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棉花害虫防治工作考察（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指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仇相玮[2]（2020）在《减施农药：农户行为及其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是农药施用大国,开展农药减量行动,实现农药施用量负增长目标是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农户是施用农药的直接行为决策主体,研究农户减施农药行为机理是控制并减少农药施用量的关键。农户减施农药而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技术路径有三种:一是采纳高效施药技术提高化学农药利用率;二是采纳绿色防控技术替代化学农药;三是种植“节药型”农作物品种以替代高用药作物品种。本文基于对山东省栖霞、蓬莱、海阳、蒙阴和沂源等地苹果种植户的调研数据,探索分析了“农户减施农药行为特征”“农户高效施药技术采纳行为机理及效应”“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机理及效应”“农户减种节药型农作物行为及其效应”“农户减施农药激励政策”等问题,以期激励农户减施农药,为实现农药施用量负增长目标提供政策参考。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基于宏观统计数据和微观调研数据考察了我国农药施用总量变化及样本农户减施农药的行为特征,得出结论:宏观上,在一系列农药减量增效政策引导下,2015年后我国农药施用总量和施用强度均略微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国际公认的农药安全施用上限,农药施用存在地区差异,华中、华北和东南地区是农药施用最大的三个地区;微观上,对山东省内苹果种植户的调研结果表明,多数农户能够认识到农药过量施用的现状及危害,尤其重视对其自身健康的危害,并表示愿意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减施农药;农户认为减施农药主要从产量、生产成本和劳动投入三个方面影响苹果生产;虽然有83.18%的样本农户表示至少采纳过一种节药型技术,但绝大多数农户主要采纳了科学施药方法和农药助剂技术,对节药效果更显着的高效施药机械、精准施药技术和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率仅为26.47%;技术采纳方式以自行购置设备为主,政府补贴也促使一定比例的农户采纳了节药型技术;异质性农户的减施农药行为存在差异,规模种植户比传统小农户更愿意减施农药。农户选用不同技术属性高效施药技术的关键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农户采纳高效施药技术产生了显着的减药增收效应。按照技术属性差异,将高效施药技术分为科学施药方法、农药助剂、高效施药机械和精准施药技术四类,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采纳不同属性高效施药技术的核心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劳动力禀赋、与邻里交流程度和文化水平是影响农户采纳二次稀释技术的关键因素;年龄、与邻里交流程度是影响农户采纳农药助剂的关键因素;资金状况、种植面积、地块集中度、参与技术培训以及政策支持是影响农户采纳高效施药机械的关键因素;年龄、文化程度、风险偏好、种植面积和地块集中度对农户采纳精准施药技术有显着影响。理论上,农户采纳高效施药技术能够从提升化学农药利用率、提高其它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和改变农业产出三个方面达到理想的减药增收效果,运用ESRM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农户采纳高效施药技术的节药效果非常显着,具有一定的增产效果,同时由于节劳、节药、节水效果显着,降低了生产成本,因此农户采纳高效施药技术的增收效应也十分显着。基于绿色防控技术应用复杂、预期风险高和投资成本大的技术特性,考察了农户对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意愿、持续采纳行为和减药增收效应。运用SEM模型分析了风险感知和技术认知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二者均具有显着影响,且风险感知的作用程度大于技术认知,技术认知显着负向影响风险感知,表明技术认知能够缓解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意愿的抑制作用;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分析了政府支持和采纳效果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持续采纳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补贴政策、销售支持、感知有用性和生态效果对农户持续采纳绿色防控技术行为有显着正向影响;理论上,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可从要素替代、减轻病虫害发生程度和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三个方面影响农业生产,运用ESRM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节药效果显着,但受苹果价格波动、农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和农户采纳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未能产生显着的增收效果,这也造成了部分农户选择弃用该技术。农户减种“节药型”农作物的作物选择行为对减施农药产生了明显的负向效应。不同种类农作物的病虫害发生程度差距较大,导致部分作物单位面积需药量明显高于其它作物,据此,本文将农作物划分为高用药作物、中用药作物和低用药作物三类。如果能够增加“节药型”农作物的种植比例,便可达到降低农作物整体加权平均用药量的目的。利用2006-2016年农药施用量及农作物种植结构相关数据,运用因素分解模型从全国和区域两个层面系统测算了“节药型”农作物在种植结构中的占比变化及其对农药施用量增长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我国农作物种植结构总体呈现出高用药作物占比明显增加,“节药型”作物逐渐减少的变化特征,西南、华中和东南地区增加最为明显,农户减种“节药型”农作物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及大部分地区的农药施用量增长,平均贡献率达到50.10%,在部分年份甚至是最主要的驱动因素。可见,农户减种“节药型”农作物,增加高用药作物种植比重的作物选择行为对减施农药产生了明显的负向效应,应对此予以矫正。基于前文研究结论,提出我国农药减施激励政策应结合节药型技术特性和异质性农户偏好进行优化,包括高效施药技术采纳激励、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激励、“节药型”农作物品种采用激励和外部性内部化补贴激励。
