础,为崑曲曲牌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和音乐素材。第四章为“北曲崑化论”。北曲和南曲始终存在着诸多文学与音乐特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宋元明清以来,以交通和地域转移流变,在东西南北之间进行了多次深入的学习、交流和渗透,构成了南北曲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文化景观。该章也在意图证明南北曲的交流互渗,是南北曲自我曲学规范建立的基础。第五章为“南戏曲牌与崑曲曲牌关系论”。本章以南戏与崑曲内部声腔的转化入手,探讨南戏与崑曲的源流问题。南戏为崑曲初步奠定了“腔格理论”和“曲牌声情论”,课题通过对南曲谱谱系的重新梳理和反思,确立了南戏和崑曲在音乐和文学倾向的雅俗倾向和曲律转变,这也进一步揭示了崑曲曲牌风格的独立发展与演变过程。第六章为“崑曲曲牌中的民间俗曲”。该章是基於曲牌源流多样性所作出的考察,具体从民间音乐、宗教音乐、边地音乐、琴曲、琴歌等角度,来全面考察崑曲与其他音乐品类之间的交流互渗状况。总体来说,本课题通过对崑曲曲牌源流的梳理可以看到:曲牌是曲牌体戏曲的重要特质,曲牌提供了戏曲的“诗、乐、演”的重要维度,具有重要的规约性和适应性。本课题对崑曲曲牌源流的考察,不仅仅是对崑曲曲牌的演唱和理论的揭櫫和指导,更重要的是力图发掘曲牌这一具体音乐形式其背後所蕴含的音乐演变逻辑,曲牌是整个中国音乐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充分展现了中国戏曲的独特魅力。
王成芳[3]（2018）在《明代陕西作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地域文学是明代文学研究不可忽视的研究课题,而陕西文学作为明代文学的一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诚然,有明二百七十六年,无论是作家质量,还是作家数量,陕西文学皆处于低谷阶段。但就北方地区来说,明代陕西的文学成就依旧可观:第一,明代陕西地区有文献可考的作家近700人,其中有作品存留者近400多人,有别集存世者65人,存世别集达120多种;第二,弘治、正德年间的陕西文坛涌现出李梦阳、康海、王九思等杰出作家,倡言复古,引领一代文风,成为明中期以“前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复古运动的主力军;第三,一般认为,嘉靖中期以后明代陕西文学逐渐走向没落,但恰恰就是在“没落之际”,几个不可忽视的文学家族逐渐崛起,并留下了大量作品;第四,明代陕西西安府文学异常繁荣,作家数量可与江南次发达州府相媲美。本文尝试在广泛搜集明代陕西地区作家、作品资料的基础上,客观展现明代陕西地区作家的时空分布及创作概貌,讨论明代陕西地区文学的特色,并给明代陕西文学以适当的定位。本论文分上下两编,其中上编为《明代陕西作家述论》,以时间为线索,选取50多位明代陕西地区重要的诗文作家,对其诗文创作情况进行重点考察。明代陕西文学的繁盛在中后期,经过明初长达百年的准备,明代陕西文学在弘治、正德朝达到了鼎盛,并于嘉靖、万历朝持续发展,至明末逐渐走向低谷。明前期洪武至成化（1368—1487）是明代陕西文学的沉寂、准备期。此期陕西作家多以政绩、理学见称,张紞、王恕、段坚、薛敬之、康阜、黄谏等构成其主体。其中张紞被称“治行为天下第一”。王恕是关中理学三原学派的创始人,在政绩上更有“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之称。他们对于明代陕西文化的贡献和对后来者的启迪之功是不可磨灭的,而文化的发展必将有利于文学的发展。明中期弘治、正德时期（1488—1521）是明代陕西文学的高峰期,不论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达到了一定高度,且产生了对全国文学发展有引领意义的文学名家。前七子中的李梦阳、康海、王九思均为明代陕西人,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批复古派作家,如许宗鲁、胡缵宗、马汝骥、张治道、刘储秀、胡侍、张原、张凤翔、韩邦靖、王用宾、王讴等。此一阶段,更有理学名家如王承裕、吕柟、马理、韩邦奇、南大吉等,在精研理学的同时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中,产生了一批有特色的作品。他们共同将明代陕西文学推向了高峰,一时间成为全国文学发展的主力。明后期嘉靖至万历朝（1522—1566）是明代陕西文学的相对发展期,主要表现在作家的数量以及几个重要文学家族的发展上。此一阶段虽有嘉靖八才子之一的赵时春仍在全国文坛崭露头角,但整个陕西文学已处于全国文学的边缘地带。值得注意的是以马自强为代表的同州马氏家族、南轩为代表的渭南南氏家族及其他文学家族在此一阶段的兴盛及发展。此外,尚有王维桢、赵统、杨爵、冯从吾、温纯、张蒙训等人的文学创作显名于地方。明末,泰昌至崇祯（1620—1644）间,明代陕西文学的发展已然进入衰弱期。