刘长利[3]（2020）在《时局与地域—民国时期云南植棉业研究（1913-1945）》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云南的植棉业是地域特征与时局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本文试图通过对民国时期云南植棉业的研究寻找其发展的原因与失败的根源。首先,民国时期云南植棉业的发展以边疆开发为大背景,期间依据不同的时代特征可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本文的前三章便是以民国时期云南植棉业发展的三个阶段分别进行展开。第一章为民国时期云南植棉业发展的“初露端倪”,时间断限自1913年至1928年。首先探讨该时期云南植棉业发展的时代特征——禁烟与利权。其次通过云南省长公署的棉业提倡对第一阶段云南省植棉业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再次通过史料阐述棉籽的购买与试种。最后通过分析植棉面积与产量,解读这一时期云南植棉业的总体情况。第二章为民国时期云南植棉业的“方兴未艾”,时间断限自1928年至1938年。首先交代云南植棉业发展的时代背景——龙云主政。其次,通过棉业机构的设立,包括棉作试验场、棉业处及推广所,将建设“新云南”时期的历史过程进行复原。第三章是全面抗战时期云南的植棉业,时间断限自1938年至1945年。首先阐述木棉的“重新发现”,其次通过史料研究草棉的发展趋势,随后将木棉的种植与推广情况进行叙述,最后通过数据分析木棉的发展状况。第四章主要探讨地域特征及时局因素是如何作用于民国时期云南植棉业的发展。首先分析云南植棉业发展的时局特征。其次,分别探析草棉、木棉与云南地域环境的关系。最后探讨民国时期云南植棉业发展的区位条件。
杨程[4]（2020）在《西南联大社会服务研究 ——以农业推广和矿产调查为例》文中提出西南联大作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的集合体,在抗战时期自然继承了三校优良的传统与精神,联大师生积极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开展了为农业服务、为民族工业服务、为经济发展服务、为民众卫生健康服务、为教育文化事业服务以及为战时军事服务等多项社会服务活动,增加了工农业生产,发展了地方教育文化事业,更为抗战做出了贡献。限于篇幅与能力等原因,本文将从农业服务和工业服务入手,详细梳理和分析西南联大的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和理学院地质系在云南进行的农业推广和矿产调查的社会服务活动,以期为当今大学的社会服务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本文在查阅民国时期档案、文献资料及参考前人论着的基础上,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对本文的选题缘由及意义,研究综述,相关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进行介绍。其次,对西南联大开展的社会服务活动作一背景介绍,主要从我国传统教育精神的延续、政府的倡导与抗战的需要以及美国实用主义思潮的传入三方面分析西南联大进行社会服务的必要性。第三,介绍西南联大为农业推广服务的具体措施。在分析我国近代农业推广发展概况以及近代云南农业推广的发展与困境之后,从农作物、病虫害的研究防治及植物生理的应用研究三方面论述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农业推广实践活动。第四,介绍西南联大为民族工业服务的活动,表现为地质系师生在云南以叙昆、滇缅和滇越三大铁路沿线开展的矿产调查。最后,对西南联大开展社会服务的成效与启示作一论述。
冯润秋[5]（2020）在《罗布麻两种主要害虫生物生态学特性研究》文中提出罗布麻是一种分布广泛、抗性强、利用价值高的资源型草本植物,在医疗保健及防风固沙等方面广泛应用。随着罗布麻野生资源的急剧缩减,人工大规模种植罗布麻已成为开发利用罗布麻的重要途径。阿勒泰戈宝茶股份有限公司自2011年开始大规模种植罗布麻以来,虫害问题逐年凸显,已经成为限制罗布麻产量及品质的重要因素。本论文在明确罗布麻蚜和罗布麻绿肖叶甲物种地位的基础上,研究了这两种主要害虫的生物生态学特性,并调查了不同施肥条件下这两种主要害虫的发生动态及其与天敌发生动态的相关性,旨在为罗布麻害虫综合治理体系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主要结果如下:1.罗布麻蚜先前被认为是由棉田迁徙至罗布麻田的棉蚜,但通过比较分析罗布麻蚜和棉蚜的形态学特征,两种蚜虫的形态并不完全一致。罗布麻蚜线粒体COI基因个体间K2P遗传距离为0.152%,远小于其与同属的其它物种的种间遗传距离（1.419%-9.511%）。与罗布麻蚜亲缘关系最近的蚜虫是Aphis madderae（K2P遗传距离为1.419%）,而不是棉蚜（K2P遗传距离为1.905%）。综合形态学特征与分子生物学证据,罗布麻蚜是蚜属的一个新物种。罗布麻绿肖叶甲成虫较易识别,但其幼虫与蛹不易与其它近缘种区分。本论文获得罗布麻绿肖叶甲的COI条形码序列和全线粒体基因组数据,可用于该虫的分子物种鉴定。2.罗布麻蚜1年发生10-20代,田间初发期约为五月初,发生高峰期通常在七月中旬至七月末。在罗布麻植株顶端1-30厘米处集中分布,从节间处向叶片扩散,危害后的罗布麻叶片总黄酮含量降低30%-50%,叶片品质下降。罗布麻绿肖叶甲1年发生1-2代,10月初以老熟幼虫于植物根际10-15厘米处越冬,第二年4-5月化蛹,5月底为化蛹高峰期,6月中旬成虫开始羽化出土,7月中旬至8月上旬为成虫危害的高发期,9月上旬开始成虫逐渐减少,9月下旬田间成虫少见。成虫的为害期长达70天,聚集在罗布麻植株顶端,啃食幼嫩枝叶。单头罗布麻绿肖叶甲成虫24小时平均取食幼嫩叶2.90克,成熟叶片2.77克。在轻度危害≤5头/枝、中度危害5-10头/枝、重度危害≥10头/枝三种程度下,每公顷罗布麻田产量损失分别为26.46千克/天、52.92千克/天、79.38千克/天。3.对N肥（尿素）、磷肥（水溶性磷酸一铵）、复合肥（金世宝腐殖酸水溶性肥）、农家肥（腐熟羊粪）等4种肥料、9种处理下的罗布麻蚜和罗布麻绿肖叶甲的发生动态进行了监测。结果表明,罗布麻蚜与罗布麻绿肖叶甲的危害程度并未随着氮肥磷肥施用浓度的增大而增大或降低。罗布麻蚜在三种施肥浓度下,高浓度氮肥危害程度较轻,中浓度磷肥危害程度较轻。罗布麻绿肖叶甲在三种施肥浓度下,中浓度氮肥危害较重,中浓度磷肥危害较轻。九种处理中,CK与农家肥条件下,罗布麻蚜危害程度较高。金世宝条件下,罗布麻蚜危害程度最低。高浓度磷肥与农家肥条件下,罗布麻肖叶甲危害程度最高。中浓度磷肥与金世宝条件下,罗布麻肖叶甲危害程度最低。金世宝（腐殖酸≥30g/L、氮+磷+钾≥200g/L、有机质≥100g/L）施肥处理下罗布麻蚜与罗布麻绿肖叶甲的危害程度较CK处理低,是一种增产降害的理想肥料。4.不同施肥处理下,罗布麻蚜的危害程度不同,起控害作用的关键天敌昆虫亦不同。具体结果如下:对照:九星瓢虫;低浓度氮肥:七星瓢虫;中浓度氮肥:条斑赤蜻;高浓度氮肥:条斑赤蜻;低浓度磷肥:九星瓢虫;中浓度磷肥:七星瓢虫;高浓度磷肥:七星瓢虫;农家肥:七星瓢虫;金世宝:中华草蛉;罗布麻蚜与捕食性天敌的灰色关联度排序:瓢虫类>草蛉类>蜻蜓类>蜘蛛类,推测这些捕食性天敌资源在调节罗布麻蚜种群数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郑瑶[6]（2019）在《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文中研究指明抗战以来,江西作为“前线的后方,后方的前线”,承担着重要的农业生产任务,以保障战时军民对农产品的需求。抗战之前江西境内屡遭兵祸,省内农业人口锐减,这对提高农业生产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此外,战时江西高等农业教育领域仅有江西省农业院兽医专科学校,缺乏对其他农业方面的人才培养。