但陕西依旧有一定数量的作家在进行着文学创作,重要者如焦源溥、温日知、温自知、温启知、来复、来临、张春、秦一藩等。其中温自知在明末清初被尊为关中文坛领袖,享誉关中。本文下编为《明代陕西作家叙录》,以地域为纲,作家为目,为凡有作品存世的明代陕西作家撰写小传,并撰写着述、作品提要。此编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搜集整理,尽量求全,于能力所及处对已有研究资料中作家姓名、字号、籍贯、生卒年、科考、着述等的缺失、疑点或讹误加以考证、补订。虽为下编,实为整个研究的基础。总体而言,明代陕西文学体现出以下特征:一是本籍作家的时空分布不均衡。以时间论,属万历、嘉靖朝作家数量为最,次为正德、崇祯,次为成化、弘治。以空间论,西安府的作家有绝对优势,占明代陕西作家总数的60%以上;二是明代陕西作家多受关中理学的影响,正直慷慨,注重气节,体现出较强的创作个性;三是明代陕西地区作家多具有强烈的文学复古意识,文从司马迁,诗宗杜甫;四是明代陕西作家普遍具有关注现实的写作倾向。不论在陕西文学的历史视域中还是明代文学的区域视域中,明代陕西地区文学均不算突出,但明中期以李梦阳、康海为代表的复古派作家的崛起,及区域内作家鲜明的创作风格使明代陕西作家成为明代作家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
刘再生[4]（2017）在《论“杨黄学派”史学思维的基本特征》文中指出楔子大约二十余年前,已有"杨黄学派"提法在京城学术圈流传,始作俑者无稽可考,有人或戏称为"杨黄家风"。无论如何,这一概念是否具有合理性、科学性,在21世纪史学实践中是否经得住历史检验,发挥其史学指导作用,笔者提出浅陋之见,请同行学者、专家批评指正。杨荫浏（1899—1984）是民国年间横空出世的国乐大师和音乐史学泰斗。我在1980年5月参加"中国古代音乐史座谈会"期间,观摩甘肃省歌舞剧院演出大型民族
郭树群[5]（2017）在《感念“知遇”之恩 缅怀《乐问》之志——纪念黄翔鹏先生诞辰90周年,逝世20周年》文中提出一、感念"知遇"之恩2017’,黄翔鹏先生离开我们的第20个年头。岁月的砥砺,让我格外思念这位对我有着"知遇"之恩的大师。先生是我学术研究的启蒙者之一;先生是不断提携我迈进乐律学研究殿堂的教育者、开悟者、呵护者和引领者。先生献身学术的人生足迹,永远镌刻在后学的精神世界。我曾在《参加中国乐律学史课题组工作感言》的文稿
冯光生[6]（2017）在《引路人——怀念恩师黄翔鹏先生及其对中国音乐考古学的贡献》文中指出本文依个人在黄翔鹏先生的启蒙、引领并跟随先生从事音乐考古的经历,简述了黄翔鹏先生对中国音乐考古学的贡献。他依据考古学的转型发展趋势,指出中国音乐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构建起真正有音乐的中国音乐史。他依自己的学识和实践,接通了音乐考古与音乐型态学、曲调考证、民族音乐学的连接,并注入中国音乐学主流之中。他着力学科的资料建设,主持了为中国音乐考古学"铺砖叠瓦"的奠基性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在举世瞩目的曾侯乙墓音乐考古工程中,以黄翔鹏为代表的前辈学者不仅产生了丰硕的成果,其开创性的实践,也从理论、方法、路径上为音乐考古学提供了范式和典型的案例,使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建设有了极大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成为这门新兴学科的重要里程碑。
郭树群[7]（2014）在《参加“中国乐律学史课题组”工作感言》文中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中华文化发展向好的年代,开放的学术思潮奔涌跃动,开放性的学术成果绽放异彩。乘着这股向好的文化潮涌,黄翔鹏先生主持的"中国乐律学史课题组"应运而生。笔者有幸被邀参加了这一学术团队,从而有了一段难以忘怀的学术生涯。一、"开门办所"的杰出尝试中国乐律学史上有过汉代刘歆典领条奏,"通知钟律者百余人"讨论乐律之盛事;有过洋洋洒洒的隋代"开皇乐议";也有过有宋一朝自建隆至崇宁
肖艳[8]（2013）在《多重证据法的运用与深化 ——中国音乐史学史证范式研究》文中提出近代科学崇尚求真,强调客观证据即实证是科学研究的生命线。依据新的“科学学”理论,相关材料、证据的规则法则,也是支持各学科能否成立的“科学范式”（Scientific Paradigm）的核心要素之一。历史研究一贯求真,强调言必有据,近代甚至有人主张“史学就是史料学”,故“史证（历史证据）范式”,在历史科学的“科学范式”①构架中,具有重要地位。音乐史学,是历史学和音乐学相互渗透结合的综合学科,研究对象主要是看不见且不易保存的音乐作品,古代相关史料极难搜寻考订。近代科学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一般以叶伯和、王光祈等撰写的着作为诞生标志。