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与社会需求下,省内有识之士于1940年在江西泰和创建了国立中正大学及其农学院,担负起江西农业发展及国内农业改良的使命。本文第二章在大量文献资料的支撑下,展现中正大学农学院独特且艰难的发展历程:1940年胡先骕掌校后与院长周拾禄互相配合,设备仪器从无到有,农学院逐渐壮大发展成为国内知名学院。然而好景不长,胡先骕于1944年4月因“民国日报”事件被迫辞职,经济学家萧蘧接任校长。该年恰逢日军发动“浙赣会战”,致使农学院迁校期间设备仪器惨遭损毁,历年筹办之辛苦皆付之东流,不久萧蘧因遭学生误解辞职离校。林一民接掌正大,他一方面积极筹备发展农学院院务,一方面着手处理学潮运动,但与院长周拾禄在学生管理上有不同的意见,合作一年后两人产生嫌隙,1948年暑期周拾禄离校,由王志鹄接任院长。1949年5月南昌解放,随后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易名为国立南昌大学农学院。本文第三章至第五章以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为切入点,立体呈现正大农学院九年发展历程中的学科建设情况。就师资而言,虽历经播迁,院内总有名师留守;虽人数起伏不定,但这是时代所造成大学师资频繁流动的常态,并且正大农学院师资人数较多的时候甚至超过了许多“前辈”,成为国内农学院中名师齐聚的“农学重镇”。就人才培养而言,农学院始终将人才培养作为使命之一,设置合理的专业课程,置办齐整的教学材料,寻找合适的实习场所,总是为院内学子的成才尽心竭力,其学子也不负众望,毕业后或从事农业教育,或从事科研工作,虽领域不一,但都为国内农业教育及农业发展作出了一番努力。农学院的另一个使命是进行科研,服务农业。院内诸多科研立足于国情与江西地区的农业特色,并且农学院积极与其他农事机构开展合作,推广优良农产品种植,推广农学知识与技术,改良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发展。此外,农学院还为农界人士与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诸多服务。本文结语梳理了正大农学院办学的经验教训与所获成就,以期鉴古知今。中正大学农学院在发展变迁中有不足,如教师进修培训始终被耽搁,拟定的发展计划总是因故难以执行,这些都制约了农学院的长远发展。但是,瑕虽在,却不掩瑜。农学院创造了众多的成绩与辉煌,其培养的人才、强大的师资、科研的成果与服务都对江西农业乃至中国农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发展模式对当今倡导的学科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亓军红[7]（2019）在《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文中指出在全球气温上升,海洋灾害频发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沿海防护林多重功效的认识愈加深刻,对其综合效益的研究愈加深入,构建科学有效、永续发展的沿海防护林体系已成为全球共识,更是临海国家的战略选择和紧迫任务。苏北沿海拥有长为953.9公里的标准岸线,面积6520.6平方公里的海涂,是其可持续发展不可多得的潜在资源。受地域位置、海陆交错等因素的共同作用,经常遭遇海洋灾害,加快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尤为重要。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根据江苏省苏北沿海防护林的建设的发展情况,大体可以将其发展过程划分为两大时期、六个阶段。第一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前,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分为探索准备阶段（1949年初至1956年）、初步成型阶段（1957年至1965年）和迟滞发育（1966年至1978年）三个阶段。第二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时期又可以分为恢复发展阶段（1979年至80年代末）、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提升完善阶段（2000年至今）三个阶段。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原因,最初,一方面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提出“造林是百年大计,要好好搞”;另一方面是由于解放战争中,苏北农民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倾力支援,农村木材及林木消耗极大,有必要迅速恢复发展苏北林业。其次,就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全国各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海洋经济亦得到加强发展,为大力发展苏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创造了条件。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一开始即按照全国总体部署,以盐碱地改良、选育造林树种、进行植树造林为重点开展工作。初期的工作主要有:完善行政体系,建立科研机构,成立专职管理机构,调整教育体系,号召植树造林。1952年到1965年,有计划营造沿海海岸防护林。沿海防护林建设与苏北农田水利建设、围垦兴农、盐土治理等相结合。以造林为主线,重点对盐土改良进展、气象资料收集整编、健全造林工作机构、开展科学研究等。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一直是以国营农场为主力军、先锋队,国营农场的相继建立、发展,以及围垦区人口的迁移和造林活动,对沿海植树造林的发展有着积极而重大的意义。“文革”时期,沿海防护林建设亦遭受严重挫折,工作机构被撤销,工作人员下放,削弱科研力量,在“以粮为纲”的旗帜下,部分防护林被砍伐,苗圃被改种粮食作物,极大地影响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亦可分为恢复发展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完善提高阶段三个阶段。这一时期,开展第二次海岸带综合调查、“908”专项调查,形成大量第一手资料、编印了系统性专着,有力地促进防护林建设。同时,国家大力推进全民义务植树造林、总结造林经验。在建设技术上,积极开展造林种苗繁殖技术研究、开展造林实证研究、引进优良造林树种,开展湿地保护与沿海气候效应研究,极大促进苏北防护林建设体系的发展。苏北沿海防护林建设,在长期造林实践中形成了自身特点,即: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绿”同步,注重沿海造林与“多林”同建,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网”同构,注重沿海造林与“多种”搭配,注重沿海造林与“多能”并进等。国家意志的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持、科技进步和民主传统的发扬光大是沿海造林面积显着增加、防护林体系快速构建的动力因素。多年来的苏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在改善生态环境,防害减灾方面功效明显,并产生了规模经济集成效应。但同时亦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造林总量有待提增,防护效果有待提升;缺乏完善的政策制度保障,评价机制不健全;造林用地不足;配套措施不够完善,科技创新滞后等。针对这些问题,特提出如下几项对策建议:一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企业、个人等各方利益,科学定位防护林建设公益性质;二是认真查漏补缺,形成高质量的规划制度;三是设立建设引导基金,建立各项奖补机制;四是加大研发力度、强化科技支撑;五是突出生态效益、注重综合开发;六是协调各方力量、强化组织领导;七是强化动态监测、定期发布公告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设好苏北防护林体系,造福一方百姓。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具有深刻复杂的多重背景,目前的苏北海岸是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苏北沿海基本具备植树造林的立地条件和环境,形成了一系列较成熟的造林树种选择及林分模式,苏北沿海造林具有许多“江苏特色”和多重动因,沿海防护林体系在改善区域气候等方面产生积极效应。
李夏君[8]（2018）在《除虫与丰产：建国初期山西省农作物虫害防治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集体化时期的农业发展演变历来不乏名家学者的垂注,“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这一指导农业发展的根本方向更为学界所广泛关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虫害防治技术为切入点,以山西省为考察范围,运用历史学、技术社会史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致力于探讨集体化时期国家在技术改进的历史进程中,对农业、农村、农民产生的实际影响以及国家、技术干部、农民三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生成图景。首先,通过思想动员,山西民众科学的“害虫”观念普遍树立,为除虫运动的顺利开展奠定思想基础。其次,植保体系的制度化建设,为山西省虫害防治工作提供坚实的组织基础。再者,由技术干部、农民技术员、妇女儿童等构成的灭虫队伍,为建国初期群众性的除虫运动提供充足的人员补给。最后,化学农药的引进,为农民消灭害虫提供有效武器,虫害防治方法由传统农业防治转为现代化学防治。在时间序列上,建国初期的虫害防治基本实现了其现代化转变。但是,在国家政权的强力渗透下,农业技术进入乡村,扎根乡土,其意义早已超出技术本身所蕴含的物质表征,而需与当地的文化观念、耕作传统、人情关系等发生联系。国家对技术干部的支持与引导、技术干部对国家政策的理解与执行、对农民传统耕作习惯与现实利益诉求的认同以及技术干部虫害防治水平与实践能力等均将影响农民对除虫技术的选择。建国初期的虫害防治从时间序列上经历了由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变。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虫害防治的技术话语体系则建立在群众性的除虫实践、国家政权的制度化建设、现代化学防治技术的引进以及酝酿已久的互助合作化运动相互交织、互为依托的整体性历史进程之中。
童肖[9]（2018）在《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农学家群体研究》文中提出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是我国近代农业教学、科研和推广的重要基地,对中国近代农业发展影响深远。通过延聘欧美专家学者、引进留学生以及设立农学院校培养人才,中大农学院汇集了一批优秀的农业科研人才,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大创立起国内领先乃至国际一流的农学学科,对中国近代农业的发展和科研人才培养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通过将中大农学院的主体——农学家作为一个整体,分析这一群体形成的背景、过程、群体的总体特征,及其在学科创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农业推广方面的作用与影响,对中国当代高等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和推广具有借鉴意义。处于社会政治的变革时期,民国农业经济、农业科技、农业教育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大农学家群体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形成,历经南京高等师范、国立东南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三个时期的发展与充实,中大农学家群体不断壮大,科研成果丰硕。在群体结构上,构成这一群体的核心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大多在25-44岁,且青年学者的数量持续增长。群体中外籍学者以日本和欧美籍居多,中国学者近半数来自江浙地区。作为学科最为齐备的农学研究中心,中大农学院中农学家群体的学科构成广泛,几乎涵盖了近代农学的各个方向,同时在数个学科形成了突出的学术优势。从学术背景来看,他们大多在国内接受基础科学教育,同时学术上普遍受到西方的影响,90%以上的成员有国外留学经历,近一半在美国获得最高学历,由此形成中大农学院与国际学术界的紧密对接。但无论是科研活动还是教育活动,中大农学家都立足中国的现实需要,为解决中国农业问题而孜孜以求。中大农学家们农学素养深厚,他们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精神投入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中,成为近代科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面对中国时局动荡,内忧外患的局面,秉持着“师夷长技”以救国的思想,他们立足农学发展,以农兴国。其中不少农学家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正是这份爱国情怀激励他们,他们在中大农学院开课授业,传播农业知识与技能,培养大批近代农业人才;将西方先进的农业科学引进中国,结合中国实情,开创具有本国特色的农业学科;培育适宜中国生长繁育的良种,推动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对中国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贡献卓越。除此之外,他们协助创建科研机构以推动农学研究,并在日常科研教学中,创办学术刊物如《农学月刊》、《农学丛刊》、《农科通讯》等,通过这些学术刊物,他们引进、介绍国外先进的农业科技和研究信息,刊登最新的农学研究动态,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大农学院的办学特色和农学家的群体特征,本文总结了几点可供当代高等农业院校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借鉴之处。首先,农业科研应切合社会生产的需要,走为农服务的道路;其次,注意加强与农业机构、兄弟院校等的学术交流与合作,通过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博采众长,推动一流学科的建立;三、农业人才的培养不仅要重视专业素养的提升,还应重视学人精神品质和学术精神的塑造及传承,从而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与本土化意识、爱国忧民的农业科研人才;最后,加强学校的制度建设,为人才集聚创造优良的学术环境。