其近百年的发展历程,研究对象逐渐明确不断拓展；代表性重要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自身“科学研究范式”以及相关“学术共同体”也初步建立。这一过程中,相关史料搜集、整理和考订研究的全面展开,尤其是多重证据法的运用和深化,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坚实的“史证”基础。从初创阶段的叶伯和、王光祈等先生,到这一学科迅速发展阶段的杨荫浏、李纯一、黄翔鹏等前辈,均为这一学科“科学范式”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叶伯和首先指出音乐是一门艺术。杨荫浏、李纯一、黄翔鹏等提出,在音乐史的纵向研究方面,要努力打破传统的朝代体系,按照音乐艺术自身发展的延续性和阶段性考虑音乐史的分期问题；在特定时段的横向研究方面,则考虑按照音乐艺术体裁形式特点、参考民族音乐五大类进行叙述。在“史证范式”的建立上,源于史学界的多重证据法,在前辈们的研究中,则结合自己学科特点不断深化拓展。他们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广泛收集各类证据,不仅充分地、深入细密地运用文献材料,也自觉运用音乐考古学获取实物史料,并结合人类学、民族学,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努力搜集各民族各地区传统音乐中的“活”史料,将多种材料结合印证。他们既遵守一般历史学的规则,还联系本学科自身特色,有机运用多学科“科际结合”进行多重证据法研究,力求坚实、充分的证据以支持史实建立。他们取得了丰硕成果,一批重要的奠基之作,有力揭示出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光辉发展轨迹,也为中国音乐史学成功确立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创建了学科的“科学范式”（包括史证范式）,培育了相关的“学术共同体”。简而言之,中国音乐史学近百年的历程,是一个不断“科学化”的进程,也是其“科学范式”包括“史证范式”建立和完善的过程。这种范式的形成是依靠多位前辈学者的努力与贡献才得以实现的。他们为广大后学及后继研究,树立了成功范例和学术标杆,留下了优良丰厚的学术传统和学术遗产。20世纪以来,近代科学向现代科学迅猛发展,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助我们开启思路,拓展新的研究方向,也为进一步完善音乐史“史证范式”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尝试借鉴“科学学”（Science of Science,也称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的某些理论,结合对东西方哲学、史学中证据法则的发展历程,对近百年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史证方面成果,特别是借鉴深化多重证据法的成果,选择一些成功案例,进行较深入全面的考察。对当前古代音乐史研究中史证方而的一些间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对如何学习借鉴当今史学新理论新方法,进一步建立相关“学术共同体”和发展完善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史证范式”,也大胆提出些个人看法,供学界参考。
王洪军[9]（2013）在《与中国乐律学建构相关问题之思考》文中指出文章结合笔者的中国乐律学学习、研究实践,从今之乐律学与古之乐律学、今之乐律学相关理论的古文献解读、今之乐律学与文化关联的适度阐释——三方面,提出了当下中国乐律学研究中应引起注意的问题与建设性意见。
王安潮[10]（2012）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传统乐律理论研究——第六届东亚乐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文中认为本文力图站在乐律学术和东亚乐律学会发展的双重视角对第六届东亚乐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进行学术史评价。文章对研讨会中涉及律、调、谱、器及综合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创新学术观点的述评,并以相关背景为参照,辨析其中的学术或学科创新与贡献。
二、读《中国乐律学百年论着综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读《中国乐律学百年论着综录》（论文提纲范文）
（1）百年来明清词调音乐研究现状与反思——以《木兰花》词调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2）崑曲曲牌源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标号说明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曲牌的历史演变与分期 |