李梓豪[10]（2017）在《颗粒剂中印楝素在甘蓝、玉米和棉花上的分布动态及生物活性》文中认为印楝素,一种作用机理特殊、不易使害虫产生抗性的植物源农药,对温度及紫外光敏感。目前我国市面上的印楝素制剂均为喷雾使用的乳油、微乳剂及水分散粒剂等,限制了印楝素的使用。本文使用在自然环境中容易降解的植物材料肉桂叶和颗粒剂常用载体硅砂作为载体,制备了两种印楝素颗粒剂。评价了根部施用印楝素对斜纹夜蛾、玉米螟及棉花蚜虫的防治效果,并对印楝素在甘蓝、玉米、棉花及土壤中的分布进行研究。为印楝素根部施药防治地上害虫提供参考,为内吸性农药分布性研究提供理论支持,为药肥一体化提供新的思路。根部施药后,两种印楝素颗粒剂均表现出良好的生物活性,其活性在一定时间内随着时间的延长而有所提高,随后减低。甘蓝上,根部施用135 g a.i/ha硅砂载体和肉桂叶载体印楝素颗粒剂后,斜纹夜蛾幼虫表现出显着的非选择拒食活性,且分别在施药后7 d达到46.64%及58.72%。斜纹夜蛾食用根部施用270 g a.i/ha印楝素颗粒剂的甘蓝后,死亡率随着时间的延长而上升,到施药后12 d分别达到53.33%及80.00%。在玉米上,根部施用270 g a.i/ha印楝素颗粒剂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玉米螟的危害,肉桂叶载体印楝素颗粒剂施药10 d后株防效为47.34%。在棉花上,根部施用135g a.i/ha印楝素颗粒剂对棉花蚜虫的虫口控制具有良好效果,校正防效在施药后7 d分别达到53.34%及86.50%。结果显示,根部施药,印楝素颗粒剂对地上害虫具有缓效的特点。此外,无论是对斜纹夜蛾、玉米螟,还是棉花蚜虫,肉桂叶载体印楝素颗粒剂药效均高于硅砂载体颗粒剂。印楝素颗粒剂土壤分布研究表明,印楝素能分散到土壤中,其含量分布具有一定规律性。印楝素主要集中分布在深度为0-20 cm的土层中,大于20 cm的土层中只有少量分布。结果显示,0-10 cm、11-20 cm及21-30 cm土层印楝素最高含量分别为1.699、0.473及0.134 mg/kg。此外,研究显示印楝素在土壤横向分散行为显着低于纵向。肉桂叶对印楝素的稳定性具有显着影响,肉桂叶载体小区中印楝素的半衰期显着高于硅砂载体小区,分别为1.93 d及3.64 d。根部施用印楝素颗粒剂后,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三种作物不同部位的印楝素含量。印楝素在三种作物的不同部位上均具有分布及消解差异,作物土壤中印楝素的半衰期均低于空白土壤的半衰期。在甘蓝上,印楝素最高含量从高到低排序为茎、根、叶。硅砂载体小区各部位半衰期为2.31-3.15 d,肉桂载体小区为3.47-4.95 d。印楝素在甘蓝内部叶上的最高含量及半衰期均大于外部叶上。在玉米植株上,印楝素含量最高的部位为雄穗,最低部位为叶片。硅砂载体小区各部位半衰期为1.65-3.01 d,肉桂载体小区为2.48-4.62 d。此外,印楝素在玉米不同空间的茎或叶上的含量及消解也存在显着差异。在棉花上,印楝素在根、茎、枝、叶上的含量具有差异。硅砂载体小区各部位半衰期为2.10-3.01 d,肉桂载体小区为3.15-4.33 d。棉花不同位置的叶片上印楝素具有不同的积累消解行为。在三种作物各部位上的测定结果显示,肉桂叶载体小区印楝素含量普遍高于硅砂载体小区,且不同的载体小区各部位上的分布规律存在差异。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根部施用印楝素颗粒剂可用于地上害虫防治,肉桂叶与印楝素混用能显着提高药效。印楝素颗粒剂中印楝素能通过降水等作用进入土壤并可以被甘蓝、玉米及棉花等作物吸收传导。印楝素进入植株后,在不同部位上具有显着的空间分布特性及消解差异,且不同的载体对印楝素的分布及消解具有显着影响。
二、美国棉花害虫防治工作考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棉花害虫防治工作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减施农药：农户行为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对照表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农户过量施药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
| 1.2.2 关于农户高效施药技术采纳行为的研究 |
| 1.2.3 关于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的研究 |
| 1.2.4 关于调整种植结构控制农药施用量的研究 |
| 1.2.5 关于农户减施农药行为激励政策的研究 |
| 1.2.6 相关文献研究述评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化学农药减量增效 |
| 2.1.2 农户减施农药行为 |
| 2.1.3 高效施药技术 |
| 2.1.4 绿色防控技术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要素替代理论 |
| 2.2.2 外部性理论 |
| 2.2.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4 产业组织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我国农药施用总量变化及样本农户减施农药行为特征分析 |
| 3.1 我国农药施用总量变化趋势及现状 |
| 3.1.1 农药施用量变化的时间序列特征 |
| 3.1.2 我国农药施用量变化的空间区域特征 |
| 3.2 苹果种植样本户减施农药的行为特征 |
| 3.2.1 调查问卷设计与样本数据特征 |
| 3.2.2 样本农户减施农药意愿及行为特征 |
| 3.3 本章小结 |
| 4 农户减施农药行为的理论分析 |
| 4.1 农户减施农药行为机理 |
| 4.1.1 农户减施农药行为的经济学涵义 |
| 4.1.2 农户减施农药行为的微观决策机理 |
| 4.2 节药型技术特性对农户减施农药行为的影响 |
| 4.2.1 正外部性与农户减施农药行为 |
| 4.2.2 技术信息不对称性与农户减施农药行为 |
| 4.2.3 规模经济性与农户减施农药行为 |
| 4.3 本章小结 |
| 5 农户采纳高效施药技术行为及效应评价 |
| 5.1 不同高效施药技术的技术属性差异 |
| 5.2 农户对不同属性高效施药技术的采纳行为 |
| 5.2.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2.2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置 |
| 5.2.3 结果与分析 |
| 5.3 农户采纳高效施药技术的减药增收效应评价 |
| 5.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3.2 模型选择与变量设置 |
| 5.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行为及效应评价 |
| 6.1 绿色防控技术应用特点 |
| 6.2 风险感知、技术认知与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意愿 |
| 6.2.1 文献回顾 |
| 6.2.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6.2.3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置 |