| 三、研究缘起与意义 |
| 四、研究史回顾 |
| 五、研究创新点、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唐前古曲与崑曲曲牌之关系 |
| 第一节 古曲崑化曲牌之考索 |
| 一、古曲曲牌崑化之数量统计与演变考 |
| 二、古曲曲牌演变略论 |
| 第二节 古曲与崑曲曲牌关系论 |
| 一、《诗经》篇章结构与曲牌音乐体制 |
| 二、“乐府”与曲牌音乐 |
| 三、南、北民歌交流与曲牌音乐 |
| 第二章 大曲与崑曲曲牌 |
| 第一节 大曲—曲牌崑化之考索 |
| 一、大曲-曲牌转化之总体统计 |
| 二、大曲曲名-崑化曲牌分类考 |
| 第二节 大曲与崑曲曲牌关系辨正 |
| 一、大曲节拍与崑曲曲牌节拍之演变 |
| 二、大曲“遍数”与崑曲曲牌 |
| 三、唐宋大曲与崑曲曲牌之关系 |
| 第三章 词牌与崑曲关系论 |
| 第一节 词牌崑化曲牌之考索 |
| 一、词牌崑化之数量统计 |
| 二、词牌崑化曲牌分类考 |
| 第二节 词牌格律与崑曲曲牌关系辨正 |
| 一、词牌与崑曲曲牌格律、结构 |
| 二、词牌与崑曲曲牌音乐体制论 |
| 三、宋词与崑曲曲牌关系反思 |
| 第四章 北曲崑化论 |
| 第一节 北曲曲牌崑化之考索 |
| 一、北曲曲牌崑化之概括 |
| 二、南北曲曲牌分类考 |
| 第二节北曲崑化逻辑论 |
| 一、北曲与崑曲曲牌音乐体制 |
| 二、北曲曲牌、崑曲曲牌格律关系论 |
| 三、南、北曲牌界说 |
| 第五章 南戏曲牌与崑曲曲牌关系论 |
| 第一节 南戏崑化曲牌之考索 |
| 一、南戏崑化之数量统计 |
| 二、南戏崑化分类考 |
| 第二节 南戏曲牌与崑曲曲牌关系辨正 |
| 一、南戏与崑曲演唱方式之差异 |
| 二、南戏与崑曲曲牌格律之分歧 |
| 三、南戏与崑曲曲牌关系反思 |
| 第六章 崑曲曲牌中的民间俗曲与其他源流 |
| 第一节 民间俗曲与其他曲目崑化曲牌之考索 |
| 一、民间俗曲崑化之数量统计 |
| 二、民间俗曲崑化之主要方式——[节节高]源流个案研究 |
| 第二节民间俗曲与崑曲曲牌关系 |
| 一、民间小调与崑曲 |
| 二、民间宗教音乐与崑曲 |
| 三、边地音乐与崑曲 |
| 四、“琴曲”“琴歌”与崑曲曲牌 |
| 余论:曲牌论 |
| 一、将文体学概念的“曲”迁移到音乐文学领域 |
| 二、音乐文学的角度要坚决摒弃“乐文优劣论” |
| 三、曲谱的刊刻为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
| 四、地域流动是曲牌演变的重要因素 |
| 五、曲牌研究的构型和拓展——叠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编制说明 |
| 附录A: 《集成曲谱》曲牌检索 |
| 附录B: 《六十种曲》曲牌检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後记 |
（3）明代陕西作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上编:明代陕西作家述论 |
| 绪论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意义与方法 |
| 四 相关问题的说明 |
| 第一章 明代陕西文学概述 |
| 第一节 明代陕西的文学土壤 |
| 第二节 明代陕西作家分布概观 |
| 第三节 明代陕西文学发展的几个影响因素 |
| 第二章 明前期(洪武至成化)陕西作家 |
| 第一节 张紞及其诗文 |
| 第二节 关学学者王恕、段坚、薛敬之 |
| 第三节 康阜及其他作家 |
| 第三章 明中期(弘治、正德)陕西作家 |
| 第一节 前七子之李梦阳、康海、王九思 |
| 第二节 羽翼词林:张原、胡缵宗、许宗鲁、韩邦靖 |
| 第三节 关学学者吕柟、韩邦奇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后期(嘉靖、万历)陕西作家 |
| 第一节 复古接续:赵时春、王维桢、赵统 |
| 第二节 关学学者杨爵、冯从吾 |
| 第三节 同州马氏家族作家 |
| 第四节 渭南南氏家族作家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末(泰昌至崇祯)陕西作家 |
| 第一节 焦源溥及其《逆旅集》 |
| 第二节 三原温氏三兄弟 |
| 第三节 来氏兄弟及其他 |
| 余论 明代陕西文学的地域特色及地位 |
| 一、明代陕西文学的特色 |
| 二、明代陕西文学的地位 |
| 下编:明代陕西作家叙录 |
| 凡例 |
| 西安府 |
| 凤翔府 |
| 汉中府 |
| 延安府 |
| 庆阳府 |
| 平凉府 |
| 巩昌府 |
| 临洮府 |
| 边境司、卫 |
| 宗藩 |
| 附录一 明代陕西省政区表 |