| 6.2.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 政府支持、采纳效果与农户绿色防控技术持续采纳行为 |
| 6.3.1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
| 6.3.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 农户采纳绿色防控技术的减药增收效应评价 |
| 6.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6.4.2 模型构建与变量设置 |
| 6.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农户减种“节药型”农作物行为及其效应评价 |
| 7.1 农药施用强度与农作物分类 |
| 7.2 我国“节药型”农作物占比变化及地区差异 |
| 7.2.1 我国“节药型”农作物占比变化情况 |
| 7.2.2 我国各地区“节药型”农作物占比变化及地区差异 |
| 7.2.3 我国种植结构变化的动因分析 |
| 7.3 农户减种“节药型”农作物对减施农药的负效应测算 |
| 7.3.1 思路与方法 |
| 7.3.2 结果与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 农户减施农药的激励政策优化设计 |
| 8.1 当前我国农药减施激励政策及优化方向 |
| 8.1.1 当前我国农药减施激励政策 |
| 8.1.2 当前农药减施激励政策优化方向 |
| 8.2 优化农药减施激励政策的建议 |
| 8.2.1 高效施药技术采纳激励政策建议 |
| 8.2.2 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激励政策建议 |
| 8.2.3 引导农户选种“节药型”农作物的政策建议 |
| 8.2.4 外部性内部化补贴政策建议 |
| 8.3 本章小结 |
| 9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山东省苹果种植户减施农药行为调查问卷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3）时局与地域—民国时期云南植棉业研究（1913-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四、相关概念及时间断限 |
| 第一章 “初露端倪”——禁烟、利权与民国时期云南植棉业(1913-1928)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云南植棉业的发端与缘起 |
| 一、边疆经济开发 |
| 二、鸦片与棉花 |
| 三、利权的丧失 |
| 第二节 省署的棉业提倡 |
| 一、创设督办棉业机关 |
| 二、制定督办棉业章程 |
| 三、督办棉业细则 |
| 四、督办棉业程序 |
| 五、调查宜棉地区 |
| 第三节 购籽、试种与筹办纱厂 |
| 一、美棉等新棉籽的引进 |
| 二、阿迷试验场的棉籽试验 |
| 三、筹办纱厂 |
| 四、小结 |
| 第四节 植棉业的初步发展 |
| 一、棉花产额 |
| 二、植棉面积 |
| 三、小结 |
| 第二章 “方兴未艾”——龙云主政与民国时期云南植棉业(1928-1938) |
| 第一节 建设“新云南”时期的植棉业 |
| 一、龙云主政 |
| 二、边疆开发方案中的植棉业 |
| 第二节 “与日俱增”的棉作试验场 |
| 一、宾川及各县棉作试验场 |
| 二、试验成绩 |
| 第三节 组织机构的建立 |
| 一、冯泽芳来滇考察 |
| 二、棉业处与推广所 |
| 第三章 时局所迫——后方建设与全面抗战时期云南植棉业(1938-1945) |
| 第一节 木棉的“重新发现” |
| 一、草棉推广受阻 |
| 二、木棉的生理特性 |
| 三、特殊的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难见成效的草棉 |
| 第三节 木棉种植与推广 |
| 第四节 “难堪大任”的木棉 |
| 第四章 谁主沉浮——影响民国时期云南植棉业的时空机制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云南植棉业的时局特征 |
| 第二节 地域环境与民国时期云南植棉业 |
| 一、经济发展、农业推广与云南地域环境 |
| 二、草棉 |
| 三、木棉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云南植棉业发展的区位条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4）西南联大社会服务研究 ——以农业推广和矿产调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相关概念辨析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西南联大开展社会服务的背景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教育精神的延续 |
| 第二节 时代诉求:政府倡导与抗战需要 |
| 第三节 美国实用主义思潮的传入 |
| 第二章 农业推广:西南联大为云南农业服务 |
| 第一节 我国近代大学农业推广的发展概况 |
| 一、清末至1930年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成立 |
| 二、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成立至抗战前夕 |
| 三、抗战期间 |
| 第二节 近代云南农业推广的发展与困境 |
| 一、近代云南农业推广的发展 |
| 二、近代云南农业推广的困境 |
| 第三节 西南联大农业科技推广的实践 |
| 一、农作物的研究与推广 |
| 二、病虫害的研究与防治 |
| 三、植物生理应用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矿产调查:西南联大为民族工业服务 |
| 第一节 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地质学组概论 |
| 一、西南联大地质学组的教师与学生 |
| 二、西南联大地质学组的教学与学术活动 |
| 第二节 西南联大地质学组在云南开展矿产调查 |
| 一、西南联大地质学组开展地矿调查的历程 |
| 二、西南联大地质学组对云南矿产的调查成果 |
| 第三节 西南联大地质学组在云南开展地质矿产调查的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西南联大社会服务的成效与启示 |
| 第一节 西南联大社会服务的成效 |
| 一、改进了工农业生产,推动社会发展 |
| 二、增进了对现实的了解,加强和社会的联系 |
| 三、促进了教学科研的发展,拓宽知识领域 |
| 第二节 西南联大社会服务的启示 |
| 一、大学需利用自身资源优势,积极为社会服务 |
| 二、政府需完善制度,为社会服务提供保障 |
| 三、我们应树立正确的社会服务观,确保社会服务适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5）罗布麻两种主要害虫生物生态学特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1.1 罗布麻的研究进展 |
| 1.2 罗布麻的重要性 |
| 1.3 罗布麻大规模种植中存在的问题 |
| 1.4 施肥处理与生物防治在害虫防治中的应用 |
| 第二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试验地概况 |
| 2.2 试验材料 |
| 2.3 两种害虫的物种鉴定 |
| 2.3.1 形态学鉴定 |
| 2.3.2 分子生物学鉴定 |
| 2.4 两种害虫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特性 |
| 2.4.1 罗布麻蚜的生物生态学特性 |
| 2.4.2 罗布麻绿肖叶甲的生物生态学特性 |
| 2.5 两种主要害虫对罗布麻产量与品质的影响 |
| 2.5.1 罗布麻蚜对罗布麻叶总黄酮含量的影响 |
| 2.5.2 罗布麻绿肖叶甲对罗布麻产量的影响 |
| 2.6 不同施肥处理的样地设计方法 |
| 2.7 田间调查方法 |
| 2.8 天敌种群动态与罗布麻蚜发生动态的关系 |
| 第三章 结果与讨论 |
| 3.1 两种害虫的物种鉴定 |
| 3.1.1 罗布麻蚜的物种鉴定 |
| 3.1.2 罗布麻绿肖叶甲的物种鉴定 |
| 3.2 两种害虫的生物学特性 |
| 3.3 两种害虫的生态学特性 |
| 3.4 两种害虫对罗布麻产量品质的影响 |
| 3.4.1 罗布麻蚜对罗布麻总黄酮含量的影响 |
| 3.4.2 罗布麻绿肖叶甲对罗布麻产量的影响 |
| 3.5 不同施肥处理对主要害虫的发生动态的影响 |
| 3.5.1 不同氮肥浓度对罗布麻蚜发生动态的影响 |
| 3.5.2 不同磷肥浓度对罗布麻蚜发生动态的影响 |
| 3.5.3 不同氮肥浓度对罗布麻绿肖叶甲发生动态的影响 |
| 3.5.4 不同磷肥浓度对罗布麻绿肖叶甲发生动态的影响 |
| 3.6 罗布麻蚜与主要天敌的关联度分析 |
| 3.7 讨论 |
| 3.8 小结 |
| 第四章 结论与展望 |
| 4.1 主要结论 |
| 4.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在学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6）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思路 |
| (一)路数选择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成立背景 |
| 一、战时江西农业的现状与重要地位 |
| (一)抗战时期的江西农业情况 |
| (二)抗战时期的江西农业地位 |
| 二、战时江西高等农业教育的缺失 |
| (一)晚清时期 |
| (二)民国时期 |
| 三、时代交织背景下的人才流动 |
| (一)江西农业人才的回流 |
| (二)战时农学人才的内迁 |
| 第二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发展态势 |
| 一、胡先骕掌校时期——茁壮发展 |
| (一)充实图书资料 |
| (二)添置仪器设备 |
| (三)扩充实验场所 |
| (四)壮大发展院系 |
| 二、萧蘧掌校期间——惨淡经营 |
| (一)迁校避战(1944年5 月—1945年8 月) |
| (二)战后复员(1945年8 月—1946年11 月) |
| (三)内战学潮(1946年11 月—1947年7 月) |
| 三、林一民掌校期间——艰苦奋斗 |
| (一)林一民与周拾禄 |
| (二)林一民与王志鹄 |
| 第三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师资队伍 |
| 一、农学院的师资情况 |
| (一)师资人数、研究领域、留学学历 |
| (二)师资来源情况分析 |
| (三)教员“留守”原因之分析 |
| 二、农学院的师资对比 |
| (一)与校内其他院系对比 |
| (二)与国内其他农学院对比 |
| 三、农学院的知名师资 |
| (一)国内农学领域学科带头人 |
| (二)任职任教的四位学部委员 |
| (三)与农学院同甘共苦的教授 |
| 第四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人才培养 |
| 一、农学院的学生情况 |
| (一)学生来源、招录人数、专业选择 |
| (二)学生成绩与培养质量 |
| 二、农学院的人才培养方法 |
| (一)结合实际设置科系专业与课程 |
| (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
| (三)以实习检验学理 |
| 三、学生毕业去向及院内知名校友 |
| (一)学生毕业去向及就业选择方向 |
| (二)农学院内各系知名校友 |
| 第五章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的科研工作及社会服务 |
| 一、农学院的科研工作 |
| (一)科研准备 |
| (二)科研活动 |
| (三)科研成果 |
| 二、农学院的社会服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7）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相关概念的阐释和研究方法 |
| 四、资料来源和研究框架 |
| 五、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政治背景 |
| 第二节 经济背景 |
| 第三节 历史背景 |
| 第四节 自然背景 |
| 第二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内涵 |
| 第二节 建设时段的划分方式 |
| 第三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的建设阶段 |
| 第四节 江苏的主要林业机构及其成果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前的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 |
| 第一节 探索准备阶段 |
| 第二节 初步成型阶段 |
| 第三节 迟滞发育阶段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后的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 |
| 第一节 恢复发展阶段 |
| 第二节 快速发展阶段 |
| 第三节 完善提高阶段 |
| 第五章 苏北沿海造林的特点及动因 |
| 第一节 造林特点 |
| 第二节 动因分析 |
| 第六章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功效、问题与建议 |
| 第一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多重功效 |
| 第二节 苏北沿海防护林系的存在问题 |
|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
| 结语 |
| 附录 |
| 案例一 苏北沿海林地增加对区域气候的影响 |
| 案例二: 苏北沿海地区林地面积的明显增加 |
| 案例三: 苏北沿海地区森林覆盖率明显提升 |
| 案例四: 苏北沿海地区海洋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
| 案例五: 苏北沿海气候变化趋势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除虫与丰产：建国初期山西省农作物虫害防治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建国初期的虫害防治问题研究 |
| (二)传统时期的虫害防治问题研究 |
| (三)民国时期的虫害防治问题研究 |
| 三、相关概念说明 |
| 四、研究资料、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认识害虫：建国初期山西省主要虫害及除虫动员 |
| 一、山西省主要作物害虫及其为害 |
| 二、民众对害虫的认识 |
| (一)不在乎不要紧 |
| (二)等待依靠 |
| (三)悲观失望 |