| 附录二 明代修建或修复陕西书院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论“杨黄学派”史学思维的基本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 楔子 |
| 史学思维的辐射力及其特征 |
| 结语 |
（5）感念“知遇”之恩 缅怀《乐问》之志——纪念黄翔鹏先生诞辰90周年,逝世20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一、感念“知遇”之恩 |
| 二、缅怀《乐问》之志 |
| (一) 《乐问》谋篇的体裁创新 |
| (二) 《乐问》谋篇的问题意识 |
| (三) 《乐问》彰显的学术精神 |
（6）引路人——怀念恩师黄翔鹏先生及其对中国音乐考古学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 楔子 |
| 一、高瞻远瞩的引领 |
| 二、铺砖叠瓦的实践 |
| 三、身体力行的探寻 |
| (一) 现场调查及实物整理工作。 |
| (二) 发掘报告的撰写。 |
| (三) 研究成果。黄先生的研究以乐律学为主, 兼及名物考证。 |
| 1、一钟双音的发现与证实。 |
| 2、考定“均钟”。 |
| 3、律学研究。 |
| 4、乐学研究。 |
| 5、古乐器断代研究。 |
| 6、曾侯乙编钟的复制研究。 |
| 7、“重建”曾侯乙编钟的音乐, 在传统音乐中追寻远古音乐遗迹。 |
（8）多重证据法的运用与深化 ——中国音乐史学史证范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和解题 |
| 第二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史证、多重证据法等概念的界定 |
| 第四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证据法则在中国传统哲学和史学中的地位及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思想哲学和历史学对证据的重视 |
| 一、先秦史学求真重实证的优良传统 |
| 二、孔子、韩非等思想家对证据的重视 |
| 第二节 古代历史研究中的口传证据 |
| 第三节 古代历史研究中的书面证据 |
| 第四节 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 |
| 第五节 钱大听与“二重证据法” |
| 一、金石之学 |
| 二、乾嘉学派 |
| 三、以钱大听为例，看“二重证据法”在古代的运用 |
| 第二章 清末以来中国史学界对证据法则的认知 |
| 第一节 近代“新史学”对史证的影响 |
| 第二节 王国维与“二重证据法” |
| 一、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 |
| 二、王国维音乐史学研究中证据法的运用 |
| 第三节 顾颉刚与“多重证据法” |
| 一、民俗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 二、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 三、地理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
| 四、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对史料考证的重大影响 |
| 第四节 陈寅恪在音乐史学方面的研究 |
| 一、陈寅恪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
| 二、陈寅恪音乐史研究中“多重证据法”的运用 |
| 第三章 史证法则在西方的形成与发展概述 |
| 第一节 早期西方哲学、史学对证据的认识 |
| 一、早期西方哲学、史学对证据的认识 |
| 二、证据法则在近代西方发展的背景 |
| 第二节 西方现代思想学术视野下的证据法则新发展 |
| 一、客观主义史学 |
| 二、实证主义史学 |
| 第三节 西方史学家对证据法则的重视 |
| 第四章 近百年中国音乐史学史证范式的形成及多重证据法的初期运用 |
| 第一节 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传统 |
| 一、近代音乐史学的诞生 |
| 二、近代音乐史学的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音乐史学的建立 |
| 第三节 近现代音乐史学家学术观念形成的历史背景 |
| 第四节 音乐史研究中“多重证据法”的发展概况 |
| 一、音乐文献学的建立与发展 |
| 二、音乐考古学的建立 |
| 三、民族音乐学的发展 |
| 第五节 “多重证据法”在音乐史学界的初期运用举例 |
| 一、叶伯和在音乐史研究中关于证据法则的运用 |
| (一) 叶伯和与音乐史研究 |
| (二) 叶伯和音乐史研究中证据法的运用 |
| 二、王光祈音乐史学研究中证据法则的运用 |