| (四)迷信思想 |
| 三、害虫形象的塑造 |
| (一)思想动员 |
| (二)模范评比 |
| (三)田间示范 |
| (四)庙会宣传 |
| (五)文艺宣传 |
| 第二章 制度建设：虫害防治机构与除虫人员构成 |
| 一、全面设网：虫害防治机构体系的建立 |
| (一)虫害防治网与示范区 |
| (二)病虫预测预报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
| (三)植物检疫制度的确立 |
| 二、除虫队伍：除虫人员的构成与培养 |
| (一)技术干部 |
| (二)农民技术员 |
| (三)妇女儿童与全民防治 |
| 第三章 消灭害虫：建国初期山西省农作物虫害防治实践 |
| 一、传统的延续：农业防治 |
| (一)选种育种 |
| (二)多作种植 |
| (三)田园清理 |
| (四)人工扑打 |
| 二、科学的威力：农药登场 |
| (一)化学农药的利用 |
| (二)土农药、械的发掘 |
| 三、以虫治虫与生物防治 |
| 四、除虫运动中的干群博弈 |
| 第四章 由神虫到害虫：建国初期虫害防治成效及其缺陷 |
| 一、农业的发展：防治面积与粮食产量 |
| 二、观念变迁与农药中毒 |
| (一)观念变迁 |
| (二)农药中毒事件 |
| (三)以农药中毒为中心的污染防治 |
| 三、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 |
| (一)建国初期的农业发展方向 |
| (二)组织起来与提高技术的具体实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 |
（9）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农学家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体系 |
| 五、创新之处和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民国国立中央大学农学家群体的形成 |
| 第一节 中大农学家群体形成的社会环境 |
| 第二节 中大农学家群体形成的动因 |
| 第三节 中大农学家群体形成的过程 |
| 第二章 民国国立中央大学农学家群体结构分析 |
| 第一节 年龄结构与籍贯分布 |
| 第二节 学科结构 |
| 第三节 学历结构 |
| 第三章 民国国立中央大学农学家群体的活动与影响 |
| 第一节 中大农学家群体的科研活动 |
| 第二节 中大农学家群体的教育活动 |
| 第三节 中大农学家群体的推广活动 |
| 第四章 民国国立中央大学农学家群体的总体特征 |
| 第一节 中大农学家群体的学术特征 |
| 第二节 中大农学家群体的精神品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目录 |
（10）颗粒剂中印楝素在甘蓝、玉米和棉花上的分布动态及生物活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前言 |
| 1.1 印楝素研究近况 |
| 1.1.1 印楝素简介 |
| 1.1.2 印楝素应用研究 |
| 1.1.3 印楝素作用机理 |
| 1.2 肉桂研究近况 |
| 1.2.1 肉桂分布及应用 |
| 1.2.2 肉桂提取成分简介 |
| 1.3 甘蓝斜纹夜蛾、玉米螟及棉花蚜虫 |
| 1.3.1 甘蓝及斜纹夜蛾 |
| 1.3.2 玉米与玉米螟危害 |
| 1.3.3 棉花与棉花蚜虫危害 |
| 1.4 农药分布 |
| 1.5 药肥一体化 |
| 1.6 研究内容 |
| 1.7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2.材料与方法 |
| 2.1 主要试剂与仪器 |
| 2.1.1 设备仪器 |
| 2.1.2 材料及试剂 |
| 2.2 试验方法 |
| 2.2.1 颗粒剂中印楝素在土壤的分布动态 |
| 2.2.2 两种印楝素颗粒剂对斜纹夜蛾的生物活性影响 |
| 2.2.3 颗粒剂中印楝素在甘蓝上的分布动态 |
| 2.2.4 两种印楝素颗粒剂对玉米螟的田间防效试验 |
| 2.2.5 颗粒剂中印楝素在玉米上的分布动态 |
| 2.2.6 两种印楝素颗粒剂对棉花蚜虫田间防效试验 |
| 2.2.7 颗粒剂中印楝素在棉花上的分布动态 |
| 2.3 数据统计与分析 |
| 3.结果与分析 |
| 3.1 颗粒剂中印楝素在土壤的分布动态 |
| 3.1.1 印楝素在土壤的添加回收率 |
| 3.1.2 颗粒剂中印楝素在土壤中的分布 |
| 3.1.3 颗粒剂中印楝素在土壤中的消解及半衰期 |
| 3.2 根部施药印楝素对斜纹夜蛾的活性 |
| 3.2.1 两种印楝素颗粒剂印楝素对斜纹夜蛾幼虫的拒食活性 |
| 3.2.2 两种印楝素颗粒剂对斜纹夜蛾幼虫的体重影响 |
| 3.2.3 两种印楝素颗粒剂对斜纹夜蛾幼虫的死亡率影响 |
| 3.3 颗粒剂中印楝素在甘蓝及其土壤中的分布动态 |
| 3.3.1 颗粒剂中印楝素在甘蓝土壤中的消解 |
| 3.3.2 颗粒剂中印楝素在甘蓝上的分布动态 |
| 3.4 根部施药印楝素对玉米螟田间防效 |
| 3.5 颗粒剂中印楝素在玉米及其土壤中的分布动态 |
| 3.5.1 颗粒剂中印楝素在玉米土壤中的消解 |
| 3.5.2 颗粒剂中印楝素在玉米上的分布动态 |
| 3.6 根部施药印楝素对棉花蚜虫田间防效 |
| 3.6.1 两种印楝素颗粒剂对棉花蚜虫田间防效 |
| 3.6.2 两种印楝素颗粒剂对不同部位的棉花蚜虫田间防效 |
| 3.7 颗粒剂中印楝素在棉花及其土壤中的分布动态 |
| 3.7.1 颗粒剂中印楝素在棉花土壤中的消解 |
| 3.7.2 颗粒剂中印楝素在棉花上的分布动态 |
| 4.讨论与结论 |
| 4.1 讨论 |
| 4.1.1 颗粒剂中印楝素在土壤的分布 |
| 4.1.2 根部施用印楝素颗粒剂对斜纹夜蛾、玉米螟及棉花蚜虫的防效 |
| 4.1.3 颗粒剂中印楝素在甘蓝、玉米及棉花上的分布 |
| 4.2 结论 |
| 4.3 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
| 4.4 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四、美国棉花害虫防治工作考察（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减施农药：农户行为及其效应研究[D]. 仇相玮. 山东农业大学, 2020(02)
- [3]时局与地域—民国时期云南植棉业研究（1913-1945）[D]. 刘长利.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西南联大社会服务研究 ——以农业推广和矿产调查为例[D]. 杨程. 云南师范大学, 2020(12)
- [5]罗布麻两种主要害虫生物生态学特性研究[D]. 冯润秋. 兰州大学, 2020(12)
- [6]继往开来责在斯 ——国立中正大学农学院研究（1940-1949）[D]. 郑瑶.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1)
- [7]苏北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的历史研究（1949-2015年）[D]. 亓军红.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8]除虫与丰产：建国初期山西省农作物虫害防治问题研究[D]. 李夏君. 山西大学, 2018(04)
- [9]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农学家群体研究[D]. 童肖.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10]颗粒剂中印楝素在甘蓝、玉米和棉花上的分布动态及生物活性[D]. 李梓豪. 华南农业大学, 2017(08)