| (一)、王光祈与中国音乐史研究 |
| (二)、王光祈在音乐史学研究中证据法则的运用 |
| 第五章 “多重证据法”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的成功范例 |
| 第一节 杨荫浏音乐史研究中多重证据法的运用 |
| 一、杨荫浏与中国音乐学 |
| 二、杨荫浏文献史证的运用 |
| 三、杨荫浏与语言音乐学的建立 |
| 四、杨荫浏与民族音乐学的发展 |
| 五、杨荫浏与乐律学研究 |
| 第二节 李纯—音乐史研究中“多重证据法”的运用 |
| 一、李纯—学术经历略述 |
| 二、坚持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寻求坚实可靠的文献“史证” |
| 三、自觉学习、成功借鉴运用“多重证据法” |
| 四、音乐史学方法论的提出 |
| 第三节 黄翔鹏音乐史研究中“多重证据法”的运用 |
| 一、努力摆脱“哑巴音乐史”窘境 |
| 二、明确提出“传统是一条河流”的重要思想 |
| 三、身体力行，运用多重证据法取得音乐考古重大突破 |
| 四、结合音乐实践，构建曲调考证，深化发展多重证据法 |
| 五、重视资料建设，为古代音乐史研究夯实史料基础 |
| 第四节 项阳等学者对“多重证据法”的运用与发展 |
| 一、自觉深入进行实地调查，将活态遗存与文献史籍有机结合 |
| 二、通过“接通”研究，深化黄翔鹏“传统是一条河流”理论 |
| 三、多学科综合、多理念互补、多视角切入 |
| 第六章 中国音乐史研究史证范式的深化与发展 |
| 第一节 “多重证据法”的科学运用 |
| 一、科学方法论的发展与库恩“范式”概念的提出 |
| 二、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的范式结构 |
| 第二节 证据法学与多重证据法 |
| 一、证据法学概述 |
| 二、证据法学与多重证据法的比较研究 |
| 三、证据法学带给“多重证据法”的启示 |
| 第三节 多重证据法的探索 |
| 一、史学研究中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 |
| 二、“先立论，后求证”与“先求证，后立论”的辩证关系 |
| 第四节 继续深化“多重证据法”在音乐史研究中的运用 |
| 第五节 从科学证伪角度进一步发扬“史证”功能 |
| 一、有关唐俗乐二十八调的正为讨论 |
| 二、有关曾侯乙编钟及古代“钟律”是否为“复合律制”的讨论 |
| 三、音乐史的分期与断层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9）与中国乐律学建构相关问题之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今之乐律学与古之乐律学 |
| 二、今之乐律学相关理论的古文献解读 |
| 三、今之乐律学与文化关联的适度阐释 |
| 结语 |
四、读《中国乐律学百年论着综录》（论文参考文献）
- [1]百年来明清词调音乐研究现状与反思——以《木兰花》词调为例[J]. 刘瑶,于广杰. 保定学院学报, 2021(01)
- [2]崑曲曲牌源流研究[D]. 黄金龙. 苏州大学, 2020(06)
- [3]明代陕西作家研究[D]. 王成芳.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4]论“杨黄学派”史学思维的基本特征[J]. 刘再生. 音乐研究, 2017(05)
- [5]感念“知遇”之恩 缅怀《乐问》之志——纪念黄翔鹏先生诞辰90周年,逝世20周年[J]. 郭树群. 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 2017(02)
- [6]引路人——怀念恩师黄翔鹏先生及其对中国音乐考古学的贡献[J]. 冯光生. 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 2017(02)
- [7]参加“中国乐律学史课题组”工作感言[J]. 郭树群. 中国音乐学, 2014(03)
- [8]多重证据法的运用与深化 ——中国音乐史学史证范式研究[D]. 肖艳.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3(07)
- [9]与中国乐律学建构相关问题之思考[J]. 王洪军.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 2013(01)
- [10]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传统乐律理论研究——第六届东亚乐律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J]. 王安潮.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2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